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姚波

不过，京师之行和三次乡试，虽功名通道未曾打开，壮志难酬，但见闻增多，视野开阔了，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深刻了。尤其在京师结识同乡方苞并投其门下，方苞特别赏识刘大kui（从木魁）的诗文，常对其友人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认为刘大kui（从木魁）是“昌黎复出”。其时方苞为学界泰斗，负海内重望。方苞的赞誉不仅使刘大kui（从木魁）名声大振，而且也是巨大的鼓励。方苞对刘大kui（从木魁）特别器重和赏识，倾心调教，传其文章义法，解学中疑难，使刘大?学业大进，诗文日工。刘大?曾写诗表达对方苞的恩情：“不才如kui（从木魁），举世揶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其间，他曾入江苏、湖北、山西学幕，助评文卷。也曾漫游幽燕，交结了一批识卓志远的文朋诗友。在京师八九年，收获还是不小的。后回故乡，设塾授徒，同时与姚范、张闲中、叶酉等人相交往，相互切磋学问，诗文声名日盛。
值得一提的是，远在京师的方苞，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弟子刘大kui（从木魁），乾隆元年（1736），方苞极力举荐刘大kui（从木魁）应博学鸿词科，是年三月，刘大?在省城安庆通过了预试，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秋廷试，当朝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把刘大kui（从木魁）名字一笔勾掉，打入冷宫。方苞闻之，大为感慨。张廷玉后为黜刘大kui（从木魁）而深感后悔，为弥补这个遗憾，于乾隆15年诏举经学时，独荐刘大kui（从木魁），不久张廷玉去大学士之位，大kui（从木魁）举经学未成。对此刘大kui（从木魁）给已成进士的好友叶酉写诗：“对月发悲吟，临风振高啸……昔君本共?，今余不同调。”心中悲愤溢于言表。从此，以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从事教书作文以终其身。晚年曾任黟县教谕三年，后被聘歙县问政书院山长，又主安庆敬敷书院。年八十余，因病回乡，门人来省疾者，犹强起与之论文。
《（清）国史--文苑传》谓：“大kui（从木魁）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著名学者刘师培说：桐城派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刘大kui（从木魁）说“穷理则识高”，又说“文章要道理博大”。他确实写了一些哲理性的文章，其中有愤世嫉俗的话，甚至越出了封建统治思想。
刘大kui（从木魁）“天道观”。他说：“天道盖浑然无知也”，指出“人之穷通寿夭”与天道无关，驳斥古书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刘大kui（从木魁）讲天道，其实讲人事，即对清王朝统治下不合理现象作了揭露与抨击。如他说：“御人于国门之外，使之抵罪，而贪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kui（从木魁）之下，人多毙矣，而天不怜也！”又说：“其上之于民，名为治之，而其实乱之；天之于民，名为生之，而其实杀之也。”大?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与荀卿、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一脉相承，而愤世嫉俗之情比司马迁、韩愈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大kui（从木魁）的“理欲观”。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惟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而刘大kui（从木魁）则承认人们合理的欲望，认为“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指出人人都会有“七发之情”，“人之不能无欲而相与聚处以为生也。”认为应该“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要使天下之民“无不得所”，他说：“耆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夺其所甘而易以所苦，势不能以终日”。（《慎始》）说明正当的欲望，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禁止的。这种思想是王安石、苏洵“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与小他十五岁的戴震完全一致，而与程朱理学则针锋相对。
刘大kui（从木魁）的伦理观。他从“天道”与“人欲”观出发，在伦理观方面也有新的见解。在封建伦理的教条中，“忠孝节义”，把“忠”字放在第一位，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 大kui（从木魁）则说：“余以为臣之死君，与妇之死夫，似同而实异。君臣以义合，故曰‘合则留，不合则去’。夫妇以恩合，故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与稍早的黄宗羲对君主制的不合理批判相近似，与程朱理学则背道而驰。
刘大kui（从木魁）的理学观。人们谈桐城派不能不谈理学。乾嘉时，汉学家常常指斥桐城派空谈性道而忽视事功。但理学家有各种派别，如“王学左派”就被人公认为是进步的，而刘大?应属王学左派。在《奉题学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韵》中，刘说：“我爱新建伯（王守仁），术业何崇隆！七龄矢志学古圣，富贵于我浮云空。径从良知见性命，震磕天鼓惊恩蒙。卒其所就继孔孟，唱和如以徵应宫。后来小子肆掊击，连结鸡雌拜虎雄。擒濠立功在社稷，用由本出观其通。”刘大kui（从木魁）对理学家们那种门户之见也很不满，他认为“天下之理不能以一端尽”，主张学术上应有某种程度的“包容”，而“息争”门户之见，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与理学家们的“复古”思想相反，认为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反对“好古而失之愚”。理学家的痼病，在于把事物看成不变，对自古以来的说法不敢怀疑，甚至认为古时制度也可行于后世，“井田制”即其中之一。刘大kui（从木魁）在《井田》中，明确指出它只是周初“开国之制”，至其后世则“不能复之矣”。如果把刘大kui（从木魁）与程朱理学混为一谈，则未免太简单而使刘大kui（从木魁）冤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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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章这个层面说，陈继辂谓“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惜抱”。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大kui（从木魁）与方、姚地位相等。但刘与方、姚是有差别的。《国史--文苑传》谓“苞盖择义理于经，所得于文义法；大kui（从木魁）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尝著《观化篇》，奇诡似《庄子》，其它言义理者又极醇正。”诚如方宗诚说：“海峰以才胜”。其“气肆”，“才雄”，“波澜壮阔”，显然和方、姚的“气清词洁”，以“小文章”擅长，是有差异的。当然，身为桐城派中的一员，他与方、姚的文论主张和文章风格有共同之处。文论思想前面已说，至于记叙文刻画人物，大kui（从木魁）亦如恩师方苞一样，以传神之笔，描绘具体形象，往往只通过一、二事例，作精妙的描写，人物即呼之欲出，如《张复斋传》之张之善、《章大家行略》之老妇，靠细节传神，写得活灵活现，生动真切。
