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捕前用跳楼的方式及时向党组织发出了警报,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损失。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遭受了严刑拷打,下肢和腰部都留下了伤。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姚溱也被解救了出来。
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对外友协上海分会负责人。
1954年,奉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国际宣传。从1960年开始,他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与同志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3年,是个“反修年”。这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还有姚溱、熊复、王力、范若愚和吴江,总共七个人,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共撰写9篇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史称“九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姚溱在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宣部有人贴了姚溱的几张大字报,康生见事不妙,生怕惹火烧身,立即把姚溱抛了出来,他污蔑姚溱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派他的大秘书李鑫到中宣部,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姚溱有问题,说姚溱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姚溱这位在国民党屠刀下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既不愿在横暴势力下低头,又不愿顶着“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苟且偷生,只好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7月23日晚上,他在家中含冤自尽,年仅45岁。
姚溱去世后,中央专门为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他们先是把他家居住的院子由驻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军代表作为办公用,后来又把他的妻子韩静抓走,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尽了折磨,几年不让洗澡,听说出狱时身上都结了一层硬壳。
当年在筹办中共中央党刊过程中,许多人提出请毛为党刊命名。毛说,还是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为咱们自己的刊物寻个好名字。于是,中直机关发动所有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各自的建议名称,经汇总,上报中央,毛主席在审阅时,最后在《红旗》这个名称前停了下来,提笔圈定了下来。这个名字就是由韩静提出的。
1978年4月,中宣部为姚溱举行了追悼会。
1984年,中共中央为姚溱彻底平反。
韩静后来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老干部局局长。他的儿子姚宏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担任司长。女儿姚雪上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内蒙古插队,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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