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資治通鑒外紀[北宋] 劉恕 撰 卷一 帝舜

姚波

資治通鑒外紀[北宋] 劉恕 撰 卷一 帝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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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舜

帝舜即位之明年正月元日，格于文祖。元年戊申。本處虞之嬀汭，天下號曰有虞氏，都蒲坂，（皇甫謐曰：“舜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尚赤，其社用土。封堯子朱處丹淵爲諸侯，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弗臣，示不敢専也。舜載天子旗，往朝瞽叟，夔夔惟謹，如子道。封弟象於有庳爲諸侯，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税，故謂之“放”。（韓子曰：“瞽叟爲父而舜放之，象爲弟而舜殺之。”）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恭己無爲，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舜美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以爲司空，賜姓曰姒，封爲夏伯，氏曰有夏，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封於申吕，即伯夷也。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皇甫謐曰：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大費拜受，佐舜能讓百物，調馴鳥獸，而知其言，是爲柏翳。舜賜姓嬴。鄭語曰：嬴，柏翳之後。漢地里志曰：秦之先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羸。則柏翳、伯益乃一人，聲轉，故字異也。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中侯苗興曰：皋陶之苗爲秦。史記音義曰：大業是皋陶，大費是伯益，一名柏翳。案：史記歷敘舜、禹名臣之後，云柏翳之後爲秦。有本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則秦之先柏翳，非伯益也。尚書：皋陶、益同佐堯、舜、禹，而諸家或云父子，不可詳考。）先顓頊之裔孫曰女脩，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延益八弦爲二十三弦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棄及契、益、伯夷，皆佐禹平水土有功，舜以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益作虞，伯夷作秩宗，皋陶作士，垂作共工，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四岳十二牧咸成厥功，唯禹之功爲大，四海之内，咸戴舜之明德。禹既興九韶之樂，致異物，天下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禹當朝廷，嘗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故士皆至。舜以契能和合五教，保于百姓，封於商，賜姓子。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封於邰，賜姓姬。棄勤百穀而山死。初，舜娶堯二女，曰娥皇、女英。女英生商均，亦不肖。（帝王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舜子九人，在位三十三載，命禹攝行天子事。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若帝之初。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枕首而笑曰：“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見乎鐘石竽瑟，乃及鳥獸，莫不闢情歸意焉。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大山在其南北，因險而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吾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諭教焉。三年，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而歸舜之德。（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於西裔也。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後，三苗復不從化，分北流徙之。大禹謨云：“帝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謂禹攝位受命。詩之鄭玄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末，禹攝位，又三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吕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又曰：“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又曰：“苖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韋昭曰：“三苗，炎帝之後諸侯也。堯舜之時，誅討有罪，廢絶其世，不滅其國，立其近親，紹其先祀，所以有苗國歷代常存，屢不從化。”隨巢子、汲冢紀年曰：“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圻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未知衆異出於何時。）禹攝政十七年，舜勤民事，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天子位。

劉恕曰：“舜受堯顧託之重，公天下而不私其親。禹平水土，拯民昏墊，而舜在位五十載，功德浹於衆心。故舜巡守南裔，往而不返，欲兆庶専意戴禹，而遠邇無徯望之意也。夫堯舜之德，禹之大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孔安國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謚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於“殂落”下終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于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爲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用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於論經義，談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云：“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説也。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徴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庸，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或云舜年一百五歲，亦云一百一十三歲。”）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幕能帥顓頊者也，故報焉。

