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姚波

古史文化与“户口”之争



孟世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地方史、志编纂工作的重新启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开展，姓氏文化研究的兴起，出现了对古史名人、名事之争，学术界称为“户口之争”。有人担心近些年来有的地方在官员支持下，当地学者从古文献注疏、地方史、志中找出一些传说的证据，证明当地是上古某位帝王、将相或著名人物的故里、故都、活动地、死后的葬地等，另一地方也如法炮制证明他们那里才是，如此将古史文化弄得混淆不清贻误后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古代史中争名人户口由来已久，熟悉先秦史的都了解，这种户口之争大多争先秦时代的人物和事件。本来先秦时代就有许多谜团，先秦以后对古文献的注疏，史家著述中的记载又有种种不同，后世地方史、志将某人、某事编入其中，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或新修庙、祠、堂、馆，或拨款重建，以达到提升该州、县、乡的地位和知名度的目的。如此就给研究造成许多困难，近二十多年来“户口之争”除延续历史之外，还有新内容，即：给当地旅游业增加历史文化内涵，给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问祖、为家乡兴业投资提供证据，这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之一。这些作为先秦史中多种文化来看未尝不可，但是要把握一个度，一旦过度就会变成一种作伪，就会贻误后人。

所谓户口是指古史人物的出生地，即故里。最初争的是古代帝王、将相、文人名士或某方面有贡献的人物故里，后来发展到争这些人物的活动地、葬地等。古今这样的争论与古今地名有密切关系。探其源当与两汉以来注疏和私人著述有关，在此过程中又涉及两汉兴起的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经学之争”。什么是“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即先秦儒家编著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书，称“六经”。其中《乐》叫《乐记》，不能称经，实际只是五经。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李斯的统一文字，汉武帝时设学官“五经博士”，请老儒生教弟子。先秦的“经”是用“六国古文”写的，老儒教授是汉代隶书写的，于是首先在文字上发生今文与古文之争，之后是字句(古书无标点)、章节、篇目、解释之争。主要的争论在解释方面，因有师承关系对儒家的解说各有不同，地名是其中一大问题。东汉以来史家又对经师家的解释加以注疏，他们已不限于经，对史、传也注疏，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三家注”。在对经、史、传的注疏中，古今(当时)地名就更加各有所据，各说其是。后世编纂地方史、志就正好尽可能地将有利于当地的地名纳入其中。

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理分布是重要部分，地名是其中的重点。地名的产生大体是：一部分以山、水、林、田等自然物为名，另一部分以氏族、部落姓氏为名。源头在先秦时代，先秦的跨度很长，从距今约一万年进入文明时代(已为考古所证明)至秦始皇统一(前221)。在夏朝之前六千年左右是氏族制社会(原始社会)，在后世文献记载中这时期有许多传说的“帝”、“王”，如：盘古氏、伏羲氏、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轩辕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他们就是分布在各地的氏族、部落领袖。还有形容为“小邦林立”的中小氏族、部落。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争斗、分化、兼并、迁徙的变化，有的被灭，有的合并，逐渐由若干氏族、部落组合为大部落，又由大部落组合成联盟，虽由分散走向统一，但分化、迁徙仍然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大小氏族有各自崇拜的图腾，自然界中的一切(包括动物、植物)都可以作图腾。图腾之名大多就是氏族名，迁徙后的族居地就以族名为地名，再迁徙到别处又留下族名，也有因被并入其他氏族不再用原来的名。即使到夏、商时期仍然保留这个传统，因此就留下不少异地同名的古地名。

