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轩自传《历劫奋飞》第二部《弦月》

姚波

      冒险归巢
　　　话说红旗工商所的那伙恶棍，捏造罪名、到处造谣、兴师动众撒网放钓要抓我，不料两次同我打了照面，却仍然被我成功逃脱。他们只得守住我在汕头、潮阳的家和我的原单位，一直守了几个月，都无所获，汹汹气势便慢慢焉了。随着时间流逝，又涌现出新的专政对象供他们折腾，他们便渐渐将我扔在了脑后。
　　　厂里和江西方面的合作，虽然是来料加工，但江西方面只是提供了铜材、钢材、矽钢片等主要原材料，其他一些辅助材料以及发电机机壳等，则需要到汕头各地采购或定购。虽然厂里专门安排了两三名采购员负责这些工作，。但一些技术性强、关键性的配件，仍然需要我亲自去拍板定夺。每次前往汕头，我都尽量避开红旗区，常常以假名在红卫区、红阳区的招待所或者宾馆登记入住。
　　　想家的时候，像做地下党的工作一样，我得托人传话给小姨子，通过她再悄悄地和妻子，约好回家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深夜时分。晚星乍明，弦月初生，万籁俱寂。我隐身在家附近的一个墙角里，苦苦地忍耐、等待着。等到各家各户的灯火渐次熄灭，迫不及待又小心谨慎的我已经在附近巷道踱了好几圈！有几次，当我正要飞快冲进家门时，却突然发现邻居的窗后有人在张望，吓得我又躲了回去不敢动弹！
　　　苦苦挨到深夜，人们都进入梦乡，我才推开虚掩着的家门，一闪而进。而一直守候在门后的妻子立即关上门。
　　　“几番艰辛曲折啊，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我与妻子紧紧地握着双手，心怦怦猛跳！家还是从前的那个家，一切家具摆设依旧，人却多了几分沧桑！孩子们已经熟睡，浑然不知慈爱的父亲此刻正爱惜地端详他们沉睡的样子，给他们盖好被子，并擦去睡梦中流出嘴角的一点口水……
　　　春宵短暂，天还未亮，我又不得不离开妻子的怀抱，悄悄溜走。如此，跑来跑去虽然很累，但我心里喜滋滋的，家庭的温暖温馨弥补了我的奔波劳累，慰藉着我伤痕累累的心灵。如果有休息时间或风声不太紧，我有时候会连续数日待在汕头家中，我是多么留恋家庭的温暖啊！


　　　故知施援手
　　　不知不觉，我遭遇那场无端横祸已经一年多了。这件从头到尾荒唐透顶的案子，始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我被无故扣留的自行车、手表和一百多元现金也没有退回。
　　　江西的吕司令曾经承诺要到汕头帮我平反冤案，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他的到来。吕司令虽说已经退休了，但凭着他在战场翻滚了几十年及在汕头任过军区司令的经历，人脉宽广，汕头地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主任张孝长、武装部政委陈群和市常委副市长杨双坤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1973年初，我终于将吕司令盼来了。吕司令一来即入住汕头市迎宾馆，我天天陪伴在他左右，尽地主之谊。
　　　吕司令也没有食言。那天，在我的带领之下，吕司令及其夫人、张孝长、陈群以及他们的秘书等人，开着两辆在当时来说难得一见、相当“架势”（潮语为“威风”之意）的吉普车，威风凛凛地朝着我家而来，。一路上引来不少行人好奇的目光，人们停住脚步，议论纷纷：
　　　“哟，这车挺有派头的，肯定是什么大人物来了！”
　　　“可不是吗，不过到咱们这小地方嘛，就有点意外了。”
　　　“是啊，不晓得附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去谁家的啊？”
　　　　……
　　　当吉普车绕过窃窃私语的人群，停在我家小楼的旁边时，更引得附近的人们都聚拢了过来看热闹。吕司令等人在我的带领下走进了我的家门，早已迎候在家门口的婵珍忙着招呼贵宾们。附近两个居委会里办公的人们也被惊动了，当他们知道来者身份的时候，更是惊讶极了：“以前被人追捕的畏罪潜逃的投机倒把分子怎么会有大领导登门拜访？”
　　　当着领导们的面，我把自家房子的租赁簿拿出来，并把自己受迫害的经过详细地向他们诉说，然后又带领领导们参观了我家房子的里里外外。当领导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无不气愤至极。张孝长拍着胸膛说：“不用怕，不用怕，如果他们再敢来找你们麻烦的话，你就尽管来找我！”
　　　犹如长久连绵阴雨天后，终于盼到阳光普照，我心里温暖、踏实了下来，一家人甭提有多高兴！长期以来我们盼来盼去，就是希望能有个领导主持公道、为民作主。现在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大人物们”到来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以致周围的邻居还有那帮居委会的人一下子改变了对我们家人的态度。
　　　我不再躲躲藏藏，恢复了自由，扬眉吐气、高高兴兴地带着妻子儿女，到处逛街买东西、探望亲戚朋友。
　　　这天，我抱着儿子，拉着女儿，跟妻子刚出门准备到礐石车站坐车去潮阳，正好遇上工商所的郑良洽及其他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迎面而来，那姓郑一边走还一边低声地对另外两个人吩咐着什么。
　　　我见到他们时，心跳“砰”的一声突然加快，而本来还在笑着的脸也僵住了，像突然遭到冰封，脚也不由自主地发抖了。不过只是在一瞬间，我就恢复正常，因为我想到现在已经有人替自己主持公道了，还怕他们这些坏蛋吗？于是，我便保持轻松的姿态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响了起来：“姚泽轩，你往哪里跑！”
　　　我不慌不忙，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我干嘛要跑？我又没干什么坏事！”郑良洽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镇定，不禁愣了一下，随即缓过神来，气急败坏地吩咐同伴把我捉住！
　　　我立刻放下孩子，义正词严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力来抓我？我又没有犯法，而且你们只是工商管理所，并不是公检法机关。你们这是非法行为。你们到处捏造罪名，说我是行凶畏罪潜逃的投机倒把分子，我怎么行凶了？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投机倒把了？你们这是造谣、是污蔑……”
　　　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郑良洽等人被我一骂，竟哑口无言，最后只得说：“请你到工商所一趟吧，有什么话跟我们领导说才有用。”
　　　“去就去，你以为我怕你们啊？”我心想，案子一日不结自己也不能放心，这个事情终究得处理好，就跟着他们走了。我一边走一边继续骂他们，婵珍也在一旁帮腔，郁结于心很久的积怨，终于有机会痛快发泄。

                       
　　　悬案暂结
　　　我又一次来到怡安街34号红旗区工商所，就是之前我被关押拷打的地方。婵珍抱着孩子，紧紧跟在我身旁。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愤怒和怨恨都涌上心头。这个冠冕堂皇的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瞧，青砖楼房外面看起来整齐干净，有谁知道，里面却成了恶人们私设公堂、大搞刑讯逼供的场所！想起自己在这个地方遭受到的迫害，种种非人折磨如倒吊梁上、“关公背剑”、滚水烫脚，皮鞭抽打……，等等，痛苦的情形仍历历在目，令人愤恨！当我经过那间关过我的小监房时，当初那种无助、悲愤的感觉立刻充满心中，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真是心有余悸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想：“他们会不会又把我关起来呢？”但一想到有张孝长等这样一些正义和公道的市领导，我又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被客气地带上了二楼，工商所的人还殷勤地倒了两杯水给我们。
　　　“请你们在这里等一会，领导很快就过来了。”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温主任终于出现了。他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打招呼，仿佛他是我的老朋友，压根儿没有迫害过我：“姚同志，你好！你好！我们今天请你来是想把案子给结了，你就不要多心了！案子是我们经手的，搁在这里好久了，所以想尽快把它了结了。”
　　　我点点头，心想：“难得他们现在突然变成好人，都讲道理了。案子当然要结，案子一结就一了百了，以后我姚泽轩就不再有思想包袱，也不用再惶恐地东躲西藏，连累家人，一家人从此可以过上正常人家的生活了。”
　　　那温主任又假模假式地接着说：“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帮你把案子给结了，但是你也应该交代一下，上次你跑出去，上级领导还以为我们放你出去，我们还受了很多批评呢。”
　　　我一听，又来气了：“批评什么？交代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犯过错，我投什么机？倒什么把？我没有任何违反政府工商管理、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木材是通过市政府到江西买的，是市领导出面办的，你管得着、管得了吗？这木材来得是正正当当的，是帮助强台风后受灾房子倒塌的百姓建房的，为了家乡父老，我东奔西跑，花了很大力气才促成了这个合作。我这是救灾，是立功！你说我犯了哪一条？你讲出来！讲不出来是吧？我的房子也是政府部门正正当当租给我的，你们叫我不要住，你说到底是你们违反政府规定还是我违反政府规定？你们抓我没有任何依据，是违法的，你知道吗？是你们冤枉我的，还搞刑讯逼供，打得我差点连命都没了，我不逃还行吗？我要不逃走，早被你们折磨得命都没有了，你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
　　　面对我的质问，他们哑口无言，非常尴尬。
　　　我转身对婵珍说：“你现在先回家把小孩子交给姨妈，然后赶紧到地委市委去找领导，张孝长书记、武装部的陈群政委、杨双坤副市长，他们总有一个人在的。你跟他们说，红旗区工商所的人又来找我的麻烦了，又要非法拘禁我了。”
　　　婵珍听了，马上起身带着小孩离开。
　　　温主任一听，急了，他也不敢硬将婵珍拦下，只好皮笑肉不笑地焦急地跟我赔不是，说好话：“哎呀，姚同志，老人家，你就不要再生气了，我们并不是要为难你，更不是要将你留下。只是希望能够将手续办好、将案子结了，好正式放你回去。”
　　　“你们抓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手续啊，怎么现在又跟我讲起手续来啦？”
　　　“老人家，我们也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事的，你就当帮帮我们吧，要不然上面责怪下来，我们也吃不消啊。就这样吧，你简单地写你那时候病了，所以自己跑出去，不是我们放的。现在你算是回来报到，让你妻子给你做个担保，我们就可以将你正式放出去了。我们也就能向上级交代了！”
　　　“我根本就没犯错误，我要什么担保？我不会让我的妻子来作保的，我已经让她去叫领导了。”我不依不饶地说。
　　　温主任又哀求道：“姚同志，你就当是帮帮我们吧。这是我们例行的手续，要完备才行。要不，我就叫仁和街居委会的吕主任来担保你出去吧。”
　　　我心想：“我是镇邦街的，为什么叫仁和街居委会的主任来担保我呢？是不是他又在使什么坏主意来陷害我啊？对这些人，不得不防啊！不过看样子他们已经不敢对我怎样了。或许只是因为温主任跟仁和街的主任比较熟识而已吧。”
　　　“哎呀，老人家，我们也是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帮帮忙吧。”温主任用近似哀求的口气对我说。看来他是真的怕了，他想尽快将事情解决，尽早将我放出去，他们可不想等到我妻子搬救兵来。
　　　我想，退让一步吧，无论如何，只要以后不用再偷偷摸摸、东躲西藏过日子就行了。这样想着，我便按照温主任的要求简单地写了几句话，签了名。仁和街的吕主任很快过来，在担保人一栏签了名，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横祸，我以为至此已经划上句号了，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划了一个分号而已，恶人们并没有彻底认错，更没有改邪归正。
　　　至于我那被无故扣留的自行车、手表和现金则一直没有归还，工商局的人一直推搪着，说那些东西不是他们拿的，而是工作组的人拿了，他们也无能为力。可那时工作组已经解散了，我上哪儿找他们要去？这笔财物，在当时对普通人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但我想，这些东西，身外之财，相对于生命与自由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经历了那么多不幸和挫折的人来说，生命与自由才是最可贵的。这样想，我就不再穷追猛讨了。但我未曾想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故事，红旗区的书记彭炳森一直觊觎我家的房子，所以指使手下故意留下那些东西，以留下尾巴待日后有机会还要做文章。
　　　1973年下半年开始，我终于又重新过上一段自由平静的生活了。我继续在谷饶农械厂工作，恶人们知道有正直的领导为我伸张正义，暂时不敢来打扰我。我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生活。我那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聪明过人，上学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夫妇俩觉得更加满足了。
　　　至于此番陷害我的恶人们的下场又如何呢？
　　　林同焕在1974年因贪污十多万元，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张苟物后来得癌症死了；而婵珍所在的汕头织布一厂的西辉书记一直极为妒忌我家有间漂亮的房子，在我被关押的那段日子里，他幸灾乐祸，到处造谣说：“吴婵珍的老公投机倒把，被政府抓去……爆炸了！”还在公开会上就此事狠狠地批评婵珍。他的恶言恶行最后受到上天的惩罚，也患癌症死了。正如民谚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姚波

第五章   危难见真情
　　　

      危机又再起
　　　到了1974年的5月，张孝长调升广东省湛江地委书记，陈群、杨双坤也先后退休，心存歹意的恶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又可以卷土重来、再次嚣张了！我失去了有力的保护者和正义的支撑，感觉到生活中有一股黑色的暗流蠢蠢欲动。每次外出回家，总有人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跟踪，附近楼台的窗户后面，也有不怀好意的眼睛在偷窥和监视。生性敏感的我，难免不自在并且担心起来。我担忧那帮恶人又在暗中策划诡计来陷害我。
　　　有一天早上，谷饶农械厂的两名干部张清松跟小魏到汕头来找我，因为天气较凉，他们各自随身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备用的衣服。我们热情地接待客人，我向妻子交待了一番家事后就跟着他俩一起出门办事了。接着婵珍也离家上班去，家里只剩下老姨妈一人。
　　　工商所那些一直都在暗中监视我的人，待我们都走后，马上上门来了，千方百计地盘问老姨妈：“今天你家里来的是什么人，有什么事啊？”老人家不想搭理他们，便说不知道，他们悻悻然离去了。
　　　从此，我变得更加谨慎。我吩咐家人，若有客人上门，应由我开门，若我不在家，就装做家里没人，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之后，工商所的人又来我家打探过几次。不速之客几次登门查问，使得一家人惊恐不安。我尽量早出晚归，避开他们的耳目。不料这些人好一段时间找不到我，更加怀疑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盯得更紧，一旦发现蛛丝马迹便要上门抓人。后来，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原来他们是冲着我的房子而来的，其幕后的主脑，竟然是红旗区的书记彭炳森！。
　　
　
　　　化肥、命案惹风波
　　　1974年，这一年农用物资紧张，特别是庄稼施肥用的“尿素”，各个生产队到处急找。当时汕头市尿素奇缺，价格也从两块钱一斤炒到十块一斤！即便如此，也是有钱难买。这下苦了广大种田的农民们。眼看就快过了施肥的季节，农民们急得焦头烂额，却束手无策。汕头市澄海县一直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有良田万顷，每年的粮食产量非常高。在农业种植的施肥季节，广阔无边绿油油的禾苗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如果不能赶着季节将肥料施下去，就很快会发黄、不能抽穗，损失无法估量。
　　　农民们天天聚在一起商量这件头疼的大事，都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中有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急得没办法，只好派人到外省去找。可是这些物资在当时都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私人和集体都不可以随便买卖。所以，采购人员们跑了好几天都没有一点头绪，最后只好想办法跑关系找后门，并由此惹出一场大悲剧，令人唏嘘！
　　　且说那几个采购员听说有一位退休的司令员，正留在赣州休养，以其身份，或许能找到门路，就想试试，碰碰运气。赣州的工业远较潮汕发达，化肥充足，他们似乎觉得很有希望。
　　　要找关系，就得送厚礼。潮汕是侨乡，华侨们回乡探亲时允许每人带一块免税的进口手表。在国家封闭式计划经济管理的时代，所有进口物品都属于很难得的好东西，进口手表尤甚，对地处内陆罕见进口物资的江西来说更是尤其珍贵。一只梅花牌手表要卖两百多块钱，相当于那时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以它作礼物，自是挺有分量的了。
　　　他们带了两只特稀有的梅花牌手表和一些土特产，通过朋友介绍，到那位老司令家中登门拜访。司令员坚持不肯收下这份厚礼。但他的家人却对手表爱不释手。见此情况，老司令坚持要自己掏钱按市面上的价买下这两只表，最后，他们只好以每只手表两百元的市场价格卖给了老司令。老司令本就同情农民疾苦，并且来者持有公社证明，为了支援农业生产，老司令就帮他们找到当地一家化肥厂，顺利买到了一卡车计划外的尿素，共四吨。
　　　“救田如救火”，采购化肥的人不敢耽搁，千谢万谢后就立刻上路，准备尽快赶回澄海。
　　　七月流火的炎夏季节，正值中午时分，太阳灼烤着大地，植物被晒得萎靡，空气就像热蒸笼里一样。人们都在家里躲避炎热，树上的蝉一声声长吟。道路干燥如火，车辆驶过，不时扬起漫天灰尘。
　　　从江西飞奔而来的大卡车拉着一车尿素，足足开了两天，一路风尘仆仆，到了汕头，很快就可以到达澄海目的地了。晌午时分，车上的人饿得肚子咕咕叫，车子的发动机也得加水了。卡车开到外马路，一家饭店出现在眼前。司机将卡车停在一处树荫下面，和两个采购员一起走进饭店准备好好吃一顿，休息休息。他们哪里想得到，他们的车停在此，就等于自己把胸膛往枪口上撞，因为，这是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的家门口啊！所里一帮唯恐天下不乱、爱多管闲事的家伙，常常倚仗手中的一点小权力占便宜、捞好处，到处兴风作浪。“文革”乱世，这帮恶人如鱼得水！
　　　澄海生产队的人和司机进饭店不久，不远处便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他们东张西望，像在搜寻着什么。这些正是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的人。大卡车停在外马路，马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烈日的照耀下，大卡车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车身被绿色的帆布包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整辆车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一看就知道是跑长途的。那帮人的眼睛都贼亮了！他们动手掀起车厢后的帆布一角往里看，这一看可不得了，里面全是尿素！这可是送上门来的猎物啊！车上没人，料想是去吃饭了。于是他们兴奋地在卡车旁守株待兔。估摸半个小时之后，生产队的人吃完饭出来了，司机手里还拎着一壶水。他们走近车子的时候，才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工商所的人将他们围住，盘问他们的身份，盘问化肥的来源。
　　　“化肥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你们生产队自己去购买就属于投机倒把！把他们都给我带走！”带头的人一声令下，几个手下立刻冲到澄海生产队队员和司机跟前，一把抓住他们的臂膀往工商所的方向推去。
　　　“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不能抓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江西赣州的一名司机。你们快放开我！”赣州的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用普通话大声抗议道。
　　　“有什么话都到工商所去说。”工商所那伙人中带头的凶狠地瞪着他们，像是要把他们都吃到肚子里去似的。干这一票“有油水”的“好”事，他们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动作实在是快，效率真是高！
　　　抓人之后，红旗区工商所马上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汇报，同时也派人通知澄海大队，人和化肥都被扣押了，要等调查了解清楚后才能放。
　　　司机辨明自己是江西来的，是赣州市运输公司派来送货的，什么都不知道。工商所的人核实后，就让司机带着搬运工把车上的化肥卸到工商所的仓库后就把他放回江西去了。接着，他们对澄海生产队的人展开了审问。
　　　生产队的人自以为有公社证明，化肥的来源也是合法的，所以他们理直气壮，一点都不害怕。他们愤怒地质问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的人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们本不属于红旗区管辖，只不过是路过汕头而已，想不到在外马路吃一顿饭竟然吃出这么大的麻烦来。当工商所的人说他们的行为涉嫌投机倒把时，生产队的人更是怒不可遏，他们实在不能理解，他们买化肥是为了给公家的农田施肥，又不是倒卖。而且，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粮食都是作为公粮用来上缴国库的，这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啊，怎么会是投机倒把呢？
　　　在盘问过程中，虽然不服气，生产队的人还是将购买化肥的所有细节都交代了，包括找司令员帮忙那一段。他们以为说清楚就没事了，而且梅花牌手表也是以市场价格转卖给司令员的，不存在贿赂问题。然而，他们太天真单纯了，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一番交代会给老司令带去灭顶之灾。
　　　事情涉及到赣州，在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红旗区工商所马上派梅希胜等人去江西赣州调查此事。
　　　当时政治管制极严，两只梅花表的事引起当地党组织及政府的极大重视。他们马上对这位退休老干部进行调查，盘问此事的来龙去脉。可怜那位曾经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原本便年龄大，身体不太好，当时正在医院疗养，想不到为了帮家人买两只手表竟被组织调查、多方盘问，并且，虽然他是付钱买的手表，但拿不出发票（华侨带回来的，哪里会有发票呢），他百口莫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又急又气，竟突然高血压发作，不幸去世了。
　　　这么一来，“潮汕人用两只没发票的梅花表搞投机倒把害死了一位老司令”的流言四起，引起了当地政府及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有很多潮汕人在赣州联系业务，赣州地区各地领导便下令召集停留在当地的潮汕人办班学习，逐个审问来赣目的，然后进行教育学习。一时间，赣州人眼中的潮汕人，个个都成了投机倒把分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在发生化肥风波的同时又发生了一起轰动的命案：已退休的原江门市警备司令部李司令在自己家中惨遭毒手，命丧黄泉，而凶手则逃之夭夭。
　　　时年七十多岁的李司令，住在高级干部住宅区里比较偏僻的独立庭院内。那几天，他家正在装修房子，进出人员比较繁杂。出于安全考虑，司令夫人将司令平时放在枕头底下的手枪放进抽屉锁了起来，以免有人趁混乱将手枪盗走，钥匙在她身上带着。案发时，家里的狼狗又偏偏不巧给拴了起来，司令夫人也早早出门买菜去了，只有老司令一人在家中。等夫人买菜回来时却惊恐悲愤地发现司令员惨死家中……凶案传出后，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这个血案震惊了整个江西，震惊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表示不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抓到凶手，所有外地人都被限制人身自由，接受调查，就自己在赣州的行踪做书面交代，尤其是那些在案发期间外出的人员……

   
　　　江西又遇险
　　　发生这两起风波时，我正在赣州出差，没想到，两件事意外地牵连了我。
　　　当时，是我到谷饶农械厂工作后第一次单独到赣州为单位联系业务。本来还要带一两位同事前往的，但江西的业务比较紧急，而且那天刚好邱司机的车要从汕头回赣州，车上还有一个位子，便邀请我搭他的车去赣州。坐直达车当然好了，省却了我中途转车的劳累，节约了时间，而且路上有熟人作伴可以减少路途的枯燥和郁闷，我欣然答应了。
　　　我交代厂里的同事，等我把江西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他们再到江西和我一起押货回汕头。
　　　话说那天清晨五点多，天刚朦朦亮，我起身准备远行的行李，跟邱司机约好是七、八点钟在大公园附近的公安局门前上车。一切准备妥当，我跟妻子正要出门的时候，对面楼的红木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四眼叔”走了出来，眼睛直愣愣地，莫名其妙地，突然对着空中，拖长了声音，朗声说道：“吉人自有天相——”接着回头“吱呀”一声把门一关，回屋去了。
　　　这位“四眼叔”已经一把年纪了，平时都带着副眼镜，有轻微的神经病，平时就像疯子那样喜欢自言自语，言行举止颇为神秘。他在一家国营商店工作，专卖粗陶风炉、碗、筷、碟子之类的东西。
　　　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扰乱了我的心绪，心里不由得有点担心起来：“会不会有什么大事情即将发生在我身上？”我心里升起一团疑云，忐忑不安。因为潮汕民间有句俗语：“疯子能通天”，就是说疯子有预见天机的能力。疯疯癫癫的“四眼叔”那一句无头无尾的话，蕴藏着什么“天数”呢？
　　　风餐露宿，两天之后，我们终于到了赣南。在赣南停留一天，然后才到达赣州。我一路上总是不时想起“四眼叔”的话，心中有着隐隐的不安。
　　　我在赣州通常住在一个叫“星星招待所”的旅馆。这个旅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而且当时新开张不久，各种设施比较新，收费也不贵，所以吸引了不少客人。住星星招待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那里不时可以遇到其他潮汕业务员，身在异乡，遇到讲潮汕话的家乡人会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我们在旅馆住宿也像在家乡那样，经常串门，一起泡工夫茶，喝茶聊天。
　　　我到赣州出差，长则逗留一个多月，短则十来天，因此我跟旅馆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方便开展工作，我时常会送些小礼物给旅馆服务员。如用从家里带来的价值三、四块钱的汕头产的小煤油炉之类的小工业品送给她们，或是帮忙捎一些十二芯、十八芯的大煤油炉，服务员们下班后就能方便地用煤油炉煮饭菜，所以，我与服务员们的关系很是融洽。
　　　还未及住到星星招待所，去军区干休所吕司令家拜访时，老人家热情地挽留我留下来住，盛情难却，我就住在了吕司令家。
　　　前面说到的那桩命案发生之后，星星招待所里所有外地人都被通知前去集中学习。说学习，实际是接受审查。我因为住军区干休所，没被通知到。
　　　几天后，我回星星招待所和通常住在那里的上饶县物资局兰局长碰头，将他托付我购买的潮汕华侨回乡探亲带来的日本产的Ｈ3治风湿药带给他。我专门托人通过潮阳一家医院代为购买，取得发票，以方便他回单位报销。
　　　另外，我还带了一些进口折伞、小煤炉等小物品送给这位老朋友。
　　　那天，当我把那些东西交给兰局长时，被刚好从门口经过的“萧大炮”见到了，她钻进兰局长的房间把我带来的每样东西都抚摸了一遍，羡慕得不得了，久久不肯离去的样子，显然是希望我也能送一点什么给她，可是直到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也没有听到我有相送的意思，她脸色变了。
　　　“萧大炮”是一个中年妇女，在这个招待所当服务员有相当长时间了。她生一双单眼皮的三角吊梢眼，两个高企的颧骨，薄嘴唇，极瘦尖的锥下巴，平时话多，爱讲是非，喜贪小便宜、心胸狭隘、尖酸刻薄，是出了名的“快嘴”和“八婆”，所以得了“萧大炮”的外号。
　　　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我无意之中，得罪她了。当她红着眼睛躲在一边偷偷地盯着我交给兰局长的东西时，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应该能够猜测到她心里的嫉妒正慢慢地变成了嫉恨；当她脸色又开始发红，并露出恶毒的得意之色时，我也想象得到她要找机会收拾我了！虽说天下好人多过坏人，但往往让好人痛不欲生的，就是那些防不胜防的小人。此后，“萧大炮”就时刻不忘要去举报我“投机倒把”，好领奖金。
　　　小人不但心思恶毒，还常常自以为是。“萧大炮”就认定了我是投机倒把分子，一整天满脑子都在盘算告密的事。
　　　那时候，赣州工商管理局及公安部门的人正在到处寻找可疑的外地人，不时到各个宾馆和招待所巡逻查找。当他们来到星星招待所的时候，“萧大炮”终于逮住机会了。她迫不及待地挑动那些人说：“姚泽轩也是潮汕人啊，怎么你们就不找他啊？他以前经常到这里来的，不知为什么最近却不在这里住了。可我昨天还看他在306房，也就是上饶县物资局兰局长的房间里。”
　　　那帮人马上就来了精神，直奔306房，向兰局长询问我的去向，然后又把整个招待所搜了一遍，但没找到我。
　　　旅馆里找不到，他们就回去学习班查档案，还是没找到我。他们又再到各个招待所、旅社、宾馆的登记名单里寻找，没有结果，进而怀疑我是用了化名入住的。于是，他们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地出动了几队人马，由星星招待所里包括“萧大炮”在内的几个认识我的服务员带路，兵分几路，开着警车、吉普、三轮摩托的公安、武装队伍昼夜搜寻。警车凄厉的呼啸声日夜地响彻着赣州市与周边城镇。他们搜查了所有招待所、旅社、宾馆，翻遍了所有的房间，竟然都没有找到我！
　　　找不到我，他们更来劲了。在他们看来，我被人告密之后，居然无影无踪，他们翻遍了整个赣州还抓不到，看来神出鬼没般，确实非常可疑！于是，他们开始在学习班里向我的老乡们打听我的下落。学习班里有个外号“林麻子”的业务员，是汕头红阳区某电机社的。我在浮山电力机械厂时争取到了赣州物资局的大量订单，这让作为竞争者的他非常嫉妒，对我怀恨在心。同行可谓冤家，再加上“林麻子”本是个小人，所以当赣州公安局的人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时，他趁机向我大泼脏水，他说我是被汕头工商管理部门追捕的“行凶潜逃的投机倒把分子”。赣州公安局的人一听，立即将我列为重点怀疑的对象，按照他们的逻辑，姚泽轩既然在政府部门也敢行凶潜逃，这里的凶案说不定也是他干的。
　　　人在倒霉时，白天也见鬼，而且鬼和鬼们会聚到一起——恰在这时候，前来赣州调查化肥案件的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的梅希胜等人，正好在赣州，他们无意中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就想赶紧掺和一番。有了这些恶人的帮凶，事情显然会变得很糟糕。
　　　在赣州市工商局，梅希胜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套近乎：“你们最近很多案子在办吗？整天看你们那么忙。”
　　　“是啊，这两天正忙着找一个你们汕头来的人，忙得没日没夜、昏天暗地。”
　　　“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能帮上你们一点忙。”
　　　“他叫姚泽轩，有人举报他来了赣州却又不见踪影，所有的汕头人都去集中学习了，唯独不见他。我们搜寻了所有的旅馆、招待所都没有找到。”
　　　果然有了一个再次整治姚泽轩的机会了，梅希胜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口里嚷道：“姚泽轩！你们要找的竟然是姚泽轩！我跟他打过交道，这是一个异常狡猾的家伙，难怪你们要费那么大的劲。他之前涉嫌投机倒把，被我们关了起来，岂料他竟然设计逃跑了，而且我们整整追捕了一年多，都没有将他抓回来。”
　　　“哦，这么说这是一个难缠的有前科的人物？”
　　　“是的，非常难缠。”
　　　“不管多难，我们也要将他挖出来，说不定他跟我们赣州最近发生的凶杀案有关。”
　　　“是的，是的，这样吧，我们作为兄弟部门，会尽力帮你们的忙。我们要携起手来对付这个狡猾的投机倒把分子。”恶人不作恶，三天皮就痒，梅希胜一伙，立刻借机重新对我展开了追捕。
　　　我从招待所回来后就整天呆在吕司令家中，全然不知道自己已陷入险境，所有这些滚滚而来的厄运，我浑然不觉，压根儿不知道外面的几帮人马为抓捕我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天翻地覆。兰局长所在的上饶县物资局有意向跟我定一批货，但最终的决定还要等他回单位开会讨论后才能做出。而南昌那边也有笔业务，只是那个厂的厂长到外地出差还未回来，等他回来再通知我。另外，赣州一家铝厂打算跟我们订购发电机，我仍在等他们的消息。所有接洽好的业务都需要等待，因此我迟迟没有离开赣州，一直住在吕司令家中。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荒谬。赣州市工商局革委会的头头办案立功心切，看到忙了几天几夜都没抓到我，更加怀疑我是跟“化肥案”有关联的重要人物，于是向市革委会打了报告，申请出动了赣州市整个武装队。他们如临大敌地带上枪支在各个路口设卡，分出不少人马带着“萧大炮”和招待所的其他人到处搜查，翻遍了赣州市各个可能住人的地方。还是找不到我，各级革委会干脆把我列为必须抓捕的有头号重大嫌疑的要犯。
　　　星期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从吕司令家里借了一部自行车，去看望好朋友聂家东。我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慢慢悠悠地奔向聂家东的家。
　　　聂家东正在家休息，一见到我，大吃一惊，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老姚，我正为你担心呐，你这几天去哪里了？武装部和工商局的人正到处抓你呢，他们几乎把整个赣州市都翻遍了！”
　　　我心里一惊：“抓我？为什么？武装部的人抓我？干什么？”我一时间有些晕头转向。聂家东看我不知情，赶紧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事情十分严重，不禁在心中暗暗叫苦：自己才脱离了汕头市工商局的苦海，又被赣州市武装部和工商局盯上，无缘无故地就要卷入一场大风波！要是落在他们手里，百口难辩，说不定又会重新身陷牢笼！这是怎么了？命运为什么总是和自己作对？一想到在汕头被关押的那段惨绝人寰的时光，我浑身就不寒而栗。我心里暗暗感激是吕司令邀请我住在他家中才让我躲过这一劫，但下一步该怎么办？
　　　据说，那个“萧大炮”十分后悔。当初因为一时的嫉恨，她贸然告发我，不仅没有得到半点好处，还要经常半夜三更跟着武装部的队伍出去找我，被折腾得够呛，又不敢推辞，唯恐一不小心也被安上个什么罪名给抓起来，那可真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了！所以，她不断责骂自己：“真是个二百五，不仅没得到好处，还得罪了姚泽轩，落了个恶名，这样一来，他以后再也不可能送东西给自己了……”
　　

