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高才:《明史·陈友谅传》评述

姚波

姚高才:《明史·陈友谅传》评述
(2014-08-16 09:08:33)
《明史·陈友谅传》评述

　　清初由张廷玉总纂的《明史》，是一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书。为了统治者满意，对素材的取舍和人物的褒贬，就会失实，就会有失公正。恰如《辞海》所注，“本书对农民起义极端仇视……”再说《明史》关于陈友谅事迹，多是依据《明太祖实录》编纂而成，此书更是为了粉饰朱元璋。明末史学家谈迁认为“明太祖实录，颇多忌讳而失实”。在元末群雄逐鹿之中，陈友谅曾直接威胁朱元璋，是朱元璋主要对手，使其“夜不能寐”。编者为迎合朱元璋，突出朱的“天子形象”，不惜对陈友谅大加贬损，讹传甚广，因此蒙蔽历代文人学士，同时也给陈友谅造成了极大名誉的伤害。兹予评述，再现客观的历史，再现一个真实的陈友谅。针对明史的误传，从五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模糊陈友谅起义时间
　　起义时间，是起义领导者的资历展现。关于陈友谅起义，《明史》记载模糊，只是说：“徐寿辉兵起，陈友谅往从之。”因而有人著书作文说陈友谅是1352年起义，有人说是1355年起义。其实陈友谅早在至正十年（1350）就在沔阳起义。明嘉靖时进士吴国伦，在《陈张事略》中记载：“陈友谅，沔阳渔人子，与其弟友仁友贵，至正中剽掠于村落，官兵累讨不能平。率所聚往从徐寿辉，盖徐初起……”从这句“官兵累讨不能平”，可知陈友谅起义至少早于徐寿辉一年。史称“徐寿辉至正十一年八月起兵于蕲。”陈友谅当是至正十年起义。而朱元璋此时只是撞钟的和尚。1352年陈友谅升为领兵元帅，而朱元璋只是刚刚“投郭子兴部下为兵。”（见吴晗《朱元璋传》）
　　二、淡化陈友谅反元历史功绩
　　陈友谅自1352年在徐寿辉部下反元征战，到1356年坐镇黄州，其间攻沔阳，克中兴，继攻汉阳、武昌、转战岳州、常德，一勇当先，斩元将无数，可是“明史”只字不提，“把这段军事活动统统记在倪文俊名下”（元史论丛杨讷语）。以此抹掉陈友谅反元功绩。可见史官居心不良。即使后来，陈友谅率军攻安庆，破赣州，克吉安，下汀州，攻信州，战衢州，取新昌，两年之内由湖广转战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连下十八路，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取大小城池近百处。然而这一切《明史》也只是一笔代过。尤其“安庆战役”是陈友谅反元过程中最大的一场攻坚战，朱元璋当作啃不动的“硬骨头”。陈友谅不怕这块骨头有多硬，他终于啃掉了这块骨头。但史书编者对此略而不叙。好在国史编修童承叙在《嘉靖沔阳志》中记载甚详。“戊戌友谅攻安庆，守臣余阙固守，倚小孤山为藩蔽，命元帅胡伯颜统水军戍守，友谅自上流直捣山下……（继后攻城）并军树栅，起飞楼来攻，友谅兵四面蚁集，城陷阙死之。”此时朱元璋仅是在小明王领导下，攻占了一个集庆（应天）就大加宣染。可见史官过于偏颇。明代史学家高岱《鸿猷录》记载，“友谅虽浅躁，却常有虎视中原，鲸吞海宇之志，其用兵如飘风急雨……盖深通兵法，不阻不挠，故能开拓封疆……。
　　三、宣扬陈友谅负面问题
　　《明史》对陈友谅坚定反元的过程和功绩一切不记，直到至正十七年，“文俊谋弑寿辉不克奔黄州……乘衅杀文俊”。《陈友谅传》就从杀倪文俊起，继后主要记述陈友谅，杀部将赵普胜，杀天完皇帝徐寿辉。以张扬陈友谅“三杀”（杀上司、杀部下、杀主子）来把陈友谅说成一个不仁不义，唯利是图的人。其实认真探究一下，倪文俊叛逆谋杀主子徐寿辉，陈友谅为了稳定起义队伍，殊杀叛逆，这难道不应该吗？再说杀赵普胜，实是朱元璋企图除掉赵普胜，但又无这个本领，使反间计让陈友谅误杀赵普胜，其实罪在朱元璋，因为朱的反间计比陈友谅更阴毒。对此史书为了标榜朱元璋的智慧大言不惭，在陈友谅传中记到：“赵普胜者……至是为陈友谅守安庆，数引兵夺池州、太平，往来掠境上，太祖患之，喷普胜客，使潜入友谅军间普胜，普胜不知觉”。可见陈友谅杀赵普胜，实是朱元璋用心毒辣，借刀杀人，并嫁祸于陈友谅。
