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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姚波

李改萍|姚翼及《历朝文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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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19 07:58: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历朝文选》的编撰背景和编选原则


    第一节《历朝文选》编撰背景


    《历朝文选》据题辞的跋文信息可知刻竣于万历辛巳(1581年),次年仲夏茅坤为其作序。那么姚翼《历朝文选》编修的时间即万历年间。据此结合明代整体社会背景及文学思潮等诸方面的因素来阐述其编撰背景。


    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或文学自身的种种复杂原因,总会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或以自己创作的实绩,或以敏锐的观察力把握时代文学的脉搏,形成某种创作倾向或树立某方面的文学旗号,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进而影响到一批自觉或不自觉文学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甚至文本模式和写作手法,形成同一时期主导的或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是独立的,后代有影响的文学思潮或现象总是尽量吸取前人的创作和理论的成果,作为自己的养料。具体到某一种文学现象,某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一、明中后期的整体环境的影响


    明中后期是一个文学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创作倾向及理论主张,分门立户,议论纷纷。在同一个文学思潮之内,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当然对作品的解读也就有了差异。文学思想丰富了,影响文学思潮发展的因素也就多样了,政权、世风、文风、士风,乃至商品经济的运作,都介入到了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的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也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的局面。这两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明代文学思潮演进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明初在思想领域管制严格,以儒为主,兼取佛、道。当权者一方面重视人才,一方面又严峻刑法,士人的文学活动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重政教之用成为文学主流。文学的一切活动都以程朱理学规范下的伦理教化作为表现的本体和旨归,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围绕此展开,此时代表主流文学思想的是宋濂和他的学生方孝孺。重视政教之用的文学思潮,到永乐朝达到顶峰。《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大典》等的编纂加强了文化建设,于是掀起了台阁文学思潮,台阁重臣们创作了一系列赞颂国家发展兴盛的作品。在情感表达上提倡温厚平和的文风,这一思潮伴随着明前期的稳定发展一直延续至正统年间。其后到弘治初,文学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明朝动乱与安定并存。台阁文学的思想观念已经淡化,心学开始介入程朱理学,削弱了理学对思想的束缚,由理入心,在创作倾向上主张回归本心,在文学趣味上转向清新平淡,但大的影响广泛的主流思潮并未出现,这时有影响的人是陈献章。从文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成化、弘治朝是一个过渡期,与过渡期的文学思想交错,弘治后期萌发的文学复古思想,逐渐形成规模。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思潮延续至嘉靖初。文学创作上逐渐形成了文必秦汉、诗必汉唐的表述。与复古思潮并存的是重视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想在吴中地区的发展。吴中地区有着一批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人,他们表现自我的真实感受,在创作上疏离了与政权的关系。正德后期至嘉靖末,出现了文学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杨慎的兼容并包思想,有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后七子复古运动卷土重来。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流派此消彼长。正德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影响了嘉靖以后乃至晚明文学思想的走向。这时的文人创作强调文学对表现心灵的作用,主张以自由的笔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放大了情感的作用,主张自然的、率真的文学表现,与明代初期的复古之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时间文坛一扫文以载道的风气,倡童心、讲真情、抒性灵的文学批评和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一批深受心学影响的、具有独特人格和鲜明的创作个性的作家,文学批评进入了倡导自由表达和个性解放的繁荣时期。注重自我情感的表达,对主张表现人性之真的士人有深刻的影响,在士人与民间被普遍认可。嘉靖万历年间有一大批士人在诗文创作上表现了自我的性灵之真。尤其李贽的出现、公安派的性灵说为文人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张扬找到了理论表述。重个性情感的文学思潮最后随着明王朝的衰亡而影响弱化。部分文人尚望挽狂澜于既倒,重提政教,给予约束,恢复正道。这一走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封建王权制度的运作。这一点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中更能验证。


    二、科举考试的影响


    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政治事件,这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也因为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使得历朝历代文学的发展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无论是想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还是改变身份地位和生活条件、光耀门楣,都必须通过科考这一关,明代也不例外。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从总体上影响了明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其制度方面日臻完备,“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科举文风与诗文创作风尚的相互作用。士子撰写八股文和考官评判八股文的风尚始终在变动。


    士子首要大事就是科举,在完成这件事之前,都不能心有旁骛。即使是对文学艺术产生爱好,家中长辈一般都要加以限制。从少年直到青年、中年都要以科考为头等大事,有些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揣摩八股文的写作。因此明代有许多登科及第的官员年龄都很大。科举之途的不顺给士子心灵上带来了损害,这也更加能说明为什么阳明心学能带给这些人精神上的慰藉了。姚翼即是如此,屡试不第,四十九岁时才及贡,担任的也不是很显耀的官职。因而晚年爱好收藏,喜读易经,钻研养生之道,讲学编书以穷其志。


    科举制度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举措,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就拿生平交友来说,因为科举在明代士子的人生道路上占有特殊地位,因此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同年关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出于利益和情感的考虑,师生、同年不仅在政治上互相提携、利用,而且在文学事业上也是相互呼应。唐宋派的几位都与科举关系密切,姚翼与茅坤同为唐顺之入室弟子,师承关系上来讲,姚翼也算是唐宋派的追随者。其《历朝文选》评点家的选择就主要是唐顺之与茅坤,更勿论选文中摘选了众多与其有交往的文人的作品。


    三、选本发展及评点文化的影响


    必须提到评点文学在明代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为了科举仕宦前途,文人士子必须苦心揣摩经义的写作,而古文与经义又较为相近,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一批古文家、道学家便从写作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古文的选评。评点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特有一种的文学批评样式,其主要特征是在正文边上或天头上有评语或点圈,其评之源可上溯到秦汉的经史之学,后加上看书时的点划、点抹、钩识、朱墨别异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点、批语、总论的评点模式,并逐步完善化。从评点载体上来说,评点建立在文学文本之上,因此离不开选本的编刻。《历朝文选》不是广义上的针对某一文集进行删选而编成的集子,是批评家各自选批,这一点从作者的编撰目的以及选文内容上可知,其与《文选》并无直接关系,但就选本的定义而言,是受选学发展的影响,只不过在明代而言,选这一形式更加多样,评点选本也有多种形式。选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的文集中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成的作品集即是选本。“选”这一行为使选本具有了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使选本首先成为选者(批评家)标举、张扬其文学主张的有效武器;而作为“选”这一行为的施动者,选者之“选”也就必然要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以及个体才、学、识三者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一部选本的产生就往往是特定文学思潮甚至社会思潮的直接产物。选本不但反映出选者(批评家)对文学理论的独特探讨,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同时选本对作家作品的独特取舍排列也反映出该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地位与声望的盛衰起伏。此外,选本与文学术语、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批评流派的确立,与文学理论的丰富,文学争论的产生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批评史的角度,中国古代的文学选本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前期多是在文学潮流的裹袭下产生相应的选本,像齐梁文学风气的浓厚与《昭明文选》,宫体诗的盛行与《玉台新咏》,唐诗的繁荣与“唐人选唐诗”等;宋元以后,随着中国文化中“人”的个体意识的日益增强,批评家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到了明代,受由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的影响,批评家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他们往往直接以选本为武器来张扬、标举自己的文学观念,同时又以选本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批评潮流。


