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康婷｜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书写艺术

姚波

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书写艺术

栗康婷

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0一七年五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注释略……

摘要
作为河南戏剧创作的领军人物，姚金成的戏剧创作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但对他的研究尚不充分。他的戏剧中关于底层人的描写以及剧作家对底层的人文关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姚金成笔下的底层是对主旋律文学中的底层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他更强调从生活出发、从真实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底层与当下的底层文学找到了共性。但与底层文学宣泄苦难、游离体制之外不同的是，他的底层是充满希望的。这种希望来自于党和政府，来自于底层人物自身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善良品性。


姚金成的底层主要分为乡村和城市两个世界，在构筑乡村底层世界时，姚金成着力塑造了农村的女性形象，描写了她们遭受的苦难，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并歌颂了她们淳朴善良的品性。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了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描写了农村孩子上学的艰辛。在构筑城市底层世界时，他主要关注了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两个群体。通过描写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不同遭遇，姚金成歌颂了农民工质朴勤劳的品质，也深刻揭示了市场大潮对农民精神的冲击。在下岗工人身上，姚金成寄托了更多的理想性，描写和歌颂了自强不息的下岗工人。


姚金成的底层书写在语言风格上可以归纳为基于底层生活语言的通俗性、地域性以及诗意性的完美结合；在底层人物描写上，主要采用立主脑，设置“一人一事”的叙事框架来塑造；在戏剧结构上，则采用戏随人走，重重悉见的手法，力求做到“审虚实、戒荒唐”。


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体现出他悲悯的人文关怀与爱国的情感，在他底层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担当。


关键词：姚金成，底层，底层表达，人文关怀

姚波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ⅢI
目录        V
绪论        1
第一章底层何谓：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        9
1.1关于底层        10
1.1.1底层文学中的“底层”        10
1.1.2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        12
1.2姚金成戏剧的底层渊源        15
第二章底层如何构成：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世界        17
2.1乡村底层世界        17
2.1.1乡村中的女性形象        18
2.1.2乡村中的失学儿童        19
2.1.3多彩的底层人物世界        22
2.2城市底层世界        23
2.2.1农民工形象        23
2.2.2下岗女工形象        26
第三章底层如何表达：姚金成戏剧的底层表达        29
3.1结构艺术        29
3.1.1一人一事        29
3.1.2戏随人走，重重悉见的结构手法        30
3.1.3审虚实、戒荒唐        33
3.2语言表达        34
3.2.1戏剧语言的通俗性        34
3.2.2戏剧语言的地域性        36
3.2.3戏剧语言的诗意性        37
第四章底层书写的价值何在：姚金成底层书写的价值反思        41
4.1人文关怀        41
4.1.1关注农村女性的婚姻爱情        41
4.1.2对农村儿童的成长问题的关怀        43
4.1.3对底层人物的精神关怀        44
4.2为底层寻找希望        45
4.2.1发挥党员干部作用，解决底层问题        46
4.2.2倡导传统文化美德，为底层带来希望        47
结语        51
参考文献        53
致谢        55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57
独创性声明        59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59

姚波

绪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建国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等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过左政策，造成社会整体性的贫困，一度将底层问题进行了政治上的淡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扭转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而财富的分配却并未能相应地合理解决，社会分层现象日益突出，随之出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医疗教育改革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底层”开始重提，底层人的生活及其存在形态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


这些情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中国文艺创作中开始出现了底层文学。作家在作品中述说底层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把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在人民大众面前，使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广泛关注底层，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试图从文艺层面为底层人代言并寻找解脱之道。


河南剧作家姚金成是河南戏剧创作的领军人物，其当代题材的戏剧创作在全国享有盛名。其早年的生活阅历、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使他能够自觉地关注底层生活、心系底层人民，并在主旋律题材的戏剧创作中，以深刻反映时代变迁中的民生疾苦，真实表现底层生存状态作为写作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底层书写艺术。姚金成底层书写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能从一个思考者的角度出发聆听时代变迁的足音，又以平民的视角去观察感悟底层的艰辛。既讴歌时代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又描写这种变化、进步所经历的阵痛和具体个人付出的沉重代价。这种既有暴露又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创作方式，对当前的底层文学创作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姚金成及其剧作研究，主要以各类期刊杂志为阵地。就研究内容而言，其现代戏研究成果最多，其次为剧作的整体风格研究，而历史剧研究成果最不充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主题、人物形象以及剧情安排与舞台呈现等方面，唱词、戏剧叙事以及人性开掘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


对姚金成戏剧的研究最早始于1994年2月4日，方进玉、张晓华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与豫剧<金瓶梅>的种种不同意见》,对豫剧《金瓶梅》的改编提出三种意见：赞同者认为豫剧《金瓶梅》对原著大胆改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没有禁演的必要。反对者认为这部戏是为了满足观众猎奇心理来赚取眼球，艺术价值偏低。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该剧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笔。自此剧作的报道之后，戏剧界陆续有了对姚金成剧作的报道与研究。
对姚金成戏剧创作的报道与研究有160篇，其中报刊报道38篇，研究性文章122篇。

时间	文章发表篇数	时间	文章发表篇数
1984年	1	2006年	3
1994年	4	2007年	3
1995年	2	2008年	6
1996年	2	2009年	7
1997年	1	2010年	7
1998年	1	2011年	11
2000年	5	2012年	23
2001年	6	2013年	4
2002年	1	2014年	15
2003年	0	2015年	15
2004年	8	2016年	18
2005年	8	2017年3月	9

通过图表可以发现，2004年以后，关于姚金成戏剧的研究成果逐渐多起来，到2011年，姚金成戏剧研究明显增多，2016年、201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这充分表明，近年来关于戏剧创作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姚金成戏剧正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2、以作品研究为考察项，可以得到如下图表：

现代戏13部	剧作与创作日期	研究文章
	《香魂女》2000年	13
	《村官李天成》2002年	35
	《焦裕禄》2011年	17
	《叫声哥哥带我走》1988年	0
	《归来的情哥》1988年	0
	《蚂蜂庄的姑爷》1995年	6
	《悠悠我心》2006年	0
	《龙河钟声》2011年	2
	《岁岁桃花》2010年	0
	《家园》2014年	0
	《承诺》2006年	0
	《月嫂妈妈》2011年	0
	《全家福》2014年	13
	共计	83

历史剧9部	剧作与创作日期	研究文章
	《蛋家女》2014年	0
	《斗笠县令》2011年	4
	《韩非子》2008年	6
	《魏敬夫人》2014年	3
	《云锦人家》2008年	0
	《轩辕皇帝》2012年	0
	《大明朱元璋》2014年	0
	《商汤与黛眉》2008年	0
	《廪君与女神》1984年	0
	共计	13

经典改编剧9部	剧作与创作日期	研究文章
	《浣纱记》2005年	1
	《琵琶记》2012年	11
	《王昭君》2014年	0
	《金瓶梅》1993年	5
	《王宝钏》2014年	0
	《赤壁周郎》2007年	3
	《梨园风流》2009年	0
	《王三善与苏三》2012年	0
	《玉蜻蜓》2011年	0
	共计	20
[size=10.5000pt]	[size=10.5000pt]	[size=10.5000pt]
姚金成整体研究	类型	研究文章
	姚金成本人创作思考	19
	姚金成研究	9
	共计	28

图表显示：关于姚金成剧作研究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相比较而言，现代戏研究成
果最多，其次为姚金成创作的整体研究，最不充分的是历史剧研究。而就具体作品而言，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官李天成》《香魂女》《焦裕禄》《蚂蜂庄的姑爷》《赤壁周郎》《全家福》《斗笠县令》等作品上。《韩非子》《浣纱记》《龙河钟声》等作品只有一两篇研究性文章。
3、就研究者而论，重量级的研究者有中国戏曲学院的谢柏梁先生与戏剧家陈涌泉先生，其他研究者大都来自河南，比如李焕霞、谭静波、刘成君等人。姚金成先生本人的论述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他对豫剧《焦裕禄》《韩非子》《村官李天成》等剧作的创作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对于定向戏及精品戏进校园构想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姚金成的创作态度端正严谨，他对自己创作得失有着理性清醒的认识。他喜欢对生活进行客观的理解，爱从理性角度审视作品，这使其在创作中不能率性而为，个性意识稍有削弱。
4、就研究成果的载体而言，重要的戏剧刊物如《中国戏剧》《剧本》《戏剧文学》以及重要的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等刊发过对姚金成戏剧的研究文章，但数量不是太多。大部分文章都发表在《东方艺术》等相对而言影响力较弱的期刊杂志上，这也影响到了姚金成戏剧研究的影响力。这也说明，国内戏剧家及评论家对姚金成的戏剧作品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总而言之，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研究者们对姚金成的豫剧创作的整体思想与创作艺术已经有了客观的认识，这对于对姚金成戏剧的深入研究有很大帮助。研究者们深入探讨了《香魂女》和《村官李天成》等剧作，并且对姚金成剧作的主题、人物、语言、舞台效果以及戏剧地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但由于研究成果较少，成果所刊载的大部分刊物并不具有权威性，这就导致这些论文不能够充分展现出姚金成豫剧创作的特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姚金成豫剧创作的主题、舞台表演、语言艺术等方面还停留在表层认识上，感性认识多于理性思考，专业性的认知结论还很欠缺。由于缺乏专业性视角，这些现象性的研究并不能够整体性地把握住姚金成豫剧创作艺术，特别是不能突显出姚金成戏剧艺术的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姚金成戏剧创作已经展示了充分的底层关怀意识，在一些访谈中姚金成也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对底层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里，并不能找到涉及这一话题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因而，对于姚金成戏剧创作的研究，需要从更为系统和专业的角度进行审视。首先，要对其创作进行整理，其次在分析这些创作的时候要把豫剧、河南文化等外在的因素介入进去，对姚金成创作的典型性进行深度挖掘，以此为戏剧现代化、河南文化的民族化乃至国际化提供完美的范本。
三、研究内容
本文以姚金成戏剧为研究对象，以底层书写艺术为切入点，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分析姚金成创作中关于底层书写的特质与艺术价值。一方面，试图通过底层书写角度，把姚金成戏剧纳入当代文学研究这一文学视阈之中，从文学史层面探索姚金成戏剧的艺术特质；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将扩大研究范围，将当前研究成果中很少涉及的剧作涵盖进来，在分析时力求通过现象透视本质，争取从更广泛、更深入层面上研究姚金成戏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姚金成戏剧从本质而言，不少作品都属于主旋律戏剧。一直以来，主旋律戏剧都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诟病，甚至有人认为，它已经走向了衰落。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衰落可能只是艺术层面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主旋律的国度里，无可否认的是，主旋律戏剧的创作方兴未艾。

具体到姚金成戏剧，一方面我们承认其戏剧有属于主旋律文学的特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同意研究者对主旋律文学一概而论的极端态度，对于主旋律文学的利与弊，姚金成在创作时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主旋律戏剧创作是当代中国戏剧编剧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定向戏'在主旋律戏剧创作中占有极大比例。它对于戏剧创作而言，既是陷阱，又是机遇。主旋律戏剧创作的种种误区和特点，在定向戏'上表现尤为鲜明和典型。”"因而，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与当下的底层文学有相同的地方，即面对的现实对象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写作中，姚金成的底层书写也并非底层文学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还像传统”样板戏”那样，主题先行，一味粉饰太平。因而，姚金成底层书写艺术中的”底层”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与传统主旋律戏剧中的底层也存在态度上的差异。
更何况，在姚金成的底层书写中，他也没有像底层文学研究者那样，陷入对定义和概念的繁琐论述中，而是采取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采用”观察、体验、升华、创作”的方式，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积极反映社会问题，干预生活，并从政治层面予以解决。尽管在很多作家看来，这种政治解决意味着思考的丧失，但对于普通底层人民群众而言，那些高大上的思考又有何用?不依靠政府，不依靠党，能依靠谁?依靠知识分子的精英式思考，亦或是底层作家们的无情批判与苦难叙事?
很多人批判传统主旋律文学的粉饰太平，但起码主旋律文学提供了更具体的解决方式。而在底层文学那里，苦难的展示多于问题的解决。由于底层文学的不断精英化，底层创作已经走向瓶颈。很多无聊的争议除了理论上的抽象价值外，对文学、对现实的作用微乎其微。仅”底层”这个词语就引来了无尽的辩论。如何艳华就曾指出：“底层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写出来，能把底层叙述出来的是有知识的作家，而作家能成为作家，多数已经脱离底层群体，他们去描述底层，就有′他者'味道。”2这句话点出了底层文学创作的悖论，即概念及理论上的纯粹性与现实之间的对抗。底层应该由底层来书写，但底层却无力书写。而有能力书写者却因为已经不在底层，似乎已失去了书写的合法性。这种看法貌似合理，但却存在更大悖论。按照底层必须由底层书写的奇葩逻辑，那么,乡土文学必须由乡土之中的农民来书写，城市小说必须由城市中的市民来书写。建国后，中国文学曾面临的尴尬和窘境，不就是这种思维在作祟吗?工农兵文学必须由工农兵书写，所以作家必须改造，进而取消作家，改由工农兵集体创作。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
在底层的描写中，姚金成和俄国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二十世纪俄苏现实主义作家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即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在他看来，文学源于生活，一定的底层经历、底层体验对底层书写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反思底层时，他也没有陷入学院派的无尽繁琐论证中，而是从自己生活和创作出发来理解这一概念，显示了更为务实的创作精神。
姚金成早年的底层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所赋予他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使他在关注底层生存的艰辛甚至苦难时，没有”愤青”式的偏激抱怨和绝望，而是以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显现出艰难生活中的努力和奋斗、光明和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这就解决了近年来底层文学的某种遗憾或尴尬。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伟大、艰难而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有阵痛，有曲折，矛盾多多，问题多多，但前景却是光明的，令人期待的。诚恳的文学书写当然要正视苦难，但并不能只是一味地展览苦难，仅以空洞的人道主义情感揭露一些具体的社会矛盾，沉湎于苦难却并不为社会问题和时代矛盾提供方向和思考，其价值何在?我们的底层文学在表现苦难的同时应该表现人物为改变命运、改变环境的意志和努力，表现时代前进的脚步，给底层人民以信心和希望。这就需要在作品里给他们以方向，给他们以力量，使作品里的底层人物在命运的困顿中点亮希望的灯火，顽强地跋涉前进。
还需要指出的是，姚金成的戏剧作品在叙述底层的同时又通过官方的方式为底层寻求解决之道。他的众多作品里，更受世人关注、赞颂的是《焦裕禄》《村官李天成》等多部歌颂优秀共产党员干部的主旋律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一号人物虽然不是底层人物，但却都是与底层群众休戚与共、为底层谋利代言的基层干部。这些作品没有虚浮的歌功颂德，更没有回避或粉饰沉重苦涩的现实。正是对底层人物不幸命运的关注，才使这些主旋律作品具有了深沉厚实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底色，才使主要英雄人物接地气、贴人心，有了人性温度和感人的情怀。而主要英雄人物为改变底层群众命运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攀登，则又使这类作品有了昂扬的基调和强固的筋骨。正因为此，姚金成笔下的主旋律作品才具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著名戏剧理论家傅瑾评论姚金成的豫剧《焦裕禄》时说”豫剧《焦裕禄》重新定义了主旋律作品的品格”。”直面苦难，讴歌崇高”,姚金成的这种创作特色，为当代戏剧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气象。
本文通过《村官李天成》《香魂女》《焦裕禄》《全家福》《岁岁桃花》《闯世界的恋人》《月嫂妈妈》《蛋家女》《悠悠我心》等剧本对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书写进行多