劉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彖、象、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刊定，皆不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載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包犧至舜，是爲五帝，然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説也。書之在孔子前，存於今者無幾。漢藝文志：“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顔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今六韜，周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其言鄙俚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依託而爲之。”按志兵書五十三家，自吳齊、孫子已下，而無六弢，又在儒家，非兵書也。顔説之妄。孔穎達云：“六韜，後人所作，好事者妄云太公，非實事也。”班固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馬融云：“秦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獨悉。漢武帝開獻書之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諸儒莫得見焉。孝成時，劉歆挍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爲衆排棄。林碩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言，作十論、七難以詆之。”何休亦謂“六國陰謀之書，据秦火之餘，周禮最後出，儒者附益，固非完本”。周三百六十官，今乃有三百六十職，冗瑣淺陋，可明其僞妄。劉歆不當謂之周公致太平書，而目爲六國陰謀，過矣。管子亦在孔子前，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又稱五帝三王。傳子云：“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所加，乃説管仲死後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孔頴達曰：“世有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録。”故知六韜稱三皇，周禮稱三皇五帝及管氏書，皆雜孔子後人之語，挍其歲月，非本書也。先秦之書存於今者，周書、老子、曽子、董子、慎子、鄧析子、尹文子、孫子、吳子、尉繚子，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論語、墨子稱三代。左氏傳、國語、商子、孟子、司馬法、韓非子、燕丹子稱三王。穀梁傳、荀卿子、鬼谷子、亢倉子稱五帝。亢倉子又稱明皇聖帝。孔頴達云：“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故多妄言。”陸德明云：“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案漢、隋、唐書無亢倉子。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封演云：“王巨源採莊子庚桑楚篇義補葺，分爲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學士詳議，疑不實，竟不施行。今亢桑子三卷是也。惟文子、列子、莊子、吕氏春秋、五經緯始稱三皇，鶡冠子稱九皇。案文子稱墨子，而列子稱魏文侯，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藝文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鶡冠子。今書三卷十五篇，稱劇辛，似與吕不韋皆秦始皇時人。其文淺意陋，非七國時書。藝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孔子并時，非也。莊子又在列子後，與文、列皆寓言，誕妄不可爲據。秦、漢學者宗其文詞富美，論議辯博，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究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漢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挍定九流，亦無讖録。故知讖緯起於哀、平間，假託鬼神，妄稱祥瑞。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其學遂盛，乃云孔子既敘六經，恐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别立緯讖。而春秋元命包稱公輸班、墨翟，又言益州。案班、翟在仲尼之後，漢武帝始置益州。春秋讖云：“堯使共工理水。”詩讖云：“ 尤敗，然後堯受命。”前後顛倒，咸與經傳不合，故名儒以爲祅妄，亂中庸之典。司馬遷、孔安國皆仕漢武帝，遷據穀梁傳、荀卿子等稱五帝，不敢信文、列、莊子、吕氏春秋稱三皇，見百家言黄帝，左氏傳言高陽、高辛氏。書始堯、舜，而當時大儒董仲舒亦云“推神農爲九皇，改號軒轅，謂之黄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遷故作五帝本紀。孔安國爲博士，考正古文，獨見周禮，據“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云：“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安國以周禮爲古文，而不知周禮經周末、秦、漢增損，僞妄尤多。故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頴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舜典是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三墳、五典已經芟夷，存者二典而已。書緯云：“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禪讓之首，至周五代。”此皆無所稽據，穿鑿妄説耳。史克又云縉雲氏，郯子又云共工氏，豈皆帝乎？論者以世本、帝繫、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宰我問與史記本紀同，以黄帝爲五帝，則三皇乃少一人，故甄耀度以燧人，白虎通，以祝融，或以共工同犧、農爲三皇。鄭玄注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得天皇之氣者，皆稱皇，協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梁武帝以伏犧、神農、燧人爲三皇，黄帝、少皞、顓頊、帝嚳、帝堯爲五帝，而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鄭及諸儒自相譏病，其指不通。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大戴禮出於世本，家語，王肅私定，以難鄭玄，故有冉有問孔子三皇五帝不用五刑。案：“孔子時未有語三皇五帝言者，皆周末秦已後僞書耳。馬昭云：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孔穎達云：“王肅欲家語與經傳符同，故彊爲之辭，冀合其説。所言雖同司馬遷，而不足爲遷之助。”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説：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馬融云：“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杜預云：“皆古書名。”漢、晉群儒論三墳、五典，亦與孔説不同。惟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此説出於孔安國，非其新意。賈公彦云：“孔、鄭之説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也。”或説董仲舒對程雅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伯，五嶽也。”其説全無意義，非仲舒之言也。或曰：“左氏傳、禮記祭法有少昊、顓頊、帝嚳名號，豈可據繫辭皆去之？以堯、舜次黄帝，無乃太略乎？”答曰：“儒學論議，當本於經。顧彪謂‘正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説’，此言得之。”先儒云：女媧至無懷氏十五帝，臨魁至榆罔七帝，承襲犧、農而王。然則少昊已後，亦嗣黄帝，如無懷、臨魁比也。至堯功德特高，别爲一代。又自古以來，皆傳其子，或以干戈逆取，而堯及舜皆有子，擇賢而授，不私其親，上古以來，二人而已，故可上紹黄帝而繼犧、農。藝文志云：“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桓譚新論云：“竇公時年百八十歲。”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取公孫尼子以作樂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㲈以祀四望，通夏、殷、周爲“六樂”。樂記曰“武王封黄帝、堯、舜、夏、殷之後爲三恪”，二王後黄帝而及堯、舜，不數少皞、顓頊、帝嚳。竇公所傳，在秦焚書之前，獻王采録古書，可以取信。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有大章、咸池，已差異矣。包犧、神農世遠，樂名不見。少皞、顓頊、帝嚳承黄帝之後，不特爲一代，故無樂名。孝經鉤命決云：伏犧樂曰“立基”，神農曰“下謀”，祝融曰“屬續”。帝系譜云：伏犠樂曰“扶來”，神農曰“扶持”。帝王世記云：少皞樂曰“九淵”。樂緯云：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曰“六英”。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皆緯書帝系諸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差異，非本稱也。秦初并六國，丞相等議帝號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㤗皇，㤗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爲㤗皇。”王曰：“去㤗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諸儒，或言五帝，猶不及三皇。後代不考始皇本紀，乃曰“兼三皇、五帝，號曰皇帝”，誤也。西漢之末，去聖益遠，孔安國尚書傳雖未立於學官，而儒者惑於安國、司馬遷二家殊異，又怪易繫、大司樂樂記，以堯、舜上繼黄帝，雖劉歆博物洽聞，疑而未了。故三統歷本易始於包犧，至少皞、顓頊、帝嚳，乃曰“周遷其樂，故易不載”，而不明言遷樂及不載之義。鄭玄注易繫辭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黄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崔靈恩曰：“舞樂之始，興於黄帝，其德宜法，遠存其後，敬之爲恪。顓頊、高陽二代之君，雖復爲樂，進非始舞之制，又非宜今之用，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也。”熊安生解禮，周以黄帝、堯、舜之後爲“三恪”，但云“取其制作之人”。孔　逹謂“易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閒也。歷世紛紜，莫知定論，皆泥於舊文，肆爲解釋，不可强通。易云：“作八卦，爲罔罟，取諸‘離’，包犧氏也。爲耜耒，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神農氏也。垂衣裳，取諸‘乾坤’；爲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重門擊柝，取諸‘豫’；爲杵臼，取諸‘小過’；弧矢，取諸‘暌’，黄帝、堯、舜也。至於宫室，取‘大壯’；棺椁，取‘大過’；結繩而治，易之以書契，取諸‘夬’。蓋世遠難明，傳聞殊異，仲尼於疑事則闕而不强爲之辭，六事則總言黄帝、堯、舜，三事但曰後世聖人。”而孔安國尚書序乃曰：“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指言伏犧，與繫辭文意相反。按家語篇後及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至臨淮太守，蚤卒。”連叢子有孔臧報從弟侍中書，言以隸篆定尚書五十餘篇，並爲之傳，即安國也。安國於經義不詳，故書傳多差謬。馬、鄭、王肅諸儒，悉解今文尚書，晉、宋後始行古學，獨有孔傳，因而傳之，其學非能優於諸家也。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一