    从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嘉靖、万历以来,各类集评性著作雨后春笋般陆续刊刻,集评等类型著作的出现,虽然与明代以来出版文化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积极地把汇辑诸家评点作为一种广告手段来谋取丰厚的利润,甚至假托诸名家评点来兜售自己刊刻的书籍,也是书坊主热衷于集评类著作刊刻的主要动力之一。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吸取自己建国的历史经验,定都金陵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重提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另外,明代书籍税的废除,也为图书刊刻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为文学评点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本。……今满目皆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当时出版业的发达。


    就评点本身特点来说,明代评点之风盛行,几乎笼罩一切文字领域。文学评点方面,可谓蔚成大观,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之一。评点是一种注重文本解读的随文批评体制。批评者在阅读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有所感悟,便将阅读感受随手记下。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样式,评点具有不同于其他批评文体的鲜明特点,第一,它以解读活动为主要任务,通过评点实现作品和读者之间的沟通。第二,评点在体制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和细节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第三,自由灵活,批评家可以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作可长可短的评论,评点紧扣作品,以评点者的艺术感受为起点,既可侧重于作品艺术内容的客观分析,又可根据自己的领会适当的引申发挥,还可以注重于文艺美学观念和小说理论的概括。评点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独到的心得,发挥文学批评所可能具有的各种功能,正因为评点有这种自由灵活的特点,所以比较容易使批评具有鲜明的个性。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以及文人读者的阅读接受都依赖于批评家的指点。评点,既有对全书鸟瞰式的整体考察和观照,又有对作品细节的具体评述,由此也就成为文人批评家的不二选择。


    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姚翼编辑是分了三个阶段的,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写就的,首先前编是编选先秦文章,后编是编写唐宋文章,最后是对时人文章的编修。按茅翁积所写的《文选编后序》中的表述所言:“嘉靖癸亥秋八月望,海屋先生选录文选后编成。(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后编者,编唐以来诸家之文也,其书高皇帝之外以人之先后为序,挈其文之至者。自昌黎韩愈,而下至今晋江王慎中,十有二人,得文三百六十九首,为十三卷于前,然后次诸名家,未得其至,而烨然成章者;自王绩以下五十二人,共文一百三十六首,为六卷,盖自唐世始盛,见序记、碑志、应酬之文,以至于今世,而中十二总工者,转相师法,以为天下倡其大观,备于此矣。……先生姓姚,名翼,字翔卿,书成之日,命其甥序之”。所以说从生平经历方面,姚翼编选《历朝文选》的过程极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他大多数都充任儒学训导这种教员的角色,兴办教育的活动势必需要为士子提供可供阅读学习的范本,基于他的前半生都忙于应付科举,此后又在宦海沉浮,跟随师友四处游历讲学,所以说嘉靖年间的编修是处于资料积累的阶段并无系统的编纂,且不涉及评点,直到晚年辞官归乡后,才有时间进行系统的整理最后编订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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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1 09:44:2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历朝文选》在选文方面的具体实践


    以选本表达个人化的文学观点,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有“评点第一书”之称,选录唐宋名家文章,指导初学者学习写作技巧,体现出文道并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明代,文学思潮活跃,文人通过选评著作宣扬文学观点,兴盛一时,文人借助选本的形式,表达个人化的文学观念,古文家标举“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明代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主张学习先秦两汉文章,主张学习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唐宋派是明代另一个重要古文流派,也以编纂古文选本的方式表达其理论主张。明代古文选本众多,远超宋元选本,明人在古文选本方面对古文的传统定位既有继承也有革新,他们一方面继续倡导古文的政教之用,标举古文典雅奇正的传统风格,一方面则纷纷表达己见,不再尊崇一说。明人在古文发展的过程中,有着自身对古文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自觉建构文学史的自觉实践,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明人古文阅读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提高,大大肯定了古文的阅读体验,使古文从政教修身的工具转而为主体性灵自由伸展的美学活动。《历朝文选》从选本的意义上来说,选本中的文章之选择建立在传统的古文发展脉络上,是对正统古文在明代发展趋向的反映,从当中评点的角度,又可以看出编选者侧重于从自身感受以及阅读感受出发对文章进行评点。本章先就选本在收录作者及作品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


    第一节选录基本概况


    选本之所以成为选本,关键就在于体现其“选’的这一部分的存在,入选作品作为选本的本质和主干,这一部分里,选者按照自己制订的、体现自己文学批评观念的选择标准来对作者和作品进行选择和编排,选者的批评则以选这一行为间接透露,而一般不以文字的方式直接表达。读者在这一部分里也主要是通过选本对入选作品的选择、编排、入选数量和风格的不同来间接领悟编者所暗递出来的批评观点。通过上文的分析了解了选文在大的方向上的原则,但姚翼并未具体给出文章在遣词造句、结构体式、谋篇布局或创作手法上的说明,因而抽象,对于借鉴吸收他人,是多是少,取法他人是如何在选本中呈现的,不得而知,都需要通过具体的选文去一探究竟,本节对其所选作品进行统计对比分析,探求其隐含的作者的旨趣好尚之所在,进一步明晰其标准。
    朝代晚周三国两晋
    作家数量1016431717540
    总计:103
    作品数量1445531521148107
    总计:349
    表3-1
    作者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曾巩苏轼苏辙宋濂方孝孺王守仁徐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王宗沐
    作品数量17628162481393212851559754


