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宜州篇四《敕授文林郎罗城县训导乙未孝廉姚君仲仪...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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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学斋文集[清] 郑献甫 撰 卷五



【原文句读】


《敕授文林郎罗城县训导乙未孝廉姚君仲仪墓志铭》


君讳人凤，字蔼楼，余所铭姚翁弼成之子，而老友姚君乔年之弟也。君于昆弟之间，气最和，功最苦，隽最先。以乙未科举人谒选，得罗城学博，非其志也。报方至而病已作，时已酉正月某曰，越四月十三曰，竟不起。遗命以不能终奉老母，大不孝，殡敛勿得具官服。鸣呼！其可哀也矣。


叔弟德夫与季弟雨臣以状来曰：愚兄弟辱与先生游，而先伯仲尤与先生习，今既许为伯兄铭，敢援例为仲兄铭。又曰：仲兄之事吾亲，一色一笑必出于诚；其事长兄，一言一行必伸其让；及爱护诸弟，一衣一食尤必推其美。一切委曲周至，纤悉之处，惟受者自觉之，人不及知也；即受者亦心觉之，口不能言也。余读状至此，泣然曰：君虽未获为政于世，观其所以为政于家者，可不谓当代笃行之君子哉！


君配杨孺人，子善涵，女二，孙昌绅。以卒年上计，生年仅五十有三。葬于坡盈山。君处已抑抑，诲人恳恳，而未尝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少年时，为庆阳太守宋育堂先生所契重，延课其公子玉珂。今玉珂已官翰林，犹每念渊源不置云。


铭曰：
温温而精，玉之莹兮；
愔愔而清，琴之平兮。
官止博士，人如处子。
过其塳，有余恫兮；

为之碑，无愧词兮。

姚波

【全文译文】


姚君名讳为人凤，字蔼楼，是我曾为之撰写墓志的姚翁弼成（即姚健堂）的儿子，也是我的老友姚君乔年（即姚人鹤）的弟弟。他在兄弟之间，性情最为温和，读书最为刻苦，也最早考中举人（隽最先）。他凭乙未科举人的身份前往吏部等候选派，被授予罗城县训导（学博）的官职，但这并非他的志向。任命文书刚到，他的病就已经发作，当时是己酉年（1849年）正月某日，到了四月十三日，竟然一病不起。他留下遗言，认为自己不能为老母亲养老送终，是大不孝，殡葬时不得使用官服。唉！这是多么令人哀痛啊。


他的三弟德夫（姚人骥）和四弟雨臣（姚人骅）拿着行状来对我说：我们兄弟有幸与先生交游，而我们已故的两位兄长（伯皋、仲仪）与先生尤其熟稔，如今您既然已经答应为我们的长兄（伯皋）撰写墓志，我们冒昧地援引此例，请求您也为我们的二哥（仲仪）撰写墓志。他们又说：我们的二哥侍奉父母，每一点神色、每一个笑容都必定出于至诚；他侍奉长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必定表达出谦让；至于爱护我们这几个弟弟，哪怕是一件衣服、一顿饭，也必定把好的推让给我们。所有这些都是曲折周到，细致入微，只有接受者自己能感觉到，外人是无从知晓的；即便是接受者，也是心里明白，嘴里却说不出来。我读行状到这里，流着泪说：姚君虽然没能在世上从事政务（指担任重要官职），但看他治理家庭的方式，难道不能称得上是当代躬行实践的君子吗！


姚君配偶是杨孺人，儿子善涵，两个女儿，孙子昌绅。从他去世的年份推算，在世仅五十三岁。安葬在坡盈山。姚君为人谦逊谨慎（处已抑抑），教诲他人恳切真诚，从不因私事求人，别人也不敢因私事来求他。他年轻时，被庆阳太守宋育堂先生赏识并器重，聘请他教导自己的公子宋玉珂。如今玉珂已经官至翰林，还时常感念当年的师承渊源，不能忘怀。


铭文曰：
（他就像玉石一样）温和而精纯，光洁莹润啊；
（又像琴声一样）安和而清越，平正和谐啊。
官职仅止于博士（指县学训导），人品却如同未出仕的处子。
经过他的坟茔，心中有无限的悲痛啊；
为他立下这碑文，没有一句虚夸不实之词啊。

