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之碑刻文体学认知探赜——以《姚珽墓志》为辅论...

姚波

刘知几之碑刻文体学认知探赜——以《姚珽墓志》为辅论中心

高子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原载：《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第４０卷第3期2024年3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镂于碑碣墓塔、用以述德纪功的石质文本，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学特质及墓葬礼制，其物性本体背后隐匿着宏博的历史事实与文化脉络。“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以墓志铭、记事碑、神道碑为代表的碑刻文献具有载录史实、纵论生平的史传性质，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初唐之刘知几归纳了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强调为人立传须阐明郡望与现居，务以乘笔实录、文约事丰的撰史原则严谨建构叙事性文本，可藉之蠡测其关于碑志入笔范式、主体勾勒、义例规准之见解。此外，以刘知几之兄刘知柔所作《姚珽墓志》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本，呈现出显著鲜明的文体特征，写作模式与刘知几的碑刻文体学认识相应，可据此对初盛唐时期的墓志创作范式作一管之窥。


关键词：入笔范式；实录；义例；《史通》；《姚珽墓志》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24)03-0017-09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2KJXTB04)。


作者简介：高子芹(1996-)，女，江苏淮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


碑刻文献是以符号形态建构的特殊历史载体，以物态化、具象化的方式呈现时代与个体之审美异质，部分鸿篇佳作尤似和璧隋珠，乃希世之珍。唐代碑刻撰文者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赵昂为刘奉芝撰书志文之时强调“学旧史氏，书法不隐，举善无遗”［1］10671，王璠应崔弘礼墓志撰写之托乃因“尝学旧史，托以纪前烈，述遗风，爰稽行实，编以成志”2]298。诚然，史笔写碑志的创作实践正式发轫于中唐时期，韩愈导夫先路，北宋欧阳修、曾巩诸人踵继其后。但审美发生往往先于创作实践，刘知几以《史通》一书蜚声千载，其已将碑铭写作观念纳入史论杂述之中，虽未成系统然不乏先见之明。今通览刘氏全书，撰述之中纵论叙事纪人之法，对于唐代碑志文创作具有深广切实的指导意义。


一、阐明郡邑、追祖溯宗的入笔范式


稽考出土的历朝墓志，多以述明郡望、罗列世系开篇，此与诸多正史的入笔模式相类。司马公每每撰史，“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试图革除先秦时期五经与诸子著作中“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3］133之弊。血缘内质与地缘因素推动着对姓氏发祥起源、宗支别派的追溯与定性，从而建构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昭穆文化与谱牒文化”[4]102，且南北朝时期“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5]489，因此极有必要具书支流，以明门第。据敦煌写本残卷与《太平寰宇记》的引文条目[6］314-318，可以看到官方主持编纂的氏族谱牒尤多[7］412-430。自东晋贾弼所编的《姓氏簿状》、南朝宋刘湛编纂的《百家谱》、南朝梁王僧孺改定的《百家谱》，以至唐代高士廉等刊正之《贞观氏族志》、柳冲所编之《姓族系录》，皆致力于明确垄断统治权力的门阀大族的社会地位，甚至以之作为官员铨选的依据。刘知几曾于长安四年(704)作《刘氏家史》十五卷与《谱考》三卷，并奉诏参与官方氏族文献的改修与刊定，其于《史通》一书中明确主张史书应当效仿《魏书》列《官氏志》之传统，撰《氏族志》以品藻士庶。


