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李各庄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李各庄

这部分费了我不少心思，问题在于拿出来多少才合适，因为许多内容与李各庄之行无关，但绝对与一分区的那些往事有关。特别涉及到几个一分区司令部干部之间的私人关系，黄寿发、李青川、周自为、杨浩之间，特别还搅进了郑秀煜。所以我想了想，决定大部分内容都舍弃不讲，只保留与此李各庄之行有关的内容。

涞水县李各庄，蔺柳杞的书中常写作“李格庄”，其实是同一个地名。

其实最初谈到蔺柳杞的李各庄之行，是从几个老人们之间的一段回顾往事引起的。

有些往事因为涉及到家庭中长辈人的隐私，也涉及到长辈人多年来之间的恩恩怨怨，为的是防止那些“魑魅喜人过”的档次很低、人品也很低劣的小人暗中作祟，我一般是不愿提起的。因为这属于关系特别近的那些老人们之间的悄悄话，不愿意拿出来示众。除非有这个必要，躲不开了。

大约在1992年初冬的一天，具体哪一天记不准了，唯一记得的是那一天是一分区老兵李青川告别的日子。告别会开过，也许是心绪感慨意犹未尽，彭某、蔺柳杞、杨浩夫人莫堤，几个人聚在一起，有过一次回顾战争年代往事的谈话。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蔺柳杞谈到了张家口、宣化撤退后的李各庄之行。

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因李青川的离世而引起的感慨，当然是有关李青川和杨浩的往事。因为在一分区两个人是几乎分不开的，无论做什么事都在一起。“李青川动动嘴，大杨浩跑断腿。”不知道是魏巍还是什么人编出来的，总之是在一分区当顺口溜流传的。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那些往事说出来也无妨了。

一分区有谁，能比得上杨浩跟李青川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呢？前后从1941年到1949年，长达九年时间，有八年是在李青川的领导下。最后一年虽然在张迺更的领导下，但仍然跟老上司李青川在一起（因为这一层关系，我整理出了有关李青川、张迺更二人的研究笔记，客观，但有欠详尽，所以不急于拿出来）。这其间两个人的关系在很多年里是非常好的，如果不好，他们两个早就会分手了，哪能会在一起了九年。

李青川与杨浩结识，从此在一起工作，得益于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的慧眼。

我看到不少平西老干部的回忆文章，有的人实事求是，客观评价了黄寿发的历史作用，还是很怀念他的。还有的人一提起黄寿发就满怀愤慨，把黄寿发在平西描绘得像恶贯满盈，干尽坏事。似乎没干过一点好事，留下的烂摊子都是陈正湘来收拾的。

谈到黄寿发，就离不开一路提拔和重用黄寿发的老领导杨成武。杨成武不是傻子，是精明过人的领导者，既是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军队政工领导干部。他绝不会挑选一个傻子和大流氓来当自己的主要助手。这就是说，黄寿发其实有很杰出的才能和眼光的。在抗日形势最严峻也是最艰苦的1943年，年初杨成武在晋察冀军区开参议会，下半年杨成武又患病修养，是已经什么领导职务都没有了的黄寿发，独自挑起了一分区反扫荡的重担，带领大家度过难关。所以，任何小看和抹杀黄寿发作用的企图都是不实事求是的。  

当初，黄寿发将李青川和杨浩放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形成一个上下级关系，而是他看出，李青川和杨浩可以互补，互相以己之长补对方之短；同样，也可以用对方之长补己之短。1944年秋，一分区教导大队划归给冀察军区，要离开易县，北上涞水。旧军人出身的人，一大长处，就是重“袍泽之情”。李青川领着杨浩，来向老上司黄寿发告别。黄寿发的临别赠言就是：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都不要分开，合起来才能相互支撑。

在一分区，李青川、杨浩原本是参谋长黄寿发的手下，属黄寿发系。1942年初黄寿发调到平西，徐德操过来，接任黄寿发的参谋长职位，当然也接收了黄寿发原来分管的一摊工作和干部班底。但小山头是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你徐德操怎么能跟黄寿发比呢？黄寿发跟杨成武是什么关系？那是福建老乡加独立团老战友的关系，你徐德操有这样的经历吗？所以，黄寿发原来分管的那摊工作，包括黄寿发的干部班底，杨成武不愿全交给徐德操。于是这就发生了李青川暗中脚踩两只船的情况。名义上听参谋长徐德操的，实际上还要经常向杨成武汇报请示。但这个内幕，李青川从未跟手下的杨浩交待过，杨浩一直以为自己上司的上司，已经从黄寿发改为了新参谋长徐德操呢。

  

同李青川因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出现矛盾的，还有杨浩的老乡周自为。此事发生在一分区时期。1943年，一分区精兵简政，机构缩编，原一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军干部胡克仁随同重新划归给一分区的六团开赴雁北，胡克仁改任六团团参谋长。原作战科科长的职务由李青川接任。杨成武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事安排？

