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姚纯将军往事

姚波

我的父亲姚纯将军往事 撰文/姚辉云

参加桂南会战的中国机械化部队     桂南会战中，中国军队收复南宁时从西成门入城     时间是无情的流水，思念却是一根缠绵的丝线。转瞬之间，父亲姚纯抗日殉国70周年就要来临了，大半个世纪前的许多往事，再一次涌动在我的心间。     父亲是1894年出生于江西萍乡的，祖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靠了祠堂公款资助，父亲才得以进学堂念书。中学时期受革命思潮影响，投笔从戎，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不久投奔广东孙中山先生麾下，任连、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东路军团长，转战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处。有一次蒋介石到福建前线视察督战，北洋军阀孙传芳得知消息，组织重兵反击，企图击溃北伐军，活捉蒋介石。父亲时任第5师28团团长，部队首当其冲，他沉着镇静，勇敢机智指挥，与敌人激战数日，阵地不仅未被敌人突破，反而将当面之敌一举击溃。这一仗打下来，28团团长姚纯很会打仗的声名，传遍第5师，蒋介石也因之对姚纯有了良好的印象。此后几年，父亲接连由旅长、副师长擢升为师长。     戎马倥偬，沙场劳累，父亲于1933年不幸患染肺病，次年到上海住院治疗，1935年回到九江休养。因部队常驻九江，父亲便在九江校场路友声里（现行署大院内）购置了房产，有砖木结构小洋房两栋，院内花木繁茂，绿树葱茏。那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陆续出生，常年有二、三个奶妈，加上萍乡亲戚送来培养的孩子，亲戚来往，人丁兴旺，但管理得井井有条。父亲不嗜烟酒，也不允许在家中赌博、抽大烟。     有一次，一位萍乡黄姓工人在九江干苦力活谋生，不幸患病去世，孤儿寡女走投无路来到我家。父亲听母亲介绍情况后，立即将落难中的母子留下，黄嫂便在我家当厨娘。她自觉身份卑微，不许儿子永吉和“少爷”、“小姐”们在一起玩耍，父亲知道后叫母亲对黄嫂说：“小孩子天真烂漫，不要被等级层次的枷锁锁住心灵，让他们在一起玩耍，可以相互启发、促进，推动他们活泼的心灵健康发展。”从此永吉和我哥哥、姐姐成了儿时的好朋友，后来还一同上小学。     父亲喜好园林，每天晚饭前后必定要到庭院中散步，观赏花木，有时还和花匠一起浇水培土。晚上的时候，父亲常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收音机听广播。西安事变发生后，父亲心事重重，听广播的时间更多了。有一天父亲听完广播后，紧锁的双眉倏然开朗，他高声地告诉家里人：“好了，好了，西安的事情和平解决了，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时任36军副军长，他心情激愤对母亲说：“军人的使命是保国安民，前线官兵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我怎么能天天守在家里！”于是集合36军留守九江的第5师部队，举行抗战誓师大会，准备随时开赴前线。为适应抗战需要，又在九江、萍乡等多处设立招兵站，招兵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对于前来投军的有文化的热血青年，父亲总是悉心加以栽培，像萍乡来的姚葛民、姚行中等人，后来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有一次，我萍乡满叔也来到九江，他对父亲说：“廉生哥（父亲原名），你在外头做了许大的官，也给老弟搞个事情做做。”父亲笑着说：“你斗大个字认不到一谷箩，能做咋个事，还是回去作田啊。”满叔住了几个月，看看没有希望，只好返回家乡。临走时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叫他回去好好过日子。     1938年父亲升任36军中将军长，兼渝南警备司令，部队驻扎重庆，担负川江三峡防务和拱卫陪都重任，同时奉命调遣167师赵锡光部、新23师盛逢尧部开赴湖北前线，参加武汉会战和湘北会战，与日军奋战于罗山、光山、通城、临湘等处，歼敌甚众。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云：“如遇新23师（盛逢尧部）作战不可轻敌。”可见当时36军部队在战场骁勇善战，表现不凡。盛逢尧回重庆时，曾将缴获的文件呈送给军长看，父亲看过，高兴地对郭参谋长说：“盛逢尧是个将才，打仗很有两下子，连日本人都不敢小看他。”     1939年，侵华日军21军安藤利吉部队，乖着大风浪的日子，在广西北海钦州湾偷袭登陆成功，分兵3路向北推进。昆仑关危急！南宁危急！36军奉命驰援广西。出征前，父亲检阅了部队，他用萍乡官腔（萍乡口音的普通话）讲话：“弟兄们！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大片的国土，现在又打到了广西，妄想灭亡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次出征广西，人人都要坚定为国牺牲的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直到把日本鬼子统统赶出国门！”抗战时期条件非常艰苦，检阅完毕，上自军长，下至每个受检阅士兵，都蹲在操场上，围成一个个小圈，同吃一顿“出征饭”。