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文』姚兴略论

姚波

姚兴略论

刘仲文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的黑暗时期，是充满着战争恐怖的黑暗时期。象石赵的石虎，苻秦的苻生那样的暴君，在十六国的好一些国家里，几乎都代有所出，而且一个比一个暴虐无道，一个比一个荒淫无耻。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即在黑暗中尚有光明，在倒退中尚有进步，在破坏中尚有建设。除了暴虐无道的暴君外，也还出了几个政治清明，有所作为的皇帝，而后秦主姚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一)
    姚兴字子略，羌族人，其先世本属羌族烧当部落，东汉中叶就迁居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西晋永嘉年间(307一312),姚兴的祖父羌族贵族姚弋仲，始率领这个羌部落的一支，从赤亭迁徙到榆眉(今陕西千阳县东)一带居住。公元333年，石虎徙关中氐、羌充实河北，以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弋仲乃率众徙居于清河之滠头(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石赵末年大乱，这支羌部落乃由姚兴的五伯父姚襄带领返回关中，后来姚襄在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被苻生将苻黄眉、邓羌所杀，姚兴之父姚苌始率羌众降于苻秦。苻坚在淝水战败，关中的氐族势力大大削弱，相反，羌族的势力却大大发展起来。后来姚苌杀苻坚，取长安，公元386年乃即皇帝位，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公元393年姚苌病死，翌年姚兴继位。


    在十六国时期，姚兴是前秦苻坚以后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无论在文治武功方面，或者在保存和传播文化方面，他对祖国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较显著的贡献。后秦经姚兴治理后，曾一度相当强大，就连《宋书》的作者沈约也不得不说“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①总之，在十六国那样大混乱的历史时代里，象后秦主姚兴那样开明有为的皇帝，实在是不多见的。


    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摧残与破坏，统治者以杀戮立威，刑罚滥酷，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没有保障，加以灾荒肆虐，流民不断，“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②。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姚兴却能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积极措施，他首先抑制羌、汉豪强，杀死跋扈专横的辅国弥姐高地、建节杜威等，又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并招引流民充实关中。公元394年，姚兴灭前秦苻登，“悉散其部众，使归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③。皇初五年(398)九月，姚兴下令“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④。又“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将牧守宰各降一等”⑤。这些措施在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姚兴还简省法令，谨慎断狱，奖励清廉官吏，严惩贪污和违法失职的人员，“兴以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下书褒美，赠抚邑一百户，赐超爵关内侯，佩等进位一级”⑥。相反地，对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静，“皆以黩货”(贪污受贿)罪，予以诛杀，“于是郡国肃然矣”⑦。弘始元年(399),姚兴进一步整饬刑政，他“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边熙上陈军令烦苛，宜遵简约，兴览而善之，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⑧。继而又在长安设立律学(法律专门学校),调集各郡县没有职任的令史到律学学习法律，并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回到郡县做狱讼官。同时还规定，如果郡县碰到疑难案件，无法决断时，可以送上廷尉(最高狱讼官)请予审判。而且姚兴自己也经常到“讼议堂”听断疑狱。因而，“于时号无冤滞”⑨。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的法律，自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专政的工具。姚兴的立法和整饬刑政，以及依法断狱，其阶级本质当然不能也不可能超出这个阶级专政的框框。然而，在大混乱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进步意义却在于“依法”两个字上。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并据以审判、量刑、定罪，总比没有成文的法律，任官吏随意滥施刑罚、草营人命要好得多；同时，有了成文法律，并依法断狱，进而还规定疑难案件可以送中央官吏复审或会审，这就大大限制了地方豪强的仗势专横，也大大限制和减少了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因而比较起来说，这无疑地是一项对人民最为有利的积极措施，也正是姚兴超过同时代人的地方。同时，姚兴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在长安设立了专门性质的法律学校，训练司法官史，这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古代法律教育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一大创举，因而是值得我们大大称赞的。


(二)
    由于关中羌人和汉人杂处的时间长，民族融合较深，所以后秦政权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化较高的封建国家，对汉族传统的封建统治方式也较适应。姚兴的祖父姚弋仲常常告诫诸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⑩。视汉族政权为正统，颇受封建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特别是在姚苌死后，姚兴继位，他更采取了一系列多方笼络汉族士人，大兴儒学的措施，使羌人的姚秦政权，汉化更深，儒风更盛，即使以汉族政权较量，也不为逊色。事实上，远在姚兴以皇太子身份镇守长安的时候，他就崇奉儒学，“与其中书会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11］。即皇帝位后，他更加利用政治权力推波助澜，提倡儒学。当时天水的姜龛、东平的淳于岐、冯翌的郭高等都是著名的“耆儒硕德，经明行修”［12］。他们各有门徒数百人。姚兴大办学校，组织他们聚于长安教授，“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13］。而且姚兴本人还“每于听政之暇”常于东堂姜龛等“讲论道艺，错综名理”［14］。带头倡导儒学。当时凉州有个胡辩，是河西的大儒，东徒洛阳讲学，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对其大开绿灯，提供方面，饬令守关尉：“诸生谘访道艺，修已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15］。由于姚兴的大力提倡，上行下效，因而“学者咸劝，儒风兴焉”［16］。这时儒学在后秦境内蔚成风气，可谓极一时之盛，以致非儒学正统的其他思想言行，都受到非难和排斥。例如，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洗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夭下是非为己任。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泣曰：‘吾当私刃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逃置，终身不敢见洗”［17］。儒学在西晋时本已走向衰远，儒道合流玄学却盛行了起来。然而，我们从上面所引的古成洗的事例可以香出，在当时的姚秦政权境内，儒学却方兴未艾，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玄学在这里根本没有插足之地。因此，“慕阮籍之为人”,具有玄学名士风倾向的韦高，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就只好逃之夭夭。而类似古成洗那样的正统儒流，其实关中地区正不知还有多少呢!这种情况的形成，实在是与姚兴长期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分不开的。