姚波

【解读与透析】


1.核心主旨与人物形象：
这篇墓志铭的核心，是塑造姚人凤（字蔼楼，号仲仪）作为一位“笃行君子”的形象。与他的长兄姚人鹤（乔年）的“疏俊”和四弟姚人骅（雨臣）的“干济”不同，姚人凤的形象核心是“孝悌”与“内美”。他的一生，是儒家“修身齐家”理念的完美体现，其道德光辉主要绽放在家族内部，而非社会舞台。


2.孝悌的极致表现：
文章通过其弟的“行状”，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姚人凤的孝悌之行：
事亲之诚：“一色一笑必出于诚”。这不仅是行为的孝顺，更是内心情感与外在表情的高度统一，达到了“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境界。
事兄之让：“一言一行必伸其让”。在家族内部，他对长兄的尊敬体现在每一个细节，恪守弟道。
爱弟之周：“一衣一食尤必推其美”。对弟弟们的爱护无微不至，且甘于奉献，将好处让给弟弟。
行事风格：“委曲周至，纤悉之处，惟受者自觉之…口不能言也”。他的好是潜移默化的，是让人感受至深却难以言表的，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不带任何表演性质的真诚德行。


3.命运的矛盾与悲剧色彩：
姚人凤的身上充满了无奈的矛盾，这使得他的人生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隽最先”与“志未酬”：他是兄弟中最先考中举人的，才华最早显露，但最终只得到一个“学博”（县级教育官员）的微职，且“非其志也”。
任命与死亡：“报方至而病已作”。人生的转机与生命的终结同时到来，充满了命运的捉弄感。
遗言中的孝与痛：临终遗命的核心仍是“孝”——因不能终养母亲而自责“大不孝”，并要求“殡敛勿得具官服”。这既是对未能尽孝的痛悔，也隐含了对这个微不足道的官职的淡漠。这与他一生所践行的家庭价值形成了强烈呼应，也格外令人哀恸。


4.郑献甫的评价与“为政于家”的理念：
郑献甫被其德行感动，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君虽未获为政于世，观其所以为政于家者，可不谓当代笃行之君子哉！”
这句话点明了全文的核心。在传统儒家观念中，“齐家”本身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一个人能将家庭治理得和睦有序，其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政治才能（“为政”）。
姚人凤虽未居官显达，但他完美地践行了“齐家”之道，因此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笃行之君子”。这是对姚人凤人生价值的最高肯定，也反映了郑献甫所代表的士人阶层对内在德行的推崇。


5.铭文的文学与情感升华：
铭文用“玉”和“琴”这两个意象，精准地概括了姚人凤的品格。
“温温而精，玉之莹兮”：以玉喻其品性的温和、精纯与高洁。
“愔愔而清，琴之平兮”：以琴喻其性情的安和、清静与平和。
“官止博士，人如处子”：直接点明其官职卑微而人格高尚，形成了鲜明对比，强化了其怀才不遇、德位不配的悲剧性。
“有余恫兮”、“无愧词兮”：直接抒发作者的悲痛与敬仰，情感真挚动人。


6.时间与历史背景（公元纪年）：
姚人凤生卒：根据“得年五十有三”卒于“已酉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可推知其生于乾隆六十一年，即1796年（该年二月嘉庆帝即位）。
关键人生节点：
中举：乙未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
逝世：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与其长兄姚人鹤在同一年去世（参见《姚伯皋墓志铭》），对于姚家而言，这一年是巨大的灾年。
家族关联：他是姚健堂的次子，姚人鹤（伯皋）的弟弟，姚人骅（雨臣）的兄长。在姚氏兄弟中，他以德行著称，是家族内部凝聚力的核心。


总结：
这篇墓志铭描绘了一个将儒家家庭伦理内化到生命深处的士人形象。姚人凤的一生，是向内求索的一生，他的“政绩”不在官场，而在家族的和谐与亲人的感念之中。郑献甫通过这篇深情的文字，不仅悼念了一位友人，更树立了一个在功名之外、以德行为立身之本的君子典范，并借此重申了“家”作为社会基石和个人价值实现场所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