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打绥远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打绥远

                                                  1945年10月的晋察冀部队征讨绥远

先讲现代战争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三个问题。看来不讲不行。

第一个问题。

我身边的朋友，清一色都是“共军”子弟，对我罗列了傅作义军队的长处感到不爽：“你干嘛把国民党军队说得很强，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这些朋友在共产党军队里干了大半辈子，早就习惯于“党说啥，就是啥”；“党叫干啥就干啥”了，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已经大大退化了。他们就是认为国民党军队很弱，是纸老虎，软豆腐，说八路军曾经败于国民党军，是对八路军的恶毒攻击。

我问他们应该怎么写才好？

他们说，国民党军队嘛，毛主席早就说过，运输大队长蒋介石……

我说，国共内战，最后是谁赢了？

这还用问？当然是共产党军队。

那好，赢得一方把输的一方说得越草包越好？还是把对方说得强一些好？

他们没琢磨过味来，没有回答。

我又说，武松打虎，都知道吧？老虎是凶一些，才更能体现出武松的英雄气概；还是把老虎说成像绵羊一样温顺的好？

他们终于有点琢磨过味来了。

国共内战，共产党军队打败的不全是草包、软豆腐、纸老虎。有些是非常强悍的对手，曾经把日本军打趴在地。比如北有傅作义，南有张灵甫。杜聿明、孙立人、薛岳等等这些国民党军的抗日将军还在更高的层次上。1946到1949的三年国共内战，在华北战场上，有两年时间共产党军队一直都处于弱势。特别是1946年8月内战打响后的头半年，晋察冀八路军几战几败，一退再退。仅大同、集宁战役八路军的人员损失就高达数万，而且大都是有作战经验的抗战老兵。

1948年2月，朱德为什么提出晋察冀军区要成立华北步兵学校？是因为预计在华北的国共双方至少还有两三年恶仗要打，晋察冀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伤亡损失太大了，无法从几个随营学校那里得到有效的补充。1948年7月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当时这座军政大学提出的口号是为部队尽快培养出五百名到一千名师团以上干部出来。与上级部门保持一致，华北军政大学所辖的华北步兵学校也提出培养出三千名营连排干部的口号。只是辽沈战役一结束，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进关，把华北的国共军力对比一下子扭转了过来。

所以，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起义，在华北接受整编的几十万原国民党军中始终都有人不服气，一有机会就阴谋叛乱，把队伍拉走。连在北平的傅作义身边的警卫团都是如此，在偏远地区的国民党土匪军队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骨子里仇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认为自己还有实力，重新拉起队伍能折腾一阵。

第二个问题。

姚雪森写书，包括老干部写回忆录，都是只谈自己，不提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老干部回忆录，一个普遍特征是似乎都在把一切功劳归自己。起码给人的印象是如此。

你想，打绥远，进入傅作义军队长期盘踞的腹地，傅作义军队统治了十几年的势力范围，八路军会孤军深入吗？往小了说，郭天民是用兵的高手，冀察野战军，两个旅六个团相互掩护，交替前进。往大了说，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三个纵队成犄角之势，协同作战。再往大说，除了晋察冀部队，还有贺龙的晋绥部队呢。

曾任晋察冀平北十二军分区四十团团长的红军干部杨森，1946年以后被编进二纵四旅，任四旅十二团团长。解放后一度任六十五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看他的抗战胜利回忆录，提到解放张家口战斗，还特地专门提到解放宣化的战斗。正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只提到自己的那个团参战的情况，没有提其他部队参战一个字，于是就造成一个误解：好像那一仗是只有他一支部队打的，没有其他部队参战。

比如解放宣化的战斗。我在今天的几乎所有解放宣化的历史文献中，均看不到有另一个指挥者李光辉的记载，也看不见有平西部队四十四团和冀察军区教导大队的参战情况，只看到杨森为自己团参战所写的回忆录。造成历史的误记和史料缺失的原因很多，亲历者不大在意自己的记述恐怕是主要的原因吧？如果张家口、宣化参战过的老同志，都有杨森这种对历史的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就不会造成历史的误记和史料的缺失。