方面探讨，除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以下四章：
第一章：探讨姚金成笔下的”底层”内涵及与主旋律戏剧、中国底层文学的关系，并结合姚金成戏剧创作的底层渊源研究其底层创作意识的形成。
第二章：姚金戏剧的底层世界。把姚金成戏剧作品中的底层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农村底层世界，主要由农村贫困家庭和失学儿童组成。另一类是城市底层世界，主要由下岗女工等组成。
第三章：分析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书写的艺术方式。独特的语言表达、抒情的表达方式以及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使他现在底层书写中稳扎稳打，为戏剧创作的发展注入的新的活力。
第四章：探究姚金成底层书写的现实意义。姚金成的批判意识体现出他鲜明的人格特性。作品中敢为人先的精神值得广大艺术工作者去思考，对主旋律文学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干预体现出他悲悯的人文主义关怀。

姚波

第一章 底层何谓：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


文学史中，关注底层生活，描写底层人生存状态的作品一直存在。《诗经》有不少都是关于底层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此后的历朝历代都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创作。在底层文学没有出现之前，文学史关于底层的描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流浪汉甚至俄国的下等公务员都可以列入底层行列。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左翼文学、乡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都会涉及到对底层人生活的关注和描写，在书写底层苦难的同时抒发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解放后，劳动人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为了新社会的主人，主旋律文学更是把底层人民群众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到了21世纪，随着底层文学兴起，对中国的底层问题进行了更为缜密的思考。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他们试图弄清楚当下中国何为底层，怎么合法地书写底层，由此对底层的认识更进一步，也与传统对底层的认识出现了某种偏离。


李云雷关于底层文学的论述颇具启发性，他对底层的审视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益借鉴。他曾对纯文学、通俗文学、主旋律文学与底层文学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底层文学”主要是基于对对象的描述，其相对而言主要有三种文学。第一种即“纯文学”,以先锋性的、现代主义方式写作，跟现实基本上不发生具体关联，主要描写个人抽象的苦闷、绝望。另外一种为商业文学，主要通过出版渠道占领精神文化领域。最后就是主旋律文学，它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粉饰太平、不触及真正的社会问题。而底层文学跟它们不一样，它描绘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代表底层人发出声音。①具体来说，“纯文学”并不是描述现实生活，或只描述了中上层生活，通俗文学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让大众从幻想中逃离现实，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描写底层生活，对现实持反思、批判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予以关注。


按照李云雷的观点，当下文学中，纯文学不描写底层，通俗文学逃避现实，主旋律文学粉饰现实，只有底层文学敢于真实反映现实。尽管我们不能苟同他的全部观点，但起码他为理解底层问题提供了四个方面的思考，即纯文学、通俗文学、主旋律文学、底层文学。而就这四个方面而言，姚金成戏剧与纯文学无关，因为它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直指现实，又与通俗文学无关，因为它的戏剧是严肃的，充满社会力量。参考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符合姚金成戏剧特点的。又因为姚金成戏剧本身跟主旋律戏剧有一定的重合，因而跟姚金成戏剧有关联的显然就是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在理解姚金成底层书写时，我们将参照这两个方面来对他的底层进行厘定。


1.1关于底层


研究姚金成的底层创作，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底层”何谓。在国外，“底层”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对应单词是"subaltern",它代表无产阶级，代表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底层”的起源天然地就与共产党人有紧密联系。②


1.1.1底层文学中的“底层”


在国内，底层文学兴起之后，关于底层的表述较多。如王晓华在《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中就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在三个层面界定底层概念：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3]另外一个研究者刘旭的认识也与此类似，他指出，当下中国社会”底层”的“主要特征包括："政治上基本无行政能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很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自我表达能力"。[4]


在创作领域里，底层作者们明确了底层的真正范围。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为底层发声，表达作家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与忧虑，引起公众的关注，以便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的现状。如蔡翔的《底层》用一种近似哀伤的情感描写了城市文明之下底层的断裂与精神缺失，曹征路的《那儿》描写了国企工人的无奈抗争以及悲剧性遭遇，陈应松的《太平狗》描写了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精神危机，《望粮山》描写了农村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刘庆邦的《鞋》用感伤的情调追忆了乡村底层的爱情，其他的诸如《相家》《平地风雷》《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


众多底层文学作品涌现，必然引起评论界关注。张国龙认为底层文学的写作是一批有人文良知的作家勇于表现生活真实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写作不仅能够彰显出作家恢弘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能够体现出他们对社会深厚的责任感。但也有研究者如刘卫东认为，当前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已经够多，如何让底层说话才是底层文学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更有研究者对底层文学提出质疑。如冉隆中就认为，底层文学的创作有可能是书商和评论家联手策划的吸引眼球的活动，目的是出名和谋取利益。但就整体而言，大多数评论者对底层文学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底层文学的写作给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带来改善。


因而，归纳当下的底层文学现象可以认为，底层文学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底层生活的人和事，其创作以真实的笔触直指底层群体的诉求与生存境遇，揭露底层人民的苦难，引起社会的思考与广泛关注。作家创作底层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社会大环境发展的反映，也是作家人文主义关怀下的正义之举。


中国当下的“底层”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思考与回应，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由于医疗、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没有同步，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不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上。又由于一部分人过度富裕，使得这种贫困突显得尤为刺眼和尴尬。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国家主人身份开始变得微妙。在城市，下岗工人群体大量出现，他们为了国家而下岗，但在下岗之后，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教育保障，生活陷入巨大的贫困之中。在农村，大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受生活所迫，不少农民到城市打工。但来到城市里却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其次，城乡发展不均衡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壁垒森严，国家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使得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5由于大量社会财富被投放到更有发展前景的大城市中去，农村乡镇包括部分县级城市在改革的浪潮里被边缘化了。这种资源过分集聚的现状，使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凸显，加剧了底层生活的生存困境。由此，在中国当下，底层问题的恶化以及在文学上的反映都是必然的。


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分析，在当下中国，以资源占有情况为划分标准，以职业为分类基础，可以区分为十个阶层。在这十个阶层中，处于第九层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而第十层则是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作为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划分为“底层”。城乡无业、半失业、事业的人被划在中国社会阶层的最末端。因此，按照底层文学关于底层的理解，底层”主要由农村与城市两部分的下层民众组成，底层文学表现的正是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群像。它包括了农村的贫困农民家庭、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贫困家庭阶层，比如下岗工人等。"[6]


与底层文学类似，由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执政党性质，主旋律文学始终都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并以他们为受众对象。弘扬社会正气，关注人民群众疾苦，一直是主旋律文学的重要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在描写对象上是有重合之处的。有研究者就认为，"'主旋律'大厂小说所表现的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正处于底层文学的题材范围之内，是城市题材的一部分。两者在描写的对象上没有本质性的差别，都是关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和城市的工厂和工人下岗问题有关。”[6实际上，扩展开来，不只”主旋律”大厂小说，其他的诸如农村题材的主旋律文学所涉及的底层与底层文学描写的对象其实是一致的。


1.1.2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


联系姚金成的戏剧创作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我们认定姚金成戏剧大都属于主旋律戏剧，那么他的戏剧作品涉及到的底层书写与底层文学具有一致性不足为怪。但相比较而言，姚金成的底层书写又与传统主旋律文学不完全一致。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传统主旋律文学相比，姚金成戏剧涉及到了当下底层文学喜欢描写的底层人生活，比如农村失学儿童，比如城市下岗工人，当然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姚金成毕竟是一位活跃于当下的著名戏剧家，关注现实是他无可避免的责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姚金成对于底层的态度已经突破了传统主旋律文学的桎梏。


在传统主旋律文学里，意识形态的强化成为唯一追求，这淡化了戏剧的艺术性。具体而论，在建国后乃至解放区文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被政治化了的底层。在这种底层里，底层的苦难成为一种斗争的工具。通过苦难，底层要求权力的合理性得以证明。由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性，底层的存在成为一种被加工之后的存在，是政治化了的底层。作家不关心农民、工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而关心的是政治化之后的农民与工人应该怎么存在。所以，我们看到的底层人物都是一些觉悟极高的农民、工人形象，即使有觉悟低的人也会被改造好。他们的苦难成为一种光荣，成为一种标榜道德的证据，更成为政治先进性的标志。而中层和上层往往成为嘲笑挖苦斗争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底层的地位和权力大大提升。改革开放之前，底层在主旋律文学中的存在是强势的。他们的苦难因国家性质和政党性质得到了消解。由此，建国以来的主旋律文学从没有意识到要为底层寻找合理性的理由，因为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定性和保证。在它看来，底层的存在是天然的，底层的苦难源自于政治上的阶级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底层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政治层面而言，党是必然跟底层站在一起的政党，这就是底层问题的解决之路。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随着国企改革的强力推进，底层的内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政治上当家作主的底层由于大环境的改变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在经济、文化地位上存在着失势的可能性，这种巨大反差使得底层变得很尴尬。再加上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主旋律文学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如有研究者所评说的那样："最常见的问题是′高大全'、'概念化',虚假肤浅，乏味无聊：只有形式，没有内涵；只有口号，没有故事；只有事件，没有人物。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一个过分理想化的标签，而看不到人性的深度、温度，缺乏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与思想力量。”[7]


姚金成对于主旋律戏剧的尴尬和困境有着充分的认识。一方面，他认识到，当代中国戏剧编剧无法回避主旋律戏剧创作这一课题，而′定向戏'又在主旋律戏剧创作中占有极大比例。主旋律戏剧创作的种种误区和特点，在'定向戏′上表现尤为鲜明和典型。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此予以纠正。就这两方面而言，姚金成的戏剧创作已经显示出了一种更为清醒的主旋律戏剧创作理念，是一种新时期的现代意义上的主旋律戏剧。
在这种戏剧创作理念下，姚金成强调戏剧创作真人真事，“对典型历史环境真实再现”。从真实出发去再现典型历史环境，而不是从政治观念出发去虚构真实。这不仅是他在艺术上探索的结果，也是他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在这种不同于传统主旋律文学的“真实”观念影响下，他对主旋律文学中描写底层生活的弊端有了突破，这种突破也让他的戏剧真实可信，打动人心。


《焦裕禄》中有一场戏为“车站礼送相亲”,这一事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典素材”。但姚金成对此进行了更为真实的还原。过去的主旋律文学采用”经典叙述”淡化了真实的矛盾冲突，而他则”根据采访历史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当时外流逃荒灾民的真实处境”,“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百姓们饥寒交迫、背井离乡”,[8]描写了当时生活在底层的灾民的惨状。这种对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描写，从传统主旋律文学角度来看，是不顾全大局，甚至说是反主旋律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惨状的描写，焦裕禄的英雄”形象才得以最终的完成。试想，如果按照常规主旋律的做法，灾民受灾，但他们觉悟依然很高，不逃荒，不埋怨，不自寻出路，那么,按照这种逻辑，焦裕禄的价值又能体现在哪里?正是因为姚金成从真实出发，严肃面对历史，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刻画与描写，这才让观众信服，焦裕禄的确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实际上，对观众而言，不在于主旋律文学隐瞒什么,粉饰什么,而在于真实是什么。人民群众是清醒的，他们不会因为隐瞒和粉饰而活在幻想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姚金成的这种描写，在逼近真实的同时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感动。而这种底层人的生存状况，也更突显党员干部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焦裕禄的所作所为才显得更为真实。当他因无力救助这些灾民而自责时，当他向大家鞠躬致歉时，那种从实际出发的政治态度和“以人为本”的情怀，才真正地感动了寒风中的灾民以及台下观众。