谱学之盛衍及碑志属文，职是之故，东汉之《幽州刺史朱龟碑》《广汉属国侯李翊碑》《绥民校尉熊君碑》等已对碑主祖辈进行叙述，魏晋南北朝时逐步衍生为对族出、后辈、妻族等完整世系的全面勾勒。南朝的《宋故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临沣侯刘使君墓志》《宋故员外散骑侍郎明府君墓志铭》［8]102等篇章甚至不惜忽略志主履历之记载，通篇罗列家族成员及婚姻关系，藉此标榜族势以增声望。逮乎李唐，姓氏之学尤盛，精于推究根源枝派，在具备史传性质的碑志文中记载世系，仍为碑志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郡望往往与世系并载，以求详录氏族的全貌，但行政单位应时而迁，所录志主居无定所，不免出现“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9]229的错载现象。刘知几针对此状，强调“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3]133-134，因此史笔写作务必寻根问祖、追述郡望、阐明现居，又因朝代更替、沧海陆沉，州郡废置无恒，名目古今各异，撰文者作纪务必“随时而载，用明审实"，不可“为人立传，每云某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3]133，若所纪之人亡故后地名存在变动，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使得“碑颂所勒”切勿“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103。值得关注的是，唐代“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1］1003，如此，除却历代维持阀阅不坠的旧族，尚有以“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12］8643的寒微人士以高官显宦之身崛起于当世，传统士族与朝廷新贵交替合流，试图重构对祖先与郡望的记忆，以氏族世系的追溯明确并固化所处阶层的政治地位。就彼时的墓志撰书而论，道明世系郡邑、首叙远近诸祖已为常式，暗合了刘知几对碑志文体的要求，即如《杨博瞻墓志》首叙“君讳博瞻，字综言，弘农华阴人也。曾祖充，梁冠武将军、左军将军，山阳浰扬楚望三郡太守，永兴县开国公。祖祐，梁通事舍人，隋赵州元氏县令，大唐元州刺史。父嶷，隋淅州武当县令，大唐雍州泾阳县令，润邢二州别驾，秦州都督府司马”[13］92。墓志述及四代近祖乃至汉魏之祖已然司空见惯，但远溯氏族之源则相对鲜见，据《陕西新见唐朝墓志》所载：
君姓卫，讳藏师，河东安邑人也。其先有周康叔封曰卫侯，胙土锡珪，因邦命氏。[13]38(《卫藏师墓志》)
君讳德表，字显，太原祁人，周太子晋之苗裔也。［13]51(《王德表墓志》)
夫人讳媛，陇西成纪人也。其先帝喾之后。[13]70(《辛媛墓志》)
君讳行赟，字纯，冯翊人也。盖鱼氏之先宋襄公子目夷。[13]120(《鱼行赟墓志》)


以上文本所溯之祖因年代既久，文献固不足征，但必有妄言族源以高声望者。再者，志文在名讳之后往往明言郡邑，此亦不足为奇。然于首题中冠以郡邑，即如《故河南县主簿南阳张(濬)君墓志》《唐故弘农杨(艺)府君墓志铭》《大唐故彭城徐(通)君墓志铭》一类，在初盛唐时期并不普遍。刘知几卒于开元年间，据《唐代墓志汇编》所载，开元元年(713)之前首题中标明郡望的唐代墓志铭凡151篇，仅占总篇目的0.1%左右；开元之后，于首题中、名讳后道明郡邑成为墓志撰书之常例。这与唐代著房著支迁徙以及士族中央化现象紧密相关，物理空间的转换使得明确原籍成为纪人文本的重要书写元素，从而呈现出政治向心与家族伦理两者的调适与协同。


然而，此类对郡望、氏族的强调有时发展成为对家世的矜夸与炫耀，甚至掺杂着矫饰成分，诸多墓志仅述郡望、追溯远祖，却不言现居籍贯，便是为了以前者标榜门楣。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持续膨胀，政治地位代代蝉联，逮乎魏晋，选官政策为士族群体提供了愈发坚实的政治保障，即便南朝末期的侯景之乱使其寝略殆尽，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动摇了其政治根基，但“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之风气在初唐依然盛行不衰，刘知几对纪人、纪事时“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10]102之风嗤之以鼻。请托墓志的私撰性质使得其中不无冒攀名族之谬录，官修氏族志虽经吏部、礼部详加核验家世投状，但亦有假冒矫饰的成分，陈寅恪、唐长孺、仇鹿鸣、范兆飞等学者便已指出李唐与杨隋皇室、南阳张氏、渤海高氏、太原郭氏等“制作郡望”的现象。刘知几严斥此种伪称郡邑、妄攀祖宗的恶劣行径：“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103彼时，袁姓者皆曰来自陈郡，杜姓者咸称家于京邑，甚至有边夷者流，窃华夏之美名以自饰身份，如此一来，碑铭所纪，不免矫称郡邑、不符故实。因此，刘氏强调撰写碑文墓志不可假冒虚称、迷而不返，明确表示了碑刻文体客观阐释与如实记录的必要性。兹以其兄刘知柔所撰《姚珽墓志》为例：