    表3-2




    从表1信息中可以看出《历朝文选》在各个朝代作家及作品选录的多少,从整体的作家选录的数量上来说,有明一代占比最多,其中尤其以王阳明的作品最多。先秦两汉与唐宋朝选录作者数量相当,汉代文章较之晚周又多,宋代作品较唐代作品多。表2是按收录较多者进行的统计(按文本中出现先后次序排列≧4),汉代作家中,主要以司马迁、班固的作品收录较多,姚翼以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的文章可法,尤其司马迁的《史记》在明代选本众多,时人多对其中文章进行选录和评点,且唐顺之和茅坤就有专作,唐顺之评点《史记》传世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茅坤则有《史记钞》,在当时被众多文人钞引,影响深远。除这两人外,汉代作者中贾山、薄昭、晁错、邹阳、东方朔、主父偃、徐乐、李陵、褚少孙各自选录一篇作品。唐宋文章中显而易见的是对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推崇,其中姚翼尤其偏爱韩愈、欧阳修和苏轼,这也足见其人文章在明代的受欢迎程度,与《唐宋八大家文钞》在明代的流传度有直接相关。就所选文章的文体而言,姚翼并未对文体有具体的划分,但也是有所侧重的。粗略统计,选文中涉及多种文体,有赋、书、论、传、记、墓志碑铭、疏、表、对问、檄移、说、劄子、状等多种古文文体。其中收录较多的有策、论、书、序、记、墓志铭这6类。


    对选文的基本选录情况进行说明后,下文将分两个部分对具体的文章内容进行分析,探究姚翼在实际的编选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在通过对选本的选录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姚翼在编选中受到唐顺之和茅坤的影响很大,这个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文章观念的认同上,还表现在对其人作品的参考借鉴上,尤其因为选本中涉及两人评点的部分,从教材这一用途的角度来说,有源可寻,就如姚翼在担任新淦儒学训导时,“其训新淦也,不特世所称雠经校艺而已,辄出故所师事两先生者砥诸生,诸生翕然”。既然他从编修思想上时有所偏向的,而且加上与茅坤交往之密切,必受其文学观念等各方面影响,那么就有必要探究《历朝文选》在编选上与这二人相关著作之关系,即主要与《文编》、《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史记钞》和《唐宋八大家文钞》之间的关系,以此窥探姚翼在编选过程中的实践活动。


    第二节 先秦至宋元选录情况


    首先是先秦两汉至宋这一阶段,通过粗略对比得出姚翼所选先秦至宋代文章中有127篇文章能在《文编》中找到对应卷数,几乎占了《历朝文选》中这一阶段文章的一半以上,但姚翼的借鉴过程绝对不是照搬照抄,是进行了一定的取舍的。唐顺之《文编》共选录了先秦至宋代共1422篇文章,按文体分类进行编排,其中秦汉文有346篇,唐宋文有1053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占据了选文的绝大多数,魏晋六朝的选文有23篇。上文表格中姚翼的选文在这几个阶段与之相比也是成比例的,《文编》作为当时唐顺之在古文评点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也最能代表唐顺之在古文教导方面的成就,姚翼跟从其学习文章之法,势必会受到影响,而其选编也是对唐顺之所教学问之实践。对于这一阶段文章的选择借鉴其师著作进行编选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唐顺之认为学习古人作文技法的两大宝库便是秦汉文与唐宋文,这也是明代中后期古文运动背景下所公认的两大作文取法对象。姚翼在这个编选过程中并未按文体编排,他是按作者的朝代前后次序编排的,而在每一个朝代中也是按照作者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进行编排的,明代部分凡例中已有说明是按中举的先后次序或年龄。在文体的选择上,《历朝文选》对于《文编》当中的对、奏、状、年表论断以及《左传》《公羊》《谷梁》一类的史家文章并未选录。从下表中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其编选过程。