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料被称为“浩如烟海”，记载先秦时期的大小地名数以千计，其中不少在后世多有变更。大多古地名的今地要完全对照准确几乎不可能，两千多年来经过史家不断探求，只有一少部分较为准确，其他的在没有新证据之前仍然是疑案。现代地名也有不小变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按省、市、县、乡、村设置，不仅一些地理位置的归属与历史上有所不同，地名也有许多改变。要了解先秦时期一个地名，尤其是春秋时期以前的地名是当今的什么地名，都要一朝一代地上溯，如果有古文字为根据还较容易，否则很困难。因为春秋以前的地名都是后人根据口耳相授传承下来载于史册的，传承之人各有所据，也不尽相同，载入史册中也就各说其是，加之后世注疏家们的不同解释就更复杂化了。记载地名的汉文字起源有多种说法，目前能完整表意的汉文字只有“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甲骨文中反映出商代的地名约有1050个左右，卜辞中人名、族名、地名有不少是同一字形，只有分析卜辞的大意才能识别。但要判断是今天何地则不太容易。甲骨文是商王朝后半期的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经几十个朝代，有的地名变化很大，只有根据先秦时期的史籍或考古发掘出土的其他文字资料为佐证来判断，才可能获得相对的准确。

传统说法三代前(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和其他人物都是口耳相授代代传承，到有文字记录时期才载入史册的，先秦文献中对一些人物具体的里籍、葬地已不甚了解。如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国语·晋语四》中只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上古水系非常发达，河流纵横，姬水、姜水两条古代水道当是有源有流，但在今天什么地方呢?后世也有一些叫姬水、姜水的大小河流，如陕西、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都有市、县称在当地有姬水或姜水，或称是炎帝之都、黄帝的故里等等。自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较具体地写了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在坂泉、涿鹿作战，败炎帝，杀蚩尤后，东征西伐“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崩，葬于桥山”，其后坂泉、涿鹿、釜山、桥山在长江以北一些地方出现，这些地方至今都在争黄帝作战处、建都地、葬地桥山的所有权。

尧、舜、禹是华夏部落联盟领袖，处于由联盟过渡到王朝的时期。尧、舜因禅让被史家尊为圣人，因此尧、舜户口之争较之炎、黄更多，真可谓“天下皆尧舜”。有关尧、舜的事迹主要见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中尧、舜的资料大多采自《尧典》，司马迁因《尧典》中只说“帝尧曰放勋”，未涉及尧的生地、葬地，还是很慎重的，未编生地、葬地。尧的生地、葬地是注疏家和后世史家著述中所为。综合各种注疏：尧为陶唐氏，号陶唐，姓伊祁氏。都平阳，为唐国，唐国是尧之裔子所封。在北面是夏禹都，汉代叫太原郡，在古翼州太行恒山之西，南有晋水。《括地志》中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汉书·高帝纪》臣瓒注：“尧初都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颜师古注：“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尧山在南”。注：“尧为唐侯，国于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陶唐氏是大部落，尧当是世袭的氏族领袖，陶唐氏在尧之前后还有支族迁移而分布在不少地方，后世地方史家根据有关尧的传说，在修志时将陶唐氏裔族皆归于尧，因此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湖南等省的一些地方都有尧乡、尧都、尧山、尧冢的记载，都争说当地就是尧的故里或葬地。

舜是有虞氏的领袖，名重华，姚姓。又称有虞氏，或虞舜。事迹除《尧典》外，还散见于《左传》、《孟子》、《墨子》、《大戴礼记》等。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叙述的生平是：“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下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其中涉及翼州、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苍梧、九疑、零陵九个地方。仅就《史记》“三家注”所注的地方就出现在东西南北四方，这九个地方的今地又有不同之说。《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又涉及诸冯、鸣条两个具体地名和东夷这样的大区域，给后世研究虞舜历史文化造成不少麻烦。两汉以来历代地方史家修志或在著述中都写入当地是舜故里，有舜耕的历山，舜打鱼、制陶、做什器、做买卖、打井的传说，有后人纪念舜或舜二妃的祠、庙等建筑。于是今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的一些市、县都认为当地是虞舜正宗的故里。今山西运城鸣条岗有舜陵，湖南永州有舜陵，山东菏泽有舜冢等，葬地也是争论之焦点。

