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在宣化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在宣化

1946年初的张家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到了宣化冀察军校。他也是张迺更的老战友，但与张明河无缘。可后来到了1948年还是成为了张明河的属下，他就是红军干部邹新民。

冀察军校，全称“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由郭天民创办，刘道生主管。按道理，这所军校的所有干部均应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冀察军区。但也有例外。这唯一的例外就是来自张家口卫戍旅即张家口教导旅的邹新民。

邹新民是江西会昌籍红军干部，会昌又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陷落。会昌被白军占领导致了中央红军决定离开红色根据地，进行长征。邹新民1915年生，1934年4月，红军长征的半年前，他十九岁参加红军，在红一师红一团。当时会昌全县已经陷落，邹新民有家难回，只能以红军为家。同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1935年5月，邹新民所在的红一师以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掩护一团的17勇士乘船抢渡大渡河。在这一次战斗中，邹新民接替牺牲的战友当了班长。

值得提出的是，红一师，首任师长陈赓，最后一任师长杨成武。抗战爆发后，以红一师为核心改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但当时邹新明并不是独立团成员，否则我会在一分区干部的名单中发现他的名字。后来再查，邹新民曾任红一师师部支部书记，以后到一方面军——后来的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学员。那时候来到的晋察冀。再以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三大队区队长，那时候张迺更担任军政干校主任教员。1938年，邹新民到四分区（司令熊伯涛、以后换陈正湘，政委刘道生）担任教导队队长，大队长，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四分区司令部民兵大队大队长，抗大二分校四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冀东军区干部教导大队大队长。

1945年9月初晋察冀军区开进张家口，邹新民是晋察冀教导师一团副团长，张迺更在一团任政治处主任，很快，张迺更提团副政委。1946年1月，李湘、张明河的从热河前线开来的赵尔陆纵队一旅开到宣化大校场，先是休整，更换武器装备，接着与晋察冀教导师合并，成立张家口教导旅，直属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管辖。合并之后，张迺更提升为教导旅教二团的团政委，邹新民原职不动，在教导旅教一团任副团长。很快，大裁军开始，教导旅用不了这许多人，以原晋察冀教导师为主的一大批干部战士被精简下来，这些人，一千多人，由邹新民带队，留在了宣化。也许是“安抚”，也许是为了培养新干部，这些人又被吸收进冀察军校，作为最高带队干部的邹新民就这样被任命为冀察军校副校长。

谁任命的？我猜是邹新民的老上司刘道生吧？抗战期间，邹新民一直在刘道生当政委的四分区工作，老领导对他很熟悉。所以他此时虽不是冀察军区的干部，张家口卫戍区属晋察冀军区直管，邹新民应该是晋察冀军区的直管干部。但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任命总是有的。

1946年初的晋察冀大裁军，留在宣化大校场的干部战士实在太多了，名义上隶属于冀察军校，但军校究竟属教学部门，不是精简部队的管理部门。此时，赶上东北民主联军在冀东扩军，需要人，于是，冀察军校将这些被精简下来的多余干部战士编成了一个补充团。

组建补充团，干部战士谁都不愿离开张家口和宣化，都知道这里好，也都知道到了冀东之后要跟国民党军队打仗。国民党军的一颗炮弹就有小孩那么大，一颗飞机炸弹比几个大人绑起来都要大。于是最后走的，与一年前在宣化地区起义的伪警备队成员不少。补充团的团长和团政委也几易其人。最早听说是团长邹新民、团政委王志廉，以后不知怎么鼓捣，团政委变成了冀察军校的教育主任李振军。李振军很善良，说他是从辽宁煤矿脱险后经冀东回来的，在那边住过，跟这边没什么不同。补充团临出发，晋察冀军区领导前来送行，不知为什么又将邹新民留了下来，到晋察冀军区警卫团任副团长。补充团团长据说换为一分区的干部刘凯。

有意思的是，在张家口担任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副团长的邹新民，冀察军校副校长的这个头衔还保留着，对军校中下层干部依旧有指挥调动权。李青川同聂司令之间的联系，据说也是邹新民的牵线搭桥。1946年10月10日晚，见于张家口教导旅狼窝沟阻击战失败，张家口以北再没有能挡住傅作义军队的工事，于是聂司令下定决心从张家口撤退。

邹新民及时向李青川通报说，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已经不复存在，张北县保卫战被打掉了五个连，剩下的三个连在狼窝沟一战中损失很大，晋察冀军区在唱“空城计”呢。现在聂司令要撤回到根据地，这一路不能没有军队保护。一年前，1945年的9月聂荣臻到张家口，是随身带了五个团一起来的。

