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姚波

中国的文明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

——从中西文明之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陈唯声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把我国文明的起源定在五帝时代，其金属冶炼水平仍比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国家形成初期高。

作为文明时代物质文化发展程度的另一标志的城镇与较大型建筑物在夏代前已出现，我国已发现十多处早期城镇和城堡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淮阳平粮台遗址，城建在高出地面3～5米的台地上，古城呈正方形，各长约185米，城墙高3米，下宽13米，上宽8～10米，有城门、护城壕，有一条南北向街道通向城外，道路下埋设有三条陶水管道（这与印度哈拉巴文化遗址相似），城内还发现有陶窑和炼铜渣。城内的多室方形房屋可能是“王宫”。平粮台遗址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为以后城市与宫殿的形制奠定了基础。1995年考古学家在山东聊城发现了古城遗址，是用夯土筑成城墙，面积约4万平方米，同时出土了许多陶器，定年为公元前3800年左右。

在文献中也有修建城墙、宫殿、设置市场的记载。史籍中有“鲧作城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说明不但有城墙，而且有内城、外城之分。“尧命禹作宫室”，说明当时已有类似王宫的建筑。传说颛顼时“祝融作市”，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某些城镇已有较发达的贸易，商业贯通南北，交易的除日常用品外还有玉、珠等贵重物品。有的学者认为禺氏即月氏人，属印欧人种，曾居新疆一带，据此则当时的贸易不仅限于中原地区，已抵达边远地区的印欧人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说明，我国在五帝时代不但出现了城镇，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发达程度不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的早期国家逊色。

文字的产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以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已把文字的起源大大提前了。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划在陶器上的。七千年前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公元前三千纪的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陶器与玉器上也有文字符号，多达几百个。姜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器上的120多个文字符号。山东邹平丁公发现一件陶片，刻有四行十一个字。1994年在湖北宜昌发现了170余个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有一定的含义和规则，能表达一定的意思，其字形与甲骨文相似，定年为约公元前4000年。对这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是否可称为文字，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至少其中有些符号可看作文字，因为：（1）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发现地区广，持续时间长，但其结构笔画大体相似，说明它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2）这些文字已具有点、横、竖、撇、捺、钩等字形结构要素，而这些字形结构，正是以后汉字的基础。（3）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确认了某些字的含义，并与以后的甲骨文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李学勤教授在1993年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中国陶器文字发现与释读成果，即曾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首肯。



中国古代文明的职能



国家机关的建立与职能的行使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本质特征，文献与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颛顼时曾任命官吏，分别掌管祭祀和民事。舜时国家机构更完备，中央政府由22人组成，各司其职：“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而其它文明古国，我们还不知道有如此完备的政府机关，更不知道官员的姓名。

五帝时对地方划分了行政区，并划定其疆界。地方行政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封诸侯，一类是划分为州。黄帝把两个儿子分封在江水和若水（在今四川），舜封其弟为诸侯，属前者。一类是设置州，帝尧时“肇十有二州，决川（为之定界）”。并派地方长官治理（“咸建五长”）。

制定并颁布刑法是国家职能的另一体现。《尚书·吕刑》记载：“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这表明用刑法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刑法相当完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失造成灾害），赦，怙终（有所恃而终不改）贼，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对官吏犯罪，也要治罪；（2）已区别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3）可用金钱来赎罪。不但中原地区有了较完备刑法，而且当时的边远地区也制定了刑法，禹征讨有苗，其借口之一是苗民不信神灵，而制定了刑法。考古资料也提供了执行刑法的证据。在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被砍头、腰斩、活埋者的遗骨。

军事也许是国家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五帝时代经常征集军队对小国或部落进行战争，以掠夺土地和奴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尧时对周边地区除军事征服外，还经常采取强迫迁徙的措施。

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如举办公共工程、组织生产、征收赋税与贡物等也得到了充分发挥。治水这种公共工程只有超越氏族部落的狭隘范围，在较大规模的国家的组织下才能完成。国家还专门设置了主管农业、手工业的官员，负责组织农业、手工业生产。禹时派官员治理九州，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分为上上、上中等等级，根据各地土地的分类和物产，规定了税收、贡赋与军役，贡赋中有金、银、铜、锡等金属，粮食、饲料、桔柚等农产品，漆、丝、皮革等手工业产品，象牙、玉石、毛皮、羽毛等土特产。国家还根据各地粮食的余缺，加以调济（“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如此周密的全国性经济政策与措施，为其他文明古国的早期国家所未见。

五帝时代国家在发展文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尧时任命专门官吏主持历法，“敬授民时”，“便程东作（按时春耕）”，“便程西作（按时秋收）”。舜时设置专门官员，制定箫韶，一名舜乐。

舜在位时曾讨论治国之道，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学。舜曾召集禹、伯夷、皋陶等讨论治国之道，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皋陶提出了“知人、安民”两条，禹加以发挥：“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还提出了“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等官吏的九德。这种治国理论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国策，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五帝时代不但有了完备的国家机构，而且有了相对稳固的大规模的疆域，黄帝时，“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舜时，“方五千里……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左传》记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而且对各地方物，知之甚详。与《叔夷钟》所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可互为参证。文献中所载可能个别有失实之处，如鸟夷（一作岛夷），有些地名尚待进一步考证，如记述颛顼时疆域中的蟠木。但其中大部分地名是可考的，司马迁也进行过实地考察。

总之，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相印证，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作横向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不是夏代，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进行争霸战争，逐步走向统一，并向周围地区征伐，到禹时代初步建立了统一国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

（《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

姚波

尧舜禅让与五帝文化



谢宝笙



五帝时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是中华民族远祖从元谋人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积累了一百多万年量的进化而取得的一次质的进化。这个质变非同小可，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使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因此五帝时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五千年。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时代，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之前的文化，纵使有一些多元的因素，但经五帝时代的巨大历史实践和融合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特色已完全建立起来。而彪炳后世的禅让事件，则在五帝文化的融合与形成中有着凸显的核心作用。



一、古文献上的尧舜禅让



大禹精神是五帝时代文化的总结，反映了五帝时代，特别是五帝时代后期——尧、舜时代的文化。禹根本就是活动在尧、舜时代的重要人物，所以大禹精神可以直接代表这时代的精神。

大禹宏观事迹的可靠性已无可置疑。至于尧、舜事迹的可靠性又如何?除最新考古成果可给宏观背景以支持外，从古文献中也可以整理出尧、舜事迹的根据。考古资料只能给予历史一个大略的背景，而文献则能提供较详尽的历史细节。将考古成果和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史的真貌才能逐步呈现出来。

尧、舜历史事迹的重点是在“禅让制”之上。

近代学者对于禅让传说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为疑史或疑古派，另一为信史派或解史派。疑史派可以康有为和顾颉刚为代表。康氏认为禅让传说是战国儒家者流为托古改制而伪造的(见《孔子改制考》)，而顾颉刚则认为禅让制应出诸墨家之手(见《古史辨》第一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细考文献，尧、舜禅让传说，除见于《尚书·尧典》以外，普见于《论语》及几乎所有战国诸子的论著之中。其统计如下：

《论语》有6篇8节论及尧、舜及禅让传说，分别是《泰伯》3则；《卫灵公》、《雍也》、《宪问》和《尧曰》各1则。

《孟子》全书14篇有12篇30多节中，把尧、舜描绘成推行仁政的典型君主。

《荀子》32篇中有21篇共40节论及尧、舜。

《墨子》59篇中有11篇多次大力崇扬，并且细致地描述尧、舜禅让说。

《庄子》33篇中有23篇38节论及尧、舜和禅让之事。其中有称赞的，也有嘲弄的，甚至借题发挥的。

《大学》和《中庸》也有一些关于尧、舜的记载。

《管子》76篇中共有14篇19节涉论到尧、舜，但未有直接提到禅让之说。

《商君书》虽然反对儒家崇尚先王之道，而且言辞激烈，甚至批评尧、舜的行为，但仍然承认尧、舜乃“非私天下之利也，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算地》)。

《韩非子》一书对尧、舜禅让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认为“舜逼尧，禹逼舜……”(《说疑》)。可是《说疑》之说显然是出于故意曲说。《十过》篇就有自相矛盾的说法：“昔者尧有天下……日有之所入，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此外还有《解老》、《安危》、《功名》、《外储说右下》、《忠孝》各篇都有尧、舜之禅让说记述，认为尧、舜是“能立道于古，而垂德于万世”的明主。

总结以上诸子百家的言论，“可以肯定地说：先秦的法家，无论是管子、商鞅或韩非，也无论他们如何批评或推崇尧、舜之道，尧、舜禅让传说是他们经常援引以阐述他们的政治理论的共同题材，该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换句话说，尧、舜禅让传说绝非先秦诸子任何一派的伪造故事，该是源远流长的古老原始传说之一。”(同上)所以康有为和顾颉刚等疑史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范文澜说：“战国以前书，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还保存两人时代不同的意义。”（《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页)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国语·郑语》有一处提到“夏禹”。但文献中没有称夏后禹的。这说明古人很清楚禹和启虽然是父子，但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启虽然实际上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且建立了夏朝，一直传下去，但大禹始终不被承认是夏朝的王。这说明禹及禹之前的一段时期，其权力继承是不同于夏代的，确实是存在着一个非朝代的时代现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大禹这个父亲，为何全面被剥夺了“夏后禹”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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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水与禅让制