通常情况下，作战科长往往是提升副参谋长的最佳人选。但胡克仁显然不是。他的能力实在太低了，难以有黄寿发、徐德操那两下子。胡克仁是“听命型”的作战科长，不是“建议型”的。整个作战科具有“建议”才能得最好的干部就是周自为。但周自为的资历太低，且没有战功，一下子提拔上去难以服众。调走胡克仁，让军校科班出身的李青川接任，杨司令就包含着下一步提升李青川的意图。

李青川上任后，确实比胡克仁有了一些新改动，但有些改动未必是正确的。比如，他命令作战科参谋周自为改变以前一直直接陪伴在杨成武身边的做法，提出今后要明确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只要上级在，凡要报告的事情先要经过他，由科长逐级上报。今后，没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不得越级上报。

从部队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上来看，李青川的提议没有错误。问题是杨成武已经习惯了将几个有用的参谋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咨询的做法。他不习惯李青川刻板的按照军队条令行事的做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杨成武任命周自为当了作战科股长，为的就是可以随时越过科长李青川随时留在他身边，不必再听从科长李青川的调动。

李青川是军校科班出来的，又有过几年国民党宪兵的历练，凡事规矩刻板，不会不守规矩。所以周自为发现的问题，直接向杨司令汇报后，杨司令向科长李青川一问，科长却浑然不知。因为越过科长，李青川屡屡跟周自为之间发生矛盾。李、周发生冲突，让杨浩很为难？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另一个是他的湖北老乡，他向着谁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徐德操，长住教导大队，担任练兵教官，躲开了是非的漩涡。

李、周之间发生冲突，一度也让杨司令很为难？一个科长、一个科长下面的股长，都是自己身边的亲信，自己亲手提拔上来的，你以为最后的结果是谁会赢？最后，是周自为赢了。李青川上任作战科长，很快杨成武就看出他的能力不行，也不是“建议型”人才。是跟胡克仁一样的“听命型”人才。既然是“听命型”的，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上谁干都行。

杨成武不拘一格，从实用立场出发。谁有更大的用处就留在身边。他宁可不要这个用处不大的作战科长，也要留下更有实际用处的周自为在身边。股长战胜了科长。李青川，当然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手下参谋杨浩，奉命离开了作战科，合并到一分区教导大队。李青川改任教导大队副队长。这就是那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

1944年9-10月间，杨成武准备赴冀中军区上任，他亲自拟定了从一分区要随身带走的干部名单，一直自以为属于杨成武小圈子的李青川，还有那位1943年就提拔为科长的彭某，都不在名单上。而黄寿发、马青山、周自为等人却都在名单上面，这让几个自认为是小圈子的干部大感失望。李青川向黄寿发告别，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是：老领导，什么时候干得好了，别忘了我们哥几个。

有关李青川和杨浩的话题，不知不觉就说了这许多。这应该是“李青川”专题的主要内容，但与我们现在正在叙述的主题无关。有人会问：咦，你讲的这些往事，跟蔺柳杞的李各庄之行有什么关系？不要急，现在马上就要讲到了。

蔺柳杞讲那一次，冀察军区和冀察部队从宣化撤退，他跟着四旅从怀来战场回到易县（彭补充，他们一行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跟着刘道生去了冀东；莫堤是跟着向仲华夫人杜颖一起，两次渡河，洋河和桑干河，经山西境内最后到达冀中辛集的）。以后二纵领导新班子上任，进驻到易县中高村，跟四旅旅部在一起。接着，新上任的二纵政委李志民派他到涞水县李各庄察哈尔军区公干，那是撤退出张家口、宣化后他第一次与李青川、杨浩等人见面。

见面的细节不用讲了，这中间还谈了许多过去的故事也不用讲了，我们只追查：蔺柳杞所说的这次涞水县李各庄察哈尔军区公干之行到底存在不存在？

一个习惯于凡事动笔的秀才，必然会在文字上留下痕迹。我在蔺柳杞回忆老上司李志民的文章《永存记忆的慈祥形象》一文中找到了有关那一次李各庄之行的文字记录。

“1946年底，华北第二纵队指挥机关驻在河北省易县境内的中高村。那时易县门墩子山之战刚结束不久，杨得志将军来纵队任司令员，李志民将军来纵队任政委，原来的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将军调任他处。一天，李志民将军找我个别谈话，询问了各方面情况。不久，他就派我去察哈尔军区执行一项任务。任务之一是要求支援几位医生（注：其实还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和一架电影放映机。第二纵队和察哈尔军区的前身同是冀察军区，都是冀察军区一分为二建的。所不同的前者为野战军，后者为地方军。行前，我遵命以纵队司令和政委的名义给察哈尔军区的各领导人写了信，并请他们分别签字盖章。”

“1947年春节之后（注：1947年的春节是阳历的1月22日），我赶到了河北涞水县境的李格庄。这山村在日军投降前是冀察军区的驻地，当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夺取了张家口一线城市后，察哈尔军区重又回到这山村来了。在这里我见到了察哈尔军区的领导人，递上了信件，说明了来意。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也许还有当时人们惯称的‘本位主义’的作怪，李志民政委交给我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办妥。只是军区机关干部我大都熟悉，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些酒吃了饭，从中我听了些零星情况，3天之后就匆匆返回。”