姚波录出2025-7-12

姚波

《资治通鉴外纪·卷一》中关于帝舜段落的译文与解读：


译文：


帝舜


帝舜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到文祖庙（祭祀）。元年是戊申年。他原本居住在虞地的妫汭，天下称他为有虞氏，定都蒲坂（皇甫谧说：“舜的都城有的说是蒲坂，有的说是平阳，有的说是潘。潘，就是现在的上谷。”）崇尚红色，他的社坛用土筑成。封尧的儿子朱在丹渊做诸侯，让他奉行对尧的祭祀。朱穿着诸侯的服饰，礼乐规格也如同诸侯，称为“虞宾”。天子不以他为臣子，表示不敢专擅（尧的天下）。舜乘坐天子的旗帜车驾，去朝见父亲瞽叟，态度恭谨敬畏，完全遵循为人子的孝道。封弟弟象在有庳做诸侯，但不允许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行使权力（治理百姓）。天子派遣官吏去治理有庳的民众，并收取那里的贡税，所以称之为“放逐”（韩非子说：“瞽叟作为父亲而被舜放逐，象作为弟弟而被舜杀掉。”）。


舜广泛地听取意见，寻求贤人来辅佐自己，制作了五明扇（象征广开言路），树立了诽谤木（供百姓书写谏言），自己恭敬端坐（垂拱而治），无为而治。他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道：“南风多么和煦啊，可以解除我百姓的烦恼啊；南风多么及时啊，可以增长我百姓的财富啊。”他效法禹的功绩，用法规制度来衡量，没有不是美好的功业，足以满足天帝的心意。舜赞美禹能够以德行继承并完成其父鲧未竟的治水功业，任命他为司空，赐姓姒，封为夏伯，以“有夏”为氏，称为伯禹。天下人都尊崇他，称他为大禹。赐福给四岳之国，任命他们为侯伯，赐姓姜，以“有吕”为氏，称许他们能成为禹的得力助手（股肱心膂），来养育万物、丰裕人民，封在申、吕之地，这就是伯夷。禹说：“不是我一人能成功，也有大费（伯益）的辅佐。”舜说：“费啊，你帮助禹成就了功业，我将赐给你黑色的旌旗（象征地位）。你的后代将会非常昌盛。”于是将姚姓的美女嫁给他为妻（皇甫谧说：赐给他玄玉，并把姚姓之女嫁给他。大费拜谢接受。他辅佐舜，能谦让于百物，调教驯服鸟兽，并懂得鸟兽的语言，这就是柏翳。舜赐姓嬴。《郑语》说：嬴，是柏翳的后代。《汉书·地理志》说：秦的先祖伯益，帮助禹治水，担任舜的虞官，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赐姓嬴。那么柏翳、伯益乃是一个人，因读音转变，所以字不同。《列女传》说：皋子五岁时就辅佐禹。曹大家注释说：皋子，就是皋陶的儿子伯益。《中候苗兴》说：皋陶的后裔是秦。《史记音义》说：大业是皋陶，大费是伯益，又名柏翳。案：《史记》依次叙述舜、禹名臣的后代，说柏翳的后代是秦。《本纪》又说：垂、益、夔、龙的后代不知所封。那么秦的先祖是柏翳，并非伯益。《尚书》记载皋陶、益共同辅佐尧、舜、禹，而诸家有的说是父子关系，不可详考）。


（追溯伯益的先祖）颛顼的裔孙叫女脩，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娶少典氏之女，名叫女华，生下大费。大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就是鸟俗氏（的先祖）；另一个叫若木，就是费氏（的先祖）。他们的子孙有的在中原，有的在夷狄之地。


舜用音乐来教化天下。重黎推荐夔，舜任命他为乐正（掌管音乐的官），命令延（乐师）增加琴弦，将八弦瑟增改为二十三弦瑟。夔修治《九招》、《六列》、《六英》等乐曲，用以彰明帝德。于是校正六律（音高标准），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以通晓八风（八方之风，象征节气、政治等），从而使天下人心悦诚服。重黎想再找些懂音乐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的精华，是得失的关键（节）。夔能够调和它们，使天下安定，有他一个就足够了。”


弃（后稷）、契、益（伯益）、伯夷都因辅佐禹治理水土有功。舜任命弃为后稷（掌管农业），契为司徒（掌管教化），益为虞官（掌管山泽），伯夷为秩宗（掌管礼仪），皋陶为士（掌管刑狱），垂为共工（掌管百工），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龙为纳言（传达王命、反映民意的官）。四岳和十二州牧都各尽其职，建立了功勋。其中禹的功劳最大。四海之内，都感戴舜的明德。禹兴起《九韶》之乐后，招致了祥瑞异物。天下人都尊崇禹制定的法度、乐律，奉他为山川神灵之主。禹在朝廷时曾说：“我不怕天下的贤士滞留于道路（不来），只怕他们滞留在我家门外（不来见我）。”所以贤士都来了。