禅让传说为什么引起史学界这么大的争论?一些疑古派通过否定尧、舜禅让说来一笔抹杀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他们认为禅让制度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在远古社会难以存在的理想完美制度，因而是后世学者的伪托；再连带地认为尧、舜传说也是伪造的而本无其人。他们说这个伪托是战国学者所为，因而这种完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

事实上禅让制度并不是传说时代的正常制度，在后代，如春秋之世，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禅让事件。五帝时代的王权继承似无定制；黄帝虽未传位其二子昌意和玄嚣，但却传于其孙、昌意之子颛顼。颛顼虽不传位于孙，但传位于族子喾。至于喾，乃传位于子挚，而挚以不善终，才由其弟尧继位。尧之继位，是所谓兄终弟及。直至尧传位给舜，既不传位于子，也不传位于孙，而是传位于原是庶民而后成为摄政的宰辅舜。这才是后世所美谈的禅让制之首次创举。所以传子传孙之世袭制才是五帝时代的正常继承制。在联盟帝位继承之外，还有族内的继承制度，这些制度仍不乏世袭的。所以不应将五帝时代的两次禅让制当作是原始社会酋长制度现象，因而将五帝时代定义为原始社会的末期。

尧传位于舜时，一些人包括舜自己是主张尧传位给其子丹朱的。可见禅让制乃是尧首创的，而传子传孙之世袭制才是五帝时代的正常继承制度。尧禅让给舜后，舜又禅让给禹，这是五帝时代最后的一次禅让事件。其后就是禹之子启继承禹，开创夏朝，再恢复世袭继承制。不过这次恢复的不是部落联盟的继承制，而是变成朝代的世袭继承制度。

禅让事件只成功地实行了两次，并且是在联盟的“帝位”的继承之上，非部族内部的继承。此两例非传说时代或五帝时代的固定制度，与两三个历史人物的特殊风格固然有关，但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特殊形势所致。

禅让事件的关键是在尧传位给舜上。尧传位给舜，其意义除是首创性之外，还包含着将权传给另一个部落的性质。《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由此可知舜源出东夷，其生地诸冯自应在东方。孟子还说，尧让位于舜的时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黄河自洛阳以东的一段为南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说：负夏在卫地。南河之南与郑说负夏可以对应。鸣条，一说在今开封附近。这样舜之早期活动中心在今河南省东部，就是东夷人了。所以舜即位要“之中国”，所以尧让位给舜，实是将权力自“西方”转让给“东方民族”。尧传位给舜大体上是和平进行的，没有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的历史迹象。这可能反映尧、舜、禹时代，因为洪水和治水的大事件，出现了另一次民族大融合。舜“之中国”即位，反映舜从家乡到“中国”——联盟中央政府所在地任职，反映“共识中国”已容纳东夷民族的人，并且让他们的代表人物作“盟主”。如果舜是东夷人，他履天子之职多少体现东方民族的利益。在尧的时代，在民族和平大融合的大前提下，也反映东方民族之兴起，其势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压倒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民族”。东西民族之势力兴衰交替和洪水成灭、治水的成败有密切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在尧的统治年，国家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有洪水；有丹朱、共工和鲧等不才之臣；有四大罪犯；还有“天出十日”的神话传说。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又曰：“舜囚尧，后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史通·疑古》引《竹书》云：“舜放尧于平阳。”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孰以天下而传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亦说：“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以吴刀。”

这些记述和《孟子》等所记述有所不同，主要是强调了尧、舜继承中的权力斗争因素。从前文看，尧、舜、禹之禅让制大致可信，难以简单用权力争夺说排斥之。不过，权力斗争的记述，可以作为和平禅让记述的一个补充。事实上尧让舜、舜让禹都不可能由君主个人意志可以决定，而是要看政治经济形势，要看施政效益和诸侯的意愿。所以对禅让的提出，有一些人就持激烈反对的态度，这是正常的。《竹书》和《韩非子》所记，正好是合乎事理矛盾细节的补充。看来尧让位给舜是为形势所迫，虽有反对的意见，最终也是作了禅让的决定。于是权力转移大致上采取和平的方式，征伐不服者还不是由继位者来执行。

因为“禅让”不是父传子和世袭，特别是尧让舜，是黄帝的西方集团让“天子”之位给东夷人。这一方面说明华夏集团的活动地域已扩大到东夷地区，中华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反映西方集团势力衰落，东方集团兴起，所谓“昔尧德衰”也。“德衰”反映在洪水为患，共工、鲧等大臣之无能，治水失败，内部不和，“十日并出”等。尧将权力和平地让给东夷人舜，并且妻之以二女，使两个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就赢取了后世对他的称赞。

在尧之世，最大的灾难集中表现在洪水上。可是在尧之世，洪水并没有治好。尧让位给舜后，才在大禹的手上把洪水治好。禹是尧、舜的大臣，当尧提出将权力转给舜时，禹没有反对，表现他和东夷人的关系良好。禹虽不完全是东夷集团的人，根据世系记录，禹还是中原集团的人。不过禹娶涂山氏为妻，以及后世越人认为禹为他们的祖先，这说明禹和东夷人的关系密切。如此看来，禹治水成功，为世人根除了水患，造福于民族，因而成为中西两个集团共同接受的人物。而舜再让位给他，也反映权力不能长期集中在东夷人手上。

无论如何，禅让事件的产生和洪水为患与治水成功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尧、舜的德行特别高。由洪水为患和治水成功，产生了两次禅让事件，同时也促成夏朝的建立和连续的父传子世袭政权之巩固。这说明禅让不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而是由形势所决定；同样，禅让制之消失，也是由如此的形势使然!并不是什么“德衰”。这点孟子在答复弟子的疑问时也有所说明。



三、禅让理念与文武之道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礼记·祭法》)，文武之道，一方面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指文治武功。文武之道统一起来，就是一张一弛的统治之术。周文王之文治，集中表现在对周族人的教化，对纣暂时的忍让；周武王的武功，集中表现在对纣之征伐，建立周朝。文王与武王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就是周克殷、建立周朝的基础。周文王的策略突出了对商朝的忍让，但忍让中包含着进攻。周文王在世之时征服了商四周的国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文王之道是文中有武。武王之成就以伐纣为主，但征伐中有忍耐，所以在观兵孟津后仍然按兵不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更是大动作地建设国家，所以武中有文。《易经》是描写周克殷的进退策略和克殷后的建设，也就是对“文武之道”既具体——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迹，又抽象——进退之道的哲学描述。

《竹书》和《韩非子》关于禅让的相反记述，补充了禅让传说的“进”和“武”的一面。禅让的本质是权力的和平转移，但政权的转移是以政治势力的变化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充满斗争和争夺意识。在取得权力的舜和禹的角度来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进——退——进”的步伐变化而取得的，这不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吗?尧死后，“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史记·五帝本纪》)。舜死后，“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同上)。这不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之成功吗?如果舜和禹完全不想要帝位，他们可以像叔齐、伯夷那样坚决。但舜和禹最后仍是接受了天子之位，说明他们不打算一退到底，最后还是进。反之禹死之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益一退就不能再进了。

“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孔子、尧、舜也是人，不会对权力完全无动于衷。况且正确运用权力，可以造福百姓。孔子教弟子的主要目的是在做官，“学而优则仕”。孔子自己早期也很渴望得到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所以舜和禹利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成功地取得政权，在儒家来说是天公地道的；反对的只有道家的一些人。《孟子》等著作强调禅让事件的“让”和“退”的一面；而《竹书》和《韩非子》等书则是强调了禅让事件的“争”和“进”的一面。现在看来，两者确实是对事件整体的补充。

对禹来说，禅让事件反映了其在治水前的屈伸之道，其细节较大禹治水为简要。大禹是五帝时代的总结，他的功劳是多方面的。大禹本身也牵涉及禅让事件之中，而其屈伸之道比尧舜更为成熟、更为全面。大禹以龙的哲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朝代，以龙的哲学影响了夏朝的统治者，并且使其逐步巩固起来。大禹的治国哲学一直传至孔甲之时才衰失。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姚波

尧舜禹与“禅让”（节选）



李学勤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还揭示，约从公元前2500年以降，在以长江、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文化同一性因素大大增强。不仅民族文化区开始形成，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例如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相照应，而且各个地区文化之间的联系、交往也频繁了，这应是《尧典》所载，要求这时领袖人物有“和合万国”之仁德与功绩的历史背景。然而，考古资料还揭示此时氏族贵族阶层出现，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日益明显。例如在古有大夏或夏墟之称的晋西南，发现了一批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群，其中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已发掘出的700多座墓葬，揭示出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大型墓9座，约占总数13%弱，墓主皆男性，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龙纹盘等一套特殊器物，尤其是其中5座大型甲种墓，更随葬有商周时已成为王室重器的鼍鼓、特磬。中型墓约80座，占总数114%，死者都有木棺或彩绘木棺。此外，有成套的随葬器物，包括有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石器、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或有考究的殓衾，还有的有制作精美的大量饰物。而610多座小型墓往往没有木质葬具，没有任何随葬品，密集地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互相叠压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座随葬鼍鼓、特磬的大墓集中在一片，前后距离各一半上下，从墓地的布局和排列看，可以认为是在同一氏族乃至同一家族茔域之内……墓位排列情况及随葬陶器的细微变化，都显示出……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研究者认为这些实实在在的考古资料，才是借以建立上古信史的依据，而它和“禅让”传说的某些理解是有所抵牾的。