蔺柳杞上面的一席话中，最关键的其实是最后一句：“从中我听了些零星情况”。他听到了些什么？当然是郭天民被撤职的真正内幕，还有刘道生擅自出走冀东坚决不回。察哈尔军区当时是由满腹怨言的郑维山当家，郑维山则公开要求离开晋察冀，到晋冀鲁豫或东北去。

注意，那可不是一餐饭上听到的，是足足三天的饭。在这三天里，蔺柳杞见到了一分区的许多人，包括当时刚刚从冀东回来的一分区老领导牛树才、他的老科长钱丹辉，也包括现在在场的彭某，当然也有已经改名为察哈尔军校的李青川、杨浩。在我的资料中，杨浩曾去医院探望养伤的周自为。是不是这一次和蔺柳杞一起去的？我还在找这方面的纪录。

有关当年察哈尔军区的内部矛盾情况，我的长辈和亲属当年都在察哈尔军区，跟卫生部长张杰在一起。我也做过些调查，可能了解到的情况比蔺柳杞知道的更深。但由于涉及到共产党军队内部的家丑，也与这次要谈的主题无关，所以到此为止。但有一点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张杰真的能说了算，他不会不同意李志民的要求的。

这一次涞水县李各庄之行，为什么叫蔺柳杞来而不是那位四旅的卫生处长前来？蔺柳杞自己说，是因为人家聪明，知道来会碰钉子，所以把傻乎乎的他给派来了，结果还是碰了钉子。无论从当年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二纵怀来阻击战打了十几天，吃了那么大亏，眼下伤员都等着救治。你察哈尔军区卫生部掌握着那么多的医疗资源，为什么不能帮人家一把？你每耽搁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在病床上，你有能力救，为什么就不帮一把呢？

李志民派蔺柳杞来的意思，是尽可能不去走“组织渠道”，因为那条路很可能要拖很长时间，要通过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这中间有的领导会打官腔。李志民曾经在1943年曾作过一分区副政委，算是一分区出来的老领导。他知道察哈尔军区中原一分区的干部很多，他派一分区干部蔺柳杞过来，是想通过私下的渠道，灵活解决这个问题。可惜蔺柳杞的资历浅，“面子”不够，还是没有能解决。

1945年在宣化的冀察军区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是江西籍的红军干部张杰，原一分区卫生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前曾任红一师卫生处长。卫生部副部长彭方复，湖北省阳新县籍的红军干部。很快又调来了一个也是江西籍的红军干部李真，担任冀察军区卫生部副政委，以后接任政委。1947年初的察哈尔军区卫生部仍旧是这三位领导。

姚雪森笔下，在冀察卫生部医院工作的这些小青年们总是到张家口去“度周末”。每逢周六，乘火车去张家口，晚上看戏、看电影、逛大街，在张家口警备区招待所住一夜（这可要宣化卫生部或政治部方面的领导干部预先电话打招呼），周日在张家口认识的首长家吃午饭，下午再乘火车回到宣化。1945年9月以后的张家口，日军仓库里的物品应有尽有，那时日军驻察蒙军队准备再打十年仗的物资储备，八路军没有节制的“乱造”，结果才一年就“造”得差不多了。到了1946年，这些日军食品仓库禁止了部队的任意取用，但对够一定级别的首长家庭的食品供应还是继续进行。否则，供给制条件下，首长请这些小青年吃饭，拿什么请？

所有冀察军区卫生部这些小青年们的一切闲暇的生活，没有冀察军区卫生部这几个红军领导干部的关照和厚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姚雪森笔下，这几个红军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其它的优点，比如，从来对知识分子干部，包括对留用的日本军医务人员礼贤下士，优待有加。特别对姚雪森、胡敏英姐妹、苏国柱、赵保华这些一分区“小八路”出身的青年干部，更是关心不已。小青年，说话做事都难免毛糙，容易被好事者抓住辫子，张杰这几个领导干部总是为小青年开脱，小青年在他身边工作都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分区战线剧社的许多女同志，在战争形势最紧张的时候，都愿意到张杰的卫生部工作。

冀察卫生部这三个红军领导干部，只有部长张杰来自一分区，其余两个领导干部，彭方富来自晋察冀军区，李真来自冀中军区。关于李真，略说几句，因为涉及到后来与张迺更之间的紧张关系。李真是江西永新县的红军干部，一听这个地名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在井冈山脚下，是贺子珍的故乡。李真最后一个职务是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85年按大军区正职离休。

我上面文中的“彭某”，与卫生部这三位红军干部的私交都非常好，不会说出对他们不利的话来。但当时回绝蔺柳杞，是用“张部长不同意”为由来回绝的。

真实的情况是，两年后，1949年初，张杰担任十九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的时候，同当时担任十九兵团政委的李志民把当年的误会给解开了。那时真的不是他说了算。那时蔺柳杞因为肺结核在住院治疗。李志民特地派出十九兵团的组织部副部长汪克明去看望蔺柳杞，顺便将张杰的话也告诉给他，解开了当年的疙瘩。

这一段故事，虽然正好发生在这一时间，但显然超出了姚雪森书中所讲述的范围。因为有老同志的后代来问，所以特地补上，算是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