    表3-3
    数量篇名《文编》卷数《历朝文选》卷数
    1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卷一制策卷四
    2董仲舒对贤良策二卷一卷四
    3董仲舒对贤良策三卷一卷四
    4鲁君论酒味色能亡国(酒味色论)卷四论疏卷一
    5庄辛论幸臣亡国(幸臣论)卷四卷一
    6贾山至言卷四卷二
    7贾谊陈政事疏卷五疏卷三
    8柳宗元驳复雠议卷七疏议卷二十一
    9刘更生條灾异封事卷八封事卷十五
    10刘向极谏外家封事卷八卷十五
    11诸葛亮出师表卷九表卷十七
    12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狱中自明书)卷十一上书卷四
    13司马相如谏猎书卷十二卷五
    14晁错言兵事书卷十二卷四
    15主父偃论伐匈奴书卷十二卷五
    16扬雄谏不受单于书卷十二卷十五
    17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剖子卷十五劉子卷二十九
    18庄子胀箧卷二十二论卷一
    19孙子行军卷二十五卷一
    20韩非说难卷二十五卷二
    21孙子虚实卷二十六卷一
    22孙子军争卷二十六卷一
    22欧阳修春秋论卷二十七卷二十三
    23苏洵春秋论卷二十七卷二十七
    24苏洵史论卷二十七卷二十七
    25苏洵六国卷二十八卷二十七
    26苏辙六国论卷二十八卷三十四
    27苏辙三国论卷二十八卷三十四
    28苏辙晋论卷二十八卷三十四
    29苏辙隋论卷二十八卷三十四
    30苏轼汉高帝论卷二十九卷三十
    31苏洵高帝卷二十九卷二十七
    32苏洵项籍卷二十九卷二十七
    32苏轼荀卿卷二十九卷三十
    33贾谊过秦论卷三十卷三
    34韩愈争臣论卷三十卷十九
    35苏洵谏论上下卷三十卷二十七
    36欢阳修纵囚论卷三十卷二十三
    37苏轼大臣论卷三十卷二十三
    38欧阳修朋党论卷三十卷二十三
    39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卷三十卷二十三
    40苏洵管仲论卷三十一卷二十七
    41苏轼孙武论卷三十一卷三十
    42苏轼乐毅论卷三十一卷三十
    43苏轼留侯论卷三十一卷三十
    44苏轼贾谊卷三十一卷三十一
    45苏轼晁错卷三十一卷三十一
    46欢阳修为君难论卷三十二卷二十三
    47苏轼孔子从先进论卷三十二卷三十
    48苏洵御将卷三十二卷二十八
    49班固答宾戏卷三十七卷十七
    50扬雄解嘲卷三十七卷十五
    51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后檄卷三十七卷十八
    52韩愈原道卷三十八卷十九
    53原性卷三十八卷十九
    54原毁卷三十八卷十九
    55韩愈讳辩卷三十九卷十九
    56柳宗元桐叶封弟辩卷三十九卷二十一
    57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卷三十九卷二十六
    58苏洵审势卷四十一策卷二十八
    59审敌卷四十一卷二十八
    60苏轼策略一卷四十一卷三十二
    61策略五卷四十一卷三十三
    62策断三首卷四十一卷三十三
    63苏轼省费财卷四十二卷三十三
    64苏辙君术策二卷四十三卷三十四
    65臣事策一卷四十三卷三十四
    66民政策二卷四十四卷三十四
    67民政策九卷四十五书卷三十四
    68欢阳修上范司谏书卷四十六卷二十四
    69苏洵上韩枢密书卷四十六卷二十八
    70乐毅报燕王书卷四十七卷二
    71薄昭与淮南王书卷四十七卷二
    72韩愈上张仆射论辰入酉出书卷四十七卷十九
    73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卷四十七卷二十一
    74柳宗元与李睦州服气书卷四十七卷二十一
    75苏辙上两制诸公书卷四十八卷三十五
    76司马迁答仁安书卷四十九卷三十五
    77韩愈上宰相书卷四十九卷十九
    78苏轼上梅直讲书卷四十九卷三十一
    79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卷四十九卷三十五
    80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卷五十二序卷二十九
    81礼阁新仪目录序卷五十二卷二十九
    82柳宗元愚溪诗序卷五十三卷二十一
    83苏轼六一居士集序卷五十三卷三十二
    84韩愈送孟东野序卷五十四卷十九
    85李愿归盘古序卷五十四卷十九
    86送杨少尹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87送文畅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88送廖道士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89赠崔复州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90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91送殷员外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92赠张童子序卷五十四卷二十
    93送董邵南序卷五十四卷十九
    94欢阳修送杨寘序卷五十四卷二十四
    95曾巩赠黎安生而使序卷五十四卷二十九
    96王安石桂州新城记卷五十五记卷二十六
    97苏辙齐州闵子庙记卷五十五卷三十五
    98欢阳修樊侯庙灾记卷五十五卷二十四
    99柳宗元潭州东池戴氏堂记卷五十六卷二十一
    100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01欧阳修有美堂记卷五十六卷二十四
    102欧阳修画舫斋记卷五十六卷二十四
    103欧阳修岘山亭记卷五十六卷二十四
    104苏轼喜雨亭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05放鹤亭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06黄州快哉亭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07曾巩醒心亭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08道山亭记卷五十六卷二十九
    109苏轼凌虚台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10超然台记卷五十六卷三十二
    111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卷五十七卷二十一
    112钴鋼潭西小丘记卷五十七卷二十一
    113袁家渴记卷五十七卷二十一
    114石涧记卷五十七卷二十一
    115韩愈画记卷五十七卷十九
    116韩愈平淮西碑卷五十九碑卷二十
    117苏轼徐州莲花漏铭卷五十九铭卷三十
    117韩愈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卷六十墓志铭卷二十
    118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铭卷六十二卷二十六
    119叔父临川王君墓志铭卷六十二卷二十六
    120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卷六十二卷二十三
    121南阳君谢氏墓志铭卷六十二卷二十三
    122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卷六十二卷二十
    123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卷六十三卷二十三
    124龙冈阡表卷六十三卷二十三
    125韩愈毛颖传卷六十三卷二十
    126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卷六十三卷二十一
    127梓人传卷六十三卷二十一




    《历朝文选》在选文方面的具体实践




    《历朝文选》中选录的《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史记钞》、《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文章与唐顺之、茅坤著作的比对如下:
    表3-4
    数量篇名《历朝文选》卷数其他参考文集卷数
    《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卷
    1项羽纪卷六
    2平淮书卷七卷八
    3留侯世家卷七卷四
    4商君传卷八卷三
    5魏公子传卷八卷三
    6荆轲传卷十卷十一
    7李斯传卷十一卷四
    8张耳陈余传卷十二卷二
    9淮阴侯传卷十二卷六
    10魏其武安侯传卷十三卷二
    11李将军传卷十四卷六
    12范雎蔡泽传卷九《史记钞》卷四十八
    13鲁仲连传卷十卷五十二
    14季布栾布传卷十三卷六十七
    15张释之冯唐传卷十三卷六十八
    16画记卷十九韩愈文钞卷八
    17新修滕王阁记卷十九卷八
    18上宰相书卷十九卷二
    19送殷员外序卷二十卷六
    20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卷二十卷十五
    21毛颖传卷二十卷八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
    22版文卷二十一柳宗元文钞卷十二
    23设渔者对智伯卷二十一卷十
    24秋声赋32卷二十三欧阳修文钞卷三十二
    25醉翁亭记卷二十四卷二十一
    26集古录目序卷二十四卷十九
    27唐六臣传引并论卷二十五卷十六
    28伶官传卷二十五卷十六
    29宦者传论卷二十五卷十六
    30职方考引卷二十五卷十六
    31灵谷诗序卷二十六王安石文钞卷六
    32叔父临川王君墓志铭卷二十六卷十五
    33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卷二十六卷十五
    34比部陈君墓志铭卷二十六卷十二
    35给事中孔公墓志铭卷二十六卷十二
    36权书高帝篇卷二十七苏洵文钞卷八
    37权书项籍篇卷二十七卷八
    38权书六国篇卷二十七卷八
    39衡论远虑篇卷二十七卷八
    40苏明允哀词卷二十九曾巩文钞卷十
    41移沧州过阙上殿剖子卷二十九卷一
    42前赤壁赋卷三十苏轼文钞卷二十八
    43后赤壁赋卷三十卷二十八
    44徐州莲花漏铭卷三十卷二十七
    45孔子从先进论卷三十卷十七
    46游桓山记卷三十二卷二十五
    47黄州快哉亭记卷三十五苏辙文钞卷十九




