姚宗瑛

姚波

姚宗瑛 (194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协会员

河北黄骅人。中共党员。1962年高中毕业，同年在天津近郊插队务农。1975年在天津万新庄中学工作，1984年任区校办工业公司经理。1994年任区文化馆馆长，1999年借调区委创办《今日东丽》报，负责行政工作。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跤坛风云》、《跤坛风尘》、《跤坛风流》，散文集《岁月无痕》等。发表各类作品200余万字。《跤坛风尘》获天津市第七届文化杯长篇小说一等奖、首届明星杯全国文学大奖赛银奖，《月清池轶事》获市第十二届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荒年》、《手足情深》获天津市第十四届文化杯短篇小说一等奖、天津第十五届文化杯散文一等奖。《精气神》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征文优秀奖。1997年获天津市首届文学新人奖特别奖。
中文名姚宗瑛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主要成就天津市第七届文化杯长篇小说一等奖


性    别男


政治面貌群众




笔　名： 一夫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43/3/16
民　族： 汉族

姚波

姚宗瑛： 珍惜 感恩 责任(图)

来源：天津网-数字报刊    作者：刘立润  2011-10-27 06:59

　　以“跤坛三部曲”享誉文坛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姚宗瑛，今年9月又推出一部30 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时》。作者以海滨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普通百姓在历次政治漩涡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裘家的人物命运，勾勒出那个特殊年代各色人物或悲或喜、或荣或辱、或生或死的不同形象。用充满激情的、饱含爱憎的笔触，鞭笞了人性的泯灭，讴歌了正义的力量。读者反映非常动人。记者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采访了作家姚宗瑛老师。
　　记者：祝贺您继“跤坛三部曲”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再次推出您的又一长篇力作《天时》。
　　姚宗瑛：谢谢！
　　记者：“跤坛三部曲”主要描写天津跤坛的英雄豪杰敢于向黑恶势力和入侵洋人挑战的凛然形象。《天时》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与“跤坛三部曲”有所不同，而且农民情结展现得十分深刻。
　　姚宗瑛：过奖了。我曾爱好中国式摔跤，崇尚跤坛前辈的扶危济贫侠肝义胆，所以写了“跤坛三部曲”——讴歌了民族精神；我曾务农13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甚至在农忙季节日不出就做，日已落还做。成天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对土地，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自然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接触得深刻就能在小说里展现得深刻——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我觉得，写自己熟悉的顺手，写别人没写过的带劲，尤其是长篇小说。
　　记者：《天时》这部小说的语言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声情色彩，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而变成了一门艺术，您是如何将语言工具化作地道的语言艺术？
　　姚宗瑛：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上，自然就有乡土气息；接触到活生生的人，自然就有了鲜活生命的声情色彩。我不敢说我的小说语言有多高的水平，更不敢说成为一门艺术，只能说有一定的特色。有朋友这样说：用天津话读姚宗瑛的小说，更有震撼力——我写文章，每句话我都要反复地读，用天津话读，只要不朗朗上口，我就修改。自己读着别别扭扭，别人还能读下去吗？小说中的语言要符合当时的场景，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多年的农村生活，各色人物的举止言行深深嵌入我的脑海，描写起来就有声有色，显得鲜活。不是有名家说要用文字“捕捉并形象生动地表现人心深处真切的疼痛与绝望”吗？我就是朝这方面努力的。
　　记者：《天时》一书34万多字，听说您曾六易其稿。数目赫然，工程庞大，真为您的身体担心。您已年近七旬，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工作量。
　　姚宗瑛：何止于六易其稿啊，大的改动六次，中的小的改动有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我的身体还凑合，多少有点摔跤底子，早晨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下午打一个小时的乒乓球，生活比较有规律。其实，初稿没用一年的时间就出来了，而是反复地修改。好在我不做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家务劳动都是老伴一人承担。过年过节扫房搞卫生时，女儿过来帮忙，平时有些体力活就叫儿子过来干，就连一家人团聚时做菜做饭刷锅洗碗都是儿媳们干，我是甩手掌柜的。再说，开始写这部《天时》的时候我才60岁，精力体力都比较充沛。只是连写带改用了8年时间，快七十岁了才在《天津日报》连载，同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就拿打球来说，我现在的速度、耐力、爆发力，确实不如刚退休时的身体棒了。现在我要注意劳逸结合了。
　　记者：都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您却说在写作中既有创造的快乐，又有收获的得意，您是怎样把苦事变成乐事的？
