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姚维钧的奇情奇缘

上海姚良官

《灵珰百札》是黄炎培与姚维钧的情书与家信集，它是一桩奇情的记录，也是一本好看的诗文合集，18万字的篇幅，恰如一道情感与文字的激流，顺流而下，掩卷之后，心灵被带到一片奇异而澄澈的地带。

黄、姚的恋情，令人称奇。二人初识于1941年12月，当时，黄炎培六旬有三，姚维钧三十又二，相差三十一岁。年龄的落差之外，是社会地位的差距。当时的黄炎培，是名满天下的民主人士，正为抗战募捐在大后方仆仆奔走。而姚维钧是一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二人以书信结识、定情，鸿雁往返八个月后，才彼此见到真身，见面后第六天，即举行婚礼。这样的方式与速度，在当时恐怕属于“闪婚”了。

奇情须由奇人缔造，更需要奇缘。从黄、姚之间的通信中，不难看出，黄炎培是一个果断、自信的人，其个性既热情奔放又心细如发，老于世故与至情至性兼而有之。当机遇来临时，能够不为俗情所累，勇敢地去追求幸福。姚维钧的个性，则早熟而有主见。她在给朋友的信中透露，对黄炎培怀产生敬慕之情，已有二十年，“自有知以来，就对他发生敬仰，不知不觉的种下了情芽，而又纯洁的爱上了他，只是为了种种约制，我把这种纯洁的爱，深深地敛在心坎，二十年如一日。我一点不给它有表达的机会。”时光倒退二十年，黄炎培正值春秋鼎盛，有美满幸福的婚姻，而姚维钧不过豆蔻之年，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少女的她对黄炎培产生感情，无从得知。能知道的只是，彼时的黄炎培，正在上海办教育，他创办的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国民党的蒋经国、蒋纬国，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等，都毕业于此。

1940年，黄炎培的结发妻子王纠思病逝。一年后，黄炎培接到姚维钧的拜师信，二十年前种下的情芽有了生长的机会。可以推断，姚或许是知道了黄结发之妻去世了这个事实，才发出第一封信的。黄炎培老于世故的一面立刻表现出来，在第一封回信中，即明确询问姚维钧的年龄、籍贯、家庭情况、修学状况，并让姚略述自己的志愿。基本的审查工作结束，得到的信息令黄炎培感到满意，同时感到惊讶。原来，姚维钧与王纠思竟是同乡，同为浦东南汇南浦镇人。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姚维钧似乎注定是黄炎培的“预备役”。她服装简朴，待人热情，胸襟高洁，忠诚而勇敢，这些品性，酷似黄的恩爱发妻王纠思。尤为巧合的是，根据姚、黄二人共同的朋友描述，就连姚维钧的形体，也与王纠思很接近。在黄炎培的悼亡诗作中，有“吾生万念一时灰”的悲叹，极写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发妻的去世给其带来的打击，而姚维钧的出现，让黄炎培看到了王纠思的替代品，倍感欣喜。这一点，黄炎培不讳言，姚维钧也不计较。

不过，姚维钧并非爱到没有了自己，在婚前，要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是她绝不含糊的底线。姚维钧大学毕业前夕，黄考虑到此时花销较大，给姚汇去一千元钱，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学校长三个月的薪水。此时，二人已经情到深处，然而，这番慷慨却遭到姚维钧的谢绝。在信中，她告诉黄炎培，自己不能领受这样的美意，因为“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贪’”，她呼告黄炎培“成全我良心上之主张”，坚持二人见面时将钱奉还。

用我辈今日的俗眼看去，黄、姚恋之奇，更在于男女之情与家国之情的激情合奏。在二人的书信中，急切的爱国、救国之情的抒发，与相互间的探寻、关切与欣赏，交织在一起，是常见的笔墨。在黄炎培，是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此诸如“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样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这样的告白，频频见诸情书。而在姚维钧，是只身从江南逃难到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家国之痛盈于心头，因此，初识不久，面对黄炎培对其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姚答以“身体素好，最近尤健。若此而为个人幸福，乃未敢言。为社会国家能多出些力，则固所愿也！”言下之意，身体的健康，首先并非个人之福，能贡献于国家社会，才有意义。