确实，这些新的发现对我们认识“禅让”传说有重要意义。曾有研究者认为，在尧、舜、禹时代财产公有，领袖人物不仅要和普通氏族成员一样胼手胝足、粗饭敝裳，还得吃苦在前，所以领袖职位无须相争，必然相让。现在看来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尧典》赞扬尧的品格有“允恭克让”，《史记》作“为富不骄，贵而不舒”，已指出领袖人物处于“富”、“贵”的地位，与一般社会成员拉开了距离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且陶寺墓地揭示，这时已有了实际的“世袭”，五代领袖相继出自同一家族，延续时间约在百年上下，这也和文献记载尧、舜、禹的“年龄”均达百岁相合。因为一代领袖虽不可能有百年寿命，但在古代社会，同一氏族的继任领袖，往往继承前任的名号，尧执政九十载，应是产生于该氏族或家族若干代执政者的积年。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六十一践帝位，执政三十九年，百岁崩于南巡途中的舜也是这样。被尧选中的舜与“践帝位”的舜及“崩于南巡”的舜应属于同一家族异代同名的几代首领。所以这些文献记载，也透露出当时确存在实际上的“世袭”。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6～239页）

姚波

龙山文化中的舜崇拜（节选）



魏笙



山东龙山文化的大体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年之间，这恰恰是传说中尧、舜、禹为部落首领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下发掘的增多，许多不可考的上古传说不断缩小着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本文想通过对有关传说与史料的综合分析，证明舜对龙山文化的贡献，并通过先民对图腾的崇拜，进一步确立舜在齐鲁大地的特殊地位。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将部落首领神化是可以理解的。传说中的舜，便是被神化了的居住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部落的领袖。据《孟子·离娄章句下》载：“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对“诸冯”，历来所指不一。然而无论是范文澜所认定的诸城也好，还是有人所说的菏泽也好，按孟子的说法，都没有跑出“东夷”的范围。东夷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从《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元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这段以鸟纪官的记载中，以及《诗经·大雅》对太公“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赞美里，都不难找到根据。值得一提的是，“舜”字在甲骨文中是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具有寓鸟于人，人鸟合一的含义。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凤凰这一东夷族的图腾。《说文》中讲：“凤，神鸟也……出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舜之为人，正如孟子说的：“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因此，当舜统一了山东半岛的莱夷及鲁南苏北一带的淮夷等若干以鸟为图腾的小部落，当一个更大的鸟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东方时其图腾也就变为集众鸟之美于一身，“出东方君子之国”的凤凰了。我国古代有“凤凰为瑞鸟，有圣王出则凤凰见”的说法，那么把万民拥戴的君王比作凤凰，赋予舜以图腾的含义，使之成为自己部落的保护神以求永保“天下大安宁”，也便顺理成章了。史载，舜即位后，乐工用五彩羽毛为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呈现“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实际上就是东夷先民对图腾崇拜，对舜崇拜的具体写照。

舜之所以受到拥戴与崇拜，除了“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外，更重要的一条则是为民办实事，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上古的典籍中是不乏记载的。

（《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

姚波

龙山文化中的舜崇拜（节选）



魏笙



山东龙山文化的大体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年之间，这恰恰是传说中尧、舜、禹为部落首领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下发掘的增多，许多不可考的上古传说不断缩小着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本文想通过对有关传说与史料的综合分析，证明舜对龙山文化的贡献，并通过先民对图腾的崇拜，进一步确立舜在齐鲁大地的特殊地位。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将部落首领神化是可以理解的。传说中的舜，便是被神化了的居住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部落的领袖。据《孟子·离娄章句下》载：“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对“诸冯”，历来所指不一。然而无论是范文澜所认定的诸城也好，还是有人所说的菏泽也好，按孟子的说法，都没有跑出“东夷”的范围。东夷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从《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元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这段以鸟纪官的记载中，以及《诗经·大雅》对太公“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赞美里，都不难找到根据。值得一提的是，“舜”字在甲骨文中是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具有寓鸟于人，人鸟合一的含义。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凤凰这一东夷族的图腾。《说文》中讲：“凤，神鸟也……出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舜之为人，正如孟子说的：“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因此，当舜统一了山东半岛的莱夷及鲁南苏北一带的淮夷等若干以鸟为图腾的小部落，当一个更大的鸟部落联合体出现在东方时其图腾也就变为集众鸟之美于一身，“出东方君子之国”的凤凰了。我国古代有“凤凰为瑞鸟，有圣王出则凤凰见”的说法，那么把万民拥戴的君王比作凤凰，赋予舜以图腾的含义，使之成为自己部落的保护神以求永保“天下大安宁”，也便顺理成章了。史载，舜即位后，乐工用五彩羽毛为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呈现“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实际上就是东夷先民对图腾崇拜，对舜崇拜的具体写照。

舜之所以受到拥戴与崇拜，除了“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外，更重要的一条则是为民办实事，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上古的典籍中是不乏记载的。

（《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

姚波

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



马世之



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系指从黄帝历经颛顼、帝喾而至尧、舜的时代。根据许顺湛先生选定的年代框架：帝舜一世50年，约为公元前2150—前2100年；帝喾十世（包括尧）400年，约为公元前2500—前2150年；颛顼九世350年，约为公元前2900—前2550年；黄帝十世以上1520年，约为公元前4420—前2900年。大体而言，五帝时代的上下限主要在距今4100年前至6500年前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约2400年之久［1］。从宏观上进行考察，这个年代构架基本上可以作为研究五帝时代的重要参考数据。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之世已有城邑出现。《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中州杂俎》载：“黄帝筑邑造五城。”《淮南子·原道训》曰：“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记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案》诗谓：“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逮至帝舜之世，“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2］，表明彼时已有都邑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中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就是五帝时代城邑的历史见证。

郑州西山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西，距离黄河4公里，北依西山，为自洛阳延伸而来的邙岭余脉，山岭在遗址东侧戛然而止，恰似黄河中下游之交的脊轴；南临枯河，遗址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南缘，正是绵延不绝的豫西丘陵与东南一望无垠的黄淮平原的交点。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南部已遭破坏，城内面积25万余平方米。该城址外面有壕沟环绕，最近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等多种方法，表明其建筑技术的进步，现已发现城门2座，分别为西门和北门。从西门北侧城垣上发现的基槽和柱洞推测，这里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发现房址200余座，其布局事先经过规划设计，有些房址分别位于一号道路两侧，门皆向北，朝向北城门；此外，还有一座面积112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基址北侧有一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广场；在房址底部、北城门下、西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3］。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该城址年代距今5450—4970±70年［4］。迄今所知，西山城址属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或称大河村类型）遗址发现的唯一城址。许顺湛先生主张西山城址是黄帝时代的古城。他说：“郑州古城属于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类型）……如果把秦王寨类型的仰韶遗址分布结合文献来分析，西山古城应属于黄帝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引谯周曰：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有熊国地望何在？《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也。’《帝王世纪辑存》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路史·后纪五》注：‘〔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由此可知：第一，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第二，黄帝都有熊；第三，黄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郑。从秦王寨类型遗址分布来看，有熊国的地域并不局限于新郑，它至少还应包括新密、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有熊国。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分布区），其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组成部分，在西山发现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国的城，如果别处没有第二座城的发现，西山古城必定是有熊国国都。黄帝都有熊，是有熊国君，因此把西山古城称为‘黄帝城’是无可非议的。”［5］如果上述分析无误的话，则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当为黄帝时代的城址。

濮阳高城高城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125公里的五星乡高城村。现已发现北垣长2600米，城址规模不详。龙山时代城址较小，后世城址不断扩大，除北垣外，还勘察出东垣北段长250米，西垣北段长150米。城垣距地表28～36米，高约7米，底部宽度22～26米，面积约400多万平方米，出土龙山和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推测为春秋时代的城址［6］。据今本《竹书纪年》载，颛顼“居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也说，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云：“东郡濮阳，故帝丘。”嘉靖《开州志》载：“颛顼城在东郭里，去州二十里，所谓帝丘者。”颛顼城就是帝丘。后世昆吾与卫也曾都此。《读史方舆纪要》说：“昆吾城在开州东二十五里，其地有颛顼城，城中有昆吾台，台周五十步，高二丈。”公元前629年，狄人围卫，卫成公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30公里卫南坡中）迁至帝丘。高城城址与文献记载中颛顼、昆吾和卫都帝丘的时代、地望相符。高城龙山文化城址应为颛顼所都之帝丘。在龙山文化城址基础上修筑的春秋城址则是卫国的都城。“从颛顼都帝丘到春秋时卫国迁都帝丘，绵亘两千多年，在大部分时期内，帝丘都是中原地区知名的都市。”［7］