　　姚宗瑛：好者为乐不为冤。我这人有个特点，既能徜徉于热热闹闹的喧嚣中与朋友交往，又能独处一室耐得住寂寞进行写作。而且，面对稿纸以及现在手敲键盘盯着荧屏，用不了10分钟我就能进入写作状态。有人说，爱好写作是贫穷的爱好，钟情写作是傻子的钟情，其实我和傻子差不多——我喜好文学，喜好的活再累也不觉得累，更不觉得苦。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就跟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把自己要说的话在小说中尽情倾诉，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所以，别人看来是苦事傻事，我却乐此不疲。
　　每当我把修改后的文章向区作协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东丽区群众文学事业的一面旗帜”赵宝山老师请教并得到肯定与鼓励时，我就觉得快乐，觉得有了收获，有了一点成就感，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些许得意。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就拿这部《天时》来说，每改一次，就进步一点，即便孤芳自赏自鸣得意也是一种乐趣——我很怀念前些年东丽区的文学氛围带给我的快乐和奋进，笔会或是座谈会研讨会接连不断举办，我们区的文学爱好者们欢聚一堂，听赵老师点评每篇习作，大家一起研讨某个人的文章，作者之间相互交流，畅谈文学，取长补短，与会者都会受到激励和鼓舞。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再加上时不时地请来文学大家给我们授课，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文学水平。我们区所以被誉为文学大区，就是因为文学活动开展得好，参与文学活动的人多。有普及才会有提高嘛，我们区有成就的作家，哪个没得到赵老师的辅导？哪个不得益于我们区的文学活动？
　　现在各区县文学活动方兴未艾，东丽区的“文学大区”受到了极大挑战。我真的希望我们区的作者紧密团结起来，为我们区的文学事业作出努力。重温“文学大区”的快乐，是我的企盼，共同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记者：这么多年，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您都一直在坚持写作，尤其是在退休之后，不仅笔耕不辍，反而愈发勤奋，让我们这些晚辈钦佩不已。读了您的这几部小说后，让70后，尤其是80后读者们了解了解放前后的中国农村的生活状态，犹如在记录一段历史，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把那些特殊年月，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作品里表现出来，让后人了解并记住，只为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这些是不是您一直坚持创作的初衷呢？
　　姚宗瑛：在职的时候，我是业余写作，有时工作忙应酬多，只能用业余的业余时间写作。要不，第一部长篇小说《跤坛风云》也不会用了8年时间。退休了，没有了工作压力和心灵羁绊，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就过了一把不是专业的“专业作家”瘾。我写跤坛，因为跤坛前辈虽然有浑身的本事，却过着卖艺换钱的清贫生活，他们有一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有些人却说他们是“耍胳膊根儿”的，我也是“摔大跤”的，我要为其正名，中国式摔跤是国粹啊，出于义气和不平，我写了“跤坛三部曲”。
　　写《天时》时，我有了一定的思想，觉得一个作家有责任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真实最珍贵——以文学记录大历史的小足迹，需要勇气，需要面对现实。
　　没退休时，我从1994年6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里看到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一节时，有这样的文字：“第六，实事求是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如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使至少有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被歧视的生活。”于是，我就想写一部不该定为地主的地主分子及其子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为了活着而艰难，为了像人而挣扎，只有改革开放他们才有了做人尊严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我写《天时》的初衷——有了一份责任感。
　　这样的立意“初衷”得到了赵宝山老师的肯定。于是，2003年退休时，婉谢了领导要我继续留在《今日东丽》的好意，毅然回家，斗胆把我亲见亲闻甚至是亲身感受，倾注于键盘，连写带改整整8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出来之后，经过沉淀，修改了两次，把文稿交给赵老师，三十多万字呀，这得多长的时间看啊，还要思考如何辅导我修改好。赵老师仔细审读后，提出了修改意见。修改后我把打印稿交给了《天津日报》资深编辑宋曙光老师，曙光老师工作繁忙，把业余时间都搭上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年三十，他还在审阅我的文稿，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大年啊，他还在一丝不苟地埋头在“天时”里，并打来电话与我核实典故的出处和一些情节。不仅如此，他还请几位名家和有关出版社的编辑阅稿，综合大家的看法，拿出了他自己的意见，指导我进行修改。等我把打印稿拿回来一看，连错别字都给我改了。现在还有多少如此认真负责的编辑？曙光老师对作者的负责态度难能可贵。还有群众艺术馆的李治邦馆长，他是文学大家，工作重写作忙，还在百忙中为我“拉场子”，给这部小说联系出版社……他们确实为扶植我这个笨拙的写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然，他们不仅是帮助我个人，他们是为了文学事业。