散文诗化是刘大kui（从木魁）的另一大特色。桐城素多诗人。钱钟书先生甚至说“桐城诗胜于文”。而刘大kui（从木魁）尤为大家。大kui（从木魁）以诗人而兼古文家，因而也就把诗的神韵意境用入文中。如《海舶三集序》，本是一篇评论诗歌的文章，很容易写得木质无文，也容易揄扬过实。刘大kui（从木魁）却别开生面，着力铺写海上风涛之险；“乘五板之船，浮如江淮，?然云兴，勃然风起，惊涛生，巨浪作，舟人仆夫，失色相向。……”以衬托海上吟诗之奇：“顾乃俯仰自如，吟咏自适，驰想于沆瀣之墟，寄情于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鸿章著，振开、宝之余风，??乎杜甫 、高、岑之什，此所谓神勇者矣。”而归结于其人之一心以使命为重，始能履险如夷，从容吟咏。构思巧妙，措词得体，而其妙尤在诗味特浓。这种亦文亦诗，以诗为文，在散文中开新境，为方苞所不及，为姚鼎所继承。
桐城派文家很讲究文章章法，刘大kui（从木魁）亦然。他的散文不仅词必己出，言能尽意，而且还善于转折跌宕，以便写出层次较深的含意，读之耐人寻味。
为了教学，刘大kui（从木魁）曾评选唐宋八家古文，又尝评点《左传》、《国语》、《孟子》、《庄子》、《扬子法言》，于评点之中，示为文之法，萧穆自言：己之能文即受大kui（从木魁）评点之益。刘大kui（从木魁）终身教读。弟子尤众，汉军朱孝纯，歙县程晋芳以诗名；歙县金榜、程瑶田以经学著；歙县吴定、鲍桂星、汪梧凤、方根矩、休宁郑用牧皆有文名；其在桐城者，除姚鼐外，还有王灼、左坚吾、朱雅、李仙枝、刘琢、许国等诗文名家，为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培养了众多人才，其功不可没。
刘大kui（从木魁）与阳湖派。姚永朴说：“‘阳湖’之古文，其源实出桐城，故惜抱先生亦称子居（恽敬）为作手，两派合而不分，于此可见。”阳湖派这一名目，直至光绪年间，张之洞《书目答问》出，始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阳湖派诸作家如钱?、张惠言、恽敬、陆继辂、吴育、包世臣、张曜孙皆尝言，常州文学传自桐城，且皆承认刘大kui（从木魁）的桥梁作用。陆继辂说：“钱鲁斯（?）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敬）、张皋闻（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张惠言说：“王悔生（灼）……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其矩。”于此不难看出阳湖派确实源自刘大kui（从木魁）。
阳湖派的代表人物为恽敬、张惠言。恽、张二人为好友。张病逝，恽敬说：“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得不并力治之。”其时人评恽敬文章“行文轨辙出于管、荀诸子，其文全似晁家令《言兵事书》，故文势鸷?凌厉，精察廉悍，洞达真契，推勘确实，持论谨严，运笔简洁。”刘声木说：“其熔炼淘洗之功，用力甚久，用能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仍属桐城家法。”
张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刘声木说：“皋文研精经传，取法于韩、欧两家，变大kui（从木魁）之清宕为渊雅，文格与姚鼐为近，首倡桐城文学于常州。”又言“其立言质实，韵味隽永，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离，一意不随时欲趋舍，则确然可见，平日论文，尝谓‘法有尽而意无穷’。”张惠言自中年后接受刘大kui（从木魁）之说，文风为之一变，“空明澄澈，不复以博奥自高”，而“立言质实，韵味隽永”，其神理韵味正与刘、姚相近似。由此可见，阳湖与桐城为同源异流，而阳湖之文未尝不规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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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如果说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祖，那么姚鼐则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世谓方苞文质，恒以学胜；刘大kui（从木魁）以才胜，学或不及，姚鼐则才学俱佳而识高，故被称为桐城派的领袖人物。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一字惜抱。乾隆庚午举人，癸未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主事用，分兵部，后补礼部制司，迁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纂修官，记名御史，年余，乞病归。自是，历主讲梅花、敬敷、紫阳、钟山各书院，凡四十余年。嘉庆庚午重赴鹿鸣宴。嘉庆二十年卒，享年八十五。
姚鼐为刑部尚书姚文然之曾孙，翰林院编修姚范之侄。其母张氏，为宰相张英之孙女。当时“张姚两家占半部?绅”，而姚鼐年才四十，官至郎中，仕途前程无量，却“乞病归”，原因何在？侄姚莹在《行状》中说：“四库馆启。诸城刘文正公（统勋）、朱竹君学士（筠）荐先生以所守官（刑部郎中）入局。金坛于文襄公（敏中）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门下，竟不往。书峻，当议迁官，文正公以御史荐，已记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决意去，遂乞养归。梁阶平（国治）相国属所亲语先生曰：‘若出，吾当得荐。’先生婉谢之”。其时宰相中，刘、于皆有名，于尤好交接文士，一时文人多依附之。姚鼐竟不肯稍为之屈，已见狷洁自好，异于流俗。然观其诗集，其乞归另别有原因。
其诗言“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以举人入京应会试）自南来，意气颇纵横。谓当展微抱，庶见康民氓”，即志在经世。然而“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即谓时势所限，使他事与愿违。姚鼐认为清王朝入关“百年来，法家常继轨”，即酷吏总是务使人入于罪，这自然是指包括文字狱在内的那些镇压措施。而他却“颇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因此感到“刑官不易官”，便决定“揭褐归田里”。姚鼐拂衣而归，正是孟子所说“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也算是“毅然大丈夫”了。他辞官归里之后，写诗言“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心情愉悦，不像王文治辞官后沉酣歌舞，奉佛参禅；更不似袁枚之装点山林，伺候公卿，而是步入书院。他四十三岁乞归，四十五岁至扬州，主讲梅花书院；五十岁回安庆，主讲敬敷书院；五十八岁至徽州，主讲紫阳书院；六十至七十一岁，主讲钟山书院，七十一岁后又主讲敬敷书院，七十五岁再主讲钟山书院，八十五岁卒于院中。逝世前几日，尚挑灯为学生批阅文章。为了教学，在梅花书院就着手编修《古文辞类?》一书，以示为文之法，自此至死，四十年间，“无一日不讲此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其勤其精，一至如此。其间，他还主编《江宁府志》、《六安州志》及《庐州府志》中“沿革”一门，其著作还有《九经说》、《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庄》两《章义》、《惜抱轩书录》、《法帖题跋》及诗文前、后、外集、尺牍等。评点之书，有《易经》、《左传》、《大戴礼》、《九经》、《扬子法言》、《汉书》、《文选》、《山谷全集》等等，丹黄灿然，殆盈千卷。姚鼐五岁读书，二十授徒，四十辞官，一生读书、评文，舌耕笔耘，学问文章，诗歌书艺，皆为第一流人物。曾国藩列举三千年“圣哲”，仅得三十二人，而姚鼐为其中之一；张裕钊论有清一代之诗，以鼐与施闰章、郑珍并列为“三家”；包世臣论书，亦以鼐之行书入逸品。今人吴孟复先生“论桐城有学派、诗派、文派而鼐兼为三派之大师，其影响皆及于天下。”