姚金成曾说过："稍微用我们的诚恳和同情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关注一下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就会发现每天都有令人高歌而呼的人和事，令人泪流满面的人和事，令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令人揪心扯肺的人和事!"[9他又认为，现代戏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农村是戏曲艺术的根，是戏曲艺术的“娘家”,是现代戏使我们的农村故事、农村人物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戏曲舞台。[10]


中国乡村充满了底层元素和底层故事，因而，农村以及农民是姚金成戏剧中底层书写的重要内容。《香魂女》通过香香和环环一对”婆媳”的聚散，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女性的一段心灵史，描绘出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底层女性精神转变的艰难。《村官李天成》讲到了农村的贫困，揭示了中国乡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情感裂变等问题。他还别具慧眼地描写了农民工们的生活，通过他的戏剧创作，这些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形象也跃然于台上。


姚金成还说过："我们的文艺创作曾经经历过以三突出'歌颂英雄人物为圭臬的年代，其概念化、去人性化的高大全'模式，几乎成了我们现代戏创作的魔咒和痼疾。每一次面对英模人物题材，我都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落入那个沼泽。”[9英雄来自于群众，群众创造了英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创造者最终必然是人民群众。因而，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才是产生英雄的土壤。姚金成纠正了传统主旋律戏剧无视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状态，纠正了假大空的编造真实，而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亲自考察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真实描写了底层人民群众的众生相。从底层的众生相里，他抽取了底层的苦难，表现了底层存在的艰辛。从这个角度讲，他与底层文学的”底层书写”是相同的。因为这种相通性，姚金成的底层更深入人心。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读者和观众，都可以真实地感知到姚金成笔下底层人的无奈、艰辛以及精神困惑，由此，“英雄”即主旋律戏剧中的”党员干部”们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正是有了底层人民的需要，英雄们才有了用武之地。这种主旋律式的英雄将最终消解底层的苦难，最终使底层人民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这种主旋律式的解决，也是底层文学不愿意涉及，甚至说是不少底层作家有意回避的东西。而这也成为姚金成底层世界不同于底层文学作家的重要之处。


概而言之，姚金成的”主旋律”底层与当下的底层文学有相通之处，即都真实地面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困境，但在对底层困境和苦难的消解时，他采用了主旋律的方式给予了最终的解决。由此形成了姚金成戏剧独特的底层世界。


1.2姚金成戏剧的底层渊源


姚金成的文学史背景是当下的底层文学以及主旋律戏剧，他的创作可以用中国文学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传统进行理解。但”写作者对底层文学的描述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源于情感的猛然爆发，它并不是作家关在屋子里随意编造出来的，就作家而言，他必须有充足的社会生活体验，具有宽广的胸襟，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饱蘸着感情的笔触，不高蹈于文学的功利，不趋向媚俗，他们能够流溢出地狱般的沉重与心酸，渗入到求生者'心灵的本质地段。”[因而，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书写与其自身的小环境有更直接的关系。


应该说，凡是出生于7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底层生活的经历。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不发达，由于多方面原因，贫穷曾是很多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姚金成就曾说过，尽管自己戏剧中的人物身份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让自己和乡亲都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9政治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工农兵学习，使得城市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接受过底层生活的洗礼与熏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出生于那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着深厚的底层生活积累。


姚金成出生于1948年，家乡是河南省汝州县。虽然他生于县城，但那时的县城居民生活跟乡村差别并不大，一样需要春种秋收，下地干活。八九岁时，他便像普通乡村孩子一样，成天挎着割草箩头，在烈日下、风雨中拿着镰刀在地头渠边奋战。稍大一点要推水车、推磨、割麦、挑粪。少年时期赶上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风雪严寒中挖跃进渠，赤脚站在冰冷的汝河中捞铁砂，春节垒砌河坝等，确实受了不少罪。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饥荒，姚金成随父母迁居到东石庄大队，才十三四岁的他要像大人一样开荒、挑粪、拉煤干各种重体力活。1968年，20岁的姚金成高中毕业后，以知青身份下乡插队，成了一个地道的下地出力流汗干活挣工分的社员。


生活是最好的学校，特别是那沉重苦涩的生活体验，更能深深地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创作。姚金成的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体验和积累垫底，他才写出了观众喜爱的农村戏。从1970年十月被招进临汝县文工团，他也就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他依靠知识与才华武装自己，献身文艺事业。即使后来他到了郑州，进入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环境的改变没有影响到他创作的源泉，年少时的经历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出现故乡的场景，构成了他最重要的戏剧主题。


姚金成是近年来戏剧创作大军的”领军人物”。作为河南当代著名戏剧家，姚金成的创作为河南戏剧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也为河南戏剧的现代传承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从1984年至2017年，他创作了31部剧作，这些作品的内容都脱离不开他的底层出身。姚金成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作家，他的城市生活加深了他对曾经的农村生活的记忆，这种记忆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的作品中，让观众看到了他那种简单的质朴，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的希望。

姚波

第二章 底层如何构成：姚金成戏剧的底层世界


姚金成戏剧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群光辉灿烂的官员形象，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是共产党员的典范。通过塑造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干部，姚金成戏剧的主旋律书写得到了完美体现。但在这个主旋律世界之下，不能忽视的是一个充满苦难和疲惫底层世界。可以说，在营造主旋律艺术世界中，这些底层人物构成的底层世界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姚金成在塑造这些干部形象的时候，深刻地知道一条艺术真谛，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他笔下的党员干部，他们的光辉形象塑造，正是体现在那些最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底层人物身上。毋庸置疑，这种书写略带偏颇，因为在城市，在乡村，除了那些弱势的底层世界之外，还有那些相对而言过上富裕生活的农民和市民，但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因而，这个主旋律世界直接建构在了底层世界之上。二者之间的相互策应、互动，构成了姚金成戏剧世界的全部。


艺术总是要通过形象感染读者和观众，姚金成正是如此。他的剧作以人物取胜。在一系列剧作中，他塑造了大量光辉灿烂的典型形象。其中不少人物都来自底层群众，具有广泛代表性，真实再现了城乡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与精神诉求。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物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底层人物画廊。


仔细观察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这些人物形成两个底层世界：其一为乡村底层世界，主要由乡村环境下的底层人物构成，其二为城市底层世界，主要由下岗工人等群体构成。通过这两个世界的塑造，姚金成完成了对当下底层人物群像的描写，也把自己干预人生、干预社会现实的文学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2.1乡村底层世界


就地域性而言，姚金成戏剧创作主要涉及的是乡村和城市两个地理区域。乡村主要由底层农民形象构成。而在这些底层农民形象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妇女形象。这些农村妇女及其命运构成了乡村的底层世界。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不缺乏善良而遭罪的劳动妇女形象，她们在那些不自由的时代里承担了更不幸的命运。中国当代文学中，“诸如《登记》《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结婚现场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桑树坪纪事》《桑源》《蛾眉》《狗日的粮食》《远村》《厚土》《离婚》《青藤爬满的木屋》等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都反映了这数十年来中国农村妇女在爱情和婚姻上的命运坎坷、悲歌不断。”[12］


2.1.1乡村中的女性形象


《香魂女》中，环环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底层妇女形象，她的命运遭际成为乡村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她生于改革开放年代，但却无法享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她家庭条件不好，兄弟姐妹众多，父亲生意失败后，家庭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她的童年时代无法享受同龄人应该有的无忧无虑,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然而更不幸的命运还在等待着她。为了给这个一贫如洗的家贡献力量，她放弃了青梅竹马的恋人，而决定嫁给香二嫂傻儿子墩子，仅仅就是为了那两万元的彩礼钱。这绝不会是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选择，但贫穷使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悲惨世界》写到：“饥饿使妇女堕落”,在这里，贫穷迫使环环出卖幸福，迫使她堕入不幸的深渊。这种乡村落后封建意识下的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几乎是古代文化的一条隐线，一直隐现于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那些贫穷落后的乡村里，许许多多环环的悲剧在重演。《香魂女》一剧最终没有走向悲剧，但环环的遭遇为该剧营造了一个隐含的底层世界，这个世界成为不幸的载体，成为不幸的原因。超越这个世界，环环最终走向了新生活。超越苦难的原因竟是她的婆婆，那个几乎和巧巧一样命运的人。她的人性复苏最终使环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姚金成底层书写的一种温情式解决。人性、人情最终压倒了环环的困难，拯救了她。


《村官李天成》塑造了一个农村女孩巧巧。她住在黄河边上的贫困村庄西李庄。因为临近黄河，经常遭灾。不仅粮食歉收，人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巧巧的爹水生在一场暴雨塌房的灾难中失去生命。他死后，整个家庭彻底失去了依靠。孤苦的巧巧、病重的巧巧妈以及年迈的老根爷三人相依为命。为了给孙女巧巧上学凑学费，七十岁高龄的老根爷发着高烧还要去拉车挣钱。他昏倒在黄河滩上的场景令人肝肠寸断。这样一个农村家庭里，贫病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灾难。巧巧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其他选择。她不能继续圆自己的上学梦了，她必须想办法挣钱养活这个家。但她这么小，能靠什么挣钱啊?剧中隐晦地提到她甚至要跟收菜的蔡经理进城去务工，通过卖身挣钱养活家人。


整体而言，剧作中的巧巧并非主要人物，但即使如此，她的存在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她是姚金成戏剧艺术世界的重要元素。巧巧的悲剧人生正是西李庄村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的真实写照。她的存在，使得剧情里”英雄”李天成的存在才有了合理性和意义。李天成这一主旋律形象的塑造，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巧巧的帮助，也正是这种帮助改变了巧巧的悲剧命运。这种帮助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优秀品质，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基层贫困人口的关心和爱护。巧巧的复学，使得剧情中的底层苦难得以消解，是姚金成主旋律戏剧创作模式对底层文学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在描写社会底层，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姚金成的解决方案是寄希望于李天成这样代表党和政府的村干部，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底层生存境况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给出的一个更为“务实”的答案。苦难不仅仅能用来宣泄，来表现作者的悲悯情况，它更应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当前情况而言，依靠政府和党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方案。


2.1.2乡村中的失学儿童


在底层的乡村世界里，孩子是家庭扭转颓势的希望。但不幸的是，越是在贫穷的乡村，孩子上学就越难，辍学也就越容易。姚金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他通过塑造辍学农民学生，对农村家庭因为贫困、因为教育资源匮乏等导致的失学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错综复杂，差距较大，受教育的条件普遍较差，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使得新的文盲不断诞生。农村教育问题表现于受教育者家庭经济状况。和公共教育资源的提供的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在贫困山区和部分特殊的农村家庭，其经济收入仍然增长缓慢，生活十分贫困。”[14贫困以及教育资源匮乏是辍学的理由，而辍学又加剧了贫困，加剧了教育资源的贫乏。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穷越上不起学，而越是上不去起学就可能越贫穷。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倾尽全家之力终于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但这个大学生成为国家干部之后，竟然忘记初心，走上犯罪道路。这些内容都反映在戏剧《岁岁桃花》《悠悠我心》《村官李天成》《全家福》里。


《岁岁桃花》中，陈荣娟来自农民家庭，她的父亲在一个煤矿打工。身体健康的父亲在煤矿劳动，养活一家大小，供养荣娟和弟弟上学。陈荣娟也很争气，她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这原本是一个尽管贫穷但却幸福的家。后来父亲在煤矿发生意外，失去生命，这个平静的家一下子就塌了下来。没有父亲，失去了经济来源，也失去了经济支柱。母亲体弱多病，弟弟年幼，此时的陈荣娟只能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辍学挣钱养家。一个原本可以从农家走出去的优秀女生，命运一下子发生了本质改变。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前途，还有那含苞待放的爱情。同班同学吴景超与她学习上志同道合，并因此暗生情愫，但终因这种前途上的差别，他们没能走在一起。荣娟辍学之后，凭靠自己的勤奋，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供养弟弟上学，最后弟弟也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考上了大学。农村的生活就是如此，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大病返贫，大灾返贫，几乎是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返贫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儿女不得不挣扎在生存线上，最终导致一生命运的改变。姚金成抓住了农村的这种无可奈何的现象，展示了底层农民生存的苦涩，但他也给出了希望。苦难并不可怕，只要人能够自立自强，勤劳吃苦，一定能战胜苦难。而即使没有真正消除苦难，但也能彰显出人格的伟大。用崇高消解苦难的宣泄和抱怨，带来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悠悠我心》中的辍学儿童三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生病后，他不得不辍学去务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祖国的花朵和希望，原本应该享受父母的呵护，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接受老师的谆谆教诲，但家庭的贫困一下子落在了一个孩子身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奢望。他的父亲牛刚的唱词道出了贫穷的底层农民的心酸："谁不盼儿孙们成才出众?谁不盼后辈们成风成龙?上学也是牛家的梦，俺牛家也盼出个大学生。为上学俺勒紧腰带吃用省，为上学俺挨门求告去打工。怎奈屋漏又逢连夜雨，穷加病耗得我心灰如冰。穷山沟一个穷字如山重，压的俺抬不起头来挺不起胸。往上看，上学的路山高不见顶，往下看脚下就是过不去的沟和坑。不上学也是万般无奈出下策，穷日子挪过一程是一程……"在这部戏剧里，农村教育条件的落后也被充分的暴露出来。学校，破烂不堪，教师配备严重不足。


“受教育权的实际享受包含必要的帮助权，其中办学条件和教师的配置是其主要考察因素，教育基础设施的提升改进了学生受教育权的物质基础……。”[15］


但在三铁的世界里，贫困成为一道牢笼，捆绑着他，使他无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受教育权。而最后三铁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得益于中央财政“两免一补”的政策，像三铁一样被迫辍学的孩子们最终重返校园。姚金成使用主旋律模式，依靠政府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这固然是对"两免一补"政策的文学解释，但在现代农村，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只能是政府政策的不断完善吗?


