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智慧

姚波

《孝经》的作者之谜（4）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辩》第四册的《孝经今考》一文中说：“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不过是文字的变相而已。”“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会而作《孝经》

　　宋代的朱熹主此说。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的话，认为《孝经》是后人附会而成。其曾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之俦也。”

　　8. 汉代儒生所伪造

　　清代姚际恒主此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孝经》是汉儒所伪造，姚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到底是谁撰写了《孝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虽然关于《孝经》作者的看法不统一，但是不妨慢慢说下去读下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争论点，研究者又是怎样研究的，那么读者自己也会有个选择与判断了。

姚波

《孝经》汉代发现之谜（1）

　　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姚波

《孝经》汉代发现之谜（2）

　　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孔宅故井的前面有诗礼堂。《论语•季氏篇》有载，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后人就建立了这诗礼堂，作为学习诗礼的场所。清代初年，文学家孔尚任还曾在此为康熙皇帝讲过经。堂东有礼器库，存放有祭祀用的礼器。

　　就在诗礼堂的后面，有一段像照壁样的墙壁，孤立在院子中，横亘在眼前，墙前有石碑隶书“鲁壁”两字。这就是数千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有名的一堵文化墙。

　　相传西汉武帝末年，鲁国的共（恭）王叫刘余，本是汉景帝的儿子，想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扩建而将附近孔子旧宅的房子给毁坏了。这堵墙壁被毁坏时，人们忽然发现墙壁有夹层，里面藏有东西，结果从中得到了藏在其中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简，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据说，这些典籍还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由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孔鲋偷偷地藏在古宅的墙壁内的。鲁恭王将这批书籍归还了孔家。为了纪念孔鲋的藏书之功，后来人们就在古宅的院子中特意修建了这座象征性的墙壁，称为“鲁壁”，也称为“孔壁”。

　　“孔壁”中的这些用古文写的经典文本，也就被称为了“古文经”。关于这一事件，文献有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如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汉代社会上流行着两本不同的《孝经》，这又留下了许多的谜，且再看以下的细说。

姚波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1）

　　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与《孝经》也有一段因缘，颇为曲折，甚有意趣。

　　郑玄（127～200年），是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西南）人，字康成，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死于汉献帝建安五年，是东汉最有权威的经学家，其学也被称为“郑学”。

　　郑玄年轻时候为乡啬夫，即在乡里管理听讼、收税赋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这种小吏生活，喜好学问。其父数次对他发怒，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志趣。

　　郑玄后来就进入太学学习今文《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还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

　　随着学识的加深，郑玄在崤山之东已是无师可求，便西入函谷关，从师外戚豪门、显赫大儒的马融，专门攻习古文经。马融（79～166年），是开创古文经学的大家，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当时马融门下有学生四百多人，学问精深的有五十多人。马融很高傲，他派门下水平高的弟子去教郑玄，自己不仅不教郑玄，且三年都没有召见过他，但是郑玄仍是发奋用功不已。有一次，马融召集门下学生考问图谶，听说郑玄善于计算，就在楼上召见了他。郑玄这才有机会向马融请教疑难问题。马融惊奇郑玄的才学，曾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后来郑玄学成，告辞而别。马融感慨地对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这个学生今天离开这里，我的道将向东被传播出去了！此种赞叹、喟叹的后面，可体味的东西不少。这也可联想到，早在汉初，汉代《易》学之鼻祖田何，就在他的弟子丁宽学成而东归时，也说过：“《易》以东矣！”（《汉书•儒林传》）

　　此后郑玄游学十年，而回归于乡里，因为贫困，客耕于东莱（今烟台北龙口一带），并聚徒讲学，弟子多达千百人。东汉阉党专权，宦官侯览因为被一些地方上的“儒学行义”之事受到侵害，便讽奏朝廷，声称这些社会人士在“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朝廷大举“钩党”，和郑玄有关系的地方官员杜密被作为此事件的要犯之一，郑玄因为这一层关系也受到牵连，遭遇不幸。郑玄受到党锢祸害，他和同郡的四十多人被禁锢。郑玄从四十四岁遭到禁锢，一直到五十八岁解禁，长达十四年之久。郑玄索性“杜门不出，隐修经典”，潜心研究典籍，从而完成了一批经典的注释。

姚波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2）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由于黄巾起义以及舆论上的强大压力，“党锢”被宣布解除，郑玄的名声也大震。比如何休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被称为“学海”，但是郑玄在与何休的学术论辩中，击败了他，被人们称为“经神”。被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郑玄也著有《驳许慎五经异义》。当时何休、袁绍等慕其名，屡请他为官，但是郑玄皆不答应。有一次，大将军何进要召见他，郑玄躲避了。州郡因为何进是权戚，不敢违逆他，就胁迫郑玄去。郑玄这才迫不得已去见何进。何进对他“礼对甚优”，但是郑玄坚决不穿朝服，穿着便服去见何进，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偷偷溜走了，所谓“一宿逃去”。