姚波

　　　脱险
　　　地处赣州市青年路的老干部生活区风景秀丽，是建有一百多幢别墅式小楼的大型疗养式高级住宅群。这里戒备森严，每座小楼里住着一位退休的少将级别以上、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级人物。
　　　吕司令的家就在其中，平时我每次到赣州来办事时都会到他家做客，并常常应邀住在他家，因此，我和吕司令的儿女成了好朋友。见到我最高兴的莫过于司令的女儿卫红姑娘。每次我到她家里，她都会叫上一帮同住在干休所里的同学来缠着我给他们讲一些外面的故事，唱唱戏曲或邓丽君的流行歌曲。
　　　这些年轻人出身于当时显赫的最革命、最红的高级干部家庭，名字都很有当时时代的“革命”特色，女孩的名字多带“红”字，男的常叫建国、向群等等。他们正值青春年华，思想活跃、活泼好动，因为出身为上层社会，故而比普通同龄人更加敢作敢为。他们同卫红姑娘一样，喜欢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多才多艺的我。几个年轻的姑娘像叽叽喳喳的小鸟般围绕着我，一会儿请我到花园里帮忙栽花种草，一会儿又闹着让我到花园里唱戏玩耍，《沙家浜》《红灯记》等等，都是他们喜欢排演的节目。
　　　我因为皮肤白皙、长相俊秀，人到中年，看起来却不超过二十五岁，几位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不知我已结婚，暗暗喜欢我，让我颇为难，因为，事情没有挑明，我也不好平白无故地告诉人家我的婚姻状况。
　　　其中有一个叫红梅的姑娘，每逢我到吕司令家里做客，必定前来听我讲故事唱戏。红梅姑娘生得柳眉含黛，樱唇含丹，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含情脉脉，个性聪明活泼、纯真可爱，灿烂得像初春的花蕾，她听我讲故事唱戏简直到了着迷的境地，而且常常偷偷地带一些好吃的零食给我。
　　　这一次我刚到吕司令家的第一个晚上，卫红就一通电话，约来了七、八个高干子弟。红梅是最早到的，她一边帮卫红准备晚上的茶水，一边偷偷地用眼角看我，每当她乌溜溜的黑眼珠注视着我时，总掩不住那丝丝情意，那情形总会令人想起诗人徐志摩的诗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门铃响了，卫红赶紧出去应门，红梅就趁这个机会塞了一包五香蚕豆给我，然后羞答答地转身离开了。那瞬间，我心里热乎乎的，刚想说点什么，卫红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走了进来，他们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我赶紧吞下了口中的话。卫红虽然是个女孩，可她继承了吕司令的直爽秉性，在同龄人里很有号召和组织的能力。她里里外外一通忙活，伙伴们就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我讲故事唱戏了。
　　　那个时代，不但物质贫乏，文化精神生活也极度贫乏，“七亿人民八出戏”，全国人民只能反复看那几个样板戏，极其枯燥无味。多亏我带来的进口录音机，可以播放音乐磁带。外面夜幕笼罩，我们在紧闭的大厅里，偷偷地播放邓丽君吟咏爱情的歌曲。被称为“二十世纪华人的声音”的邓丽君的歌曲，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被斥为“靡靡之音”，不让听的。青年人天性纯正，自然能够分辨美丑与善恶，只见他们一个个托着腮帮，沉醉于清丽柔美的歌声中，非常快乐。美好的音乐，虽然只能在晚上关着门儿偷偷地听与唱，却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中，自由自在，如小鸟般开心。
　　　听够了音乐，喜剧表演又登场了。我少年时期的戏剧天才一直保存得很好，应年轻人的要求，给他们表演借“神鬼附体”迷信之名骗取钱财的“落神婆”的故事。我缠着花头巾，脸上擦了两点红胭脂，嘴边点了一粒黑痣，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花手帕，扭扭摇摇地迈着小步子……一个“落神”活灵活现地出场了；扮演《小媳妇回娘家》，也是我的绝活儿，姑娘们争相把自己的花衣裳、胭脂提供给我用，还争着帮我装扮，我马上变成一个俊俏的小媳妇，背上背着一个小娃娃（由某个姑娘的小外甥临时扮演），还用左手托着，右手挽着一个布包袱，随着姑娘们伴唱着的邓丽君的歌：“风吹那杨柳呀哗啦啦啦啦，小河那流水呀哗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呀，她走呀走得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呀……”我的脚步和着音乐节拍，笑眯眯、细碎步袅袅娜娜地走呀走呀，腰肢款款扭动……那姿态，比真的小媳妇还小媳妇呢……惹得姑娘、小伙子们跃跃欲试，嚷着也要参加。
　　　既然大家都有表演的欲望，我选了两位漂亮机灵的小姑娘、三位活泼的小伙子，把潮剧里有名的爱情折子戏《桃花搭渡》，改编成普通话演出，自己充当导演指挥排练：
　　　美丽多情的小姐苏六娘；见义勇为、过渡去为小姐通风报信的丫环桃花；一位样貌老成、玉成佳偶的老船伯；一位潇洒英俊的男孩子扮演与苏六娘深情相爱、最终一起私奔的表兄；还有一位要拆散鸳鸯的纨绔子弟……角色分派好，我们就开始排演了，大家认真、投入，全都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我还买来了黄梅戏《天仙配》的磁带，《天仙配》是纯真凄美的爱情传奇，是地方戏中的经典，其音乐脍炙人口。
　　　那个星光灿烂的夜里，几乎整个干休所的年轻人都来了，或坐或站，把吕司令家的花园都挤满了，演出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大伙儿对才子佳人、神仙眷侣的爱情故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著名的黄梅戏曲一一响起时，大伙儿欢喜得手掌都拍痛了……空气都似乎因而充满了活泼、快乐的分子……
　　　那是些多么单纯快乐的夜晚啊！年轻人们还常常缠着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我给他们讲故事。许多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让一伙年青人听得非常入迷。有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到花园、山间田野、甚至是热闹的市区作伴散步，大家一起度过很多美好时光。就这样，日积月累，不知不觉间，我和这些年轻人建立了深厚而纯洁的友情。
　　　一个晚上，年青人们拉着我到干休所旁边一个湖畔散步，坐在湖边的花草丛中，明月当空，星光四射，是一个非常宁静美好的夜晚。应大家央求，我给他们讲故事了：

故事一：大偸骗巨钻
　　　　　　此事发生在解放前的旧上海，有一段时间，人们常在大
　　　街小巷，看到一个三十来岁，西装革履，手拎一名贵皮箱的
　　　年轻人。他看起来似富家子弟，在寻找什么人。
　　　　　　让人奇怪的是，这人有好好的商场、大路不走，却专往
　　　有很多乞丐的脏地方钻，而且每当看到些五官长得端正，年
　　　龄在五六十岁左右的老乞婆时，他都会踯躅观看一番。观察
　　　几天下来，他相中了一个老太婆，虽然老乞丐满身脏兮兮的，
　　　但她五官端正，而且身体略显富态。
　　　　　　他走上前搭讪：“老妈妈，送些吃的给你。”他把手里拿
　　　着的很多食物给了她，还另外掏出一百块钱给老人。老人对
　　　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有点不敢置信，心想自己行乞这么久，还
　　　没见到过一个像他出手如此阔绰的人，莫非遇到活菩萨了。
　　　老人感动得连声说：“谢谢，谢谢，少爷，你真好心，祝你
　　　好心有好报！”那年轻人很有感叹地说：“这没什么，其实我
　　　也是个苦命的人，我小的时候就被人拐卖到海外做苦工，每
　　　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现在终于在国外赚了点钱，就特别想念
　　　我的母亲，可我早就跟家里的人失去了联系。这次回来就是
　　　要找回家人，并带母亲去美国那边享福。这里变化太大了，
　　　而且小时候我离开太早，都记不清了。不过如果我妈还在的
　　　话就应该跟你一般年纪了，唉，可找了一星期了……”话没
　　　说完就走了。
　　　　　　这事之后过了几天，老太婆也曾换了几个地方行乞，渐
　　　渐地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可这天，那年轻人竟然又在另外
　　　一座天桥上找到了她。这次，他把带来的食物给了老人后就
　　　着急地说：“我在国外有一个未婚妻，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她过一段时间就要来中国看望我的家里人。可我现在找那么
　　　久都找不到，到时很难向我的未婚妻交代。我见你长得挺福
　　　气的，不如我认你做妈，你就顶替一下帮我渡多这一关吧。”
　　　“哎哟，这哪行？少爷，我一个叫花子老太婆可怎担当得起
　　　啊？”“不要紧，我让你享福也等于是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行，不行，少爷。”“不要紧，不要叫我少爷了，叫我名字
　　　吧，我叫吴大刚，你就叫我大刚好了。”那老太婆当然高兴得
　　　不得了，这就像福从天降，一下子冒出来个有钱的儿子，以后
　　　再也不用受罪了。老太婆当下就把讨饭用的碗跟拐杖都丢了，
　　　跟着那个叫吴大刚的回到他下榻的宾馆。
　　　　　　接下来的几天，假吴大刚对老太婆甭提有多好，不但替
　　　她买了几套新衣服，还给了她一些金耳环、玉手镯之类的贵
　　　重首饰。经他一番精心打造，本来脏兮兮的乞丐，摇身一变，
　　　变成了富贵人家的老太太。而且，大刚还给老太太雇了一个
　　　丫鬟服侍着，每天好吃好住，侍候得好好的，老人那略显清
　　　瘦的脸颊很快变得圆润起来，更像富家太太了。
　　　　　　之后的日子，大刚就开始带着老人和丫鬟逛珠宝店了，
　　　进进出出，手里不忘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宛若万贯身家
　　　随身携带。还每次都挑最大的那间珠宝店。而且出手不凡，
　　　豪掷千金，一次就给老人家买很多珠宝，使得老人欢喜得合
　　　不拢嘴。这一切也羡煞旁人。付账给钱的时候，大刚总会不
　　　经意地让那些珠宝店的人看到里面满箱的钱，直看得店家目
　　　瞪口呆，相信遇到了一个既有钱又孝顺出手阔绰的贵人。
　　　　　　而且，大刚还次次都给一些小费给珠宝店的伙计。不过
　　　每次买完东西回到宾馆后，大刚又以帮老人保管好珠宝为名，
　　　自己把珠宝收了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大刚已经成了那个大珠宝店的贵宾。这
　　　天，他再次带老人来到珠宝店。他刚坐下没多久就要伙计拿
　　　出店里最大的钻石来给他，伙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后，
　　　觉得这人可靠，是个难得的大买家，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把店
　　　里那几颗最好的价值几十万至一百多万的钻石拿给他看。然
　　　而，大刚都不满意。他说他要找一颗更大更好的钻石作为结
　　　婚礼物送给华侨女友。
　　　　　　见此情形，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伙计将情况告诉老板。
　　　老板马上赶到店里。伙计跟老板详细介绍了大刚的情况以及
　　　钻戒的用途等等。看看大刚及其母亲的派头，以及伙计的介
　　　绍，老板对大刚深信不疑，专程赶回家中将他所珍藏的一颗
　　　价值几百万的钻石拿了出来。大刚终于满意了，决定买下那
　　　颗大钻石。到了付账的时候，他打开皮箱，露出满满一大箱
　　　钞票，在皮箱里摸了几下后，关上箱盖时袖子还带出来几张，
　　　面有难色地把店老板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哎，不好意思，几
　　　百万的买卖，也不知道我未婚妻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就糟
　　　糕了。我看这样吧，这箱钱也先留在这，我母亲也麻烦你们
　　　先照顾一下，我这就去把钻石带给我未婚妻看看是否满意吧。
　　　她今天不舒服，在房间里躺着不能出门。”珠宝店老板见他
　　　平时出手那么阔绰，有老太太在，又有一大箱钱在，就没有
　　　任何疑虑，让他把钻石带走了。大意的他甚至也没有想到让
　　　伙计跟着大刚一起去，只想着，这单生意做成，就可以赚个
　　　一百来万了，
　　　　　　大刚吩咐丫鬟要照顾好老人之后就坐上黄包车走了。他
　　　这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眼看天快黑了，珠宝店老板才忍不
　　　住试探着问老人住在哪里，老人根本就不知道住在哪，只知
　　　道是在一间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里。老板见天也黑了，就说：
　　　“现在晚了，要不我们先当着您的面把钱清点一下，开个收
　　　款票据给您，明早你们再过来结算吧。”老人稀里糊涂不知道
　　　怎么回事，只能点点头。珠宝店老板赶紧打开箱子清点，可
　　　拿掉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几张钞票后，中间夹的都是白纸，这
　　　下店老板可是懵了，立刻报警。第二天，警察带着老太太好
　　　不容易找到了大刚下榻的宾馆，可宾馆的人却说他昨天下午
　　　就已经退房走了。儿子走了，那就找母亲吧，可细问之下，
　　　才知道老人只不过是天桥上的叫花子，是这个化名“吴大刚”
　　　的大骗子的道具。道具穿金戴银，装扮得没有任何瑕疵，细
　　　察下来，她身上所戴的首饰也全都是假的。

故事二：谋财害命
　　　　　　这个故事说的也是诈骗，但角色变了。某天，在某大城
　　　市，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毫无目的地逛着。他满脸是兴奋的神
　　　色，双眼充满了好奇，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新鲜。
　　　　　　这是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小伙子，受朋友怂恿，带着
　　　一包干粮，一套换洗衣服和几个小钱，便兴高采烈地跟着朋友
　　　从家乡到省城混世界了。
　　　　　　一路上，他满脑子是对这个“神秘”都市的想象和幻想，
　　　很快，他就看见比自己的幻想更美更神奇的景象了——大街两
边是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公路上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市场、香气四溢的小吃，以及坐着黄包车来来往往、脚蹬
高跟鞋的娇艳的妇人们……阵阵凉风吹过，他心情从来没有
这么舒畅过，他的朋友在耳边喋喋不休他也好像听不见：繁
华都市，真是遍地黄金啊！
　　　然而，他因太好奇而到处张望，以致在热闹的人流中跟
朋友走散了。他完全不知所措，再根本没有心情看周围的景
物，一心要找到同行的朋友。可是快到中午了，仍然找不到。
他心里又害怕又着急，暗呼糟糕，如果找不到朋友，就没有
了朋友介绍的工作，他独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如何是好？
身无分文，回不了家，家是回不去的了，他还念念不忘出门
时母亲的叮嘱，他更忘不了他对母亲的承诺，不闯出个名堂
不回家！“怎么办呢？身上的钱只能挨过一两天了呢。”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老妇人向他走来，兴冲冲的，好像
　　　见到多年失而复得的亲人那样兴奋。她到了小伙子身边，一
　　　把拉着他的袖子边说：“少爷，我终于找到你了，这几天你
　　　到哪里去了？家里的少奶奶和小姐正在等着你呢！赶快跟我
　　　回去吧！”她说完，拉着小伙子的袖子要走，小伙子愣了半
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他说：“你……你搞错了……我不是……”老妇人哪听他的呢！很着急地说：“少爷，你别再玩了，我
们等你等得很着急呢！”小伙子眼睛一转，心想：“她认错人
了，反正现在我没地方去，天就快黑了，就先过了今晚再说
吧。”他于是跟着老妇人走了。
　　　　　　老妇人走在前面，到了一个院子前停了下来：“小青，
　　　快点开门，少爷回来了！”只听得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喊：
　　　“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十五六
　　　岁女孩跑出来开门。门开了，女孩显得很高兴，说：“少爷，
　　　你可回来了，少奶奶在等着你呢！”小伙子心里觉得奇怪，
　　　自己跟他们的少爷长得那么像吗？他们居然全都认不出来！
　　　　　　走进院子里，他才大吃一惊：这不是一户普通人家啊！
　　　　　　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鸟语花香，一条小
　　　曲径弯弯地通向一个美丽的池子，池子中央还建有一个亭子，
　　　里面放着漂亮的桌子和凳子。
　　　　　　绕过很大的庭院，走了好一会儿他才走到房子前，好漂
　　　亮的一栋房子啊！他长这么大了从没有见过这么富丽堂皇
　　　的房子！他愣在房子前，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以为是在
　　　做梦，便用力捏了一下自己的脸，很痛很痛：“是真的啊！”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任凭他们带着他进房子里，他坐在
　　　柔软的沙发里，眼睛周围看着，仿佛要一下子看个够，生怕
　　　这个好梦一会儿便会烟消云散。正想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少
　　　妇从楼上走了下来，笑嘻嘻的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甜甜的，
　　　小伙子看了看，心里怦怦直跳，眼睛没有一刻离开过少妇的
　　　身影。
　　　　　　少妇看了看小伙子，说：“健，我亲爱的，你怎么去了
那么多天不理我呢……回来就好了，你先去洗个澡吧，洗完
我们就一起用餐。”然后转身对老妇人说：“吴妈，你带少爷
去洗个澡吧！”
　　　　　　那个老妇人应了一声，就带着小伙子到浴室去了。小伙
　　　子洗得干干净净的，梳洗好，穿上“少爷”的衣服，像模像
　　　样地走了出来，到了大厅，那个少妇立刻走过来，扑到“少
　　　爷”怀里，喃喃地撒着娇。当天晚上，小伙子跟少妇像夫妻
　　　一样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这个年轻的愣小子一点戒心都
　　　没有，完全相信是他们认错人了，是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块肥
　　　肉给他，老天爷给他此等好处，他怎能拒绝呢！于是他便顺
　　　水推舟，将错就错，当上了他们的少爷。他们对他恭恭敬敬，
　　　就像真的是他们的少爷一样。可怜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原来是
　　　一个大骗局，而他也正走向危险的边缘！
　　　　　　原来这一家子都是骗子，他们原来是一个分工严密的诈
　　　骗组织，少妇跟丫鬟都是妓院里来的妓女，找了这一班人，
　　　有老有少，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租这栋漂亮的带家私的房
　　　子设阴谋诡计来骗人，谋财害命。而像小伙子那种从农村
　　　出来，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就是他们的目标。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天天弄大鱼大肉给小伙子吃，什么
　　　山珍海味都吃遍了，过了一段日子，小伙子长胖了，脸变得
　　　白白净净的，更像个少爷了。
　　　　　　于是他们向少爷提出要帮少爷买保险，而这位“少爷”
　　　已经被几个年轻的女子迷得神魂颠倒，哪里还想那么多，任
　　　凭他们使唤，胡乱受人摆布，体检，检查身体，最后在巨额
　　　的保险书上签上了名字。
　　　　　　买毕保险，他们一天天地玩得更疯了，几个女人天天都
　　　绕着这个少爷转，他们有目的地设法刻意要把小伙子身体
　　　搞垮，少妇变得更加妖艳，天天挑逗小伙子，就连丫鬟也勾
　　　引他，使他无日无夜地迷乱在他们荒唐的酒色陷阱里。
　　　　　　半年过去了，极尽酒色的日子终于将小伙累病了，而
　　　他们似乎没怎么察觉似的，反而变本加厉地干，有一天他终
　　　于枯竭而倒下了，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小伙子的生命就
　　　这样走到了尽头。骗子们的的阴谋诡计终于得逞，拿到了那
　　　笔巨额保险金。
　　　
　　　故事之三：乩仙报复秀才
　　　　　　在四川省武胜县龙女寺的河对面有一座“水月观”，据
　　　说当地有一个秀才，平时常常大言不惭，目中无人，人们对
　　　他又恼又怒。这个秀才曾出一上联求对：
　　水月观，鱼跃兔走；
　　　　　　当地文人一时难以为对，大家就请秀才自己对，其实秀
　　　才自己也对不出，却装着已对好了而不肯说出的样子。
　　　　　　有一年，龙女寺镇上关帝庙里请乩仙，那场合当然少不
　　　了秀才。
　　　　　　乩仙降坛了，主坛的善男信女请乩仙降示名讳，乩笔龙
　　　飞凤舞地写道：“吾关圣帝是也。”秀才借机朗诵他的上联，
　　　恭请关圣帝对出下联。有顷，忽见乩笔飞速转动起来，写道：
山海关，龙吟虎啸。
　　　　　　看客中无不叹服，秀才也赶紧叩头，称颂关圣帝真是文
　　　武全才。
　　　　　　接着，关圣帝又通过乩笔降示，出了个上联要秀才接对：
红罗帐里，有心戏嫂嫂；
　　　　　　秀才一见，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头像捣蒜似地求
　　　饶。原来，这位秀才有盗嫂的阴私。事情虽做得秘密，可是
　　　“鸡蛋虽密也有缝”，乡里还是有点风声。如今关圣帝显灵
　　　揭发，不等于要他的命吗？乩笔停了一阵，居然代秀才对出
　　　下联：
黄泉路上，无脸见哥哥。
　　　　　　秀才一见，吓倒在地，众人把他扶回家，不久他便一命呜
　　　呼！
　　　　　　过了几年，此中内幕方才揭晓：
　　　　　　原来，是另外几个秀才预备好下联，装神弄鬼，本想嘲
　　　弄一下那位秀才，不料竟把他吓死了，由于怕吃人命官司，
　　　这才保密了好些年。
　　　故事之三：乩仙报复秀才
　　　　　　在四川省武胜县龙女寺的河对面有一座“水月观”，据
　　　说当地有一个秀才，平时常常大言不惭，目中无人，人们对
　　　他又恼又怒。这个秀才曾出一上联求对：
　　水月观，鱼跃兔走；
　　　　　　当地文人一时难以为对，大家就请秀才自己对，其实秀
才自己也对不出，却装着已对好但不肯说出的莫测高深的样子。
　　　　　　有一年，龙女寺镇上关帝庙里请乩仙，那场合当然少不
　　　了秀才。
　　　　　　乩仙降坛了，主坛的善男信女请乩仙降示名讳，乩笔龙
　　　飞凤舞地写道：“吾关圣帝是也。”秀才借机朗诵他的上联，
　　　恭请关圣帝对出下联。有顷，忽见乩笔飞速转动起来，写道：
山海关，龙吟虎啸。
　　　　　　看客中无不叹服，秀才也赶紧叩头，称颂关圣帝真是文
　　　武全才。
　　　　　　接着，关圣帝又通过乩笔降示，出了个上联要秀才接对：
红罗帐里，有心戏嫂嫂；
　　　　　　秀才一见，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头像捣蒜似地求
　　　饶。原来，这位秀才有盗嫂的阴私。事情虽做得秘密，可是
“鸡蛋虽密也有缝”，乡里传出了点风声。如今关圣帝显灵揭发，不等于要他的命吗？乩笔停了一阵，居然代秀才对出
　　　下联：
黄泉路上，无脸见哥哥。
　　　　　　秀才一见，吓倒在地，众人把他扶回家，不久他便一命呜
　　　呼！
　　　　　　过了几年，此中内幕方才揭晓：
　　　　　　原来，是另外几个秀才预备好下联，装神弄鬼，本想嘲
　　　弄一下那位秀才，不料竟把他吓死了，由于怕吃人命官司，大
　　　家一直守口如瓶，时过境迁，没有了厉害，这才透露出个中原委。
　　　最后一个故事让这群年轻人兴奋不已。其实，我有意如此，先讲两个沉重的故事，让他们多学一些社会经验，再讲一个诙谐故事，调节一下大家的情绪。
　　　尽管我乐此不疲地给这些年轻人带去快乐，将忧愁埋藏在心里，可心里却始终不能平静，想到自己又莫名其妙地陷入沸沸扬扬的化肥与命案风波，就觉得苦恼，自己这个局外人怎么又卷到麻烦的漩涡里了呢？命运如此多变，让我难以把握。姚泽轩是个聪明人，但如此聪明的我，也看不透啊，看不透这个国家历史的走向，看不透命运的手要将我推向何方，前面是迷雾险途，还是悬崖深渊？
　　　也许是朗笑之后的片刻沉默，或许是欢乐间隙的一丝凝重，让这些聪明敏感的年轻人看出来我心事重重。一个叫铁军的男孩子粗着嗓子大声地问我：“姚大哥，我怎么觉着你今天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呢？是不是有心事啊？”
　　　“这不是看见红梅了吗？咋还想呢？”一个叫二愣的男孩子调侃，他们都知道红梅喜欢我，平时总是私下里议论调侃，突然被这个愣小子冲口说了出来，大家都开心地笑了。红梅的脸一下就红了，她口中说了一句“讨厌”，羞涩地低下了头，却掩饰不了心里的暗暗欢喜。
　　　卫红是红梅的好朋友，因此连忙出来为红梅打圆场：“二愣你胡说什么，没看见姚大哥有心事吗，你还开玩笑？”这一句提醒，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我身上。这时红梅也抬起了头，关切地看着我。
　　　我扫了一下眼前的这班年轻人，他们是我最最纯洁的朋友，一个个多么天真无邪，意气风发。只是，这些在蜜里泡大的孩子，怎么知道世道险恶、人心毒辣、命运多艰！我心里充满感慨。可当我和红梅的目光相对时，却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了。刚才二愣的一句玩笑话尽管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因为自己比他们大许多，而且已经成了家，所以多少有些尴尬。现在看到红梅的眼神，我明白这不是开玩笑了，我清清楚楚感觉到了红梅的爱意！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的确喜欢红梅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每次红梅偷偷塞给我小食品的时候，我都不能拒绝，心里头还有些高兴与甜蜜。可我非常理智，因此我总会在同样温情的道谢后，回送她一点点小礼物。但是，我的言行还是保持老大哥的样子，不想让红梅受到困扰和委屈。她还年轻，路还很长，对于我的刻板和以礼相待，她以后一定会明白，我是为她着想。虽然我考虑周全，并不时提醒和告诫自己，但现在红梅的眼神里明明已经表示了爱，这怎么办？
　　　我赶紧收回目光，镇定了一下对大家说出心中压了很久的话：“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姚大哥已经成为赣州市通缉的投机倒把分子了！”
    “啊！”“什么？”“怎么回事？”一连串的惊问从这群年轻人的嘴里发了出来。
　　　“你们应该都听说赣州最近发生的化肥以及命案两个大风波了吧？”
　　　“哦，你说的是不是被梅花牌手表气死的司令员以及那个被人杀死在家的司令员？”
　　　“正是。”
　　　“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跟你没关系啊。化肥案是汕头澄海大队的农民做的，而至于凶杀案，案发的那段时间你不是都跟我们在一起吗？”确实，我那段时间一直在老干部休养所呆着，即便出去，也是他们用吉普车载着我一起出去游玩的。因而，他们对我的清白深信不疑。
　　　“就是啊，所以说我真是倒霉啊。就因为我这次没有去招待所住，被招待所的服务员诬告，说我有嫌疑。所以工商所以及武装部到处追捕我。”我很无奈地说。
　　　“那我们一起到公安局帮你作证，为你洗脱嫌疑。”卫红提议道。
　　　“对啊，我们都可以为你作证。”他们都热忱地看着我。
　　　我很感动，很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爱护。他们都是多么的天真，白璧无瑕，尚不知世间事情并不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在我们看来简单明了的事情，到某些人眼里，就黑白颠倒、人妖难辨了，真理也随时可以篡改。所以，我由衷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你们的信任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但是，我被汕头工商所那伙人整怕了，我害怕再次遭受迫害。而且，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没有信心，要是他们把我关起来调查，那我可耽搁不起，我还有许多事要办，要去南昌，这里也还有两个订单要签，工厂还等着我带材料回去开工。可是我担心一出去就会被他们抓走。”
　　　“那可怎么办啊？”红梅深深为我担忧着，可她不谙世事，一时间也没有了主意。
　　　卫红是个急脾气，因为铁军喜欢她，平素就对铁军颐指气使，现在更是直接下命令了：“铁军，你不是总是吹牛有多本事吗？现在这个事就交给你，由你负责把姚大哥送出赣州。”说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姚大哥，你准备去哪？回汕头吗？”
　　　“不，我还要去南昌，还有些工作没有完成。铁军，你们不用管了，这些事你们也管不了，我自己再想想办法，总之希望能安全离开赣州，不被他们抓到就行了。”
　　　“要不然到我家里住几天吧，我让我爸爸想想办法送你出去。”红梅为了心上人不顾一切。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红梅的话，铁军有了在卫红面前表现的机会，耐不住抢先接过了话头：“用不着，我们就那么没用？说实话，姚大哥，你也别看不起我们，今天这个事就交给我了，我保证安全地把你送出赣州。”铁军像接受了一件光荣任务一样拍着胸脯。
　　　“那你打算怎么办？”卫红急切地问。我没等铁军回答，连忙拦住他们的话头说：“好了好了，不是看不起你们，你们还小，以后姚大哥少不了让你们帮忙，可是现在还不行，这件事挺危险，一旦被他们发现了，不仅我得被抓起来，你们也会受到牵连，铁军，听话，你就不用管了。”
　　　铁军急了：“那可不行，男子汉大丈夫还怕这点危险？你就听我的吧，姚大哥，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送你出去，刚好我爸去北京开会了，明天早上我让司机小黄把我爸爸的吉普车开过来交给我，然后你就坐在车里，我把车开到南昌去。军区首长的专车看他们谁胆敢检查！”
　　　听铁军这么说，我似乎也看到了离开赣州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因此就默许了铁军的提议，毕竟安全离开赣州比什么都重要。
　　　“那要是万一沿途检查了怎么办？”红梅心细。
　　　“也是啊，谁知道路上会碰到什么样的检查。再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卫红也觉得这个办法不是万无一失。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红梅托着粉腮凝思静想，突然一个念头涌了上来：“姚大哥，你不是扮演过红妈嘛？你看这样行不行，还是让铁军开车送你，但是你得男扮女装，打扮成铁军的嫂子，就说你回南昌的娘家不就不怕被检查了吗？”
　　　“对！就这么办，量那些笨蛋也想不到。”卫红高兴地附和，“太好了，红梅，你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
　　　铁军也按捺不住兴奋。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二愣就是喜欢开玩笑。
　　　其他几个人也一致赞扬这是个好办法。
　　　我心里也暗暗欣喜，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演一出活生生的戏剧，自己应该能够安全地离开赣州了。我向红梅投去了感谢的目光，红梅再一次羞答答地低下了头。
　　　“我看这个办法好，姚大哥，你就别犹豫了，我还想看看你男扮女装的样子呢，没准真的比我嫂子还漂亮呢！到时候别让我哥看到，要不然他不放你走我可没办法。”铁军揶揄我，引来大家笑声一片。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铁军吃过早饭，司机小黄就送车过来了。铁军叮咛一番，将他打发回营。不一会，二愣也来陪驾，也好在有情况的时候插科打诨。他们俩把车开到了吕司令家门口。
　　　红梅把这事当成了头等大事，早早就来到吕司令家，和卫红一起给我化妆。她们给我找来了一套女式军装。为了遮住我的短发，细心的铁军向在戏院工作的朋友借了一顶假发，上面有两条乌黑漂亮的辫子。戴上假发后再戴一顶军帽，我就变成一个俊俏的女子了。红梅还特意将自己的一条红围巾围在了我的脖子上。这既是装扮的需要，也暗含了姑娘的几分情意，我心里热乎乎的。经过这么一打扮，本来就皮肤白净、不长胡须的我俨然成了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小媳妇。为了让我这个回娘家的媳妇更像那么回事，红梅早有准备，整整一网袋的水果、糕点等礼品妥妥当当。一番摆弄之后，我学着女人样走了几步，那姿态简直比女人还女人，逗得两个女孩笑弯了腰。
　　　当我们走出房间，出现在门口，铁军发出了爆笑。二愣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笑得半天爬不起来。
　　　效果当然好极了，就算是日本鬼子，也看不出真假。“好了，时间不早了，该出发了。”卫红颇有其父风范，看看我——他们共同的作品，她眉毛飞扬，命令道。
　　　于是，两个男孩子坐在前座，我、红梅和卫红姑娘坐在后座，吉普车飞快地驶出军区大院。
　　　街道上已经车水马龙，上班的人流拥挤不堪。这明明是和平时期，但我却失去了正常普通人的那份闲适和从容。透过车的有机玻璃窗，我警惕地观察着外面的一切情况。此时，红梅似有意似无意地慢慢靠近了我，那一阵阵少女独有的体香令我心旷神怡，我偷偷凝视着红梅，那姣好的面容、长长的睫毛、红润的双唇、羞涩的神情和因为期待而起伏加快的胸口让我几乎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可爱的女孩子啊，她没有经受过人世磨难，没有体验过生活中的艰辛和折磨。她怀着的是一颗少女萌动之心，期待着纯洁无暇的爱情。她爱我，崇拜我，她内心这种单纯而圣洁的情感，形之于色，正在她美丽的容颜上闪光……我几次冲动得就要拥红梅入怀。可是理智战胜了冲动，理智提醒我要克制自己，要冷静对待红梅的爱，我决不能，让她卷入我生活的风波之中。我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再次将目光移到车窗外。
　　　红梅本已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期盼我的双臂能把她拥入怀中，那样，她也许会不顾一切热烈地和我拥抱，哪怕玩伴就在面前。可是，当她已经做好这样的打算的时候，却发现我又把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到了车窗外。“他这是怎么了？难道他不喜欢我吗？”从她的一丝眼神，我看出了她瞬间的失望。她应该明白，我一直在克制自己。她也许猜想，那是因为有别人再场。纯洁的姑娘，她怎么能了解我的内心呢？她仍然是快乐和可爱的，她善解人意，并暗暗安慰着自己。趁卫红和铁军高谈阔论的时候，红梅把早就写好的一封信塞给我，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和卫红搭起了话。
　　　信折叠得很周正，很小，似乎里面装进了一颗少女的心。她把信递给了我，就是把心给了我。我看见她两颊的红云像是雨后桃花，鲜艳洒脱又带点羞涩。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把信放在掌中，紧紧一捏再装进口袋。我似乎从这薄薄的信纸上感觉到了她爱情的温度，感受到爱的芳香，我因为激动而略微有些发抖。然而，我强迫自己盯着车窗外，我实在害怕一旦自己的目光再次与红梅那渴望的目光相对时，自己就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被这爱情俘虏。我不想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对不起红梅，对不起妻子儿女。
　　　　吉普车在街道上蜿蜒穿行，恍然间，我们仿佛是在某部电影的片场。这一切太有戏剧性了。前面不远就要出城区了，人流、车流也减少了许多。我的心收紧了。铁军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尽管他驾驶技术已经很不错，可是这毕竟还是他头一次在没有小黄司机陪伴的情况下自己单独驾车出来，因此他显得颇有些紧张。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可以上到去南昌的公路了，上了公路，一路飞奔用不上两个小时就能离开赣州的管辖区，上了公路我就基本逃离了虎口。但是，在接近拐弯处的时候，副驾驶座上的二愣发出了惊呼：“快看，快看！前面是不是武装部设的卡子？”大家探头向车前方看去，果然，前面七八百米的地方有十几个人在拦截着出城的车辆，虽然他们着装混杂，可其中几个身穿草绿色军装，手里还握着枪，严阵以待，这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会有麻烦。
　　　铁军毕竟还年轻，未经什么风浪，乍一看到前面的关卡，看到军警查车，他不由得有些惊慌失措，他本能地踩了一脚刹车，想放慢车速，可因为刹车踩得太猛，车子一下熄了火。
　　　我急忙提醒铁军：“铁军，别怕，马上发动车子继续往前走，沉着冷静！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慌慌张张地掉头他们马上就会追上来，那就危险了。”
　　　铁军嘴里说不怕不怕，可手还是有点发抖，前后发动了三次才把吉普车发动起来。而这些因为铁军紧张发生的反常情形早已让在路口设卡的人看在眼里，也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和警觉，他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把一根碗口粗的横木放在了路中间，以防开过来的吉普车冲卡而去。
　　　铁军紧张得浑身直冒冷汗。二愣看到前面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也停止了他的油嘴滑舌。红梅和卫红的四只手也因为紧张和担心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别紧张，越紧张越会出错，只要我们镇定自若，他们也不会发现什么的，别忘了，我现在是铁军的嫂子，你们是送我回娘家的，一会千万别说走样了。”我的镇静给了几个年轻人极大的鼓励，车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二愣也尽量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起话来。
　　　吉普车缓缓地停在了横木前，本来已经举着枪对准吉普车的几个武装部民兵看到这辆吉普车挂的是军牌，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军区首长的坐车，就赶忙把枪放了下来，但是，刚刚吉普车的反常现象也没有因为这块军牌而打消他们的疑虑，因此他们并没有马上撤掉横木，反而几个人徒手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礼貌地走到铁军面前说：“这是军区首长的车吧？对不起，我们也是例行公务，抓捕一个嫌疑犯，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吗？”
　　　“是，这是我爸爸的专车，今天是我送嫂子回娘家，没有什么嫌疑犯，不信你们就看看吧。”铁军这个时候反而镇定了许多。
　　　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得到铁军同意，就回头招呼星星招待所的其中一个服务员过来辨认，那个服务员走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铁军和二愣几眼，再往车后座的几个人脸上瞅了瞅，就转过身对着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摇了摇头。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再次走到铁军面前：“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说完，他正要准备下令撤掉横木，铁军也做好了等横木撤掉就立即起步的准备。
　　　然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后面两辆三轮摩托开了过来。第一辆三轮摩托上下来的武装警察走到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面前低声和他耳语了几句，再走到吉普车前往车里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又回到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身旁：“你看是不是想办法打个电话到军区小车班了解一下他们几个说的是不是实情，免得搞错了放走了罪犯。”
　　　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觉得大可不必，有些不愿意，问道：“有这个必要吗？车里的人你也亲自看过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也辨认过了，没有那个姚泽轩，让他们走算了。”
　　　“嘿嘿，老兄，你可不知道潮汕人的狡猾，没准那个姚泽轩就藏在这部车的尾箱里呢？还是稳妥一点。我看这个开车的毛头小子有些紧张，而且开军车的却不是军人，坐车的也不是军区首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呐？就算确实没有姚泽轩，万一这车是他们偷的呢？而且如果真的放走了嫌疑犯，你能担得起吗？”
　　　铁军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看到他们嘀嘀咕咕的没完没了，横在车前的横木也始终没有撤掉的迹象，就有意拉开车门走了下来，大着嗓门对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喊：“你们怎么回事，别婆婆妈妈的，我们还要赶路呐，军区的车你们也敢拦着不放，胆子也太大了吧。”
　　　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皱着眉头压低声音对那武装警察说：“就依你，捅了篓子可得你担着。”说完，笑嘻嘻地走到铁军面前：“小伙子，别着急，你看你又不是军人，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军区首长的儿子，你总得让我们证实一下吧。很快，你再稍微等会儿。”他也摸不清铁军的真实身份，当然也就只能对铁军客客气气地说话，要不是那个武装警察的坚持，他早就让吉普车走了，他可不愿意惹麻烦。
　　　“你想怎么证实？难道还得让我请我爸爸过来吗？你想想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格？”铁军开始不客气了，他觉得越是对他们忍让他们就越是得寸进尺。
　　　坐在车里的我心急如焚，我担心再耽搁下去一旦露出破绽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自己脱不了身不说，还得连累这些年轻的朋友。
　　　红梅也紧张得两只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好像生怕我被他们抓走似的。我把另外一只手放在了红梅白皙而修长的手上，安慰她说：“红梅，别紧张，你的主意那么巧妙，这些笨蛋是不会发现的。”
　　　卫红也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部队的车你们也敢拦，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陪着笑脸，他真的感觉有些吃不住了，这两个不大的孩子拿军区首长的牌子压他，的确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小姑娘别急，你们都别急，嘿嘿，我们这接了临时的电话线，我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没有问题马上就让你们走。”说完，也不等铁军和卫红回话，就转身跑到电话机旁。
　　　电话通了：“喂，喂，是军区大院吗？啊，请给我转一下小车班行吗？”
　　　不一会儿，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连忙对着话筒说：“请问你这是军区小车班吗？啊，我是市工商局的，我们在公路上检查嫌疑犯，现在有一部军队的吉普车从我们这里经过，车牌号码是＊＊＊＊＊，可开车的不是军人，我们想证实一下这部车的情况正不正常。”
　　　接电话的正是司机小黄，他今天因为没出车就呆在车队里值班，听到电话里的人询问自己平时开的那部车，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正常，完全正常，开车的是军区二号首长的儿子，他送他的嫂子回娘家。”
　　　“谢谢！” 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放下电话，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和鼻尖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要不然还真就捅娄子了。他忙不迭地又跑回铁军面前：“对不起，对不起，小伙子，耽误你时间了。”说罢，朝后面的几个人挥了挥手说：“快点抬开横木！”
　　　吉普车终于又启动了，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还站在车门旁一个劲地道歉。
　　　在横木撤掉的那一刻，吉普车唰地一下就冲了过去，车轮带起的尘土呛得穿灰色中山装的干部咳嗽不止，连忙躲到了一边。在吉普车穿过关卡而拐上公路时，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这是1974年秋天，在近两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政治局势正发生着渐变却又剧烈的扭转，先是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遭受迫害已含冤逝世多年的贺龙同志平反，紧接着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当然引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不满，新一轮较量再次开始。还有一个具有曙光意义的事件，那就是毛泽东发表了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国家的局势在微妙地变化，人民暗暗地兴奋起来，充满了期待。然而，在江西的山区，我却正被那些极左的、邪恶的势力驱赶着，奔波在逃亡的路途上。
　　　这是一个早晨，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开，路两旁的田野笼罩在一片雾霭当中，望过去只有白茫茫一片。远山近树也都若隐若现地呈现在雾气中，显得迷迷朦朦、神神秘秘的。已经行驶在公路上的吉普车承载着沉重的离别之情，快速地向南昌方向驶去。
　　　安全了，可也意味着就要分别了！车里的气氛沉默而伤感。红梅的眼角似乎已经挂上了泪花，她知道，经过这次的险情，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来赣州了，她也就会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到这个让自己深深敬佩的人了。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感充满了她的胸怀，淡淡的忧伤让她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也许，她祈盼此刻四面是大野丛林，只是两个人的世界，她能够轻轻倚靠在我怀里，哪怕只短短的几秒钟，也是对她最大的慰藉。
　　　进入山谷，眼前是高高耸立的崇山峻岭。到南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我心情很复杂：“旧祸刚了结，新灾又来临，未来会怎样？天知道！”
　　　车子到了吉安兴国边界，我打算在那里下车。“铁军，上了前面那个山坡之后，你就把车子停下来吧，不要再往前走了。回去晚了你们也不好交代，何况你还没有驾驶证，万一被人检查也很麻烦。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就送到前面为止吧！”
　　“姚大哥，那就听你的，我们就送到这里了，兴国那里有汽车到南昌。”铁军在山坡上停下车回过头望着我说。
　　“谢谢你们！”我说着就拉开车门走了下来。车里其他几个人也跟着下了车，我们依依不舍，叹息着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能再一起唱歌演戏呢。
　　　铁军走到车尾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套男式军装和一支猎枪交给我：“姚大哥，路上不安全，军装可以让你避祸，猎枪可以让你防身，多加小心！”
　　　红梅帮我摘下了那顶假发，脱下了那套女式军装，再换上男式军装，我立刻恢复了男人的英武了。我解下脖子上的红围巾，攥在手里，放在胸前，凝望着红梅说：“这条围巾可以送给我吗？这是这次脱险的最好纪念啊。”红梅的双颊泛起了红晕，深情地望着我，继而又羞涩地垂下了美丽的眼睑，顺从地点点头。对于她来说，她觉得这条红围巾已经代表了她和我之间的一切了，它是信使，是寄托，是牵挂，是深情！
　　　另外的三个人知趣地走到了一边，留点时间给红梅和我话别，可是一向油嘴滑舌的二愣忍不住又调侃了：“哎，铁军，你说这像不像那首歌里唱的情景啊？”
　　　“哪首歌？”
　　　“《送郎当红军》呐！”
　　　经他这么一提，铁军和卫红都觉得再贴切不过了。因此就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二愣一看自己的比喻得到认可，竟然扯开鸭公嗓子大声地唱了起来： “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哪）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哎呀）我的郎我的心。……”铁军和卫红听了片刻跟着大声齐唱：“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哪）事务（呀），妹妹会照应。（哎呀）”
　　　他们那近乎吼叫的歌声，打破了离别的沉重。红梅破涕为笑，我顿时猛醒，如果不是这一阵歌声，沉湎于离愁别绪之中的自己恐怕会做出什么感情冲动的事来。那时刻，我已经沉醉于红梅纯真的热情中，一瞬间，忘掉了自己已经娶妻生子，忘掉了身处险境。我深深呼吸，闭上双眼仰起头，努力恢复理性和平静。正是：
惊险离奇出赣州，
满山滴翠入新秋。
丈夫巾帼仓惶梦，
一念妻儿泪暗流。
　　　“记得写信给我。”
　　　“我会的。”
　　　前路渺茫，时间紧迫，我不能做任何解释，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向大家挥挥手，转过头，毫不犹豫地向前面的兴国县走去。
　　　我走了一段，停步回头，挥手目送吉普车远去，不禁泪眼朦胧，我心里很难过。难道是我姚泽轩生不逢时？为什么总有无形的压力、无影的黑手，带给我威胁？什么时候，我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自我价值？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摆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迫害？或许因为生命历程的黑暗，神灵才让这些纯洁的少男少女，带给我阳光和欢乐，让纯洁的爱情，点亮生命的灯火。我忍不住掏出那条红围巾，深深呼吸了一口围巾上残留着的少女的芬芳，感觉到一丝温暖和慰藉。心神尚有一丝恍惚，但我很快就甩开了恍惚，继续前行了。