　　噢，扯远了，咱还是回归正题。我写《天时》，确实有些想法，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段令人伤心的历史，别让那样的灾难重演——说了归齐，还是改革开放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富裕生活，没有如今的宽松环境，我们要珍惜啊！
　　记者：小说中您所塑造的人物都非常逼真生动，不管是农民、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您在创作中又是如何把握和驾驭的呢？
　　姚宗瑛：小说永远关注人在时代意志下的无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和处境，小说必须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欢欣和血泪，写出人的命运，以及众多力量在人性中的波澜。比如，《天时》中裘超凡的老婆魏婉玲，小说开始笔墨不多魏婉玲就死了。为了凸显裘超凡和老婆相濡以沫的情感，我就在小说中安排他三次去了坟地：一是老婆死了的当夜，他让小儿子裘宇同陪他去了坟地，认准老婆的坟茔，并埋下灵牌做记号。二是大儿子裘宇冬结婚前夕他去治保会汇报受到凌辱，嘴唇咬出了血，然后去了坟地，“认准了老婆的坟，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和悲恸，咕噔一下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宇蓉她娘啊，我来向你请罪啦，我真的对不住你呀，明明知道宇冬娶的是个破鞋，我却没法拦着，我拦不住呀！咱是正经人家，现在成了破鼓烂人捶。’”三是摘帽之后，“来到魏婉玲的坟前，裘超凡用平锨把坟头上下及周边的枯草铲除干净，然后抱了些枯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灵牌跟前，打开酒瓶，满满地斟了一盅，对着坟茔说：‘婉玲，宇蓉她娘，唉，还是叫老伴吧——我都六十多岁的人啦，咱俩虽是阴阳两界，可每次我有了过不去的坎儿，受了难以忍受的委屈，都冒着风险偷偷地来跟你念叨念叨，你是我的伴呀！老伴呀，今天，我不是偷偷摸摸来的，是大白天大摇大摆来的，这次不是跟你诉苦道委屈，是给你报喜来的。你知道吗，我摘帽了，不是四类分子啦，是人啦，是社员啦，是跟贫下中农一样的社员啊。你说，是不是喜事？该不该庆贺庆贺？这头一杯我先敬你。’”这样，不仅把裘超凡与妻子的情感描写出来了，也把那种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出来了。
　　前面我说过，每个人物都有其特点，他们的言行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所处环境，一个知识分子，你让他张口骂骂咧咧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但是，在特殊环境中，在极端愤怒时，也会骂街，但他绝不同于一般人骂街，这就是说，小说人物不能千人一面。而且，事物在不断发展，人物在不断变化。他们的一言一行必须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和所处环境，处在那个环境，你不让他哭，不让他笑，不让他愤怒都不行。否则就“穿帮”了。人物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不把握好人物性格，小说就很难成功。故事、语言、思想、情感，都是小说的重要因素，我现在也是在努力学习，力争提高驾驭这种要素的能力。
　　记者：都说当今文坛有些浮躁，当代作家的使命、责任在哪里，您是怎样看待的？
　　姚宗瑛：有位专家说，作家要做的工作不是为历史注释，它不追求“历史正确”，也不追求“政治正确”，作家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因此，惟有关心在历史洪流中的人性的处境才是作家的职责。我觉得，真实地记录一段历史，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来信评价《天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宝贵在真实地表现了历史。真实最有分量。现在的小说轻飘飘，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对那段历史，你写得入木三分，这就是价值。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那段历史？”我欣慰自己写作没有辜负历史。人们都想为社会做点事，我也不能虚度年华。当今文坛有些人浮躁是能够理解的，作家也是人，何况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人还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不潜心笔耕难有成功。
　　记者：现在是“速读”时代，人们喜欢在一秒钟内了解整个事件，但作为长篇小说却貌似不符合这个时代节拍。
　　姚宗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习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情，一代有一代的作家。现在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大学毕业不包分配，是获得广泛自由和尚未进入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代，他们不大关注他人、底层、集体、社会和历史。这一代人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趣味，他们注重实用性，幻想性，消遣性，互动性，开放性。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看书的人少了，上网的人多了，能在短时间获得大量信息，这是事实。人们都在快节奏，《天时》貌似不符合这个时代节拍。但我相信，《天时》的真实会让人尤其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牵动记忆的神经，回忆过去珍惜当今。不止一个朋友向我反馈，他们看了《天时》，怆然泪下。
　　我写《天时》，就是想让不了解或忘却那段历史的人了解和记住过去，了解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多么艰难，只有改革开放才有了如今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从而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责任，懂得奋进。能打动一些人，哪怕几个人，我也就知足了。
