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冀热察

姚波

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冀热察

1948年3月中旬，涞水战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避实就虚，发动“察南战役”，调动聚集在“平津保”的国民党军。不管别的晋察冀军史的研究者怎么想，我却认为这是很高明的一招：你傅作义可以倾巢而出到河北来，我为什么不能到你空虚的察绥老巢去呢？

二纵总结经验教训的房山会议之后，转兵到怀来，一年半前为保卫张家口打仗的地方。一纵、二纵组建左翼兵团，先打绥远；三纵、四纵为右翼兵团，在怀来伺机行动。四旅因为在清风店一战立有大功并损失惨重，战后存余者不足四分之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特决定：将成建制的连队（而不是零散的新兵）补充给四旅。

冀热察地区原本是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1946年10月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宣化之后，冀热察地区同晋察冀之间的联系被占据平津和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彻底切断，冀热察地区被划归到东北解放区管辖。实际上，由于山海关、葫芦岛、锦州这些中间地带被国民党军占领，冀热察地区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薄弱的。

1948年初二纵四旅从房山重返怀来地区，是1946年10月共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第一次重返察绥故地。战事频繁，二纵在战场上伤亡的战士只能由俘虏兵和解放区送来的新兵来补充。因为解放区每个地区的征兵都是有硬指标定额的，兵员不足，连十五六岁的“娃娃兵”都送来了。姚老所在的十二团接收了12名娃娃兵，每个营四个，每个连一个。娃娃兵的好处是逃兵很少，一是不认识回家的路，二是没有单独跑回家的胆。

基层干部的损耗上面无法补充，由部队自身解决，那些营团干部的老资格警卫员都下部队当了排长。我从姚老的书里知道，提拔排级干部，是营里说了算，团组织股长可以代表团里审批；提拔连级干部则是团里决定，旅政治部主任审批。以后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出规定：连排干部的人选，除了在战斗情况下可以破例，一般先要经过纵队随营学校的学习才能上任。

但选拔提升干部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主要是在战斗意志方面。

王晓雯的父亲跟姚老同一个团，他写到这一段时：“战友们吃了不少苦，部队士气很低落，开小差的时有发生，我们六连指导员在部队路过热河大阁县（民国时期，热河省辖20县20旗，中间没有这个“大阁县”。“大阁县”实际上是丰宁县的旧称。1945年9月，中共平北地委根据形势需要，组建大阁县，即丰宁县工委。现在还有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时也开了小差。”

指导员带头开小差，这个连其他战士能好到哪去？

因为部队丧失斗志，四旅的十二团“突袭京包线上的天镇车站，主攻突击队是我们六连。”“摸进站的这两个排不知是怎么搞的，呼啦一下卷了回来，退回二百多米，退到了大坝根下。这可把我们二营长周庆云气坏了，他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卡着我们连长的脖子，声色俱厉地说：‘你今天不把队伍给我带上去，我就枪毙了你！’”

注意：这可不是发生在内战开始的1946年底和1947年初，而是发生在十二团刚被授予“大功团”之后的1948年初。距离共军在华北的最后胜利，接管北平已经不到一年时间。六连的连长怕死怯战，指导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蔡指导员左手心也打了个洞，我当时心想：‘作假也不弄得像一些，你怎么不打在右手心呢？’在战场上做假，老战士都懂，因为伤口周围发黑，是火药熏的，这分明是自伤。”

打天镇车站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说的，姚老的书中没有。但我查史料，二纵四旅确实打了天镇车站。

天镇作战之后，因为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也因为绥远缺粮，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的“察南战役”宣告结束。

打下天镇车站的二纵四旅，突然像有了明确前进方向一样，脱离开二纵大队，调头直奔东北方向，从张家口、宣化之间穿过，再经过赤城，到达丰宁县城（这就是王晓雯父亲所说的那个指导员开小差的大阁县）。按照姚老书中的顺序，部队进入到了察哈尔省腹地，这里依然是“解放区”，但贫穷达到了“极度”的地步。姚老的书中写到，两三千人住在一个土圈子里面，女人和男人各睡一个大炕。男人们都穿着仅有的棉衣给解放军运粮去了，剩下没有棉衣的女人和孩子挤在大炕上无法出门。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在解放区，你们不是土改了吗？土改不会没有分到衣物、粮食、房屋、家具，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注：姚老的书中，将这一段放在了较前面，次序比较混乱。反倒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写得比较准确，“土圈子”这一段应该发生在热河省。热河省是河北省与“满洲国”交界的地方，日本鬼子搞“并屯”，将几个村子的人合在一起，其余地方是无人地带。比如张迺更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就是这样。

从丰宁出来，姚老与王晓雯的父亲写得内容出现了差异（奇怪，两个人原本都是同一个团的，应该一致）。姚老写从丰宁继续向东北，和友邻部队一起，打下隆化县（董存瑞的家乡），歼灭守敌1300余人，然后经承德南下丰润。这个“友邻部队”指的是四旅的十团、十一团，还是四旅之外的其他部队，姚老的书中没有细说。