在私密的通信中，交响着如此高亢的爱国大词，在今天不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讥为雷人之语的可能。但是，在一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暗夜，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暴的英雄岁月，男女二人之间的通信中流溢着爱国的情感，是大时代的轰鸣在个体身上的回响，再自然、真诚不过。六十余年后，捧读这样特别的情书，只能由衷感叹，本该挥洒纯粹男欢女爱之情的尺素锦笺，却承载如许浓郁的家国情思，当时的中国人，当时的时代，是何等沉重，又是何等别样的风流。

黄、姚二人从1941年12月开始通信，到1942年8月结婚，8个月中，通信百余封，不但频率高，且热度灼人，尤其是黄炎培这厢，如其自称的那样，是一副“火烈烈”的性情，在感情表达上的奔放热烈，丝毫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姚维钧表现出踌躇，黄立刻瘫倒在床，一副“老房子着火”的情状。黄炎培本就是一个诗人，具有诗人共有的情感丰富敏锐的心理特点，历尽沧桑，到了花甲之年后，更是柔肠百转，动辄老泪纵横。对此他并不羞于让姚知道，在信中，“我又哭了”这样的话，时常出现。这是黄真性情的表现。姚维钧不得不哄他少哭，劝其如果想哭时，就写文章抒发，因为“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眼睛已经哭出毛病了，其多情若此，不是凡夫俗子能够做到的。

老年黄炎培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很可以理解。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老年人世味寡淡，情感枯索，其实，正如黄炎培所说，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类是有情动物。作为老人，经历过劳作、奋斗与爱恨，对世界其实是更怀深情与眷恋的，只是表现得趋于深沉、隐蔽而已。而许多文化中，不乏压制老年人情感的传统。“为老不尊”“寿则多辱”之类的俗语，正是世俗对老人情感的无形规范。王尔德曾经说过一句很透彻也很真实的话：“人老了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心依然年轻。”大抵说的是人到老境，欲望与能力形成反差，同时也未尝不可理解为老人情感与环境及习俗的冲突。只有那些个性强烈者才能冲破流俗的规制，遵循造物赋予有情动物的天性，敢爱敢恨，快意表达。黄炎培绝非腐儒，而是个独立意识很强、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世俗的常情，羁绊不了他，因此在姚维钧面前，才会较少虚饰，而有至情至性的表现。

与黄炎培的炽烈奔放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差，姚维钧倒表现出女性在情感上往往更理性与冷静的一面。几个月的鸿雁往返之后，当黄炎培在信中特附一小笺，明确向姚维钧表达爱情时，姚的反应，是还不能接受黄的爱情，她认为，两人还没有见过面，黄对她的缺点还不够了解。这个反应，既真诚，也未尝不是聪明的以退为进。

黄没看错姚。从黄、姚的通信中不难看出，姚维钧是一个智性、理性与感性平衡的人，知书达理，悟性很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爱情中，她更看重精神上的相知，所寻找的，是灵魂伴侣。她也是一个浪漫的女子，提出与黄炎培约好一天，在同一时间，在异地同时赏月，并将赏月的感受记录下来，彼此交换。凡此种种，今日看来，即使不是空谷足音，也属相当古典的做派。

黄、姚结婚后，生有四个孩子。1949年后，黄炎培短暂在政府中工作，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姚作为黄的秘书，内外兼理，任务繁重。令人欣慰的是，这段奇情不曾褪色。1954年8月，黄、姚结婚第十二年毕，为了纪念，二人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用来包装前述百余多封信。黄炎培在其上题“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这就是《灵珰百札》的由来。

不过，黄炎培有一处看得大错特错。他认为，从人的字体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福泽。他认为，姚维钧的字端正圆润，将来福泽不会浅。令人唏嘘的是，1965年黄炎培去世，转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姚维钧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尽，时年五十九岁。她与黄的奇缘奇情，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