　　记者：看得出来，您特得意长篇小说，是不是写短篇不能满足您表达故事的愿望，所以写长篇，那您是不是一个很喜欢倾诉的人？
　　姚宗瑛：短篇写片断，中篇写故事，长篇写命运。写短篇中篇不过瘾，而且觉得更难一些。《天时》就是写那个时代各色人物命运的。那些人，那些事，总在我脑子里转悠，写短篇不能尽兴，只有不受篇幅限制才能把想写的写出来，把想说的说出来——欲罢不能的创作冲动伴随我8年时间，完成了《天时》。不过，我也把《天时》里的故事，卖切糕似的切着“卖”了几段：在《章回小说》发表三万来字的中篇《荒年》就是取材于这本书开篇第一章饥饿和粮本的故事；在《天津文学》发表6千多的《天时》，取材于书中的乒乓球赛；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8千字的《仗义》，取材于书中的防汛故事……说实在的，现在《天时》成书出版了，我的心却有些失落了，像握有实权的人突然离岗，像没受过空降训练的人从高空跌落，那种失落感让我不好受——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尽快调整心态，继续写作。
　　当然，我喜欢倾诉，尤其在小说中，可以直抒胸臆——把重情重义嫉恶如仇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倾诉在小说里，畅快。
　　记者：您出“跤坛三部曲”之后又出了一本名为《岁月无痕》的散文集，算上《天时》这部小说共出了五本书，能不能把一些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传授给读者？
　　姚宗瑛：说真的，我只是个笨拙的习作者，难谈经验，更无甚技巧。但我有个信条，勤能补拙。不管干嘛，我都能持之以恒。当年练摔跤，我是高中毕业到了生产队才正式刻苦这项运动，我身小力薄，但我练的是二五更的功夫，且持之以恒，那时在生产队，农忙时清晨五点拔芽子，我把闹表定在四点，练功一小时再去上班。所以在天津跤坛，我小有名气。步入文坛，我的起步就更晚了，40岁才开始动笔写作，由于勤奋，才取得一点成绩。古人说得好，业精于勤荒于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将一事无成。
　　写作，多少得有点“天才”。天才从何而来？爱迪生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二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八的血汗。门捷列夫说，终身劳动便成天才。我国的古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上学时，我特爱读书，水浒三国七侠五义我爱看，林海雪原虾球传我也爱看，读书多对于我后来的写作大有裨益。
　　写作，要注意积累素材，留心身边的事件。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写作的人，多读书，多留心，多积累素材，多写多练多交流，就会成功。交流很重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难以进步。所以，在此我呼吁一下，愿有关部门多多开展笔会研讨会一类的文学活动，给文学爱好者提气鼓劲，保持我们“文学大区”的优势地位。
　　记者：期待您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能预告一下您今后的创作抱负吗？
　　姚宗瑛：说来可笑，我没什么抱负，母鸡的理想就是一把糠。只不过，写作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写作我还会坚持下去的。至于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更不敢说，老有所好，老有所乐，足矣！
　　记者手记
　　整理完6000多字的采访稿，思维异常兴奋。这次采访与以往不同，整个人被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掩卷沉思，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胸口遍及周身。姚宗瑛老师那种对文学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对社会的热恋，让我感动不已。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用近八年的时间，六易其稿，撰写这部长篇小说。采访中作家姚宗瑛说：“我写《天时》，就是想让不了解或忘却那段历史的人了解和记住过去，了解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多么艰难，只有改革开放才有了如今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从而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奋进。”此话一出，犹如一记强音，让我们这一代对如何珍惜感恩，怎么珍惜感恩有了更新更深的注解。
　　我们处在科学发展、繁荣和谐的时代，与父辈所经历苦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混乱的文革年代相比，我们简直就是生活在了天堂，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这美好的年代。懂得珍惜，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了感恩之心，就一定要付诸行动。作家感恩的方式是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则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兢兢业业，将人生的理想、奋斗的激情、进取的潜能、创造的才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也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一种工作精神。
　　总的说来，新时期的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有热情，要勤奋，要有责任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