舜因为契能够调和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教化（五教），使百姓和睦安定，将他封在商地，赐姓子。弃因为能够播种百谷蔬菜，使百姓有衣穿有饭吃，将他封在邰地，赐姓姬。弃为播种百谷而勤劳，最终死在山上。


当初，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名叫娥皇、女英。女英生了商均，商均也不贤明（《帝王世纪》说：“舜的长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烛光。”）。舜有九个儿子，在位三十三年后，命令禹代理天子政事。正月初一清晨，禹在尧的宗庙（神宗）接受任命，率领百官，如同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一样。当时贤能百官互相应和，歌唱《卿云》，舜领唱道：“祥云灿烂啊，瑞气缭绕啊，日月光华啊，一天又一天地照耀啊。”八位州长（八伯）叩首唱和道：“光辉的上天啊，星辰灿烂地陈列。日月光华啊，都聚集于您一人之身。”舜于是再次歌唱，手持旌旗和玉衡（象征权力），头枕手臂笑道：“时机到了啊！这天下并非一人的天下啊。”接着又唱道：“看那钟磬竽瑟（各种乐器），乃至鸟兽，无不倾吐真情、归附诚意。日月运行有常，星辰布列有序。四季依序运行，万民真诚信服。我来谈论音乐，配合上天的神灵。将天下传给贤圣，万众无不倾听。咚咚地敲起鼓来，翩翩地跳起舞来。我的精力已经竭尽，提起衣裳离去吧。”


有苗氏，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湖（鄱阳湖），高大的山脉在其南北，凭借险要地势而不肯臣服。禹想讨伐他们，舜不允许，说：“我的德行不厚却动用武力，不合乎道义。”于是对有苗氏进行教化训导。过了三年，有苗氏请求归服。天下人听说后，都责备禹而称颂舜的德行。（《舜典》说：“流放三苗到三危。”指舜摄政时，将他们驱逐流放到西方边远之地。又说：“各种事业都兴旺起来，于是将三苗分开流放到不同地方。”指舜即位后，三苗再次不服从教化，于是将其部族分散流放。《大禹谟》说：“帝舜说：现在三苗不遵从教化，你（禹）去征讨他们。”指禹摄政时受命征讨。《诗经》郑玄注说：“苗民是九黎的后代，颓顼诛杀了九黎，其子孙分为三国。高辛氏（帝喾）衰微时，他们又恢复了九黎的恶行。”尧的末年，禹摄政时，又三次诛讨他们。周穆王非常厌恶这个民族屡次生出凶德，所以《吕刑》说：“苗民不服从政令，就用刑罚来制裁，制定了五种酷刑称为‘法’。”又说：“遏止灭绝苗民，使他们没有后代留在世间。”又说：“苗民对于所受的惩罚无话可说，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吴起说：“三苗氏，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湖，不修德义，禹灭掉了他们。”韦昭说：“三苗，是炎帝之后的诸侯。尧舜之时，诛讨有罪的，断绝其世系（指其首领世系），不是灭掉其国家，而是立其近亲（为君），继承其祖先的祭祀，所以有苗之国历代常存，但屡次不服从教化。”《随巢子》、《汲冢纪年》说：“三苗将要灭亡时，天降血雨，夏天结冰，大地裂开直到泉水，青龙出现在宗庙，太阳夜晚出现，白昼反而不出。”三苗多次反叛多次败亡，不知道这些众多灾异出现在什么时候。）


禹摄政十七年后，舜为民事操劳，到南方巡视，在苍梧的郊野去世。禹即天子位。


刘恕评论说：“舜承受尧临终托付的重任，以天下为公而不偏私自己的亲人。禹治理水土，拯救了困于水患的民众。舜在位五十年，功德深入人心。所以舜巡视到南方边远之地，一去不返，是希望亿万百姓专心拥戴禹，使远近之人都没有（对舜）的企盼之心。尧舜的德行，禹的巨大功绩，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


舜三十岁被征召任用（徵庸），在位（孔安国说：“经历试用两年，摄政二十八年。”）五十年，在巡视途中去世（《谥法》说：“接受禅让成就功业称为舜；仁德圣明盛美称为舜。”《白虎通》说：“舜的意思就是‘僢’，僢就是推行的意思，指能推行尧的道义。”孔安国说：“舜三十岁被征召任用，三十岁登上帝位，服丧三年，其中一年已在三十之数内，做天子五十年，总计寿命一百一十二岁。”案：《尚书》说“帝尧逝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三年之内，四海之内停止一切音乐（遏密八音）”。是说百姓思念仰慕尧的德行，同时也说明舜虽然接受了帝位，仍让天下为尧服丧三年，如同继承世袭之君的礼仪，所以在“殂落（逝世）”后一并记述。下文说：“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是指尧去世后过了一年，舜到文祖庙祭祀并改元。孟子没有理解这句话，认为是在三年服丧期满后，舜才到文祖庙，于是错误地引用孔子的话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三年丧，这是同时有两个天子了。”如果这样，应当在服丧期满后的某月到宗庙，不应当在正月初一。过一年改元，是《春秋》的常法，至今仍如此。孟子又说：“尧、舜、禹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舜、禹、益都避开先帝的儿子，然后才登位。”然而舜在正月上日（初一）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已经二十八年了，怎么可能到服丧期满还未确定帝位，才让位给尧的儿子？孔安国沿袭了孟子的错误，于是说：“舜为尧服丧三年完毕，将要亲政，再次到文祖庙。”周朝衰微后，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孟子排斥驳斥他们，可以说是纯粹了。但他对于论说经义、谈论世事，智谋见解常常短浅乖戾。浅陋的儒者喜欢他文辞简约、意思浅显，纷纷崇尚他，实在可以鄙薄耻笑。司马迁说：“舜三十岁时，尧举用他，五十岁代理天子政事，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接替尧登上帝位，在位三十九年去世。”也是采用了孟子的旧说。郑玄解读这段经文说：“舜生三十，是说出生后三十年。徵庸三十，是说经历试用三十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是说从摄位到死共五十年。舜享年一百岁。”皇甫谧说：“舜在尧二十一年甲子出生，三十一年甲午被征召任用，七十九年壬午正式即位，一百岁癸卯去世。有人说舜一百零五岁，也有人说一百一十三岁。”）