姚鼐生活在乾、嘉时期，当时汉学盛行，姚鼐是以宋儒之学为治学根本的，认为“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 是尊崇宋学的。乾隆三十八年，清朝开《四库全书》馆，以纪昀为总纂官。姚鼐因刘统勋、朱筠的联名推荐，入馆充校办，其时戴震也入馆参与纂修，纪、戴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学术观点的不同，使他与纪昀、戴震等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格格不入，难以调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也是他辞官的一个原因。为了阐明自己在汉宋之争中的基本态度，回击汉学家的种种反宋言论。作《赠钱献之序》一文，极力为程朱理学辩护，认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评“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而遗其巨”，实在是蒙蔽不明！姚鼐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默焉耳！”他说：“古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人不能无待于后，此万世之公理也，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己哉！”（《礼笺序》）在学术上他如此不肯苟同，坚持独立思考，尤为难得。故曾国藩称姚鼐能“独排众议”。
作为桐城派的领袖，姚鼐的成就主要是古文。其论义理、考据、文章合一，明言“古文之事，须兼三者之用而后为至”。但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和百姓生活困苦不多，抒发个人情思和抑郁之感的较多，内容不够充实饱满，但他的写作态度严谨，对散文艺术的探求较为深入，因而其创作能开新境，卓成一家。刘师培不满桐城派文风，独对姚鼐评价甚高，以为“惟姬传之丰韵，……则又近今之绝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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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毕竟是文艺性的，他的不少论学论文论诗之文，写得形象生动，气韵极美。如《礼笺序》、《仪郑堂记》、《送孔?约序》皆是。这些文章皆针对汉学家之株守一家旧说的门户之见而发，但不是就学术论学术，而是用“有人焉入江海之深”而“不能尽海之量”为喻，指出“古之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之人亦不能无待于后”，从而断言“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已矣。”个性何等鲜明！议论何等通达！又如《复鲁?非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一连串的生动形象的比喻，把原本抽象的阳刚与阴柔的文风问题，写出难言之意，使之具体化而易于领悟。把论学论文之文，写得如此气韵生动，彩色斑?，确是古文中“绝唱”，故方宗诚谓惜抱文“以神韵为宗”。
姚鼐的叙人记事写景之文，亦以神韵见长，韵味盈然，生动形象，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赏心悦目。如《丹徒王君墓志铭》，王文治“以文章书法著名天下”，为姚鼐至友，由御试翰林第一，出为云南知府，可写的事很多，文中只写其归田之后，“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与“客去乐散，默然禅定……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以极矛盾之两事，写出复杂的心情，独特的个性。尤以“君邀之涉江，风雨中，登焦山东界阁，临望沧海邈然，言蝉脱万物无生之理”，空灵澄澈，?然邈远，韵味尤胜。
姚鼐说“为人重于为诗”，人品高，文品才能高。姚鼐等桐城派作家洁身自好，所以他们的文章才能雅洁，拔脱尘俗。姚永朴说：“语言文字，人品攸关”，并引李治“五不当为”之说：一不苟作，二不徇物，三不欺心，四不蛊俗，五不可示子孙者不作，与姚鼐的人品文品相符合。这里，说一段我的老师吴孟复先生讲姚鼐写《登泰山记》的趣事：姚鼐辞官的当年十二月末，朱子颍邀姚鼐登泰山，姚鼐手头拮据，连回家路费都没有，借机去泰山向朱子颖“打秋风”，欣然前往。二人乘风雪到泰山游览，先登晴雪楼欣赏雪景，复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回府后，二人兴致极佳，姚便开口借路费，朱一口答应给“三百两银子”，接着请姚写登泰山记。姚颇知其意，便写了名篇《登泰山记》，语言雅洁，是将义理、考据、辞章完善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佳作。朱看了只一丝苦笑，说：“姬传兄，真惜墨如金！”朱子颍与姚鼐同出刘大kui（从木魁）门下，且同年进士，其人也颇有文名，然而《登泰山记》除记下朱的姓名外，无一言及其文学、政事，可见姚鼐继承了方苞“不妄加毁誉于人”的传统，其文德何等高尚！姚鼐打“秋风”五十两银子作回故里路费。两年后朱子颍官升两淮盐运使，驻扬州，创建梅花书院，请姚鼐当主讲。两人常去谒“宋双忠祠”，朱子颍为南宋李庭芝、姜才立碑，请姚鼐写碑文，弦外之音还是想请姚在这篇文章颂扬自己几句。姚在文章里只写有开头一句话：“东海朱使君受命领两淮盐运使之次年，谒于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统姜公祠下”。通篇连“孝纯子颍”字样都没写，使朱子颍大失所望，命人送银给姚鼐，作润笔费，姚一手推开，笑着说：“姚某穷可以卖文为生，但不出卖文德！”
文德即人格，风格即人。梁启超说“方、姚以狷洁自好”的人品，写“气清词洁”的小文章，具有语言简洁的风格特点。姚鼐不写封建王朝的“文治”、“武功”，不对封建官僚献媚取悦，因而不需要骈四俪六那样官样文章，也用不着雍容揄扬的“汉赋体势”，这是自然的事，也正是桐城派的特点。