《全家福》是一出大型廉政剧，主旋律色彩浓厚。但不能不提到的是市长韩英杰出身的家庭。通过剧中人的唱段，观众看到的这个家庭与韩英杰的犯罪被判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效果，观众在痛恨韩英杰堕落的同时，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惋惜，也更会为他的老父亲、为他死去的姐姐感到难过。


剧中，犯罪的市长韩英杰出身贫困农民家庭。姐姐叫韩英梅，学习成绩比他好。但因为家庭条件太差，父亲根本没有办法同时供养两个孩子上学。为了弟弟，姐姐韩英梅不得不中途辍学，通过打工来帮助家里。但不幸的是，当韩英杰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不久，韩英梅在打工的时候发生意外，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韩英梅的凄苦而短暂的一生是农村教育状况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在过去的农村，像韩英梅这样的女孩很多。因为贫困，更因为农村一直流传下来的重男轻女观念，很多女孩为了家人失去上学的机会。她们也是人，也应该享有成功的机会。但生活在底层的她们，是无法改变底层的现实的。韩英梅辍学打工供养弟弟上学的遭遇通过其父对孙女的唱段中讲述出来："那时节农村本来就日子苦，你奶奶生病去世又欠债一大堆。学校离村十几里，五更上学黄昏归。带干粮窝窝头就凉水，课堂上饿的两眼只发黑。全学校你姑考试总是第一名，你爸在后面紧紧追。老师表扬他姐弟俩，我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悲。俩学生我咋也供不起，舍一个，保一个，亲骨肉一样亲我可舍谁?思来想去夜夜难入睡，狠狠心让你姑弃学把家回。你的姑姑她叫声爹在我面前跪，句句话揪我心如扎针堆……"“你姑她为了给你爸挣学费，晚上到砖窑厂里把砖背。单薄的身子她压成了弓背，磨破的肩膀啊血痕累累……你的爸读完了高中考大学，你的姑没明没夜忙了农活忙饭炊。那一年八月十九接到大学通知书，他姐弟俩又是笑又是哭，哭成了一堆。那一年照下这张全家福，几辈子农家院阳光明媚!万不料半年后老砖窑意外塌毁，你姑姑她被埋在了瓦砾堆!可怜她头天还给你爸寄钱去，口袋里没给自己剩分厘!"


但全家倾尽全力，费尽千辛万苦供养出的韩英杰最后却因为贪污腐化被逮捕。这个生活于底层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学改变了命运，也为全家带来了希望。但却又因为贪污而落马，使得全家陷入绝望。这使得戏剧更能令人深思。《全家福》已经不单单是一出反腐倡廉的戏，更是一次对人性挖掘的大戏。观众在恨韩英杰的同时，又会因为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而五味杂陈。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戏了，它基于真实的思考要更深刻，更人性。


姚金成给予农村教育问题以极大关注。他书写的底层也因为这些农村孩子的出现而变得更具深度，更有代表性。他把这些小人物放在农村这一特殊的环境里，去浸染时代之变，从而展现出底层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这些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农民子弟，有的最终重返校园，完成了学业，有的依然没有返回学校，依然在为家里人而努力。有的出人头地，离开了农村。有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终于换来了家人的幸福。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保持着最纯真的心，把最干净的灵魂奉献给生养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尽管不能说完全的心甘情愿，但他们没有停留在埋怨里，而是用实际行动试图改变点什么。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成龙成凤呢?可在贫困的家庭里这太难了。这些懂事的孩子的表现令人心酸，也令人欣慰。他们不会因为家庭的贫困，自身的不幸而嫌弃父母，嫌弃家庭，没有因此离家出走或者做出违法、违背道德的事。他们心疼父母，心疼家人，牵挂的是家人能否吃饱穿暖，病床上的亲人能否恢复健康，家庭的幸福和谐也是这些农民孩子所追求的东西。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这种质朴的大爱才最能令人感动。


当然，由于姚金成主旋律戏剧的性质就决定了他在言说底层农民子女受教育问题上并不会一味渲染苦难，在每一出戏剧里，他都为这些苦命的孩子安排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粉饰太平的表现，但是扪心自问，媒体报道出来的苦难，最终接盘解决的大都还是政府，还是党员干部?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他们早都应该发现这些问题，但说着总是比做着难，相比于其他社会援助力量，关键时刻不还是政府最可靠?《村官李天成》里的巧巧依靠李天成帮助得以重返学堂。《岁岁桃花》里的陈荣娟帮助自己弟弟考上了大学，延续了荣娟自己的梦想。《悠悠我心》中，三铁和其他辍学打工的孩子因为“两免一补”政策重返校园。《全家福》中韩英梅虽然辍学后死于意外，但是弟弟考上大学也圆了她的梦。在姚金成涉及教育问题的戏剧里，这些生活在苦难的孩子们在外界的帮助下都得到了一种解决的答案。这样的讲故事方式就摆脱了底层文学一味表述苦难的桎梏。


2.1.3多彩的底层人物世界


除了展示乡村苦难，并予以主旋律式的解决之外，在姚金成的一些剧作中，他还超越苦难叙事，赋予底层人物以心灵美、道德美。通过人性光辉的闪耀，姚金成赋予了底层世界以绚丽的光彩。


《疍家女》属于历史剧，这部戏剧主要描写了海边农家人的生活。在主人公疍家女水妹姑娘身上可以看到底层女性的人性光辉，姚金成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她的心灵美，赞颂了她的无私精神。阎连科的这段话用到水妹姑娘身上最合适。”做女儿时比
较坚强独立，敢于对自己的人生做主；当为人妻子情人后，竭力做贤妻良母，宁愿在封建宗法制下作男人逐权夺利的牺牲品；当终于熬成了母亲，有了些微的权利后，也早已被家庭和命运折磨的身心疲惫，索性彻底牺牲自己换取后代和别人生活的幸福。”[16］


水妹姑娘身处社会底层，家庭条件决定了她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在她身上，姚金成略去了生活的苦难对人的折磨与摧残，而是通过描绘她的牺牲奉献，描绘她身上闪烁的劳动人民的光辉，给看似困苦的底层生活平添一分亮色，给整部戏剧披上了人性的面纱，使得戏剧变得清新，展示了带有一种民间之美的底层存在。


水妹出身珠海水上人家。不仅受到政府和官方的剥削和欺压，更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饱受歧视。官府通过制定严厉的压迫政策，迫使他们不能上岸居住，不能上学识字，更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水妹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留下她与父亲相依为命。但平静的生活总是会被打破，越是困难的家庭也越容易招致更大的不幸。水妹与父亲在岸上辛辛苦苦种植的苞谷，到了收获的时候却遭到官府的哄抢，而却告状无门。而更大的打击是，她与县丞之子何慧生真心相爱，却被县丞强行拆散。尽管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在何慧生遇到危险时，善良的水妹姑娘依然选择牺牲自己救下爱人，同时也保护了相亲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在遭受着种种不公平和歧视中，水妹保持着劳动人民的高洁情操。她可能思想不够深刻，也不能像窦娥那样谴责天地，但她通过自己的隐忍和牺牲，向观众展示了一位底层女性之美。她像一朵盛开在苦难中的花朵，为底层暗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美丽的色彩。姚金成通过捕捉底层的暖色，舒解了底层苦难带给观众的压抑感，也展示了底层人民固有的美好品质。


2.2城市底层世界


除了农村的底层世界的构筑之外，姚金成的不少作品也涉及到了城市中的底层生活。在城市，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两个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遭际构成了姚金成戏剧中的城市底层世界。


2.2.1农民工形象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农村实施的惠民政策，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有了更多的农闲时间，也就有了更多选择。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干着又脏又累的活，承担着繁重工作，为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完善中国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他们的劳动不相匹配的是，他们普遍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城市中市民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与他们基本无缘，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应措施，但由于这些措施落实起来很难，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居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露宿街头的情况也是有发生。只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了最低线。有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农民工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这种鸿沟，在城市中站稳脚跟。"[7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有时候纯属徒劳。城市的大门对他们只敞开了一半，他们可以来，但却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真正的家。与此同时，同样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竞争力不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破产，重组。尽管这的确起到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就是造成了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多变的社会，谋求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国家扩展各种渠道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不可避免的是，有部分工人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他们只能靠自己努力，苦苦挣扎在城市边缘。从80年代地位优越的国家主人，沦落为社会底层，他们的遭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


关于农民工的生活，已经有作家进行关注，20世纪80年代在当代文学里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打工文学",也涌现了一批打工作家。”但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是在底层文学的背景下，与精英作家的底层书写的合法性之争中发生的。它不但与底层文学一样，反对纯文学的狭隘的个人化写作，呼吁关注更广泛的底层民众的写作，而且也反对底层书写的精英作家高高在上、充满优越感的写作姿态。对作家底层身份的强调，使打工文学具备了稀缺性价值，与“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18从这一角度出发，姚金成描写农民工的戏剧作品是有着文学史的背景和渊源的。


《闯世界的恋人》塑造了石榴与高大发两个农民工形象。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乡下进入城市务工。在村里，他们原本是一对恋人。在临打工前，大发还跪在石榴爹妈前："我和石榴要白头到老，恩爱一辈子!我们到外面要发狠挣钱，一年半载俺们就回来，还拐子家的彩礼，给村里办好事，让村里知道，石榴找了个好女婿……"带着承诺，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大发与石榴走进了城市，希望能够多挣钱，希望帮助家人过上富裕而稳定的生活，更为自己及家里人争光。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现实的残酷，城市里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钱也没有他们设想的那么好挣。他们俩都没有学历，也没有从事城市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只能做最简单的工作，靠力气干一些脏活、累活。石榴到废品收购站工作，大发到建筑队出卖劳力。繁重的工作压得他俩几乎喘不过气来，连吸包牡丹烟也成为大发的一种奢望。在逆境之下，大发终于丧失了立场，为了攀附有钱而年轻的包工头女儿鲁珍珍，他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石榴，当上了建筑公司经理。城市改变了淳朴的大发。但好景不长，由于建筑公司在盖房子的时候偷工减料导致在建的楼房坍塌，大发正好被砸在了下面。就这样，大发残废了。雪上加霜的是，鲁珍珍也把他甩了。高大发试图通过卑劣手段过上”美好人生”的梦想落空了。而被抛弃的石榴则依靠勤劳的双手苦心经营面食店，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在城市里站稳了脚根。面食店生意风生水起，石榴的生活目标实现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有钱了。戏剧的结尾，面对马上要嫁人的石榴，大发试图通过忏悔换回妻子，但石榴已经不再爱大发了。一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大潮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石榴的成功显然是姚金成所推崇的，人只要踏踏实实劳动，在哪里都可以成功。而剧中的高大发，则令人可悲又可叹。


剧中的高大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个从偏远农村逃婚到都市来的青年，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么淳朴，那么充满朝气。他功利心太强，急于崭露头角，发大财，改变”活得太窝囊”的命运。但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再加上初入城市的大发并没有坚定的信念，面对一些利用社会机制不完善大发横财的投机者、暴富者，他迅速地迷失了。从开始的愤恨不平到后来的卖身投靠，他完成了善良向卑鄙的转换。从这个转换里，观众窥视到了一个失却正确人生观的农民工的迷茫、困惑、沉沦、堕落。他背叛了妻子，背叛了当初那义无反顾的真诚爱情，企图攀龙附凤，“跳过龙门”。但生活给他的教训是惨重的，大发在梦碎之后，剩下的只有残缺的身体以及不完整的灵魂。在经历了命运的沉浮与捉弄之后，高大发才最终醒悟。但这醒悟有点晚了。他领悟到，人生最宝贵的应该是高尚的生活信念和真诚的爱情，“人生路匆匆过，悔不能从头活”。大发在城市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总是在犯完错之后才知道后悔，才知道觉悟。但时间不等人，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曾经为了改变穷困命运，发狠拼搏，曾经像一团躁动的火焰一样点燃了家乡亲人们的心，但尘埃落尽，大发给人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惋惜。他的迷误跟所处时代密切相关，又带有农民自身的狭隘性与盲目性，在农民工群体里具有代表性。


石榴寄托了姚金成的美好理想，她踏实肯干，对爱情专一，对生活负责，一直保持着一颗淳朴至诚之心。她坚信只要努力奋斗，坚持不懈，一定会收获成功和幸福。即使生活再难，她也不嫌弃大发，愿意跟他一起过穷日子。自始至终，石榴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梦想。姚金成在她身上倾注的是底层妇女善良美好的人性。她勇敢追求爱情，"爹打爹骂我能忍，全为哥哥情意真；是死是活跟哥跑，贴身贴肉贴着心”;她也渴望致富，渴望”当万元户”,"学那城里人讲文明”,但她坚信"不义之财咱不比，出力流汗不算屈”,“穷思变要手拉手一步一步走过去”,朴实崇高的生活态从来没有改变过。因而，她能够经历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和磨砺，能够经受商品大潮的荡涤而洁身自好，能够恪守正确的生活原则和道德情操。在她的坚持下，她最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大发进城的豪言壮志最终在城市里”雨打风吹去”。他走捷径的“成功”最终作茧自缚，让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通过这一形象，姚金成代表农民工反思了城市之路的艰辛与苦痛。而朴素的石榴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在繁华的城市里，她用简单的真诚捍卫了自己，通过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她身上，体现了打工者的美与善。真情比金钱可贵，是她做出的选择也是给出的答案。虽然生活可以不公平，也要对生活充满信心，更要坚持做人底线，她是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美的代表。两相对比，观众能够深刻领悟到到农民工进城之”痛”与之”美”。


2.2.2下岗女工形象


姚金成笔下的下岗女工构成了城市底层世界的另外一个侧面。”伴随中国国有企业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强，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迅速增加，其中女性的比重较大。很多女工不得不面临从“半边天”到“边缘群体”的身份转变，下岗女工成为新兴的社会群体之一。”[19《月嫂妈妈》中的女主人公端阳就是代表。


剧情发生于21世初。为了促进纺织工业的健康发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在纺织领域提出减产压锭，减员增效，对现有纺织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并厂改制。这直接冲击到了端阳所在的工厂，老职工大批内退，作为三八红旗手的端阳也下岗了。在剧中她是这样描述的："为兴厂曾流过多少汗水，家与厂同命运相依相随!全不料改革中我竟成了累赘，二十年功劳苦劳一风吹!搞改革原本盼人人受惠，为什么沉重的包袱被工人来背?至如今下岗、失业梦碎心碎，我好似失群的雁何去何归?抬眼泪，看街头闹市华美，满腹的委屈情……我、我该问谁?"