姚老没有细说，但能查得出来。查证历史记载，隆化确实是在那一时间解放的。但解放隆化的主要部队是东北解放军十一纵的三个师，1949年1月组建为东北野战军四十八军。作为程子华带领的老部下，据说原定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的时候由程子华带领组建北平警备司令部，但因为出现军纪问题，改换为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在锦州战役中地上有苹果不拣食的那支部队。

隆化战斗打响的时间是在1948年的5月16日，5月25日对隆化发起总攻，董存瑞牺牲的时间是25日当天。隆化守敌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的两千余人。打隆化的冀热察辽军区所属第十一纵三个师三万余人。由冀察热辽军区程子华司令和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统一指挥。董存瑞在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的二营六连。

最先发现并上报宣传董存瑞英雄事迹的，是抗战期间从一分区出来的干部李振军。1946年，从冀察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调任补充团政委到了冀热察。之后改任冀热察五旅六团副政委，这支部队，就是董存瑞最初参军的那个部队。解放战争中，李振军在十一纵队先后担任三十二师四二九团（董存瑞所在团）副政委，十一纵队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打隆化，到底有没有晋察冀野战军参战？

查战史，当时晋察冀野战军的确也参战了。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拖住华北之敌不能增援东北，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注意：没有五旅、六旅，这两个旅留在了冀察一带）共七个旅的兵力，组成战役兵团，自1948年5月13日至6月25日，牵制着国民党暂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各欠一个师）、九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及新骑兵第四师等周旋于热西、冀东地区，转战月余，先后攻克隆化、丰宁、新滦平、平泉、丰润、昌黎等名城重镇，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万余。

当时没有人知道，四旅这一离开二纵，就彻底独立出来了。两个月后的1948年7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华北军区奉命将野战军编为三个兵团，决定将四旅调离二纵。9月，第四旅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在河北省易县地区组成八纵，邱蔚任司令员，王道邦任政治委员，原二纵四旅改称二十二旅；原独立第一、第二旅，依次改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八纵组建后，隶属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建制。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随第二兵团参加新保安作战，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第三十五军。并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以四旅为核心的八纵组建成解放军六十五军；以五旅为核心的二纵组建为解放军六十七军。

王晓雯的父亲写从丰宁直接折向东南（没有到隆化），到遵化住了四五天、然后部队再攻占丰润。

从地图上看，从天镇、赤城、丰宁到隆化，基本上呈一条直线，直奔东北。隆化在大清朝避暑山庄承德的北面，如果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内容来看，姚老在书中写的内容是准确的。四旅确实到达并解放了隆化。

下面再连接到王晓雯父亲，他接着写到：“我们从察北出佛爷口，过长城在热河京东地带，拖住京奉线上的敌人，支持东北战场。这阵子生活可苦了，不打仗什么好东西也吃不上，天天就是小米饭，苦春头子，又吃不上菜，营养跟不上，大家的身体都很虚。”

这话，虽然是大实话，但只能王晓雯的父亲说，姚雪森就绝对不能说。因为他是营级干部，营教导员，要以身作则。

部队在热河打下隆化县城，接着进行四天的夜间急行军，进入到冀东丰润地区。打下比较富裕的丰润县城，是二纵四旅此次北行又东行的一个重大成果。

      1948年3月—10月四旅的察南战役和热西、冀东之行（根据姚雪森和王晓雯父亲的回忆绘制）

有一个重要内容，姚老从没有提起过，但王晓雯的父亲在这里说到了，那就是四旅的部队里有日本兵在效力（杨成武带三纵在山西打仗，被捕的国民党军中的日军士兵主动要求留在解放军打仗）。

攻打丰润城，守敌国民党军很顽强，十二团的二营担任主攻，“杨团长在旅部借来一门山炮，还带来一名射手，是个日本人，叫山野。杨团长问他打掉对面炮楼要几发炮弹，他伸出三个指头。当时没有炮镜，就见他瞄了瞄炮膛，打出了第一炮，偏了，打在顶层掉了一些土。他又瞄了瞄，打了第二炮，只在炮楼根打个洞。大家都有些泄劲，担心第三炮打不准。他接着瞄了第三炮，并闭上眼睛，嘴里叨叨咕咕，然后打出了炮弹，正好打中。炮楼开了花，机枪全哑了，”

王晓雯的父亲接着讲到：“晚上看戏时，我挨着炮手山野，我小声问他：‘你一发就能击中，为什么要三发？’他压低声音说：‘我的迷信，两发打了，他们跑了的没有，第三发，他们的死了，我的不负责任。’”

晋察冀部队进入到冀热察地区，就不能不谈到土改。因为整个冀热察地区的土改运动都呈现出极左的势头。其中察哈尔省的张北地区，是曾经的共产党军队的团长兼团政委陈怀初被逼叛变的地方。战争年代，凡叛变共产党军队，有主动、被迫、被逼几种原因。陈怀初属最后一种，被逼上梁山的那一种。二纵四旅1948年2月到达张北地区的时候，正是陈怀初被逼叛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处于最低谷时期。