    一个选本选什么,选多少,怎么编排,编选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眼光加以筛汰和选择,其过程必然融入着编选者的文学见解。从姚翼选择参考的对象上来说,尽管他表明的是所选文章皆是按照个人喜好进行选择的,但《历朝文选》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维护儒家传统以文载道的观念以及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性质。姚翼基于唐顺之、茅坤的著作进行编选,他的编选自然而然受到二人和以二人为代表的唐宋派在文学主张上的影响。以唐顺之、茅坤为首的唐宋派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本身与科举制度之间存密切的关系,这一派别之所以能在明代中期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是他们以标举唐宋八大家古文,强调作文章法,提出“文宗欧曾”的主张,一改明代前期陈旧刻板的科举文风,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出发点是基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他们主张文与道的统一,强调自身道德涵养,注重文章本色精神,引导士子通过习经典而有章法可循的文章去体味圣贤之道,他们遵循儒家修身养德、端正人心的道德完善原则;作文则讲究先道德后文章,将道德涵养融贯到文风之中,以便写出阐发圣贤之道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是基于其所形成的理论来编选相关文本,为士子科举考试提供参考书目。唐顺之着眼于秦汉文在明代的接受,他认为秦汉文章在语言修辞及行文章法上,都去明代甚远,士子若盲目效仿而不加以领会贯通,那么所写出的文章读之便会觉得语言艰涩难懂,而意旨流于表面,显得卑浅,不够深入,形神疏散,从而导致浮荡。在唐宋派眼里,秦汉派及其追随者并未真正理解并掌握秦汉文风的精义。如此一来,唐宋派文人就以学习唐宋散文来纠正学秦汉散文产生的流弊。唐顺之编纂《文编》,强调通过精读范文,把握古人作文的法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中记载唐顺之的《文编》:


    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陈元素序,称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稿本。然德秀书主于论文,宗旨迥异,元素说似未确也。其中如以庄、韩、孙子诸篇入之论中,为强立名目。又不录《史记》《汉书》列传,而独取《后汉书·黄宪传》冠诸传之上,进退亦多失据。盖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踳驳往往不免。然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观其自序云:“不能无文,即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平日又尝谓:“汉以顺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其为法也密而不著可窥。唐与宋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述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窽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


    基于多年琢磨创作文章以应试的训练,唐顺之对文学创作之于八股文有所思考,他认为八股文必须阐发儒家经典以及要遵循一定的篇法矩度。《文编序》中他着重阐述了文不能无法的理论:


    欧阳子述扬子云之言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莫不有法,而况于书乎!”然则,又况于文乎……文而至于不可胜穷,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


    所言为文之法,即“神明之变化”。何谓“神明”呢,《序》言“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神明”当指圣人的微言大义,“六经”之旨,亦即儒家诗教所谓“文以载道”之“道”。“神明之变化”就是为文者将儒家道统在文中依其本来逻辑所进行的自然深入的阐发引申,也就是顺之所言的为文之法。此种文法论断正是八股文创作之法的归纳总结,其中包含了“文以载道”的“文道观”。显然《文编序》所言为文之法指对儒家道统的巧妙阐述,较为抽象,不易达到为初学者指引学习古文创作门径的目的。所以也难怪姚翼编选时还要同时参考《唐宋八大家文钞》等著述,最起码当中对于文法的指示明确,浅近易学,因此流传更为广泛。


    茅坤对于写文章也提出了具体的操作之法,为当时文人写作所推崇,他表示要提高八股文的格调,使八股文表现出“高古典雅”的风味,将六经、秦汉古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融会贯通,领会其中精义。茅坤《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云:


    一曰认题……题旨既得,然后布势、调格、炼辞、凝神以下,一一俱解。二曰布势。势者一篇之起伏呼应,虚实开合。……三曰调格。格者,譬则风骨也。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汝辈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学。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即如不能高古,至于典雅二字,决不可少。如不能透入此关,却须守王守溪、唐荆川、张龙湖、汪青湖辈诸大家文,一一咀嚼之,久久当有得……四曰炼辞,五曰凝神。神者,文章中渊然之光,穹然之思,一唱三叹,余音袅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者也。入此一步,则《庄子》之《秋水》、《马蹄》,《离骚》之《卜居》、《渔父》诸什;下如苏子瞻前后《赤壁赋》,并吾神助也。


    茅坤所谓的“以古调行今文”,从五个方面强调了为文之法,以作古文之法作八股文。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钞》,选文之外,加以评论,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是将其作为八股文写作的参考书。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书前《论例》中对自己的选文标准做过如下声明:


    世之论韩之文者,共首称碑志,予独以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序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遒逸,予间亦镌记其旁。至于欧阳公碑志之文,可谓独得史迁之髓矣。王荆公则又别出一调,当细绎之。序、记、书则韩公崛起门户矣。而论策以下当属之苏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录,然欧阳公之婉丽,苏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间,似有感动处,故录而存之。予览子厚之文,其议论处多镵画,其纪山水处多幽邃夷旷,至于墓志碑碣,其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多沿六朝之遗,予不录,录其贬永州司马以后稍属隽永者凡若干首,以见其风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何者?以其调自史迁出,一切结构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处,予故往往心醉。曾之大防近刘向,然逸调少矣。王之结构裁剪极多镵洗苦心处,往往矜而严洁而则,然较之曾,特属伯仲,须让欧一格。至于苏氏兄弟,大畧两公者文才疎爽豪荡处多,而结构裁剪四字,非其所长。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当详略敛散处,殊不得史体。何者?鹤颈不得不长,凫颈不得不短。两公于论策,千年以来绝调矣。故于此或杀一格,亦天限之也。予览欧、苏二家论不同。欧次情事甚曲,故其论多确而不嫌于复;苏氏兄弟则本《战国策》纵横以来之旨而为文,故其论直而畅,而多疎逸遒宕之势。欧则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浍;若苏氏兄弟则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泻千里,湍者萦,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诗曰:同工而异曲。学者须自得之。


    苏明允《易》、《诗》、《书》、《礼》、《乐》论,未免杂之以曲见,特其文遒劲。子瞻《大悲阁》等记及赞罗汉等文,似狃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见解超朗,其间又有文旨不远、稍近举子业者,故并录之。


    曾南丰之文,大较本经术,祖刘向。其湛深之思,严密之法,自足以与古作者相雄长,而其光焰,或不外烁也。故于当时稍为苏氏兄弟所掩。独朱晦庵亟称之,历数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读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饮金茎露也。


    予尝有文评曰: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宏深典雅,西京之中独冠儒宗者,刘向之文也;斟酌经纬,上摹子长,下采刘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巉岩巅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也;呜呼!七君子者,可谓圣于文矣。其余若贾、董、相如、扬雄诸君子,可谓才问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巩、王安石、苏洵、辙至矣。巩尤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尔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赏之。


    邹云湖的《中国选本批评》中在“明代的文学思潮与选本”一章中分析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产生背景和编选目的,他指出:《唐宋八大家文钞》这一选本的出现,无论是从唐宋派本身的确立、科场举业的需要,还是其时文人的心理需求各发面来看都可谓恰逢其时,而八大家之名也就顺势从此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下来。”