姚波

　　　奇遇
　　　长路漫漫，坚持求索，必定可以洞穿黑暗。我用心力，召回坚强意志，迈步前行。沿着盘山公路一路下坡，再转过一个回形弯，就要接近兴国县了。然而，此时我发现山脚下也设了关卡，有六七个人认真地盘查着往来的车辆与行人。这个情况是我始料不及的。
　　　这里是兴国县地区冰心洞附近，已经出了赣州，只要下了山坡再往前走几公里就能到汽车站，上了汽车自己也就安全了。可是，现在去汽车站的路已经被封堵，怎么办？我转了一个圈，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大路看来是不敢走了，只能选择偏僻小路，翻过眼前的这座山，赶到下一站再上汽车。
　　　我穿着军装，带着军帽，手中拿着一把猎枪，还背着一个袋子，里面放着些衣服和食物。我沿着山路，穿过一片树林，踏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
　　　山路崎岖难走，天下起毛毛雨，把我全身都淋湿，秋季的山风，吹得人彻骨寒冷，让我直打冷颤，倍感孤独忧伤。想起了家里的三代亲人，我疼爱妻子，曾给她起过一个的动听名字叫“丽青”。这时候，我心里默念着：“丽青啊！要是你和儿女在我身边就好了……”
　　　山路又湿又滑，我跌跌撞撞，膝盖被撞出一片片淤血，但我强忍着痛，继续往前赶路。
　　　秋风呼啸，山雨飘忽，丛林肃静。一只不知名的鸟不停地叫着：“咕噜——咕噜——”，山谷中回声四起，更添了几分凄凉……这些日子以来的抑郁无奈，全都化作热泪发泄出来，夹杂着雨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为了抒发心中的忧伤、孤独，为了抒解心中对未来的茫然，我吟诗道：
花落鸟啼冷客心，
泪泉和雨洗征尘，
新愁旧梦层层绕，
何日云开万象新？
　　　不知不觉中，雨过天晴。当太阳渐渐西斜，天色接近黄昏时，我终于翻过了这座山。一路上的摔跌磕碰，把我变成了泥人。迎面的一条山溪，着实让我忘却了艰危，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不顾寒冷，挽起裤腿就迈进了溪流，捧起冰凉的溪水洗去自己脸上、胳膊上、腿上的污垢。生长于炎热的广东，习惯每天洗澡。现在，我实在无法容忍自己身上的肮脏，哪怕就是彻骨的冰水，也要一洗为快。
　　　用毛巾抹干净身体之后，我挽起裤腿趟过小溪，眼前是一片高大茂密的树林，林木高耸入云，因而光线显得幽暗。
　　　山窝里头有个小平原，小平原的村庄仅有十几户人家，从几幢矮小的农舍上飘出几缕袅袅的炊烟，微黄的豆地、青青的菜园饶有彩墨画意，古老而又宁静。再走一程，树林背后似乎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闪烁，让我胸膛一暖。我疲累不堪，浑身上下湿透，开始瑟瑟发抖。必须尽快找到地方休息，才不至于露宿在这荒无人烟的山麓，成为野兽的美食。我奋力向那人间灯火走去。
　　　树丛里的路更是寸步难行，半人高的蒿草完全隔阻了视线，我只有深一脚浅一脚试探着向前挪步。身处茂密森林，我无法辨认方向，完全靠着远处那星星点点的灯光引导着自己。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已经来到了森林的深处，这里更加昏暗，让人感觉到阴森恐怖。
我在心里不断地鼓励自己：别怕！镇定！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一心向善，从小就乐于助人，不应该怕任何妖魔鬼怪！
　　　忽然，我听到一阵女子的叫喊声：“救命呀——救命呀——”
　　　我停下来侧耳倾听，姑娘惊恐的呼救声夹杂着野兽的嗥叫让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激灵。我本能地感到恐惧，掉转身就想沿着来路往回跑，可是那个姑娘的求救声让我停下了逃跑的脚步。我心里明白，在这荒山野岭，如果没人施救，一个可爱的生命可能就会因此而丧生，一个家庭就会因此而伤悲！我手里不是有枪嘛，我一定要救她！既然我我听到了她的呼唤，就有责任要救她逃脱危险！
　　　但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枪。不过，之前在干休所，那帮年轻人曾经简单地教过我如何使用。一枪在手，我产生了莫大的勇气，拨开半人高的野草丛，紧握着手中的猎枪，循着远处传来的救命声弯着腰向出事的地方快速地冲了过去。姑娘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小心翼翼地匍匐在地上，透过草丛的缝隙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隐隐约约，前方百米开外有五六条野狼在围着一棵碗口粗细的小树打转，离地三米高的一个树杈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趴着一个人，呼救声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发出的。因为长时间的围困，呼救声已经微弱和颤抖得无法分辨，而野兽的嗥叫依旧是那么的低沉有力。
　　　昏暗中只见那群野狼的眼睛泛着绿荧荧的凶光，这的确让人不寒而栗。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已经跳到了胸腔外，以至于自己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心脏砰砰砰的跳动声。我趴在原地一动不动，生怕狼群嗅到人的气息而掉头围攻过来，那样就很危险了，不仅救人不成反而自己也要搭进去。
　　　我就这样静止了几分钟，而在这几分钟里，狼群一直在围着那棵碗口粗的小树打转，因为距离很近，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饿狼们啃噬树木的声音和近似于欢乐的嗥叫。树上的姑娘一直死死地抱着树干，她的呼救已经机械化，声音里听得出绝望。
　　　几分钟过去了，狼群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的恐惧也稍有减退，我开始尝试着一点一点地靠近狼群。我知道，就目前的射程距离，我不仅不能杀死任何一只狼，还有可能把狼群引过来，所以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开枪，争取杀死一只狼而吓退其它的狼，只有这样才能救下那个被狼群围攻的女孩而自己不会受到伤害。
　　　八十米、五十米、三十米、十五米、十米，我已经闻到了群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臭味。此时，我清楚地看到有一只站在树旁的两条前腿较短的野狼，它正流着口水，仰头观察自己的猎物。其它野狼则围着一棵树啃噬着那碗口粗的树干，眼见那直径二十公分左右的树干已被狼群啃掉了一半，树身因此而开始不停摇晃，树上那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已经吓得半死，面如土色。
　　　我因为紧张、恐惧、急切多种情绪的混杂而浑身直冒冷汗，可我的大脑依然冷静，动作逐渐沉稳。我悄悄地举起猎枪，把枪托紧紧地靠在右肩上，眯起左眼，用右眼瞄准了狼群中最大的那只灰狼。
　　　事实上，我很清楚，此时我面临着危险。这枪声一响，如果不能吓退狼群，自己可能比那个姑娘还要先葬身狼口。那么，如果现在收起枪沿着爬过来的路线一点点地退回去，尚能全身而退。但是，这个姑娘就必定在劫难逃，野狼们很快就会将小树啃断了……我发现我其实别无选择，因为我不可能退却和逃跑，要么打跑狼群，救下姑娘的命，要么就是和那个素不相识的姑娘一起给狼群当做晚餐！
　　　我咬着嘴唇狠狠地下了决心，把全部精力完全集中到右手食指和用于瞄准的右眼上，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那只硕大的灰狼应声而倒！
　　　我从来没有用过枪，但此时情况危急，只凭着一颗救人的心朝野狼开了枪！可能距离较近，那只硕大的灰狼目标又是如此巨大，才让我一击而中。
　　　倒在地上的灰狼血液四溅，那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让群狼一下子炸了窝，它们快速地逃了几步又立即停下来昂起头竖着耳朵瞪着闪着绿光的眼睛齐齐向我藏身的方向望来，在五六双幽绿的目光逼视下，我的心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身上也因为一连串的冷颤而泛起了大片鸡皮疙瘩，我预感到狼群好像就要扑上来，用它们尖利的牙齿掏出我的五脏六腑，然后再把我撕得粉碎！
　　　此时哪里还有时间让我犹豫，顾不上瞄准，我端着枪冲着狼群密集的地方砰砰又开了两枪。巨大的枪声的确发挥了强大的阻吓作用，群狼听到了枪声的巨响，看到了还在冒烟的猎枪的枪口，在为首者凄凉的嚎叫声中，群狼不顾一切地急急四散逃走开去，隐匿到山林深处。我心中一喜，浑身一下子软了下来，可是我明白痛打落水狗的道理，现在更是要痛打落荒狼，因此，我还是把力气凝聚在手上，对着狼逃走的方向砰砰砰又开了三枪。虽然刚才的两枪并没有打中狼，甚至都没有碰到一根狼毛，现在这三枪也更加不可能对群狼有任何伤害，但枪声让狼群迅速逃得更快，逃得更远，无影无踪。
　　　狼群逃跑的速度出奇地快，也就是十几秒钟，树林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知道，现在持枪的自己主宰着这一片树林，不仅狼群逃跑了，恐怕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躲远了。浑身酸软的我拄着枪挪到了那棵几乎被狼啃断的树下，抬起头对还是一动不动趴在树干上的姑娘说：“喂，你下来吧，狼被我打跑了。”
　　　可是那个姑娘还是不动，她已经惊吓得浑身近乎僵硬了，那里还动得了。我也休息了一会，让体内的力量恢复了一些，然后又抬起头说：“姑娘，快下来，你再不下来要是狼群一会回来了我们两个可就都得喂狼了。”这一句话明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求生的本能使她意识到应该马上爬下树来逃命，可是僵硬的身体一点也不听使唤，因此，她不是爬下来的，而是手一松就直接掉了下来。
　　　我不假思索，一个箭步跨了过去，平伸两手打算把姑娘接在怀里，但四米来高坠下的冲力哪里是我能够承受得住的？我虽然接到了姑娘，但巨大的冲力使我和姑娘一起摔倒在地。我抱着姑娘三滚两滚就停在了那条被我打死的灰狼身旁。姑娘刚抬起头就看到了灰狼的嘴巴，吓得啊啊乱叫，浑身筛糠似地抖，只钻进我的怀抱里躲藏。
　　　我乍一看到灰狼也吓了一跳，但我很快反应过来这是被自己打死的那只狼，我回过头来喘着粗气呵呵笑着安慰怀里的姑娘：“不怕……它已经被我……打死了。”
　　　好一阵子，姑娘才慢慢地从我的怀里抬起了头：“它真的死了吗？”
　　　“真的，你看这么半天它都一动不动。”
　　　“可我还是害怕。”
　　　“别怕，姑娘，有我在你就不会有危险。起来吧，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尽快离开。”
　　　此时那个姑娘才发觉自己不仅紧紧抱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也被这个陌生的男人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抹红晕映上姑娘的脸颊，她轻轻推开了我，说了声：“谢谢你。”
　　　我因为救人心切也就没有在意男女之别，现在姑娘双手在自己胸口的轻推，一下子让我意识到自己把姑娘抱得太紧了，我连忙放开手，难为情地对姑娘说：“对不起，啊……没关系，不用谢！我是……，嗯，我不是有意的。”因为慌乱，我有点语无伦次。
　　　“没事，真的谢谢你。”
　　　“不说谢了，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你知不知道这里离前面有灯光的地方还有多远？”
　　　“不太远，我就住在那个村里。”
　　　“那我们走吧。”
　　　我和姑娘一起从地上站了起来，惊吓过度，我们都觉得浑身酸软无力，因此，我们互相搀扶着往灯光处走去。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么深的树林里来了？”
　　　“唉！下午一直在家里收拾房子，临近傍晚的时候因为跟我爸爸闹了一点意见就一个人跑出来了，也没在意，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本来我也打算坐到天黑就回家的，可谁知道刚坐下没一会就听见了狼嚎，吓得我赶忙爬到树上，幸亏你赶来了，要不然我就完了。”
　　　“多危险啊！那些狼倒是很聪明，它们不会爬树，怎么就想到啃树干了呢？”
　　　“一听你就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你没看见树旁站着的那条前腿短很多的狈吗？那个家伙最狡猾，刚开始时，一群傻狼围在那棵树下，一个劲地往上跳想够得到我，可是折腾了半天也没碰到我一根毫毛，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倒不是很害怕，因为家里发现我没回家肯定会来找我，就算一下子找不到，我坐在树上那群狼也拿我没办法，可谁知到没一会那只狈就来了，它围着树转了两圈，嗷嗷地叫了几声后，一群傻狼就开始啃树干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真的怕了，要不是你来了，恐怕再过十几分钟那棵树就会被它们啃断，我也就会被它们吃了。”
　　　“啊！那个就是狈啊！我还真的不认识，狼狈为奸，看来的确有道理，我就说狼应该没有这么狡猾嘛。”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难道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不是那些陷害自己的人狼狈为奸干出来的吗？那些跳出来和自己过不去的人就好像是那群狼，而躲在背后指挥着群“狼”的人就是狈了，狼并不可怕，狈才令人恐怖，我一直在防狼，可真正要防的还是狈啊。那些人中之狈更加可怕，他们不仅有着比狼还阴险狡猾的头脑，他们手里还有狼没有的权力！
　　　“大哥，你怎么了？”姑娘看我半天没有讲话，关心地问。
　　　“没什么，我刚刚在想一点心事。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刘，叫刘小叶，你呐？”
　　　“刘小叶！很好听的名字。我姓姚，叫姚泽轩。”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还在艰难地走着，那代表着人间温暖的灯光越来越近了。
　　　“小叶——！小叶——！”前面传来杂乱的呼唤小叶的声音。
　　　“哎——！我在这里！”小叶大声地回应着。
　　　不一会，前面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小叶眼尖，放开拉着我的手奋力地朝着来人跑了过去：“爹爹，我在这！我在这！你们可来了，刚刚我碰到了一群狼，差点被它们吃喽。”
　　　“小叶，没事吧！快点过来！”来人也快速地向小叶跑来。
　　　小叶撒娇地偎依在父亲的怀里。“没事吧，没事吧，狼在哪里？”不一会，小叶的周围已经聚集了十几个强壮的男人，他们举着火把，拎着山刀，警惕地看着我。
　　　小叶害怕父亲他们误会我，就赶忙把刚刚发生的经过告诉了大家。小叶的父亲走到我身前，伸出大手握着我的双手：“谢谢你！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走，到家里去，我得好好谢谢你！”
　　　我在他们的簇拥下朝村庄走去。小村庄很小，周围是一大片麦田和菜田，此时，已经炊烟袅袅，村口聚集了几十号人，他们是听到枪声而走出家门看个究竟的乡亲们。看到小叶归来，个个不约而同地围过来，你一句“小叶姐”，他一句“妹子”的叫着，那份真挚让我动容。
　　　穿过坑坑洼洼的一条小路，我在小叶父女的带领下走进了小叶的家。小叶的妈妈正蹲在院子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哭着，看见小叶回来了，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就开口骂了起来：“你这个死丫头，你死到哪去了，有胆子就别回来！”母亲的骂其实就是疼爱，小叶赶忙跑过去安慰妈妈。小叶的父亲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老太婆，别啰里啰唆的，赶紧杀鸡做饭，我得好好感谢一下恩人。”
　　　我穿着湿漉漉的军装坐到了小叶家的房间里，直到这时，我才有心思仔细审视一下这个被自己救下的小叶姑娘。小叶一米六几的个头，身材匀称，皮肤微黑，但一双细眉之下是大而明亮的眼睛。脸型很是动人，再配上小巧的鼻子和好看的嘴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
　　　小叶帮着母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她还为我烧上一锅热水，让浑身湿透的我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没多久，一桌香气四溢的饭菜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小叶的父亲倒了两杯酒，毕恭毕敬地倒了一杯放在我的面前：“姚同志，今天要不是你，我女儿就没了，谢谢你，我先干为敬！”
　　　“今天感谢的话说得太多了，不用再客气了，老刘同志，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们这儿是个小村庄，叫刘家庄，全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几乎都是姓刘的，因为地势偏僻，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我便是这个小村庄的村长。姚同志，你这是去哪里？怎么会走到山里去了？”
　　　“我是打算去南昌的，在路上迷了路，也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山里，这才碰巧救了小叶。”我当然不敢随意透露自己的处境。
　　　“姚同志，你真是活雷锋啊！你是哪个部队的，我得给你送一面最大的锦旗！”
　　　“不必了，也没什么，况且我调走了，调到了很远的地方，心意我领了。”
　　　“那可不行，就是远到天边我也得把锦旗送去。”
　　　“老刘同志，真的不必客气了，如果你真地想感谢我，我想在你这多休息几天，然后再去南昌，你看行吗？”我觉得这个地方偏僻，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等再过一过风头，去南昌会更安全。
　　　“这是什么话，我家就是你的家，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
　　　“谢谢！”
　　　“你想走我还不让你走呐，你就在这安心地住下来吧，谢什么。我早就让小叶把你睡觉的地方安排好了，一会吃完饭你就早点休息，我看你也累坏了。”
　　　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得老高。小叶早已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挂在院子里，早饭也已经准备在锅里，现在听到我起床的声音，就马上把早饭端到了我的面前。
　　　我就这样在这个四面环山、风景秀丽的小山庄里住了下来。这样悠闲的日子对我来说实在难得，忙碌惯了的我现在每天就是和小叶、小叶的弟弟小北在田野间散步、聊天、讲故事，有几个清晨小叶还带着我爬上小山看日出，看太阳放射出第一缕阳光。
　　　这一段归隐田园的日子让我真正地得到休养生息，也有时间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光明和黑暗，多情和无情，阴谋和善缘，一直交替出现。这些日子里，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拿出红梅的信来看，信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和一首毛主席诗词，字里行间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特殊气息，更让我清楚地领会到了红梅那深深的爱恋：
　　　泽轩同志：
　　　　　　相识以来，我深为您的睿智、博学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所
　　　倾倒。虽然您现在处于被人误解的处境，但我相信，像您这
　　　样的人绝对不会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我
　　　们都相信您是清白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
　　　掉！因此，只要扫帚一到，蒙在您身上的灰尘必将被扫落无
　　　疑！我也相信您一定能够像毛主席教导的一样：任凭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因为您有着博大的胸怀和端正的人生态
　　　度！
　　　　　　赠毛主席诗词《贺新郎 ? 别友》一首，希望您能细心
　　　体会诗中含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
　　　　　　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翻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
　　　　　　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
　　　　　　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
　　　　　　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您的战友    红梅
　　　我知道，红梅信中的这首毛主席诗词是1923年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毛泽东即将离开长沙，与爱妻杨开慧分别时所作。寓意不言而喻。但自己已是有家室之人，尽管自己心里对红梅很有好感，但若要接受她的爱，又无法对她负责任，就变成了对她的伤害。若要爱她，那对妻子不公平。这一份真纯的爱，只能转化成友情，藏在心里，温暖自己，并且当做奋进的动力了。正是：
　　　　　　　　　　　　生死悠悠一瞬间，
　　　　　　　　　　　　流离方识后为先。
　　　　　　　　　　　　痴情谢绝红梅意，
　　　　　　　　　　　　助我浮生猛着鞭！

