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下部队 晋察冀史,说白了,不过就是这么一段十二年的战争史。从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开始,到1949年2月共产党军队开进北平为止。只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方式,每个时间有每个时间的解读方式。 我不过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础上,以我的历史观和我的理解,对这十二年的晋察冀战争历史进行诠释。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所持的历史观和引用的史实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我比我的前辈人到底还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有关国共内战的始因,到底是谁先打响了第一枪,我不做分析和评判。我只是根据前被人讲述的故事,做我的进一步解读。 冀察部队再次整编,原打绥远回来驻扎在张家口西大门兴和县的冀察野战部队六旅,因为和平了,不打仗了,奉命开到宣化大校场进行整编。重新整编之后的六旅,改换编制为晋察冀野战军四旅。四旅统一调整和调配野战部队的干部,姚雪森接到下部队的调令。在一张四十多人任命名单的油印纸上,应该都是营团两级干部的名单,中间也有他的名字。最初的任命是“纵队警卫营营长”,但是被干部处处长给划掉了,改为“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姚雪森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总结说:“从日本投降,不到一年时间,我调动了七次。” 讲到这里,打住一下,容我在这里做一点分析。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正确),当年冀察的事,干部人事安排上大体上是政委刘道生说了算。郭天民关心的是作战和部队编成,也关心部队训练和武器装备,对干部人事的安排不大过问。三件大事,一个干部安排、一个冀察军区机关及后勤的日常工作、一个有关冀察区(不止是军区)的经济状况,郭司令从不干涉,放手交给刘政委去干。刘政委喜欢把住干部安排的人事权,不是秘密。曾有新来的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新来的副司令文年生,将自己带来的干部做个职位安排。据说两位领导向干部部门交待之后,发现没有刘政委的点头批准,什么事都办不成,干部部门只是个执行机构,顶多有点建议权,没有任命权。 我听说过,有个别人的职位任命是郭天民亲自安排的。比如,1944年9-10月间冀察军区刚成立时,郭天民在一分区小兰村小住时看走了眼,将一分区宣传科科长拉过来担任新成立的冀察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教育科科长。结果弄得两头都不乐意,工作也没有成效,以后作战教育科长又更换为平西的吕展。1945年9月组建冀察野战纵队,郭天民将这个用顺了手的作战教育科科长吕展点名提升为参谋处处长。这属于比较个别的情况。 原则上,冀察野战纵队的旅一级干部,由各军分区班子组成,原封不动。个别需要调整的,比如一分区教导大队长晨光,调任宣化警备司令后郭天民感觉不错,觉得这个干部的军事素质、资历都够,于是亲自点名,调任平西军分区组成的七旅任副旅长。 冀察野战部队各旅中的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基本上维持原样,原封不动。这中间的干部任命,不排除有一些原部队撤编后的“安抚性提升”。比如1946年3月原冀察野战纵队改编成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原六旅改为四旅、原七旅改为五旅。六旅中的原一分区四十五团组成的十八团被撤销,团长陈焕、团政委陈亚夫,分别被提升为四旅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至于各野战部队中营一级干部的配备,由各旅报上名单来,分管组织和干部的政委刘道生签字批准就是了。当然,四方面军的湖北佬李天焕过来,担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向刘道生推荐,提拔和重用王志廉担任冀察军校政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强调一下,郭天民自任冀察野战部队、以及后来的二纵司令员兼纵队政委,同时又兼任冀察军区司令员不撒手,看似喜欢揽权,实际上却同政委刘道生相处得非常融洽。以至后来郭天民在涞源会议后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刘道生宁可“共进共退”,愤而出走,也不留下来与郭天民的后任合作。 好,现在谈到姚雪森的下部队的任命。原野战部队到机关的干部再回到原部队,机关的干部部门将这个干部的名字放进去就行了,连招呼都不必打。姚雪森书中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从这批干部中有“纵队警卫营营长”来看,这个四十多干部的油印任命名单应该是出自冀察军区机关的干部。时间,应该在1946年的3月,冀察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二纵的那一次改编。 在姚雪森书中的最后,他说自己在四旅的三个团都干过。以前,他曾任三团一营的二连指导员;现在,他被分配到“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四旅的二团是哪个团?就是姚雪森的老部队一分区二十五团,当时是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一团。团长红军干部黎光,抗大二分校过来的,1944年初曾接替赖庆尧担任三团副团长。