    通过分析姚翼在先秦唐宋这一段的选文的实践过程,不难得出姚翼在古文选择方面深受唐、茅二人的影响,他的选择是结合了唐顺之和茅坤二人论文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选文,同时在选择过程中对这二人的相关著作进行了取舍,了解到姚翼在古文方面的认识确实得益于唐茅二人,与其在凡例中所提相符合。同时在选文的过程中也完善了自己在论文方面的认识,从中可见姚翼在学问方面的吸收与钻研,他认同唐顺之、茅坤等人所说的作文要文必有法,在选文过程中对于茅坤提到的文人文章也一应收入,他认可唐茅二人观文要察其精神等观念的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在对于古文的鉴赏方面既要注重所读文章的质量,更要遵从读者自己的阅读感受,认为真正想读可读之文,才能更好的把握其作文风格及文法,从而更好的模仿形成自己独特的读书方法,而非以为地用刻板的作文形式拘束自己,强调从文章本身出发,作纯粹的文学创造,而不是深于义理、古奥艰深的辞藻之文,从众多的选本中择取能够作为范例的教学内容,为士子学习论文提供了方便,不至于作品繁多而降低学习效率。这一部分的选文中他的选文原则又有所丰富,文章对具体作文之法是否有指导意义,风格是否典雅高古也纳入到其选文着眼之处。


    第三节 明代部分选录情况


    时文对于明代文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郭绍虞先生曾有论断:“明代的文人,殆无不与时文生关系;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元明这一阶段的选文中最能体现姚翼对明人文章的重视,同时明代部分选录的文章中页体现出要以作为编选者持有倘有一篇文章确有可读之处,可算妙文,尽管议论平平,那么都应该尽力留存使其流传,而不能听其泯灭的考虑。


    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东南地区的文学事业更加迅速地繁荣起来。元代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理学家亦多能文之士人)多聚于此;朱元璋崛起于元末群雄争霸之中,又先取江浙作为根据地,而且很重视网罗文士。这种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使得东南才俊成为元末明初的文坛中坚力量,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孺等人在江南尤其显名。而后从洪武建国至英宗正统年间内阁大臣、史称贤相的杨士奇等三人先后去世,明代社会出现新的情况,宦官乱政,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日益集中,赋税徭役日益加重,从而激发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修饰太平的台阁体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根据,被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取代,李东阳和茶陵派成为复古运动的先驱。唐宋派出现于嘉靖前期,是时,前七子复古之风正盛,而其领袖人物何景明、李梦阳已先后去世;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尚未成年。明中期文坛大体由秦汉派(前后七子)占领。王、唐、归、茅有所匡救。而以王守仁为首的王学一派及其追随者自不必说,阳明心学的影响因素姚翼也强调过。“明初,文学之士人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阳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以上所提到的各个阶段的人物,都出现在姚翼的选本中,可见姚翼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整体文学思潮发展有着清晰的认知,与此同时,姚翼对反对拟古主义的李贽、袁宏道,袁宗道等人的文章一概未选,也可见其是唐宋派的忠实推崇者,今从明代选录作者来看,足以看出姚翼作为明代文学思潮中中下层文人中的一个代表,虽未像这些人一样名声显赫,但就像今天的我们总要关注时政一样,姚翼对于文坛的动态的了解大概是对他科举考试的一个辅助因素,关注并学习这些科考及第的人的文章对他在写文方面是有帮助的。他在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二》中的批语也说“选中诸家皆有心于为文者也”这亦是他选录的一个原则。


    同样的,作者对于选本的态度是积极的,期望自己的作品被入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选本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声望、文坛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当一个选者真正能做到不偏不倚,虚心客观的决定其人文章的去取,本着爱护作者以存其作品的精神去选的时候,作品入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肯定。它会使得作者及其作品流传更加广远而更为人所知。无论是对于那些已经在文坛上有名望的作家还是对于那些不入流的或者无名的、新近的作者,作品入选、入选的数量越多,入选的选本越多都可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也是姚翼在编选过程中的一个目的,存之以选,也是符合他藏书家身份的一个实践活动。


    明代作者的部分要注意到的是,姚翼强调了次序是按照或科或年龄先后排列,选录时也并非全部及第士子,至于说文章多少则不是重点。这一部分的选择他自己也说选录不精当,不是重点,应是村留存的角度考虑。但实际的编选过程中,时人选时文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谁在前谁在后,如何定位的,是建立在选者对其人文章的评价上的,而评价这一行为对于编选者的要求是极高的。因为选者的选不但关系到选本的存在价值,关系到入选作者的名声和读者的接受,又还关系到选者本人的切身利益如:声望、人品、学识等方面的问题,如此一来就更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慎重。如果说对于唐宋八大家的选的慎重还建立在唐茅二人评价的基础上的话,对于时人文章的评价则没有形成系统的评价,所以他采用了一种机智且客观的方法,不对作者进行定位,仅仅编录其作品。当然,选录作品这一行为有着强烈的主体性、随意性,所以就意味着选者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就可以毫无原则地任意进行,如果仅凭一己好恶就滥用选的权力任意去取甚至篡改作品以就己意,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会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偏见和狭隘的接受歧途,甚至引发不良文风。所以选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是否入选,选多选少,怎样选最终必须取决于作家的作品本身在选者制订的选择标准的衡量下是否具有可取性。如果作品符合选择标准,具有可取性的话,那么无论作者的地位高低,与选者的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都应入选。客观公平的选择标准之中贯穿姚翼的编选过程,他对于自己的学问素质有明确的自我认知,所以他才能在编选时考虑到这样的排列顺序。从明代这一部分更能体现姚翼编选之用心和他所编选本的独特之处。


    明代选录文章的部分,更多的选录了游记和墓志铭、寿序、赠序、书序一类的文章,如果后者偏实用的话,那么游记类的文章就是姚翼的喜好所在,在考察他生平的时候我们说过他在备考的很多年中都是在外游历,对所到之处必然有其感想感受,而从这些作者的游记中,他可以借由他们之文感受所到之处,亦如自己也亲身经历一般。当然所选文体较少的原因或与姚翼凡例最后一条提到的由于当时处境和所居偏僻,导致书籍资源匮乏这个因素有关。明代所选文章都是姚翼批点,所以说明代这一部分相较于前一部分来说是姚翼独自完成,是选本的独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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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6 07: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历朝文选》在评点内容方面的批评实践