公讳珽，字令珪，本望吴兴武康，今为京兆府万年县人也。帝虞授箓，因生得姓；有妫纂统，开国承家。源流涣乎前史，苗瓞纷诸曩记。十二代祖信，仕吴为太常卿、选部尚书、都乡侯。由是，代为江表望族。高祖僧垣，梁中书舍人，梁荆陷，入周为骠骑将军、(华)州刺史、长寿县公，随历上开府仪同三司、北绛郡公。曾祖察，陈黄门侍郎、秘书监、度支吏部二尚书，领著作，随历秘书丞、太子内舍人、员外散骑常侍，袭封北绛郡开国公。祖思廉，皇朝秦府学士、秦王文学、著作郎、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丰城县开国男，赠太常卿，谥曰康。父处平，皇朝太子通事舍人、□司□□□五经史、□州司户参军，追赠博州刺史。并宏材博识，发挥词翰之林；盛德高名，领袖衣冠之族。[13]147


开篇首述姚珽的本望，又言及志主现居之处，暗合刘知几“人无定质，因地而化”"随时而载，用明审实”之说。次论姚氏的起源与世系，兼及诸人所历之官职，与知几明阐世系的理论主张相应。


吴兴姚氏在中古时期蔚为著族，以经史与文学传家，刘知柔撰姚珽墓志时，仅是简介了部分姚氏先人，在“十二代祖信”后跳述“高祖僧垣”，许是因为书写载体为志石，文字不宜过量，但若以知几所撰史论推研，亦可能是刻意为之，意在详述祖宗之佳者，不述劣者，以此矜夸门楣。知几虽强调叙事时须如实寻根问祖，但同时主张有详有略：“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记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3]214其强调史家载录务必精选德行彰显、声名显扬者，排除籍籍无名、行为不端者，这体现了刘氏史学理论的局限性，实则是其名教观念的直接呈现。刘知几强调郡邑氏族的载录，原因有二：从政治角度而言，以之作为品藻士庶、甄别华夷的工具。《史通·世家》篇论及陈胜这类“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3］39之流入“世家”之史，可谓名实不符、有违定体；就个体角度而言，“为尊者讳”是谨从名教的必然要求，王充《论衡·自纪》篇言其父祖之不肖，被刘知几斥为大逆不道：“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3］324然而，为扬名显亲而言明家世，有意识地回避父祖之恶，这无疑有损史料文本之完整性及客观性。


及至中唐时期，韩愈撰书的散笔碑志，开篇跳脱出首述郡望的固定模式，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曰：“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14]2575；《唐故襄阳卢丞墓志铭》载曰：“范阳卢行简将葬其父母，乞铭于职方员外郎韩愈”［14]1705；又如《唐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开篇述道：“太学博士顿丘李于，余兄孙女婿也，年四十八，长庆三年正月五日卒”[14]2655。郡望与世系，不再成为文人严格遵从的入笔范式，其因缘在于唐朝中后期，部曲、佃客得以解放，租佃契约制度确立，黄巢起义、白马之祸等战乱“踏尽公卿骨”，以摧枯拉朽之势致使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15］2380。逮乎宋代，六朝的门阀贵族政治完全过渡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新兴的士大夫使得社会阶层的分布愈发多元，他们不再循规蹈矩地安排墓志之结构，使得以排列谱系、攀附郡望为首的行文传统有所变易，这实则体现了“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16］968的文化趋势。


二、叙事为宗、毋杂纰缪的主体建构


夫撰书志文者，乃求“纂其盛事，勒诸坚石，诉昊天之心，状不朽之迹。”[17]790所纂之事、所状之迹为千载历史中的诸多疑点提供了可资校勘的铁证，从而使之定谳，有助于纠正家族谱系与官方文献之错讹。然而，客观性与真实性是碑刻文献作为佐证材料的前提。由于墓志、神道碑之属本就有颂美谀功的文体性质：“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横，为臣与伊周等迹。”[18］83此种夸饰妄矜的风气警示着碑文创作尤需重视文本的真实性。