1944年秋杨成武调整三团领导班子,没有将副团长黎光提升为团长,而是提升了当时任三团参谋长的郑三生。黎光调到一区队涞源支队任支队长,以后涞源支队组建新一团,黎光任团长。六旅打绥远战役回来,驻扎在兴和县时,黎光接任六旅十七团团长职位,原团长黄伯峰调走,任命为一分区改编的五分区司令员。 十七团的原团政委邓经纬也更换了,换为一个陌生的干部刘克宽,抗战干部。 关于刘克宽的故事,也有一段故事在里面,要略讲几句。 刘克宽(1916-1999)天津蓟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十分区的部队,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打住,一个冀中军区的干部,跑到冀察部队来干什么?怎么来的? 这还要从姚雪森故事中那个“小胡”的丈夫宫呈祥谈起。 1945年,一分区部队开进张家口,组建冀察野战部队六旅,准备参加打绥远战役。原一分区组织科科长宫呈祥上任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此时,一分区老首长杨成武作为冀中野战部队的司令员出现了,因为冀中军区主力团干部的匮乏,瞄上了老部下宫呈祥,向冀察军区索要,同宫呈祥“交换”的对象,就是当时的营教导员刘克宽。 刘克宽过来,接替宫呈祥原来的职位六旅组织科科长,副科长是六旅旅政委龙道权在抗大二分校时的第一亲信李振军。以后,提升刘克宽接任十七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也就是为李振军扫平了提升科长的道路。 刘克宽以后担任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55年授衔为上校,1960年晋升为大校。1999年1月在张家口逝世。 姚雪森要去的这个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姚雪森没讲,这就是王栋。王栋当时在六旅十七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即后来的四旅十一团,是营教导员姚雪森的顶头上司。 有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著名的书画大师,在一分区和六十五军干了半辈子的河北易县管头村人的小鬼林鹏,当时也在王栋的这个团政治处当干事。林鹏曾回忆起一段故事,很有意思。 林鹏在十七团有个朋友,叫张学义。张学义在十七团团政治处时,说他“舔屁股也捡大的舔”的那个组织干事,出了名的捣蛋鬼。后来下了部队,当了营里的副教导员(是不是跟姚雪森同一批?),教导员。张学义当了领导,仍不改捣蛋的本性,跟他手下的排长们净开些出格的玩笑。 有年冬天,他媳妇来看他,晚上睡下了,有两个排长听他的窗根,想听到一半句傻话,以便开他的玩笑。他耳朵尖,听见外面有动静,也知道是谁,爬到窗户跟前,隔着窗户往外撒尿。外面的俩排长,起初以为下雨了,一想不对,大冬天的下什么雨,当下明白过来,大喊:“呀,张学义狗尿!”“好小子,往我们头上尿尿!”转身提了桶凉水往里泼,隔一会儿泼一瓢。害得小两口一人蹲一个墙角蹲到天明。这事儿,政治处主任王栋知道了,笑弯了腰。 就是这么个人,却没有逃脱五七年反右那一关。援朝期间,张学义当了团长。回国后上级认为有培养前途,送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学校大鸣大放时,大放厥词,被定为“极右”,送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劳改农场的日子不好过,差点没有饿死。 最后,对于这个姚雪森要去而未能去的冀察纵队警卫营,我也顺便略讲几句。1944年9-10月间成立的冀察军区,是白手起家,成立之初一无所有。郭天民从二分区、刘道生从四分区,各自都带来一些警卫战士,合起来一个连多、不足两个连,于是又将一些各级领导干部随身带来的警卫员集中起来,就成立了冀察军区两百多人的警卫营。 1945年鬼子投降,冀察军区成立易耀彩为首,杨春甫、白文治、杨德才在内的北线指挥部,能带走的部队只有两支,这就是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冀察军区警卫营。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易耀彩带的这两支部队,名为“一个团又一个营”,实际上都是非一线作战部队,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武器装备繁杂落后。尤其那个警卫营,还有许多战场上根本不能使用的短家伙。那些由警卫员集中起来的连队,最不好领导,也最不能打仗。 进张家口之后,武器装备更新了,但警卫营的人没有换,还是那帮牛气烘烘的老兵油子。以后郭天民成立冀察野战纵队,要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刘道生顺水推舟,将这个警卫营划归给冀察纵队,称为“纵队警卫营”。姚雪森最初要去的,就是这支不好带的部队。所以他听说自己被改为营副教导员,回到老部队去,心里反倒非常高兴。所以姚雪森再次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又能回到老部队了,我还是挺感谢他的。” 没有了警卫部队,冀察军区机关怎么办?刘道生说,我们的身边还有冀察军区的教导大队呢。这个部队都是由老兵、学生兵组成的,清一色新更换的日式武器,由这支部队担任警卫工作,比什么不强? 姚雪森重新回到一分区组成的老部队的时候,这个旅已经从宣化开赴到怀来县。“从怀来县火车站下车后,以急行军速度向东南又走了四个小时才到达团部驻地——南面靠山的十八家村。”
注意,这也是几个月后,冀察军区机所属部队撤退的路线,在渡河时遭到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 此时,刚距复员老兵的时间不长,可突然又要打仗了,部队里充满了火药味。全团正在召开连以上干部“保卫张家口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