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过，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国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频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庭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至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盖其自取邪! 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术也，而卒出于同者，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谆、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导读】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其主旨在论封建的为臣之道。文章一开头就针对“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这一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第二段，作者指出：秦国的“富强数世”，是因为孝公“得商鞅而任之”；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国仍施行严刑峻法，那是习以为常的事，虽致天下大乱，并非“李斯以荀卿之学”而乱天下的。李斯只是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权势，投“侈君”之所好而邀恩宠罢了，问题出在“趋时”上! 第三段，对于“趋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趋时”者，其表现是：对于国君做出的荒谬、有悖情理的事，只是在背后(即“私家之居”)表示不满或是担忧，而在当面(即“朝庭之上”)即“矜夸导誉”，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知其不义而劝为之”。其目的是：保住既得的荣华富贵。李斯就是这样的一个“趋时”者。他在秦未亡之前就已遭夷灭三族之祸，“卒于凶者”，在作者看来，那是咎由自取，是“小入之仕”的必然结果。 因此，作者虽论李斯，可论及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到为官之道，甚至为人之道。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厂这是作者的人生领悟，也是警世之音。其所论不可“趋时”，“中侈君而张吾之宠”的道理，在今天未始不可引以为鉴! 本文主旨鲜明，立论新颖，对历史上已有定论的政治家李斯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且有理有据，逐层深入，真可谓是一篇“有物”“有序”、意蕴深厚、发人深省的力作。(倪胜先 胡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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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1 15: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