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师——怀念戚桂宴和姚奠中先生

姚波

我的两位老师——怀念戚桂宴和姚奠中先生
时间：2015-04-16 12:24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市场导报

我有两位对我影响极大的老师。一位是本科时期教古汉语的戚桂宴老师，一位是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姚奠中先生。记戚桂宴先生 戚桂宴老师带了我们班一年的古汉语。不过，我与同学不同的是，在开古汉语这门课之前，戚老师就已经在指导着我，带我走进学术的大门。那还是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

戚桂宴先生文集

姚奠中先生

   

    我有两位对我影响极大的老师。一位是本科时期教古汉语的戚桂宴老师，一位是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姚奠中先生。

记戚桂宴先生

    戚桂宴老师带了我们班一年的古汉语。不过，我与同学不同的是，在开古汉语这门课之前，戚老师就已经在指导着我，带我走进学术的大门。那还是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第二个学期。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来自基层的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刚入校门，就迫切要求解决上大学如何学，学什么，需要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于是四处打听哪个老师学问好，以求能够得到高水平的指导。我先是找到带我们古代文学的叶晨辉老师，但他很快就要调到南京师大去了。带着一丝遗憾和失落我请求叶老师为我介绍一位合适的指导老师。叶老师说：姚先生太忙，以你的水平可以去找戚桂宴老师，他是一位学问很扎实的先生。我请求介绍一下。叶老师说：不用介绍。你们年级的刘昕同学和他是亲戚，何况戚老师是很好接近的，不用有什么顾虑。我还是把我的愿望告诉了刘昕同学。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对我说：“戚老师要你下午三点后去见他。”竟然这么快、这么容易啊，真出乎人的意料。我带上自己写的一万多字有关《楚辞九歌》的“论文”敲响了戚老师的家门。门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个子很高，头发理得很短于是头也显得有点长，面带笑容的长者。他没有问我是谁就将我请进屋内，一直微笑着听我讲完所要讲的话，然后轻声说：“你的文章我看完以后咱们再谈，今天先谈到这儿。”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简单和轻松。没过几天，戚老师就通知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只欣赏论《山鬼》‘子慕予’这一句的有关考证内容。你把这一部分写成一篇论文，我再看。”同时把只有教师才能从图书馆借出来的文革前油印的相关论文交给我参考。我既惊喜、感动，又发愁。惊喜的是得到老师的肯定，感动的是老师竟然亲自帮我这个普通学生到图书馆借资料，发愁的是老师所肯定的这一部分只是我那万把字中的一二百字，要将这点内容写成一篇文章，困难可想而知。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写成的文章交给戚老师，只见他一边看一边指出所引用材料的错误，还从书架上拿出原书一一比照。最后说：“没有深度，还需要继续修改。”我按照意见修改了之后，戚老师还不满意。一会儿一字一句地斟酌，一会儿苦思冥想，我在一旁如坐针毡，几次说：“老师不要费心了，我自己慢慢来吧。”但他摇摇头微笑着说：“咱们把思路理顺了才好进行啊！”如此往复几次，戚老师说：“看来你改不动了，还是我来改吧！”没过几天，便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说：“这基本上可以了。你抄下来，我推荐给学报发表。”接过稿子一看，我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整篇文章前后次序经过剪贴调整，几乎删掉了一半的内容，许多文字是戚老师用工整的字体重新写的。改过的文章读起来相当干净利落。这还是我写的文章吗？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师，没材料他给找，思路不清晰他一步一步引导，还亲自给你改和写。同时我也明白了。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戚老师实际上是在教我如何做研究，在科研实践中掌握选题、论证、谋篇的要领。他所擅长的精微考证，在这次训练中充分体现出来。
    下一学期，戚老师给我们带古汉语课，我是课代表。戚老师上课的内容全是对古书注解的考证。从发现问题、列出证据，到得出全新的结论，每节课都像是一篇学术论文，而又没有读学术论文的枯燥感觉。戚老师很善于在带有一丝神秘的微笑中提出悬念，通过各种试探性的解决路径，最后给人以焕然大悟的轻松感。
    就这样，听课，受教，一有空就聊。我在文字学、音韵学、特别是训诂学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并运用到《诗经》、《楚辞》等古籍的研究中。这是我在本科求学期间最大的收获。