    入选作品部分是编选者根据其选择方式来具体操作和实施其选择标准的、与作者和读者暗中交流的活动,那么有关选本的批语和评点部分就是编者以入选作品为纽带,向作者和读者阐述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与作者和读者进行直接对话的实践,评点的内容附属于入选作品,是批评者以及编者所认同的有关该作品的一切文字,同样是辅助理解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点之时,揭示作者深心,阐发结构之妙,勾勒句眼警句,点拨行文风格,抒发读时情趣,很能表现评点者当时面对文本的感受与心态;更重要的是能够活跃读者思路,激发读者深思,提高其欣赏与审美水平。对当时的时文作者亦颇有实用价值。从对句段到文意的阐发都直接昭示出选者对作品及其作者的独特理解,因他对读者阅读接受该入选作者的独特角度,可以说评点的部分是选本中最能体现编选者鲜明的批评个性的部分。通过评点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选本在批评方式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历朝文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集评本,它并不是在一篇文章后有多人的评点,姚翼在编排上是将选文评点分别安排给四个人,这种评点方式类似于评点前期的探索,但就姚翼编选的年代来说,当时的评点已经逐渐成熟,他的这种评点编排体例,在当时来说只能算是个人的尝试,这也是该选本有别于官方刻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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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26 07:11: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6-26 07:20 编辑

    第一节《历朝文选》的评点方式及具体实践

    《历朝文选》中体现姚翼的“选”的部分不仅仅体现在对作品的编排选录上,还体现在他对批评者的选择上,这也是该选本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集评本或者汇评本,它更大程度上是姚翼意志之下的选批,除了个人评点和有关自己文章的部分交由自己的友人郑春寰批点外,他选择的批评家中,重要的是基于选文上的借鉴,唐顺之、茅坤的评点自然入选,既然是将二人评点编入选集中,那么他本人对于二人评点是持肯定态度的。除了他在凡例中提及的与唐、茅二人关系的考虑外,一定是有基于选本的流传以及在士子当中认可程度的考虑。选本的四位评点家中,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唐顺之的评点最靠前,他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评点的众多作品中《文编》可以说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同样的茅坤的《史记钞》及《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是一样,选取其人对作者作品的评点,无疑会对学子有所助益,而且基于二人的名望,选本也必然会被书商大量刊印,所以这当中也有赢利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助于其流传。

    其批点的表述在选本中的表述比如:“唐荆川批评”、“茅鹿门批评”、“翼批评”、“郑春寰批评”。从具体的圈点与批评运用的方式来看,《历朝文选》中所用的评点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具体到选本中有三种不同的表述,分别是批评,批点,批抹。选文中标明‘批评’的文章有327篇,标明‘批点’的文章有19篇,其中,孙武《虚实篇》、乐毅《报燕惠王书》、主父偃《论伐匈奴书》、韩愈《争臣论》、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石涧记》、苏洵《几策审势篇》曾巩《道山亭记》、苏轼《上梅直讲书》、《上富丞相书》这11篇为唐荆川批点;李陵《非有先生论》、范仲淹《竹楼记》、杨维桢《吴君见心墓志铭》、虞集《李景山诗序》、宋濂《抱瓮子传》、王祎《太原郡夫人叶氏墓志铭》、罗洪先《外舅太卿三符先生八十寿序》7篇为姚翼批点。茅坤批点1篇是司马迁的《答壶遂问》;标明‘批抹’的文章有3篇为唐荆川批抹,分别是欧阳修《纵囚论》、苏轼《志林始皇篇》和诸葛亮《出师表》。这三种表述对应的文章具体评点方式即评点符号及批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即批评是将圈点和评语相结合,批点和批抹是只有圈点没有评语,批点的圈点符号相对批抹较多。从批注而言,《历朝文选》的批涉及到文章首尾部分的总评、眉批,旁批;评点方面则有单点、密点、单圈、全圈、抹、截多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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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圈、点、抹、虚抹、截5类10种。选本中框字的使用与大圈的用法一致,可说是圈的变形,都是对文章中文眼、字眼的圈识。这些评点符号在具体的文章评点中,少则一两个字,多至数行,或专事于文章的章法结构,或着眼于艺术风格,或单用一种,或多种并用,这些评点方式使得选本的批评性质更加突出。下文就评点符号及评点内容及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归纳评点符号以及评点符号在文章评点中的具体指示作用。

    一、唐茅二人评点在选本中的体现及实践

    首先是文本及评点内容的部分,将《历朝文选》中的作品与其所参考的著作对应的部分进行对比,可证选本中评点内容的真实性。

    一、唐顺之评点的部分,通过对比在评点符号、评点符号以及评语内容上大部分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如:
    1.《贤良策一》中,“春秋”二字的评点符号为短虚抹,《历朝文选》中为短抹,“天瑞应诚而至”胡刻嘉靖本《文编》中旁批长点符号,《历朝文选》中无。“刑罚”二字有旁批短点,以示字眼。《历朝文选》无。胡本中正文末一句为“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历朝文选》中少此句。

    2.《贤良策二》中,《文编》中“春秋”二字的评点符号为短虚抹,《历朝文选》中为短抹,胡本“古之道天子之所宜”一句中“古”字旁有小圈。

    3.贾谊《陈政事疏》中,胡本“夫树国固必相疑之”一句中“树国固”三字有点,《历朝文选》无,“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一句中“夫以”二字旁的批点符号为短抹,历朝文选为短虚抹。

    “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无抹,《历朝文选》中有。

    “此历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一句的批点符号是长抹,《历朝文选》中为长点。

    4.《驳复雠议》,《文编》本中无评点,只选录,《历朝文选》有评语,其圈点众多。

    5.《條灾异封事》,《文编》中评语为“此文最有法度,引书”,《历朝文选》中评语为“此文最有法度,引书者当法此本”。

    6.《言兵事书》,嘉靖本《文编》评语为“此文比汉文最古,尚似孙武子”,《历朝文选》中评语为“此文最古似孔子”。

    7.《论伐匈奴书》,嘉靖本《文编》评语为“错言边事诸书深究利害之实,不当以文字观之”,《历朝文选》中评语为“错言兵事深究利害之实,不当以文字观之”。

    8.《谏不受单于朝书》中,嘉靖本《文编》中,“制车”二字旁批短虚抹,《历朝文选》中无。
    9.鲁共公《酒味色论》中,历朝文选与《文编》在文本上有所不同,历朝文选为节选,文本上在“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言曰”以及文末“梁王称善相属”句缺。

    同样的情况在《幸臣论》一文上。《历朝文选》中缺。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佚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妖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楚国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避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阳城。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