襄汾陶寺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东北75公里的陶寺镇南，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四个自然村之间，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整个遗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位于陶寺村西至宋沟一带，可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56万平方米。小城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居西区）和上层贵族居住区（居东区）。一般贵族居住的西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层贵族居住的东区的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早期小城的城垣在中期废弃，但小城内的宫殿区到中期可能继续使用。

中期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利用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一般居民区和仓储区等，小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中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利用了小城的东垣和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中期大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的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五帝时代最大的古城。早期小城在中期大城内，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部。一般居民区位于中期大城的西北部。中期大城的东南部为仓储区。

中期小城位于中期大城南城垣外，即中期大城垣外的东南部。中期小城内紧靠大城东垣偏北部是一处贵族墓地，墓地以南是宗教祭祀区。宗教祭祀区内发现一处观象台，北依大城南垣，平面为半圆形，半圆形外径22～25米，总面积大约1400平方米。根据城墙夯土中出土的遗物以及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判断，陶寺城址营建于早期，扩建于中期，毁于晚期。此外，城内也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迹。城内墓地出土有成组的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还有鼍鼓、特磬、石（玉）钺、红铜铃和内壁绘有蟠龙图案的陶盘等［8］。陶寺城址发现后，许多学者主张，“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很可能是当时的重要建筑所在地，这与《史记》记载的尧都平阳相吻合”［9］。陶寺城址属陶寺文化中期，按碳十四测年估计，当在距今4400—4200年或4300—415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时代相当。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又说：“舜所都，或言平阳，或言潘。”陶寺城址很可能是尧、舜所都的“平阳”。

辉县孟庄孟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台地上。辉县市地处豫北太行山南麓，横跨我国第二级地貌台阶向第三级地貌台阶过渡地带。孟庄城址位于第三级地貌台阶的山前倾斜冲积平原上。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均为直墙。东垣保存较好，长约375米；北垣西端被毁，残长260米，复原长度为340米；西垣残存中部和东半部，残长180米，复原长度约330米。西垣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原有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南垣全部被毁，已不存在。城墙的筑法是铲高垫低，先将地基整平，然后在内外两边取土分段堆筑而成。夯层不很规整，厚约10～15厘米。城墙内侧设有夹板以便增加墙体的高度，东、西、北三面城垣的墙体内侧都发现有夹板留下的木板灰痕及向生土下挖的固定木板的基槽，夹板向内侧为护坡。主体城墙基础部分宽13～14米，内部附加部分6～7米。城垣保存最好部分仅高05～12米。筑城垣时，由内外两面取土，内侧取土沟形成内壕宽6～8米，深达3米左右；城垣外侧的城壕，宽约20米，壕底距当时地面38～48米。城垣外有10米的斜坡，应为城垣与外壕之间的过渡带。保存较好的城东北角呈圆弧状，宽约28米。城门门道位于东垣正中，宽约21米，里边有多层路土。门道两侧发现有东西向基槽，贴近墙基的一侧有竖置的木板灰痕。

城内发现龙山文化晚期房址9座，多为长方形，少数为圆形，有的居住面抹有白灰面，多数为地面式建筑。城内西南和中北部发现灰坑278座，多数是贮存食物而废弃后的窖穴。城内中南部发现水井4眼，井口为长方形和方形两类，深约4米。井底多堆积有用于汲水的泥质灰陶高领瓮。墓葬17座，发现于城内中南部，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有瓮棺葬4座。根据遗迹遗物推断，孟庄龙山城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100年。需要指出的是，龙山城址上面是二里头时期的城址，二里头时期城址上面是殷墟时期的城址。从而形成了极其罕见的龙山夏商三叠城［10］。

辉县古称共县，“共县本为共工氏故地”［11］。《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史记·五帝本纪》云：“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辟……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禹攻共工国山。”由此可知，共工最早曾与颛顼争帝，继而乃为尧之水官，旋又被尧、舜所流放，最终遭禹之攻逐。其经历既然如此之久，断非一人所为。因此共工大概就是一个氏族、部落或者部族、古国之名。共工氏主要活动在太行山东麓一线，从时间和空间地域来考察，辉县孟庄城址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周围，地处嵩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向东面对辽阔的黄淮平原。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溱水自北而南注入颍河支流双洎河（古洧水），古城寨村东、南两面皆为新郑市境，因而该城址正值新密与新郑交界的溱、洧二水汇流处。古城寨城址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方向349度。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12］。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13］。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14］。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15］，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姚波

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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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16］；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7］；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18］；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19］；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20］；夏鼐先生说，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21］；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22］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23］，“它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24］。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在考古发现的五帝时代城址中，公认为尧、舜之都平阳所在的陶寺，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里程碑。陶寺城址同中原地区其他早期城址相比，它将版筑城垣规整形态与更大的空间相结合，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中国早期都邑城址的规模似乎是在陶寺城址突破了200万平方米的大关。已经发现的其他早期城址内，有的可以确定贵族居住区，但缺乏明显的边界，而陶寺城址内功能区划不仅明显，而且各功能区之间有明显的空白地带，仿佛起着隔离带的作用。如早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内东南、中期大城内东北，西边以大南沟为界与下层贵族区分开，南边以早期小城城垣Q10为界，形成真正的宫殿区，面积约67万平方米。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可能被设置在中期大城西南角（今沟西村至宋村一带），距宫殿区约1300米远；中期大型普通居址被安置在中期城址西北角（今中梁村）一带，距宫殿区约800米远。将宫殿区明确地同其他功能区隔离开来，把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限制在远离宫殿区的城角，既便于集中管理，又体现空间的控制权力，这表明陶寺城址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把持着高水平的空间控制权。当城址规模巨大时，城内的路网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是城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根据地质专家分析判断，纵贯陶寺早期城址南北的大南沟—南沟、纵贯中期城址的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很可能是大路，这两条南北大道分别是陶寺早、中期城址的中轴线。陶寺中期城址将中期王级贵族墓地和观象授时祭祀台等祭祀遗存用城墙围在城南的小城内，形成特定的“鬼神区”，开了后世陵园、寝庙围城的先河，从物化形式上提升了鬼神区在城址功能区划中的地位。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左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陶寺城址内由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是实现储藏贡赋、实行再分配、备战备荒等国家行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应为国家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何弩先生明确指出：“陶寺城址在聚落形态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是史前城址发展的顶峰，乃夏商都城模式的初始，是中国早期城市化一道重要的门槛，我们认为陶寺城址已具备早期城市的雏形。”［25］

除陶寺城址外，被认为是祝融之都的古城寨城址，也跨过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门槛。古城寨城址内东北部发现的由一号房址和四号房址所组成的宫殿建筑群，在早期城市中是极其罕见的。“宫殿基址的发现，不仅为商代宫殿区位于城东北的布局开了先例，也为夏代二里头宫殿基址的来源提供了依据，使古城寨城址成为夏文化发展和建筑艺术传承的桥梁……从其性质看，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直接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所以城中要营建宫庙之类的建筑，成为文明过程中最容易观察到的物化载体。有无这些建筑也是都邑与村寨的重要区别之一。”［26］

五帝时代后期，中原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发生了长时间的洪水泛滥。《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云：“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孟庄、王城岗等城址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洪水控制体系的建立与中原早期文明的关系极其密切。为了从事治水等大型公共工程，需要建立中央权力机构。尧、舜时期，共工、鲧、禹在治水过程中，动员了大量劳动力从事公共工程建设，使跨宗族地域的早期国家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并形成与防治洪水有关的早期城市。

五帝时代的筑城高潮，发端于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城址除城垣外，还环绕着两道城壕，建立起多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少见的；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其建筑技术的进步；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有面积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在房址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凡此种种，表明黄帝时代的西山城址已经不是带围墙的原始村落。许顺湛先生主张这是一处权力中心，认为“必是有熊国国都”［27］；杨肇清先生认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中国始建城市的年代提前到距今5300年”［28］；任式楠、吴耀利先生也说：“郑州西山仰韶晚期遗址为研究城市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29］从西山城址的发现，到陶寺古城的兴起，经历了黄帝至尧舜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其规模和功能规划等方面考察，西山城址显得更加原始一些，不过从城市起源发展的历程考察，西山城址似可划入“雏形城市”之列。

除上述诸城址外，还有五帝之一帝喾的都城尚未找到。今本《竹书纪年》说：“帝喾高辛氏元年，帝即位，都亳。”《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都亳。”《史记·五帝本纪》载：“至高辛即帝位。”《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水经注·谷水》引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水经注·河水》又说：“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尸乡亭位于汉魏故城东，尸乡亭东为偃师尸乡沟商城，帝喾所都之亳大约就在这一带。不过，目前尚未发现与此时代相当的城址。

五帝时代，除发现黄帝、颛顼、尧、舜、共工、鲧的城邑外，有的城址内也出土过文字与铜器，并找到了大型祭祀遗址，有关文明的诸要素均已具备。以郑州西山城址为标志，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站在当今已有的考古成果上回眸，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注释：