姚鼐四十辞官，即终身从教，对教育事业贡献尤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壮大桐城派队伍和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尤大。姚门弟子籍贯不同，性格与遭际各异，文风也不尽相同，但都是那时文坛上的著名人士，他们的成才固然得益于各人的天资与后天努力，但与姚鼐的循循善诱、精心调教分不开。姚鼐为人谦和通达，在学术思想上兼容并包，治学不废考据，无门户陋见，连那些与他学术见解不同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甚至转投他门下就学。他在教学时，有自己的一套“戒律”，例如戒学不博，戒言无文，戒但只识考据而毁弃义理，戒不守文法而肆逞才气等，但并不禁止门生弟子别求新路，百花齐放，大力提倡“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他自己的文章以神韵为宗，偏于阴柔，但对“得古人雄直气”的管同、刘开等人颇为倚重，以“他日当以古文名家”相期许。姚鼐为师，以身作则，重言传，更重身教。他一生好学，主张“兼长为贵”，倾听别人意见，善于吸收别人长处。同门师兄吴定，颇负文才，“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吴定深受感动，曾对陈用光说：“姚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且如此，其文可知矣。”清代中叶，词风大盛，姚鼐受其影响，亦曾致力填词。著名学者王鸣盛对此不以为然，私下对戴震说：“吾昔畏姬传，今不畏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姚鼐闻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辍词不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由于姚鼐的率先垂范，姚门弟子才能不汲汲于功名，不斤斤于得失，保持作家本色，勤奋创作，寻求变新，使桐城派沿着“三祖”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才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的局面。所以说姚鼐是桐城派领袖不算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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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古文辞类篹》是姚鼐的另一大成就。姚鼐本以古文擅天下大名，门下弟子多从问为文之法。他以为文法不可以空言，便选编《古文辞类?》一书。四十年间，以此书教人，亦时时修订。他死后，“三百年之间，刻印之频，流传之广，实为古籍中所罕见。盖由其书博而不芜，约而不陋，行世以来，读书治学之士，无论其为汉学宋学，为学者文人，为旧学新学，当其读书之始，学文之日，无一人不读此书，无一人不受此书之益。”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一生教书，自言“所恃惟一部《古文辞类篹》。马其昶称誉该书“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钱子泉先生亦云：“分类必溯其源，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召来者以途径。”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邀请吴孟复、蒋立甫两位先生出任主编，组织专家学者点校评注该书，以吴本为底本，参照诸本，较其长短得失，修订旧本之讹、误、脱、衍，评注精当，新意颇多。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映，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
世所公认我国古典文学有三大选本，梁萧统《昭明文选》分类繁杂失当，内容单薄不全；清初吴楚材、吴调侯之《古文观止》选文虽精，但份量不足，且有伪作窜入。而《古文辞类?》“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吴汝纶甚至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尊之为六经以后第一书，以后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籍尽可废去，独留此书，就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总之，《古文辞类?》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当然也是桐城派的最好宣传，因此，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今天看来，姚鼐严格坚持古文标准，他认为六朝无文，要有，只陶渊明《桃花园记》一篇，因为他鄙薄六朝骈四俪六体，以至后世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他都不选，认为这两篇文章四六句多，有齐梁遗风。其实六朝不少山水小品，亦不乏佳作，姚鼐一概拒之，选文不免失之过严。
七 .桐城派时至姚鼐为鼎盛，姚鼐弟子甚众，桐城派因播及全国，有“人不必桐城，文必桐城”之说，形成“户户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号为姚氏高第弟子者，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原籍安徽宣城，梅曾亮与管同、姚莹、方东树号为姚门四大弟子。后来他考中进士，在京城任户部郎中，近二十年。当“时治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所传”，当时江西的吴嘉宾、浙江的邵懿辰，湖南的吴敏树、孙鼎臣、曾国藩、杨彝珍，广西的王拯、朱琦、龙启瑞，皆通过梅曾亮而接受“桐城派”的“义法”。桐城派的影响是通过梅曾亮而扩大到全国的。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是仅次于方苞、姚鼐。这不仅因为他起了传播作用，还因为他在文学理论上与创作实践上都对方、姚有所发展，其原因是他处在近代史开端的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桐城派也不能不有所发展变化，而他正是主张“通时合变”的人。梅曾亮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以见之”（《答朱丹木书》），他批评汉宋两派的“好是古而非今”，主张“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他的散文创作注意写重大题材，对时代有所反映，视野较之姚鼐为开阔。他写过一些镇压农民起义军官吏、将领的传记，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坚强精悍，声势浩大，虽遭镇压，却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却揭露了清朝的文武官吏则是贪残狠毒与庸懦。写爱国反帝的将领有声有色，可歌可泣；对清朝大臣的坐视不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在《汤海秋墓志铭》中，有意写了一个细节：“姚石甫（姚莹）以台湾道创英夷，受诬诉，事白出狱。君大喜，觞客于万柳堂，为石甫贺。未卒前，过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为大吏者当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难满人意也’！”一喜一叹，写出当时有志之士的爱国反帝的心情，而清王朝的腐败昏庸，是非颠倒，也由此可见。另外，梅曾亮作文善于捕捉形象，描绘景物，刻画细腻，声色动静互相配合，比喻拟人穿插运用，把柳宗元的游记与苏轼的小品手法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就语言来说，骈散结合，丰富多彩，曲折尽意，面目一新，克服了方、姚过于简淡的弱点，对桐城派文显然是一个发展。总之，梅曾亮不仅传播桐城派，而且扩大了桐城派的文境，丰富了桐城派的语言。他的因时立言，由小见大、兼采骈散，曲折精深，对于以“清真”、“神韵”为重，重在“雅洁”的方、姚文，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曾国藩被梅氏的成就折服，赠诗曰：“单绪传真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读书养性原家教，绩学参微况祖风。众妙观如蜂痔蜜，独高格似鹤骞空。上池我亦源头识，可奈频过风日中。”又写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称誉梅曾亮为“嘉道之间又一奇”的“文雄”。