葬在江南的九疑山，称为零陵。有虞氏禘祭（大祭）黄帝而以颛顼为祖，郊祭（祭天配祖）尧而以舜为宗，因为幕（舜的祖先）能够遵循颛顼的德政，所以报答他。


刘恕评论说：六经之中，只有《春秋》及《周易》的《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孔子所作。《诗》、《书》是孔子刊定的，都不称三皇、五帝、三王。《周易·系辞下》说：“古时候包犧氏统治天下…包犧氏死后，神农氏兴起…神农氏死后，黄帝、尧、舜氏兴起。”记载了继承帝位、改朝换代的君王，而没有“三”、“五”的数目。有人认为从包犧到舜，就是五帝，但孔子未曾这样说过，学者不可附会臆测。《尚书》在孔子之前，流传到今天的没有几篇。《汉书·艺文志》：“《周史六弢》六篇，在周惠王、襄王之间（或说在显王时，或说孔子曾请教过它）。”颜师古说：“就是今天的《六韬》。今本《六韬》，讲周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其语言鄙俚烦杂，不像太公的言论，大概是后人依托而作。”按：《艺文志》兵书五十三家，自吴起《孙子》以下，并没有《六弢》，而且它列在儒家类，不是兵书。颜师古的说法是错的。孔颖达说：“《六韬》是后人所作，好事者妄称是太公所著，并非实事。”班固说：“礼经三百篇，威仪三千条，到周朝衰微时，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厌恶这些礼法妨害自己，都销毁了相关的典籍，自孔子时起就不完备了，到秦朝则遭到极大破坏。”马融说：“秦孝公以后，采用商鞅的法令，其政治严酷暴烈，与《周官》（《周礼》）相反。所以秦始皇禁止私藏书籍，特别憎恶《周礼》，想要彻底灭绝它，搜求焚烧得最为彻底。汉武帝开放献书之路，《周礼》从山岩屋壁中被发现，又收入秘府，诸儒都未能见到。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藏书，才开始编排次序，著录于《七略》，但遭到众人排斥摒弃。林硕认为是末世荒乱不实的言论，作《十论》、《七难》来诋毁它。”何休也说它是“六国阴谋之书”。根据秦焚书后的残留，《周礼》最后出现，儒者加以增补，本就不是完整版本。《周礼》有三百六十官，现在却有三百六十职，冗长琐碎、浅薄粗陋，可以证明其伪妄。刘歆不该称它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何休称之为“六国阴谋之书”，也言过其实了。《管子》也在孔子之前，其中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又称“五帝三王”。傅玄说：“《管子》一书，过半是后世好事者所添加，其中说到管仲死后的事，其《轻重》篇尤其鄙陋庸俗。”孔颖达说：“世间有《管子》书，或许是后人所记录。”因此可知《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以及《管子》书，都掺杂了孔子之后人的话语，考校其时间，并非原本之书。先秦保存到今天的书，如《逸周书》、《老子》、《曾子》、《董子》（董无心）、《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都不提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传》、《国语》、《商君书》、《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穀梁传》、《荀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亢仓子》又称“明皇圣帝”。孔颖达说：“《穀梁传》是汉初才写作的，作者不见经文原意，所以多有妄言。”陆德明说：“穀梁赤是后代传闻之人。”案：汉、隋、唐书志都没有《亢仓子》。《新唐书·艺文志》说：“唐玄宗天宝元年，下诏称《亢桑子》为《洞灵真经》，寻求而不得。”襄阳处士王士元说：“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是一回事。取诸子中意义相近的文字来补足亡佚的部分。”封演说：“王巨源（王士元）摘取《庄子·庚桑楚》篇的文义加以修补，分为九篇，谎称其先人在山中得到古本，上奏给朝廷。”敕令交付学士详细审议，怀疑不真实，最终没有施行。今本《亢仓子》三卷就是此本。只有《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经纬书才开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中提到墨子，《列子》中提到魏文侯，《墨子》中提到吴起，这些都是周安王时期的人，距离孔子去世已近百年了。《艺文志》：《鹖冠子》一篇，楚人著，居深山，用鹖鸟羽毛做帽子。唐代曾辨明此书为后出，并非古代的《鹖冠子》。今本《鹖冠子》三卷十五篇，提到剧辛，似乎与吕不韦都是秦始皇时人。其文辞浅薄、立意鄙陋，不是战国时期的书。《艺文志》说：“《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这是错误的。庄子又在列子之后，与文子、列子的书都是寓言，荒诞虚妄不可作为依据。秦汉学者尊崇它们文词富丽华美，议论雄辩广博，所以争相称引三皇五帝，而不深究古代并无这些人，孔子也未曾说过。汉代夏侯胜、眭弘、孟喜等人，以道术立名，他们的著述，没有一句谶纬之言。”刘向父子校定九流（诸子百家），也没有谶纬的记录。因此可知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哀帝、平帝年间，假托鬼神，妄称祥瑞。王莽喜好符命（谶纬预言），光武帝凭借图谶兴起，俗儒趋附时势，这种学问于是盛行。竟然说孔子在编定六经之后，担心后世不能理解其深意，另外创立了纬书和谶语。然而《春秋元命包》中称公输班（鲁班）、墨翟，又说益州。案：公输班、墨翟在孔子之后，汉武帝时才设置益州。《春秋谶》说：“尧派共工治理水患。”《诗谶》说：“蚩尤战败，然后尧接受天命。”前后颠倒，都与经传不符，所以著名儒者认为是妖妄之言，扰乱了《中庸》的常道。