姚波

第六章　幸运渡劫难　
   

      巧搭南昌车
　　　隐居式的田园生活虽然十分惬意，但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工作上的牵挂和对家人的思念日益强烈起来。我原只打算歇几天就走，但每当我提出要走时，小叶与小北都依依不舍，不肯让我离开。小叶的父亲也再三挽留，我便只好留了下来，就这样，一晃十几天过去了。
　　　有一天，小村中有一台拖拉机要往吉安办事，这是一个离开的机会，我也确实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于是就坚决辞行，告别了小叶一家。小叶与弟弟小北在短短的十几天中与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此番离别，很是依依不舍，特别是小叶姑娘，一路追着拖拉机跑，边跑边挥手告别，直到看不到拖拉机为止，令我心中十分不忍。这些朴素善良的好人，我永远记得他们。
　　　拖拉机慢吞吞走了大半天，我才到达吉安。我请司机吃了一顿便饭。跟他告别后我找到一所小旅馆住下。那曾想半夜里，我在熟睡中忽然被外面嘈杂的声音惊醒，仔细一听，好像是有什么人来查房，我已经犹如惊弓之鸟，立刻收拾包袱，从后门溜了出去。虽然我并不确定那些人是不是来抓自己，但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变得更加谨慎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尽量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为好。我干脆直接往汽车站走去。在那里就算等到天亮也好，那样就能在一大早买到票，在深夜的汽车站，冰冷的长凳上，我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早早醒来了，在售票窗前来回走动，等着售票员来上班。我想坐第一班车赶往南昌。可谁知好不容易等来售票员，却被告知当天开往南昌的汽车票早就卖完了，要等就只能等过往车辆了。
　　　我焦急地仔细搜寻过往的每一辆车子，看看南昌车是否已经满客。已经过了两辆南昌车，车里都挤满了人，不允许再上客！“怎么办？”我心里非常着急，忽然灵机一动，到车站旁边的小卖部里买来两包烟，递给司机，恳求他说：“司机大哥，我母亲在南昌病了，进了医院，我急着赶去看她，你做做好事让我上去吧，没位子坐也没关系。”
　　　有了香烟，就好说话了。司机接过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看了看我诚恳、真挚的样子，说：“你上来吧！”说完便打开车门，让我上了车，并给了我一张小板凳让我在车头的位置坐了下来。
　　　车子颠簸着蜿蜒行走在盘山公路上，途中有人下了车，腾出了位子，我这才终于舒坦地坐了下来。一夜没睡好，我立即睡了过去，直到司机叫醒我，我才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南昌跑业务
　　　我在南昌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联系业务，我还一直牵挂着赣州的情况，不知道那两个风波是否已经平息。我打电话给卫红、红梅以及聂家东，他们都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化肥以及命案风波已逐一查清了所有涉案人员，确认与我无关，赣州方面对我的追捕也已经撤销，我不必再为此事而担忧了。
　　　朋友们告诉我，杀害李司令的凶手是一个从上海来的下乡知青，人长得高大健壮，饭量大，但贫困的家庭不能给他提供援助，所以常常吃不饱，因此产生了邪念，跑到李司令家中意图盗窃，不料却被司令发现，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司令活活掐死了。抓获后，司令夫人到警察局要求将犯人凌迟处死，才解她的心头之恨，才能告慰老司令的在天之灵。警察只能耐心地劝说：“我们理解您悲痛的心情，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不允许使用这么残酷的刑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后期的一项大运动。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缺粮。
　　　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按照规定，未满18周岁或是独生子女可以不用下乡，可有些独生子女受到狂热思潮的影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听说上海就有这么一位“进步”的17岁的女孩。然而，就现实而言，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有一部分下乡知青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下，与当地干部或群众结婚生子，在农村“落户”，永远留在了农村。而有些人则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与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内心里，我非常同情这些孩子，并为他们被耽误的青春年华感到格外惋惜。70年代，我经常到江西等地出差，有时为了押货要坐货车。坐货车的时候不时会遇到一些知青拦车，希望我们能够让他们搭顺风车回城。只要还有空位，我一般都会让司机停下来载他们。大家都出门在外，不容易，能帮的我会尽力帮。但很多当地的司机一般都不肯停下来。知青们为了能够搭上车，通常都让漂亮的姑娘去拦车，其他人则躲在其他看不到的地方等着。车一停，三五个甚至更多知青就一起往车上爬。当知青们回到城里，严格的户口政策又限制他们滞留城市，当地居委会不停地上门要求他们尽快返回他们落户的地方。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然而，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还有数十万人。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没有得到学习深造，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啊。
　　　在南昌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推销厂里的产品。当时因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电镀机、充电机、电焊机以及汽车配件等产品都成了紧俏物资，在南昌当地也有很大的需求市场，因此我推销的产品都很受欢迎。然而，毕竟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南昌，推销有一定的难度，要想尽快打开销路，如果不一家一家地上门去推销又有谁会知道呢？因此，我不辞劳累，每天都奔波忙碌着。
　　　当时已是初冬时节，南昌已经开始下雪了。寒冷的天气，总是给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带来种种不便，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倒霉的是我这次因没有随行人员，所以没有自备炊具，只能到南昌当地的饭馆去吃饭。有一次，我要了一份猪肝菠菜汤、一份肉炒菜，再加三两米饭。热腾腾的饭菜都上桌了，我正要进食，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两个带着红袖章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手里各拿着一本红红的语录书，他说：“大家先停一停，在吃饭之前，应该先读一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在“文革”时期，革命挂帅，谁敢拒绝积极分子，谁敢拒绝读毛主席语录？正在饭馆里就餐的三、四十人乖乖地跟着他们走到外面的空地上。两个年轻的积极分子一本正经地翻开语录书，带领我们朗读了起来……
　　　天空正飘着雪花，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冷得发抖，机械地跟读，心里挂念的却是桌上那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这两个人当然是已经先吃饱了，读完一篇又一篇，迟迟不肯停下来。
　　　等我们被解散回到饭馆的时候，饭菜已变得冷冰冰的了。在南昌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吃饭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因此，那段日子，我吃了很多冷饭，我的胃经常不舒服，但由于工作忙，我也顾不得去管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我找到了几个大客户，这其中包括江西省革委会汽车修理厂、宜春地区化肥厂和上高县六二八工厂（保密工厂）等。而且我与他们签下了几张订单，成绩非常理想。订单签订后，要等谷饶农械厂将材料款汇进对方单位的帐户，他们才能将材料交给我运回谷饶。
　　　于是，趁着这个空档期，我打算到杭州的军工厂买一些可控硅电子管等零配件。到了杭州，不得不游西湖。这天，我忙里偷闲去西湖游玩。西湖的景色真是美啊，晴空之下，阳光在绿潭的波光中跳跃，湖畔垂柳青青，倒映到水里，正像苏东坡诗句所描写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很能陶冶人的心境。我沿着湖边散步，一路上看着小孩子们又跳又笑，老人家坐在路旁的石板凳上聊天，悠闲自在。多么舒适的环境啊！我忘记了连日工作的劳累，全身心地放松，沉浸在闲情逸致中。
　　　突然，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过不了一会儿，越来越急剧，一阵阵地抽搐，痛得我全身发抖，直冒冷汗，站立不稳。实在无奈，只得靠在石凳上休息，幸好湖边有所医院，我便强忍着疼痛去看大夫。
　　　后来疼痛稍有缓解，我便没有留在医院观察，拿了药回到招待所。当时旅馆不多，房间紧张，我那间房住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恰好是医生，对我挺关心，知道我病了，告诉我很多注意事项，像吩咐小孩做功课一样，非常细心。
　　　半夜里我的肚子又痛了，痛苦的呻吟声把那医生惊醒，他起来一看，又摸摸我的额头，喊道：“糟了，手脚冰凉、额头发烫，这样下去不行！”当下便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将我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医生帮我初步检查后，看我痛得非常厉害，便让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止痛的吗啡，然后进一步检查，安排住院等。那两位素昧平生的同室的旅友跑前跑后，一直忙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把我安顿好了，他们才放心地回旅馆。我在医院住了两天，这场因在南昌吃多了冷饭导致的急性肠胃炎，才慢慢有了好转。

　　　
　　　恶人再破坏
　　　辗转奔波，从杭州回到南昌，谷饶农械厂的材料款已经到了对方的账上。而且，厂里还派张文光来南昌跟我一起押货回厂。
　　　这天，两辆大卡车上装满了货物，共八吨。其中，一辆是江西省革委会汽车修理厂的，车上所装载的原材料是该厂及其他单位提供的。司机是该厂的专职司机，而且杨厂长也随车同行，他的主要目的是去采购汽车零配件。张文光也坐在这辆大卡车上。另一辆大卡车是宜春地区化肥厂提供的，司机叫彭月生，他的旁边还坐着化肥厂的采购员邹木根，我坐在最右边。这辆大卡车所装载的除了化肥厂的原材料，还有上高县六二八工厂提供的原材料。
　　　从南昌到汕头，赣州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晚上七、八点，我们的车子到达赣州，我们住进赣南宾馆。洗漱、吃饭后，我抓紧时间到清水塘物资局宿舍拜访聂家东。府城姨的女儿阿丽托我买一辆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聂家东的老婆正好在赣州市五金公司的门店工作，她已经帮我把凤凰牌自行车买回来了，我这次来他家就是来取车的。没想到，聂家东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汕头红旗区工商所的一伙人前两天竟然跑到江西来搞破坏了，他们通过赣州市工商局找到赣州物资局的领导们，说了不少我的坏话，说我是个“三代黑五类”的坏分子，是“行凶畏罪潜逃”的“投机倒把分子”，还“拉拢腐蚀”吕司令等老红军干部，叫他们不要与我有业务往来等等……
　　　聂家东岳父岳母都是被划为资本家地主成份的好人，他本人深受“文革”之害，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他一听林雕乾、梅希胜的口气，就知道这又是一伙乘“文革”的风潮，浑水摸鱼、无事生非、迫害好人的坏蛋，心里非常讨厌他们，哪里会再相信他们诋毁我的话，便推托应付他们道：“我们只是公事公办，我也只是为单位工作而已，单位的工作按程序只是认对方的工作单位、证明，他们代表单位推销加工业务，我们单位则根据生产需要来订合同，也不知道对方犯了什么事。为革命服务，公家对公家的工作，不认私人关系。”一番话有理有节，工商所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掉。
　　　后来我才了解到，红旗区工商所的人不仅到赣州物资局造谣破坏，而且还去找了吕司令，他们还将我家“三代黑五类”的背景添油加醋地告诉吕司令，要让这位“红彤彤”的老革命干部不要再跟我来往，意图釜底抽薪以削减我的保护力量。多亏吕司令与我已是多年的老朋友，深深了解我的为人，因而没理会这帮家伙的挑拨离间。
　　　这些人何其歹毒！不能直接迫害我，就想尽办法，间接地诋毁我的声誉，破坏我的人际关系，其目的就是要整垮我。当时我不禁大惊失色，心想：“化肥、命案风波好不容易平息了，现在汕头工商所这帮家伙却又阴魂不散地追上来了！难道汕头那边又出了什么新的情况？现在自己正押运着两车重要原材料往谷饶去，一旦遇到工商所那帮不讲法纪的家伙，可就很难保证安全了哪！这么重要的货品，岂不是要落入虎口！还有，今天是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登记住宿的，很容易被查到行踪！怎么办呢？！”
　　　在与工商所这伙人斗智斗勇的几年时间里，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思索一番便想出了应付的办法来。
　　我匆忙辞别了聂家东，立刻返回宾馆，先找来自己的业务员张文光商量道：“刚刚朋友才告诉我，现在出台了一个新规定，从大后天开始，运输过省加工的原材料必须要有出省的放行批文才行。现在我们的这两车钢材没有出省批文，要是按行程明天从这里出发，可能在新规定生效之前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开出江西。从赣州到汕头可要整整两天的时间。万一被扣留了，那可怎么办才好？！”
　　张文光是个老实的乡下人，没怎么经历过世事，一听便束手无策，非常担心：“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你看这么办好不好，我们马上叫醒杨厂长他们，即刻连夜出发赶路，争取在新规定生效之前离开江西便行了。”我胸有成竹地说。
　　杨厂长及彭采购他们一路辛苦，睡得正香。张文光本来已经睡眼惺忪，听到我带回来的消息，睡意早已吓得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我因担心再次遭受迫害，唯恐工商所那帮家伙马上追到眼前，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因此也就毫无睡意。
　　　我和张文光赶忙将所有人员唤醒，将情况一说，杨厂长他们也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都同意连夜赶路。于是大伙儿赶紧收拾行李，即刻出门开上车，按计划沿着南康——深奥——汕头的路线，动身出发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南康。南康县的检查关卡是赣州的最后一个关卡。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如果此时出关，必会引起对方的怀疑，从而严加盘查。因而我跟大家说：“我们刚才已经赶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了，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为了驾驶安全，我们还是在南康休息几个小时，让司机养足精神，明天再一早赶路吧。”大家都同意，约定第二天六点起床。第二天，我们不到七点钟就出发了。
　　　我们一路走来，每逢经过县级以上的城镇，都设有关卡，而且检查非常严格，对一切可疑或手续不全的物资全都扣留。我们的两车钢材有单位的加工合同，放行应是没问题的，但红旗区工商所那伙人已在赣州到处煽风点火，我担心一旦有人按照红旗区工商所的意见通知沿途关卡的人员拦截我，自己必然也就难逃魔爪，两车货物也难保全。我小心谨慎地将合同等资料交给张文光，嘱咐其如何应付检查人员的盘问以顺利通过关卡盘查，这样，万一有什么事，张文光是谷饶农械厂的正式员工，有档案可查，且也没有类似红旗工商所那样的家伙找他的麻烦，而杨厂长他们也是国营单位正式的干部、职工，更加不用担心。
　　　我安排妥当后，在快到检查关卡时，便先下了货车，独自踩着自行车通过关卡。我跟同伴们解释说这辆自行车没有发票，所以还是让我骑着它过关比较稳妥。杨厂长、张文光等人对我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我当时的穿着打扮酷似当地的乡村干部，也就没引起别人的注意，因而顺利过关。两车钢材顺利通过检查后，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停下来等我上车会合。
　　　一路上，每过一个关卡，我都要如此这般下车单独过关。麻烦、费事！但我只能如此，如果一个不小心，落进林雕乾、梅希胜那伙人的魔掌，就不是关押批斗那么小事了，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我就是如此小心谨慎地通过一关又一关。第二天晚上，我们赶到了寻乌。过了寻乌就是广东的地盘了。我在寻乌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因此我们一行人在寻乌入住旅馆，司机们都累坏了。

　　　
　　　寻乌惊魂
　　　第三天，我们从寻乌出发回谷饶。寻乌县地处江西省东南端，居赣、闽、粤三省交界处，东邻福建武平县、广东平远县，南接广东兴宁市、龙川县，西毗安远县、定南县，北连会昌县。寻乌山势雄奇，地形复杂，主要山峰海拔多在千米以上。一路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迭峰，地势险峻，我坐在驾驶室右边，从车窗往外看，只见眼前的这条险峻的窄窄的盘山公路，右边依着山岭，左边却是几十层楼高的万丈深渊，一眼望下去，深不可测，令人不寒而栗。我一路行来一路欣赏，不禁感慨良多，这山势不就预示自己的人生吗？起起落落，惊险连连！时而异峰突起，时而万丈深渊。
　　　正在这时，随着彭司机“哎呀”地一声惊叫，我感到自己乘坐的这部车像一匹脱缰野马，顺着山中的盘山公路快速地冲了下去。
　　　突然发生的意外令人心惊胆颤：“小彭，怎么搞的？小心啊！”我紧紧握住旁边的车门，心中祈祷着：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哎！哎！”小彭因为惊吓而说不出任何话来，只见他的右脚一个劲地拼命往下踩着刹车。可车辆已经完全失控，只是按惯性、疯狂地顺着山势往前冲！彭司机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卡车如果往彭司机的左边方向冲下深渊，那我们三人必定是粉身碎骨无疑！现在惟一的希望是这辆车能往我这右边冲过来，撞在山坡上，便能停住，纵然撞坏了车，尚能保全生命和财产！我心中暗暗向上天祈祷。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就在一瞬间，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的身体猛烈地往前一倾，整辆车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停住了！
　　　我赶紧睁开眼睛一看，大货车正好一头撞在盘山公路右边的山凹上，而且撞上的是较为柔软的土丘，而不是硬岩石。如果撞上硬石头，车子很有可能会被反弹从而跌入深渊。
　　　我和邹木根赶紧下车察看，彭月生则仍旧呆呆地坐在驾驶室上，没有动弹。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色依然煞白，仿佛已经到鬼门关走了一遭，魂魄都还没回来。
　　　随后赶来的解放牌大卡车停了下来，司机跟杨厂长等人马上上前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彭司机终于开口说话了：“刚才方向盘咬住了，根本扭不动，而且，刹车也失灵了。”
　　　“天哪！你们实在是福大命大啊。”杨厂长等人连呼“凶险”与“万幸”！
　　　车辆损伤不大，除车头的保险杠被撞得变形之外，车头只撞出了点凹陷，划伤了几块车壳的油漆，估计继续行走问题不大。杨厂长跟另一个司机开始修理车子，我则坐在路旁，拿出几个苹果，用毛巾擦了擦，问大家吃不吃。其他人都不要，我就跟张文光两人悠闲地吃了起来。邹木根看到我跟彭月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对我在劫难之后表现出来的淡定，觉得非常奇怪。他忍不住问我：“经过刚才那番惊吓，你怎么还有心情吃苹果？”我笑着回答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什么好怕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出门那天，四眼叔所说的“吉人自有天相”那句没头没尾的话。莫非，半呆傻的四眼叔，已经预见了我今日的有惊无险？
　　幸亏杨厂长是一位有一手极高强修车技术的老技术员，三两下，便把那辆大货车修好了。彭司机受到过度惊吓，一时还没有恢复过来，手足俱软，不敢再接着开车，那辆车便改由杨厂长来开了。
　　车辆到达谷饶农械厂门口的时候，厂里的人们已经等待很久了。我们受到谷饶农械厂所有人员的热烈欢迎，大家都眉开眼笑，因为我带回来的是工厂接近一年的订单，是工人们工资的保障！杨厂长他们更是受到盛情款待。潮汕人本来就待客热情，而他们又是贵客，厂里让专人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潮汕盛产的海鲜、有名的特产，如潮汕囟鹅、鱼丸、牛肉丸等等，变着花样摆上了他们的餐桌。潮州的美食名闻于世，来自江西的杨厂长他们每日都鱼鳖虾蟹，大快朵颐，几乎快要乐不思蜀了。
　　　我为自己历尽曲折，成功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成功完成这次业务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我又把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开始着手安排工厂的生产了。

姚波

　　　云霄惊魂   
　　　对于红旗工商所那伙人来说，给我定下“黑五类分子”的身份，就等于给了他们随时随地打压和整治我的合法理由，他们的非法行径不但变得合法，而且变本加厉，冠冕堂皇，对我虎视眈眈，随时一有机会就向我伸出魔手。我像一只失去外壳保护的蜗牛，朝不保夕。出门办业务，要在天亮前躲躲闪闪地绕道而行，天黑后才悄悄进家。当时，我出门走的路线一般是坐直通车到赣州，若没有直通车的话，先坐长途车到厦门，再经鹰潭到南昌。从南昌到赣州有一种只能坐20多人、很破旧的老式苏联小飞机，起飞、飞行时摇摇晃晃、轰隆作响，让我坐得提心吊胆，但飞机毕竟是飞机，它可以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时速把你送到目的地，比起当时一般的交通工具自然快了很多。有一次，为了赶时间，我不得不冒险坐飞机飞到赣州。
　　　在家抓生产，在外跑业务，身在外，难免遭遇奇险。1975年五、六月的一天，我因公出差。凌晨四点多，天还黑蒙蒙的，没什么光亮，我和妻子悄悄出了门，我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头与车尾各放着一只旅行袋，与妻子一起步行到汕头杏花桥的长途客运站，准备乘汽车到漳州，再从漳州坐火车到江西鹰潭，再经鹰潭到南昌。
　　　还不到5点钟，我俩已到达车站，因为太早，整个车站空荡荡地只有我们，我看着妻子不禁苦笑了一下：“这也是环境所迫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也逐渐开始放亮。婵珍与我依依惜别后踩着自行车上班去了，我们哪里想得到这次一别几乎就阴阳两相隔了。
　　　我两天前已经让婵珍帮我买好了第一班车的车票，我第一个上了大客车，坐在司机后面第一个靠窗口的位子，因为靠前的位子可以减少晕车的反应。
　　　这是一辆70年代生产的可以容纳51人的长途大客车。在我上车之后不久，便又有一位70多岁留着一大咎齐胸白胡须的老伯伯坐在我旁边，并将一个行李包也挨着我的行李放在座位旁了。这时才5点钟出头，车上仅有的两位旅客互相点头微笑，打了个招呼，寒喧两句，彼此感到亲切。
　　　5点半的车，不一会，乘客就坐满了。其中许多是当时从潮汕带进口手表等往漳州、厦门等地卖，换回布票、粮票，两头捣腾赚点利润、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人，也有一些是出差的业务人员。一脸风霜，是这些人共同的特征。现在，只有司机的位置还空在那里。我回头看了看坐得密密麻麻的车厢，心中很是庆幸自己来得早，占了最靠近车头的座位，这样，自己就可以稍为舒服地度过这趟漫长旅程。
　　　5点半到了，车还没开，有人开始骂了起来：“他妈的，司机怎么还没到！”
　　　5点40分、50分，6点、6点10分……第二班早班车6点班已经开出了，我们这辆5点半的第一班客车的司机位子还是空空的！于是车上的乘客炸开了锅，讨伐声此起彼伏，其中还不乏粗暴的谩骂——
　　　“他妈的，我跟上边的顾客约好时间谈生意的，现在都快过去一个小时了，司机还没来，怎么搞的！”
　　　“王八蛋，这个司机简直就是欠揍！”
　　　……
　　　在此期间，车站两次派人到司机家里去催司机前来开车，但一直到6点20分左右，司机才最终到达。车子朝着澄海方向开去。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上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铁青，我想：这个司机也许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乘客对司机迟到了近一个小时的不满并没有因为司机的到来而消解，相反，乘客们对司机的不满更深了，因为他上车后一言不发，连一句道歉、解释的话都没有，这种不满情绪随着车子的颠簸一下子爆发了！车厢里像炸开了的马蜂窝一般，各种各样的谩骂声“嗡嗡”地响开了：
　　　“他妈的，你是不是早上掉粪炕里了爬不上来？！迟到这么久！”
　　　“迟开车这么久，误了我的生意是不是你会赔啊？”
　　　“第三辆车子都快开了，你这第一辆车的司机跑哪里去了？怎么那么不守时？！”
　　　“就是，耽误我们的事情还不跟我们道歉。”
　　　“不想开车就别来当司机耽误大家嘛。”
　　　……
　　　坐在司机后面的我并没有跟着众人指责司机，因为我一向都是一个性格随和、非常忍让、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带着点好奇，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被淹没在谩骂声中的司机——
　　　这是一名30多岁的男人，身高约一米七，体格粗壮，生得浓眉大眼，尤其面颊、手等部位骨骼粗壮，筋骨突出，头发极其粗，还显得乱糟糟的，应该没梳理过，一眼便可看出这是一条性格暴烈的汉子。此人脸色十分憔悴，眼圈黑黑的，腮帮、下巴等处的胡茬非常浓重，好像至少两三天没刮胡子了，衣服也没扣整齐，更显得他落拓、憔悴、不安，这分明是一个正在遭遇、承受着什么折磨的男人。而且，面对众人的讨伐和责难，他本已铁青的脸色现在更加阴沉。
　　　车厢中对司机的各种谩骂声弥漫了各个角落，像一盆盆污水遮头盖脸地向司机泼溅，但司机拧着眉头完全不予回应。但我清楚地看到，在各种尖利的谩骂声中，司机紧咬牙关，脸部的肌肉因过于压抑情绪而抽搐着，紧握着方向盘的两只手也因极用力而青筋暴突，微微地发抖，他分明是正在竭力忍受着、克制着自己不回应那些可怕的谩骂，只是飞快而平稳地开着车。我的内心油然生出一丝同情。
　　　人都是从众的，大家都开骂，一个个就跟着，止不住骂口。如果没有人制止和扭转众人的情绪，他们会越来越放肆地发泄。车子开了一段时间，快到澄海了，谩骂声却依旧不绝于耳，我终于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挥一挥手，大声地讲了句公道话：
　　　“各位旅客们，请不要再骂司机了。司机兄弟迟到可能是碰到什么意外了，是有客观原因的，况且时间迟了便迟了，再骂下去也追不回失去的时间。请大家安静下来，不要影响司机开车的情绪！让司机平心静气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快一些，只有这样时间才可以追回来。”
　　　坐在我身边的白胡子老伯伯也随声应和道：“这位阿兄说得很有道理，大家肃静、肃静，不要影响司机同志开车！”
　　　乘客们骂得够久了，嘴巴也累了，我一番合情合理的劝说，马上产生了效果，大家终于闭上了嘴，车厢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这时，那位司机回头，看了看我，又望了望白胡子伯伯，眼神幽黑幽黑的，似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水，却仍旧一声不响地，回过头去，继续开车。我无法揣摩他的心理，但直觉告诉我，他的内心正经历着痛苦的剧烈煎熬。并且，他的个性，一定是那种说一不二、固执而决断的类型。
　　　车辆颠簸着，车厢两旁的景物飞快地后退着，客车中的旅客开始坠入旅途的疲惫中，昏昏欲睡了。我因天生晕船晕车，旅途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轻松，我努力地忍受着晕车的煎熬，两眼一直张望着窗外的景物，毫无睡意。
　　　不经意中，一块“福建云霄”的地名牌掠过我的眼帘，接着，带着咸腥味的海风一阵阵地扑进了车厢，我的身体随着车辆的前进，微微地向后倾斜着，车辆沿着山势驶上了一条上坡的海滨公路。坐在车头的我顿时感到眼界开阔，公路的左边是山岭，右边几十丈之下，惊涛拍岸的大海一望无际，与天遥接，云堆雾砌，一片苍茫。近处，浪山犹如一队队骑兵冲向礁石，激起轰然雷鸣。
　　　汽车艰难地往坡上爬着，马达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吼叫。过了好一会儿，车子终于爬到了这一段坡路的最高处。我记得，从这里下去，是一段很长的下坡，而且异常曲折，路况险峻，每次经过这里，司机都会十分小心，但乘客却十分惬意，因为长时间旅途奔波的辛苦会在这一段旖旎的风光和柔和的海风吹拂中稍微得到缓解。
　　　此时我也正极目向远方眺望着，尽情欣赏着美景。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司机“砰”的一声打开车门，跳下车。突然的停车让昏昏沉沉的乘客立即清醒了起来，大家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也没注意司机去了哪里。我注意到司机从车头绕了过去，推开乘客上下车的车门，招手叫我：“哎，你下来！”我应要求下了车，走到司机身边，我以为他需要我帮忙修车。然而，司机接着又招手叫那白胡子伯伯也下车来。我觉得有些不理解了，要说司机让自己下来帮忙还情有可原，但让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帮忙似乎不太合情理，那个老人也莫名其妙，但也只能慢慢地下了车。
　　　下车后，司机对我俩说：“你们跟我过来。”我们跟着他绕过车头来到司机驾驶室车门前。司机爬上车去，然后拿着两个行李袋问我们：“这是不是你们的？”
　　　“是啊。”
　　　“是。”
　　　我们两人都点点头。
　　　司机将那两个行李袋递给我们说：“你们俩坐下一辆车子吧。”说完，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驾驶室的门便“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车子也发动了起来，只见一阵沙尘扬起，客车在轰隆声中飞快地向下坡的公路开动了！
　　我与老伯伯突然间被赶下了车，一时间莫名其妙，满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这司机？！我们两个人可没像其他人一样骂他呀，还帮着他讲公道话打圆场呀，怎么反而……”
　　正在我心念闪动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那辆客车，全速前进，遇弯不拐，笔直地朝深邃的大海冲了过去！客车翻了几个筋斗，一路下跌中还与海崖的礁石碰撞了几下，发出轰然巨响，一下子插入公路下几十丈深的大海里！车箱里那49人的惊叫是那么的恐惧和凄惨，飘散在带咸味的海风之中……很快，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这恐惧和凄惨的惊叫就停息了，随着轰隆的巨响，整车人无一例外，全部葬身于大海！这个惨烈场景让我们两个幸存者惊得魂飞魄散、半天都合不上嘴巴！
　　　许久许久，我才回过神来，用力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才弄明白并不是做梦，那个司机开着一辆载着49人的大客车投海自杀了！自己侥幸躲过一劫！
　　　回过头来，看见早已经一屁股坐到地上的白胡子伯伯还痴痴呆呆地坐在那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山崖下面。海面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几只海鸥在海面上穿梭飞翔，发出悲伤的鸣叫，似乎在为刚刚逝去的生命哀悼。
　　　惊魂初定的两人四目相对，很难相信眼前刚刚发生的一切。等确信之后，又都额手称幸：正是因为在众人凶狠谩骂司机时，自己讲了几句公道话，白胡子伯伯也随声应和，让那一心求死的司机产生一念之仁，带着一车人殉葬时，放过自己和白胡子伯伯。难道，这也叫善有善报？吉人自有天相，感谢天地神佛的保佑，才又逃过惊险一劫呀！”我不禁双手合十，在心中为那葬身海底的一车亡灵默哀。
　　　我迅速恢复了理智，开始考虑怎么解决接下来的问题：“发生了这么大的命案，怎么办？这样一件大事，一下子死了几十个人，肯定会被报纸、电台报道的，要是被工商所那伙处心积虑的人知道了，不仅会暴露自己的行踪，而且很有可能又被加上什么罪名，甚至说这起事件就是自己策划并实施的也有可能。那时候麻烦可就大了，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甚至可以直接把自己定死罪。不行，现在就得离开这个地方。”我异常清醒地看到这个事件如果往下发展，对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走到老人身边，轻声跟他说：“发生了这么大的命案，我们两个人都有责任尽快报告给政府，以便公安人员前来调查处理，但我身负单位重任，正急着赶赴福州，不能在此地久留，只能拜托您在原地等待后面的车辆，请求司机协助，乘车到最近的公安局报告情况吧，拜托了！”我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去向是江西，我怕惹火烧身。就如同前面所说，我是一只没有壳的蜗牛，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伤害致命。
　　　白胡子伯伯在我的轻声话语中恢复了神志，但他方寸全乱，已无主见，听我一番提醒，他只能稀里糊涂地点头说好。
　　　于是我提起旅行袋，大步地朝来的方向走去，我想自己必须在老人之前拦到车上路，要不然万一老人说出还有一个知情人已经先走了，可能就会更加引起怀疑，那可就百口莫辩了。我走了一大段路之后，在一个岔路口，拦到了一辆开往厦门的货车。
　　　大约一周后，身在江西的我看到一份报纸上有该惨案的大幅报道。报道称：司机因为前一天晚上和女朋友发生争执，女朋友坚决要与其分手，司机回家后几乎一夜未曾合眼，本安排他第二天一早出车，他却想请假和女朋友解释明白，争取女朋友回心转意。但无论他怎么说，领导就是不肯批，也因此耽误了开车时间。他本来心情已经极度恶劣，上车后又遭到众多乘客的百般羞辱谩骂，本身性格孤僻，无法排解心中郁闷的他因而萌生死意。但最后留下一个白胡子老伯伯和一个行踪神秘的人却是他临死之前的一点善念。报纸上面还有记者采访白胡子老伯伯的大照片。
　　　我看毕，确认自己及时离开现场，避免曝光的做法是正确的，同时心中也非常感慨：人生旅途中，生命有时真的很脆弱，只因司机的一念之差，49条性命便灰飞烟灭了；也只因自己生性善良，讲了两句公道话，便救了两条性命，人的命运真是太玄妙了。可见，人心有善恶，即使是死到临头，也是善，才可以将恶征服，挽救生命于末途！


　　
　　　麻烦的小舅子
　　　前面述及的各种遭遇，都是在非常态的状况发生的。更多的时候，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情、恶劣事端，却是在常态之中，无声无息地酝酿，直至爆发。
　　　我在谷饶农械厂工作时，小舅子吴金奎当时15、6岁，已经开始务农，每天在生产队出工只能拿到1毛钱，每月只有3元钱的收入。而我所在的谷饶农械厂因我的到来，有了大量外加工业务，工厂的效益不错，工人工资收入大大高于当地其他小厂，因此连当地的公社书记等领导都托人找我希望安排他们的子女入厂工作，但厂里用工名额有限，最终能够进厂工作的也不是很多。为了照顾小舅子，我优先安排金奎入厂工作，希望他学点手艺、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厂生产当时销路极好的高科技产品发电机、电焊机、充电机等，许多机器零件都需要绕铜线。将铜线绕在木制的线轴上时，必须有一名工人绕着线轴，另一名工人站在对面牵正铜线，以防铜线翻转。
　　　由于小舅子年龄太小，也没什么技术，便当了一名绕线时专门拉线的小工。这个工作极其轻松简单，但小舅子的实际月收入也能达到30元，这可是一份人人羡慕的高工资了，接近当时公社书记的工资，可他还不满足。
　　　有一天晚上，我到厂长办公室研究工作时，偶然间看见墙头上挂着一份检讨书，仔细一看，发现却是金奎写的！他向领导检讨自己私自将工厂的几件工具锁进自己的衣箱里，想“拿回家当玩具”！
　　　我一看便立即明白，分明是金奎偷厂里的东西被发现了，厂领导碍于我的情面，怕我为难，就将事情压下了，没进行处理，也没告诉我。我摇了摇头，无声地叹了口气，金奎怎么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来？真是恨铁不成钢啊。但因为他年纪还小，既然已经检讨了，我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希望他能就此改正缺点，好好工作。
　　　可是不久，不争气的小舅子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却不能不管了。一名叫吴厚常的年轻人与金奎同组工作，他也是我照顾老朋友安排进厂的。他与金奎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小口角，脾气暴躁的金奎竟然顺手抓起一把尺多长的极重的铁扳手，朝小吴的头上掷了过去！幸亏小吴躲避及时，否则就酿成大祸了！
　　　我闻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而加以训斥，警告他以后必须改正，否则就赶出工厂。金奎被训斥后，也表示要悔改，但因他而起的麻烦并未就此了结。
　　　我的工资收入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了，加上我向来生活俭朴，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故而略有积蓄，因身受迫害，长年在外工作，大笔积蓄不敢存放在家中，也不敢储蓄在银行，担心被人查出抓到小辫子，只能在亲戚家这边寄放一些，那边寄放一点。
　　　在谷饶工作时，婵珍将我的积蓄寄放在娘家。她娘家有一个当地农家常见的阁楼，作为贮放稻谷和农具之用，上下阁楼时必须使用竹梯。她将800元积蓄放在一个旅行袋中，再在外面上了一个小锁头，寄放在小阁楼上。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需要用钱，来到岳父家，打开旅行袋上的小锁后，却发现里面的800元已不翼而飞！大吃一惊之下，婵珍忙向父母询问是否有谁动了阁楼的旅行袋。她父母说只有金奎上过阁楼。婵珍于是又向正好在场的金奎询问。性格狭隘的金奎闻言大怒，认为我们污蔑他。当天下午，他竟然纠合了四名乡里人，冲到家里说要痛打我雪恨！他将家里的饭桌都搬开了，空出地方，拉开架势，就要动手。
　　　幸好有一位乡里很受人尊敬的长兴叔知道了这件事，这位长辈有些文化修养，心地正直，很有见识，在乡里很有威望，他悄悄劝说金奎：“金奎，你家阿郎（潮汕话‘姐夫’或‘ 妹夫’之意）是长年在外行走做大事的能人。你妹妹、阿郎在你们家里丢钱后询问你们，这是很正常的，怎么能说是对你们的侮辱呢？就是警察来了肯定也是这么调查的。800元是一笔大数目，你这个每个月只有十几二十元工资的教书先生也拿不出这笔钱，他们诬赖你有什么用呢？你们要将事情查清楚，怎能随便动手打人？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必定伤了亲戚之间的和气，你跟你妹妹一家以后还要不要往来啊？”一番入情入理的话将吴金奎问得理屈词穷，气焰一下子焉了下去。
　　　正在我们满腹狐疑的时候，一位男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这个男青年比小舅子金奎大几岁，平日是金奎的哥们，他在贵屿街上开了一家铺头专门帮人开锁、配锁。他认为不能因为丢钱的事弄得我们家庭破裂，便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前一段时间，金奎将我的旅行袋拿到他铺头，说是他自己的旅行袋，钥匙不小心丢了，请他帮他开锁。他还揭露金奎在那之后一段时间大肆挥霍：买了两只价值近200元的进口手表，一只戴在手腕上，一只戴在手臂上，还买了一件进口皮夹克，每天都要抽两包烟，还经常请朋友下馆子等情况。
　　　我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便找来小舅子金奎，好言劝告他坦白承认错误，并承诺只要他改正错误，不会严厉处理他。
　　　此时，金奎只好老实承认自己偷钱及将钱花光的行为。
　　　鉴于小舅子屡教不改，屡犯错误，我只好将小舅子在厂的工作名额换成了岳丈。
　　　被我勒令离厂回家务农一段时间之后，金奎又找上门来说情，说是无法适应回乡里务农，要痛改前非，央求重新回到谷饶厂工作。我一时心软，便又答应小舅子的请求。
　　　但年仅十八岁的小舅子改不了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习惯，每月30元竟还不够他花。于是，他慢慢地便又心生怨恨，有一天，竟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些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等对当时社会状况不满的话，写了之后，还随手乱丢，竟被一个民兵捡到，拿去交给大队的张书记。好在张书记与谷饶农械厂的刘厂长是极要好的老朋友，才没将写了“反诗”的纸张上交，而是交给刘厂长处理。
　　　刘厂长一见，大吃一惊：在当时“文革”的背景下，这首“反党、反革命”的反诗若是被人上报，被上头抓住，那随便就可以定个“反革命”的杀头大罪！他赶忙拿了“反诗”来找我，说道：“姚同志，您看您这个小舅子，总惹祸，现在还写出这样的‘反诗’，这可如何是好？！”
　　　我一看，也惊出一身冷汗，深知事情严重，忙对刘厂长千恩万谢，回头便想找闯祸的小舅子金奎教训一番，谁知却找不到，一问工友，才知道金奎回家去了。我赶忙踩了五公里自行车，急急赶到贵屿岳父母家里，找到小舅子。
　　　我拿出金奎的“反诗”，当着岳父母的面，严肃地对小舅子说：“金奎呀，你说小也不小了，年满18岁，也是能判刑的成年人了，现在还在闹‘文革’，是‘政治挂帅’，稍为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对社会有不少不满，但谁敢讲半句？那可是杀头的大罪，你可好，上次偷钱偷东西、打人的事倒也罢了，你一个半大小孩，懂得什么社会情况，竟也学人题起‘反诗’来了？！若非刘厂长照顾我这位老朋友，替你担待着，只要把你这张纸往上面一递，被枪毙都有份！简直是自寻死路！”
　　　小舅子在旁不敢回答，谁知我的岳母却因之前对我的误解，加上她一味宠爱小儿子，竟以为是我无故挑剔金奎，说是我要害金奎，我对这位不明事理的乡下老太太非常气恼，便说：“您若以为是我要害金奎，那就把这张反诗交上大队去，看上面先抓谁！”
　　　金奎这小子毕竟在外面工作了一些时间，知道的确是自己闯下祸了，便悄悄地拉住老母亲，这才把事情消停了。
　　　这次总算侥幸地将小舅子闯下的大祸避了过去，下次再闯出这种祸来，可就难说了，故而我再也不敢让小舅子到谷饶上班了。留他在身边，等于就是留下了导火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点燃了……