［1］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史记·五帝本纪》。

［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4］张玉石：《史前遗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5］［27］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12日。

［6］［7］张相梅：《帝丘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3期，2004年12月。

［8］a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b《山西襄汾陶寺城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0日。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月。

［9］小牛：《山西襄汾陶寺发现尧时代古城》，《大河报》2000年6月6日。

［10］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109页。c袁广阔：《龙山夏商周三叠城——辉县孟庄遗址》，《启封中原文明——20世纪河南考古大发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12］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42页。

［14］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

［15］a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79页。b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6］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18］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131～168页。

［19］转引自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97年第5期。

［20］张光直：《古代中国及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21］夏鼐：《中国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2］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23］［24］刘庆柱：《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形成》，《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25］何弩：《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

［26］蔡全法：《新密古城寨城址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地位》，《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28］杨肇清：《谈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古城及其重要意义》，《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29］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

（《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

姚波

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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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尧舜禅让的实质看传子制的确立



马兴



禅让制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举能授贤制度。从先秦到清代，学者对此深信不疑。直到近代，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禅让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后，尧、舜禅让遭到怀疑。随后，顾颉刚提出禅让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同时尧舜的禅让是墨家提出的，舜禹的禅让故事是后人添加上去的［1］。杨宽则认为尧舜禅让传说来源于神话［2］。当然也有学者对禅让持肯定态度，郭沫若认为唐虞时代是一种母系中心的社会，父子不能相承，酋长产生是由一族的评议会推举出来的［3］。钱穆和郭沫若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唐虞禅让说释疑》中云：“唐虞禅让，为中国人艳传之古史，自今观之或殆为古代一种王位选举制之粉饰的记载也。”蒙文通则认为禅让是争夺的结果，“盖帝丹朱与舜并争而帝，而诸侯归舜，伯益与启争而为天子，而诸侯归启，此虞、夏间揖让之实，其关键乃在得失诸侯也。”［4］尽管今人对禅让制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一］，但仍存在分歧，笔者认为禅让制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先秦诸子及后世出土竹书对禅让的记载



先秦诸子对禅让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尽管诸书记载略有不同，甚至相反，但从记载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禅让制的蛛丝马迹。

儒家通过赞美尧舜高尚的品德，大力宣扬禅让制度。《孟子·滕文公上》：“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儒家的禅让观中透露着天命的思想，《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尽管《荀子·正论篇》提出“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的观点，但这种思想来源于其所处社会现实，不能因此否认儒家对禅让制的肯定。

墨家亦肯定禅让制。《墨子·尚贤上》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家的禅让说包含着尚贤思想。

法家批评禅让制。《韩非子·说疑》载：“古者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举之。’”显而易见，韩非子批评“舜禹逼上弑君而求其利”的行为，否定尧舜禅让。但是，在禅让制上，他没有充分的证据否定这个事实，这在他的著作中时有表现。《十过篇》云：“尧禅天下，虞舜受之……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此处，韩非子则肯定了禅让制。韩非子矛盾心态在《显学篇》得以披露，该篇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表面看来，这则材料是韩非子批评儒、墨对尧舜事迹的不同取舍。实际上，韩非子受时代的局限，在对禅让进行评价的时候，同样带有主观性。《韩非子》中篡夺观念的存在，反映了尧舜禅让过程出现的传子思想。

道家反对实行禅让制。《庄子·则阳》记载了尧欲将其位传于许由、子州之父，舜欲将其位传于子州之伯、善卷、石户之农及北人无择而遭拒绝的事实。老子正是通过赞扬许由诸人的高尚情操，以表达他反对禅让制的态度。但道家并没有否认禅让制的存在，道家认为：“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发然”［5］、“尧授舜，舜授禹”［6］。

后世出土的竹书可以印证禅让制的存在。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竹简，其中有《唐虞之道》篇，该篇赞扬尧舜禅而不传的精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对尧舜的授贤不授子的禅让作了肯定，“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7］。《容成氏》篇除对尧舜传贤作记载外，对尧以前的帝王的禅让也作了记录，“卢氏、赫胥氏、乔结氏……神农氏、垆毕(从辵)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8］，同时该篇还对尧前的一位帝王作了记载，由于简残缺，不知属何帝王，其文云：“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食人，道路无杀伤者，上下贵贱，各得其世，四海之外宾，四海之贞，禽兽朝，鱼鳖献，有无通，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终。”［9］

总之，从先秦时期的资料记载来看，尽管诸子各家对禅让制表达了不同态度，但禅让的存在毋庸置疑，竹书的相关记载则是对上古帝王举贤传能事实的补充。

二、禅让制的实质



禅让作为上古帝王实行的一种纳贤传能制度，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授贤不授子；第二层是不同族邦首领担任族邦联合体领导者。授贤不授子无需论述。第二层含义则要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来探讨。

五帝时代是“天下万邦”的格局。“万邦”指当时社会上有成千上万个不同血缘关系的邦，有相同血缘关系的群体组成一个族邦。“邦”又称“国”，《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诸侯”是后人用语，实际上“诸侯”便是族邦的首领。又“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10］，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授贤风气流行，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族邦的首领是贤能之人。只有贤能之人方能领导本族邦的人民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本族得以生存。《韩非子·五蠹》言：“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断，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麑，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劳苦，确实需要一位贤能的族邦首领带领本族人同自然作斗争。

尧、舜、禹便是当时三个不同族邦的著名首领，他们分别代表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陶唐氏和夏后氏属于华夏集团，有虞氏代表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属于古代宗教集团［11］，他们的活动区域分述如下：

陶唐氏居晋南。《左传·哀公六年》：“维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应是《禹贡》中的冀州，其地略当今山西、河北两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谓尧号“陶唐氏”，其初封地在“今定州唐县是也”。定州唐县即今河北唐县一带。但正义引《帝王纪》又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又引《括地志》曰：“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卫斯论证了“平阳”不是今太原，应在今山西晋南临汾［12］。近年，在晋南襄汾发现了陶寺文化遗址，王文清认为陶寺文化遗址应为唐尧文化［13］。综合以上事实，笔者认为陶唐初在河北唐县活动，后定都平阳，活动于晋南。

有虞氏亦处晋南。《尚书·尧典》：“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集解引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历山西。”《水经注》载：“河东郡南有历山，舜之耕所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经历山下。”历山处晋南，这从上博竹简中可得知，《容成氏》篇记载了夏桀打败岷山氏后，取其二女琰和婉，火北去其邦，即离开其南都阳城(今河南登封)，跑到北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汤又攻打其北都，桀乃逃之鬲山氏［14］。此鬲山氏就是历山氏，据此，历山当在今山西垣曲、永济一带。上博竹简为战国作品，其可靠性不容忽视。因此，妫汭二水在晋南。虞的地望，《水经注》载“河水东过大阳县南”，注云：“桥东北有虞原，原山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河东大阳县即今山西平陆县。又《五帝本纪》：“舜，冀州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上文已论历山在晋南，而《括地志》又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既然雷首山和历山为同一山，则历山下的沼泽当可为雷泽，应即今永济县西的张阳池［15］。或根据《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认为舜处晋南今山西运城。至于说“舜是东夷之人”，徐旭生作了解释，“秦汉是虞县，亦称为古虞国。为舜子商均之封地。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这种情况，可能接近于事实”［16］。有虞氏处晋南亦有考古资料印证，许宏、安也致认为陶寺遗址为有虞文化遗存［17］。读者会问，上文提及陶寺文化为陶唐氏，此又云陶寺文化属有虞氏文化，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陶寺文化并不属于单个族邦的文化遗址，他应属尧舜族邦的文化遗址。王克林对此问题作了专门论述［18］。

禹兴于西羌，后迁于大夏，定都阳城。禹最初处西羌，《史记·六国表序》“禹兴于西羌”，《新语》亦载：“大禹出于西羌。”“羌”和“姜”系一音多转，羌即姜，可指姜水，也可指姜姓之地。此处的西羌指姜水流域，即今陕西岐山、扶风、武功一带。禹兴于此，故周人自称“我有夏”，还有“丰水东注，维禹之迹”［19］、“信彼南山，维禹甸之”［20］的记载。禹辅舜后，东迁大夏。大夏之地，《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左传·哀公六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夏虚正在汾、浍之间。再后，禹渡河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夏后氏族邦主要活动于晋南豫西一带，考古学上，分布于此的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和三里桥类型极有可能是夏后氏的文化遗存［21］。

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主要活动于上述地区绝非偶然，河东盐池为三大族邦提供了丰富的食盐，食盐作为人类不可缺少的食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柴继光认为：“三代先王尧、舜、禹在建立他们的‘帝都’时，除了考虑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之外，对河东盐池这个能够为他们部族提供不可选择的盐食资源的因素，无疑会很重视的。”［22］除此之外，尧舜时代发生祸及人类的洪水亦是他们聚集河东的一个重要因素。《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23］，“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24］。面对这次洪水灾害，人们只能往高处迁徙，而“山岳绵亘，高原错互的北方的冀州、中央的豫州由于全不会有洪水”［25］便成为人民迁居之处。尽管这些地区受洪水危害较轻，但只有将洪水治理成功，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危害。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单个族邦无法完成治理洪水的任务，在这个前提下，尧、舜、禹等众多族邦联合起来，建立了族邦联合体。《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族”指的是和尧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以尧为首领组成一个大的族邦。“百姓”指尧这一族邦外的其他邦的成员。伪孔传：“协，合也。”是古人训协为合，合是分的反义，合是乖的反义。“协和万邦”反映尧和其他族邦联合起来，建立合和关系，组成族邦联合体。尧、舜、禹先后是族邦联合体的领导者，他们空前团结起来，担负起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