司马迁、孔安国都任职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依据《穀梁传》、《荀子》等书称五帝，不敢采信《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所称的三皇。他见百家之言提到黄帝，《左传》提到高阳氏（颛顊）、高辛氏（帝喾），《尚书》从尧、舜开始记载，而当时大儒董仲舒也说“推尊神农为九皇，改称轩辕为黄帝”，因而保留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司马迁于是写作了《五帝本纪》。孔安国担任博士，考订校正古文《尚书》，只看到《周礼》有“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书”的说法，《左传》说：“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史克（鲁国史官）说：“少皞氏有不才子。”郯子说：“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时。”孔安国认为《周礼》是古文经，却不知《周礼》经过周末、秦、汉的增删改动，伪妄之处更多。所以他的《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做《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叫做《五典》。”孔颖达说：“《三坟》之书，排在《五典》之上，数目与三皇相当，‘坟’又是大名的意思，与‘皇’的意义类似，所以说它是三皇之书。尧典、舜典是二帝之典，由此上推，那么五帝当有五典。《三坟》、《五典》已经散佚，存世的只有二典（尧典、舜典）而已。”《书纬》说：“帝喾以上，质朴简略，难以流传；唐尧、虞舜以来，光辉显著，可以效法，是禅让的开始，到周共五代。”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穿凿妄说。史克又提到縉云氏，郯子又提到共工氏，难道他们都是帝王吗？


后世论者因为《世本》、《帝系》、《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家语·宰我问》与《史记·五帝本纪》相同，以黄帝为五帝之首，那么三皇就少了一人，所以《甄耀度》以燧人氏补入，《白虎通义》以祝融氏补入，或者以共工氏与伏羲、神农并列为三皇。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轩辕（黄帝）、少昊、高阳（颛顼）、高辛（帝喾）、陶唐（尧）、有虞（舜）六代为五帝。解释说：德性能与北极星相合，得天皇之气的都称皇；德性能与五帝座星相协的都称帝，所以三皇是三位而五帝是六位。梁武帝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少皞、颛顊、帝喾、帝尧为五帝，而说：舜不是三王（夏商周），也不是五帝，与三王合为四代而已。郑玄及其他各家儒者相互讥讽指责，其旨意难以贯通。


《世本》经过秦代到汉代，被儒者改动。《大戴礼记》出自《世本》。《孔子家语》是王肃私下篡改定稿，用来责难郑玄的，所以其中有冉有问孔子三皇五帝不用五刑的话。案：“孔子时代没有人谈论三皇五帝的言论，这些都是周末秦代以后的伪书。马昭说：《孔子家语》是王肃增添改动的，不是郑玄所见到的本子。”孔颖达说：“王肃想让《家语》与经传相符，所以勉强解释，希望符合他的说法。所言虽然与司马迁相同，但不足以作为司马迁的佐证。”贾逵说：“《三坟》是三皇之书；《五典》是五帝之典。”延笃说：“张平子（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是为人设立的堤防。《尔雅》说：‘坟，大防也。’《尚书》说：‘谁能主管我的三礼？’指天、地、人的礼仪。《五典》，就是五帝的常道。”马融说：“《三坟》指三气，是阴阳始生时天、地、人的气。《五典》指五行。”杜预说：“都是古书的名称。”汉、晋众多儒者讨论《三坟》、《五典》，也与孔安国的说法不同。只有郑玄注《周礼·外史》“三皇五帝之书”时说：“就是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这种说法源于孔安国，并非郑玄的新见解。贾公彦说：“孔安国、郑玄的说法没有确凿的正文依据，所以延叔坚（延笃）、马季长（马融）的解释有差异。”有人说董仲舒回答程雅说：“三皇，象征三才（天地人）；五帝，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王，象征三明（日、月、星）；五伯（霸），象征五岳。”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意义，不是董仲舒的话。有人问：“《左传》、《礼记·祭法》有少昊、颛顼、帝喾的名号，怎么可以依据《系辞》都去掉它们？只把尧、舜排在黄帝之后，岂不是太简略了吗？”回答说：“儒学议论，应当以经书为本源。顾彪说‘正可以依据经书诰命这些大典，不可采用传记小说’，这话很对。”


先儒说：从女娲到无怀氏共十五帝，从临魁到榆罔共七帝，都是继承伏羲、神农而称王的。那么少昊以后，也是继承黄帝，如同无怀氏、临魁继承伏羲、神农一样。到了尧，功德特别崇高，所以另为一代。再者，自古以来，帝位都是传给儿子，或者通过武力夺取，而尧和舜都有儿子，却选择贤人禅让，不偏私自己的亲人，自上古以来，只有这两人而已，所以可以上承黄帝而继承伏羲、神农。