秦代刻石、汉代镇墓文彰示着刻石记事之传统。刘知几强调历史文本必当以叙事为要点，且以实录直书为原则，追求“事皆不谬"与“言必近真”，举凡价值义理、事实逻辑皆需以此为宗。其将叙事之体分为四类：“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3]157因此撰述者可自主选择四者中的某些构建文本，勿求兼备而倍显冗繁。文体变革的深化促进了叙事功能的拓展，重于藻饰抒情的铭文占比渐少，传主生平记载愈发详备。现见墓志多述志主之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年、妻子、葬地等信息，此仅以知几之兄刘知柔所作《姚珽墓志》为个案，拣择志文纰缪以探究墓志实录原则的贯彻与否。此志对志主宦迹的记述占据了极大篇幅，刘知几于《史通·书事》篇论及百职迁除、千官黜免之事不可胜记，有时"一人之身，兼预数职”，难免存在“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3］214之现象，故叙述宦迹之时须“简而且详，疏而不漏”。据墓志文本所述，姚珽仕宦历程可见图1。


仕宦历程涉及官制、地理、年代等治史要素。隋唐以降，人们渐然从对社会地位的依赖转变为对政治地位的依赖，后者赖以存在的表征即是士人对官职军号、荣誉爵衔的角逐，权力机构的变迁促使官位超越郡望成为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因此极有必要对志文所载宦迹阐幽抉微。墓志一体自内容与观念皆被赋予了史的功能与特质，叙事之际须仗气直书，务在审实，不可曲笔污书、妄语胡言。为核实此篇墓志是否为姚珽生平实录，现对勘刘知柔所撰墓志与唐代传世史料，可见不同文本对姚珽仕历的记叙，存在以下几处疑义：




图1姚珽职事官仕历


图2姚珽宦迹图


注：O▲标示处为任职位置。三角形所标示处为：与阆州紧密相连者为同属于今四川省南充市的蓬州；闯州西南方为位于今四川省简阳市的简州；商州北方为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的华州；郑州西部为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的虢州；石家庄东北部为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的定州。图源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元二十九年唐代版图。




其一，墓志中对神龙元年(705)姚珽所任官职的记载与史料不同。志文提及唐中宗李显践祚之后，姚珽“以蕃府储闱之旧，入行尚书礼部侍郎、宣城郡开国公、兼检校太子右庶子；寻转太子詹事，仍兼右庶子。时节愍太子昵狎群小，未近正人，公累疏匡谏，词旨恳切”。但据《旧唐书》卷八十九所载：“神龙元年，(姚珽)累封宣城郡公，三迁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时节愍太子举事不法，珽前后上书进谏。”[19］2905《新唐书》卷八十一亦曰：“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诤道，右庶子平贞慎又献孝经议、养德等传，太子纳而不克用。”[20］3595两书皆载姚珽劝谏节愍太子李重俊之时，所任官职为“左庶子”而非墓志所载之“右庶子”。根据墓志后文“三年，又除太子左庶子”可推知大抵两唐书记载过于笼统，忽略了姚珽的官职变迁过程。


其二，《姚珽墓志》于其宦迹叙述颇为详实，却可能阙载同州刺史一职。据《旧唐书·李尚隐传》所言：“(尚隐)弱冠明经累举，补下邽主簿。时姚珽为同州刺史，甚礼之。”[19］4822《新唐书》记载与此相类。李尚隐生于乾封元年(666)，弱冠之年担任下邽主簿，姚珽对其极为赏识，时为武周垂拱二年(686)。志文对姚珽自光宅中期(684)至长寿二年(692)的任职情况记录如下：“光宅中，淮海乱逆，宗从有因官陷贼者，以亲族之累，左授沧州司马，仍加朝议大夫、行阆州长史，迁蓬州诸军事、蓬州刺史。賨渝暴俗，陶美化而怀音；巴濮浇甿，偃循风而革弊。长寿二年，以中散大夫、守简州刺史。”此段并未提及姚珽曾任同州刺史，在仕宦历程记载如此详实的篇章之中，遗漏了见载于两唐书的官职，不免使人深以为憾。不过，清代嵇璜、刘墉等编撰，纪昀等校订的《续通志》认为，《李尚隐传》中的“姚珽”应为“姚班”之误，彼时是姚班任同州刺史。如此可知，或是两《唐书》所载姚珽礼待李尚隐一事有误，或是墓志漏载。