三、传子制的确立



新事物是通过战胜旧事物得以真正新生的。在这一过程中，斗争往往具有持续性、复杂性，它往往只有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飞跃达到质变。传子制度的确立也是如此。在传子制确立前，尽管尧、舜实行的是禅让制，但实行过程中已经孕育了传子的因素，传子思想出现萌芽，而将传子制确立下来的则是禹。

治水为传子制的确立提供了契机。为了治理这场洪水，各族邦结成联合体，集众族邦的人力、物力来对付这场自然灾害，同时也需要一位统一规划的领导者，方能合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治水重任。于是，尧首先当上了族邦联合体的首领，尧老时舜继任，后来舜又传给禹，但在传位时出现了“舜逼尧，禹逼舜”［26］、“昔尧德衰，为舜所囚”［27］、“舜囚尧，复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8］等现象。我们可以从治水来追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尧、舜当上族邦联合体的首领后，利用职务之便，积累私有财产，而欲将其位传于丹朱、商均，但禅让在民众中影响甚远，更重要的是尧、舜族邦尚无绝对的实力实现传子，最后尧只能把首领的职位传于舜，舜则只能传于禹。

认为尧舜时代是一种集体劳动、财产公有的时代是错误的。陶寺遗址为分析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1978年到1982年，考古人员在陶寺发掘了700多座墓。这些墓中，大型墓有9座，占总墓数13％弱，分为甲、乙两种，其中甲种大型墓中发现了反映王权的钟鼓、特磬等器物。中型墓约80座，占总墓数的114％强，分为甲、乙、丙三种，相对于大型墓来说，中型墓中的随葬品的数量减少。小型墓610多座，占总墓数的87％以上，分为甲、乙两种，绝大多数墓中没随葬品。不同类型墓葬反映了死者生前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的悬殊，表明在陶寺早期私有制已经确立，氏族成员共同从事集体劳动、平等分配产品的原则已经遭到破坏，大、中、小型墓反映的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29］。正是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传子观念的产生。

传子制的实现是禹完成的。禹实现传子和他治理洪水的成功密不可分。禹治水的过程，此不赘述，但禹治水成功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禹身体力行，亲自治理洪水，在对公共事业机构的利用、民心向背上，为尧、舜所不及。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将众族邦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然后进行人力、物力的协调与再分配。随着再分配活动的扩展和形式化，禹的权力或者说权威也随之扩展与正式化，因为禹作为再分配者的要位愈益成为有用的，甚至成为不可缺少的。相反，禹随着领导权日益巩固，治水过程中人员、物力这套再分配机制也愈加依赖于禹。这样，禹控制了进行再分配的治水管理机构，从而掌握了天下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禹的权威逐渐提高，职位也越来越巩固。由是，禹便利用职务之便变公有财产为私有财产，增强本族邦在族邦联合体中的地位和实力，并提拔本族邦成员以培养自己的势力，乃至禹的族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30］。表面上看禹准备授贤于益，实际上禹扩充本族势力，举用“启人”担任族邦联合体中的重要职位，为启继位作铺垫，“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在启也”［31］，启继位已是大势所趋。同时，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接触，禹的权威在治水过程中无形形成，而治水的成功使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空前提高。“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32］是人民对禹的赞扬。夏后氏具备了实行传子的因素。“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33］禹虽然把职位传给了益，可是其他族邦以启为君，朝觐、讼狱均去启那里，启继位条件成熟。尽管启继位有“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34］、“启于是乎攻益自取”［35］和“益干启位，启杀之”［36］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不能因此否认禹治水过程中在人民心目中树立的权威及其获得的财力是启能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由此，传子制得以确立，夏王朝建立。



四、结语



上古帝王实行禅让制由来已久。尧、舜禅让实质上是在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三大族邦首领之间进行。这一时期，发生了罕见的大洪水，为对付这场自然灾害，各个不同血缘关系的族邦联合进来，结成族邦联合体，尧、舜、禹先后担任了族邦联合体的首领。与此同时，代表华夏集团的陶唐氏、夏后氏及古代宗教集团代表有虞氏利用其当首领职务之便，为己谋取私利，尧、舜已有了传子的思想；而禹利用治水之机，并借人民的拥护，扩充“启人”势力，最终确立了传子制，夏王朝因之建立。

参考文献：



［1］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2］杨宽：《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4］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第75页。

［5］《庄子·庚桑楚》。

［6］《庄子·天运》。

［7］［8］［9］［10］［14］［35］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250、254、258、279～281、276页。

［11］［15］［16］徐旭生遗著：《尧舜禹》（上），《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3、8、9页。

［12］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

［13］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18］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文物世界》2000年第1、2期。

［19］《诗经·大雅·文王之声》。

［20］《诗经·小雅·信南山》。

［21］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22］柴继光：《尧、舜、禹相继建都河东探因》，《寻根》2000年第2期。

［23］《孟子·滕文公上》。

［24］《孟子·滕文公下》。

［2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26］《韩非子·说疑》。

［27］［28］［36］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3、65、2页。

［29］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30］［31］［3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2］《左传·昭公元年》。

［33］《孟子·万章上》。

注释：



［一］如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王汉昌：《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杨平安：《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等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禅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天府新论》2007年第1期）

姚波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一）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



赵东升



一



文献典籍中有关虞舜的传说和记载，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多，结合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传说，有可能作出一些新的探索。

关于有虞氏的地望，史书大致有四种记载：

《孟子·离娄下》篇：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史记正义》所引《孝经援神契》：“帝舜生于姚墟。”

《帝王世纪》：“瞽叟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

以上4种记载是文献中所见关于舜帝出生地的最早的记载，其中《孟子》、《史记》的史料价值大，所记比较可靠；《孝经援神契》是两汉之际出现的七纬之一，纬书的大部分内容荒诞不经，其中一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帝王世纪》所出虽晚，但其博采经传杂记而成书，故亦有一定的史料意义。这几种记载中提到舜帝的出生地有3个，即“诸冯”、“冀州”、“姚墟”。关于这3种说法历代有多种解说［1］。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有虞氏地望问题的讨论增加了新的契机。李伯谦、田昌五、张敏等曾先后指出，分布于鲁西、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即是有虞氏文化［2］。

笔者认为，鲁西、豫东说既有丰富的典籍文献之支撑，又有较多的考古发现佐证，应该符合有虞氏地望的实际情况。

关于虞舜去向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诸说，主要有几种观点：1陕南汉中地区；2湖南零陵(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3浙江会稽(今浙江杭嘉湖地区)；4江淮东部地区。

“汉中说”因只见于《世本》，为孤证，故暂置不论。

湖南零陵区至今还未发现相当于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有湘乡岱子坪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其中部分器物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所常见，部分器物又与石峡文化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3］。晚于夏时期的有零陵区菱角塘遗址，其文化遗存已与广东、广西东部和赣西南一带的几何印纹陶遗存相一致［4］。类似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或这一类文化因素的孑遗，在湘南地区根本不见，因而有虞氏部族迁徙湖南零陵之说，从考古学上无法予以证实［5］。考虑到新石器末期的全国大势，我们并不否认虞舜部族可能也曾经迁徙到了这个地区［6］，只是现在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我们的想法，这也是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引起注意的问题。

江淮东部说以张敏为代表，他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仅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虞舜迁徙的原因，虞舜迁徙的路线，甚至是具体的生活场景，而且对与当地文化交往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为有虞氏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7］。

邹衡、李伯谦曾经对有虞氏的去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是囿于当时考古材料的缺乏，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首先提出有虞氏去向问题的是李伯谦先生。在《论造律台类型》一文中，李先生指出：“比较大的可能是，造律台类型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二里头三期文化开始出现为止。”［8］邹衡则认为，豫东的商邱地区，“未必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由于同鲁西南地区接壤，也有可能是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9］。然而不论是二里头文化，还是岳石文化，都不是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后继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李伯谦先生所指出的“是取代，不是继承”。

江淮东部兴化南荡和高邮周邶墩遗址的发掘以及点将台文化的提出为最终解决有虞氏的去向问题提出了新的方向。南荡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王油坊类型晚期文化遗存基本一致，从陶器来看，有的还有继承和发展演变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有虞氏部族曾经迁徙到了江淮东部地区。

近年来在太湖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它可能证明虞舜部族迁徙到了更远的太湖东南部地区。这或许证明了史籍文献和传说中的舜迁会稽地区不为虚说。