《艺文志》说：“汉文帝时，找到魏文侯的乐师窦公，献上他的书，就是《周官》（《周礼》）中《大宗伯》所属的《大司乐》章。”桓谭《新论》说：“窦公当时一百八十岁。”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谈论音乐的记载，采用《公孙尼子》的内容来作《乐记》。《大司乐》记载：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舞《大韶》用来祭祀四望（山川），加上夏、商、周三代的乐舞合称“六乐”。《乐记》说：“武王分封黄帝、尧、舜、夏、商的后代为三恪（给予前代王族后裔宾礼待遇）。”分封二王（夏商）之后，还分封了黄帝、尧、舜的后代，没有包括少皞、颛顼、帝喾。窦公所传，在秦焚书之前，河间献王采集记录古书，可以取信。然而《大司乐》有《云门》、《大卷》、《大咸》，而《乐记》有《大章》、《咸池》，已经存在差异了。伏羲、神农时代久远，其乐舞名称不见记载。少皞、颛顼、帝喾继承黄帝之后，并不特别作为一代王朝，所以没有专属的乐名。《孝经钩命决》说：伏羲乐名“立基”，神农乐名“下谋”，祝融乐名“属续”。《帝系谱》说：伏羲乐名“扶来”，神农乐名“扶持”。《帝王世纪》说：少皞乐名“九渊”。《乐纬》说：颛顼乐名“五茎”，帝喾乐名“六英”。《汉书·礼乐志》说：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这些都是纬书、《帝系》诸谱、《汉书·礼乐志》、《帝王世纪》等，模仿“六乐”而编造的名称，所以多有差异，并非本来的称谓。


秦初兼并六国时，丞相王绾等商议帝号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臣等上尊号，王称为‘泰皇’。”秦王（嬴政）说：“去掉‘泰’字，保留‘皇’字，采用上古‘帝’的位号，称为‘皇帝’。”由此可知秦以前的儒者，有的说五帝，尚且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察《秦始皇本纪》，却说“兼采三皇、五帝，称为皇帝”，是错误的。西汉末年，距离圣人时代更远，孔安国的《尚书传》虽未立于学官，但儒者被孔安国和司马迁两家说法不同所迷惑，又对《周易·系辞》、《大司乐》、《乐记》以尧、舜上承黄帝感到奇怪。即使刘歆博学多闻，也心存疑虑未能明了。所以他的《三统历》依据《周易》始于伏羲，到少皞、颛顊、帝喾时，便说“周代改变了他们的乐舞，所以《周易》不记载”，却不明确说明改变乐舞以及《周易》不记载的原因。郑玄注《周易·系辞》说：“金天氏（少皞）、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遵循黄帝之道，没有新的创作，所以不记述他们。”崔灵恩说：“舞蹈音乐的创始，兴起于黄帝，其德行值得效法，所以追尊其远代后裔，用敬礼（恪）来对待。颛顼、高阳（颛顼）两代君王，虽然也制作了乐舞，但前进不是创始的制度，后退又不适合当今使用，所以越过他们而用《云门》乐，不设立他们的乐舞，也不作为恪（前代后裔）来对待。”熊安生解释《周礼》中周以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只说“是取其制作礼乐（开创制度）之人”。孔颖达认为“《周易》简略地举出五帝的终始”，那么少皞、颛顼、帝喾就在这期间了。历代纷纭，没有定论，都是拘泥于旧文，肆意加以解释，难以强行贯通。


《周易·系辞》说：“创作八卦，制造网罟，取法于‘离’卦，是包犧氏（伏羲）。制作耒耜，取法于‘益’卦；中午建立集市，取法于‘噬嗑’卦，是神农氏。垂示衣裳（定服饰制度），取法于‘乾’、‘坤’卦；制造舟船，取法于‘涣’卦；驯服牛马驾车乘骑，取法于‘随’卦；设置多重门户、敲梆巡夜，取法于‘豫’卦；制作杵臼，取法于‘小过’卦；制造弓箭，取法于‘睽’卦，是黄帝、尧、舜。（至于）建造宫室，取法‘大壮’卦；制作棺椁，取法‘大过’卦；结绳记事的方法被取代，发明文字书契，取法于‘夬’卦。”大概时代久远难以确知，传闻各不相同。孔子对于存疑的事情就空缺而不勉强解释。这十件事中，六件事（垂衣裳至弧矢）总说是黄帝、尧、舜，三件事（宫室、棺椁、书契）只说是后世圣人。而孔安国《尚书序》却说：“伏羲氏创造文字书契，代替结绳记事的方法。”明确指认是伏羲，与《系辞》的文意相反。按：《孔子家语》后序及《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早卒。”《孔丛子》中有孔臧《报从弟侍中书》，说孔安国用隶书、篆书考定《尚书》五十余篇，并为之作传，就是此人。孔安国对于经义并不精详，所以他的书传多有差谬。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儒，都注解的是今文《尚书》。晋、宋以后才开始流行古文经学，只有孔安国的传本，因此得以流传，其学说并非优于其他各家。

姚波

解读：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帝舜的事迹，并穿插了大量注释和后世学者的考辨、评论，体现了《资治通鉴外纪》作为通史前编的特点：既叙述历史，又辨析史料真伪。


核心内容（舜的事迹）：


1.即位与定都：舜即位第二年正月在文祖庙举行仪式，元年为戊申年，国号有虞氏，定都蒲坂（有争议），崇尚红色。


2.处理尧后：封尧子朱为“虞宾”，给予诸侯礼遇但不视为臣子，以示对尧的尊重。体现“禅让”精神。


3.孝道与亲情：隆重朝见父亲瞽叟，尽人子之孝。封弟弟象于有庳，但剥夺其治权（“放”），由中央派官管理，体现公私分明（或谓处置严厉）。


4.治国理政：
广开言路：作五明扇、立诽谤木，鼓励进谏。
无为而治：“恭己无为”，任用贤能。
礼乐教化：弹五弦琴，歌《南风》诗，表达爱民惠民思想。任命夔为乐正，修订完善礼乐（如改瑟弦），用音乐调和天下。