其三，墓志所载姚珽被授金紫光禄大夫的时间点有误。唐人苏頲所作《唐中宗孝和皇帝谥议册文》开篇有云："维景云元年岁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摄太尉银青光禄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臣姚珽等上议曰……”[1]2622可见景云元年(710)姚珽仍为银青光禄大夫，此后不久，志文言姚珽“以宫臣之优，加金紫光禄大夫……先天二年，又为户部尚书。”读之似乎加金紫光禄大夫的时间在先天二年之前，并非同时所授，然而《旧唐书》本传却记载姚珽“先天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又拜户部尚书"，与墓志记载不合。


最后，武周时期三省六部之官名存在变动，但志主历事五朝，考虑到行文的连贯性，刘知柔写作之时并未刻意转换官职名。又，墓志载"万岁通天二年，以理处之能，(姚珽)迁汴州刺史……圣历二年，转杭州刺史，未赴任。”即姚珽初任汴州刺史的年份为通天二年(697)且任职时间较短，圣历二年(699)已徙至杭州。《大唐新语》一书曾记载姚珽于汴州之逸事：“时姚珽莅汴州，群寮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厩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21］120姚珽夸赞魏奉古之速记才能，言己任官四十年不曾得见如此奇才，若依据此言，则其初入仕途应当是在657-659年之间，彼时姚珽方十六七岁，并未入仕，可知《大唐新语》作为笔记小说集，不乏虚构与夸张之成分，若小说文本改为“仕宦三十年”，则更加符合历史真实。此事《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九“职官部”亦有载录，足见李昉诸人采以群书类集之时，并未对此篇文献加以修正，而是重在保存其原貌。


遍览《姚珽墓志》全文，虽有几处官制、史事、时间点之错讹，但大体符合历史真实，且较新、旧唐书等文献更加详实，符合其弟刘知几对于史料客观性与详实性的要求，不至于使得“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以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3]296刘知几实录直书的叙事理论理应被运用于叙事文学创作之中，而谱传与碑碣作为叙事文本之载体，皆需遵其旨意，将客观性作为行文之准则与谋篇之大端。


那么，何以造成碑志文本的失实?原因之一是颂美谀善的写作宗旨。刘知几谓撰述史事当如“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3]366，势必以“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3]367的实录原则执笔成篇。但将秉笔直书落实于碑铭写作实践之中并非易事，碑志写作素有润笔传统，谀墓之文渐丰，洪迈有云：“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贵室富贾惯于聘请文士献谀，文士“因兹附托，回易求利”“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此类利益驱动型创作专于铭功颂美，“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22]1369，有违碑志撰述的客观性。


导致碑志文本存谬的原因之二是史源之误。刘知几曰：“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柔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燕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3］107因此史家务必博览群书，广采史料。碑志文本往往是受人请托而作，惯于采取间接材料入文，故而正误难辨。刘知几提及太宗贞观年间所修群史，为使得名公贵臣之父祖见载史籍，搜集远古材料时“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3］185，违背了记史求真之准则，这主要归因于“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3]108“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3]109如若史家所用书面材料的写作宗旨存谬，时间、地域等诸多要素复又导致口头材料失真，则产出的叙事文本难免不堪品读。碑志文本亦是如此，尤其是为非亲非故之人所撰者，只得凭借前代文本之载录与周边之人的口述作为写作材料，但“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3]530。因此，刘氏于《采撰》篇强调史料采择务必坚持博采慎择、严格甄别、审慎采录的原则，不可“采彼流言，不加铨择”，不可“传诸谬说，即从编次"，以致“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矛盾自显，表里相乖”[3］547。


朱东润先生曾云“谀墓正是碑志之所以成立的理由”［23］219。然志文虽不免称美，而其人之大略可见，撰文者在曲笔与真实中寻求调和，试图在殡葬礼俗的规约之下，考量建构出不逸常格的书写范式。诸多墓志撰者甚至会在志文中刻意强调其真实性，如《大唐故朝议郎行宫闱令充威远军监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西门大夫墓志铭并序》有曰：“以元佐性无饰伪，文好直词，爰命纪能，庶旌实录”[1]10648，行文之际不乏自觉的实录意识。因此，铭幽谀墓的成分虽难以避免，但不应全然否定墓志等碑刻所具备的客观性。墓志是一种基于史而杂以文的特殊文化形态，唐代的墓志创作虽偶有错讹，但总体而言符合刘知几所主张的实录求真的理念，往往摒弃向壁虚构而呈现出“事实而情虚”的创作特征。