端阳迫于无奈，只能自谋生路，去做了月嫂。这是一份在别人看来不是太好的职业，但端阳依然像在工厂那样认真负责。因为误会，她遭到了雇主母亲的谩骂，但她心底善良，以德报怨，在危难时刻救了女雇主的孩子。但更具戏剧性的是，她最后发现女雇主的丈夫竟是他的前夫刘飞。昔日老公成了别人丈夫，而自己却在前夫家里为他的儿子当保姆，这是多么尴尬而难堪的一幕啊。于是，她决定辞掉工作。但她跟小孩在长期相处中已经有了深厚感情，端阳舍不得离开小孩。不能狠心离开的端阳再次踏入刘飞家中，把小孩照顾好才离开。好人会有好报，最后，在刘飞的帮助下，端阳在月子中心做培训服务，曾经的“一家人”重归于好。故事以大团圆的结局告终。


女主人公端阳作为下岗女工的代表人物，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从曾经厂里的优秀骨干，到后来的月嫂，角色发生了急剧转换落，但端阳善良的心、热情洋溢的干劲没有发生变化。她能够迅速改变角色，融入到新的社会大潮之中。可以说，她就是下岗女工们的表率，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端阳下岗之后，面临的困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家里本来条件就不好，现在只剩下了丈夫那点可怜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孩子读书要钱，丈夫治病要钱，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挣钱是全家人活下的唯一办法。端阳的优点在于，她始终乐观向上，对生活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只要劳动就能获得收入。她尝试寻找各种工作，坚持不懈地努力挣钱。尽管她知道挣钱很重要，但是她也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平常心和人性。当月嫂期间，她即使发现孩子是前夫和他现任妻子的儿子，也没有任何不理智的行为。为人处世，处处显示着人性的光辉，渗透着平凡中的伟大。


剧中另一个人物陆亮是端阳现任丈夫。他因工伤病退，一月只有三百块的低保收入，靠蹬三轮车拉货挣钱维持生计，有时候他还不得不到垃圾桶里捡破烂。但跟端阳一样，虽然他挣扎在城市的底层，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男人的担当。他虽然挣钱不多，但他有把日子过好的美好愿望，他关心爱护自己的妻子，再苦再累也要挣钱养家。即使端阳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但他视如己出，对女儿总是充满满满的慈爱。他的不懈努力，让这个贫穷的家里充满了爱。


剧中小女孩莹莹是生活在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知道关心妈妈。在剧中，一个情节非常令人感动——她要端阳的雇主每天能让妈妈吃一块巧克力补充一点能量，这样干活的时候妈妈就不会晕倒了。她也渴望过富裕生活，在亲生父亲物质诱惑的狂轰滥炸下，她对母亲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妈妈!你们的苦心我知道!可你知道咱家的条件是啥档次吗?你知道我平时忍受了多少委屈吗?学校旅游，同学们都是带的饮料面包，大包大包的各种小吃。我却带的是开水馒头榨菜，还得假装不喜欢吃面包不喜欢和饮料的样子!MP3、游戏机、同学们谁没有?可我从来没向你们要过。同学们都能在家上网，可咱家到现在还没有电脑……","同学们几次说到咱家做作业，我都不敢答应……我长这么大，今天才算第一次坐小轿车!"但最终她的选择表明，她对母亲还是充满爱的，这给母亲端阳带来了莫大安慰。


《月嫂妈妈》中，下岗工人端阳、陆亮的生活可谓穷困交加，但姚金成赋予了主人公以理想的光环。生活不易，但他们有自己的尊严，有穷人的道德底线。他们放下身段，积极投身到劳动中去，用自己的双手经营自己的家园。尽管穷，但他们的精神难能可贵。这个城市底层的家庭告诉观众，即使生活艰难，也不能放弃努力，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尊严，要坚信，辛勤的劳动一定会让生活美好起来。


在姚金成的底层世界里，我们也看到了苦难，但这种苦难不是绝望的苦难。这种苦难带不来现代主义的荒诞，更不会被之于宿命式的神秘主义。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苦难，这种希望来自于党员干部，来自于国家和政府，来自于底层人自立自强、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正是由于这种人性的光辉，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抱怨，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尽管这种面对看似无力，但却活出了生命的质感。从而，使姚金成的底层世界充满了力量。也正如他说的那样，不能丢掉崇高，更不能玩弄和嘲笑崇高。崇高无处不在，即使身处底层，即使很卑微。而那些偏离崇高的人，偏离原则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

姚波

第三章底层如何表达：姚金成戏剧的底层表达




3.1结构艺术


戏剧结构是指剧本题材的处理、组织和设置安排。一般包括对事件的处理，戏剧冲突的组织设置、人物关系及人物行动发展的合理安排。姚金成的底层戏剧作品非常注意戏剧结构的安排。


3.1.1一人一事


吴梅在《顾曲塵谈》中这样写道："传奇主脑，总在生旦，一切他色，止为一生一旦之供给。一部剧中，有无数人名，究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其一人之心，自始至终，又有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所谓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确有可传，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止为此一生一旦之供给。"吴梅继承了李渔的立主脑之说。虽然今人对“主脑”一词的理解存在分歧，但从他的观点来看，此”立主脑”之意就是剧中有一个主人公，一切他人之言语皆为主角而设，他人之事不宜繁多，一人一事是最佳模式。


姚金成的底层创作属于叙事性戏曲，吴梅之于传奇剧的观点适用于姚剧创作，可以用来理解姚金成戏剧底层创作的结构特点。在姚剧中，底层人物描写主要也是由立主脑，设置“一人一事”的叙事框架来塑造的，从而展现了五彩斑斓的底层人物与底层生活。这也形成了姚剧“人物虽多，但看起来却简洁干净”的戏剧效果。


豫剧《香魂女》描写了香香、环环婆媳两个拥有相似经历但却不同结局的农村妇女，表现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底层妇女的思想变化及角色身份的转变，颂扬了农村底层人民身上蕴含的人性美。


剧作在人物设置上体现了“立主脑”“一人一事”的结构特点。该剧主要人物有香香、环环(香香的儿媳),次要人物有实忠(香香的情人)、二东(香香的老公)、灵芝(香香和实忠的私生女)、墩子(香香和二东的儿子)。全剧围绕环环嫁给墩子这一不公正但又在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表达了农村新旧两种观念的对立，颂扬了新时期农村的新人新气象。环环无奈嫁给墩子，在婆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婆婆香香对环环一开始极为严厉，但到后来，为了不至于让环环重蹈自己的命运悲剧，而放她离家出走去找自己的意中人。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二东所做之事是为了表现香香在丈夫面前毫无尊严的屈服。墩子所做之事无非就是单纯地希望能与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但这却成了环环的噩梦。灵芝作为实忠和香香的私生子，在实忠要离开时，成了他无法割舍的牵挂。主次人物所经历之事简单不复杂，又能很好地表现主题，是“一人一事”的典型佳作。


《村官李天成》中，巧巧与老根爷是”后富者”代表，代表了农村底层人物。作者并没有给巧巧与老根爷安排过多的笔墨。巧巧面对的是上学问题，老根爷面对的是家庭贫困问题。即使把巧巧与老根爷的经历拿出来，也是一个完整的戏剧故事。《岁岁桃花》中，围绕陈荣娟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父亲出事之后挑起家庭的重担，表现出一个长女应有的担当。《月嫂妈妈》《闯世界的恋人》《焦裕禄》《全家福》等剧作都使遵守“一人一事”的叙事原则，简单而有条理，让观众在清晰的故事发展品味人生百态。


在底层的叙事作品中，“一人一事”的叙事方法能够给观众带来明朗的戏剧故事，没有繁多的头绪，使人一目了然。李渔认为："头绪繁多，传奇治大病也。《荆》《刘》《拜》《杀》(《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之得传于后世，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三尺童子观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止一人也。"姚金成描写底层的戏剧作品中，主题凝练，叙事集中，线索明细，人物形象鲜明，所以最终才能够带来令人震撼的戏剧效果，博得观众一片掌声。


3.1.2戏随人走，重重悉见的结构手法


吕效平认为现代戏曲是一个与”元杂剧”、“明清传奇”、“古典地方戏”、同样性质的专有名词，用以命名古典戏曲终结以后戏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者说是中国本土戏剧与元杂剧、明清传奇、地方戏并列的第四个阶段。现代戏曲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它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第四个阶段，必然继承着中国传统戏曲的优秀特质。在结构方面，戏随人走，重重悉见的结构手法是对优秀传统戏剧的传承和发扬。姚金成作为现代戏曲的领军人物，他的豫剧现代戏就具有这样明显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也可以用来理解他的底层戏剧创作。


(1)、戏随人走


马也认为戏随人走有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戏曲写人因为舞台时空的运动性就可以不受或少受时空环境的限制。第二层意思是在人物的运动中表现人物。第三层意思是“戏以人重，不贵物耳”。舞台上的一切皆可以从简，独以人重，以主角为重。第四层意思就是正面表现人物。姚金成的豫剧现代戏的结构就有这样的特点。


就马也的第一层意思而言，人物运动对戏剧而言具有总要作用，作者的笔要虽人物运动而动，环境描写也随之展现，观众也随之接触广阔艺术世界。在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中，不乏这样的例子。《香魂女》中观众随环环从香魂塘到婆婆家，与此相伴的是环环每况愈下的命运，观众也因此产生了无限怜悯之情。而从婆婆家到远方，环环的命运发生转折，观众的心也因此放松，并为主人公感到高兴。一方面是环环在演绎”环环的命运”,另一方面，观众也随之流连于各种场景之中，随之感动、欣慰。在《岁岁桃花》中，观众又随着陈荣娟流连于各种环境，体味着她的艰辛与悲苦，又在她的励志故事中感受到人性的伟大。《月嫂妈妈》中，我们又随着端阳从她破旧不堪的小家转入富丽堂皇的前夫家，随着月嫂妈妈辛苦的生活转入到对她的同情与喟叹中。


就第二层意思而言，如要充分表现人物性格，不能选择家中、客厅、书房这些静态环境之中，在长汀送别、背井离乡、江上泛舟等动态场面中才最能变现人物强烈的情感、浓烈的情绪、激烈的冲突。在《焦裕禄》的第一场戏中，兰考群众连年受灾，在庄稼收成无法养活家人的情况下，他们在风雪夜扒火车逃到大城市讨生活。那种背井离乡的痛苦，观众如临。谁不想守着自己的家安稳度日，又有谁想在冰天雪地中拖家带口去逃荒要饭?这其中情由，令人心酸落泪。戏中，这样激烈凄惨的场面让焦裕禄在面对组织纪律与人民的吃饭问题上犯了难。在人物的运动中表现人物，更能够表现人物情感。


就第三层意思而言，姚金成戏剧也做得非常到位。《闯世界的恋人》中大发在给石榴买衣服的时候，遇到小偷；在街心公园抓小偷，遇到鲁珍珍；舞台上只有高大发、鲁珍珍、警察与小偷四个人。事件发生的地点在街心花园，而那里人流涌动，不可能恰好只有四个人。但作者这样的安排是以主人公高大发为主其他人物的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要人物而设置，颇具”戏以人重，不贵重耳”的特点。


就第四层意思而言，它要求剧作家要正面表现人物。焦菊隐同志多年来不断努力探索和追求话剧的“连贯性”,后来他发现这种连贯性原来存在于戏曲之中；话剧为了时空和事件的合理性，很多重要的事件必得暗场处理。戏曲不是，戏曲能够正面自由地集中表现人物。按照这种观点，人物是应该用正面的方式呈现，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剧情连贯透彻、文情一气呵成，观众心悦诚服。姚金成在创作时，深谙其中三昧。在《月嫂妈妈》中，主人公端阳”下岗”、”被刁难”、“被误会”的情节都是正面表现出来；《焦裕禄》中兰考人民受灾后背井离乡的场景直接表现在舞台上，让观众直接面对戏剧的主要矛盾，感受到兰考人民的苦难。这种表现人物有头有尾，矛盾”当场”解决的方法，避免了观众在看戏时，被情节线索搞得一头雾水，分散观众注意力，破坏对人物性格的领会，影响看戏的审美效果。