5.任用贤臣：核心是表彰并重用大禹治水成功，赐姓封伯。同时重用其他功臣（四岳、十二牧），根据各自特长任命官职（如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等），形成高效的管理团队。提到伯益（大费）辅佐禹有功，舜赐姓嬴，预言其后代昌盛（暗示秦朝先祖）。


6.家庭与子嗣：娶尧二女娥皇、女英，生子商均（不肖），共有九子。


7.禅让于禹：在位三十三年后，命禹摄政。正月初一，禹在神宗（尧庙）正式受命，百官歌颂《卿云》。舜唱《卿云歌》，表达天下为公、功成身退之意。


8.处理三苗：有苗凭借险要不服。舜反对武力征伐（“吾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坚持教化，三年后苗民归服。


9.南巡与崩逝：禹摄政十七年后，舜为民事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九疑山（零陵）。


10. 后世祭祀：有虞氏以黄帝为禘祭对象，颛顊为祖，尧为郊祭配享，舜为宗祭对象。


刘恕的核心评论：


1.舜让位的深意：舜功德深入人心，南巡不归，是希望百姓专心拥戴禹，消除对舜本人的留恋，确保权力平稳过渡。高度评价尧舜之德与禹之功。


2.对孟子、孔安国、司马迁的批评：认为他们对舜服尧丧、即位时间（如“五十摄政，五十八尧崩，六十一即位”）的记载错误，源于误解《尚书》文意。批评孟子论史“短局乖戾”，孔安国书传“多差谬”，司马迁沿袭孟子旧说。主张“踰年改元”是春秋常法。


3.对舜年寿的质疑：列举孔安国、郑玄、皇甫谧等不同说法（百岁、百零五岁、百一十二岁、百一十三岁），暗示这些高寿记载不可靠。


4.三皇五帝体系的批判（核心学术观点）：
六经不言三皇五帝：指出《易》《书》《诗》《春秋》等核心儒家经典不提“三皇五帝”概念，《系辞》只按顺序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后世文献的附会：认为《六韬》、《周礼》、《管子》、《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纬书（如《孝经钩命决》、《乐纬》）等称引三皇五帝，都是周末、秦汉以后人依托、增饰、伪造的，非孔子时所有，更非古代实情。特别指出《周礼》官制冗琐、与史实不符（如秦制反周礼）、晚出等问题，质疑其真实性。
谶纬的兴起与虚妄：指出谶纬起于西汉末哀平之世，是王莽、光武帝利用的“假托鬼神，妄称祥瑞”的妖妄之学，与经传矛盾（如时间错乱：公输班、墨翟在孔子后；益州为汉置）。
司马迁、孔安国的困境：司马迁据较可靠资料（《穀梁》《荀子》）写五帝（黄帝至舜），避开三皇；孔安国受《周礼》“三皇五帝之书”及《左传》相关记载影响，在《尚书序》中提出《三坟》《五典》对应三皇五帝，被刘恕认为是错误的源头。
后世儒者的纷争与穿凿：列举郑玄、梁武帝等对三皇五帝具体人选的多种矛盾说法（如三皇补燧人、祝融、女娲、共工；五帝有六人、五人；舜不入五帝等），批评其自相矛盾，是“无所稽据，穿凿妄说”。指出《世本》、《大戴礼·五帝德》、《孔子家语》等也经过后人改动，不可尽信。
礼乐记载的矛盾：通过对比《大司乐》、《乐记》关于前代乐舞名称（如《云门》、《咸池》、《大章》）及“三恪”所封对象（黄帝、尧、舜 vs. 少昊等未被封）的差异，质疑后世（纬书、帝系谱等）附会的古乐名（如伏羲“立基”、神农“下谋”、少昊“九渊”等）的可靠性。
“皇帝”称号的由来：澄清秦始皇采用“皇帝”称号是取“泰皇”之“皇”加上古“帝”号，并非兼采三皇五帝。


结论：强调“儒学论议，当本于经”，应以《周易·系辞》等可靠记载为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认为少昊、颛顼、帝喾只是继承黄帝的诸侯或部族首领，并非独立朝代。尧舜因功德崇高（特别是禅让）可上继黄帝。


总结：


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帝舜的主要生平、政绩和禅让过程，更核心的价值在于刘恕（代表司马光编纂团队）对上古史史料，特别是“三皇五帝”这一传统体系的系统性批判和辨伪。它体现了宋代史学的理性精神和考据学成就：


1.疑古辨伪：大胆质疑传统说法和后世文献（尤其是纬书和秦汉杂著）的真实性。


2.回归经典：主张以早期、可靠的儒家经典（六经）作为考史的根本依据。


3.史料批判：运用时间错位（如书出其人后、地名晚出）、内容矛盾（不同文献记载冲突）、文风不符（如《六韬》鄙俚）、制度不合（如《周礼》官制）等多种方法进行考辨。


4.历史理性：试图剥除后世附加的神话、附会和意识形态建构（如谶纬），还原一个更接近历史实际的上古帝王序列（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并对高寿等记载表示怀疑。


5.阐明“通鉴”立场：为《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战国），而不上溯至三皇五帝，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学和史学理论依据。认为三皇五帝体系是后世构建，并非信史。


因此，这段文字既是关于舜的重要史料，更是宋代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一次集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