三、质而不华、文约事丰的义例规准


吴讷、徐师曾皆以叙事实者为碑志正体，杂以议论者为碑志变体，实则正变应时而论，并无定体。初唐墓志顺延陈隋余绪，盛唐时期方才彰显泱泱宏象。刘知几对叙事文本的行文语言、总体篇幅、序铭去留皆有论说，以之树立垂范于后世的纪事规则，推动了墓志义例的新变与发展。


刘知几主张历史文本叙事应当质而不文，不加藻饰，如此方能无损其实录性质：“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3]190意即史家不可追求雕章缛彩，当以典雅质实为要，否则易因浮词而与事理相悖。但“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3］472，及至初唐时期，正统为北人所掌，试图凭借政治优势干预文化结构，强化质朴天然而弱化雕琢文饰。两种异质文学较量之初，骈俪盛行的文化语境尚未改变，诸多“名振于前代”的江左文人依然“驰翰于新朝”，因此世重文藻、词宗丽淫、多效徐庾的现象一度持续。墓志写作亦延续着六朝之风，浮艳华靡，内容空泛，虞世南、于志宁诸人所写碑文皆是如此。作为近似史传的颂功类文本，以之书功记善，理应“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3］153。因此，刘知几强调叙事文本写作当以散笔行文，拒斥骈语等繁词缛说，追求“骈枝尽去，而尘垢都陨，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其认为文学性之呈现与纪事之真实性抵牾，因此语言之华采、手法之虚构、情感之伪发皆应摒弃。唐代墓志撰者，颇多直言为秉笔实录而抛弃文辞藻饰者，诸如：


“肇魏缪袭，始赠词绚，情所不取，令但直书实行，以申罔极之思。”(开元二二一《□晋墓志》)[24]1310


“词不假人，贵传实录，忍哀纪事，岂曰言文。”(天宝二一六《王京墓志》)[24]1682


一如刘知几认知视野中的纪事文本，旨在强调言辞朴直，不尚雕琢，直书其事。但置身于初唐至盛唐的创作过渡阶段，并无法将其广泛付诸创作实践。且“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刘氏兄弟及其从祖父刘胤之、从父刘延佑皆以文学名扬当世，刘知柔其人“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1]2684，所撰墓志自然不会忽视佳词丽藻之建构，行文之中时有骈笔：赞志主之父祖，谓其“宏材博识，发挥词翰之林；盛徳高名，领袖衣冠之族”；颂执政之经历，言其“賨渝暴俗，陶美化而怀音；巴濮浇甿，偃循风而革弊。”总终生之勋绩，云其“历事五朝，终始之心如一；居官四纪，公清之节逾励。”偏重叙事的墓志序文尚且如此，遑论通篇韵语构成的铭文。此外，与丽辞藻饰相随，《姚珽墓志》中不乏隶事用典，即如“博望简能，先引梁园之客”“高柴之慕方永，少连之痛已深。”前者用梁孝王刘武于梁园招延俊逸名士之典，彰显姚珽任职之际善纳贤才；后者用孔门弟子高柴执亲之丧、泣血三年之典，抒发姚珽嗣子丧考的深哀巨恸。


但总体而言，偏重叙事的文本特质，使得墓志序文中散体每多于骈体，这无疑是对初唐骈俪文风的变革与矫正。以骈散结合的形式构就完整的墓志文本，既可以散句打破骈文之整饬滞涩，又可以俪词弥补散体的质实无华，“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于平滞，而词义亦复轩爽。”[25]8450序文记事主散体，骈文颂德主骈体，骈散两体不可偏废，综合衍展成文。刘知几全然否认历史叙事中骈体的存在，笃信"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3]154，虽不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对初唐华靡绮丽文风的否定，实则是对墓志一体超越纤巧浮艳而转向质实博雅的先验认知，在初盛唐文风变革之际，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此后韩愈舍骈文而用散体撰书墓志序文的复古实践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除质而不文、推崇散体之外，刘知几强调历史叙事的第二个原则为尚简：“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3］156志文不简与骈俪风尚息息相关，刘知几痛斥“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3］316的撰文风气，指出浮靡文风势必导致文本冗繁。此外，志墓之制于东汉时尚不完备，逮乎庾信撰书墓志，于志主之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妻、子、葬日、葬地［26］806皆有涉及，此后“隋至唐初撰文之士悉宗法之，又较详密”。文本范式的变革，使得初唐至于盛唐前期的墓志包含的内容颇广，以致“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3]157这无疑有赘述冗言之嫌。