(2)、重重悉见


戏曲的运动结构，使作者的笔，观众的眼，可以随着角色而运动。戏曲舞台上采用了这种”步步移”、“面面看”、”重重悉见”的运动结构手法，把许多同时发生的事、不能正面再现的事在舞台上表现出来。11


《香魂女》中，环环新婚之夜在香魂塘边独自悲伤，受到了婆婆的真心安抚，一个转场，就从香魂塘边转入香香的家，表现环环看到婆婆遭受家庭暴力的辛酸与惊恐。如果是在话剧里，这种山后”溪谷间事”是不便于正面明场表现的，而戏曲结构却可以随着人物的运动，把其性格的各个侧面都正面地表现在舞台上的。


《全家福》不像传统话剧那样对戏剧冲突、情节线索进行网状交织，而是让整部戏围绕着韩琳琳对于父亲落马前后的情感态度变化展开，把她置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和运动中，在冲突和运动中写她的遭遇、挣扎和结局，正面展示她性格的方方面面方面，呈现给观众，层层点点，有头有尾，清清楚楚。通过这样的方式，她的性格被刻画得深刻，丰满，吸引观众眼球。这种运动的鸟瞰透视手法，使得姚金成的底层人物塑造具有了”重重悉见”的戏剧效果，造成了立体全方位的呈现效果。呈现人物的舞台可以以多个角度、多个时空方位出现。它的舞台既可以是这里，又可以是那里，同一台面既可以表现天上又可以表现地下，既可以表现室内又可以表现室外，不靠任何外在的设置改变，就可以把这里变成那里，需要出现哪里就出现哪里，一切需要的场景皆可重重悉见。


3.1.3审虚实、戒荒唐


在戏剧结构的创作中，吴梅认为用故事则不可一事蹈虚，用臆造则一事不可征实，此则词家当奉为科律也。”也就是在创作戏剧的时候用到前人的真人真事，应该凿凿可据，不可随意杜撰。如果全本纯是臆想的故事，那么其人其事已在子虚乌有之列，即使考证也终难取信于人。不如撰写通本可歌可泣，能够为社会敲响警钟，令观众唏嘘感叹，这是一虚到底的戏剧结构创作。”李渔对戏剧创作中关于虚实的问题也给与了明确说法，认为”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13


在姚金成的底层戏剧创作中，他采用了这样的创作手法。《焦裕禄》与《村官李天成》以现实人物为原型来创作。《焦裕禄》通过对焦裕禄在兰考县的真人真事改编。在豫剧《焦裕禄》出现之前，国内已有不同版本的影视剧作出现，其内容都是表现焦裕禄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姚剧《焦裕禄》中，作者通过转换叙述角度，另辟蹊径，以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中心，从焦裕禄身边人出发，一层一层地展开剖析焦裕禄，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豫剧《焦裕禄》虽然丰富了作品的细节，但在主题上没有脱离人物原型，从生活细节出发更能显示人物的真实性。


《村官李天成》也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大型豫剧作品。李天成的原型是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该剧把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其内容更具真实性。村里卖粮款被劫，群众闹成一团乱麻，老支书撂挑子不管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率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致富的李天成临危受命，挑起了村里这个烂摊子。他冲破层层困难，带领全村人走上了富裕的小康之路。姚金成通过不断地为主人公设置"困境”,巧妙地表现了李天成作为村干部的宽广胸襟与仁爱的情怀。这种使用真人真事来创作戏剧的方法，与李渔、吴梅等对于戏剧结构的看法不谋而合，在演出中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这说明姚金成采用此方法是成功的。


《香魂女》《岁岁桃花》《悠悠我心》《月嫂妈妈》《闯世界的恋人》等剧作则是遵循了”用臆造则一事不可征实”的创作手法。《香魂女》改编自周大新的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小说乃是虚构而成，由它改编的豫剧当然是”虚”上变”虚”。但是作者在改编的同时把香油坊改编成易于在舞台演出的钧瓷坊，情节也有所改动。虽然戏剧故事整个是虚构的，但它在演出时颇能吸引观众。它荣获了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入选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岁岁桃花》《悠悠我心》《闯世界的恋人》也采用一虚到底的创作手法，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在演出时，又借助于戏剧演员高超的表演艺术，使观众对这些剧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起到了深刻的教育感化功能。《月嫂妈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搬上舞台，但这丝毫影响不到它的艺术价值。它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塑造了下岗女工端阳自强自立的底层人生。通过阅读剧本我们就能感受到那个年代下岗女工的真实遭遇与她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虚构的故事中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故事不突兀，不荒唐，是作者用真情创作的戏剧作品。


3.2语言表达


一部戏剧，主要由各个人物间的对话完成，语言在戏剧中的地位尤为重要。语言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剧作的艺术价值。姚金成剧作能在高手如林的河南戏剧中独树一帜，观众好评如潮，究其原因，除了能够接地气，深入基层描写人民的真实生活，还离不开剧作者优秀的语言创造本领。他的戏剧非常注意语言的锤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底层创作语言风格。这一风格可以总结为：基于底层生活语言的通俗性、地域性以及诗意性的完美结合。通俗性、地域性保证了姚金成剧作能够充分地“接地气”,充分地显示来自底层、反映底层的特质，而诗意性则是对底层语言的一种升华。姚金成戏剧语言的诗意性是与通俗性结合在一起的，那种通俗易懂的押韵方式，使得戏剧流畅易懂，朗朗上口，老少咸宜，城乡皆宜，这种通俗的诗意使姚金成戏剧的底层创作更具艺术感和文学价值。这种语言特点在姚金成这些涉及底层生活的戏剧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2.1戏剧语言的通俗性


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写道，"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名言。"¹⁴也就说，李渔认为戏曲的语言风格与诗歌、散文完全不同，因为诗歌、散文的语言要求高尚典雅而忌粗俗，但戏曲的语言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街谈巷议为根据，所写的事情要直接明白地讲述。因为这样，戏曲语言务必要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气息。姚金成剧作在底层人物的刻画中，能够根据戏曲人物的身份来安排不同的语言，这是其底层语言表达的亮点。


由于豫剧的受众对象具有草根性”的特点，大部分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并不很高，这就决定了豫剧语言必须具有通俗性的特点。虽然当代豫剧的演出与传播形式已多样化，戏曲进高校、进剧院，为城市观众也带来艺术享受，但更多时候，豫剧是在村野楼台上的演出，广大农民群众才是豫剧的最大受众群体。姚金成在其描写底层群众的戏剧作品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在创作中从不用晦涩难懂的雅文，而采用浅显易懂、诙谐幽默的大众语言向观众传达真情实感。


生活化、口语化可以说是姚金成底层创作的主要语言特点。在《香魂女》中开场，刘婶有这样的唱段：“闭住嘴，莫乱讲，你只图痛快把人伤!环环娘病重医院躺，香二嫂出钱帮大忙，两万元彩礼结成亲，有报有还理应。”这简短的几句唱词生活活泼，充满生活气息，不仅把环环的情况道得清清楚楚，也开门见山，使看戏群众在开头清晰地了解了事情发生的缘由。《村官李天成》中，老根爷拉砖晕倒在地，孙女巧巧唱到：“爷啊爷，你要吓死俺，烧没退你咋又来拉砖。你已经七十多，头发已白完，你要是有个啥好歹，咱家可是要塌天!难道你忍心丢下巧巧我不再管——”这段唱词用词简单，但却把生活的艰辛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发烧”、“七十多”、“头发已白完”与“拉砖”形成了情感上的不和谐和对立，把底层生活的苦痛唱了出来。《闯世界的恋人》中，大发来到城市里感叹生活不易：“大马路小汽车一辆一辆，大发我不会发活的窝囊。建筑队当小工孙子一样，欠工钱干生气火燎胸膛。”这样粗率的语言把大发在城市的不如意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全家福》中，韩长路对孙女讲述女儿英梅的遭遇时唱道：“你姑她为了给你爸挣学费，晚上到砖窑厂把砖背。单薄的身子她压成了弓背，磨破的肩膀啊血痕累累……你的爸读完了初中考大学，你的姑没明没夜忙了农活忙饭炊。”这样的语言，即使不用唱，直接说出来都能让人感动。不堆砌华丽辞藻，只追求简洁明了，但却把真挚恳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月嫂妈妈》中，端阳知道了自己身处前夫刘飞的家中，而且还为他带儿子，一段独白道出了她心里的矛盾："离婚十二年，相隔在天涯，为什么偏在此刻又见他?……我不能在这个家!我不能在这个家!……忽然想起经理嘱托话，进退两难心乱如麻……"这样真挚的语言，表达了端阳身处窘境的心态，具有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


李渔曾说过："词贵浅显一说，前已道之详矣。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得矣。”也就是说，如果一味追求浅显明白而不加以区分，就会渐渐流于粗俗，想写好文字也写不好了。”极粗极俗之语，未尝不入填词，但宜从脚色起见。如在花面口中，则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词。"¹5也就是说，语言要讲究纯洁干净，唱词中最好不要使用特别粗俗的语言，即使不得不使用，也要进行谨慎的处理和判别。


与李渔的看法相契合的是，在姚金成剧作中，很少出现低俗语言，即使在描写底层生活和底层人物时，也是如此。即使有也是出现在反面人物身上的。如在《香魂女》中，二东的话就显得低俗没有素质。”做女人温温顺顺脾气别古怪，做女人贤贤良良别把路走歪。做女人千年的规矩不能变改，再成精我也是脚来你也是鞋!是脚就要把鞋踩，不打你你不知道啥叫乖!"二东这样的言语实着刺激到了香香的自尊心，这样低俗语言的运用把二东的孬人形象刻画地入木三分。这样的话把香香在沈家的地位道得清清楚楚，二东就是主宰香香的恶霸。


3.2.2戏剧语言的地域性


豫剧之所以称作豫剧，是因为它源自河南，并主要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剧种，天然地与河南本土文化有着深厚联系。它又称河南梆子，是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戏曲，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它流入各地”入乡随俗”,不断做地方性分化，因而在各地形成众多分支，不同分支在语言方面也各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16其语言也必带有独特的河南风味。而河南方言”语汇丰富，句式简短明快，语音节奏稳重清晰，五音俱全，四呼规正，语调娓娓动听，生动活泼，带有俏皮、诙谐、幽默的意味，有活生生的表现力。"[20因而，可以说，河南豫剧语言本身就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作为俗文化而存在。而这种地域性语言的使用，本身就适合表现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表达底层人物心声。在姚金成戏剧底层创作上，语言的地域性特点主要表现为：


(1)、妙用方言俗语


在姚金成底层作品中，方言俗语的运用能够贴合角色身份，具有地方色彩。如：《香魂女》中环环有这样的唱段："惊噩梦挣脱身冷汗湿透!香魂塘月西坠凉方飕飕。步踉跄摸黑路爹娘家走，哪条路引我去东山的日头!"《闯世界的恋人》中刘婶的唱段：“出门在外路难趟，能帮不帮急得慌。张宝餐馆要招人，领他来见一见石榴姑娘。"《悠悠我心》中狗闪与赵娜因房子的债务问题起了争执：“村里眼下茬不济，我不使法儿没人急。”"俺不管档次低不低，眼下俺就这一步棋。"《月嫂妈妈》中韩丽母亲的唱段：“娇女儿喜添小外孙，累得我血压升高头发晕。女婿是老总忙得很，添宝宝到医院看了一眼就走人!有钱有房不滋润，就缺时间缺关心。"《焦裕禄》中王大荣面对焦裕禄的关心说道：“唉(直摇头),她大叔，你不知道，俺不出去不中啊!”


