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芳：我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初经历

姚波

辗转到达革命圣地
我骑着马跟随大部队从桐峪出发，100多人的队伍目标很大，敌人得到了我们这批人要“过路”的情报以后，就在我们准备通过的地段架起了一些机关枪，日夜监视，我们只得在离同蒲铁路比较近的山上等待时机。我们的指挥部每天派出侦察员了解敌情，过了将近一个月，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已经撤了，我们当天黄昏时冒着毛毛雨立即下山，下了山就是敌人占领区，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过了同蒲铁路，队伍刚过一半，来了一列火车，在车头上有端着机枪的日本鬼子，因为天黑又下着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队伍前面传来命令，已经过来的快速前进，没过来的马上卧倒，等火车过去后，后面的同志又都跟了上来。我在队伍的前面，马跑得很快，把粮袋、笔记本、钢笔、洗漱用具都颠出去丢了。过了同蒲路，还要过两个封锁沟，沟宽一米多，深有不到一人高。我过第一个封锁沟时，骑在马上，没想到它前蹄刚搭在沟边上就跪下了，我毫无思想准备，猛然从马头上栽了下去，如果这时马向前踏去，就会踩在我身上，可是它好像定在那里一样，纹丝不动。我立即从地上爬起来，马看见我起来了，才向前踏去，真是既凶险又神奇。过第二条封锁沟时我没有骑马，是从独木桥上如履薄冰般地蹭过去的。后来我们的队伍又渡过了汾河的一个支流，因为二月是枯水期，这里形成了一个水渠，当地老百姓给我们搭了一个浮桥，桥宽不到一米，桥的两边是木头，中间铺的是秫秸和黄土。因为这浮桥很窄，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通过，王副司令员就命令人从桥上过，牲口从河里过。当时我想人这么多，让别人先过吧，我就在河边上看着大家一个个的跑过去，这时就听王副司令员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桥快塌了，赶紧过来啊！我一听桥要塌了，赶快从桥上往对岸跑，快到岸边的时候两脚一下子从黄土和秫秸中间掉下去了，我急忙两手抓住两边的木头才爬上岸，裤子上全是泥巴，狼狈极了。队伍里一位女同志的骡子到了岸边拼命想爬上来，两只蹄子啪啪地打着堤岸却怎么也上不来，她只能丢下骡子和饲养员跟着队伍跑步前进。我跟她说，咱俩倒换着骑我的马吧，她累极了也就没推辞，她骑上马我就拉着马尾巴跑，我骑上马她拉着马尾巴跑，在行军时拉着马尾巴能省很大劲儿。我们大约走了150里左右，到次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遇到了来接我们的晋绥八分区的同志，上山后就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又经过五寨、岢岚、临县等地。在临县的碛口过了黄河进入陕西，途经米脂、绥德、清涧等县终于到达了延安。我记得到达延安时天已经黑了，听到有人高兴地说，看，前面就是延安啦！我往前看，前方有一片灯火闪烁，好像是楼房里的灯光，到了延安才知道是山上一排排窑洞里的灯光，那灯光既不是来自电灯也不是来自蜡烛，而是一种小麻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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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延安的第二天，接待我们的同志询问我的意见，说延安有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问我想去哪里，当时我一心想学习马列主义，就选择了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定了去向，王副司令员问我说：“我今天去看毛主席，你去不去啊？”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我马上说我愿意去。就这样，我跟随王副司令员过了延河到了杨家岭，警卫员把我们引进毛主席住的窑洞。这是里外两间连着的窑洞，我们在外面的一间像是会客室的地方等着。不大一会儿，毛主席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旧棉军服，身材魁梧，仪态庄重又面带微笑，径直向王副司令员走来。王副司令员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向他问好，然后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不久前从北平来的学生，还说了一点我父亲的情况。毛主席让我们都坐下，问我说：北平的学生怎么样啊？我见到毛主席，感到他十分亲切和蔼，所以我一点也不紧张，我把北平沦陷后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一一说给毛主席听，毛主席听着，不时点点头。毛主席还问了王副司令员一些前方的情况，这时警卫员进来报告说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要见毛主席，王副司令员即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说那就以后再来吧，并且同我握手，说也欢迎你再来。这就是我经历的一次难忘的和毛主席的会面，现在想来，即使是短暂的一刻，也是十分珍贵的啊。从毛主席住处回来，王副司令员就到中央党校一部去了，我则去延安大学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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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日子里
延安大学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除社会科学院外，还有法学院、教育学院、英文系、俄文系和高中部等，有学生俱乐部、篮球队、排球队。我们住的是窑洞，每一个窑洞里有一盘炕，每个炕上睡三四个人，吃的是小米饭和炖土豆，做土豆用的油是一种麻油，漂在带汤的土豆上面呈绿色，吃起来有点苦，每个星期能吃到两顿馒头。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前方来还是好多了，同学们都是为了参加抗日从四面八方来的，都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精神上很愉快，同学们互称同志，亲如兄弟姐妹，整个校园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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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学后，立即参加了整风学习。在这之前的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这就是“四三决定”。这以后，延安的学校、机关、部队都进入了学习22个整风文件的阶段。我的一位同学当时跟我说，你真幸运，一到延安就参加整风学习，你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在整风运动学习阶段，我学习了22个文件，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等。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到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针对性很强。经过整风学习，使我这样一个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的青年，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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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至1943年11月我在延安大学期间，除了参加整风学习外，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从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延安大学有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商业科。工业科下有一个制鞋厂，我参与了制鞋厂的捻麻绳、打布殻、制鞋底等工作。有的同志手比较巧，她们负责纳鞋底、做鞋帮和绱鞋，经过流水作业，一双双布鞋就生产出来了。
在延安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我去总司令部见到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一个星期六，我们学校要开晚会，汽灯坏了，那时延安没有电灯，开会要靠汽灯照明。学生俱乐部就派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去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借汽灯。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并且留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坐在康大姐身旁，她叫我不要拘束要吃饱，并问寒问暖，很关心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康大姐和我父亲是红军大学第二期的同班同学，这一期的同学中还有陈赓、胡耀邦、陈奇涵、王维舟、王宗魁等50余名红军的高级将领。
在延安期间，我还听过一次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演讲。那天，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的年轻学员都聚到延安的文化沟，野坂参三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进行了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内容。学员们听完演讲都非常激动，我当时觉得，看来不仅是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就连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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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审干即将结束时，延安大学的老师来找我说，鲁艺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组织一个工作团下乡，希望社会科学院选调两名女同志参加，主要任务是随团做调查研究，也参加跳大秧歌。我很喜欢延安的新式秧歌，可是我从来没有跳过，我说我不会跳秧歌啊，老师鼓励我说跳秧歌很好学，一学就会，还动员我说，现在学校还在关门整风、审干，你如果去了鲁艺工作团，还能参加延安的骡马大会呢。听说延安的骡马大会很热闹，有跳秧歌的，唱戏的，卖东西的，我当然想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张健被调到鲁艺，参加了鲁艺工作团。从那时起，我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