即以志主宦迹而论，南朝时期至北朝前期的记载较为简略，如南齐《刘岱墓志》有云：“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27］245又如北魏《元桢墓志》云：“暨宝衡徙御，大谇群言，王应机响发，首契乾衷，遂乃宠彰司勋，赏延金石。”[28］36颇多起落的仕宦历程在墓志的序文中较为精简。北朝中后期，宦迹的叙述中增加了居官之荣、理政之事、政绩之概述、志尚之彰显等部分，发展至初盛唐时期，此部分的篇幅增长，辞藻愈丽。《姚珽墓志》载录姚珽四十余载的宦途历程，不仅篇幅极长，且以骈体入文彰显作者的艺术审美观念，并不符合刘知几择要而载、不杂冗句的史笔主张，却较正史更加详实，有利于历史事实与人物生平的综合呈现。


尚简不仅要落实于局部写作之中，就墓志整体构成而论，欲要贯彻简要之大义。刘知几否定墓志之末铭文的存在意义，主张去除赘铭。史官撰书有论有赞，篇末论辞曰论，论后韵语曰赞，刘氏认为两者并存易使文章繁杂冗余：“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此种论赞兼备的撰写方式，犹如“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家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3］75-76，皆不足取。简言之，其反对论而又赞、序而又铭、义铭而加偈子的冗叙传统，强调史笔贵洁，当以简要为是。刘知几生于龙朔元年(661)，《唐代墓志汇编》收录高宗时期墓志凡855篇，有序无铭者仅仅占据总数的0.06%，据此可知刘知几去除铭文这一主张显然并未普遍应用。墓志序文以叙事为主，铭文则倾力于颂赞，刘氏否定墓志末尾的铭文，暗合他叙事为宗、反对浮语的文体主张，但宏大雍容的大唐气象势不可挡，墓志谀政颂德的功能亟需强化，故而文学成分逐步增加，良史手笔势必会与诗家精神交相融合，促成墓志一体的新变。“文学的形式、类型既不是作家主观的创造，也不仅是反思性的有序概念，而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类型与形式的存在依赖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功能。”[29]25盛唐之文化指向呼唤激荡昂扬、刚健美饰的碑志创作，因此删除铭而仅存序的史学理论，无法适应彼时的文化精神，有悖于墓志倾力颂美的文体特质，固然无法付诸文本创作实践。


散体行文、质实无华、尚简去冗的义例主张，是刘知几针对初唐至盛唐开元年间的历史文本而发，对于墓志一体的审美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自北周庾信的碑版文至中唐韩愈的史笔碑志，刘知几夹处其间，其历史叙事观体现了初唐、盛唐时期墓志变革发展的过渡特质。


　四、余论


碑志之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埒，然史传批评自古皆盛，碑志作为与之相类的叙事性文本，却鲜明呈现出偏重创作实践而轻视理论建构的文化取向。刘知几、张说、独孤及诸家皆于论述之中言及碑志写作之大端，暗合文章学演进变体的历史轨迹，试图将史家笔法引入勒石志文，明确实录直书、繁简合度之行文规范，推动碑志体裁的功能嬗变与体式演进，此即韩退之、曾子固等人以史笔撰碑志之先声。唐代前期零散无篇的碑志批评理论彰示着碑志破格意识的先验认知，呈现出对文格旧规的反思与新变，促使彼时撰者铭幽之时追纪往行、学宗史氏，藉直词实录贲于丰石，以期旌表善人、弘播教义，为宋元时期臻于完备的系统化、义例化的碑志批评奠基导路，于碑刻一体简而有法的文本特质建构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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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