姚波

管同，字异之，江苏上元人。嘉庆初，他与梅曾亮同从学于姚鼐，最受姚氏器重，赞扬他“诗文俱佳，乃少年异才”，说：“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者之隽矣”，又说“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认为“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隽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管同与方东树关系最友善，自言“同少时性喜为文，与海内文士往来，而桐城方君植之为之冠。”方东树对管同也给以高度评价：“异之孤贫于世，事迹无可述。独其文章震耀于当时，而可以不泯于后世。”管同与梅曾亮感情甚笃，卒后，梅曾亮深情地说：“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呜呼！今异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为吾言之。异之亡，余虽于学日从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忧而可喜也。故益念异之，不能忘也。”一往情深，不能忘怀。
管同学尊程朱，认为“道学之尊，如天地日月也。”其论文主张“得于己，当于道”。在《蕴素阁全集序》中说：“无得于己，而剽窃古人，是谓无情之辞；无当于道而涂泽古语，是谓无理之作，二者皆为伪体而已矣。”立言者当“明道以教人也，记事以传世也，吟咏讴歌以陈情以见志也。”这与唐宋八家和桐城派“文以明道”的文道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姚鼐称他的文章“得古人雄直气”。在文章风格上，他主张刚柔兼备，以为“文之大原出于天，得其备者，浑然如太和之元气，偏焉而入于阳与偏焉而入于阴，皆不可以为文章之至境。”与乃师观点何其相似乃尔。他的论学记事之文颇能践其所言。如议论性散文《除奸》、记叙文《登扫叶楼记》、《宝山游记》等作品均呈“雄直”气象，雄深浩达，简洁清新。
姚莹，字石甫，姚范之曾孙，姚鼐之侄孙。由进士，官知县长达二十年，政声颇佳。在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抗击英军有功。后来，清廷议和，“议和诸帅皆欲甘心镇道，以谢”英人。姚莹竟被诬逮至京中，迫于舆论，关押六天被放。卒降为同知，发往四川。姚莹说：“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出一个高尚的爱国者的情怀。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而姚莹则是“仕而优则学”的典范，值得后人学习。他不管政务多么繁忙，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坚持读书作文，在台湾道任上，他写《东槎纪略》，在四川同知任上，他写《康?纪行》，林则徐称赞他：“学习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何以如此？他在《康?纪行自序》中言：“……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指边疆与异域之地理），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形，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莫能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源）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得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矣。顾行笥少书，惟携图说数种，未能博证，然所闻略近实矣。”不仅见其学养，更见其以国家前途为忧的赤子之心。他在书中《一腔热血须真》一条中说：“或谓余：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谓：君血自未真耳！所谓热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辗转于怀，不能自己。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言之耶！试思三教圣贤，苦心苦口，著书垂训，所为何事？千古忠臣义士，剖心沥血，又是何为？世人只知自己身家名利，于他人是非得失，不甚关痛痒；又习见世俗轻?巧薄，以为此处世之道当然也。不但古圣贤忠义之所以存心为人者，未尝体会，即前辈诚朴忠信之风，亦所未见。故见有正直不时趋者，则诧而怪之矣！此事存乎其人，岂口舌所能喻哉！”这样的文章，其论为人，可以教人；其论为文，亦是佳文。吴孟复先生赞誉姚莹“一代文章，千秋风义”。
刘开，字明东，号孟涂，桐城人。生数月父亲病逝，母亲吴氏含辛茹苦，耕织养家。家贫，未能入学，只得执鞭放牛。苦难的生活磨灭不了他求知欲望。村里有位叫吴士鼎的塾师，常在馆舍吟诵诗文，令刘开心往神驰。刘开听得入神，不觉脱口而出，吴先生闻之大惊，了解刘开家境，顿生怜爱之心，免费收他入学，并把女儿许配给他。14岁那年，他投书姚鼐，渴望得到姚鼐指教，姚鼐读了刘开所寄诗文，暗暗称奇，收他为徒，钟爱有加，常对人说：“假以时日，一定能成为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两先生的事尤要靠他来振兴，这是我们桐城的一件幸事。”

姚波

刘开为人洒脱，喜欢交游，与人谈论，言不少隐，四方贤士多乐与同他交往。在姚门弟子中，与姚莹情谊最真挚。姚莹年纪轻轻，早成进士，乡前辈朱鲁存先生非常高兴，为表示祝贺，请姚莹吃饭，邀刘开作陪，刘开听人说姚莹中进士后，言语不检，刘开便利用这个机会规劝姚莹。责备言辞过于激烈，姚莹接受不了，便愤然离席。朱鲁存老先生十分难堪，说：“酒后再说。”刘开说：“喝足了酒，他听不进去，无益。我相信石甫会回来。”果然，姚莹真回来了。谁知刘开责备更苛刻，姚莹忿然说：“自今请与子绝交矣！”拂袖而出。朱鲁存说：“孟涂，你太过分了！”刘开说：“所贵乎友者，为能责善劝说也。今石甫成进士，著书作文日有名，年少气盛，其行不及检，苟无友以责之，异日将肆然民上矣！学业不自此隳乎？故宁石甫绝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绝也。”言未完，姚莹果复反，笑着说：“吾思之，子言良是，自今请再责我，我终不忍绝子矣。”此事可见姚莹之受善，刘开之直谅。刘开年四十一卒于亳州，姚莹闻之痛哭。刘开母老，子幼，侨居望江友人。姚莹咐吩家人邀其母及子迎养于家。姚莹夫人亦贤惠，视刘开母如母，直到送老归山，而视刘开子如子，直至教养成人。刘、姚二人的风谊直今仍为桐城人民传颂。