随后，父亲又将团以上军官请到家里共进晚餐，从不喝酒的父亲，破例与众多军官一起，喝了一杯壮行酒。父亲喜好书法，晚饭之后兴犹未尽，又叫卫士谭国兴拿来笔墨纸张，乘兴写了几张条幅：“抗战到底”、“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交与家人装裱收藏。他对母亲说：“军人的生命属于国家。此次出征广西，如能凯旋归来，自然是值得高兴之事；万一遭遇不幸，也不必过于悲伤，好好抚育子女，长大成人继承父志！”     1939年12月初，父亲率领部队和补充的大量新兵，出川东下，至湖北宜山与前线两师人马会合后，经湖南、贵州南下，12月下旬到达昆仑关，接替攻克昆仑关的第5军，肃清残敌，随后，担负昆仑关正面防守任务。1940年1月25日，日军经过休整、补充后，开始大举反攻，一场血战在昆仑关前悲壮展开。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上有飞机滥炸，下有大炮狂轰，猛烈的炮火掩护着士兵们一拨拨往前冲锋。我军装备简陋，士兵们都是赤脚草鞋，武器主要是步枪、手榴弹、机枪，步枪还是单发式，打一枪退一次壳，再推一发子弹上膛。加上部队在前线奋战两年，老兵伤亡很多，补充的新兵并未经过很好训练就匆忙投入战斗。敌我力量对比，我方明显处于劣势。但我军从上到下士气兴旺，为了不做亡国奴，大家抱定决心与敌人拼死在疆场上。从早到晚，战场上血火横飞，硝烟弥漫。日军靠着飞机大炮的优势，一天能推进几十米；到了夜晚，我军又组织敢死队，摸黑夜战，把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来。这种拉锯式的血战在昆仑关至九塘一线持续了一个星期。父亲每天都要到前方部队视察督战，发现危急情况，立即调兵遣将堵住敌人。激战中饭菜供应不上，官兵们就喝凉水，啃饼干；饼干没有了，饿着肚子和敌人血战。打到最后，许多建制完整的一线连队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可见战斗之惨烈，部队伤亡之惨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     日军见正面攻击难以奏效，遂派飞机炸毁正面防守部队的上级指挥机关38集团军司令部，并采取从我军左翼迂回进攻的办法。讵料左翼守军叶肇部队与日军接火不久，竟自行撤退，防线撕开缺口，日军乘虚而入，2月2日，占领昆仑关后的宾阳县城。此时父亲因战场劳累已开始咯血，但千斤重担在身，还得勉力指挥。由于战场形势迅速逆转，36军处于敌前后包围夹击之中，处境极为险恶。父亲得到报告，急愤交加，拍着桌子指责叶肇：“岂有此理！”随之病情恶化，咳血不止，但“并不因后路断绝而退缩”，仍抱病指挥部队“与敌苦战”，“后因联络中断，补给不上，迫不得已，”乃率部突围至广西上林一带整编待命。（白崇禧：《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以中国军队全线败退，日军重新占领昆仑关而告终。     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战役失利原因。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一位黄埔系大将乘机诬告姚纯放弃阵地，擅自撤退，对昆仑关失守应负重要责任。蒋介石闻言大发雷霆，在会上严厉指责36军作战不力，并声言要对军长姚纯军法惩处。父亲抱病参加会议，有口难辩，幸亏陪同参加会议的军参谋长郭觫将藏于军帽中的撤退命令取了出来，双手呈递上去，蒋介石怒气才渐渐平息。柳州会议结束，除叶肇扣留军法审判外，还对自白崇禧、陈诚、徐庭瑶以下十几位参战将领给以处分，姚纯也就概莫能免了。     柳州会议之后，父亲回到重庆治病，虽多方延请名医诊治，终因心气郁结，非药石所能奏效，病情日渐沉重。但始终念念不忘抗战大业，多次对家人说：“待病体痊愈之后，要率领部队重上前线，报仇雪恨。”可惜苍天不遂人愿，进入农历五月，父亲并发肺炎，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昏迷中连呼数声“抗战救国”之后，呕血而亡，终年46岁。     柳州会议后，蒋介石逐渐了解到战役的真实情况，得知姚纯去世，便立即指令由军委会拨款在重庆举行公祭，并特派侍从室主任陈方、竺鸣涛前来吊唁，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出面送来一副挽联：“英名垂青史，楚地寄哀思。”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送来挽联：“赤心报国，浩气长存。”当时国民政府许多要员和高级将领都前往灵堂吊唁，或送来挽联，拍来唁电。灵柩运回萍乡，由江西省政府主持，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姚纯将军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殉职的历史事实，得到社会认可和公正评价，萍乡市将他作为重要的历史名人载入市志和文史资料。北京《纵横》杂志和南昌、九江、萍乡等处报纸，也多次刊发文章，给予姚纯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将军子女返回家乡，将父母迁坟合葬于后埠村麻子坡，坟前立碑曰：“抗日将领姚纯将军之墓”。林森的对联，曾经镌刻大理石条块，镶嵌在将军墓前，可惜后来坟墓遭到损毁，对联不知去向，以后重修，也难以恢复原来的风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