上述唱词："日头”(太阳)、“急得慌”(很着急)、”使法儿"(想办法)、“忙得很”(特别忙)、“不中”(不行)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南方言，浅显质朴，富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些日常使用的方言很符合人物身份，富有生活气息。这种乡音土调所散发的浓郁乡土味，让人回味无穷。


(2)、民间谚语、俚语、歇后语的运用


在表现底层的戏剧作品中，常见的俗语俚语使人记忆深刻：《香魂女》二东知道环环有个情人小周后对环环说：“环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扛着走!至于你跟小周，趁早死了那个心!"《闯世界的恋人》中，警察抓到扒手后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走!"小安在面食店跟石榴的对话："咋?我是老虎也不吃你的蒸馍面嘛!你说是不?"《悠悠我心》中赵娜催狗闪动工安门窗，狗闪回答：“(强硬)那不行!空头支票俺见的多了，俺今天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赵娜乞求道：“狗闪大哥，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可怜可怜这些孩子，赶快把门窗安上吧!你家山桃都咳嗽两天了!"《月嫂妈妈》中刘飞要求端阳与他重归于好，遭到端阳的拒绝后说道：“十二年了，你一点也没变!煮熟的鸭子，就是嘴硬!啊，对了，我忘了!您是三八红旗手，是劳模，是标兵!就是下岗了，失业了，也不会向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投降……"


上述台词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扛着走”、”狗改不了吃屎”、”是老虎也不吃你的蒸馍面”、"不见兔子不撒鹰”、"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原俗语，还有”煮熟的鸭子，就是嘴硬”是歇后语。虽然看似土气，但土气中却显现着生活的真实。这些来源于生活中的民间俗语俚语，能够形象生动地表达人物的真实情感与心理活动。是剧作的点睛之笔。


3.2.3戏剧语言的诗意性


吕效平在《戏曲本质论》中认为戏曲是”曲”,是唐诗宋词之后出现的新的可供演唱的诗，它与清唱的抒情诗”散曲”相区别，是一种表演的戏剧的诗。2因而，可以认为戏曲就是”曲”,是由诗歌发展而来的新的艺术形式。《毛诗序》写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7除此之外，诗歌还具有语言凝练、词语优美、富有音乐美的特点。戏曲由诗歌发展而来，必然带有诗歌的特点。所以戏曲有诗意的美也不足为奇。


豫剧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梆子属于花部，是民间俗腔俗戏。这就使得姚金成底层戏剧在语言上具有通俗的诗意的特点。这种通俗诗意，一方面指的是它的韵律接近民间“顺口溜”的特点，吟唱时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接近一般诗歌的语音特点，但在具体语言使用上，姚金成又不单纯停留在语言的“俗”韵上，而是有所突破。这种通俗的诗意与来自底层的角色、通俗的欣赏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好的艺术表达效果。


姚金成在描写底层人物的语言运用上，抒情的诗意性非常明显。不仅能够刻画饱满的人物性格，优美的唱词给人听觉上的享受。如在《香魂女》中环环洗衣归来唱到：“月下洗衣熬长夜，姗姗归迟月西斜。这几日婆婆多喜悦，我心中疑问层层叠。”在这段唱词中，姚金成用”姗姗”来刻画环环的归来，“月西斜”来刻画环境，让人想到香魂塘畔的朦胧夕月，一个美丽的姑娘端着洗衣盆缓缓走在路上，似有心事。这段语言的运用，给整个场景增加了无限美感。让观众在聆听时有一种美的享受。在此剧的开头和结尾之处分别有这样的伴唱：“香魂塘畔柳青青，神窑钧瓷传美名。香嫂悲欢七彩梦。香魂女儿几多情……"、"香魂塘畔柳青青，月圆月缺都是情。神窑风雨几冷暖，十里荷花映彩虹!"如此优美的唱词出现在剧作开头和结尾，让观众在开场和结尾处都能感觉到身临其境，景美、人美、情更美!


在《闯世界的恋人》中，小安在表达对石榴的爱慕之情时有这样的告白：“这颗心早就在为你跳动，多少回想开口难诉衷情。我盼你早愈合心头伤痛，我盼你驱悲愁笑迎春风。牵挂你身单薄争强好胜，牵挂你千金担万里路程。多少次你走进我的梦境，多少次手拉手热泪盈盈。你不该经磨难自把心冷，你不该为躲我重担独撑。你可知我心中隐隐作痛，你可知我夜夜忍痛到天明?”这段话句式整齐，感情真挚，让观众觉得仿佛自己就是小安，为心上人担忧，希望石榴能够不要愁苦，不要独自承担生活的苦难，希望与之共患难。”春风”、“梦境”“隐隐作痛”“热泪盈盈”等词语的运用，不仅使此剧免于流俗，更增加了高雅之感。小安对石榴的追求与疼爱也从侧面表达了石榴作为底层人物的心灵之美，是她的美德吸引了小安的爱慕。


《岁岁桃花》开始的伴唱："三月春风燕归来，千树万树桃花开。岁岁桃花红如火，年年春苗盼成材!"结尾的伴唱是这样描写的：“三月春风燕归来，千树万树桃花开。岁岁桃花红如火，风霜雨雪任剪裁!"这两段伴唱前三句都一样，只有最后一句不一样。乍一看，更像是七言绝句。”三月”、“春风”、“梨花”“风霜”这些语汇是古典诗词中常用到的词语，这些词语的运用给人以高雅之感。前两句唱词与唐朝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段唱词首尾呼应，年年春苗盼成材与风霜雨雪任剪裁都表达对未来期望的美好。也是对主人公陈荣娟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与行动的肯定。


姚金成底层创作的戏剧的诗意性语言，散落在各个剧作的点睛之处，特别是在剧作首尾的伴唱中体现最明显。在对底层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中也有凸显。这些具有诗意的语言不仅增添了剧作的美感，更是让观众在观戏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剧作语言浅显而不落于流俗，通俗却不粗俗，实属豫剧中的阳春白雪。

姚波

第四章 底层书写的价值何在：姚金成底层书写的价值反思




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体现出他悲悯的人文关怀与爱国的情感，在他底层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担当。”他对自己笔下的角色倾注了足够丰沛的感情，因而他的作品往往有着很高的情感饱和度，能够产生强大的艺术张力。”[22］


他在作品中没有一味述说苦难，而是用一种特别的角度解决苦难，为挣扎在底层的人民带来希望，也为底层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4·1人文关怀


姚金成在其底层创作中表达了对底层民众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家拥有敏感的而细腻的情感，能够真实地展现出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抒发情感，令读者与观众产生共鸣。姚金成的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弱势群体的关怀上。


4·1·1关注农村女性的婚姻爱情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农村似乎一直以来都都意味着保守、落后，也意味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挥之不去的沉重。在农村人中，女性的地位尤为堪忧。相比于男人，她们遭受了更多的压迫，经历了更多的不自由。关心农村，首先就是对农村女性的关爱，而这种关爱在姚金成这里，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爱情的关注上。


对农村女性的关怀主要体现在戏剧《香魂女》与《岁岁桃花》中。作为农村婚恋题材的标杆戏，《香魂女》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展现了作者对农村女性爱情婚姻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农村底层女性命运的关切。环环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女性，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好处。因为母亲病重，她迫不得已通过婚姻换来治病的希望，把自己推进了不幸福的火坑。她要放弃自己的爱情，和痴傻的墩子共度余生。这样的人生遭遇对于一个美丽的花季少女而言太过残忍，但却无比现实。姚金成在写此剧的同时，从环环的角度出发，以真实的笔触为观众及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世界。在当代豫剧题材中，很少有作家注意到农村女性的婚恋问题，但是姚金成却以深度关怀的负责态度以喜剧的形式揭示了这一问题。通过这种艺术性的介入，引起人们对农村妇女命运的关注。


相比环环，香香的命运更为不幸。她自小就被当作童养媳卖给了二东家，吃尽了苦头。跟环环一样，她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现实中的生存问题压倒了一切美丽的憧憬和的情感。但香香也算是幸运的，因为她还有实忠。作为家里的工人，他给了老板娘以安慰。但她不能公开，农村固有的伦理道德束缚着他们，他们不能自由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作为钧瓷坊的老板娘，香香有着致富能手和好媳妇的名声，她不想因为实忠而破坏这一切。这不能不说是可悲可叹的。正如刘恒《伏羲伏羲》中的菊豆与杨天青一样，他们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伦理，为伦理道德不容，但他们在不自由的窒息中找到了喘息的地方。


在处理环环这一问题上，姚金成采取了温柔的笔触，没有让环环一直处于如香香般的悲惨婚姻中，而是通过香香的同情与悔悟给予环环以解放。在剧作中，环环有一个相好的，虽然着墨不多，但也透漏出了她最终会寻找到真爱。剧作最后以香香的转变改变了环环的命运。环环得以用自由之身去追寻自己的爱情，追求被生活吞噬掉的幸福。


姚金成在对香香与环环的婚姻爱情问题的处理上，以爱的名义解放了她们。即使这种爱情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却给了处于煎熬的农村女性以希望，不至于在平庸无味的婚姻中完结自己的人生。


相较《香魂女》，《岁岁桃花》中对女性的婚恋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荣娟的不幸命运之中。荣娟本与高中同学吴景超两人之间互有好感，鉴于高考在即就没有表明心迹。荣娟父亲意外受伤，使本不富裕的荣娟家陷入绝境。为了维持生计，荣娟不得不放弃学业照顾家庭。她要伺候父亲，赡养生病的母亲，还要供养两个弟弟上学，用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任。


荣娟放弃学业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美丽的爱情。当吴景超数次去找荣娟让她回学校时，她都拒绝了。善良的荣娟不想因为自己连累吴景超，她只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幸福美好。所以，当她看着吴景超跟自己的好朋友结婚时，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福。贫困的家庭使原本应该拥有美好爱情与婚姻的荣娟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里咽。当父亲安详离世，两位弟弟长大成才，这个时候荣娟已经四十多岁了。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荣娟都四十多岁了才考虑结婚吗?好像有点不现实。这个原因可以这样理解，荣娟的家庭负担太重，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体又不好，除此之外，还要养育两个弟弟，娶了荣娟就意味着要担负起另外四个人的责任。相信没有几个人愿意娶这样的荣娟。再者，荣娟不是嫁不出去，她是怕嫁出去了不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双亲与弟弟。所以在荣娟弟弟成才之后，她才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


荣娟是一位伟大的女儿，是一个好姐姐。二十多年的付出与努力，虽然使这个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也尽到了所有应尽的责任，但她也从一个妙龄少女变成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妇女。一个人能活多少个二十年?不得不说，荣娟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亲情，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剧作家用真实感人的故事来讲述荣娟的悲剧爱情。而这样悲剧的爱情的缘由就是贫穷，身处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物质与爱情之间必须选择物质，因为如果没有物质的支撑，何以生存?何以面对辛勤哺育自己长大的双亲?这种悲凉的女性婚恋处境，让人感叹唏嘘。


4·1·2对农村儿童的成长问题的关怀


在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中，对于农村儿童的受教育问题非常关注。这体现在《悠悠我心》《全家福》等剧作中。特别是《悠悠我心》，这是一部宣传”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现代戏。但作者在描写的是并没有用高大全、概念化的描写方式来刻画人物形象。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来描绘农村儿童所面对的真实问题。《悠悠我心》中，三铁等人的悲惨遭遇令人感到惋惜，是富有爱心的葛老师把失学儿童拉回校园。孩子们面临的失学问题的根源就是贫穷。只有从根源上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他们才可以在校园里幸福成长。所以，国家实施的两免一补新政策彻底解决了农村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在这一点上，姚金成用真诚与爱心把这样真实的农村儿童的受教育问题以戏剧艺术的形式为展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他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村儿童，让他们受到优质的教育，在蓝天下幸福地成长。


《全家福》中，韩英杰的姐姐韩英梅也是一个为家庭牺牲自我的农村女性。20世纪80年代的山村，贫寒家庭无法满足每个孩子上学的愿望只能牺牲部分孩子上学的权利，而做出牺牲的往往都是女孩。因为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韩英梅为了弟弟继续上学而放弃了学业，到砖瓦窑打工，最终因打工发生意外失去了年轻的生命。韩英梅年少时都已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学校幸福地读书，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挣更多的钱才能够让她稍感轻松。姚金成对韩英梅这一人物的塑造，不仅仅是剧情发展的需要，更多体现的是他对农村失学儿童的真切关爱，对贫困家庭未来命运的一种忧思。他把这样的现实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既表达了自己对农村孩子成长问题的关心与同情，也使得戏剧中的韩英杰留给了观众更复杂的感情冲击。


像三铁、韩英梅之类的农村少年儿童，与那些家庭条件好的相比，他们不仅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失去了原本该属于青少年的快乐和幸福。在他们的童年里，本可以无忧无虑，但他们早早地就开始担心起家里的经济问题。有了钱，才可以交学费，才可以像小伙伴们一样上学，这使得他们的童年变得太过沉重。这样的现实问题在姚金成的笔下得以展现，体现了剧作家深深的人文关怀。


4·1·3对底层人物的精神关怀


姚金成在进行底层创作的时候，并不只关心底层群体的物质生活，他更多地注意到了对底层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关照。底层人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品尝着生活的艰辛与酸楚。但是在姚金成塑造的底层人物形象中，底层人物有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他们自强自立，勇于拼搏，用善良的内心与坚强的毅力为自己搏出一分天地。当然，作为底层的人们也只是普通人，他们身上也有着人类共有的弱点：贪婪、自私，但戏剧故事的结局往往是贪婪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就让戏剧承担了社会伦理道德功能，告诫观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具有美丽人格。这在香香、葛荣、韩英梅、端阳等人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香香虽有不幸的身世与婚姻，但她没有因此怨恨环环，虽然在放走环环这件事上她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但最后她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两万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香香却能够深明大义，用两万元钱换来儿媳妇离家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一个伟大之举，展现了香香的人格魅力。葛荣身上有着人民教师的伟大牺牲奉献精神。她为了支持学校的校舍修葺，捐献出了丈夫两万元的抚慰金，而这些钱原本可以让女儿小雪能够有更好的读书机会。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让人们感受到了老师身上无私奉献的光彩。


韩英梅牺牲自己，用弱小的身躯支撑起弟弟的读书经费。端阳虽然下岗失业，但她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所吓倒，而是在逆境中奋发图强，选择一份在别人看来不怎么体面的工作——当月嫂来养活家庭，但即使如此，她也干得津津有味。因为她相信，职业不分贵贱，只要拥有勤劳的双手与善良的内心，就一定能够获得应有的财富。石榴辛勤劳动，在城市开面食店，依靠合法经营与诚实劳动站稳脚跟。


姚金成在塑造这些底层人物的时候，以他们人性中的闪光点为抓手，通过她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写出了他们在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这种人性的光辉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近乎完美。这种对底层人物精神世界的赞美，体现了他对底层人物内心世界的关照。