刘开一生虽短暂，但其足迹却遍及大江南北，虽然一生未任一官半职，也没有广收门徒，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并不低，被称为“姚门四杰”之一。他的《问说》一直被选为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刘开著述颇丰，有《孟涂诗文集》行世。
方东树，字植之，号仪卫，桐城人。东树秉承家学，又师事姚鼐，“当时汉学炽盛。姚郎中（鼐）独毅然自守，先生既起，更昌言排之”，作《汉学商兑》一书，影响甚大。他还写了一部《昭昧詹言》，总结了学诗的六种方法，即创意、选言、选字、隶事、文法、章法，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解见，是桐城派的一部诗学，影响深远。
姚鼐曾说：“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姚鼐的呼唤是那么的深沉而急迫，而被他寄于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却又相继早亡，才华横溢的姚莹又浮沉于宦海，经营着他的致用人生，与此之时，方东树奋袂而起，“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在师承前辈的基础之上，补苴罅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所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
八.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6岁入私塾读书，刻苦攻读，加之天资颖慧，意志坚强，学业大进。道光十八年会试，中式三十八名，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清宣宗报至第二名，引见皇帝，改翰林院庶吉士，迈出仕途上重要一步，此后更名为“国藩”，意即为国屏藩，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时刻牢记祖父曾玉屏的家训：“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此后，曾国藩广结同僚，官场得意，仕途畅达，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后任两江总督，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权倾朝野，被称为“清中兴第一名臣”。
时势把曾国藩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注重进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他说：“吾辈读书，只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他在日记中写到“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巳！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他不仅时时省察自己，鞭策自己，对家人和子女也要求严格，时时写信教诲，汇集成册的曾国藩《家书》成为后世人们的生活教科书，产生影响极为深广！
曾国藩季女曾纪芬在撰《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写曾国藩生平行事：“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丽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文正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姐时，犹恪守成法。忠襄公（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官居一品，位极人臣，而所积之财产戋戋如此，嫁女之奁资又微薄如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吗？曾氏之清廉自励实在大可以励习俗而风后世，值得时人、后人深思而学习！
曾国藩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的文章在清代也堪称是第一流的，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位高名重，爱才，好士，也许出于政治上需要，积极?罗人才，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幕府豪彦云集，兼包并罗”，“陶铸群英”，著名的有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号称“曾门四大弟子”。

姚波

曾国藩自幼立志以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桐城派作家。他说：“其（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又说：“桐城姚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自谓为方苞、姚鼐的私淑弟子。曾国藩尝谓有“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学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他在姚鼐的文学主张上，增加了“经济”之学，但他仍然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足见曾氏结合当时的现实，对姚鼐的主张有所发展，但其基本观点仍是一致的。
在文章风格方面，曾国藩虽然强调阳刚、阴柔的统一，但他主张文章要刚胜柔，“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他说：“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因此他得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对姚鼐的文章，则提出异议：“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所以曾国藩的文章“务茂其气，伟其辞，其句调声响，必叶铿鼓舞之节”，“矫为雄而厉之已甚”，变柔为刚，雅而不洁，“昭忠”诸记，便是明证。曾氏所以如此，因为他身处高位，影响大，不能不为清廷歌功颂德，写一些“创意造言，浩然直达，喷薄昌盛，光气熊熊，意欲效法韩、欧，辅益以汉赋之体”的“庙堂文学”，自是与桐城派朴实清新的雅洁“小文章”大不相同。所以吴孟复先生说曾国藩“改变”了桐城派，著名学人舒芜甚至说曾国藩“篡夺”了桐城派，言词过激，但不无道理。