    除提倡儒学外，姚兴还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虎时，曾有初步发展，姚兴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弘始三年(401),姚兴招致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奉之为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18］。又以西明阁、逍遥园为译场，组织翻译佛教经典《般若》、《法华》、《涅槃》、《禅》与《律》等三百余卷。由于旧经“多有乖谬”,与胡本不相符合，姚兴乃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持旧经，以相考校”［19］。由于鸠摩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便于流传”,所以佛教影响愈益扩大。与此同时，姚兴还大量营建塔寺，“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山林草木，精奇怪异，仙人佛像，人所未识见者，皆以为奇”［20］。这样一来，佛教大为盛行，“自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沙门自远而至(长安)者五千余人”［21］。各州郡县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更加兴盛起来了。


    儒学和佛教的盛行，虽然对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极为有利，同时，它在客观上保存和传播了汉族的先进文化，翻译和传播了佛教的外来文化，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是应当肯定的。我们知道，儒学是汉族传统文化，佛教、佛学是外来宗教文化，而后者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尤其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说，佛教和佛学之昌明于我国北方，姚兴实有首倡之功，特别是他组织考订和翻译佛教经典，对于推动佛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尤有重大贡献。


(三)
    《晋书》评论姚兴“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这并非“史臣”的溢美之词。综观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一般地说，他确能做到虚己求贤，知人善任，赏罚分明。正因为这样，他的部下多能为其“尽节毕命”。


    在政治方面，主要依靠尹纬。尹纬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政治家，曾在苻秦王朝作过小官，后来成为姚秦的“佐命元功”。苻坚在五将山被俘，姚苌派尹纬去见苻坚，经过谈话后，苻坚对尹大为赏识，后悔地叹息说：“宰相之才也，王景略(王猛字)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宜亦乎”［22］。姚苌死后，姚兴任尹纬为谋主，“历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清河侯。“尹纬铺佐姚兴灭苻登，荡清秦、雍，安定四方，“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23］。
    姚兴平时“留心政事，苞容广纳”,对臣属的那怕是“一言之善”或“一行之美”,他都进行奖掖擢升，例如“京兆杜瑾、冯翌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24］。一次，姚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及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执杖，闭门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回从朝门而入”［25］。第二天姚兴便召见王满聪，对其“进位二等”。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姚兴并没有因为守关尉拒不开城门，有损他的尊严，甚或一怒杀掉王满聪，相反，却不声不响地返身“从朝门而入”,并且第二天立即召见，嘉奖克尽职守的守关尉。这虽然是小事一桩，但作为一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姚兴这种虚己求资的态度，确局难能可贵!
    在军事方面，主要依靠叔父姚绪、姚硕德。他约束士卒，治军极严，并善于驾驭下属将领，颇具知人之明。公元395年，姚兴命陇西公姚硕德率军伐西秦，自己随后“潜引军赴之”。战争迅速获得胜利，“(乞伏)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铠马六万匹，军无私掠，百姓怀之。”［26］。这“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不正是对姚兴治军的高度评价!一次姚兴和陇东太守郭播论及识拔守边人才的问题时说：“‘吾每思廉颇、李牧镇守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负败。卿试举之。’播曰：‘清洁善抚边，则平陆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则建威王焕；赏罚必行，临敌不顾，则奋武彭蚝。'兴曰：‘蚝令行禁止则有之，非绥边之才也。始、焕年少，吾未知其为人。’播曰：‘广平公弼(姚兴次子)才兼文武，宜镇督一方，愿陛下远鉴前车，近悟后辙。’兴不从，以共太常索後为太尉，领陇西内史，绥诱乾归。政绩既美，乾归感而归之”［27］。这“政绩既美，乾归感而归之”的事实，无异是对姚兴识才和用人的鉴定，实践证明他对其部属的优劣，将领的长短得失，都了若指掌，确具知人之明。
    总起来看，姚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当他即位的一年(394)便灭苻登的前秦，400年击败西秦，西泰降服，403年翦灭西凉，并相继使仇池(杨盛)和西蜀(谯纵)降服称藩。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后奏曾控制西起河西，东至兖、徐的广大地域，成为西方的强国，史称“诸凉皆畏泰之强”。但是，由于后秦的北边是北魏，南边是东晋，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央制下，继续发展和长期存在都十分因难，特别是后期在与北魏相持中，诸多失策，兵屡败而方镇四叛，是以国力渐弱。更加以姚兴晚年“逞志矜功”,“拒谅招祸”［28］，最集中表现在既立长子姚泓为大子，同时又它爱泓弟姚弼，对姚弼的长期“潜谋为乱”,当断不断，甚至反“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多方袒护，数拒群谏，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虽“赐弼死”,然而为时已吃，从此“萧墙之祸”蔓延。义熙十二年(416),当姚兴病死后，诸子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内乱迭起，四方离叛，以致局势益发不可收拾。公元417年，姚泓在位时，后秦终于被东晋刘裕乘势攻灭。


注释：


①《宋书》卷45,《王镇恶传》
②《晋书·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108。
④⑤⑥⑦⑧⑨［11、12、14、15、16、17、19、21、24、25、26、27］《晋书·姚兴载记》
⑩《晋书·姚弋仲载记》
（13］、［20］《十六国志秋·姚兴传》
［18］《资治通鉴》卷114。
［22、23］留《晋书·姚兴载记下附尹纬》
［28］《晋书·妙兴载记·史臣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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