这李青川对上级首长的安危不会置之不理，于是亲自带队前去保护。还有，10日下午狼窝沟阻击战失利，在狼窝沟前线的张家口教导旅苦苦向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打电话要求援兵支持。这通往来电话被傅作义军队窃听，原本已经打算要撤退的傅作义军队当即下定决心，继续猛攻教导旅的狼窝沟阵地。我认为，张家口卫戍司令部从宣化冀察军校点名要杨浩带队，调往张家口教导旅的学员组成的支援大队，也应该是出自副校长邹新民的命令。

以后，1946年11月，撤离张家口、宣化的冀察军区，与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合并改为察哈尔军区。原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也改名为察哈尔军政干部学校。邹新民依旧担任察哈尔军校副校长，看来，他那个晋察冀军区警卫团副团长的职务是没有了。

冀察军校改为察哈尔军校之后，还迎来了一个原一分区的红军干部罗胜旺担任军校的副政委。

这个罗胜旺也是红一师和独立团时期的老红军干部，江西人，特派员出身，1940年在一分区主力一团任总支书记，那时的名字叫“罗家旺”。1940年12月一团改组团领导班子，罗家旺的总支书记职务被郑秀煜取代，他改任二十五团总支书记。罗家旺去二十五团的时候，从赵玉昆叛变时脱险的姚雪森，正好在二十五团团部当干事，他们应该是认识的。以后，姚雪森经过易定徐游击支队到保满支队，从干事、副指导员再到连指导员。接着，郑秀煜从二区队政治处主任调到保满支队任副政委，再升任政委，新任副政委罗家旺，一分区就这么些数得上来的干部，屡屡撞头碰在一起毫不奇怪。

1947年12月，打下石家庄的晋察冀军区在朱老总提议下，决定成立新的野战纵队六纵（注意：越过了五纵，不要“第五纵队”这个名字）。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察哈尔军区机关大部分成员组建为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六纵指挥机关，在新任六纵政委向仲华的带领下走出涞水县大山。察哈尔军区还留下少部分成员，与冀晋军区合并成立北岳军区。以后，这部分人组建华北野战军一纵，后来成为华北军区直接管辖的那几个师。

同样在1947年的12月，朱德正在河北省晋县召开攻打石家庄经验座谈会。走出涞水大山的察哈尔军校一些干部，在李青川、王志廉带领下，奉命开往晋县，担任大会的服务和保卫工作。打石家庄经验座谈会结束，接着在原地不动，又召开了晋察冀军区、晋察冀野战军的最高领导层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朱德提出了成立华北步兵学校，并且在北岳军区和冀中军区再成立两个地方管理的野战纵队的提议。

以下是我的分析推测：那一次李青川、王志廉东去晋县，只带走了察哈尔军校的一部分干部。这部分干部后来成为华北步兵学校校部干部的基本构成。剩下的大部分干部学员，由副校长邹新民带领，一直在六纵政委向仲华领导下，成为六纵随营学校。以后几个纵队的随营学校合并到华北步兵学校，六纵随营学校成为华北步兵学校第四大队。这就是步校第四大队大队长朱遵斌、副大队长邹新民的主要原因。

解放战争初期的冀察军校时期，日常工作的主线是李青川为首的一批原教导大队那批干部，从事为野战部队进行“班排进、连排出”的基层干部培训工作。具体就是“班长变排长”，“排长变连长或连指导员”。到了华北步兵学校时期，才增加了“连长、连指导员变为营长、营教导员”的培训计划，但还没来得及具体落实执行，就改编成平津纠察总队了。

1948年2月，华北步兵学校在朱德的提议下在晋县成立，晋察冀军史上讲：“步兵学校有四个随营学校组成”，这就是二纵、三纵、四纵、六纵随营学校。这段军史的记载，我认为有合理性，出处也是对头的。在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配属编制上，这座军校曾确实在六纵的编制之内，称之为“六纵随营学校”没有错。但在实际上，自1947年11月打下石家庄后，12月朱德主持，在晋县召开晋察冀军区及野战军高层领导会议，察哈尔军校已奉晋察冀军区的直接命令，开赴到晋县，为会议作保卫和服务工作。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在赵再生、翟家骏的领导之下。

李青川被任命为华北步兵学校的教育长，从此在校长赵再生的领导之下，顺理成章。

六纵那边的邹新民、乔新松一摊人马，以后合并到华北步兵学校，步校下设的一、二、三、四这四个大队，分别由二纵、三纵、四纵、六纵四个随营学校所组成。但所不同的，李青川、王志廉、杨浩一帮干部都被留在校部之内，并没有列在组成四大队的六纵随营学校之中。

四大队组建之初，大队长是从晋察冀军区派过来的原一分区老一团团政委朱遵斌，有些历史文献由于笔误，错写成“朱俊彬”或“朱俊斌”。邹新民是副大队长，在朱遵斌之下。直到1948年10月，步校的二大队长，原三纵随营学校的校长张行忠支援太原前线，朱遵斌接任二大队长一职，邹新民接任四大队长一职。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改编成平津两个纠察总队。步校一、二大队在北平纠察总队；三四大队在天津纠察总队。