这一次姚雪森的书也是这种情况。抗战胜利后对绥远军的作战，体现的是大部队的协同作战，你孤军深入单独作战是要被集团作战的敌人吃掉的。这个道理久经战火考验的郭天民不会不懂。所以凡有三团出现的地方，必有一分区其他部队的在场。而凡有一分区组成的六旅在场的地方，也必然会有平西组成的七旅在场。摸到了这个规律，解读姚雪森书中的战争背景，我一定会寻找六旅、七旅其他团的作战记载。

其实写战争回忆只谈自己身边的那点事这个特点，不仅红军干部杨森有，抗战干部姚雪森有，其他人也都会有。时刻有全局观念，兼顾着其他部队和整体局势的，终究只是极个别人。

看平西老干部写亲历隆盛庄战斗，七旅二十一团首当其冲，歼敌一个营。和他同时作战的六旅十六团却不见提及。幸好我刚看完了姚雪森的书，记忆深刻，否则我真的会忽视其他部队的存在。

第三个问题。

一位老革命前辈，平西根据地出来的，写回忆录撰文，谈到隆盛庄战斗和绥远战役时，气愤地指责傅作义“八年抗战你们一直都躲在大后方，抗战一胜利就过来摘桃子”。

我对老干部说，您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傅作义是一直都坚持坚决抗战的……

老干部气愤的打断我的话：我是那个时间的过来人，亲历者，最有发言权。傅作义绥远那个地方，真正抗日的是乌兰夫、姚喆领导的八路军，国民党军队都是假抗日真投降的。

得，你让我说什么好？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的就是“党说的话就是真理”这个教育，党说：“国民党是假抗日真投降”，党还说：“抗战胜利，国民党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来了。”这在他的头脑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了。你跟他说再多，也没有用。他不信你的，他信党的。虽然现在党又改口了，党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正面战场，共产党的抗战是敌后战场。可惜晚了，他只听到党过去说的话，没有听到党现在改口说的话。

实际上，傅作义参加抗战，从1933年长城抗战就开始了。1933年1月25日，傅作毅率所部军队从绥远东征，到达张家口后组建第七军团，任总指挥。傅作义手下解放战争中同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将领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当时都是同日军作战拼死冲锋的名将。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日军大举向绥远进攻，傅作义率部坚决抵抗，先后取得红格尔图、百灵庙两次大捷。1937年抗战爆发，傅作义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底参加忻口会战，忻口会战失败后又自告奋勇孤军守太原，这在国民党军人中是不多见的。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中共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 政统一等等。同时还参照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很，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1940年春，日军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进攻绥西河套地区。傅作义趁敌主力东撤后，于夜间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傅作义军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

国民党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群体，里面也有左中右的区分，绝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肯定有“假抗日真投降”的，但也的确有“真心坚决抗日”的。

我有幸，曾经和绥远之战的双方——共军一方和傅作义军一方，都交往过，倾听过他们的回忆。我知道他们在本质上都有相似的一面：曾经积极参加抗战，都有妻子儿女，都不愿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但上级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内战非打不可。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共双方围绕着抗战胜利后，究竟是哪一方打响了内战第一枪的问题争执不休。双方各自指责是对方打响的内战第一枪。近些年来，由于中共的日益腐败，在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不断丧失，国民党一方的观点渐占上风。龙应台有关国共内战的书籍《大江大海 1949》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认同者就是个证明。

国民党派的基本观点：抗战胜利后，与国民政府军抢占地盘的共产党军队，与前去接收日军投降的国民党军发生冲突，于是打响了第一枪。傅作义军队奉国民政府的命令去接收被共产党非法占领的张家口，由此引起了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国民党派的基本观点很明确：你共产党军队不过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之一，你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接收，就是公然的反叛。所以，国共内战的第一枪就是你打响的。

可你进一步想想：八年抗战，共产党在敌后建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你国民政府要共产党军队留在原地不动，等待国民政府的嫡系军队远道去接收，这是不是显得太不公平？也有违公正？共产党军队不肯束手就擒，听你的摆布，也在常理之中。一个遵照国民政府显然不大公正的命令前来接收，另一个遵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不让接收，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

强势的一方为获得更多的优势而战，弱势的一方为保护自己的生存地位而战，你说真理在哪一方？国共内战的结果，原本弱势的共产党一方赢了，原本强势的一方国民党输了，半个多世纪后重翻以前的“老理”，输的一方受尽苦难，满腹委屈，于是也博得了大家的眼球。而当初赢的一方，半个多世纪以来，干尽了无数坏事，在国内外口碑极差。结果把水彻底给搅混了，也连累到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冲突，好像那时也是共产党的不是。