这里谈谈桐城派与湘乡派。李详在《论桐城派》中说：“（程）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奉此（指桐城派）为说……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推为师，姚氏之薪火如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志沂）、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俪然各有一桐城派在胸中，伯言遂亦抗颜居之而不疑。”又云：“文正之文，虽以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积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然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李详不仅提出了“湘乡派”之名，而且指出其艺术特点是：奇偶错综（句式），单（单音词）复（多音词）间厕（词法），厚积其气（排比铺陈手法），有声有色；还指出其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李详提出“桐城久在祧列”，因为张裕钊、吴汝纶等人有“双重身份”，如果张、吴也属“湘乡派”，那么是否可以说，没有桐城派，便没有湘乡派，亦即湘乡派是从桐城派派生而来的。著名学者钱子泉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作了论述：湘乡曾国藩“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稍矫其懦缓之失，故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曰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以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也，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钱先生这些话，不仅肯定“湘乡”当自为一派，且指出桐城派的优缺点及湘乡派对桐城派的补救。人说曾国藩“中兴”了桐城派指的就在这一点上。吴孟复先生不以为然，说：“其实非是。曾国藩正是在桐城派最主要的一点上，改变了桐城派的精神面貌……‘桐城’自是‘桐城’，‘湘乡’自是‘湘乡’。‘桐城’与‘湘乡’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看不出这种区别，就把握不住‘桐城’的特点。”我的老师吴孟复先生是桐城派后期大师姚永朴先生的弟子，是桐城派的传人，对桐城派情有独钟，他不愿人们把桐城派与湘乡派混为一谈。
九.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里藏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问：“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后曾国藩益告以文事利弊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业大进。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读。“裕钊高才孤诣，肆力研术，益谓文章之最，声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必令应节合度，无铢两杪忽之不叶，然后词足而气昌，尽得古人声音抗坠抑扬之妙。”其文以柔笔运刚气，旋转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自言“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尤为甘苦之言，也反映了他写作认真的态度。

姚波

曾国藩四大弟子中，吴、黎、薛三人都受洋务运动思潮影响，惟独张裕钊恪守桐城家法，并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由此可见，张裕钊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桐城派余绪赖以不坠的重要人物。张裕钊自少即笃嗜方苞、姚鼐的文章，以为“雍乾以来百有余年，乃罕与桐城俪者。”他淡于仕进，“自度其才不足以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曾国藩功业卓越，权倾朝野，四方之士奔走求官者，不计其数，张从师曾氏久，独超然局外，未尝稍有沾润，捐弃华丽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苦形瘁神，独以治文为事。其文以意为主，而辞能尽其意，气能举其辞，故而雅健雄直，而描摩生动，简古核炼，深得桐城真传。“在湖北，聘修通志，与当事不合，遂辞不就。中年主金陵文正、江汉经心、鹿门诸书院，又主保定莲池书院，其后声望益隆，遭遇益困，不得已入关中，郁郁久居，遂穷?而死。”一生教书育人，读书作文，刘声木说：张裕钊“于国朝诸名家之外，能自辟蹊径，虽张、吴并称，实为张之才识尤为超卓，意量尤为博大，汝纶亦推崇无异言。”
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自幼读书刻苦认真。尝以鸡卵换松脂，照明读书。一日，母亲送给他一块糯米粑和一碟糖，让他沾糖吃。汝纶接过糯米粑，目不离书，他竟把糯米粑沾着砚池墨汁吃，母亲来了一看，汝纶满嘴墨汁，大惊，汝纶笑着说：“我只知文章味，不觉糯米粑味！”可见其读书是何等专注！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后调直隶，参李鸿章幕，“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后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在深、冀二州任上，善政甚多，政声极佳。吴汝纶在深州任上，排除一切阻力，将原已被豪绅之家侵占的学田1400余亩全部收回，划归书院。还为书院追回被人拖欠的5千两银子，用这些款项及田租收入为书院购置图书、教学设备，改善师生的学习环境和生活待遇。还将深州所属三县的高材生召集起来，亲自登堂授课，后来享誉盛名的贺涛就是他深州书院培养的武强县学生。其时当地乡绅、百姓“忘其吏，推为大师”。从此深州教育大为改观。吴汝纶在冀州任上，决意改变百姓生活，造福于民。冀州地瘠民贫，缺水，盐碱地多。他率领官民“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汇积水于滏河，以溉田亩，便商旅。”变瘠地为沃土。他勤政为民，在给张裕钊信中谈到：“目下境内蝗蝻迭起，凡去秋被水之处，往往皆有。旬日以来，日日逐村督捕，虽尚系初起，扑灭不难，而民间各惜禾稼，恐遭践踏，不顾虫灾，专以讳匿为计，虽严惩不改，以此疲于奔命，真有日不暇给之势。”其忧心民事，略见一斑。
吴汝纶“时时萌归志，无意进取”，张裕钊时任莲池书院山长将辞任而转任江汉书院任教习，吴汝纶到天津送别张裕钊，顺谒李鸿章，李告吴莲池无人主持，“极费踌躇”，说：“当得吴先生才可任之矣。”李本意只不过以吴汝纶为喻，不料吴汝纶马上接话茬，欣喜地说：“谢李相国信任，办完辞职手续后，不日吴某就来莲池书院。”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吴汝纶来莲池书院，他给景翰卿的信写到：“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在莲池书院的十余年中，四方学子前来问教求学，就连日本的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也渡洋前来莲池书院受业。姚永概称：“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由于吴汝纶苦心经营十余年，使保定莲池书院声名远播，闻名天下。由于他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官员和地方学人暗地为他请加官衔，他对这争名要利的做法，十分反感，认为是辱他人格，断然拒绝。