关于舜的族属，学者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二种：一种认为舜属于黄帝族，一种认为舜属于东夷族。持黄帝族说的学者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文献中记载的有虞氏的世系，认为有虞氏既然“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那么舜出身于黄帝族无可置疑，更有学者从图腾角度加以佐证，认为有虞氏以仁兽驺虞为图腾，与黄帝族以兽为图腾的特征相符。此外，持这一观点者还对东夷族说所坚持的《孟子》中记载的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予以反驳，认为“东夷”的方位在古代是相对而言的，孟子所说东夷应指山西永济。

坚持东夷族说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东夷”的确切地望却又持不同的观点，王晖认为“东夷”当指浙北上虞一带，何崝认为指今鲁西南和豫东北一带，还有学者从论证黄河以东都可称“东夷”出发，确定“东夷”应在今山西西南部一带［10］。田昌五认为有虞氏就是居于豫东的东夷族［11］。通过上文对虞舜的地望和去向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有虞氏属东夷族，并且是居于鲁西南和豫东北的东夷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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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太湖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虞舜传说，这是一种和文本传统同时存在的口头传统，造成这种口头传统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这些地方至今依旧存在着与舜相关的“纪念物”或遗迹。

说到浙江境内有关虞舜的遗迹，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东南沿海两个古老的县名——上虞、余姚。上虞与舜的关系十分密切。据郭沫若考证，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上虞”地名［13］。《水经注》卷四十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路史》称：“舜之支庶或食上虞。”《越中杂识》又说：“虞舜支庶封于余姚，又封于上虞，以虞称国，故曰上虞……而其地有历山、舜井、象田、陶灶，皆其子孙象舜所居而名之者。旧以为舜生长于是，则附会矣。”

关于余姚，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又云：“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曰余姚。”顾颉刚先生说过：“余姚、上虞二县名及百官地名，在西汉时已成立，它们何以名姚?又何以名虞？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的原因。”［14］关于为什么会在许多地方出现舜的传说，孔君诒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尧舜禹故事的原始地应该在江浙皖一带。因为舜是殷族，他的传说随着殷族的向北迁徙，所以才到了山东、山西一带［15］。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尧舜禹的故事在此地的延续性和广泛性。

在上虞、余姚一带，除了县名之外，与虞舜相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姚江，又称舜江和舜水。宋代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所云：“水有渔浦、三抚，地有姚邱、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灶，汲焉有井，祀焉有庙，皆其遗迹也。”据方志记载和民间传闻：握登山，是舜母的生地；虹漾村、谷林，是舜的出生地；历山，是舜耕种之地；渔浦湖(今白马湖)，是舜捕鱼处；陶灶，是舜制陶处；粟里，是舜储粮处；舜井，是舜避父母迫害处；百官桥(又名舜桥)、百官里、百官镇，是舜率百官避丹朱处；指石山，是舜登山处；姚邱，是舜葬处；象田山、象田岭，是舜死后象为之耕田处；虞舜巡狩台，是舜巡狩处；舜王庙，是祭祀舜的地方；还有舜王山、舜江，也都是用来纪念虞舜的。特别要提到的是舜王庙，比起其他纪念物来，它对传说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据乾隆《浙江通志》，虞舜庙在绍兴府境内有四座，一在余姚历山，一在上虞百官，一在上虞梁湖北，此三座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另有一处，在会稽东南百里，即今绍兴县王坛镇。历史上，以这座舜王庙为中心，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舜王诞辰”前后的几天里，绍兴南部山区和与其毗邻的上虞、嵊州、诸暨等地民众十多万人，常在此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除此之外，在嵊州市北部，距县城13公里处有舜皇山村，旧时有舜皇庙、舜井。后因建造龙皇水库，庙、井均已为水淹没。在萧山的南部桃源乡有舜湖，所在地的村落称为“舜湖村”。在永康县南部，有一处釜历山，山巅有舜田、舜井、舜潭。正是以上这样一大批与舜相关的纪念物(遗迹)的长期存在，为太湖东南部地区虞舜传说圈的形成及其绵延不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我们研究虞舜文化的一个需要考虑的地区［16］。



三



太湖东南部除了虞舜的传说之外，还有关于防风氏的传说。防风氏神话传说处在华夏集团大举南侵，武力征服与文化融合百越民族这一历史时刻［17］。

有关防风氏的记载古籍中并不多，散见于《国语》、《史记》、《越绝书》、《述异记》等，其中以《国语·鲁语下》交待得较详细。

《国语·鲁语下第五》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仲尼曰：“（防风氏)，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韦昭注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

《史记·孔子世家》：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集解》：“韦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吴郡永安县。’骃案：晋太康元年改永安为武康县，今属吴兴郡。为釐姓(《索隐》釐音僖)。《家语》云姓漆，盖误。《系本》无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集解》王肃曰：“周之初及当孔子之时，其名异也。”

《后汉书·张衡列传》：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汤谷，日所出也。孔安国注《尚书》：“禹代鲧为崇伯，故称伯。”《吴越春秋》“禹登茅山，大会计理国之道，故更名其山曰会稽”也。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左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客曰：“敢问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食言谓后至也。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乌程、临安、余杭、武康故防风氏国。

《通典》：“湖州，春秋时属吴，吴灭属越，越灭属楚，古之防国焉。”《太平寰宇记》：“湖州武康县，古防风氏之国，防风氏在县东一十八里。先名封山，唐天宝六年敕改焉。”《路史·国名纪乙》载：“防风，釐姓，守封、禺之间，二山在今湖州之武康。”罗苹注：“《吴兴记》云：吴兴西有风渚山，一曰风山，有风公庙，古防风国也。下有风渚，在今武康东十八里，天宝改曰防风山。禺山在其东二百步，《说文》作禺山，禹十二代孙帝禺所居，皆妄。今钱塘之金鹅山，《郡国志》云：防风氏封此，山下有风渚。然谓古即瞒国者，又缪。”《国名纪乙》并列有汪芒，“即汪罔，《说苑》云：汪芒，釐姓。《说文》云：封山在吴楚间，汪芒之国，历代故以为防风也”。

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各地已经采录的防风氏口承资料有21则，防风祠遗迹5处，基本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范围内。其中以德清县封山南麓的防风祠最著名，它始建于西晋元康初年，距今1700多年，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加以扩建，今已废圮，仅存殿基，可看出规模极大。湖州市三合乡还有与防风有关的封山、禺山、风渚湖（又称下渚湖)、防风洞、防风井等遗迹［18］。

通过以上文献和口承资料，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防风氏分布的中心地在浙江省湖州市，而其活动地域涉及宁绍平原、上海和苏南等太湖东南部广大地区［19］。

关于防风氏的族属问题，学者多有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董楚平的东夷说［20］，方酉生的古越先祖说［21］和何光岳的先黄帝后东夷说［22］。根据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我们倾向于其为古越固有支系的意见［23］。

研究防风氏的学者基本都认为防风氏部族在夏代以前已经形成。但是在防风氏与具体考古学文化的指认上却仁智互见，有的认为防风氏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体［24］；有的认为其产生于良渚文化鼎盛时期(或晚期)，是良渚先民中一个大部族的首领［25］；有的认为防风氏自河姆渡文化始就已在太湖东南部繁衍生息，直到良渚文化末期被华夏族所灭［26］；还有的学者论证防风氏本居山东，商周时才迁居到吴越地［27］。我们认为防风氏应该是在良渚文化末期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活跃的力量的［28］。

太湖东南部还有夏禹的传说。《越绝书》卷八：“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史记·夏本纪》：“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葬于会稽之山。”

以上的传说都涉及到一个地名会稽。以往研究的会稽地望涉及到浙江杭嘉湖平原、安徽涂山、山东、辽西、河南、河北等地。在对诸家观点一一辨析以后，我们发现，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绝大部分明确认定禹巡狩和归葬的会稽位于江南。到了秦代，秦始皇“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到了西汉，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直到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氾论训》才提出会稽在他的家乡辽西的观点，同时又并提“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的观点。20世纪初杨向奎先生提出会稽本在山东的观点后［29］，才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赞同者。

关于大禹和越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越为禹后，夏族是在夏末商初随着夏朝的败亡而开始迁徙此地的。只是禹在此治水和归葬此地的传说不符合实际［30］。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反对越为禹后说［31］。笔者认为，华夏族和越族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部族为了彻底消灭各地的抵抗力量才来到了越地，也就把中原的文化因素带到了越地，或许还开始统治了古越地，这从稍后的马桥文化中含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就可以看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各传说与实际地望的耦合上可能有所偏差，我们只能指定一个大致的位置。因为古代部族的生活区域经常变动，尤其是在社会大重组的原始社会末期，再加上不同地域的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也会成为传说丰富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生活区域当不会超过这一大致位置。