此不是，非彼不是。许多人始终没有分清这个道理。

绥远战役，其实早在九月初就准备打了。9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给程子华、耿飙电报，称：“傅作义部之第三(暂编)、第三十五两步兵军一骑兵军计38000人，马占山部5000人正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运动中，共约43000人。估计傅、马两部除留归绥、集宁、丰镇、大同站线外，还可能集中4至5个主力师(25000至30000人)进攻张垣。……该顽固军有乘我主力尚未集由，继续东进夺取张垣之势。我必须巩固张垣已得胜利。为着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对傅取诱敌深入，至适当时机歼灭该部。”

                                         六旅、七旅在隆盛庄战斗后经平地泉到达卓资山

隆盛庄战之后，傅作义晋绥军后撤，晋察冀八路军向前，进驻平地泉，人们都叫它另一个名字“集宁”。平地泉车站就是现在的集宁火车站。集宁设县后，平地泉成为县府所在地，称平地泉镇。虽然后来几易其名，但在1956年集宁设市之前，人们都管集宁城关区叫平地泉，甚至外地人只知平地泉，而不晓集宁县。三团作为冀察纵队的第一主力，分给三团的驻地是“平地泉最好的地区”，当晚吃“莜麦面猫耳朵”。

后来部队住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最好的地区”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以前傅作义军的军营，军营周围有五六家专为军营服务的“窑子馆”。于是团政治处主任传达团政委（当然是郑秀煜）的指示，以特派员姚雪森负责，组织警卫连的人去巡逻搜查，凡有军人进窑子馆，一律都抓起来（相比较，傅作义军队三不禁：不禁抽大烟、不禁推牌九、不禁嫖窑姐）。

三团离开集宁的时候，姚雪森带领的警卫连只在窑子里抓到两个军人，都是后勤的，一个是司务长，另一个是炊事兵。八路军是穷人，即使想去嫖妓，也没有钱。只有司务长和炊事兵因为掌管着钱财，手头灵活一些。对比起来，傅作义更人性化一些。傅作义在五原带兵时，手下人也要维持军纪，封闭妓院，据说被傅作义制止了。他对手下人说：跟着我们打仗的，都是男人。他们一旦在战场上战死了，连女人都没有沾过，冤不冤？让他们去吧，万一他们到了阴间，它们也都是作过男人的人了，不冤了。

几十年后，在中越战争对打的时候，中国军队的一方又上演过类似的场景。一些年轻的中国士兵在临死前的最大遗憾，是从没有沾过女人。这是人生一世的最基本需求，你能说他的思想境界不高吗？相比中国军队对手的越军一方，在男女兵的管理上就人性化了许多，只要双方自愿，没有强迫，就随他们去，不必一味苛求军纪。

我窃以为：傅作义带兵时间很长，从共产党建党之前就带兵了。晋察冀、晋绥两大根据地打他，都很吃力。如果不是百万东北野战军进关，可能还要跟傅作义较量许多年。他身边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贫寒子弟。那么多人能跟着他，死心塌地为他拼命，他也没有个什么“党组织”为他号召，说明他自有自己带兵的长处，不能小觑。

看一位平西老干部晚年写的回忆录，他曾感叹地说：“至今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傅作义将军麾下的军队，是怎么一次次地从我军口中逃脱的。”但傅作义军队虽然作战凶悍，终究收编的土匪太多，军纪太差，走到哪里都祸害老百姓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同有着严格军纪的八路军是根本没法比的。

有一件事，上一次应该交代但没有谈。八路军时期的一分区，对青年干部有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自觉做到三不沾：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这个“不吃辣椒”为什么成为要自觉抵制的“恶习”之一，我至今都搞不明白。

姚雪森没有写的是，冀察纵队到平地泉后，平地泉当地有一个很不错的剧团，为冀察部队做演出，因剧场不大，每晚只能招待一个团。因驻地不在一起，六旅没有看，七旅的三个团都看了。七旅二十一团因有功，打隆盛庄担任主攻，所以第一个看戏。