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推行新政，筹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欲聘请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决毅拒绝。直至张百熙登门礼聘，备五品官服，并“跪拜以请”，吴仍不肯接受，后经多方劝说，吴汝纶才答应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去日本考察学制。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吴汝纶挟随绍越千、荣勋、杜之堂、李光炯和日本人中岛离京，于十一日抵达日本仁川。他到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盛况空前，日本“举国人士无不惊喜相告”，“名卿、贵人、官吏、百执、学徒、妇女，下至灶门厮养之徒，莫不争延颈踵怀慕相属。”礼遇有加，日本天皇破格接见。他参观考察日本各类学校，拜访日本文部大臣、教育界名流，以及教育专家，详细询问，并作记录。又经常受邀请赴各地讲学，三个月内，疲于奔命，常常鸡鸣而起，宵旰不暇寝食，考核学事，文书山积，日夕应客以百十数，皆一一亲与笔谈，“又于其间与汉学家商榷经史诗文”，“凡东游三月，门不绝履，车无停轨，日本贤隽望风辟易，惊叹以为天人也”。回国后整理考察所得为《东游丛录》一书。

姚波

九月十七日启程回国，十八日船泊马关，他凭吊了李鸿章与伊藤议和处的春帆楼，楼主请他题辞，他含泪写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相赠，表现出他的爱国情怀。吴汝纶回国并没有去京师大学堂任职，因为他在日本期间，支持清朝留日学生转校一事，抗议日本当局拘留和驱逐中国留学生，言辞激烈。驻日公使蔡钧竟然不顾中国留学生正当要求，反而站在日本当局立场上，指责中国留学生，并认为吴汝纶有革命党之嫌，并密电清廷。如果吴汝纶回京师就可能遭被捕。因而他回到故乡桐城，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创办了安徽第一所新学堂---桐城中学堂，实践在日本考察所得。并亲自为学堂撰写楹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和匾额“勉成国器”。此为桐城中学堂办学宗旨，并展示吴先生爱乡爱国的殷切希望，耐人寻味的“勉成国器”的“器”字写得很大，希望桐中学子成为“大器”之材，用心何其良苦！因积劳成疾，吴先生于学堂开学前几日病逝家中，时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享年64岁。
吴汝纶为桐城派后期大师，其文有独到之处，马其昶谓“吾县文章之传，自方、姚之后，吴先生极其盛，其高洁过海峰，以其经学深，所致力皆秦汉书也；而新学亦自先生始”。张裕钊亦称其文“深邈古懿”。吴孟复先生称其文“气清词洁，确是姚、梅本色”。钱子泉先生称其文“造语洁适，特为简练”。这些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其著述尽收《吴汝纶全集》中。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从郑珍、莫友芝游，得识读书门径。年二十余，至京师。同治初年，以廪贡生应诏上书，论时事至万余言，声名大振。不久以知县发往安庆大营差遣。居曾国藩幕，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友善，相与讲求为文之法，同奉曾国藩为师。其后浮沉州县，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及出使日本国大臣。官至川东兵备道以终。
黎庶昌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师事曾国藩，治学趋向略同。其为文，远师桐城，近法湘乡，不规于一格，而气又足以振之，所为碑传文字，严谨有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使西洋数年，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用他那简明生动的文笔，写出了一部八卷本的《西洋杂志》，在书中，他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让国人大开眼界。用中国传统的古文描写异邦的新鲜事物，并非易事，而黎庶昌做到了，并且写得清新健雅，可传可诵，这在近代作家中堪称一绝，也拓展了桐城派作家的一片新天地，展现了桐城派新文境。其著作有《拙尊园丛稿》六卷，吴汝纶评谓“佳篇至多，其体势博大，动中自然。在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非廉卿所能掩蔽。”并慨叹：“有文如此，即功名不著，亦不为虚生。”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自师事曾国藩，学识日大，凡历史掌故、山川险要以至兵机，皆曾讲求。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时人说他“本理学而谈洋务”，“治古文不拘宗派”，“务为闳雅直势之文”，“与柏枧山房（梅宗亮）、求阙斋（曾国藩）为近”。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使西洋，眼界大开，闻见增广，积极要求变法，他在《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十四篇，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和要求，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明显地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求生存、谋发展的利益和愿望。他的变法主张比康有为书请变法的1888年尚超前九年，可见其进步性。薛福成之文，黎庶昌谓“皆所谓经世要务”，“并世不乏才人学人，若论经世之文，当于作者首屈一指。”他跟黎庶昌一样，把简洁雅润的桐城古文和西方政治制度及风土人情的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西方新事物。特别是他的评论时政的散文，有着他当时那个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丛生的特定时代的忧愤所积聚起来的爱国主义内容，确实拓宽了桐城派散文题材的范围，为黎庶昌所不及。薛福成的杰出贡献，不仅令人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对桐城派的整个历史评价，作重新思考，以求更为全面和恰当地科学认识。
十. 吴孟复先生尝言：“湘乡派”改变“桐城派”，“当然，桐城派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不同于吴汝纶而仍守方、姚之传者，主要是马其昶及二姚（永朴、永概）。”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人。“少劬学，习为古文辞。既从同邑方存之、吴至父、武昌张廉卿诸先生游，文益工。及游京师，交郑君东甫、柯君凤荪，益进而治经兹始。”“于学不务表?，归于自得。所治经，尤邃《易》、《诗》、《书》。《易》宗费氏，《诗》宗毛氏，《书》宗《大传》，旁列众说，折衷去取，湛思而通其故，往往获创解，为前儒所未发。其为文亦然，不?乡先生所传之法，而高洁纯懿，酝酿而出，其深造孤诣，亦为诸乡先辈所互名其家者莫能相掩也。”吴孟复先生说：“姚鼐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一，然而桐城派作者，能真正做到很少，只有马其昶最擅其胜”，所以人们誉马其昶为桐城派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