记姚奠中先生

    我作为姚先生的学生是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上古典文学的研究生之后，而我之所以考姚先生的研究生，起因在于学生会邀请姚先生作一个关于书法的讲座，我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前去听讲。那时，姚先生的名声很大，我们都知道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威，所以来的人特别多。只见先生满头银发，腰板挺直，历史掌故随意征引，特别是用粉笔竖书在黑板上的文字，线条遒劲、章法有致，简直就是一幅艺术品。同学们都为姚先生的风采所折服。许多人惊叹，多么渊博又精神的老先生啊！我那时也就定下注意，考姚先生的研究生。
    本科毕业前夕，紧张地考研结束后，有一天到戚老师家里闲坐。戚老师说姚先生特地向他了解我的本科学习情况。他介绍了我在文字训诂上的优长后，也讲了没有发现该生文学有何成就，也许并不适合搞文学。老一辈的学者都是那么实在。我一听，可能考研没戏。姚先生招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生，和戚老师说的文字训诂正好南辕北辙嘛。于是开始着手找工作单位的事了。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实习回到学校，同学朱琦告诉我，录取名单上有我们俩的名字。
    被录取了，就该拜见先生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姚先生，但姚先生却是第一次见我。如此近距离和心目中的伟人接近，我一时紧张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反而是先生和李树兰师母的亲切微笑表现出本是一家人似的氛围。姚先生随意问起班上同学们学习的情况。当我问到在开学前该读些什么书时，姚先生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环节薄弱，就把什么补一下。”我说有许多外国文学的名著没有读，先生说：“那就突击读。”最后，姚先生从书架上拿出线装的《汉书》中有《艺文志》的那一册交给我，说：“你们三个人都把《汉书艺文志》带注抄一遍。开学后讲。”并言“当初在章先生门下，每讲《尚书》之前，都将有关资料搜集整理，于是其他旁听的人如在五里雾中，而我们这几个研究生则大为受益。”初次接触姚先生，就发现先生的教育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导师竟然让读外国文学的作品，这是多么新鲜的事情。
    学上课了，更令我们感到新鲜。姚先生授课很有特色。在为我们上文艺学和古代文论课前，要求我们把报刊中相关的不同论点分类摘抄出来。他积攒了几十年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的文章也交给我们三人分类剪贴成册。上课时，先由我们做综述，再由先生逐一讲解。既打通现当代和古代文艺思想，又使学生获得新颖的视角。上文学史，姚先生让我们把几部不同的文学史对照来读，提出问题，他再作讲授。开始我们不习惯，第一次上课竟然没有问题可提。姚先生就说：“没有问题，那就不必上课了，等着食堂开饭得了。”他认真指出：善于用功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可用功。用功不用功，就看你能不能提出问题。学而不思是懒人，或者说是不善于用功。发现问题，则思想能深入，兴趣自生，思想集中，不暇外骛。如能成为习惯，则被人看做极平常的事，也会发现有值得研究的闪光点。受到批评后，我们都试着在发现问题上下功夫。后来课堂有时成了我们三人各持己见的辩难。姚先生总是微笑着听，最后高屋建瓴地下决断。如此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几十年之后许多细节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种教育特色也体现在对学生平时的指导之中。一年级时，我曾针对《楚辞》研究向先生询问应该读哪些书籍。不料先生的回答是：“你研究《楚辞》，你就是《楚辞》专家。应该别人问你应该读那些书才是。我又不研究《楚辞》，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先生的回答令我很诧异。姚先生1943年就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的有无问题》，驳斥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1951年又发表《屈原其人其赋》。怎么能说不研究《楚辞》呢？从姚先生的目光里我明白了，不能当懒人，自己翻书目查阅资料去罢。