姚波

　　　谷饶多故事
　　　小舅子的麻烦事刚刚结束，我在谷饶农械厂的工作又遇到新的打击。汕头红旗工商所那伙阴魂不散的恶人，不仅跑到江西去破坏我的业务，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竟然追寻到谷饶来了！
　　　他们跑到谷饶的上级潮阳县政府，在县政府上上下下大肆诬陷我，说我是“投机倒把逃跑犯”、到谷饶农械厂是搞投机倒把的“飞机队”等等，甚至鼓动得潮阳县县长李云为此亲自带了一个工作组，跑到谷饶农械厂蹲点了！
　　　多亏某个县级领导，因为他的儿子被我安排进厂工作，所以他得知消息后马上悄悄通知了我。我提前得到消息，自然是早已退避三舍。
　　　谷饶农械厂的几个领导一起详细地将我的带头作用以及为工厂创造的巨大效益如实地向李县长作了汇报，但李县长听后，却依然无视事实，他说：“你们这个社办农械厂，本来是生产锄头、镰刀的，现在竟然生产起发电机来了。而且，县里正规国营厂生产的发电机只有12千瓦，你们竟然生产出50千瓦、100千瓦的发电机。这样不是乱套了吗？他姚泽轩一个人每月拿100多块钱工资，是我们县领导工资的三倍。姚泽轩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有一个脑袋，并没有三头六臂，你们不也有脑袋吗？姚泽轩抽中华牌香烟，你们就不会抽吗？他能跑业务，你们厂也可以派出业务员，自己到江西等地去找加工合同嘛。自己的事自己办，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的工厂让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指挥呢？你们的立场在哪？你们的屁股是不是坐到了资本主义的船上去了？更何况他还借此机会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让他岳父到厂里来白领工资。我们不能再把姚泽轩这种人留在厂里，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决定立即驱赶姚泽轩及他带来的一切所谓的工程师、技术员等，你们自己把业务做起来！这样才能显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如此一派极左论调，在当时就是“最高指示”了。在县长的指示下，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农械厂的领导们只好唯唯诺诺地照办了。我被迫暂时退出，但刘努尔书记、张明发厂长等领导仍私底下与我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们深知我个人的业务能力非同一般，决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替代的。工厂要生存，不能没有我。
　　　刘努尔原是潮阳谷饶公社新边大队的书记，后来调到谷饶农械厂当书记，他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也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决不是上级领导所听说的什么“投机倒把分子”，更深知我为厂所创造的价值，舍不得让我离开谷饶，也为我的处境忧虑，因此便在新边村找了一间空置的小屋，这是他一位亲戚家的，他的大儿子刘镜标也曾经在此住过。现在他让我住在这里，等形势好转再伺机出山。
　　　这间不大的小屋位于一座小山的山脚下，背倚青山，非常清静，周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便也暂时安心地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恢复工作，我在这个小房子住了好几个月。
　　　寂居山脚小屋时，因为晚上太冷清，也怕太靠近山里，晚上会有野兽出没不安全，刘书记还常常派镜标晚上来陪伴我，但镜标白天要干活，因此白天常是我一个人。
　　　我在这段难得的寂静时间里，苦苦思考自己遭受种种迫害的前因后果，心中感叹：“这样无辜遭受迫害，日复一日东躲西藏的日子何时是尽头？”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设法为自己正名，讨回公道。
　　　我理清了思路，借着山边幽居的难得平静，开始动手写申诉材料。从此，我艰苦伸冤的旅程开始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独居的小屋慢慢有了一些生气，一来我的妻子常利用休息时间前来探望我，给我带来亲情和温暖；二来，我在早晚出门散步时，认识了周围一些邻居，渐渐熟悉之后，他们常到我的小屋喝茶聊天。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的我，当然是对大家热情招待，还时常在小屋或者刘书记家中的天井给围在一起的人们讲《七侠五义》、《拍案惊奇》等今古奇观的精彩故事。我讲得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大伙儿也都听得非常入迷。
　　　其中有一位18、9岁姓刘名叫晓慧的姑娘，是一位乡村教师的女儿，她虽然没有城镇女孩那么白净，但五官还算俊俏，人也聪明伶俐，每当我给大家讲故事时，她总是托着腮帮子，听得最为入迷，乌溜溜的黑眼珠，滴溜溜一刻不停地跟着我的身影转，眼睛里满是惊奇、崇拜、喜爱，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故事把姑娘的心装得满满的。
　　　晓慧正值情窦初开的青春年华，正是对异性最敏感、最具幻想的年纪，再加上她对知识的崇拜和渴求，不禁暗恋上了我。尽管她也见过我的妻子和家人来探望过我，知道我已是有家室的人了，但少女的幽思还是促使她每天都身不由己地过来探望我，每次她望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少女的脉脉深情。
　　　我从她的眼神里读懂了那份纯真少女的感情，但我时刻提醒自己决不能有非份之想，我对晓慧一直都像大哥爱护妹妹那般。于是，这一份两个人暗藏于心的纯真情谊，一直到我离开这山间小屋也没有挑明，但我心中的兄妹之情和晓慧心中的恋人之爱彼此都早已心照不宣。
　　　我离开谷饶农械厂，他们的工作还得继续进行，于是就派跟着我一起到江西出过好几次差的业务员张文光和陈大祥、技术员阿鹅等四人分两队到江西、浙江等地跑业务。
　　　但这看似简单、实则深邃奥妙的业务公关岂是随便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做的？我多年积累的工作能力、商业智慧、人脉资源岂是张文光等人所能比的？！
　　　谷饶农械厂这次撇开我，自己开拓业务的结果自然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四个业务员在江西、浙江等地花了一个多月，将一千多块钱差旅费花了个精光，结果那些业务部门根本不理睬这些应对无措、普通话都讲得结结巴巴的乡巴佬。他们最终只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回到厂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各自买了两斤江西的特产——香菇！
　　　工厂的人个个都在暗地里骂县长李云：“你说得那么容易，你怎么不去找些订单给我们加工呢，你也长着一个脑袋啊。”厂领导们也无比沮丧，眼见好端端的一个谷饶农械厂，离开了我，马上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变得奄奄一息：完全接不到新订单，原来手头上正在做的半成品也没有完成，江西那边还等着交货呢。短短两三个月，工厂的繁荣状况烟消云散，马上又要陷入揭不开锅的困境了。刘书记此时更是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有先见之明，暗暗留下了我，虽说有上头的高压政策，但只要我没走，还是有机会扭转局面的。”
　　　于是刘书记跟厂里的其他几位领导登门拜访我，说尽好话，恳请我出山主持厂里的业务工作。我深感刘书记是个好人，为了他的赏识、为了全厂员工利益，自然是同意了。何况，我和这个厂已经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但这次为了保护正常生产，避免引起县领导的干涉，我们想了个折衷的办法，由刘书记去找上堡大队的张书记，张书记帮我们找了个空置的祠堂，以分厂的名义建了一个新的小工厂，继续加工谷饶农械厂的半成品。
　　　我从汕头请了两名新技术员，组织了一帮工人，而谷饶农械厂也派了几个工人过来帮忙。我还叫上二弟泽敏、小舅子金奎以及方端的弟弟在身边帮忙。于是，小工厂便开始运作了。暗度陈仓之下，谷饶农械厂又一次渡过危机，经济状况重新好转。
　


　　
　　　巧辩细姑母
　　　话说我有一位由“细姑母”——即是我祖父的姨太太所生的“御莲姑”，御莲姑丈名叫陈沛，先后在潮阳县任过好几个公社的书记，后来擢升为潮阳县财税局局长，在当地颇有地位。
　　　御莲姑的大女儿名叫陈少玲，才二十出头，在县医院当护士，负责给人家做结扎手术。虽说“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但一位还未结婚的妙龄大姑娘，做这样的工作，乡邻们议论起来实在是有点尴尬。少玲家庭背景不错，人也是心高气傲，自尊心极强，对闲言闲语过份敏感。
　　　我那祠堂里的小工厂，生产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硅整流发电机、电镀机等高科技设备，这不论是对种田、种菜的乡民，还是对谷饶农械厂的领导们而言，都是极其新奇的事物，故而，不时有周围大队的乡民、民兵前来祠堂好奇地探望，东看西瞧之余，还问东问西。
　　　二弟姚泽敏有一次在跟几个年轻人闲聊时，无意中说起陈少玲是他的表妹。有几位好事的男青年，当得知这层表兄妹关系时，便分别以此戏弄他。他们对泽敏起哄：“阿敏，你表妹不错啊，是护士呀，呶，她今天恰好又下来给人结扎了，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呀？像苏六娘的表哥那样……”他们几个一起哄，便弄得姚泽敏这位还未结婚的男青年面红耳赤。
　　　原来，在潮剧中，有一出极为著名的《桃花过渡》的折子戏，讲的便是大家闺秀苏六娘与表兄不顾父母反对相爱、婢女桃花为其穿针引线、促成良缘的故事。故而，表兄妹之恋在改革开放前的潮汕乡间，对于未婚青年来说，是一个极为敏感、令人害羞的话题。
　　　好事的男青年一看姚泽敏害羞，更来劲了，又跑到陈少玲那边起哄：“你表兄姚泽敏不是正在祠堂那边生产机电设备吗？跑过去不远呀，为什么不像苏六娘那样跑过去找你表兄呀？……”
　　　陈少玲是正值妙龄的大姑娘，对这样的话题本来便敏感怕羞，又兼自己的父亲是当地的公社书记，不免有些骄傲，心中还有点瞧不起在祠堂搞小工厂的表兄，不乐意被其高攀，便傲然不屑地回答道：“什么表兄？我们可没有这门亲戚！”
　　　那好事者碰了一鼻子灰，便又跑到姚泽敏那儿，将陈少玲的话添油加醋地传了一遍，取笑泽敏吹牛。姚泽敏听到表妹竟然不承认和自家的亲戚关系，觉得非常委屈与生气，但他没什么办法，就告诉了我。
　　　事情虽小，却有损人格和尊严。自小便自力更生、完全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的我，个性极强，刚直倔强，认理不认人，即便是什么长辈官宦，若没道理的，我也敢于挑战权威，与其论理。故我在我的家族中，一向很得众人敬畏，颇具权威。而我以杰出的商业智慧在当时商业经济枯萎的情况下，创造了突出的效益，更得到许多亲友们的尊敬和仰仗，为了巴结讨好我，时常有人上门给我家送些小礼品，连军区吕司令、汕头地区主管公检法的张孝长等地方高等官员都是我的朋友。我已经习惯了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故而，当听说表妹竟然不承认与我们家的亲戚关系时，我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挫伤，便气愤地对弟弟说：“你别担心，我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专门安排了一个星期天，带着婵珍上门拜访御莲姑。
　　　那天，御莲姑正好在家，她的老母亲，即我的细祖母，也在她家帮着料理家务。她家客厅后面用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出一个小房间，我的姑丈——陈沛书记正在里面小睡。表妹陈少玲不在家，大概又外出给人结扎了。
　　　御莲姑见到我们，便高兴地冲泡工夫茶，并拿出家常糕点来招待我们。她未曾料到受了气的我是找她理论来了。
　　　我喝过茶，道过谢，便说：“御莲姑，您说，我与弟弟泽敏还是不是您的侄儿？还是不是您女儿少玲的表兄呀？”
　　　“是呀是呀，怎么啦？”
　　话架子拉开，我开始有条有理地侃侃而谈：“现在，姚泽敏跟着我在谷饶工厂生产高科技设备，做的是利国利民的事，少玲做医护工作，也不过是一个普通护士而已，彼此应都是平等的。但表妹却对外面的人说，你们没有我们这门亲戚！想陈沛姑丈，当初出身河浦的富农家庭，‘文革’期间，曾被人抓去戴高帽、游街、批斗，后来是找人去证实已与家庭脱离关系、参加革命多年才避免被长期批斗；但后期又有人要找他的麻烦，说他娶的您，是‘姚贡爷’家的小姐，又要抓他去批斗，那时，您便去找我母亲三嫂，让她去找自己的堂兄——当时的居委会主席应春舅，让他给您开证明，担保、证明祖父虽说有‘贡爷’名声，但实际上只是一名穷秀才，更因家里人口众多，实际上生活极其困难，姑母您早年都做过佣人、童工以赚点小钱帮补家庭，实际上早已是劳动人民，并非什么‘小姐’，由此才使姑丈避免再一次被人抓去批斗。另还有您的亲兄弟，我称为六叔的，生活困难、饿得受不了时，以两万金圆券的价钱把自己卖去当壮丁，已经收了人家两千元的定金，我父母、您称为三兄三嫂的，闻知后把家里的棉衣棉被都当掉了，才筹到钱还了人家的订金，帮着救回了六叔。您那些时候便认着、记着三兄三嫂。现在姑丈没事了，当官了，日子好起来了。托您的福，我们兄弟靠自己努力工作，日子过得还算自在，也没求姑丈帮过什么忙。可难道您用不着我们了，便不记得我们，甚至连表妹也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了？！”
　　一番话铿锵有力，说得御莲姑脸色发窘。在场的细祖母也两手直摇，一边用手指示意客厅的小房间，一边轻声说：“阿轩，阿轩，你不要那么大声，你当书记的姑丈正在里面休息呢……”
　　话音未落，赌着满肚子气的我立即接上话：“公社书记有什么了不起？！比他大得多的官员我见得多了，军区的吕司令、地委副书记张孝长、武装部政委陈群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呢！”
　　被堵得无话可说的御莲姑，只好连声向我道歉：“乖侄儿、贤侄儿，都是我那女儿不明事理，讲了不该讲的无礼的话，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她回来我一定教训她叫她向你们认错，你就不要生气了呀……”
　　而一直在薄薄的一层隔板后休息的陈沛姑丈，从头到尾都能清晰地听到我理直气壮、嗓门极大的话语，却一直没敢出来与我对话。
　　出了一口闷气的我终于讨了个说法，得胜回家了。
　　　此事虽小，但凡涉及到个人诚信和尊严，我就会认真对待。不畏强权、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这就是我的倔强个性。



第七章  避险逃生天

　　
　　　
　　　探亲遇恶人
　　　1976年，我相信，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恰如阳春之前的寒夜，寒冷、黑暗、漫长。年初，周恩来逝世，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霎时长空泪雨纷纷。紧接着，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四人帮”要清除经济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7月，唐山地震震惊世界。政治风波，天灾人祸，在中国人心里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痛。
　　　8月中旬，时近中秋，汕头的天气仍然酷热，火辣辣的太阳威力无比，把柏油马路晒得发热、发软，甚至还微微地冒着烟，树叶被烤得发蔫，无精打采地垂挂在枝头。白天，人们都躲在屋里，一般不出来，只有傍晚或夜间，才三三两两地走出屋门，散步纳凉，享受着带有海洋气息的清风。
　　　下午四点多钟，在潮阳棉城老家，我正用单车载着年仅五岁的儿子姚青峰，在老邻居家串门聊天。
　　　我此时已在潮阳谷饶农械厂工作4年多了。
　　　在这段工作相对稳定的期间，我常常抽空偷偷回到汕头与妻子和孩子们团聚，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这次我回潮阳老家是为了公事。江西上高煤矿的陈国华、上高黑山汽车拖拉机修理厂的陈芳春等人带来3大卡车焦炭、1台柴油机以及几百公斤桐油等，前来换购我厂生产的50千瓦的发电机、电焊机、充电机等机电产品。公事办妥后，他们顺便到汕头游玩。我负责招待他们。当时汕头市区的工商管理非常严格，私自买卖物品都会被没收。在汕头市面上无法买到海鱼、海虾等海鲜。为了使远道而来的客人吃上海鲜。我便不顾自己的困难处境，想方设法回棉城老家购买海鲜。棉城靠近海湾，而且当地政府的市场管理没那么严苛，因而经常有渔民将海鲜拿到市场上偷卖。
　　　当时我还处于工商所那伙人的追捕之中，大白天是不能大胆在街上行走的，而且，由于当时联系不便，所以我每次要回到汕头的家里时，都要事先联系好，每次或是让妻妹在约定时间到码头上等待，接到我时，先将我的单车及买的东西拿回家里安顿，或是带上我儿子当“通讯兵”，到岸时，我在岸边等待，让儿子跑回家通知家里人，来码头附近将单车及东西先送回家，我自己则须躲在码头附近，徘徊到天黑后，才能一路躲躲闪闪地瞅着空子钻进家门。
　　　那天，一大清早，天还朦朦亮，我便带着儿子走出家门，先到镇邦路的小旅馆探望陈国华等人，告诉他们我将到潮阳一趟。当时，靠近镇邦路的西堤码头有潮阳航班，直达潮阳棉城的后溪码头。西堤的小海轮，每小时1班船，是专门载旅客直达潮阳的，顺风时行1个小时，逆风时要行1个多小时。另外，亦可以从离西堤不远的渡口乘坐大渡船过渡到对面的礐石渡口，只需10分钟便可到岸，但上岸之后得走陆路15公里才能到达棉城。而且，期间必须翻越一座又高又陡的礐石岭。我踩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很不方便，故当日我选择从西堤码头坐小轮船往返于潮阳及汕头之间。
　　　9点多钟，小轮船到达后溪码头，我下船上岸，踩着车，载着儿子，沿着大路向潮阳棉城的南门街市前进，准备往南门街市赴每天下午2点半左右的鱼市，买刚出水的海鲜招待江西的朋友们。
　　　正在此时，我非常不巧地在半路上遇到1个熟人，这人名叫金富，“花名”（潮语“外号”之意）叫“肥仔”。他也踩着自行车，与我擦肩而过，此人原与我有点难以说清的过节，故我与他彼此互相看见之后，又都装作没看见，各行其路。
　　　没料到这个“肥仔”却是个善于记仇的家伙，此时他偶遇我，心头一动！因其知道汕头工商所正在追捕我，又见我正用自行车带着小孩，料定我必是要再送小孩回汕头的，立即到汕头向红旗工商所举报告密。
　　　红旗工商所那伙人闻信如获至宝，立刻组织工商所一队人马，还找了地方公安分局的人，几十个人，带着枪，把汕头西堤码头以及通往礐石的两个渡口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那儿守株待兔、等着我回来自投罗网。
　　　此时我还蒙在鼓里！只要我按正常行程返回汕头，立即便会落入那帮恶人的手中，性命攸关。
　　　那我又是怎样与“肥仔”结下恩怨，才招致此人出此毒手，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的呢？这故事渊源长，得听我一一细说。
　

　　
　　　无意结怨隙
　　　20世纪50、60年代的汕头市，国家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除了国营单位，民营经济一片荒芜。当时能够在国家机关、国营单位工作而捧到一个铁饭碗，拿到一份每月二、三十元的固定工资，是最让人羡慕的。而那时，要在国营厂找到一份工作，是极难的事，必须拿到难得的招工名额，或是父母等直系亲属退休后，让出一个名额才能让其子女顶职上班，所以当时大多数的市民家属都处于无业状况，许多人家便靠家里男人的一份普遍不高的工资收入来养活整整一家人，生活紧巴巴的。
　　　当时，在汕头市的一个国营机械厂中，有一位名叫育东的50多岁老技术工人，皮肤黝黑，长相极其普通，甚至有点丑陋，他在工厂工作已几十年，因工龄长，月工资收入有四、五十元，比一般年轻工人的平均二、三十元工资略高一些。
　　　老育东的老妻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儿女，家中便请了一名来自农村的20岁左右的小保姆料理家务。这名小姑娘虽出身贫寒人家，没什么文化，却长得皮肤白皙，相貌清秀好看。
　　　老工人很是关心这位小保姆，生活上对她很爱护，久而久之，两人就有了感情，发生了关系。于是后来老工人便娶了小保姆，不久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眉眼长得都很像老工人，皮肤也像老工人般黑黑的，认识老工人的人一看到小女孩便都知道那是老工人的女儿了。老工人有福气娶到比自己年轻三十多岁的漂亮妻子，非常满足，对女方百依百顺，那也是人之常情。
　　　在这个国营机械厂中，有一位年轻的杨厂长，年龄仅比老工人的小妻子大10来岁，颇有才能，皮肤白皙，相貌堂堂，长得一表人才，虽已有家室，却是个风流种子。当其偶然到老育东家串门，见到老工人那与其年龄相貌都很不相配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便动了心。此后，他总是有意频频制造理由登门拜访，送茶叶等礼物，嘘寒问暖，对那年轻女人十分关心，对老育东也从工作上十分照顾，使老育东夫妇俩对他越来越有好感。
　　　有一天晚上，老育东一家子刚吃过饭，三个孩子们吃完饭，有的做作业，有的在玩耍，年轻妻子正在收拾家务，这时，杨厂长又登门拜访来了。
　　　老育东忙摆出潮汕人家家必备的功夫茶具，冲了一泡家中最好的茶叶招待贵客。
　　　只听见杨厂长说：“育东叔啊，您老人家在咱们机械厂也工作了几十年了，老嫂子也过世了，留下了两个孩子，还有新嫂子添的一个孩子，您老的家庭负累是够重的呀！”
　　　“是啊是啊，我工龄较长，工资虽比一般年轻工人高点，但单手独脚负担这个五口之家是够累的呀！”老育东忙点头哈腰地说。
　　　杨厂长笑容满面地看了小厨房中那还在忙家务的年轻女人一眼，对老育东说：“育东叔您的情况和难处，我非常了解，常常想着如何帮上您一把，所以，这段时间，我听说局上头有了一个家属工的名额，就忙打了报告，还亲自送到局人事部门，找到相熟的科长，把情况和困难再三说明，尽量争取这个名额，好不容易，今天局里终于给我们批下这个名额了，我已决定将这个宝贵的名额送给育东叔您家里的嫂子了！嫂子明天就可以正式到厂里上班，当个家属工了！”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们一家都不知怎么感谢杨厂长您才好呀！”
　　　老实厚道的老育东感激涕零，连声说道，还连忙从厨房拉出自己的女人来，一起对着杨厂长千恩万谢的。
　　　“不客气不客气，都是老同事了，能帮到忙是应该的。”杨厂长在灯光下看着那年轻女人漂亮的脸庞，心不在焉地说，还乘机偷偷捏了一把那女人雪白的手臂。那女人脸红了一下，微微地把手臂往回缩了一下……
　　　杨厂长费尽心机争取到名额，第二天便安排那年轻女人进铁板厂当了家属工，使她每月能挣到二、三十元工资。这是一个天大的人情，为此，老育东夫妇都对年轻厂长感激得五体投地。
　　　年轻女人既感激其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又为其年轻英俊的外貌所打动，于是在年轻厂长有计划的频频追求之下，两人终于秘密有了私情。
　　　从此杨厂长便利用职务之便，将老工人及其年轻妻子的班次分开，常常乘老工人当班，而那年轻女人独自在家的时机，频频上门与其幽会。
　　　纸终究包不住火，日子一久，不仅老育东觉察了，邻居、工友们也都已知晓。但老育东无钱无权，斗不过有权有势的领导，也感激厂长明里暗里多方照顾，自己年纪太大，配不上漂亮媳妇，一旦将纸捅破，鱼死网破，家破人亡，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于是思虑再三，决定隐忍，对大家都心知肚晓的事情一味装不知道。
　　　后来，那女人又一连生了四个孩子。无论男女，个个都长得皮肤白皙，相貌漂亮，眉眼一点都不似老育东，却像极了那英俊的杨厂长。知道情况的明眼人一看，便都知道老育东续弦生的小孩，除了那个皮肤黝黑的大女儿是老育东的亲生骨肉外，其他的都是她与杨厂长的私生子女。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秘密，都叫老育东为爸爸，老实善良的老育东也都视同己出，一家人倒也生活和睦、相安无事。
　　　老育东的次女名叫美娜，长大至十八、九岁时，生得细皮嫩肉，身段婀娜，粉红的脸蛋上一对双眼皮的丹凤眼脉脉含情，相貌非常娇美，人长得斯文秀气，像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引得周围一帮年轻小伙子似狂蜂浪蝶，纷纷争相前来追求。
　　　小伙们借口送“茶米”（潮语“茶叶”的俗称）、糖饼上老育东家，喝上一晚功夫茶，天南地北闲聊不止，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美娜姑娘。老育东夫妇则对小伙子们一视同仁，热情接待。
　　　“肥仔”金富便是这伙常往老育东家跑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他长得五大三粗，粗眉突眼，说话时瓮声瓮气的，这么一副典型的粗人相貌，自然是不易讨得小姐们欢心的了，故而，虽然“肥仔”身任机械厂的供销，颇是能说会道，往老育东家跑得最勤，礼送了不少，却并不能比别人得到更多亲近美娜姑娘的机会。
　　　有一次，美娜姑娘感冒发热后竟被查出患了轻微的肺结核，于是在那段时间常到其父母所在机械厂的厂医室看病打针吃药，因而与厂医林广泰认识了。
　　　林广泰是西医，毕业于广州有名的医学院，医术还不错，30岁左右，长着一副单眼皮的无神近视眼，个子及长相都非常普通，但却非常花心，传闻每逢长得漂亮的姑娘往他处看病，他搭脉时便常常出现“小动作”：食、中指放在人家手腕上，无名指及小指却偷偷伸到姑娘的掌心挠痒痒，伺机搞调戏“小活动”……据说他追过几位颇有姿色的姑娘，又见异思迁，见一个追一个，追一个丢一个，故而他在街坊间很有些轻薄的名声。
　　　那风流的林广泰一见美娜姑娘，便大叹“秀色可餐”，遂猛追不舍，与她谈起了恋爱。
　　　对于美娜与林广泰医生谈恋爱，老育东夫妇倒是挺赞同的，林广泰的工资虽然只有三、四十元，不算很高，但毕竟是受人尊重的医生，且当时的医生普遍都常在家中私下设诊为人看病赚外快，林广泰也不例外，故实际收入也很不错。
　　　但林广泰对美娜却并不是一心一意的，一来他本来便是个见一个爱一个的花心大少，二来他父母认为美娜患过肺病，怕治好后恐怕也会影响传宗接代的质量，故不太赞成，所以事情就拖着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风流医生还是跟美娜保持着恋爱关系。
　　　当时我正在浮山电力机械厂主管生产、业务工作，一来为了工厂各种电器外壳的外加工工作，二来为了与当时的街道办事处搞好关系，三来为了帮助解决许多无业的朋友及其家属的工作出路问题，曾先后扶持过永红五金电器组、公园区电器生产组等，经常给他们一些生产加工业务，让这些生产组有工可做，每位工人因此每月都可领到二、三十元工资，此一善举，帮了当时许多街坊、朋友们的生活。
　　　林广泰医生是我的朋友之一，他请求我帮忙安排美娜姑娘的工作，我便将美娜姑娘安排进了公园区电器生产组，这么一来，美娜姑娘更是对林广泰感恩戴德，一心一意。
　　　这个生产组还有赛平、络明等男青年，他们和“一枝花”美娜姑娘做了同事，但并不知其与林广泰医生已有了亲密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全力地追求起她来了。　
　　　眼见美娜姑娘因我的帮忙进了生产组，而使竞争更加激烈，“肥仔”金富因此便非常仇恨我。
　　　之后，我被工商所那伙人追捕，离开了浮山电力机械厂。虽后来秘密在谷饶农械厂工作，但不敢再在汕头公开行走，自然也无法再照顾生产组。
　　　“肥仔”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乘机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求活动：他绞尽脑汁为生产组找来了加工业务，支撑着因缺少我的帮助而濒于崩溃的公园生产组，从而成为生产组的“太上皇”，最后竟成功“抱得美人归”，如愿以偿娶到了漂亮的美娜姑娘。
　　　但“肥仔”在洞房夜即发现了美娜不是处女，他百般盘问美娜，美娜总是矢口否认，绝不承认其与林广泰医生曾发生过关系。于是，疑心重重的“肥仔”竟怀疑我是“经手人”，因为是我将美娜介绍进生产组的，从此便对我怀恨在心。中国有句古话：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殊不知这小人之心，是会给君子带来灭顶之灾的……
　　　于是，就发生了汕头渡口的那一幕。
　