　　后来中平五年（188年）黄巾起义军“攻破北海”，郑玄避难于不其山（今即墨）。初平二年（191年），黄巾起义军攻打青州，郑玄又避难徐州。郑玄的家乡高密以及东莱郡都属于青州，而徐州是指今天的山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大部分。此期间，他和担任过徐州牧的刘备有过接触。也是在避难期间，诞生了郑玄的《孝经注》。

　　正如郑玄注云：“《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纪纲。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仆被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之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

　　南城山在哪里？“南城”，《汉书》作南成，又称南武城，在山东费县西南。这个地方是曾子出身之地，也是曾子葬父之处，“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后汉书•王符传》章怀注）于是形成这样的对比和联系：

　　曾子——南武城人——葬父处——《孝经》

　　郑玄——避难南城山——父母坟未成——注《孝经》

　　特别是郑玄的高龄之父去世了，有思念亲人之情感在心头回应，而且郑玄在《戒子书》里说过“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这是说临死难忘、愤愤难平的是死去双亲的坟墓还未建成。

姚波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3）

　　他又在《戒子书》里叮嘱过儿子：“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系印章的丝绳）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这是情感深沉地说，显赫声誉成就于同僚朋友之中，道德品行确立在自己的志向里。若能获致名声称誉，亦使得父母有荣光，能不深深挂念吗？能不深深挂念！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功业，但颇有辞让爵位的清高。自己以论赞之功为快乐，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羞辱。——郑玄的这些理念，与《孝经》所说的是多么吻合！

　　如此，他注释《孝经》，实有种种触发感念。因此有“念昔先人之余暇”之句，也有“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之言了。郑玄在《戒子书》中又说：“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政百家之不齐。”这也写出了注释《孝经》的动机。

　　《齐乘》卷四：“南武城，费县南百余里，齐檀子所守，汉侯国，属东海；因为南城山而名。汉末黄巾之乱，郑康成避难此山，有注经石室。”《十道志》还提到“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这里也有两个小插曲：一、《序》中所说的“避难”指什么？或说是郑玄避党锢之难；但是大多数认为，此是避黄巾之乱难。二、是郑玄作《孝经注》，还是他的孙子所作？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的时候，郑益恩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时，郑益恩赴难而献身。郑益恩有个遗腹子，即郑玄的孙子，郑玄认为孙子手的长相与自己很像，因此就取名为小同，后来小同也以通经著称。又因《序》中有句话：“念昔先人之余暇”，所以或理解为此是孙子对祖父的思念而言的，便有“盖郑胤孙所作”之说了。

　　郑玄在那里避难大约五年光景，后来孔融请他返乡。郑玄一直到建安（196～219年）年间，被朝廷封为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那是管理财政的官员，还分配给他一辆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迎送，不过郑玄还是称病请求回家。因为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郑众（？～83年）的经学家，也担任过司农，因此又称郑玄为“后郑”。

　　郑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注的《诗》、《三礼》，从唐代起被收入九经，清代列入《十三经注疏》。唐太宗曾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还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等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树立了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块巍巍丰碑。

姚波

唐玄宗与《孝经》（1）

　　唐玄宗和《孝经》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这里也作一略说。

　　先说这位皇帝的简历。唐玄宗（685～762年）名李隆基，又称唐明皇。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初被封为楚王，改为临淄郡王。英武有才略，善骑射，知音律，通历象，善书法，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景龙四年（710年），皇后韦氏弑中宗。李隆基面对韦后之乱，密谋匡复，结果与太平公主合诛韦后以及韦、武的同党，拥立睿宗复位，以太子参与朝政。

　　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即帝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党，开始掌握全权，改元开元。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以姚崇、宋（）、张九龄等为相，纳谏诤，明赏罚，裁冗员，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注意节俭，革除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又整军经武，维护边防。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可比于“贞观之治”。

　　然而自从天宝后，渐渐骄满，图逸乐，宠杨贵妃，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生活奢侈，政治日渐腐败。君田制、府兵制均遭破坏。中央军备空虚，边将拥兵自雄，终于酿成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反于范阳，此为“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逃入蜀中。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载（757年）末年，自蜀返归长安，幽居兴庆宫，抑郁而死。葬泰陵（今陕西蒲城东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宗在位四十多年，享年七十八岁。改元三次，先天、开元、天宝，庙号为玄宗。

　　唐玄宗与《孝经》结缘甚深，这里也一一道来。

　　唐玄宗曾经经历了一个多政变的时代，史家指出，自从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至于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唐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了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举例如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推翻武则天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李显复位，此就是唐中宗。但是中宗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勾结，操纵朝廷，搞得混乱不堪，中宗后被皇后韦后毒死。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昏君，还谥号孝和皇帝。

　　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八、九年，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此前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他开始重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与价值，从而重视《孝经》的注释、传扬、教化与治国。唐玄宗与《孝经》有几件大事应当叙说。