四



在太湖东南部平原上存在的最大的三个传说是关于有虞氏、防风氏和夏禹氏的。那么为什么不同族属的三个部族会同时出现于这个地区呢?我们认为：华夏族侵占了有虞氏在豫东南的居地后迫使有虞氏南迁，有虞氏先后到达了江淮平原东部和太湖东南部。在太湖东南部与本地固有的防风氏集团联合形成了一股反抗夏族的强大力量，从而招致了夏族统治者的诛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1良渚文化的灭亡与防风氏的关系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古文化之一。然而，就其年代下限和消亡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最近在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表明，良渚文化晚期之后，大致距今4300—4000年前后［32］，分布在太湖地区的是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它上承良渚文化晚期，是良渚文化的延续或后续。这样，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就可以分为良渚文化晚期、以鱼鳍足鼎及细颈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即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和广富林文化三种时代先后的文化遗存［33］。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以前学术界先后出现了海侵说、特大洪水灾害说、对外战争说和统治集团内讧说等多种观点。目前，学者多认为良渚文化末期的洪水事件更有可能是良渚文化衰亡的导火索。在良渚社会鼎盛期之后，面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只要一点燃这根导火索，这个社会就会一泻千里，无法挽回［34］。考虑到防风氏治理洪水的神话传说，笔者认为，点燃这根导火索的正是防风氏。而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可能正是防风氏所创立的文化。

2有虞氏与防风氏的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有虞氏文化在太湖地区表现为广富林文化，那么广富林文化和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防风氏文化的关系如何呢?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被分为两期，第一期早于广富林文化，而第二期大致与广富林文化同时［35］。依据出土的材料，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两期之间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在第二期时不光继承了第一期的文化内涵，同时渗入的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因素更多，在本地也就是广富林文化的因素。而广富林遗址中第一段大致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第一期时代相当，当归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而第二段则被认为与第一段无源流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遗存［36］。第二段应该就是有虞氏的文化遗存。笔者认为：防风氏部族创造的文化大约在4300年左右取代了良渚文化，而表现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分布范围遍及苏南、上海和宁绍平原，而中心应在杭嘉湖平原地区［37］。4200年左右有虞氏部族的到来打破了这样的格局，取代了防风氏在上海地区的统治区域，在广富林遗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同文化相互取代的情况［38］。这样在太湖东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种文化交流联合的态势。它们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共同分布于太湖东南部地区。

3夏族与防风氏的关系

龙山文化中晚期，整个社会正处于大迁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战争契机、治水契机、海侵契机和以中为尊契机的影响下［39］，华夏族势力向外扩张，并且参与到边远地区文化的重建当中。太湖东南部地区也不例外。从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来看，无论是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还是广富林文化遗存都远没有二里头文化发达，如果单是势单力薄的防风氏，断不为夏所惧的，但是被华夏族逼迫南迁的有虞氏部族的介入，无疑将会成为夏族的心头大患。防风氏与有虞氏的联合无疑会成为华夏族扩张的障碍。大禹诛防风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有虞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者［40］。大禹诛防风，是夏族与有虞氏和防风氏矛盾尖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4有虞氏在江淮地区东部和太湖东南部特点的对比

相对于在江淮东部地区的存在时间来说，太湖东南部的虞舜文化生存的时间非常短，并没有像在江淮东部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点将台文化那样发展，此地后来兴起的马桥文化中也主要包含的是当地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41］。江淮东部地区地势低洼，生存比较艰难，发展的空间很小，并没有引起夏族的注意。而太湖东南部古文化发展基础好，发展势头猛，所以有虞氏在此地的生存就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夏族注意而导致毁灭为结局。

姚波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二）


五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龙山时代到夏代初年，太湖东南部地区先后分布着防风氏、有虞氏和夏禹氏部族的文化。防风氏是适应良渚文化末期治水的形势而兴起的一支新兴力量，它最终取代了良渚文化。有虞氏是在华夏部族的逼迫之下由中原经由江淮平原东部而最终迁居此地的，在此地与防风氏联合的基础上创造了广富林文化遗存。有虞氏与防风氏的结合导致了夏族对此地的军事行动。此后夏族对此地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中原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之间也就开始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龙山时代中晚期是个大动荡的时期。太湖东南部地区由于某种尚无法确定的原因，经历了发展史上少有的低潮期。该地区古文化发展中原来相对单一的清晰稳定的继承模式被颠覆，古文化发展轨迹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外来文化参与了古文化的重建。从南荡、广富林、钱山漾，再到点将台、马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方龙山文化因素和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南渐甚至是部族南迁的进程。

以上这些就是虞舜南巡狩的实质，以及广泛流传于此地的防风氏、有虞氏和夏禹氏的神话传说的本源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考古材料不甚系统，历史文献相对缺乏的条件下而形成的认识，尤其是其中关于防风氏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传说，难以考实。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注释：

［1］a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于《五帝本纪》“冀州之人也”句下注云：“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b《史记正义》又于“舜耕历山”句下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濮州雷泽县，“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c宋代孙奭《孟子疏》认为《孟子》与《史记》的记载一致，故谓“今云舜生于诸冯，则诸冯在冀州之分”。即认为举方域是为冀州，论具体地名则为诸冯。d宋代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谓“诸冯，在河中府河东县，其地有姚墟”。c清代焦循《孟子正义》谓：“青州府有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书城诸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就疑近是。”乃谓诸冯在山东之诸城县。f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八《离娄章句下》谓“诸冯，传说在今山东菏泽县南五十里”。g徐旭生明确指出：“今河南极东与山东交界处有虞城县，秦与两汉时全叫作虞县，自来也认为是虞国旧地，这与《孟子》所说相合……虞城为有虞氏的旧地。”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脚注。h郭沫若认为有虞氏的活动中心在豫东的夏邑。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6页。

［2］a李伯谦依《左传》哀公元年少康“逃奔有虞”及杜注“有虞，梁国虞县”之史料，指出“有虞即秦汉时的虞县”。从(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笔者注)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b田昌五认为：“帝舜有虞氏姚姓，在今天豫东地区。古代在今晋南地区确实有一个有虞氏，只不过是姬姓有虞氏，可能就是后来被晋国灭掉的虞国之先”，“把姚姓有虞氏如实地恢复起来，它只活动于今豫东地区”，“帝舜部的文化即王油坊类型的中原龙山文化”，“舜在夏代之前，这和王油坊类型的年代是相当的”，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反映了这种类型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23～146页。c张敏在归纳诸说的基础上认为：“分布于豫东皖西北的颍水、涡水、西淝水、浍水流域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即有虞氏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一地区亦即有虞氏的地望。”见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3］a湖南省博物馆：《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b何介钧：《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4］湖南省文物局：《1979年以来湖南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5］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6］［40］从中国其他有虞舜传说的地区来看，都伴随有“禹征”的传说，比如湖南永州的虞舜传说，就伴随有禹征三苗的传说。似乎可以说明，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族和东夷族的冲突是非常剧烈的，华夏族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必须先要彻底排除东夷族的势力。此时，东夷族的迁居和在当地文化的融合体中，应该是占有领导地位的。

［7］a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b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原始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c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d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e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8］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9］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周惊涛：《全国虞舜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

［11］“平粮台一期为大汶口文化，更能证明虞舜为东夷之人”，“众所周知，大汶口文化为古夷人的文化，这和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也’不期而合”。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

［12］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兼谈先秦姓氏礼俗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13］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95～602片甲骨，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75～480页。

［14］顾颉刚：《虞初小说回目考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

［15］孔君诒：《虞舜耕地葬地的探讨》，《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16］顾希佳：《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7］钟伟今、钟铭：《“防风故土”考察报告》，《湖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18］［26］董楚平：《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9］钟伟今：《防风神话研究现状概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3集，总第十五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20］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

［21］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的关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

［22］刘城淮：《防风与夏禹》，《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12卷第6期。

［23］目前我们已经可以从众多的考古学遗存中分辨出华夏、东夷和苗蛮的因素。目前在太湖东南部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了广富林确定为虞舜部族的以外，其他均是混合文化，并没有再发现独立于当地土著文化的华夏、东夷或者苗蛮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偏向于防风氏是根源于本地传统的一支古越部族。

［24］方酉生：《试论良渚文化与防风国》，见蒋炳钊主编《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张长工：《从良渚文化的断代释神话“大禹杀防风”》，转引自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3集，总第十五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27］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三章第一节《越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良渚文化因洪水或海侵而消亡已经有不少学者论证过，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马桥文化时期遗址数量的大量减少和文化层之间的广泛分布的淤泥层可以表明或许当时确实发生了大洪水。可以参见王海明《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之环境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本书的其他相关文章。兹不赘述。重要的是谁来治水，而最终良渚文化又被谁所取代。结合最近钱山漾遗存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发现和传说中关于防风氏为治水之神的记载，我们认为，防风氏即是应治水的需要而壮大的一支部族，并最终取代了良渚文化。其创造的文化即是钱山漾一、二段的遗存。参见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一版；《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29］杨向奎：《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禹贡》1994年第3期；另见《夏代地理小记》，《禹贡》1994年第3期。

［30］a林华东：《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于越源流》，《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b林华东、何春慰：《再论绍兴会稽与大禹》，《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林文中所提的夏末商初夏族开始南迁吴越地的观点有出入，因为马桥文化的年代已经提前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它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自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有关马桥文化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蒋炳钊：《“越为禹后说”质疑》，《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32］关于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可以参见蒋卫东《良渚文化下限年代的探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34］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35］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36］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37］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地点主要有：吴江龙南、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绍兴仙人山等。

［38］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地点主要有：江阴花山、昆山绰墩、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宁波慈城小东门、绍兴马鞍、绍兴仙人山等。关于广富林遗存的年代可以参见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39］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41］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