姚波

　　　　     
　　　两包救命糖
　　　我对危险即将降临毫无察觉，心无旁骛，载着儿子，沿着大路，踩着自行车，向棉城南门街市前进。一路上，阳光分外灿烂，大路两旁景色秀丽，小镇前碧绿的水塘，镇后葱翠的小山岗，街头参天的古榕、傲岸的木棉树，还有街尾阔挺的芭蕉以及婆娑作响、随风摇曳的竹林……它们都从容又安详地沐浴着大自然的恩泽，构成了一幅夏末美好的乡镇自然风景画。
　　　到了家乡，距离贸易市场开市尚早，我于是带着儿子先去探访两位亲朋好友。下午两点多，我顺利买到从海门送过来的刚打上岸的鲜活海产品，有海鱼、海虾、海蟹等。买完海鲜，我还买了有名的潮阳地方特产鱼丸。想起家中爱吃奶糖的女儿，我又买了两包上海产大白兔奶糖，每包约一斤重。当时的大白兔奶糖是散装的，称好后装进小店常用的牛皮纸袋，袋口用咸草绳扎好。
　　　我去的时候带了一个提篮，买来的东西都装进提篮里。当时潮汕人日常生活所用的提篮常由藤条或细竹横竖交错编成，是一种扁形的半硬性质的袋子，高约50厘米，宽约40厘米，开口宽约12厘米，袋口处有两个环状提手。
　　　我先将海鲜等放在提篮的最下面，再将两包大白兔奶糖放在最上面，离袋口还有七八厘米的距离，即便路途颠簸，这些东西也不至于掉出提篮。一一放好东西之后，我拿绳子将提篮绑牢在自行车后座上，儿子就坐在自行车横杠上所安置的藤椅上。
　　　做好这一切，看看时间已将近下午4点，按计划是6点到达汕头，来时已约好小姨子6点在码头上接应。而且，这时动身出发到渡口，坐4点钟的船时间已太迟，但坐5点的船呢，则太早了，于是，我便带着儿子去探访红砖门楼那边的老邻居们，消磨空余的时间。
　　　走在熟悉的老路上，闻着记忆中的乡土气息，我想起了自己的孩童时光，虽然清贫、辛苦，但还是充满了欢乐。这儿的人们都喜欢我、爱护我，不像汕头那伙人总想将我置于死地。
　　　很快，我带着儿子来到了红砖门楼，我走进了红砖门楼对面的青门楼，这里住着老邻居銮州叔。銮州叔的父亲以前是开纸钱作坊的，我小时候还跟他批发过纸钱到乡下去卖。銮州叔的大儿子叫林钦泉，两个女儿，一个叫育英，一个叫宋英。其中，育英还嫁到了汕头。銮州叔见到我们父子俩，非常高兴，马上摆出功夫茶具，冲上一泡浓浓的铁观音茶来招待我，大家闲话世情，非常开心。
　　　时间差不多了，我便起身告辞，推着自行车从拱门出来，门口即是赵厝巷，将红砖门楼与青门楼分隔开。这条大青石铺就的小巷的一侧砌着一条宽约20厘米的窄窄的小污水沟，小水沟中常年流着周围居家排出的黑黑的污水。我带着孩子走出老邻居家门前的小巷，准备跨过小水沟转入小巷再走出大路。当我来到小水沟前时，习惯性地左手在前把住车头，右手在后把住车尾，用力地将自行车搬过小水沟。
　　　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扑通——”一声，原来放在提篮中的两包大白兔奶糖在没有任何颠簸的情况下竟双双跳出提篮，跌进小水沟中去了！
　　　小孩当时还没有上车，我赶紧弯腰将两包奶糖捞出来。但一看已经太迟了，两包糖的包装纸袋都粘上了很脏的沟水。在当时物资并不丰富的70年代，两包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很稀罕的东西，因外包装袋沾上脏水就随便扔掉，那就太可惜、太浪费了！里面一颗颗独立包装的糖果都还很干净，完全可以吃。我决定将这两包糖送给銮州叔，他家中有好几个小孩呢，他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应该很少给小孩买糖吃。
　　　于是，我便停好自行车，拿着两包糖转身走回銮州叔家，将情况一一说明，然后将两包大白兔奶糖送给他们，他们连声道谢。我匆匆走了出来，前后不过耽搁了5、6分钟。
　　　我载着小孩，匆匆忙忙赶到码头，走到售票处准备购买船票时，就听到悠长的“嘟——嘟——嘟——”三声，我焦急地扭头一看，正看到船员将供人们上船用的跳板收回到甲板。轮船已经起锚开始驶离码头了。售票员马上跟我说：“对不起，船已经开了。你明天再来吧。”5点是最后一班船的开船时间。我着实懊恼，相差不过两分钟！如果没有两包糖耽误时间的话，赶上这班船是不成问题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轮船在自己眼前开走，急得直跺脚。没办法，只好再骑上自行车赶一个多小时的路，赶到礐石渡口那边去过渡。我踩着自行车，绕过礐石岭，好不容易才到达了礐石渡口。这次看起来很顺利，远远的便有一艘渡轮轰隆隆地开到岸边了。
　　　我高兴地载着儿子，正要动身往渡轮上走去，忽然，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一个形象猛烈地触动到我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我看到了罗阳彰——红旗区工商所的一名保管，虽然他本人对我比较同情，在非法拘禁期间也对我有些照顾，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听从上司命令的人，上头的安排他也不能违抗。因此，罗阳彰也成了刺激我敏感神经的特别信号！在甲板上的罗阳彰已经望见了我，但当我朝他看的时候，他赶紧装成没看到我一样将头转向别处。
　　　我的心脏怦怦地狂跳着，也马上将眼光转向别处，心中紧张地思考：“这家伙来干什么？看见了我又假装没看到，分明不怀好意！怎么办？”我缓缓地停下正要向船上走去的脚步，看见罗阳彰还留在船上，没有下船的意思，看来是要随船一起回汕头去！
　　　“怎么办？这家伙在船上已经看到我了，他回去下了船，必定会打电话叫人来抓我！决不能上这船跟他走！另一个礐石渡口呢，也是不能去的！我不可能跑得比电话还快！现在也不能露出已看见他的样子，转身就跑，这样做的话，他马上跑过来追，那就麻烦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将自行车停在轮船的入口边上，放下了儿子，将提篮的细绳子悄悄解开，然后再慢慢绑回去，目的在于拖延时间。
　　　好不容易大渡轮终于“呜——呜——呜——”鸣响了汽笛，将放在岸上的供行人上岸的跳板收了起来，起锚离岸过海了！
　　　我赶紧载上儿子，飞快地踩离了码头！
　　　原来，对岸工商所那伙人从早上11点多便在码头和渡口守着要抓我，不料守了5、6个钟头，到了下午6点多还不见我回汕，守得不耐烦了便派罗阳彰过来打探情况，不料却与我碰个正着！

　　　
　　　巧计过海渡
　　　在靠近码头的海边，我带着儿子，脚步徘徊，心事重重：“怎么办呢？罗阳彰看见了我，回头必定打电话叫人来抓我！必会守着这两个渡口，两个渡口是决不能过去了！而且即使回头往潮阳方向走，工商所那伙恶人，也会以追捕‘投机倒把行凶逃跑犯’的名义打电话给潮阳的政法机构围捕的。而且我还带着不足5岁的儿子，也增加了逃跑的难度，怎么办？”一时间我进退两难、走投无路。
　　　我举目望向海上，只见波光粼粼，黄昏的太阳已渐渐西落，却将无边的橙色阳光铺撒海面，令海水金光闪闪，丝毫没有令人沮丧的灰色。我努力振作起精神，告诉自己一定要想出逃生的好办法来。正在这个焦急的时刻，我远远看见两条小船在海面上打鱼，我心中忽然有了主意，忙向小船招手，只见其中一条小船慢慢地掉头向我划了过来。
　　　小船到我跟前停下，上面有两个渔夫。我便以买鱼为由，跟渔夫拉起了家常：“今天捕到的鱼似乎太小了。”我指着小船上一个木桶中游动着的几条小鱼说。
　　　“是啊，今天捕到的都太小了，但若抓到大鱼，一般都会送去卖给赛平等同志。”渔夫说。
　　　“是不是在铸造厂工作的赛平呀？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高兴地说。
　　　就这样，一番话，很快便消除了渔夫对我这个陌生人的戒备心理，彼此亲近了起来，我又问：
　　　“你们这样在这儿打鱼，每天大约能赚多少钱？”
　　　“这很难说，有时每天能赚到几元钱，有时可能连几毛钱都赚不到，但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还能赚到十几二十元呢。”
　　　我一边和渔夫聊，一边实行自己的逃脱计划：“这样吧，我们从福建运过来两车铸造厂用的焦炭，本来是让司机运到礐石这边的，没料到那司机是外地人，不认得地方，匆匆忙忙就把焦炭卸在汕头西堤码头了！现在我想雇用你的小船，一船船地搬到这边来，我们再安排人运到赛平所在的铸造厂。就按你每天的最高收入额，每天雇你20元吧，上船下船搬运的人工由我负责，你不必担心，怎么样？”
　　　渔夫一听，喜出望外，连声说好。说：“太好了，那就请同志您赶紧乘大船先过渡去西堤码头等我吧，我尽快把小船划过西堤去找你。”
　　　“那可不行，天都快黑了，你我先后到达那边，要是碰不上头可就麻烦了，这样吧，我现在就坐你的小船，咱们一起到西堤码头去看看。”我不慌不忙地说。
　　　渔夫高兴地应承了，赶忙稳住小船，两个渔夫下船，一人抬自行车，一人帮我抱小孩，等我们都坐稳了，他们才小心地划动小船。
　　　我怕坐在船头有被那工商所伙人看见的危险，便将自行车安置在小船船舱中，从自行车的座椅下掏出一团旧棉纱，弯下腰、低下头，假装忙着清洁自行车，全程都猫在小船舱中，以保安全。
　　　终于安全到达了西堤码头边的一个安静的角落，我带着孩子安全地上了岸，作势东张西望了一番，对渔夫说：“哎呀，焦炭不见了，怎么回事？到底放在哪个位置？等我回去跟经办人了解清楚情况后再通过赛平联系你们吧。你们这趟辛苦了，呶，这是补偿给你的辛苦费10元，请收下吧。”半个小时不到，便赚了10块钱，两个渔夫都很高兴。
　　　下了小船，天已经黑了，一看时间，7点多钟，错过了与小姨子约好的碰头时间，我赶紧载着儿子来到家附近的小巷隐蔽处，叫儿子跑回家通知家里人出来先将东西拿回家。很快，小姨子来了，我让她拿一部分海鲜回家给家人吃，自己则悄悄骑车来到红阳区同平路找了一家偏僻、幽静的小餐馆，包了二楼的一间房，交代他们加工我买回的海鲜。然后，我让餐馆的一名服务员到镇邦路的旅馆去找陈国华等人到餐馆吃饭。
　　　饭菜差不多准备好了，过了一会，陈国华等人也到了。他们吃得非常高兴，喝酒、猜拳，兴致非常高，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才买回来的，还差点落入恶人手中。
　　　在饭馆里招呼客人酒饱饭足之后，我在苍茫夜色中偷偷回到家中。小姨子告诉我，她在码头等我时，亲眼见到几十名工商所的人，带着枪包围了码头。她觉得非常着急，为我捏了一把汗。到了与我约定接应的时间还不见人，她只好忐忑不安地先行回家报告消息了，家里人都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们想不到我再一次从致命危险中安全脱身了。
　　　数年之后，我经过无数上访，终于得到平反，人身安全这才彻底得到保障。回想当年情景，更是庆幸两包大白兔奶糖神奇地掉落水沟，才救了我一命！若那时我顺利地登上西堤码头的小轮船，在汕头这边上岸，马上就会落入那伙恶人之手，那伙人被我成功逃脱过一次，又多年追捕都抓不到我，一旦得以再次抓到我，必会将我严密关押，为达到目的，必会对我再次严刑拷打，是否能再次保住性命，实在难以想象！而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套个罪名随便将人打死，实在跟捏死一只蚂蚁那般容易。
　　　或许是冥冥之中主持正义的神明出手相助，使两包大白兔糖神奇地跌落水沟，才耽搁我几分钟时间，也才保住了我宝贵的性命，使我安全渡过了又一个劫难。


　　　
　　　救命窗
　　　2005年7月30日，一个夏日之夜，当夜风轻轻掠过花园的树梢，微微拂动巨大落地窗前的窗纱，我在家中观看凤凰卫视的一个历史题材的访谈节目。几位专家谈及解放战争中的锦州战役，当谈到其中有一根长木柱改变了战争的胜负，从而改变了历史轨迹的真实传奇故事时，我不禁非常激动，思绪万千：在我被迫害的八年抗争中，也有一根非比寻常的小木条，改变了我的命运，从而也改变了我整个家族的命运……
　　　1948年9月12日，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的第四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其中的锦州战役，更是这场战略性战役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战役。锦州是东北进入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要地，是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的主战场。
　　　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
　　　10月的战场上，当时国民党有正规军队400万人，而共产党只有正规军队120万人，另有200万民兵部队，虽然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但在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兵力很是吃紧，眼见国民党紧守城楼，共产党部队久攻锦州不下，自己的援兵迟迟不至，而国民党的二路援兵则已在路上，若不能设法尽快攻下锦州，抢占这个辽沈战役的桥头堡，八路军将陷入反胜为败的局面中，怎么办？
　　　正在这时，一名士兵在一片狼藉的战壕中，发现了一支直径仅约十几厘米、长约七八米的长圆木，于是决胜这场战役的重大转机产生了：部队使用这根长圆木，派出精兵在半夜攀上城墙，埋下炸药，炸开了城墙。于是，随着胜利的爆炸声，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近９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解放军终于得以在危急万分的情形下，反败为胜，一举攻下锦州城。
　　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已被切断。蒋介石仍严令廖耀湘率领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10万人，生俘廖耀湘。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２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也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便有了一根木头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真实传奇。而在我个人的历史中，又有怎样的一根神奇的小木头改变了我的命运呢？
　　　那是1975年，我在潮阳谷饶工作，时常出差汕头，在汕头家中居住。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家中三楼天井旁的窗口有一根竖着的圆木条是松动的，整个窗有四根这样的木条，中间还有一根扁平的横木在窗框的正中镶嵌着，正好将四根圆木条拦腰固定了，每根圆木条的两端都插入一个小圆洞中。我使劲将那根松动的木条往上旋动，不一会就将它拔出来了，拔出一根木条后留出的空隙足可让一个成年人从中钻出去。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逃生好办法。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的逃生之处，我在中间的横木钻了一个小洞，加了一枚铁钉固定那根松动的木条，木条就变得纹丝不动了。这样，我每次逃跑时只要拔出铁钉，木条就可拔出，人从窗口出去后，再把木条插回原位，用铁钉固定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木条能够松动，也就不会怀疑我是从窗台逃出去的了。为了能够更容易拔出木条，我还将下面的小洞稍微挖大了点。
　　　自从有了“救命窗”，每次那帮人要进我家查户口时，我就马上拔出那根救命的小木条，通过窗口偷偷逃到邻居屋顶的阳台去躲避。刚开始，邻居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中午，工商所的人又上门来抓我，我赶紧从救命窗逃出去。从窗口爬到邻居燕梅的阳台上去的当口，与正在阳台晾衣服的燕梅碰个正着！弄得我很是尴尬，一时不知是进还是退，最后为了逃命还是硬着头皮爬了过去。我对燕梅点点头笑了笑，燕梅明白了过来，于是赶紧招手叫我进屋去了。
　　　这个邻居虽然对我的事有所耳闻，但是并不清楚真实情况，他们怀着善意，相信我是遇到了难处，没有为难我，还招呼我进去喝茶。我很感动，便把自己受迫害的前前后后跟他们一一诉说，他们听过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对这个平日大家都公认的好人受到迫害非常同情。从此之后，我们两家人更加相知，更加和睦相处，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为了报答他们，我也经常送一些小礼物给他们。
　　　我躲躲藏藏，逗留家中已多时，我机智应变，常常是有惊无险。工商所的人好几次扑上门都抓不到我，便改成常派些“特务”来刺探“军情”，看我是否在家。
　　　而其中跑得最勤的“特务”莫过于居委会干部的女儿阿琴了。这个年轻女人长相极普通，却有着一副油滑的嘴脸。她装作跟婵珍很友好的样子，经常到我家来“串门”。我心中有如明镜，知道阿琴是“奸细”，我嘱咐妻子千万要注意应付好此女。
　　　为方便逃命并预防紧急情况，我们一家人不敢在一楼吃饭，改为在二楼就餐。但有好几次，当我们一家正在二楼吃饭的时候，阿琴就过来“探风”了。每当此时，我就只好立刻收拾藏好自己的一双碗筷和凳子，飞快往三楼卧室跑去，藏在大床底下！婵珍感到我安全了，才开门应付她入内多方的盘问纠缠！
　　　这么多的动作都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个正常人家的温馨晚餐瞬间变成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无硝烟战场！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黑色恐怖下，我家中每个人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必须绷得紧紧的！
　　　“静仪想念爸爸么？”
　　　“半年多没见面了，当然想啦。想他买糖回来给我和弟弟吃！”训练有素的女儿回答得滴水不漏。
　　　“哎哟！你这件衣服做得真好看！”
　　　“妈妈做的！”
　　　“阿琴！三楼还做了一件，我带你上去看看，比这一件针脚还细些，别看女儿人小，喜欢人夸她靓！”
　　　为了进一步模糊阿琴的视线，我特意吩咐妻子，阿琴来的时候可以大方地带她上三楼的卧室。“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让她认为我不在卧室里，免得她怀疑我可能呆在三楼！于是，婵珍常常借故带阿琴到三楼的卧室。阿琴应该做梦都想不到我就藏在她的眼皮底下。
　　　


　　　夜半大抄家
　　　我家对面二楼住着一户朱姓人家。老太人称朱姆，她的女儿朱月桂嫁给了他们斜对门的镇邦街88号的壁生。朱姆平日里就帮忙带外孙。儿子在部队参军三年后回到汕头，分配在海军船务修理厂，尚未结婚。朱姆喜欢热闹，整天带着外孙家家户户串门，聊聊东家长西家短。时间长了，跟周围的人家都很熟络。她恳请婵珍跟食斋姨介绍织布厂的女孩给自己的儿子。热心肠的食斋姨前后给朱家儿子介绍了三个对象，最终，谈成了一个，还是个斯文漂亮的姑娘，他俩在1975年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好、家庭和睦。
　　　朱家人本应该因此感激我一家，但朱家儿子结婚后，竟然向我家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合情理的要求。他说我家里的人口不多，用不着三层房子，能否将第三层给他们住？我当然不可能同意这么无理的要求。两家人非亲非故的，我家又不欠他们朱家的，有也只有朱家欠我们家一个人情。一家人住得舒舒服服的，为什么要让出最好的一层给外人而委屈自己家人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家人因此伤了和气，朱家人想必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在被追捕的那个时期，我常常小心翼翼地在深夜或凌晨行人稀少的时候偷偷地回家。家里的窗帘几乎是常年拉上的。虽说我有“救命窗”可以逃命，但还是危险重重、险象环生。不过，每次在我濒临绝境时总会有出乎意料的奇迹出现，给我的人生平添了许多神奇色彩。
　　　1976年秋，“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终于阴谋败露，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随着这个4人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但是，在僻远的汕头，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变得政治开明、社会公平民主。恶人继续作恶，我的处境依旧。
　　　1977年4月2日，清明节前夕，婵珍正在住院生小女儿，当时我还处于被追捕时期。即便是老婆生小孩这样的大事，我也不敢抛头露面。妻子分娩当晚，我乘着夜色，悄悄前往医院，默默地躲在医院的窗下，深情地隔着窗子窥望着刚刚生下小女儿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当我确信妻子分娩正常，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我不觉双眼挂上了泪花：“婵珍啊，婵珍，辛苦你了！感谢你又给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是我有愧于你，不能亲自照顾你，可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啊！我何尝不想在这个时候一刻不离地陪伴着你，可是，那些乌龟王八蛋怎么可能放过我？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暗处监视着医院呐，可能只要我一现身就会被他们抓走，你体谅我吧，等我洗脱冤屈，一定好好地报答你！”我默默地自言自语说完这些话，再静静地看了妻女一会，才悄悄地潜行回家。
　　　由于已经是第三胎，而且男孩、女孩都有了，所以婵珍生完小女儿后就顺便做了绝育手术，住院时间要长一些。她姨妈每天一日三餐送饭到医院给她吃，负责照顾她。我母亲则到我家里帮忙照顾两个孙子、孙女，打理家务。
　　　4月10日那天，刮着风，我正躲在屋里。突然，窗帘被风刮起了，虽然我发现后马上将窗帘固定，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安，隐隐有些担心已经被别人看到。
　　　晚上9时许，我跟家人刚在二楼吃过饭。婵珍的母姨到医院给婵珍送饭去了，母亲正在楼下做家务，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如常。屋里面的人哪里想得到在平静中隐藏着的凶险。对门朱家的人已经到工商所告密了，工商所纠集的一队人马已经悄悄地包围了我家。为首的几个正把耳朵贴在我家的大门上，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马上采取行动，没听到声音他们不想贸然行动。自从我从工商所成功逃脱之后，他们一直咬牙切齿地不顾一切地要把我抓回去。这次他们接到这么确切的消息之后，发誓一定要捉住我。
　　　两个小孩已经睡了，百无聊赖的我也准备洗漱、就寝了。我当时心情有点焦躁，主要是因为挂念着医院中的妻子和新生女儿，但又不能光明正大地前去探望。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我没有平时那么谨慎，竟然在二楼直接朝一楼的母亲喊话，让她上楼的时候把热水带上来。
　　　我的喊声就是信号，让久候在门外的那帮人马上行动起来。一楼立刻传来“咣咣咣——”粗暴的敲门声。我一听不妙，顾不上穿外衣，只穿着胶拖鞋及米色棉毛睡衣裤，立刻向三楼的“救命窗”跑去。
　　　母亲被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吓懵了，她起初当然不愿意开门。但有人爬上门外窗口下的自行车，刚好够着一楼的窗口，他用手枪指着母亲，恶狠狠地威胁道：“快开门！老太婆！不开门就一枪打死你！”老实胆小的母亲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吓得浑身发抖，只好应声给这伙人开了门。
　　　那伙人进来之后马上“咚咚咚”跑上楼，他们应该是听到了我跑步上楼的声音。我已经跑上三楼，飞速地将窗框中那根活动木条的钉子拔出，将活动木条转上去，整个人从中钻出去，再将木条插回原处，钉子也插回原处，接着从窗台爬向屋顶。追兵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被他们抓住，那是必死无疑的。眼看着就要落入恶人手中，这时我听到二楼拐角处土地公公神位那边传来有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追赶的脚步声突然中断了几十秒，多亏了这宝贵的几十秒时间。我爬上屋顶，刚刚将双脚从窗框中央的那个横木上收上去时，就看到第一个追兵郑良恰的头顶从三楼的楼梯口冒出来了。哪怕晚一两秒，我都会被他看见！多么惊险啊！如果不是带头的郑良洽摔倒耽搁了那么几十秒，我这次肯定是被抓个正着了。我不由得合掌默默感谢土地公公显灵救了自己。
　　　当日带队到我家抄家的工商管理所的负责人黄东来刚刚到任不久，根本不知内情，被人蒙骗，无意中做了红色恐怖的执行人。在手下仔细搜查的时候，黄东来询问母亲：“姚泽轩在哪？请他到工商所交代案情吧！”
　　　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黄又问：“家中的其他人在哪儿？”
　　　“媳妇正在医院生小孩……”被吓破了胆的母亲如实地回答。
　　　这时，那伙人中有一人对黄东来说：“黄主任，这里抓不到人，不如我们到医院去抓，姚泽轩可能在他老婆那儿呢！”
　　　“废话，我们刚才不是明明听见他的声音了吗？况且领导只交代叫他去工商所交代情况，并查看姚家是否有违反工商管理的物资，我们就不去医院了，就查看一下他家的东西吧！”
　　　我躲在屋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跑上又跑下，沸沸扬扬的人声中夹杂着翻箱倒柜的声音，以及后来搬东西下楼的声音。
　　　“搜人的搜人，搬东西的搬东西。”
　　　“这次不能再让这小子跑了。”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大家仔细再搜搜，他肯定跑不了的。”
　　　“这家伙怎么这么狡猾！”
　　　可怜的母亲被这纷乱与凶险吓破了胆，她感到胸口好像被堵塞了般，越来越闷，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了。她从来都是没有主意的人，在这种情势之下，更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才好。胸口难受得厉害，她哆哆嗦嗦地跟一个参与抄家的男子讨一根烟抽，她告诉对方自己的胸口闷得紧。对方看她一个老太婆确实有点可怜，就给了她一根香烟。从来没有抽过烟的母亲在这让她心神极度不宁的情况下抽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烟，她被呛得连连咳嗽。
　　　一至三层，每寸地方，连衣柜、床底、米缸等地方都搜过了，可还是没有发现我的踪影。
　　　“大家快来看，姚泽轩的外裤还在这里挂着，里面有一串钥匙，说明是今天刚穿过的。”
　　　“还有鞋袜。”
　　　“对，他一定藏在楼顶晒台或附近！”
　　　于是，脚步声涌向三楼的阳台。三楼阳台的栏杆上放着几盆花，阳台外面还搭了个竹篱笆。我在楼顶听到有人爬上了三楼阳台的栏杆，用手攀在竹篱笆上。用力过大，竹篱笆发出断裂的声音。正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的我心里一吃紧，我不是心疼竹篱笆，而是担心自己的安危。我想对方肯定站在阳台上往楼顶上张望。如果他们搜到屋顶上来那就完了。不行，得赶紧转移。
　　　清明时节，刚下过雨，天气还带着湿润的寒凉，镇邦街上，一座座三四层高的旧式小楼房栉次鳞比，沉浸在一片漆黑寂静中。镇邦街的背面就是仁和街。两条街道的房子背靠背建在一起。在黑夜当中，我从镇邦街的屋顶悄悄地爬到了仁和街的屋顶上。我家的房子与仁和街姚徳家的房子仅一墙之隔，隔墙有七八寸宽。我爬到了姚德家的晒台上。小晒台大约长4米，宽1.5米，一角放着一个鸡笼，鸡笼下是一条可以下水的阴沟。鸡笼里的几只鸡互相挨着安静地睡着，我就躲在鸡笼旁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为什么选择姚德家呢？因为姚德知道我蒙冤的内情，心地善良的他虽然爱莫能助，但决不至于落井下石。而且，他的住房都是我让出来给他的，这个好人欠着我的情。姚徳生了六七个小孩，家里人多地方不够住，于是就三番五次地恳求我帮忙。我跟姚徳的交情向来较好，就答应他了，将房子一分为二，中间砌了一堵墙，镇邦街这边的归自己，仁和街那边的归姚徳，每个月的房租各自缴纳。姚徳一家因而对我心存感激，纵然发现我躲在他家楼顶也绝不会举报，这点我是放心的。
　　　我只穿着一身薄薄的棉毛衣裤，刚一停歇下来，满身的大汗被深夜的风一吹，衣服都粘在身上，又湿又冷，不觉一阵哆嗦。但我不敢轻易挪动身子，更不敢站起来，因为姚徳家的对门就是仁和街居委会，镇邦街跟仁和街都已经被全面布控了，两旁都有强烈的手电筒光束在到处照射，而且他们的人已经开始一栋一栋搜查我了。
　　　午夜时分，阳台上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姚德那十来岁的儿子金顺步履不稳、两只手揉着眼睛、打着呵欠、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他闭着眼睛走到鸡笼边站住了。虽然是小孩，但我还是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尽量往墙角处蜷缩着身子。只听见一阵“淅沥沥”的响声，原来，这小孩子起夜撒尿呢。
　　　小孩子迷糊着睡眼，又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插上了门，我眼前恢复了黑暗的寂静，才放下心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裤角都被溅湿了。我心想，姚徳家的小孩太多了，要是每个都出来撒一泡尿，那自己可受不了呵，得赶紧换个地方。我环视晒台，觉得能藏身的只有靠近墙边栏杆处的花架了，它用10来根竹子搭成，整个花架有半米多高，30多厘米宽，两米多长，每根竹片约有3个拇指那么粗，竹片与竹片之间有约一厘米的空隙，这样浇花的水才不会积聚在花架上。 疏疏落落的花架上放着几盆花。我赶忙钻到花架下面，躺倒在地，把拖鞋脱下来当枕头。夜气如磐，压抑、漫长。我听到自己的心音，只求天晚些亮。
　　　一道道手电筒光四处亮起，沿着镇邦街、仁和街两边，到处扫射，伴随着一些男男女女吵吵嚷嚷的声音：
　　　“照仔细点，每间屋顶都仔细照，他一定是沿着屋顶爬出去躲在附近了！”
　　　“要不要多派几条街的居委会的人起来帮忙搜索？”
　　　“一幢挨一幢仔细搜查，一定会搜到人的！不用惊动其他人了。”黄东来不想扩大事态。
　　　……
　　　居委会的几十个老头、老太太，有的手持最大号三节电池的手电筒，手电筒射出明亮的光鞭，抽打着斑驳的旧墙与里弄；有的手持极长的竹杆，在怀疑可能藏人的阴暗角落处挑戳、查找，还有些民兵一手持枪，一手拿着手电筒到处乱照……
　　　一束手电筒光白亮耀眼，忽地朝我藏身的地方射过来！我赶忙把身子缩紧，尽量少占空间，心怦怦乱跳：“天啊，仁和街并不长，他们挨家搜查，很快便会搜到这里！晒台这么小，无处藏身，肯定会被他们抓到，若再落到工商所那伙人手里，说不定会像蓝金华那样被他们活活打死！怎么办？”
　　　我在担惊受怕中慢慢地挨着，已是深夜一点多了，我听到有人在楼下敲门，姚德已经被吵醒，正下楼去开门，接着，我听到搜捕人员正一层一层地往上搜。
　　　“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完全无处可逃了！四周都是人和灯光，再也没处可逃了！”在此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之际，孤立无援的我惟一能做的便是合掌默默祈祷：“救苦救难的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过路的日游神、夜游神啊！想我姚泽轩，自出世以来，一直坚持凭着善良本心，做过不少帮助人的善事！包括到江西搞木材救灾，对江西和汕头两地而言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本人并未从中赚取一分一厘。只是有人垂涎我的房子而编造罪名迫害我。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除非上辈子做了天理不容的事情要这辈子来受难。如果我阳寿未到，请把我遮起来，保护我渡过此灭顶灾劫吧！阿弥陀佛……”
　　　我刚刚虔诚地祈祷完毕，便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花架底下，听天由命吧。随即，只听见晒台门“哗啦——”一声，猛的被推开！我不由得睁眼一看，姚德带着那伙人走了出来：派出所的小李打头，手里拿着驳壳枪，郑良洽排第二，紧跟其后的正是多次追捕、迫害我的著名打手梅希胜、林雕乾等人。只见这七八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支三节大电池的手电筒，把小小的晒台照得如同白昼，连一只蟑螂、蚂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吓得屏住呼吸、紧紧闭着双眼，全身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只感到整副心肺都提到了喉咙口，在此生死关头，我别无选择！唯有听天由命。
　　　搜捕者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说话声清晰而近在咫尺，还有手电筒的光多次扫过我的脸，却一直没人动手来捉我！后来，我微微地睁开眼睛，这才发觉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我！！！
　　　“他X的，姚泽轩躲哪儿去了？”
　　　“这已经是最后一栋了。”
　　　“刚才明明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周围都被我们围起来了，难不成他会飞天遁地？”
　　　“就是啊，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
　　　没搜到人，他们骂骂咧咧的，又满腹狐疑，非常不甘心。
　　　过了一会，毫无收获的他们只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阳台，接着门“哎”的一声关上了，他们的脚步声沿着一层层的楼梯走远了。
　　　当阳台重归于夜色覆盖之中，我静静地躺在原地，睁大了眼睛，好一阵子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安全渡过生死大难的事实！的确是太神奇了！一定是神明保佑的结果，我对此深信不疑。
　　　正当我的神经缓缓地放松下来时，忽然，阳台门又轻轻地打开了，黑暗中走出了一个人！我仔细地辨认那人在暗中的轮廓，认出是姚德。便屏着呼吸，仔细注意他的举止。
　　　只见姚德缓缓地踱到我藏身的花架前，站住了，点上一支烟，缓缓地吸上二口，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好在老天保佑，没被他们发现……他们走远了，估计不会再返回来，天时（潮州话 “天气”之意）寒凉，晒台露水大，愿意的话就请进屋休息吧……”
　　　我心中一震：“原来刚才心地善良的屋主人看得见我！而今我若进了他家，万一再被当场抓住，那便会连累他们家，不行啊！”我心怀感激，但没有动弹，也没有接他的话。
　　　姚德讲完话后缓缓地抽着烟，站在原地。等到一支烟抽完，见我没动静，知道我不愿进他家，便最后又轻轻地说：“小心保重吧。”然后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转身轻轻拉开阳台门，走进屋去。
　　　“姚德兄，感谢您的好心肠了，也祝您好人好运！”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地在心里对他说。
　　　那伙人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多。老姨妈给婵珍送饭回来后就给他们的人看住了，两点多钟，他们又叫老姨妈到红旗区工商管理所清点扣押物，在扣押清单上签字、按手印。
　　　凌晨四点钟，鸡开始啼了，周围的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我才静悄悄地慢慢爬起来，窝了那么久，身子都有点僵硬了。我略略活动了一下已经麻木的手脚，然后按原路返回家中。当我终于爬到自己家屋顶上时，竟然听到了母亲打呼噜的声音，说明母亲睡得很香。我顿时悲从心起。我摇摇头，心中暗暗叹息：“我无辜受害被那帮恶人追捕，已经够可怜了。如果被抓住就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你竟然还睡得着？实在让人寒心哪！而且在坏人叫门的时候，你也不应该那么快就给他们开门。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从救命窗逃走需要一定的时间，怎么也得帮我拖延一下时间啊。要不是土地公公显灵，我肯定被他们当场捉住了。唉，母亲啊母亲，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不能原谅你用这样的心肝对待我。”想当年我违背她的意思，没有娶董姑娘，而是娶了婵珍。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跟我来往。而且，更过分的是，她之前留了一把破伞在我家，这把伞是三弟在卖纸钱的路上捡到的，捡到时只有一个骨架，他拿回家花了三毛钱修好了。母亲拿到我家后就一直是我在用。但母亲因生我的气，就让三弟来我家将那把破伞拿回去。三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当面跟我讲，而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赶紧来拿了伞就走。他前脚走，我后脚到。听说这件事之后，我非常气愤，我马上骑着自行车去追泽嘉。在海边追上他后，看见他扛着那把破伞大摇大摆地走着路，我冲了过去，一把抢过那把伞，奋力把它折断了，狠狠地扔到海里……我一边回忆一边摇头叹息。
　　　这次抄家，受意图逼我迁让新楼而迫害我的人所指示，不论手表、粮票，还是生活用品小闹钟、小雨伞、几个香菇木耳都搬个精光。目的是要搞得我家无法正常生活，将我逼上绝路。抄家清单原单如下：
　　　“违反市场管理物资款项扣留单
　　　上海牌17钻手表 （旧）一只           
　　　人民币七百四十五元
　　　凤凰牌单车（旧）一架           
　　　黄色尼龙内衫（旧）一件
　　　蝴蝶牌缝纫机（旧）一架         
　　　男装深灰色的确凉裤（旧）一件
　　　三五牌挂钟（旧）一个         
　　　男装淡灰色的确凉裤（旧）两件
　　　钻石牌闹钟（旧）一个         
　　　女装兰色尼龙裤一件
　　　男装40码皮鞋一双         
　　　男装深灰色尼龙衣一件
　　　女装24码人造皮鞋一双         
　　　男装白的确凉衣一件
　　　女装23码人造鞋一双         
　　　男装白的确凉短袖衣一件     
　　　女装22码人造皮鞋一双         
　　　女装乌色的确凉裤一件
　　　MF19型万能表（旧）一个           
　　　女装青色尼龙裤一件
　　　男装灰色羊毛裤（旧）一件         
　　　短袖条线的确良衣一件
　　　男装乌尼龙中裤（旧）一件           
　　　短袖白色的确良衣一件
　　　男装赤色羊毛衫（旧）一件           
　　　女装雨伞花布乌布（旧）两支         
　　　女装红色羊毛衫（旧）一件           
　　　棕色尼龙布（单联）长四尺四寸
　　　女装棕色呢衫（旧）一件           
　　　深灰色毛的确凉布六尺三寸
　　　男装兰色呢中山装（旧）一件               
　　　红色绒布十尺
　　　男装棉衣（旧）一件               
　　　风扇座一个
　　　女装灰色羊毛衫（旧）一件               
　　　单车链一条
　　　尼龙长袖内衣（旧）一件              
　　　全国粮票十九斤
　　　江西省粮票十七斤               
　　　虫胶三七片（油漆用料）四两
　　　浙江省粮票八斤               
　　　海马一两三钱
　　　鱼胶一斤一两               
　　　阿胶二两
　　　白木耳五两五钱               
　　　红参八钱
　　　海鱼干一斤四两               
　　　花旗参三钱
　　　紫菜八两五钱               
　　　香菇三两三钱
　　　                       汕头市红旗区工商行政管理所（公章）
　　　　　　　　　　　　　　　　　　　　　　　1977年4月10日
　　　
　　　其中的745元人民币是妻子的老姨妈几十年的积蓄，其后老姨妈在给各级政府领导的申诉书中曾特别说明此事：“……在党的照顾下我（蔡淑娟）每月工资47元，我过着勤俭生活，每月平均都有30余元可积蓄。这是邻居及厂里领导与职工都知道的……好些年来，我除将每月余资购些家用物品外，便把余下部分存到银行，以活期储蓄方式存款。六、七年来至今陆续储存在华侨新村，汕漳路银行五百余元，又先后托人于73年间购买凤凰牌单车一辆，75年间购买蝴蝶牌缝纫机一架、上海牌旧手表一只及衣料等物。计划将来退休时回乡另养一子送老之用。而在今年3月间从汕漳银行支取活期存款510元，加上工资及另外积存的共110元合计700元，锁在梳妆台抽屉里面，准备候我表弟郭乌成从乡下来汕头时叫他拿去修整房屋之用……”
　　　凌晨三点多钟，周围的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手电筒光束也消失了。我这才悄悄地从花架下慢慢爬出来，窝了那么久，身子都有点僵硬了，我略略活动了一下已经麻木的手脚，然后按原路返回家中。当我终于爬到自己家屋顶时，竟然听到了母亲打呼噜的声音，说明母亲睡得很香，我顿时悲从心起。我摇摇头，心中暗暗叹息：“我无辜受害被那帮恶人追捕，已经够可怜了。如果被抓住就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你竟然还睡得着？实在让人寒心哪！而且在坏人叫门的时候，你也不应该那么快就给他们开门。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从救命窗逃走需要一定的时间，怎么也得帮我拖延一下时间啊。要不是土地公公显灵，我肯定被他们当场捉住了。唉，母亲啊母亲，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不能原谅你用这样的心肝对待我。”想当年我没有遵从她的意见，没有娶董姑娘，而是娶了婵珍。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跟我来往。而且，更过分的是，她之前留了一把黑色的破雨伞在我家，这把雨伞是她在卖纸钱的路上捡到的，她在街边花了三毛钱修好了。母亲拿到我家后就一直是我在用。但母亲因生我的气，就让三弟来我家将那把破伞拿回去。三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当面跟我讲，而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赶紧来拿了伞就走……我一边回忆一边摇头叹息。她那三毛钱的破雨伞不舍得给我，我不计较，但这次在生命攸关的紧急关头，她竟然还是对我这么漠不关心，这实在让我痛心疾首。仇者快时亲者痛，亲者不痛，就是我们的可悲啊。
　　　我回到屋里，叫醒了熟睡的母亲，被告知婵珍的母姨仍在工商所登记被扣押的物品，还未回到家。家里几乎被搬空了，现场一片狼藉。除了床、柜等大件物品没有被搬走，其他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名义上来查违反工商管理的物资，可他们连普通的闹钟、拖鞋、替换衣物等通通都拿走了。分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利用职权，企图迫使我家人因无法继续生活而不得不搬走，最终达到占有我房产的目的。
　　　过了好一会，母姨才回到。带回了几张扣押清单，内容即是我上面所详细列明的。我跟她们一起商量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不宜露面，看来只得请婵珍这个租户回来才有办法。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第二天，我仍呆在家中没有外出。淑娟姨照旧去给婵珍送饭。她告诉了婵珍昨天晚上发生在我们家的一切。婵珍内心非常着急，坚持在当天上午就提前出院了。
　　　大家的对策都还没有商量好。当天下午三点左右，红旗区房管所所长沈祥贞等人竟然又找上门来了。不过他这次不是来抓人的，他根本想不到我还有胆量留在家中，他的主要目的是来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所以只有他跟一个助手两个人前来。
　　　我一听到有情况，而且只是沈祥贞跟他的一个助手两个人来，便简单交代婵珍：“把他们带到三楼谈话。你跟他不要谈太久。你可以推脱刚生产完身子虚弱、很累，需要休息就可以了。”然后马上钻进了三楼的床底。
　　　我之所以让妻子把他们叫上三楼谈话一来是为了麻痹敌人，让他们更加相信我不在家中；二来我也想亲耳听听他们到底要说什么。
　　　三楼的大床底下早就布置好了，放着很多木板等杂物，把人遮得严严实实的，藏身在内，外人根本无法看到。为了不让人听到一点声响，我还拿了一条毛巾捂住自己的嘴，大气也不敢出一个。我有过敏性鼻炎，有时会有打喷嚏的习惯。幸亏老天保佑，被追捕的那天晚上跟躲在床底偷听谈话的时候，我一个喷嚏都没有打。
　　　在大床的对面有一张新式沙发。沙发两旁还摆放着几张木凳。在靠阳台的那扇墙有一张茶几和两张椅子。食斋姨下去开门将来人带上三楼。婵珍从床上坐了起来，用枕头垫着背，精神疲惫地靠在床栏上。沈祥贞在婵珍对面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助手跟食斋姨则分坐在沙发两旁的凳子上。我躺在床底下，将沈祥贞跟婵珍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沈祥贞对婵珍说：“你丈夫姚泽轩是投机倒把分子，以前二工区订合同的200立方米材料是非法合作，是他投机来的，所以这次才会被抄家。”
　　　婵珍针锋相对：“我丈夫的行为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完全是造福人民的行为。为了救灾，他协作搞木材，只是从中牵线，是江西跟汕头两地的主管部门直接交易的，他从中没有赚一分钱，怎么会是投机倒把？低价买进货物，再高价卖出，那样才是投机倒把。木材跟货款都没有经过我丈夫的手，他怎么可能投机倒把？而且你们抄家为什么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搬去呢？那些是违反工商管理的物品吗？如果这样的话，任何一户人家都是违法的，都要被抄家。”
　　　沈祥贞无言以对，他恼羞成怒地威胁恐吓婵珍说：“姚泽轩的户口不在汕头，你作为租主，有包庇坏人坏事的行为，故现在租屋要收回。除非你跟姚泽轩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离婚。”在恐吓之后，又“好言”相劝：“你要识时务，这房子不要住，就等于剐掉块臭肉，到时你丈夫也就可以回家，不必再东躲西藏了。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会为你解决。”总之软硬兼施，赤裸裸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家让出房子，但都被婵珍拒绝了。
　　　沈祥贞换了一种策略：“我现在提供两条路子给你们走。第一条，另外给你们一家找房子住，你们将这个地方让出来；第二条，如果你们坚持要住也可以，按人口算，你们家只有四个汕头户口，不能住那么大的地方，广大群众会有意见的。你们将第三层让出来，你们四个人一二楼完全够住了。”
　　　婵珍回答道：“这房子是我通过正当手续租过来的，我每个月按时缴交房租，谁也没有权力让我搬出去住。我刚生完小孩，本来还应该住院的，但你们却趁我不在抄我的家，而且还是在深更半夜拿着枪来抄家抓人，把老人和小孩吓得半死。难道你们不觉得太不道德了吗？现在我累了，我想休息了，你们走吧。”
　　　婵珍已经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沈祥贞只好站起身来告辞。走之前，他似乎仍不甘心，撂下这么一句话：“你们好好考虑。如果同意了，就让你阿姨过来跟我说一声。”
　　　沈祥贞走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再次商量起来。经过前一天晚上的凶险，一家人都有些动摇了。觉得如果为了这个房子把命丢了，弄得家破人亡不值得。孩子还小，婵珍也正是身子虚弱的时候，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万一我一不小心被抓，那就等于没命了啊。前一天晚上如果不是神明庇佑，我肯定被他们抓住了。如果被抓，孤儿寡母、老人小孩谁来照顾啊，这种打击谁受得了呢？我一想到之前被拘禁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就觉得心有余悸。前一天晚上差点被抓，也让我打算妥协了，我不想再连累家人过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
　　　可就这么退让，大家心里肯定也觉得不舒服。明明不是自己的错，明明自己受了冤屈，还得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实在让人太憋屈了。
　　　基于这两种矛盾的心理，我决定问问土地公公的意见，因为自己向来跟神佛比较有缘，而且前一天晚上土地公公也救了自己。我张罗了答谢的供品，点燃五炷香，先是诚挚地感谢土地公公救命之恩，然后我将自己眼前的处境与难题讲给土地公公听，问土地公公自己是否应该让出这房子：“如果您觉得我应该让，就显两个圣杯给我。”
　　　所谓圣杯是潮汕人常用的一种占卜方式。占卜的工具——“教”，以桐木做成，两半，形状如剖开之蚌。至于具体占卜方法，则极简单：将两“教”捧于手上，心中想或说所问之事，然后将两“教”向上抛掷，落地后观其俯仰。只会有三种结果：两俯（稳杯）、两仰（笑杯）、一俯一仰（圣杯）。判断：以一俯一仰为吉，而两俯两仰皆不好。判别的原理，大概是两俯或两仰为“同”，一俯一仰为“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吧。
　　　我抛了两次，每次都是“两仰”，也即是“笑杯”。这说明土地公公并不支持让出房屋。我再次跟土地爷沟通：“那我是不是要暂时离开？等以后形势好转了再回来洗刷冤屈，堂堂正正地住回自己的房子？土地爷，您就再给我出出主意吧。”我说完又连续抛了三次，得两圣杯一稳杯。原来土地爷要我继续住下去，但要暂时离开此地避一避。当天晚上，我梦见食斋姨高高地坐在屋子中间，对着一伙企图霸占房屋的凶徒说：“你们别做梦了，这是我的房子！谁也别想夺走！”
　　　向来虔诚的我决定听从神的旨意，走较为艰辛曲折的那条路。我12号晚上就离开了镇邦街，前往谷饶。走之前，我拿出一份已经写好的申诉状，嘱咐妻子到市政府找杨坤山常委或革委会的李科侨主任。
　　　谁知第二天，也即是4月13日，一早就有人前来将食斋姨叫到万安派出所去问话。一边问她考虑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同意将房子让出。另一边就已经派了大队人马到我们家搬东西来了。名为问话，实为扣押，他们将难缠的老人家骗走，以便于他们强占房子。
　　　前一次已经搬了不少，这次则更加彻底，连睡觉的床、吃饭的锅碗瓢盆全都搬走了。他们这次是要将我们一家彻底赶出租屋。那天是雨天，他们冒雨出击，将我们家所有的物品都搬运到永兴街一个阴暗的房子里面堆放着。他们告诉婵珍，食斋姨已经同意换房子了，永兴街的房子就是换给我们住的。
　　　婵珍怎么会相信那样的谎言。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她知道自己的阿姨是不会这么自作主张的。而且最重要，阿姨并不是承租人，完全没有权利来决定换不换房子的事情。但那伙人完全不顾婵珍的质疑，继续强行往外搬家具。可怜的婵珍，身边没有一个人帮她，而且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尚未满月的婴儿！她和三个小孩被一伙强盗似的人赶出了自己的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搬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沈祥贞的亲戚李七少爷一家带着简单的家具耀武扬威地住进了我们家，然后将门从里面反锁。任凭婵珍叫唤也不开门。哪怕再坚强的女人，此刻也会流下伤心的泪水。坐月子老公不能陪在身边已经够委屈了，现在孤儿寡母的还要被别人强迫迁出自己栖身的房子。婵珍和小孩被迫在黑暗的房子里过了一宿。
　　　第二天，14号，婵珍顾不上自己身子虚弱，一早就拖儿带女地出去找青天老爷申诉冤屈了。她怀里抱着刚出世几天的婴儿，一手牵着大女儿，一手牵着儿子，母子四人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市政府。雨水跟泪水迷糊了双眼，泥浆溅了一身。到了市政府，大人、小孩都已经成了泥猴，成了落汤鸡。
　　　婵珍按照我的嘱咐跟接待的工作人员说：“江西的吕岳衡吕司令让民妇来找杨市长或革委会的李主任申冤。”李科侨李主任一听，马上说有请。等婵珍跟小孩们走进办公室，李科侨主任惊呆了。只见一个憔悴的妇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小孩，全身都被雨水打湿了，鞋带也断了，有的还光着脚板。婵珍一看到救星，鼻子一酸，就要给李主任跪下去。但李主任把她扶住了，要她有话慢慢说。他还关切地让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了温开水以及干毛巾。
　　　婵珍哽咽着将事情的经过讲给李主任听。当李主任听到她刚生完小孩不久就被抄家，一家老小被强迫搬出自己的房子时，脸上更表露出对婵珍他们的同情以及对违法强迁民宅行为的气愤。
　　　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后，在李科侨主任的指挥下，市政府当天下午就派人前往红旗区房管所以及镇邦街居委会调查处理该事件。因为婵珍的行动迅速，而且又是从市里面来的调查组，把沈祥贞等小人震住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正义的群众的帮助下，市政府来人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而且群众更是反映了一条重要信息。原来强占我们家房子的李七少爷是工商地主成份的。当时围了几条街的群众在看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指责霸占者的蛮狠无理，对我们一家老小深深表示同情。特别是当大家知道李七少爷的地主成份后，更是义愤填膺。李七少爷一家在市政府的命令下灰溜溜地搬出了我们家。几个小孩带头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阶级！”接着有人带领着大家唱起了国际歌。围观群众很多，场面非常壮观！有那么多人帮助，婵珍感激得热泪盈眶。在大家的帮助下，镇邦街90号终于物归原主了！婵珍让姨妈打电话到谷饶将这一好消息告诉我。
　　　人世间的正义虽然历经重重磨难，却最终总能战胜黑暗和邪恶！有诗咏叹如下：
　　　                      八载流光付逝波，
　　　　　　　　　　　　　　岂因风雨人蹉跎；
　　　　　　　　　　　　　　寸心但觉神州暖，
　　　　　　　　　　　　　　历劫奋飞志不磨。
　　　
　　　在婵珍的努力下，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帮助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但婵珍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的身体从此落下病根。十年来，我买了各种药品、补品给婵珍吃，但婵珍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1986年春天，婵珍英年早逝了。临终前，她有预感，哭哭啼啼地跟我说她非常舍不得我们，特别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她实在放心不下。虽然不愿意，但她还是嘱咐我，要再找一个好妻子，帮她把小孩子们带大。
　　　痛失爱妻的我十分心疼、万分内疚，心中更加痛恨那帮恶毒的凶手。如果不是他们强占我们的房子，妻子也不至于在月子中冒雨奔波，由此种下病根，最终撒手西去，给我和孩子们留下永久的悲痛。