　　其一，下令质定《孝经》。

姚波

唐玄宗与《孝经》（2）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下诏令群儒质定《孝经》。敕令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蝽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此后未多久又下达诏令：“《孝经》者，德教所先，自倾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希望诸儒“详其可否奏闻”。（《唐会要》）

　　当时《孝经》本子有今文本、古文本；最有影响的注释家是孔安国的古文注、郑玄的今文注。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否认郑玄为《孝经》作过注，并立十二验以驳郑。当时的国子祭酒司马贞（即司马坚）主今文，肯定郑玄注，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以及《注》中的问题，而攻击否定古文《孝经》与孔传。这一场学术辩论，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撰《孝经注》做出了准备。当时刘知几、司马贞两人的意见同时上奏，唐玄宗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理念，而又比较多地采用司马贞的建议。结果郑《注》“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并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四库全书总目》）

　　其二，亲自为《孝经》作注。

　　722年，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唐会要》卷36《修撰》）

　　当时唐玄宗已经即位11年了。唐玄宗在作注后，还“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这是说，唐玄宗自己为《孝经》作《注》以后，又特别命令大臣元行冲作为注释作《疏》。

　　元行冲（653～729年），唐河南人，名澹。他是北魏皇室的后裔；进士出身，博学多识，尤善音律、训诂。累迁通事舍人。在唐睿宗的景云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系出拓跋氏，而北魏无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学者赞之。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散常侍、东都副留守。后来升为大理寺，转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等职，封常山郡公。继马怀素、褚无量未竟之业，组织学者撰写古今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从元行冲的这些背景与经历来看，唐玄宗选定他来为自己的《孝经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为《孝经》作注。

姚波

唐玄宗与《孝经》（3）

　　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是743年，“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36《修撰》）此距离上一次又过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几个原因：（1）从政治上考虑，22年过去了，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强调孝与忠，来巩固政局。（2）从本身注释的情况看，随着这一长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会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为一个精品流传后世，所以也应当打磨一番。

　　其四，营造京兆《石台孝经》。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大臣李齐古上《石台孝经表》，奏请唐玄宗“特建石台”，“以垂百世”。此举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亲自隶书，并以此御制刻石于太学，谓之京兆《石台孝经》；至今还光莹如漆，很好地保存于西安碑林中。四块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盖，立于多层石台上。四面刻字，前三面为隶书，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为隶书七行，后半部分上截为楷书写的表文九行、行书写的批答三行，下截为诸臣题名四列。李亨篆额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

　　其五，下诏颁示中外。

　　在天宝五载（746年），玄宗又下达诏书，说：“《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缺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贤院再次修订《孝经义疏》，并于中外颁示。

　　唐玄宗的《孝经注》列于学官，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这样评价：“《孝经注》之列于学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拾取）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窥《孝经》之门径也。”因此，这是后人进入《孝经》的入门之作。

　　唐明皇的《孝经御注》行世，其他各注也被替代了。有意思的是，不仅在中国造成影响，在日本也受到波及。李学勤曾有说：在中国，八世纪中期《孝经》御注颁行，《孔传》、《郑注》同归衰亡，这件事也影响到日本。日本大宝二年（702年，武后长安二年）颁布的学令原规定学生治经必兼修《孝经》、《论语》，《孝经》用《孔传》、《郑注》。到贞观二年（860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诏书，以唐玄宗御注立于学官。但是同时又说：“但去圣久远，学不厌博，若犹敦孔注，有心讲诵，兼听试用，莫令失望。”这是孔《传》继续在日本流传的重要原因。（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这里令人触发的地方很多，如日本一方面紧跟唐朝的潮流，加以变化；一方面又允许滞后，可以不变。这种现象颇有启示的深意，不仅孔《传》、郑《注》因此得以继续传流，而且推而广之。这就是一个传统与新潮的处理智慧问题了。笔者去大阪、奈良、姬路、神户参观的时候，见古迹、文物保存得如此好，而现代建筑又如此繁华，两者并行而不悖，相处而相顾，也许就是这种智慧的深层的渗透。反思我们，颇喜欢“一刀切”、“不留尾巴”，追求“整齐划一”，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古建筑，也不知道毁坏了多少文物典籍。我们深刻地反思过吗？！

姚波

唐玄宗的《孝经序》（1）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代被灭绝，后来所得到的皆秦焚书后之微末。《孝经》传播滥觞于汉，醇粹既没，则余下糟粕在流传。所以鲁史《春秋》，此学分为五家之传；《国风》、《雅》、《颂》，此学分为四家之诗。离开圣人越加远，源流也日益多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观《孝经》的旧注，尤其驳杂不堪。至于追随效法前人的，约将近百家。业擅专门的，将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辟门户。想攀上奔逸车驾的，必定驰骋于别的轨辙上。因为这样的穿凿附会，也就使得大道隐于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隐于浮伪荣华之内了。且传注以通畅经文为要义，要义必定以得当为主宰。至极得当就是能会归于一，使得精妙之义无二，怎么能不翦除那些繁芜，而撮取那些枢机要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