　　至于说陈友谅杀徐寿辉，这是“三杀”中唯一的一个错误，陈友谅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但是在历代帝王中为了手掌大权，谋杀主子的人应该不少，为什么要对陈友谅大加指责。朱元璋谋杀他的主子小明王，这与陈友谅杀徐寿辉有什么区别？同样是犯上作乱不仁不义，但因为他做皇帝，就不计“小节”了吗？历史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明史》的编者为什么会这样不公正？怪不得有人说“官方修史，不可多信”。元末进士周闻孙在《鳌溪文集》中记载：“陈公（友谅）铖镇豫章，政修令行，人心大和，百司庶府，奔走率职。……公以仁义行师，江南数十郡县拱手听令，不战而屈人兵……”
　　四、贬损陈友谅人格形象
　　陈友谅本是一个重民生，讲义气的豪爽之士，但史书的编纂者为了褒扬帝王朱元璋，而对陈友谅无一言好评，不惜大力贬损，歪曲形象，说什么：“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其实这都是不实之词。陈友谅不仅无猜疑之性，而且易于轻信，如朱元璋对赵普胜的反间计，如康茂才的诈降计，如朱文正缓兵诈降计，都因为陈友谅不猜疑而轻信，以致遭到失败。真正“性雄猜”的是朱元璋，他立国称帝后，对他的功臣一个也不信任，今天怕这个反，明天怕那个反，然后扑风捉影的把功臣一个一个干掉，这难道不是“性雄猜”吗？
　　再说“好以权术驭下”。陈友谅极盛时期有将千员，士兵百万（包括地方部队），这难道不是他知人善任，以仁义和威望所得吗？在那群雄纷争的战争年代，能以权术服人吗？权术的事实在哪里？纯属无稽之谈。反之朱元璋确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史官们常常把应遣责朱元璋的问题，移到陈友谅身上，让他为人代过。
　　真正的陈友谅，正如元末的旧官吏傅箕所记：“友谅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师，起兵汉沔，而威吴楚……所致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各遂其性……”（见《南昌府志·人物》）
　　五、编造陈友谅腐败行为
　　世人最痛恨的是当官者奢侈腐化，历来如此，所以史官挖空心思给陈友谅加上了一个腐败的帽子。《明史》在陈友谅传后说：“友谅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似。”试想陈友谅至正二十年（1360）称帝，随之一面与元军作战，又与朱元璋年年争战，他哪来的时间造镂金床？他那有闲心造镂金床？1363年魂断鄱阳，称帝不过三年多。故有著名史学家黄云眉先生在《明史考证》中认为镂金床一事：“亦无从证明，又安知非实录欲言友谅以奢靡速亡之过。特以床。”意思说此言抑或造假，不一定是实录。但要说明，既然陈友谅已有湖广、江西之地，摧富济贫，搜缴官府，所得金银宝物，当是无数，部分实用之物用于宫廷，本是正常之事，史官大惊小怪，说什么造金床，“宫中器具类似”。由此捏造腐败事例。试想历朝历代宫中豪华之物举不胜举，何故借此给陈友谅加一个腐败的罪名？再说陈友谅既无贪污受贿，又无沉迷酒色，亲躬力行：“打天下之不平，统东西南北中”。又何谈腐败陈友谅败因，众所周知，过于骄恣专横，轻敌失策。
　　史官可能想到，或许未曾想到，历朝历代老百姓都痛恨官员奢糜腐败，往往对当时腐败高官不敢指责，而借古讽今，由此陈友谅被历代文人当作腐败的代表，横加遣责谩骂，起了一个被人指桑骂槐的作用。历史本应是面镜子，既可照看古人，也可照看今人。可是“明史”就像一个谜团，许多不实之词，既弄不清古人的真面目，也无法让今人了解真实的古人。这一切告诉我们，对史书也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可轻信，要全面了解，多加研究，认识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一个历史上一个真实的陈友谅。正如现代史学家吴晗所说：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反对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当时人民对他是同情的、怀念的……




　　湖北村人姚高悟 撰


　　自我简介：
　　姚高才，字思源，笔名高悟，高霖，别署湖北村人。解放前出生沔阳县东荆河畔。信而好古，无党无派，从事过文教、文秘、文博工作。虽说有人称我“历史文化学者”，实际上无所作为，仅写过约三十万字有关历史文化的文章，最多算个“书呆子”。

人中王

书呆子就是专家，就是学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