禹也是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的接班人。夏后氏首领，名文命，姒姓。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夏禹的事迹也见于《尧典》，又散见于先秦文献(包括金文)中。禹在华夏联盟中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分管土地。当洪水泛滥时鲧奉命治水失败被流放后，禹继鲧治水平土成功，有功于民被称颂为大禹。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叙述了治水平土全过程，足迹行遍“九州”，涉及中国大半疆土的地方和山川河流，后人称为“禹迹遍天下”。大禹作了夏后(王)十年，东巡狩死于会稽。夏禹治水平土不仅涉及山水地区，还涉及共工、三苗、涂山氏、四岳等氏族。又有不少的人物，如丹朱、皋陶、伯夷、益、夔、垂、龙、彭祖、契、后稷等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故禹兴于西羌。”西汉扬雄在《蜀王世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除了大禹死后葬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外，大禹的故里、治水凿的龙门、到过的地方、会诸侯的涂山等等，都有不少学术问题和户口的争论。

商是第二个王朝，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看，应当是开始在朝廷或贵族中使用文字的王朝。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殷本纪》，所载商族先公先王的世系和一些事件与卜辞中基本相同，证明《殷本纪》的可信。商文化的考古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各种遗存，出土青铜器有的还有铭文，证明了商近六百年的历史文化。商族起源和“前八后五”的迁徙，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学术问题，不算是户口之争，地名中的今地，人物中如伊尹、姜尚(姜太公)等的故里有争论。周是第三个王朝，史家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主要是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周的文字资料比夏商多得多，除先秦、两汉的文献外，西周还是青铜器发达的时期，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多有铭文，铭文由几个字到几百字，如中期的《史墙盘》有284个字，晚期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西周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出土文物资料有的内容还不见于文献记载，春秋、战国除文献记载之外，金文、刻石文字、简牍等等都是可信的史料。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出土文物的资料又比西周丰富。因此这段历史文化中主要是有的人物，如孙武、鬼谷子等人之故里，孙武写兵书之处，鬼谷子隐居授徒的地方，中小诸侯建都或迁徙的地方，一些古战场的今地之争。

盛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优良传统。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史或志以一卷或多卷本纷纷面市。其中不少是在短短几年就编成出版，有的还编纂了专史、专志出版。这些新编的地方史、志，其特点是以新资料、新观点来编纂。在修史、志热潮的推动下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在许多地方也逐步开展，有的经过古史学界和地方专家学者深入的探讨，发现过去不被重视或忽略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有不少的人物和事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编写的史书中见不到的。如果今后要编纂古代通史或专史，将这些研究成果吸纳于其中，将不再是枯燥的说教的书，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史书。开发、利用区域历史文化不仅能提高地方的知名度，还给发展旅游增加了历史文化内涵，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现代旅游业从起步到发展，尤其是国门开放后侨居海外的侨胞回国旅游、探亲、寻根问祖的日益增多，其中一些人与当地官员讨论家乡建设和发展问题，愿为家乡做贡献，捐资兴业等，更加促使一些地方官员争古代名人户口。

旅居海外的中华儿女有不少的宗亲会(或联谊会)组成团队回乡寻根问祖，但不是盲目地寻问，有的以族谱或家谱为根据，有的从史籍记载找根据。寻问者都愿意追寻原始的祖先，先秦时代自然就成为追寻的范围，于是姓氏文化研究也受启发日渐升温。姓氏文化研究离不开先秦历史各个发展时段，因姓氏文化与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要弄清某姓的根源必先弄清是来自什么时代?记载姓氏的古文献很多，如《国语·晋语四》：“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即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又“凡黄帝之子二十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韦昭注：“得姓，以德居官而赐之姓。”这些与黄帝不同姓的姬姓氏就是从黄帝部落中分化出来的氏族，也就是最早的祖姓。《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氏，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这些最早氏族的姓其后分化，迁徙到各地，故同一姓氏可在不同地方，这些地方史、志中就载入某姓之祖地。