姚波

　　　神谕返家中
　　　古语有云：“谗言三进，慈母不亲。”意为对一个无辜者的造谣重复三次以上，到处流传时，就连受害者的亲生母亲都会相信，而怀疑自己的子女。我被谣言笼罩八年，除了妻子深明大义，对我始终相信之外，甚至连我的一些亲人，也因相信了谣言而对我产生误解。如我的岳母，便相信女婿正是人家说的“投机倒把犯”，对我很不尊重。
　　　自从小舅子两次进出农械厂以后，我因为安全计而住在工厂，每月送给岳母的钱肯定少于我住在岳家的时候，岳母意见极大，还曾到工厂探听究竟我住在哪里，幸亏我做事一向极其小心，终究没让其探听出详细住所，要不然，那老岳母闹起意见、一时糊涂起来，跑去向工商所告密，恐怕我又要性命交关！
　　　故而我虽然工作颇为顺利，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很不自在，也无法真正地争取到时间，静下心来撰写上访材料，为自己平反。
　　　潮汕地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地域性民俗，那就是对神的崇拜。
　　　潮人的信仰崇拜，按专家学者的话说，叫“多神崇拜”，有神话故事的神，有历史人物的神，有与外地共通的神，也有地方特有的神。普遍信奉的庙神有：玄天上帝、天后圣母(又称妈祖)、观世音菩萨、注生娘娘、保生大帝、真君爷、七圣夫人、三义帝君(即刘备、关羽、张飞)、花公花妈、福德老爷(又称土地爷、土地伯公、后土之神)、三山国王(又称王公、村里的地头神)、木坑圣王、风雨圣者、文昌爷、魁星爷、太子爷……百年古城潮州城还有显赫的安济圣王。除了祖宗崇拜、自然崇拜、佛道诸神一起拜之外，更有一大堆遍及各个行业、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民间俗神”（如“床脚婆”、“司命公”等等），由民众自设小神龛供奉。可以说，潮人要拜、可拜的神明实在太多了，于是，级别不分高低、神庙无论规制，人们也就将所拜的神明，女性的基本统称“娘娘”，男性的一律唤做“老爷”。拜神，在潮汕俗语中，便常称为“拜老爷”。
　　　在谷饶，就有这样一位“老爷”，人称“元帅爷”， 每当乡民有事求祷，每每很是灵验，因而香火极为隆盛。
　　　所谓“元帅爷”，其实并非专指某一位元帅，而是对南宋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及众阵亡将士的统称。传说南宋末年，已在大都称帝的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完全灭掉宋朝，派了南宋降将张弘范引领元军穷追宋少帝赵昺，少帝无路可走，由左丞相陆秀夫驾护，漂泊海上；而右丞相文天祥为了救援宋室江山，也招率爱国志士义师勤王，追踪找寻少帝，一路来到这莲花峰上，驻足眺望少帝船只。文天祥屯兵潮阳，整顿军队，图谋复国，但因张弘范引领元兵突袭潮阳而退至海丰县五坡岭，元兵轻骑追及，双方血战，宋军大败，文天祥被擒，最后被杀害于大都柴市，众将士则大多当场壮烈捐躯。宋亡之后，文天祥和阵亡将士于元朝近百年失祀，直至明太祖洪武年间，潮阳各地才陆续建祠祭拜，各乡各族士民，得以陛抚忠魂，以垂不朽。潮阳谷饶的“宋朝大元帅墓园”也在此时应运而建，乡民到“宋朝大元帅墓园”祭拜，称为“拜元帅爷”，由此，逐渐形成了每十年一祭的“社祭”民俗。
　　　1978年，神州大地扫除了十年“文革”阴霾，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又回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当中，这其中就有盛大的祭祀活动。在潮汕乡间，十年浩劫也无法阻止乡民私下的祭祀，现在十年来第一次可以大张旗鼓地尊崇神明，自然特别热闹。其时我正避居在新边大队，刚好遇上了“元帅爷”十年一次的大型“祭社”，于是便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这次祭祀活动。
　　　“元帅爷”十年一次的“祭社”在潮阳谷饶地区是一次非常大型的祭神活动，数百年来，其规模随着国运之隆兴及黎庶之爱国热忱而与日俱增。值祭之期，侨梓咸动，海外游子，纷纷回乡，家家张灯，户户结彩，举乡设祭，合族同欢，游行演戏，热闹非凡。有忽而翻身腾跃、忽而驻足雄视的醒狮队；有大气磅礴、动作敏捷的英歌队；有锣鼓声声铿锵、乐曲清越柔媚的大锣鼓队；有姹紫嫣红、光彩焕发的标旗队……等等。
　　　接下来，还有“做大戏”等，由众乡民捐钱，请来当地的潮剧团在地势开阔的地方演戏谢神，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了新边大队的乡民外，周边各个乡村的乡民都纷纷前来朝拜。“祭社”这天，真是香火旺盛，人山人海，是一场地方的文化盛宴。
　　　我自小便与神佛很是有缘，这时听周围的人说“元帅爷”非常灵验，又恰逢“祭社”盛会，触及心事，自己不便出面，便拜托了屋主人——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带着婵珍，前往宋朝大元帅墓园，默告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就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未来的行动方向，祈求神祇指点迷津。
　　　宋朝大元帅墓园位于潮阳谷饶大坑乡尖石山坡。墓园倚山衔水，风景秀丽。园中亭台池阁建筑典雅，四旁簇拥茂林修竹，苍翠碧绿，后山玄岩飞迭，远峰神笔写天。民间相传，宋帅墓地结穴形似生姜，龙脉入首显现，是块宝地，神恩浩荡，能保境安民并有诸多灵应，故长年香火鼎盛，游客不绝。
　　　婵珍如嘱前往墓园祈祷、求签，先求一个人身平安的签，得到了一个上签，签诗中曰：“石船铁栏杆，风吹不动摇，还有好日子，劝君心勿忙。”大意为家宅平安，只要修心养性，勿强出头，自然无事；另一个就是否回汕头家里的事情，再求一个签，也是得到一个上签曰：“春天草木青，尼姑去采茶，须劳君早起，乞阮早回家。”
　　　我看到这首签诗时，实际上国家已经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肆虐中国十年的“文革”已于1976年结束，全国开始平反冤错假案，我也看到自己平反的希望，现在结合签诗的“好意头”，于是便决定必须找个安静的处所来细细回顾这些年不平凡的遭遇，把关键的问题写成材料，以便向上级部门伸冤，而这一切是不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完成的，因为只要我一天没有脱离工作岗位，我就总有干不完的事。因此，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辞掉当时的工作，回到汕头家中，以便集中精力写上访申诉的材料，并希望找到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关系，以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争取早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于是，我便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整整工作了六年的谷饶农械厂，在刘努尔书记等人的挽留声中，坚决离开了谷饶，回到了汕头久别的家中。终于又能与妻子、儿女朝夕相处了，虽然我仍然得偷偷摸摸地躲在三楼，不敢让外人知道，但我却乐在其中。白天，妻子、儿女们都要上班、上学。她们出门时，为了掩人耳目，必须像家中没人那样锁上大门，将我一个人反锁在里面，下班时才将家门打开。这段宁静的白昼时间便是我每天最安全的时间，也是我最好的清理思路、拟就诉状的时间。
　　　每当这时，我便一个人躲在三楼，将所有窗帘密密地拉起，遮掩住外人探测的眼光，自己还时时小心地躲在窗帘后面，悄悄拉开窗帘一角，从那一丝缝隙中谨慎地观察外面，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动静。
　　　我的午饭则是由妻子在早上便为我准备好的一罐用“砂锅”煲好、用“土法保温”的粥。每天早上粥煮好后，必须趁它刚从炉上拿下来温度很高，就在沙锅底上垫上木板，先包上几层旧报纸，然后再包上一层塑料膜，最后是在最外面包上一床小棉被。一锅粥经过这样重重的保温包装，便可以从早上保温到中午作为我的午餐。粥煲得略为嫩火了些，使米粒略为干硬，以使其保温到中午时米粒不致于太烂。这也是双职工家庭解决孩子中午独自在家就餐的常用办法。
　　　每天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坐在小饭桌前，想起整整八年来自己备受迫害的遭遇，想起自己有家归不得、颠沛流离、死里逃生的遭遇，不禁怒火满腔，而每当此时，我都紧紧执起一管笔，奋笔疾书，那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的申诉书便一字一句源源不断地从笔下流出。
　　　每个白天，我便常常是这样孤独地度过。当我写累了，便在小小的房间里，站起身来伸一伸腰，活动一下身子，再走到窗前，仔细察看外面的动静，见到安全无事后，便开始一天中唯一的娱乐：听潮剧。我小心地关闭好门窗，确保声音尽可能不往外传播，录音机的音量尽可能低。我最喜爱的潮剧有讲述古代著名的含冤受屈故事的《潇湘秋雨》《井边会》《春香传》等传统折子戏，有讲述古典爱情故事的《陈三五娘?荔镜记》《桃花过渡》等等，当许多老一辈潮汕人都非常熟悉的姚旋秋、张长城等著名潮剧艺术家清丽委婉的的唱腔在我秘居的小室中轻声响起，那一句句或描写幽美环境、或描写悲愤、喜悦等各种心情的美妙古典诗词，是那样细致入微，无比的婉转优美，总是触动我的心事，令我非常动情，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跟着潮剧中锣鼓丝弦的曲调，低声地吟唱几句，以此抒解整日藏匿家中的郁闷，鼓舞自己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而每当我听到内容为平反冤情的潮剧《十五贯》，特别是听到蒙冤受屈的熊友兰、苏戍娟被糊涂的昏官误判死刑后，在狱中一段悲苦万端的吟唱曲词时，不由得就会联想起自己八年来无辜含冤受屈、受尽迫害的种种遭遇，总忍不住掉下泪来。
　　　但是，尽管白天寂寞，晚上当妻子儿女们回家后，我就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这也给了我极大的慰藉。有时，在全家人吃过晚饭，妻子料理完家务后，我也会小声地放心爱的潮剧与妻子一起欣赏。心血来潮时，我甚至还会找来两只小水桶，绑在一根小木棍的两边，做成一副挑水的扁担，做成道具，让妻子挑在肩上，然后教妻子扮演《井边会》中“寒冬腊月，井边挑水”苦盼丈夫归家的李三娘，自己则扮演从军归来、衣锦还乡的刘智远将军，在冬天的井边，与苦守寒窑的结发妻子相会相认……小孩子们也好奇地跑过来，围绕在父母身边，或跑来跑去地玩，或高兴地倾听着父母正在表演的“大戏”。一家人其乐融融，充满了开心和温暖的气氛。我本着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苦中作乐，鼓舞着自己及家人的勇气，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亲女何不亲
　　　在没有获得彻底的自由和应有的尊严前，我秘密藏身在家中写资料，虽然得到家庭的温暖，以及一个能专心书写申诉材料的环境，却仍然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也许扫除灰尘的扫把还来不及清扫汕头的污秽，工商所那班专门整人害人的家伙仍然没有倒台，他们好像末日的野兽，更加显现了他们凶残的本性。这伙人并非隶属派出所，原本只能管工商事务，并无查户口权力，可他们还是经常假借查户口之名，在月黑风高的半夜里，凶神恶煞、大呼小叫地来敲打我家的大门，对我家人呼来喝去，追问我的下落，要他们“老实把姚泽轩交出来！”
　　　1978年，一篇文章的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次会议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种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中国的局势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汕头市红旗区工商所的一伙人，尚未被时代潮流触及，仍然乐此不疲地嚣张作恶。秋天的一个晚上，凶狠的敲门声惊破了黑夜的宁静，远处响起附近某一人家被惊动的守更狗的吠声，连睡梦中都似警惕地睁着一只眼睛的我总是最先被惊醒，我翻身而起，急忙将自己放在床边的外衣一手抓起，再捞着自己的一对拖鞋，飞速地向“救命窗”奔去。逃出窗外的我伏身在夜的黑暗中，咬着牙关，屏住呼吸，透过墙壁，倾听着屋里随后响起的开门声、工商所那伙人的呼喝责问声、家里小孩子被惊醒的哭闹声、一小队人上下楼梯的杂沓脚步声、被惊动的小街远处的狗吠声……直到自家大门再一次打开关上，那伙人一路远去，黑夜的宁静再次缓缓恢复，良久之后，我才敢谨慎、悄悄地从救命窗钻回屋里。
　　　往往在半夜被如此折腾了一番后，回到屋里的我便陷入被无辜迫害所感受到的悲愤中，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我便握紧拳头发誓：一定要告倒这帮家伙，一定要坚持到为自己平反冤情的一天！
　　　然而，我这些无可奈何、煞费苦心、躲躲藏藏的行动，却不是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也能理解的。我的大女儿姚静仪，这时已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她长得皮肤雪白，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从小便机灵活泼，聪明好强，非常可爱。她亲眼看到我从饭桌旁惊慌逃避、从家中的“救命窗”惊险逃生的情形上演过无数次，也无数次被半夜上门“查户口”的“同志”惊醒，还看到我半夜也要上演“救命窗”逃生的一幕，还听到那些粗声粗气地喝问母亲的“同志”说，父亲是“投机倒把逃跑犯”……最初她感到非常困惑，不相信父亲是一个随时要被人抓起来的坏人，我和她妈妈也曾向她解释个中的原由和苦衷，但无数次听见外面的人那样说父亲，而学校的个别老师听说了“镇邦街90号”的一些风言风语之后，也戴上了“有色眼镜”对待小静仪，对她说话时常带着讥讽的口气，因此备受冷遇的小静仪小小的心也开始疑惑了起来：“是真的吗？疼爱自己的爸爸真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坏人吗？是‘逃跑犯’吗？要不然，为什么那样害怕那些人查户口呢？为什么每次都要从窗口逃跑呢？……”
　　　有一次，个性好强好胜的姚静仪在家里，为了一点小事，欺负小她两岁的弟弟姚青峰。我看见了便主持公道而斥责了小静仪。受到惩罚后，倔强的静仪产生了幼稚的报复心理，猛然跳起来大声地喊道：“姚泽轩呀、投机倒把分子姚泽轩躲在家里了呀……”
　　　我吓得急忙拽过手边一块毛巾，飞快地大力捂住了她的小嘴……而后拉开窗帘往窗外察看，幸亏外面没人，没被外人听到，小家伙的莽撞行为这才没惹出什么意外的灾祸出来！
　　　晚上10点多，到郊区买海鲜回到家的婵珍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抓住差点惹来大祸的小姑娘就要揍她屁股，一向疼爱儿女的我急忙阻止了妻子，夺下了差点落到小姑娘屁股上的晾衣架，说：“古语云‘谗言三进，慈母不亲’，例如为了让儿子成才而三迁其居的孟母，当三个人都跟她说孟子杀人后，便也对儿子产生了怀疑，相信了此事。其实只是凶手碰巧跟孟子同名罢了。连孟母这么智慧的母亲也会相信谣言，可见谣言的厉害。咱们的孩子还小，没有分析能力，在外面、在学校常听那些人说我的坏话，自然也半信半疑的，所以才会这样不服我管教，出现今晚的事，我们应该向她解释情况，教育她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才对。”
　　　我说着，轻轻地把女儿拉到自己身边，拉着女儿的小手，详细地把自己所蒙受的冤枉故事一一耐心地讲给她听，并对她说：“静仪，爸爸并不是别人所说的什么坏人，有一天，历史会证明爸爸是没有罪的！是被冤枉的！现在爸爸便正在写向上级政府领导申诉的资料，爸爸得到平反的一天肯定会到来的，那时爸爸就不会再这样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了，爸爸会光明正大地每天带你们出去玩，给你们买最好吃的糖果，买最好的玩具……”
　　　婵珍不失时机地在旁帮声，说明我所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是坏人为了强占我们的住宅而捏造我的罪名。
　　　小静仪听了我们的一番话，知道是自己错了：“爸爸，是我错了，请您原谅我好吗？”小静仪低着头，掉下了眼泪，向我认错。
　　　“好孩子，有错改正就好，爸爸不怪你。”我轻轻抱住了女儿，也不由地掉下了眼泪。当妈妈的在一旁看着，想起这些年一家人受尽磨难的种种苦楚，也不由地掉起了眼泪，一家人抱在一起，泪往一处流，哭成了一团，许久许久，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下来。