    姚先生的这种教育特色更突出体现在其学生的研究方向上。一般来讲，学生所做的研究大都是导师所从事的方向，或者就是导师课题中的子课题。姚门弟子却不是这样，有着充分的自由度。我上一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有选《诗经》的，有选汉赋的，有选唐诗的，有选元好问的，有选《红楼梦》的。我们这一届有选司空图的，有选明清小说理论的。基本依照学生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姚先生的观点是：“学生从事导师的方向和课题，固然有导师好指导的优点，但导师既然已经在这个领域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学生再从事同样的课题，就很难超过老师，也很难培养出超越老师的自信。导师所指导的是方法、路数，那么天下的学问是相通的，为何不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特长呢？”
    说到毕业论文，我与其他同学还有所不同。我刚上研究生所定的研究方向是自己熟悉的《楚辞》，三年级时，兴趣转向古代神话，而距毕业还有八个月时，姚先生建议我根据山西大学的研究特色需要改为北朝文学，最后定为庾信研究。变换研究方向跨度如此之大，时间又如此之紧张，在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姚先生给我说：他本人的研究和教学范围之广，就是适应需要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需要，就要有在新的领域进行开拓并做出优异成绩的能力。况且，每开拓一个新的领域，都会促使自己在学术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学会从新的视角关注学术问题。遵照姚先生的教导，我最后按期完成了十几万字的毕业论文，也掌握了科研的规律和方法。从那时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我从先秦文学转而从事北朝文学、古代小说、魏晋文学、金元文学多个领域的研究，并都有专著。这种训练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姚先生的这种培养模式，许多人表示出疑惑和不解。比如学术思想课。姚先生以《汉书艺文志》为纲，梳理整个中国学术传统的渊源流变。这种融合多种门类的知识为一炉而又突出差异性的课程引起一些人的异议，认为这和文学没有关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怎么能上不是文学的课呢？特别是在当时学术界流行细化专业和方向的趋势下，更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事隔三十年再回头看，这门课正好类似于现在所热衷谈论的“国学”，而又和社会上流行的大而无当的“国学”有所区别。姚先生十分重视开拓视野，打开格局。认为在学术的道路上，不应该画地为牢，自我束缚。在我毕业论文答辩时，姚先生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断语：“体大而思未精”。可以说，“体大思精”就是姚先生的要求。体大是思精的前提，而体大必须思精。大即广博，体现的是门径、眼光和器识；专精体现的是功力、实力和深度。在姚先生这里，两者得到完美的统一。
    如果从表面看，姚先生和戚老师的教育方式大相径庭，或者说截然相反。戚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姚先生是全让你自己去做；戚老师引导学生关注点集中在字词上，姚先生从来关注的是大的方向；戚老师对学生的论文字斟句酌地改，姚先生则总是很快浏览一过然后指出存在的失误和盲点即可。相同的则是对学生的热情亲切，使人如沐春风。然而，现在我深刻地意识到，两位老师的教育方式都恰如其分。两者的区别正好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不同。对于本科生来说，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不得其门而入，精细地指导、由具体的点入手，无疑是最必要的，否则学生就会什么也好像知道一点，但什么也做不成，夸夸其谈，沉不下心来。而一旦成了研究生，已有了基础还这么做，就会陷入固和陋。这时开拓眼界，打开思路无疑就是重要的事情了，否则拘泥枝节不见天地之广阔，做不了大题目，解决不了大问题，成就不了大家风范。
    应该说，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能遇到这两位好老师，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毕业留校以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向老师求教，讨论问题。戚老师早在1992年就已辞世，高寿101岁的姚先生也于2013年离开了我们。作为学生的我在高校从教也有30年了。对照业师，不论从哪一方面，都徒增愧恧。（本文由山西大学后勤管理处主办的《憩园报》供稿）

牛贵琥（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