近二十多年来，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一些史籍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新证，填补了史籍的遗缺。这里仅举两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陈杞世家》，对有1500年左右历史的杞国(夏禹之后裔)，只用270余字列出了个不全的世系之后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1999年9月，在山东新泰市召开的“杞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先秦史学界和当地的专家、学者根据甲骨文、金文、考古等资料，对杞国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补齐所缺的世系，清理出在今河南、山东迁徙的次数、时间、地点，认为：最晚于春秋初就在今新泰定都。次年出版了50余万字的会议论文集，被行家评为足本的新《杞世家》。姑蔑是春秋初鲁国的附庸小诸侯，故都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先秦文献只有只言片语，无头无尾的事迹又太简略，春秋后期又不知去向，历来在先秦著述中都略而不记，甚至有的先秦史博士还不知姑蔑是什么。2002年10月，在浙江龙游县召开的“姑蔑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先秦史和当地的专家、学者从甲骨文、金文、方志资料中基本上将姑蔑史探讨出个眉目。它是虞夏时期的氏族，先祖曾在商王朝为官，西周时为诸侯，西周末沦为鲁的附庸，后被迫南迁，沿太湖到了越国，成为越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最后在今龙游定都。

区域历史文化和姓氏文化研究，虽然在一些地方有正宗户口之争，但是也有不少地方吸引了寻根问祖者。每年都有地方举办大型的“文化艺术节”，其中祭祖活动和招商引资是主要内容，间或搞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有的地方效果很好，不仅吸引了较多的旅游者，一些项目也引来投资兴业者。也有效果欠佳的，原因是当地主要官员古史知识太薄，又急功近利，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词当然只能使业外人士半信半疑，业内之士则一笑了之。

古史文化与户口之争已有二十多年，主要争中华民族正宗发源地。由几省几地之争发展到一省四地分为四派之争。也有为了争舜的葬地不惜编造事实，某市一官员曾说：“我们这里考古挖出一座虞舜的墓。”问有什么根据?回答：“有‘虞舜之墓’四个字，考古学家来开会论证过。”可见此位官员连一般的古史知识都没有，根本不知目前发现的能完整表意的汉文字，只有商王朝后半期的甲骨文，虞舜时不可能有汉字刻在墓碑上。后来得知是：“文化大革命”时将明清时修的墓破坏，当地政府重新修复，在这位官员口中变成是考古挖出的。如此的人和事还有一些，虽然是极少数，但他们不惜违反历史科学的规律，不切合实际地夸张或作伪，有的还编写书籍，有的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品，实际是做贻误后人之事。我认为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古代历史文化应当从多方面来发扬光大。许多传说时代的人物、事件都是若干代后的记载，纪念性的地面建筑也是后人所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不必争充信史、唯一。这与春秋时期有当时文字记载不同，杞文化、姑蔑文化的研究，是先秦史专家、学者认真研究、多方面探讨后取得的成果，不仅解决了两千多年来史书中的遗缺，还寻找出最后的都城，既解决了历史问题，也开发出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该地社会经济逐渐地发展。

前面介绍过，先秦时代不少人物和事件在承传过程中有较多的分歧，上古氏族分化、后裔迁徙地方较多，作为历史文化来说，凡是涉及的地方都可以开展弘扬活动。如炎帝、黄帝、尧、舜、禹等等，全国有十几个地方有传说遗迹，都可看作是炎帝、黄帝、尧、舜、禹等的文化去弘扬，不必去争我是你非。如果仔细去查看史书，历史上凡是记载有这些传说时代祖先遗迹的地方，历任地方大小官员都在祭祀，有的是地方乡绅出面组织祭祀，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上的祭祀活动中有庙会，也有民间的文艺表演，当然其中渗入不少迷信成分。当时举办这类活动，有的也有经济效益，就是庙会中的土特产品交易，不像现代的要吸引海内外寻根问祖和招商引资。我向来主张“先祖大家祭”，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地争正宗户口，这样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利于在弘扬古史文化的同时，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持续发展。

（《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