姚波

第八章  白纸告青天
        
　　　
      找熟人告状
　　　在这段隐居在家的日子里，我屏心静气，集中精神，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一笔一划来写，我不停地写，写了一大摞稿纸足足有半尺多高，每天，我奋笔疾书，不断地回忆着——
　　　载入《潮汕百年大事记》的1969年“七·二八”强台风，是我8年被迫害事件的缘起……无数满载木材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公路上奔驰，街头上的人们喜笑颜开……崭新的小楼建起来了，一家人欢天喜地住进新房……无数妒忌的目光……自己被绑架骗进工商所，无端被各种酷刑毒打了整整一个多月——“关公背剑”、沸水烫足、鲜血淋漓的双足、冰冷地板上艰难的爬行……逃走……在谷饶工作……出差江西的重重历险……无数次在夜色中躲闪着走进家门……无数次在饭桌旁、在半夜的敲门声中从救命窗越窗而逃……
　　　起初，我只是没有目的地将满腔的愤怒一一写出，题目很简单，就叫《控告书》。当时没有打字机、电脑等工具，我大量的上告资料，一笔一划写出来后，再由字体比较工整端正的妹夫一字一句抄写。
　　　后来，我考虑到一个关键问题：“必须要有目的性地投递控告书才行呀！那要向哪个单位、哪个部门投诉控告才能最起作用呢？”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家的子弟，而潮汕人是最讲人情关系的，做任何事情，无论大小，最先想到的总是找熟人、找朋友，才较好说话，路才走得通。但是找人情关系需要送礼呀！
　　　于是，妻子便常常在下班之后，忍受着疲劳，踩着自行车，车头挂着一个提篮，长途跋涉，从汕头市踩到邻区澄海外砂海边，向偷偷出海打鱼归来、在岸边偷偷贩卖海鲜的渔民，高价购买当时社会上最稀贵、最难得的海鲜，如龙虾、乌头鱼、活海虾、活螃蟹等等，然后再艰难地踩车回家。每次来回都需几小时，每每当她满身疲累地回到家中时，都已是星光满天的漆黑夜晚。
　　　当时的社会，物资极度紧张、匮乏，一般职工、干部能吃到的海鲜，只是公家凭票供应的几条不新鲜的咸海鱼，如肉质粗糙、价格便宜的“巴浪鱼”、“那糕鱼”等，因而婵珍买回的这样上等的新鲜的好海鲜，是当时最珍贵、最好的重礼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位女同学黄莉莉（后改名为黄淑卿）。她的丈夫便是时任红旗区区委副书记的李文彬。黄莉莉是在潮阳读书时坐在我后座的女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她常常向我请教作业问题，我也总是热情给她提供帮助，可以说有过一段很是不错的同窗情谊。1953年，她经人介绍，与解放后安排来汕工作的南下干部李文彬结婚，后来还当上了汕头市居平路一间国营粮烟酒店的主任。但我与其多年未联系，而且又被戴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一时间贸然去找她，终究觉得有些不便。
　　　另外，我还想起了因工作关系认识的市商业局的周宗卿局长来了。原来，我为了同住地街道搞好关系，争取把户口迁来，曾应住地街道革委干部要求，在1971年间义务介绍自己所在的浮山电力机械厂里的一些电器机壳等业务给原住地街道革委的永和街36号“永红五金电器组”加工。因当时的生产组虽为集体企业，对外签合同时却没有盖章的权利，必须通过时任红旗区供销经理部经理的周宗卿盖章才能使合同合法有效。因此我才认识了心地厚道、人品不错的周经理。周经理原籍潮阳，与我是同乡，他对我一直印象很好。后来他调升汕头市商业局局长。周局长因工作关系，与李文彬副书记很熟悉，可以通过他来找李副书记。
　　　想到这两条线，我看到了平反的一些希望。
　　　于是，我专门写了两封书信，一封给周局长、一封给黄莉莉及其丈夫李书记。我让妻子准备好两份礼物，找个合适的时间，带上那两封书信去见周局长。请求这位了解我人品的老朋友帮忙，为我主持公道。给李副书记的信以及礼物也拜托周局长转交。
　　　我于1978年5月给周局长的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周局长：
　　　　　　您老人家好！
　　　　　　一年多没有拜见尊颜了，谅全家身体一定很健康、精神
　　　一定很愉快吧！很惦念。
　　　　　　关于几年来，因企图迫迁我家租屋、而受其诬陷迫害、
　　　及被非法抄家一事，蒙你老人家大力帮助。我知道你老人家
　　　的工作是很忙的，当我知道我爱人为此事经常去请教麻烦你
　　　老人家，而你老人家在繁忙中经常赐予指教及帮助时，我觉
　　　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深深地回味着很受省内外、同志们、
　　　朋友们赞扬敬爱的周局长，更加给我铭刻下难忘的印象。
　　　　　　今天能由你老人家通过李书记为我们解决此事、解除几
　　　年来精神上的枷锁，这全靠你老人家一向的威信、大力帮助
　　　赐予的恩惠。俗话说：有仇不报非丈夫，有恩不答非君子。
　　　敬爱的周局长，我不知道该怎样地答谢你老人家才好呢！
　　　　　　敬爱的周局长：我确实没有做任何不正当行为及损人利
　　　己的坏事，对我向来的作风，我觉得是尚能取得人家对我的
　　　信任的。我们的迫害者为了强占我家租屋而捏造我的所谓
　　　“投机倒把”只要稍微调查核实，就会明白我就好似戏剧
　　　“十五贯”中的熊友兰那样，完全是冤屈的。自从去年我家
　　　被抄后，我能安然地往来居住在潮阳户口所在地，而不受其
　　　影响，这就可充分说明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迫害者只能
　　　横行于他们权势范围之内，决不能横行于他们权势范围之外。
　　　潮阳的干部看到我们的申诉书时，也感到很气愤。
　　　　　　另外：还需请你老人家向李书记说明一下：若是要进行
　　　处理此事时，请李书记千万要叫区里公正的同志调查处理，
　　　而不能叫红旗区工商管理所来处理。因为我们的申诉书是控
　　　告他们的，有史以来绝对没有一个被告能主动公正地为原告
　　　解决好问题的，何况红旗区工商所某些人，不但违法乱纪，
　　　而且还是有名的造谣专家，我亲身体会就有好几件事。例如：
　　　他们抓不到我任何错误证据，才不得不释放我。但后来为了
　　　抗拒市委杨坤珊常委批示把被骗借扣留手表单车还给我们时，
　　　更不惜浪费国家资金，派两个人至上海、江西等地，在所谓
　　　调查我与外地业务关系的借口下，毫无根据、毫无目标地在
　　　外瞎跑了两个多月。当了解不到我任何违法证据时，便在赣
　　　州等地造谣我是畏罪潜逃的投机倒把分子，并胡说我为赣州
　　　军分区、崔永明政委、通过谷饶卫生院购买的20瓶进口药
　　　（有货票并从邮局寄去）便是投机证据之一，企图破坏我与
　　　外地业务关系。这次赣州地区物资局派两人至汕头了解曾凡
　　　惠一些情况。据说可能是与红旗电焊机厂有一些经济问题。
　　　而红旗区工商所又在造谣说：当时来汕头搞木材协作的人已
　　　经逮捕了，现在江西已派人来调查当时木材去向。周局长，
　　　您老人家也知道，当时来搞木材协作的是聂家东同志，我深
　　　知老聂这个人是正直的。当时，经我介绍给二工区的200立
　　　方米木材，没有得到分文非法收入，而同汕头计委等单位的
　　　木材协作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前几天，老聂还来信给我，
　　　工作正常。这些无耻的造谣专家，你看可笑不可笑，可恶不
　　　可恶。这完全是娄阿鼠式人物的作风。
　　　　　　敬爱的周局长，我恳切地请求您老人家做件好事，给予
　　　大力帮助，再为我们出把力，加把油，为我们解开精神上的
　　　枷锁，并归还被扣家庭用品。我们全家一定感激不尽，永世
　　　不忘。余言候我爱人当面请教。
　　　敬祝
　　　　　　合家健康愉快！
　　　                                      姚泽轩 敬上
　　　1978年5月4日
　　　
　　　另一封与另一份礼物同时一起拜托给周局长，由他女儿专门转送到李副书记家的书信则这样恳切地写道：
　　　
　　　尊敬的丽莉同学：
　　　　　　你好！
　　　　　　首先让我祝贺你全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关于几年来因企图迫迁我家住屋而受到其诬陷迫害及被非
　　　法抄家这一冤案。年前我曾写信给你，请求你赐予帮助我们
　　　昭雪、使我们一家重见天日、并归还被无理扣留的东西。
　　　　　　信发出后，我正在焦急地盼望复音时，便接到我爱人来
　　　信说，你看了我的信及我们的申诉书后，表示很同情我们的
　　　遭遇。并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只要能办到的事，一定
　　　给予帮助。而又同意我们的要求把申诉报告留在你家中，并
　　　安慰我爱人不要心急，慢慢来，候时机成熟时，帮助我们处
　　　理等。这些满腔热忱的话，使我看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深深地回味着，以前很受同学赞扬，现在又深得人敬爱的你，
　　　更加给我铭刻下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当我得知在一个晚上，
　　　我爱人碰到李书记，请求李书记为我们解决此事时，李书记
　　　更是慈祥地答复我爱人说：“好吧！问题不大，你放心吧！”
　　　更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情好久不能平静。尊敬的莉莉
　　　同学，我不知应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呢！
　　　　　　近来各地都在公演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十五贯》。
　　　这出戏令人震撼心魄，我觉得我们好似戏剧中的熊友兰和
　　　苏戍娟。而李书记便是公正廉明，为民请命伸冤的况太爷。
　　　当然，我们这一件事与“十五贯”相比，虽有意义上的类似，
　　　但有实质上的不同以及时代的不同。“过于执”这个县太爷
　　　在处理这件凶杀案时，他不依靠调查研究，而是粗枝大叶地，
　　　自以为是来推断，并用严刑逼供强拉画押来定案。百姓含冤负
　　　屈，他却偏偏自命为英明果断，但他不是糊涂官，也不是贪
　　　赃枉法的官吏，而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封建官僚的典型人物。
　　　他的上司都爷——周忱更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封建官僚形象，
　　　当况钟知府深夜前往求见时，他起初是拒见，后来况钟击堂
　　　鼓，他才迟迟出见，当况钟说明该案有原则的错误时，又怪
　　　况钟节外生枝，认为经三审六问已定案，按律不准更改，而
　　　为了不违律，就是错了也只可让两个受冤的人平白地死去。
　　　后来不得已允许况钟前往勘查时，又限定半月为期。这场戏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僚主观主义的危险性。
　　　　　　虽然我们受其迫害不至于象熊友兰和苏戍娟那样含冤
　　　处于生死的边缘。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迫害者，迫害我们的
　　　手段比“十五贯”中的封建官僚更恶劣，更无人道，更令人发
　　　指。其情节只要看一下我们的“申诉书”便会明白。而我通
　　　过你请求李书记在职权范围之内，按党政策拨乱反正为我
　　　们伸冤，虽则不必象“十五贯”中的况钟太爷那样，艰难地
　　　前往勘查。但是在“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尚未彻底肃清的
　　　情况下，李书记能为我们昭雪，解除我们几年来精神上的枷
　　　锁，我们全家定无限感恩戴德。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打击揭批“四人
　　　帮”的第三战役。同时也正在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以
　　　新宪法为武器，严肃党纪国法，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和批判“四
　　　人帮”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的坏人坏
　　　事，那些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造成的打击迫害干部
　　　与群众的假案、冤案得以彻底昭雪。我自从去年被迫不敢回
　　　家探亲，在今天的形势下，本是可以回家了，但考虑到汕头
　　　红旗区的领导班子尚未整顿好，我们的迫害者虽然有的已
　　　被清除，但有些还在职。谁能保证他们不再违法乱纪呢？
　　　回想72年间被无故严刑迫供，确实心有余悸，况且我的工
　　　作单位及户口都不在汕头，该租屋经租者也不是我本人，该
　　　申诉书也是我爱人出面的，故此为了以防万一，不吃眼前亏，
　　　才暂时不回家探亲。
　　　　　　自从去年4月10日，我们被抄家后，我能安然地来往，
　　　居住在潮阳户口所在地，不受其影响。这就充分说明，
　　　我是无问题的，我们的迫害者只能横行于他们的权势范围之
　　　内而不能横行于其势力范围之外。据说，当时红旗工商管理
　　　所来抄我们的家，只是执行命令，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抄我
　　　们的家。（只是他们的亲信才知道为了强占我家住屋）。到底
　　　我有没有问题，这是瞒不过你们的。李书记只需花五分钟时
　　　间查问一下便明白了。
　　　　　　根据周局长的意见说：要是我们确实无问题的话，地区、
　　　省革委至中央各级机关都可以申诉、控告。当然，我们的迫
　　　害者为了强占一家工人阶级住屋给一家地主阶级居住，而采
　　　取了史无前例的非法手段与行动，完全无视党纪国法，其影
　　　响是极坏的，我们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向任何一级机关提出申
　　　诉、控告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我们向省至中央哪级机
　　　关申诉，最终还是转来汕头红旗区解决处理。而省或中央绝
　　　不会为这一民间小事而派工作组来处理的。其次我前信也
　　　曾说过，我们是安分守纪之人，只要不再受欺负便算满足了。
　　　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故此，尽量采取克制不要把问
　　　题上交。而并不是害怕自己有问题才不敢向上级申诉、控告，
　　　何况慈善的你和敬爱的李书记都已答应帮助我们解决此事，
　　　我们更应该耐心等待。
　　　　　　尊敬的丽莉同学，我最后恳切地请求你，候时机成熟时
　　　万望你做件好事，为我们解开精神的枷锁，并归还被抄扣的
　　　家用物品，我们全家感激不尽，永世不忘。
　　　　　　谨祝
　　　合家健康愉快！
　　　                                       同学：姚泽轩
　　　                                      1978年5月4日
　　　
　　　当得到周局长答应尽力帮忙的承诺后，我怀着希望，不禁心中感觉喜悦，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又想起自己一个与检察院有关的远亲的关系：嫁在西垆公社的四姑母，有一个亲戚的女儿，嫁给了《南方日报》的记者陈泽铭。陈泽铭有位亲戚的女儿则嫁给了当时的汕头检察院院长——一位讲普通话的“南下干部”。于是，我想将这份《控告书》利用亲戚关系引荐，直接交给检察院院长。
　　　于是，我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托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找到院长夫人，一方面，又让妻子设法准备送人的礼物。我带上这些礼物，再带上自己以妻子的名义写的向政府部门的“控告书”再一次出发了，我趁着夜色从家中出发，悄悄地来到检察院领导家中，送上礼物，又满怀希望地向领导递上控告书。这封以妻子名义写于1978年7月的控告书盛满了我对八年所受到的迫害的控诉，原文详细地记叙了自己被迫害的前因后果，内容如下：
　　　申诉书
　　　汕头市革委会负责同志：
　　　　　　我叫吴婵珍，家庭出身是贫农，本人成分工人。现在本
　　　市国营织布一厂工作，原住永和街42号，现住镇邦街90号
　　　(在71年8月迁移的)。安排该租房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
　　　我们原住的地方又暗又小，不够住宿，故通过单位证明，向
　　　房管局申请租屋。
　　　　　　事后，碰巧我爱人姚泽轩至外地见到江西省赣州地区物
　　　资局需委托人加工电器产品时，便介绍市红旗区二工区（即
　　　市第二建筑工程队）同对方签合同。来料情况，以等外木材代
　　　替。由赣州地区物资局供给二工区等外木材200立方米。由
　　　二工区供给赣州地区物资局电焊机、充电机40台。双方均
　　　按国家调拨价格，通过银行帐号结算。
　　　　　　由于二工区机械厂没有生产这些设备，所以二工区便提
　　　供铜材一吨、钢材一吨，委托原来生产此产品的我爱人工作
　　　单位加工电焊机、充电机30台。给本市永红五金电器组加
　　　工充电机10台，共同完成任务。
　　　　　　因为二工区是为房管部门修理与建筑房屋的，故当时在
　　　完成上述合同过程中，二工区同志知道我们住房是实在太小，
　　　故同情地代我们向房管局要求早点解决租房。同时，由于我
　　　爱人救灾有功，市政府要奖励他，我爱人提出希望能够解决
　　　住房问题，市政府于是下令让红旗区房管所尽量满足我们的
　　　住房要求。故在71年5月间，房管局便解决给我们镇邦街
　　　90号这座楼房。每月租金8.4元。原住房退还给公家，手
　　　续分明完整。但自从我们进住新租屋后，一些不知真相及别
　　　有用心的人却说：此房子造了几千元，是我爱人投机倒把来
　　　的钱建的，等等。
　　　　　　由于我爱人户口在潮阳，故想同住地街道搞好关系，争
　　　取把户口迁来同家人在一起，所以曾应住地街道革委干部要
求，在70年间介绍他厂里的一些电器机壳等加工业务给我
们原住地街道革委的永和街36号的永红五金电器组加工。
但在整顿街道工业期间的72年3月7日中午，有二位自称
是永红革委宣传队同志的人至我家中说“因有一些业务需要”
叫我爱人至五金电器组一下。当时我爱人正好来家探亲，随
同他们去后，不到一个小时，这二位同志又至我家中说，因
需同我爱人到比较远的地方联系事情，大家都骑自行车。故
把我本人的一辆自行车借去给我爱人骑。（当时我本人在厂上
班，家中只有我母姨与我爱人的胞弟姚泽嘉，泽嘉因婚姻事，
由潮阳前往饶平时，途经汕头便顺便到我家探望，随身也带
有公社证明。）因当时单车上了锁，这二位同志便硬叫姚泽
嘉把单车扛去。但是，我爱人与姚泽嘉被叫去后，便不见回
来。后来才知道是被永红街道办工作组扣留在本市收容所。
开始我也不知道我爱人犯什么错误，经向永红街道办了解，
说是因永红五金电器组有一些业务事，叫去问一问。但是在
72年4月间，永红工作组与红旗区工商管理所两位同志至
我厂找我谈话时，却又说我爱人户口不在汕头，而到汕头是
违反户口制度的错误。
　　　　　　我爱人与姚泽嘉被随便扣留在市收容所约一个月，当永
　　　红工作组同志至各地方调查而又审问不到什么问题后，永红
　　　工作组又别有用心地把我爱人转交给红旗区工商管理所严
　　　刑逼供。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日以继夜地用捆、打、关
　　　公揹剑（关公揹剑即用小绳将拇指反绑至背后，连续地牵动，
　　　使人极疼痛而迫供）等严刑迫供。有一次曾被捆绑抽打至昏
　　　迷失去知觉。每当我爱人在夜深人静被用刑时，该所附近的
　　　居民都会听到凄厉的惨叫声。当时有一位公安同志还至该所
　　　向他们提意见说：“该按党政策，不可这样做。”由于我爱人
　　　体质较弱，受不住他们这样的酷刑。故在一天下午，乘看守
　　　所的人不注意时逃走，至73年4月间某一天，又被叫至该
　　　所，但在找不到我爱人犯错误的证据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于
　　　当天处理释放。但我爱人当日被永红工作组扣留的现金百余
　　　元及姚泽嘉被扣留的一只梅花牌手表，及骗借我的一辆单车
　　　却未归还。（这些东西在72年4月间已移交至红旗区工商管
　　　理所，但没有开扣留条给我们。）
　　　　　　根据上述情况和理由，我曾在72年至73年间先后几次
　　　写报告至市信访办公室及红旗区革委会，红旗区工商管理所
　　　等部门要求把理应还的东西还给我们。但没有作任何答复。
　　　而每当我们至红旗区工商管理所要求归还东西时，该所工作
　　　人员只是说：“不要来这里找，东西不是我们拿的。”并经常
　　　说：“看你们镇邦街90号的住屋住得稳不稳。
　　　　　　这几年来期间都会有公开的或私下的来要我们调换住屋，
　　　其中公开由红旗区房管所工作人员带领来我家看房子，要同
　　　我调换的就有好几次。而私下一个人来同我们协商，要求换
　　　住屋多次。并说：“只要房子换调，什么都可以解决了。”但
　　　都被我们坚决拒绝了。
　　　　　　至77年4月10号晚，正当我在住院生育结扎，家中剩
　　　下老少之时，红旗区工商所纠集了一帮人马到我家中，声称
　　　叫我爱人去审问。因我爱人当时没有来家，而红旗区工商所
　　　这些人便动手把我们家中的衣服及家用什物搬抄一空。连同
　　　与我住在一起的母姨蔡淑娟（是市织布一厂老工人）多年勤
　　　俭积蓄起来的七百多元现金也被扣留了（这现金是她刚从银
　　　行拿出来，准备候她表弟从乡下来汕头时，用来修理房屋用
　　　款）。此外，他们还把缝纫机、单车等物也拿走。我母姨的东
　　　西、单车执照、缝纫机货票、银行存折都有她的名字。当时，
　　　我母姨见工商管理所这些人既没有出示市革委批准抄家证，
　　　也没有说明抄家原因，而且我们家中又没有一样是违犯市场
　　　管理的物资，便想问明原委，并说明这些东西是她个人的，
　　　但这些同志态度生硬，不容分析地说“你好好地坐着，不准
　　　你开口，再开口的话就连你也捆绑起来！”又说“看你们这
　　　座房子住得稳不稳。”由于我母姨年老无知，故害怕而任由
　　　他们把东西都搬走，作为违反市场管理的物资。他们故意登
　　　记了我爱人的名字，并开了扣留单。被抄家后的第三天起，
　　　红旗区管理所所长沈祥贞等人，便几次来我家找我谈话，说
　　　我爱人是投机倒把分子，以前二工区订合同的200立方米材
　　　料是非法合作，是我爱人投机来的。所以我们被抄家了，我
　　　爱人户口虽不在汕头，但我是租主，有包庇坏人坏事的行为，
　　　故现在租屋要收回。又劝我说：“你要识时务，这房子不要
　　　住，就等于剐掉块臭肉，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为你解
　　　决”，等等。总之软硬兼施地要我们全部迁出，多次迫迁都
　　　被我严词拒绝。4月13日，在我产假期间，红旗区工商管
　　　理所及房管所十多人，在沈祥贞的带领下，便来我家强行搬
　　　走我们东西，而当我前往有关部门要求处理解决时，他们便
　　　把我年老体弱的母姨强押到万安派出所扣留。至当天晚上，
　　　把我们的东西均搬至永兴街93号楼下一间暗房子里，而将
　　　沈祥贞的亲戚李七少爷全家的东西搬进我们的家中并住下来
　　　后，才还我母姨自由。
　　　　　　上述种种行为，严重影响党与群众关系，在群众中造成
　　　不良影响。在我生育结扎后，身体尚未恢复健康的情况下，
　　　连夜背女牵儿，顶风冒雨前往市革委控告，要求按党政策给
　　　我们作主解决。于是事后第二天，市委领导派人来调查处理，
　　　在群众的帮助下，才迫使沈祥贞与李七少爷等让我们搬回
　　　去居住。
　　　　　　这次红旗区房管所沈所长在红旗区工商管理所配合下
　　　至我家强行抢占我家物资及房屋一事，根据群众舆论说：
　　　“这是解放以来，本市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事后幸得市革
　　　委领导及时关怀解决，才使我们得以重新居住。但沈祥贞所
　　　长等人还不肯罢休，对于77年4月非法抄家扣留的物资及
　　　六年前被永红工作组骗借的单车、手表、现款等，至今尚未
　　　归还。每当我们至红旗区工商管理所要求归还上述物品时，
　　　都被该所工作人员粗暴地赶了出来。而且在9月22日深夜，
　　　自称是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等十多人，又至我家敲门撞户极其
　　　粗暴地说要查户口，10月下旬的一天，自称是红旗区房管
　　　所等三人又至我家参观房子，闹得我们草木皆兵、鸡犬不宁。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一）只要是本市居民，谁都有
　　　条件享受国家安排租屋的权利，而我当时通过正当手续向房
　　　管局申请，安排此间租屋是完全合理的。虽则此租屋条件较
　　　好一点，但全楼二层半，除掉楼梯与走廊，实际面积只是三
　　　十多平方米，我家及我母姨二户共六人居住，若按本市人口
　　　住房面积计算，比我们家住房面积大的有很多。即使我们租
　　　屋条件好点，当时也是房管局领导已经批准安排了的。难道
　　　身为普通工人阶级的我们，能够用强迫的手段取得此租屋吗？
　　　　　　（二）至于我爱人帮助市第二建筑工程队，取得了200
　　　立方米木材，本来与我申请租屋是无关的，而当时工程队同
　　　志，好意的为我们向房管局要求早点解决，我们表示感谢，
　　　这也不算什么不正当行为。而且，谁也没有从这200立方米
　　　木材中得到分文非法收入，来往分明，手续正当，这点在72
　　　年3—4月间，我爱人被永红工作组及红旗区工商管理所扣
　　　留审查期间，是已经调查落实过的。而沈所长却以此大做文
　　　章，胡说我爱人是投机200立方米木材的投机倒把分子，并
　　　以此为借口，用尽一切不人道手段来迫迁我们租屋。请问沈所
　　　长，从200立方米木材中，付给我爱人多少投机费用？又在
　　　哪里找到我爱人有投机倒把证据？假定如沈所长说的那样，
　　　我爱人有投机行为，这也与租屋无关，因为经租者是我，我
　　　爱人户口不在汕头。
　　　　　　（三）沈所长又说我有包庇坏人坏事的行为，故要收回
　　　租屋。请问沈所长等人，当时本市受七•二八台风影响后，在
　　　很需要建筑材料的情况下，我爱人帮助市第二建筑工程队，
　　　以正当的手续找到了200立方米材料，我们也不敢认为做了
　　　好事而有功，难道说，应算是做了坏事而有罪吗？沈所长等
　　　人又说此200立方米木材是非法协作，据我所知，当时地区
　　　二轻局、物资局以及红旗供销经理部等机关单位在我爱人的
　　　介绍下，都与赣州地区物资局协作，共拿到2000多立方米木
　　　材，而供给对方汽车配件、电动机等设备。甚至连军分局、
　　　市武装部、市计委也曾要求该物资局支援和协作木材。这些
　　　都是国家机关单位正当往来协作的。请问沈所长等，你们也
　　　认为这也是非法协作吗？假定沈所长等说是非法协作的话，
　　　其责任也应由市第二建筑工程队来负责，与我爱人何干？更
　　　与我何干？而要收回我们的租屋？
　　　　　　（四）沈所长等劝我：“要识时务，不要住这一租屋，
　　　等于割掉块臭肉，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解决”，这几句
　　　话中，从几年来发生的事情中，更明显地看出，只因为我们
　　　是普通工人阶级，不识时务要住这比较好的租屋，才招来横
　　　祸，致使我爱人被诬为投机倒把分子，被随便扣留严刑迫供，
　　　被无故抄家，被人扣押起来强迁住屋等等。只要不住这房子
　　　把“臭肉割掉”就什么事都好了！我认为在沈所长等的精心
　　　策划下，通过红旗区工商管理所配合，采取种种非法手段，
　　　强迫我们迁出租屋给他亲戚李七少爷住，请问沈所长，我们
　　　劳动人民不能住，难道只要是你的亲戚，或是地主也好，骑
　　　在人民头上的公主、少爷也好，反倒可以住吗？身为国家干
　　　部的沈所长，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做，不觉
　　　得严重地触犯国家法律吗？
　　　　　　（五）红旗区工商管理所，某些工作人员，在72年3
　　　月期间，曾配合永红工作组，以查问一些业务事及所谓“违
　　　反户口制度”为借口随便把我爱人与其弟姚泽嘉扣留在本市
　　　收容所，后来又把我爱人押送至该所监禁，进行严刑迫供。
　　　在审查不到什么资料后才不得已释放。我认为：我爱人家庭
　　　出身贫民，本人成分工人，1957年间在上海市工作时，由
　　　于被人陷害，又碰上当时反右运动期间，故曾受到处分，但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按党政策是教育团结对象，而且，
　　　这是已经处理过的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红旗区工商管理
　　　所某些人，却认为以此可欺，无故怀疑一切，随便拘捕人，
　　　就连路过我家的姚泽嘉也被非法扣留。敬爱的毛主席曾再
　　　三指示，不管对任何人犯，甚至是敌人，都不准施行刑讯
　　　逼供。倘若我爱人有违法行为的话，也理应上报给司法部门
　　　依法处理。何况我爱人户口与工作都不在汕头，也没有做什
　　　么违反法律、政策的坏事，又没有投机倒把违反市场管理规
　　　定的物资。然而属于行政单位的红旗区工商管理所，却滥用
　　　职权，私设监房，私设公堂，随便捕人进行无人道的迫害，
　　　是完全违反国家法律的。
　　　　　　（六）当时我爱人介绍市第二建筑工程队订200立方米
　　　木材合同等事，在我爱人被审查扣留期间，已经调查落实过，
　　　红旗区工商管理所知道无问题，才释放我爱人的，事后我爱
　　　人又没有做什么违法事情，或是投机倒把。况我爱人户口在
　　　潮阳，工作单位也在谷饶农械厂，若有犯错误，当地党、政
　　　府自会处理。与该所何干？而我爱人户口既不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家中又没有一件是违反市场管理的物资，又不是要退
　　　赃赔款，与我何干？更与跟我同住的母姨何干？而你们随便
　　　抄了我们的家。这就很明显看出，该所某些人，为了配合房
　　　管所长沈祥贞，迫使我们搬出去，更采取种种非法手段，故
　　　意扣押我们的东西，滥用职权，欺压我们这些工人阶级老百
　　　姓。
　　　　　　（七）我认为每一户普通家庭，家中都有几斤国家配给
　　　的粮票，一点备用药品，一个小闹钟吧？这次工商管理所来
　　　抄我们的家，把我们日用的衣服与家用物品都扣留了去，还
　　　不罢休，把我家中的东西一扫而空，就连我产后需吃的一点
　　　药品都拿走。而他们却在赶走我们之后，堂而皇之地搬进我
　　　们的家中去住。试问天理何在？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
　　　们对旧社会剥削人民的地主阶级、骑在人民头上的李七少爷
　　　等人是这样的趋炎附势，为之效劳，而对我们这些被剥削的
　　　工人阶级下层人民施加压力，给予无情的迫害。到底你们是
　　　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
　　　　　　根据上述情况和理由，现特请求党、请求政府及有关部
　　　门各位首长、各位领导，按党的纪律来执行，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以你们的英明政策为我作主，速速制止红旗区房
　　　管所沈祥贞所长、红旗区工商管理所某些人的这种违法行为，
　　　并把我们家被抄家扣留的东西还给我们，万分感激之至。
　　　　　　特此
　　　敬呈
　　　汕头市织布一厂职工  吴婵珍
　　　　　　　　　　　　　　　　　　　　　　　　1977年12月6日
　　　附  （抄家时）汕头市市场管理委员会
　　　　　　　“违反市场管理物资款项”扣留单（略）
　　　
　　　当那位领导当面仔细地看了这封寄托着我沉甸甸的申诉和希望的资料、表示会尽量帮忙处理这件事后，我才怀着喜悦和期待，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在一片夜色中踏着满地月光，欢欢喜喜地回家了。
　　　当时的社会情况，还全面处于计划经济的严厉管制之中。除了部分国营、集体的的企业职工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外，许多民众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汕头地属海滨的一些渔民，为生活所迫，常顶海风冒暴雨，悄悄下海摸些鱼虾，又偷偷地在岸边或小市集摆卖，卖给同样冒险前来购买新鲜海货的人们，赚点小钱以养活家人，就是这样，也常被工商市管没收渔货，人还被连推带搡地喝骂一通。没收的渔货一般会被那伙人拿去私下瓜分吃掉，或当礼物送给与他们是一丘之貉的领导。
　　　虽然，年初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就通过了一份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并修改宪法，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也给全部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和事件，掀开了社会上一些黑暗的盖子，酝酿改革开放的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问题太多了，积重难行，尤其是在远离政治经济核心的汕头这样的地方，社会政治气氛则还处在极端的压抑之中，教师等知识分子被划成“臭老九”，即使本人没什么问题，但只要家族背景中稍有点华侨关系、家庭成分稍高点的，都统统被划成“黑五类”，经常被驱赶去参加义务劳动。如当时的汕头市在修建一个礐石码头时，便由居委会等积极分子，手拿“纠察棍”，到各街道处点名，押着各种“臭老九”、“黑五类”等赶往码头参加无偿义务劳动。有两个轰动全市的案例最能够充分地表现当时极度压抑的社会政治背景：
　　　 一是，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伯，在国内生活艰苦，因有儿子在香港，便带着女儿，多次企图从海路、陆路偷渡到香港，与儿子团聚，但不幸每次偷渡都不成功，被抓了回来。最后这位须发雪白如霜的老人家被当成“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往当时的汕头市人民广场枪毙了，其女儿则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此事直至“文革”结束后才从名誉上给予平反。
　　　二是，有个20岁左右的小青年，其父早丧，其母是居委会副主任，也是一个“革命积极分子”，这个毛头小子平时喜欢看书学习，爱动脑筋思考问题，因看不惯当时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便在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写了些“反诗”。这一写还了得，马上引起了一大帮极端积极的“革命群众”“雪亮眼睛”的注意，于是，开展了一轮全民“对笔迹”抓“凶手”的大规模群众革命风潮：所有的“反革命分子”、“臭老九”、“黑五类”等人员都被召到其所属的街道居委会，手写一份自身的履历，“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自然是地为了辨认各人的笔迹，是否与那公厕中“反动标语”上的笔迹是一致的。但在一片大混乱中，却无人注意到那个藏身在父亲是工人阶级、母亲是居委会专管抓人的积极分子的“红五类家庭”中的“叛逆小子”，那个外表驯良、内心狂热的少年！
　　　于是，全市对“黑类分子”的大查抄延续了好几个月，每个居委会每天都召集大堆嫌疑分子逐一查对笔迹……搞得人仰马翻却一无所获！那躲在安全角落中的长着“反骨”的小子得意之下，竟又再次贴出“反动标语”，肆意地嘲讽“革命群众”愚蠢无能，抓不到他的踪迹！这一来哪里了得，“革命群众”汲取上一轮运动的经验，再次掀起一轮范围更大、力度更强、无孔不入的全民运动，场面远比今天的全国人口全面普查还厉害。最后，终于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由小伙子以往就读过的学校的老师，从他从前的作业本上的笔迹，抓到了这个“无法无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经过一番囚禁、审问之后，被关押得脸色苍白至几无人色的小伙子，也被押到当时的人民广场，与犯“偷渡投敌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一起被枪毙了。
　　　 当时，我因祖父当过“贡爷”，家族中有华侨，便被划为“黑五类”，也曾被唤去写简历“对笔迹”，更曾跻身在人民广场黑压压的群众中，亲眼看到上述二名人员被当众枪毙的惊骇场面，那种恐怖入骨的感觉，几十年后我仍记忆犹新。那个时代，不仅是给我，我相信也给无数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太多太重的阴影。
　　　我在托了许多关系，找了许多熟人，送上礼物，亲手递上自己千辛万苦、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各份申诉书、控告书，得到了不少要帮忙的承诺之后，便躲在家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然而，结果却都是一样的杳无音信，又一再托人情去催问结果，答复仍然是不痛不痒的安慰话。
　　　我又再写了两、三封信给黄莉莉同学，托人再带去，催问情况，才了解到，原来，黄丽莉与其丈夫李书记实际上都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家的房子虽名是由政府租给我妻子的，实际上却是市政府为奖励我救灾有功而给予的，是完全合法的，只因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家的房子，要陷害我、逼我搬走以强占我的住房而已。而这个躲在暗处的大人物，与李副书记的直属上司彭书记是老朋友，故而他们受我之托后，虽有在区政府里为我讲了几句话，却也因明哲保身而不敢再提了。说白了，我申冤，就是告官，在那样的年代，民告官，谈何容易啊！于是，我便陷入无结局的等待里，希望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