当然，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他们有的不仅只有善良与拼搏，还有贪婪、自私、急功近利等劣根性。在高大发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的梦想，他渴望得到更多的财富来让家人幸福，让自己在村里有面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只能在城里的工地上做最苦最累的活，直到他遇上鲁珍珍。为了富裕生活，他背弃了当初和石榴的誓言，抛弃妻子，投入富家女的怀抱。虽然最终结局是高大发受到了命运的惩罚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高大发在受到惩罚后已经有了悔改之心，说明他的本质不坏，是在金钱的诱惑下背信弃义，也表现了那一代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迷惘的内心世界。


剧作家在《悠悠我心》中对狗闪着墨不多，但这一形象很值得注意，他的人性具有复杂性。狗闪一开始承包学校校舍工程，是为了农村孩子有学可上。但在要不到工钱的时候，他突然发生了变化，他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愿望，而是把钱放在了第一位，孩子的教育被他丢到了一边。所以才有了狗闪与赵娜对话的一幕，狗闪无赖的言辞让人寒心。但如果深入思考的话，狗闪的所作所为所言，也有现实所迫的因素。如果他拿不到工资，他就不能养家，他身后也有一个小家庭需要他来支撑。他矛盾的内心世界通过凶狠的言辞表达了出来。通过这一形象，姚金成试图说明，虽然这些农村底层人物有善良的本质，为了生活也敢于战斗，但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也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农民固有的短视和小气还是一直存在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多样性地呈现出了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


4·2为底层寻找希望


在底层文学的发展中，许多作家只在描写苦难的底层生活，同情底层知识分子的身份体验和不幸，却很少为困境的底层找到出路。他们笔下的底层，有着不同的辛酸生活经历，但却没有精神的希望，苦难还是苦难，贫穷还是贫穷。张国龙在描述当下底层小说的境况是这样说："当下中国小说的'底层叙事’大多还停在'同情’的层面，小说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强者'的姿态关注'弱势群体'，廉价的同情心对于底层的体恤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者说是浮光掠影。而真正的底层叙事，需要小说家以无功利的审美情态去倾听、观看、沉思底层的人生百态、芜杂人情、人性和人心。底层问题不仅仅是′生存境遇'的问题，还包括文化心理、斑驳人性和国民性(民族性)问题。”[23］


所以，底层文学需要注入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文学应该为底层的改变带来希望。姚金成就是这样一个底层文学的开拓者，在他的底层创作中，没有停留在一味同情上，而是以无功利的审美情态用戏剧的表达方式为底层寻找希望之路。


4·2·1发挥党员干部作用，解决底层问题


刘庆邦、阎连科等作家的许多底层文学作品能在内心深处打动和刺激读者的心灵，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底层世界的痛苦与挣扎。他们以苦难拷打人性，让人性在苦难中磨砺，而结局往往令人绝望，读者在痛心与惋惜中悲叹。最终，作家描述的苦难陷入更深的苦难。尽管苦难也能彰显文学的力量，但却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不了太多的帮助。就在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中，为人民寻求出路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底层人民才渐渐走出阴霾，迎接新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告诉我们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文艺工作者应该恪守基本的道德底线，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让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接受正能量的洗礼。


在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中，共产党员在底层群众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底层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问题。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给处在停滞期的底层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姚金成以一个思考者的心态实事求是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在底层创作中表现了出来。


《焦裕禄》《村官李天成》《悠悠我心》都直接表现出党在底层人民群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焦裕禄身先士卒，处处为受灾的兰考群众着想，在权力与人民之间他选择了人民。他认为关键时刻让人民吃饱饭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不会愧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为了解决了兰考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不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把人民群众放在了第一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底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是共产党员伸出援助的双手帮助了他们。


李天成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了时机，成为村里最早一批的富裕者。致富的他没有忘记村里的贫困相亲，从城里回到村里带领大家办厂共同富裕。尤其是对贫困老乡爷的家庭格外照顾，帮助他的孙女巧巧上学。这样的努力与付出，与李天成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有密切的联系。共产党人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李天成无愧于这句话，他用真心与实际行动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福利。


在《悠悠我心》中，三铁等山村失学儿童的上学问题是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给解决了。如果没有执政党共产党的努力与财政支持，想必这样的经济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单凭好心人的捐助或者慈善事业很难挽救国内全部的失学儿童。“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保障了广大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同时也为农村家长减少了经济负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两免一补”绝对是一项惠民政策。从这些直接表现共产党的戏剧故事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给底层人民的最大实惠。


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姚金成的戏剧作品大多发生在在改革开放之后，底层人民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就像香香、李天成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他们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与诚实守信，从底层中脱颖而出，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从“底层”转变为富裕者。这样身份的转变，当然是得益于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一方面讲，共产党是底层人民富裕的指路人。况且，在戏剧故事中，李天成等人造福家乡的行为更多的底层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着同样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所以，在底层文学的创作中，共产党是给底层带来发展与希望的主要力量，是不可忽略的。


从共产党成立到土地改革、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民众，使他们从封建思想逐渐向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化。同样，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好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让他们如沐春风，接受爱的熏陶。从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到习近平在北京的文艺座谈会都同样提到了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的发展方向就是创造出更多的作品起到很好地教育作用，美化人民的心灵。姚金成作为一名思考者，在他的底层创作中始终坚守着这一创作理念，为豫剧的发展带来活水。豫剧作为以河南方言演唱为主的地方戏，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为处于底层的人民带来良好的教育范本，让人民群众在真实的戏剧表演中沐浴心灵，提升自己的道德感与自信力。


4·2·2倡导传统文化美德，为底层带来希望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以儒家为代表，以道德为核心，以心为纽带。”“儒家所讲的向外追求，完全是为了了解、开辟、建立自己的道德世界。内外之道合一，主客观合一，而道德与知识合一，是追求的最终目的。”[24姚金成在作品中体现的人性则是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为核心的。特别是在”孝悌”、“诚信”、“仁爱”等方面有极其深厚的表现。


胡敏在《孔子人性论思想探析》中认为："父母要为子女的成长付出巨大的牺牲，'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孔子从亲子之爱中发现了人的天然情感中具有利他、牺牲、奉献的道德价值，与社会道德的本质功能相吻合。因此子女“爱于其父母”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亲人眷恋的情感，更是对父母的牺牲奉献精神的认同、敬仰与继承。25在孔子看来，孝悌就是仁爱之本。在姚金成的底层创作中，“孝悌”这一人性的特点表现的也最明显。《香魂女》中环环为了给重病的母亲治病，才答应与傻墩子结婚，这样就可以用两万元的彩礼给母亲治病。环环作为一个花季少女，没有能力去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只有通过婚姻来换取。她牺牲自己的美好爱情把真情奉献给自己的母亲，这样的行动也说明了环环多父母的感恩之心。虽然这样的结局有点残酷，但却真实令人感动。正如明代高明《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丈夫进京赶考杳无音讯，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不想让公婆受一点委屈。吃糠咽菜怕婆婆知道，竟然被误解为偷吃好东西。但即使如此，她也没有对公婆埋怨半分。从古至今，孝道从来都是被人赞扬和学习，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真情表达，是人性之中的真性情。


在《村官李天成》中巧巧为了病重的母亲与年迈的爷爷放弃上学去打工，这样的思想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讲是多么难得。虽然最后在李天成的帮助下她得以重返校园，但她为母亲与爷爷的这份孝心着实让人感动。在《闯世界的恋人》中，大发和石榴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的时候也为父母立下豪言，他要挣更多的钱为老人争光。这样的想法，是在一颗孝心的光芒下闪现的，在城市中挣更多的钱，不仅可以为妻子提供好的生活，还让妻子的父母安心，为他们在村里争得面子。这在不仅是在物质上满足双亲，而且在精神上也满足了父母对子女的自豪感。即使后来大发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这不能否定他对父母双亲的爱。中国的古语称”百善孝为先”，巧巧与大发的言行也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


“诚实守信”、”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一直流传在中华民族广阔的神州大地。姚金成笔下的底层人物具有这样明显的特质。《闯世界的恋人》中石榴就是一个具有诚实守信、艰苦朴素品质的典型代表。石榴在城市的打工生活虽然不如意，但却没有像大发一样背弃自己的誓言，而是踏实努力攒钱开了一家面食店，依靠自己的诚信经营在城市中立足。这是典型的自强自立的代表。在《月嫂妈妈》中的端阳亦是如此，在下岗的困境中能够放下身架去做月嫂挣钱养家，这样在逆境中自强自立的底层女性值得大家去学习。姚金成在他的底层作品种描述了种种具有”诚实守信”、”艰苦朴素”的底层人物，旨在通过真实的表现手法再现底层的生活细节并对他们优秀的品质加以赞扬。


当然，人性的自私贪婪也在作品中表现深刻。比如在《香魂女》中的二东，整天游手好闲，却在家中对香香态度恶劣，稍一不顺心则是非打即骂，不把自己的妻子当人看。这说明他内心有强烈的男权意识，但在生活中依靠妻子的辛勤劳动过活，自己却不劳动不付出，这样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实属自私，完全不是一个能够担起家庭重任的男人。又如《村官李天成》中的村民，在李天成办厂困难的时候不伸出援手，却是在厂子获得效益之后要求入股分红。而当初和李天成一起承担风险共同办厂的老股东们在乡亲们要求入股的时候却不愿意与他们分享劳动成果。不管是后来要求入股的乡亲们还是当初的老股东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也表明了他们人性中自私的一面。有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意味。在《全家福》中的韩英杰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国家官员，却没有在金钱利益面向前守住自己，内心的贪欲使他在贪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要面对法律与道德的惩罚，这是人性中贪婪所应有的下场。


不管是人性中的善良、孝道、仁爱、诚信、还是自私、贪婪，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的真实本性。姚金成在其底层创作中，用真实生动的戏剧故事给广大观众及读者带来心灵的洗礼，在戏剧故事中展现底层人物的精神风貌，让观众在心灵及道德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美德的意义，这对于传递社会正能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心灵洗礼，也为底层人民的生活带来希望，让他们用美德为社会奉献力量，增强底层人民的存在感与自豪感。

姚波

结语


从宋元杂剧到明传奇，从清代的花雅之争的梆子小调到近代的话剧繁荣，关于底层的戏剧创作也从来没有缺席过。
元朝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描写底层的扛鼎之作。它讲述了一个底层女性无法言说的人生苦难。宋元戏曲里多穷书生与富家小姐的婚恋故事，一般都以穷书生考取功名娶得富家女为结局。虽然是婚恋题材，但是书生考取功名前后的人生对比不言而喻。落榜了就依然是穷书生，只有考取功名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高明的《琵琶记》中，蔡伯嘴是乡下的贫穷书生，在他上京赶考之后，留下孤苦的赵五娘在家里照看二老，充分显示了底层生活的艰辛。而作者给出的希望是考取功名，改变命运。
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1898年)至辛亥革命(1911年)年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新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20它从一开始就与底层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当民族矛盾加深，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底层人民饱受战乱折磨，民不聊生，一批有正义感的剧作家纷纷起笔创作，力求改编和创作出优秀的剧本展现给人民，传播正义，抚慰心灵。从《黑奴吁天录》《黄金赤血》到后来的《赵阎王》《农村三部曲》《同住的三家人》等无不涉及到底层生活的描写。
当代关于底层的戏剧更是层出不穷。老舍的《茶馆》在展现历史变迁的同时，从侧面描写到城市中三教九流之辈的下层生活。剧中，底层人穷到靠卖女儿求得生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儿竟被卖给了一个老太监。陈子度、徐晓钟的《桑树坪纪事》刘锦云的《狗爷儿涅槃》等等，都通过真实的笔触围绕土地的得失写出农民的悲喜心理，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而”样板戏”等红色经典剧目无不涉及到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底层新的定义下，反映底层生活的戏剧作品也随之出现了。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切实再现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与城市融合过程中展现出的新矛盾、新问题。该剧与2011年庆祝党的90周年生日进京演出，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除此之外，《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都是描写底层群众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曲剧《阿Q与孔乙己》是河南戏剧家陈涌泉的戏剧代表作。虽然此剧是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但它同样是以表现底层人民的病态心理与他们面对的残酷现实为主要对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姚金成的大型现代戏《村官李天成》《焦裕禄》等作品也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底层群众的生活之苦，但又在作品中为底层人民找到出路，那就是相信党，跟党走光明就在眼前。
显然，姚金成戏剧中的底层描写是可以镶嵌在中国戏剧史这一背景下进行理解的。而姚金成也非常注意自己戏剧创作与传统戏剧之间的关联，他在多篇论文里都谈到了对中国古代戏剧史、戏剧理论的理解与反思。特别是关于李渔的创作理论，他更是耳熟能详。
姚金成用主旋律戏剧的方式描绘了农村、城市的底层世界，描写了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他衔接了中国传统文学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觉肩负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干预人生、干预社会的重任，同时，他又提升了主旋律戏剧创作的档次，在描写底层的时候，给予底层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他以一个思考者的身份进行创作，带着时代使命感分析底层，切入底层，为底层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不管是在人物形象方面还是在戏剧艺术方面，姚金成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戏剧创作能力，为当下的主旋律文学、底层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流。他不仅为河南戏剧的发展提供优秀的剧本，更是为中国当下戏剧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出路，那就是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描绘底层，并寻求底层问题的解脱之道，在这方面，他取得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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