冀热察辖区内的冀东地区，是土改运动极左势头的重灾区。看史料记载，一些像陈怀初同样遭遇和想法的干部，家庭被镇压，本人被批斗，都是在那一时期投奔了国民党。还有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干脆舍弃了村子家园一走了之。老百姓走了，仅剩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能单独留下来，只好也走，于是村子成为了无人村。但这一次的“无人村”不是日本鬼子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的土改运动造成的。

晋察冀野战军在军事上屡屡失利，政治上因土改丧尽民心，逐步走向衰落，1948年初一度达到顶点。当时正担任冀热察地区冀东行署主任的张明远总结说：“树敌过多，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群众武装起义（如遵化、平谷、迁安）。”“（土改）错误严重性有些被胜利所掩盖，造成的恶果被胜利抵消些。（如）冀东地区的战争再延长三、四年，冀东解放区会不会变质，是很难说的。”

1948年春天晋察冀部队向冀东的开进，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多少缓解了冀东解放区的危机程度。但整个冀热察地区因土改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姚老的书中，讲到在冀东的热河地区，他所在的十二团一营二连，发生了一起战士们之间的“群殴”事件。姚老概括为“打群架”。打架的主体是解放区兵和解放兵，说白了，就是一群“翻身农民”新兵同俘虏兵（参加解放军后被称为“解放兵”）之间的群殴。

打架的起因是批斗地主大会。

当地贫协召开批斗地主大会，地主被参加大会的群众当场用乱石砸死，地主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十八、一个十七，贫协断定，群众同意，许配给了给地主干了二十多年活的两个长工，一个四十五岁，一个三十三岁。台下的“解放兵”听了，认为长工的岁数大了，配给他正合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指责对方“有地主阶级思想，有腐化思想”；解放兵也不是刚过来的俘虏兵那样子了，说这是给他“乱扣帽子”，于是就打起来了。

一营为这次打群架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接着召开军人大会，加强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教育。总算解决了这次部队的内部冲突。

姚老的书中还讲到了冀东的农民愚昧暴动（冀东领导干部行署主任张明远称之为“群众武装起义”）“在，不在？”

冀东的村庄接连大火，一群群的男男女女疯疯癫癫，有哭的、有惨叫的、有敲锣的，一天一夜，连着的几个村子都着了大火。派侦察员去察看，只见农民手拿菜刀、杀猪刀、柳叶刀、还有棍棒的，见面就互相问：“在，不在？”

说“在”的，就跟着他们的人群走，进每个村子东西随便拿，随便吃喝，随便找姑娘结婚，玩女人，杀人。

说“不在”的，当场就杀。有八路军战士前去阻挡，被他们砍杀。一支一两千人的农民大队，眼看着就要冲着姚雪森部队驻扎的村子过来了。因为有当地老百姓在里面，部队不敢开枪，是打是撤拿不准主意，紧急向团长、县委书记请示。

请示的结果，一营的四挺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对空射击，步枪瞄准着人群中的凶汉射击。人群跑散了，悄悄统计了“战果”，“捉了三百多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打死二十多人，男女都有，打伤七十多人，男人多，也有妇女和小孩……”

营长命令：“各连卫生员，带药箱，抢救受伤的小孩，还有女人和老人……”

一连长和几个战士，押着几个被捕的中年人过来，姚老在书中训斥：“看你们穿着是贫下中农吧？贫下中农分了土地、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烧了多少村子？死伤了多少人？你们都是疯子。”

旅政治部了解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北宁铁路交警总队支持干的”，还有还乡团、反动道会门的联手。很快二纵打掉了这个北宁线铁路交警总队。

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修史，并不是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的。作为控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修史，是有选择的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有些话可以直说，有些话美化之后可以说，有些话被弱化后可以说，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还有些，则属于“瞪着眼睛说瞎话”的。

共产党军队对群众暴动、哪怕是反动群众的暴动进行镇压，就属于“绝对不能说的”。比如1940年底挺进军九团对平西野三坡民众暴动（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什么高人想出来的？）的镇压，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回忆中就被列为禁区，不能提起。还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对自己内部的“不可靠分子”和“知道太多分子”的屠杀，被杀害者起码有数千人，也属于绝对不能提起的一类。

至于“瞪着眼睛说瞎话”一类，最典型的，要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次天安门清场，现场没有死一个人”。瞪着眼睛撒谎，一看就是撒惯谎的老手，你就不怕被载入历史？

姚老的书中，塑造了一个叫“宋和仁”的政工干部，也是从易县狼牙山出来的，当时在部队任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后被打成“右派”。事实证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总是比别人要明白一些。但是没有妥善隐藏自己的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小辫子。

他在当时说：“我分析，你营二连二排打群架和这次大暴动这两件事要联系起来看，我认为与土地改革运动有些过左行为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八十七八岁的姑娘分配给三四十岁的长工？分土地应该，还分人吗？恶霸地主，群众有气处死几个是可以的，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穷村，非要划分出一个地主，地主是有条件的嘛。这么多扫地出门的地主，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条件了，所以逃亡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啊、找枪啊、当还乡团啊、参加反动道教啊，伺机报复，这就增加了国民党力量，还乡团比国民党还难打，他们宁死不交枪，给咱们作战增加了麻烦。我坚决拥护土改，但我反对土改中过左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