姚雪森笔下的这位“团政治处主任”是个“事妈”，凡大事小事都习惯用批判的眼光看，总喜欢上纲上线。平时趁人们不注意时，偷听别人的谈话，偷看别人的来信，连人家读什么书也要拉上“禁书”一说。身边有这么一个领导，难怪许多人都不开心。看来，某一种领导给姚雪森留下这么个印象，让人吃惊。做人，绝对不能太“左”了。

书中，那位宣传干事也拒绝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从小当兵打鬼子，也算枪杆子出身啊。”这是蔺柳杞在二纵“三查三整”运动中的发言，当时要给他定“地主成分”，他急眼了，说出上面一番话来。

此时的冀察军区总医院，“接收的日军医院，设备很先进，留下的十几个大夫很有学问。上级要求向他们学习，并规定了学习时间……”

退出隆盛庄的傅作义部队，在包头、绥远坚守待援。打到绥远（今天呼和浩特）城下的冀察部队六旅，驻扎在城北当地最大的喇嘛寺东边的那个小村子。这座喇嘛寺当年就拥有五辆汽车，作为团特派员，姚雪森被团政委派去到喇嘛寺做调查，同去的还有团侦察股长和民运干事、警卫战士几个人。

                                    呼和浩特西北郊乌素图召的位置和六旅、七旅的驻地位置

经查对，呼和浩特被称作“召庙”的喇嘛寺有十来座，其中著名的有大召、小召、席力图召、五塔寺召、乌素图召、巧尔其召等。位于呼市城北又紧靠市区的喇嘛寺只有一座，就是乌素图召。乌素图召位于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南麓，意为有水的地方。呼和浩特市北郊是峰峦叠翠、绵亘数百里的大青山，乌素图召由庄缘寺、法禧寺、广寿寺、长寿寺、罗汉寺5座庙宇组成。

  

这几个“共军”参观喇嘛寺，喇嘛提醒说：“你们不能靠近，这些佛像有镀金的，有鎏金的，有纯金的，都造册有数。”

书中写到：那位红军干部侦察股长“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从高台上抓起一个黄色的神像塞进口袋。这一切被……看在眼里，也被喇嘛看到。”

如果不是姚雪森的军队高干身份，如果不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如果不是他说真话惯了，换个别人，敢说这样的大实话吗？诬蔑人民解放军，诬蔑红军干部，这两顶帽子谁都会害怕。

看到这里，我感到笑也不是气也不是。日本军队统治内蒙地区达十年之久，其间傅作义军队、伪蒙古李守信的军队多次往来于此地，这座喇嘛寺的小金佛都没有丢失，唯独“共军”一来，小金佛马上丢失不见。不用再说什么了吧？一支军队的政治路线和道德素质永远不是同一的。

其实跟六旅在一起的，还有七旅。六旅住在民房，七旅二十一团团部和一营住进喇嘛寺，二营、三营都住民房。。

在呼和浩特城北，三团改编的十六团和七旅二十一团一起，奉命继续向北，长途跋涉了八个小时，奔袭武川县城。敌人没有防备，轻易得手，一个半小时解决战斗。但想不到他们的后勤马匹也被傅作义军队偷袭，所有后勤辎重、包括在张家口“发洋财”得到的所有大皮鞋、毛毯、军装，全落入傅作义军队手中。内蒙的十月底、十一月初，已经冰天雪地寒冷刺骨，团长郑三生无奈的对大家说：得，今晚大家都当“团长”了……。

三团最后还是没有参加攻打呼和浩特的战斗，据说是因为贺龙的部队攻打包头受挫，敌兵增援，晋察冀部队取消了攻打呼和浩特的作战计划。绥远战役突然结束，八路军全体后撤。因为傅作义部队不远不近的在后面跟着，郭天民放心不下，让六旅一路步行殿后。七旅从桌资山乘火车，到丰镇后下车步行，到天镇后再乘火车，直接经过张家口、宣化，在下花园下车。七旅的最终行军终点是延庆县的阪泉。

姚雪森写上述地名，用的是“谐音”方式，比如“卓资山”写成“桌子山”；“归化城”写成“桂花城”等等。地名，不是人名，为什么不能用真名呢？

六旅经过了三天行军，到达了来时曾经驻扎过的平地泉；又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出发时郭天民作战场动员讲话的兴和县。这段路程，前后走了五天。可今天从呼市到兴和县坐汽车，用不了五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