1949年底，平津纠察总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李青川、陈继德、邹新民、杨国喜一帮干部去了十九兵团，创建兵团军政干部学校。这是其它各兵团所没有的机构。再以后，军队进行大调整，成立了许多新的军种兵种。在外地的李青川、王志廉，分别再次到北京找到老上司刘道生，被安排进海军。但那一次邹新民没有过来。邹新民一度在防化兵学院任副院长，他昔日的老部下、老同事张迺更，此时已成为他的上司的上司。

二十多年后，1972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空军、包括北京空军成为“林彪集团”控制过多年的重灾区。邹新民被作为“掺沙子”干部，从陆军调到北京空军任副参谋长，实际上从事的是清理北京空军司令部内原涉及到林彪一案的各级干部。邹新民干得如何？史上自会有公论，咱不去评价。问题是，深受信任的邹新民究竟是被谁给调过去的？来担纲整顿北京空军的大任。

这个人始终都没有露面，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1970年6月，所谓“林彪集团”掌权的顶点，温玉成被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7月，陈继德任副总参谋长。同样在1972年，当时还在总参副总长任上的陈继德，领着自己的一个孩子，去探望曾经在华北步兵学校——平津纠察总队时期的老战友李青川和邹新民。

陈副总长来访的原因，李青川、邹新民当时并不知道，只以为是老战友叙旧。但这个“叙旧”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为什么不找别人，比如找跟他的历史关系更近的老战友张行忠，还有，帮助当时还在被批斗的老战友张迺更得到解放，帮助当时还被关进监狱的老战友周自为、吕展尽快恢复自由。

李青川在十来年后才想明白，这还是李振军等人帮他分析出来的。

1972年的陈继德，虽然头上还有个副总长的职务，但此时已经在挨整，整他的人，是同为总参副总长的向仲华。

向仲华到总参，是奉周总理、叶帅的命令，也许还有聂老帅的私下嘱托，去清理军内的“林彪集团”余孽。1972年4月，向仲华就任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向仲化到总参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整陈继德。邹新民从陆军调到空军，参加对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整顿，也是出于老上司向仲华的重要安排。

故事看到这里，你也许能转开弯了：陈副总长去李青川、邹新民家中“叙旧”，是出于李青川、邹新民都曾是向仲华的老部下，有一段“六纵随营学校”正副校长的历史经历。陈副总长没有直截了当说出来的意思，是希望李青川、邹新民在老上司向仲华那里为他“美言几句”。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一伙被打倒、被公审、被判刑冤不冤？这属于政治问题，不是我这样的历史研究者能左右的，姑且不去管它。我们只谈受到所谓“林彪集团”一案株连的陈继德。我曾以为，陈继德进总参，先是担任总参的政治部主任，是杨成武的调动。其实不是，那时候杨成武已经被打倒了，广州来的黄永胜取而代之。黄永胜任总长的几个月之后，调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陈继德过来，担任总参政治部主任。两年后陈继德就任副总长，也是出自黄永胜的提名。从这一点上来说，向仲华受命整陈继德，应该是事出有因。

记得一位中国的思想家说过：中国人只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到别人的存在。

这位中国的思想家还说过：以政治路线划队的中共干部队伍，未必在道德水准上都是高尚的。别看他们的所谓革命资历如何，政治地位如何，他们之中始终有许多自私到极点的人。你想，一个连“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肯去做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会去帮助他人呢？

陈继德这次登门的结果如何，不用我再细说了吧？

向仲华在六纵时的搭档，六纵司令文年生中将，1968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时被迫害致死。只剩下六纵政委向仲华。据说，向仲华接到副总长任命的时候，军内老首长特意向他提到了文年生的冤死。向仲华和陈继德都出自晋察冀，同类相残，只有在政治非常混乱的年代才能发生。

不可否认，中共的各级权力，落在了非常坏的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坏到被称作“人间垃圾”都不为过。但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是发生在向仲华、陈继德的那个年代，而是在1989年以后的今天。向仲华、陈继德的那个时代，中共还保留有最起码的人类良知。而今天，则是彻底的道德沦丧。

1972年12月，陈继德被免去副总长职务。陈继德从总参出来以后，任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向仲华1977年9月调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依旧是陈继德的上司，按陈继德儿子的话说，向仲华整陈继德之后的许多年间从不向陈继德道歉认错。

向仲华1981年5月21日因患慢性重症肝炎，医治无效，在广州病逝，终年七十岁。

陈继德1990年4月18日在广州病逝，终年七十岁。

李青川于1992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比张迺更多活了半年。

这几个人中间，最后一个去世的是邹新民。正军职离休干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原顾问邹新民同志，因病于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观看中国的文革史，就是一部精致到极点的中国人互整史。相同政治历史、相同政治信仰的一群中国人，互相往死里整，而且至死都不思悔改。

从一部姚雪森的书引出这么多故事来，走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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