    这两例中,姚翼是在编选过程对事件的背景采取删去的态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董仲舒贤良策三首《历朝文选》前在每篇策文前有“制曰”一段,《文编》中无。比如,以《贤良策三》为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董仲舒对曰”。

    《贤良策》三篇中文前都有汉武帝之于当时举贤良文学之士的见解,论述有理有据,其内容不仅仅是对话背景的介绍,更可见统治者的观点。所以说就文本的删减上,姚翼是有自己的考量的,他更看重议论得当的文字。此外还有就是无关议论的正文篇幅的删减,比如贾谊《过秦论》,《历朝文选》中只节选了中间一段。

    10.邹阳《狱中自明书》(《文编》中篇名为“狱中上梁王书”)中,《历朝文选》中总评内容“其情切,其辞复。”在《文编》中是唐顺之对首句“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尝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句的夹批。《历朝文选》中除了将夹批作为放在总评位置以外,还将文前总评放在文后的现象,比如《贾谊论》,评语“不能深交绛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两柱子,而文字浑融不见踪迹”,苏辙《六国论》批语“甚得天下之势”,均为《文编》是在首句前,《历朝文选》是在文后。根据这一点说明姚翼文中位于文章开头和结尾的评语皆是对文章的总评,没有作用的差别,只是侧重点上的不同。

    11.还有一类是在《历朝文选》中是有唐顺之的评点的,但《文编》中只选录,而未有评点。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后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诸如策一类的文章《审势》、《审敌》、《策略一》、《策略五》、《策省费财》、《策断》三首、《君术策》、《臣事策》、《民政策》。论一类的文章有存在有批语但文内无圈点的,诸如苏辙的《三国论》、《晋论》、《隋论》,欧阳修的《春秋论》苏洵的《史论》。姚翼在编选的过程中结合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钞》中在文章末尾文后有“唐荆川曰……”,姚翼将唐顺之的评语将其编写到对应文章中。

    茅坤评点的部分。姚翼在编辑《历朝文选》过程中集中摘录了茅坤评点的部分,在将《历朝文选》中茅坤评点的部分与《史记钞》和《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对应的作品文本及评点内容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得出其评点位置及内容和符号的使用是基本一致的。除了《张释之冯唐传》、《魏其武安侯传》中存在两处批语不是出自茅坤之手,《张释之冯唐传》当中有一句夹批“切中今日情弊”和《魏其武安侯传》中的评语“分合体”,在《史记钞》中是眉批的位置,标明的是“文恪”即是王文恪的评语。由此可见,姚翼不仅仅摘录了茅坤的评语,同时也对自己所认可的批评有所摘录,更加证明,姚翼是有实际的编辑的,非照搬之工作。

    在文本方面,《历朝文选》中茅坤评点的部分,有双行评语的批注,一般出现在文段最后一句的位置。如:
    1.《季步栾布传》中季布部分的最后一句“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句下双行批注。

    2.《张释之冯唐传》正文最后一句的“冯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与余善”一句下双行批注“冯唐无他卓显可书处,遂特以其论将一段冠绝古今,遂为一传”。

    3.《范雎蔡泽传》中“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一句下双行批注“提一崮臣何患,一崮臣何忧,一崮臣何耻,而未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发”。“到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下有双行批注“以前总是摹写之羁旅而挠四宾之权,以后总摹写之报复魏齐本末”。上述所列的这些文章中的编排与选本整体的编排是不一致的,这是编者则在编刻时不甚严密之处亦或是有意为之。

    二、评点符号及其指示作用

    其次结合唐茅二人已有的评点法来分析《历朝文选》中文章的评点方式及其具体的指示意义。关于唐顺之的评点方式,明代的吴讷、徐师曾著的《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卷首载有“大明唐顺之批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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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其人评点方式说明,通过对比《历朝文选》中选录的部分,评语及评点的位置基本符合,基本上有夹批的地方都对文句有所圈点钩画。基于其批点法指示的较为概括,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评点情况,对其评点符号的具体指示对象进行具体且较为详尽的说明。

    长圈、短圈、长点、短点(点在选本中的形态有实心顿点,空心顿点、圆点)如上所言,对应到文章中确是一篇文章的精华或字眼。《历朝文选》中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字眼的圈点,有的是带圈字,或是圆圈的变形即框字,如《原道》篇中“老子”一词,有的是字旁小圈。《平淮书》中,“物盛而衰固变也”、“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官自此始也”,此处的文字为带圈文字,但文字内容并不是字眼,而是一节中的精华之处,编者在此处使用此种评点,应为引起读者注意之用。需要具体在作品中说明的是以下符号的指示意义,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文体明辨》中所载的唐顺之的评点法的说明在具体的作品实践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应是时人对其评点的大略介绍,不能用于分析所有作品中的评点且评点中有交叉使用的情况。

    1.长抹。按上说法,长抹表示“处置”,标点的内容应是文中的主旨句、纲领句以及带有结论性、总结性的语句,亦有对事件背景的说明。如:

    《至言》:“愿借秦以为谕”一句(夹批‘纲’)、“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

    《报燕惠王书》:“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生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生之心,故敢以书对”
    《与淮南王书》:“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家真定”。
    《陈政事疏》:“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非天下所为人之所设也”。
    《贤良策一》:“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贤良策三》:“此其寖明寖昌之道”“此其寖微寖灭之道”。
    《條灾异封事》:“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谏不受单于朝书》:“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今单于归义怀疑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於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之隙”。
    《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少为都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一句中,如下划线所示位置处划有长抹。
    2.撇,对应上说表示“转换”。“撇”经常用于句子开头数字,比如:
    (1)文章开头或者文章中段落的开头引起下文的词语,类似发语词的作用。如:夫布衣……、昔者……、臣闻……、臣谨案春秋……、道者……、且夫……、蓋……、夫天下……、始至……
    (2)文句中对于同一事实并列性的陈述。
    “尊养三老、立辅弼之臣、置直谏之士、驰骋弋猎之娱”。
    “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一句中“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
    (3)时间性的交代
    《项羽纪》中“秦二世元年七月”“汉之元年”“汉之二年冬”“春”“四月”
    有个别混用的情况,比如在《李陵传》中“天汉二年”“元平元年”旁划有短虚抹。较大范围使用的还是短抹。
    3.虚抹,按上说法是“故事”,应该是征引古例或用典的说法,具体到文章的评点中有如下几种情况。比如:
    贾谊《陈政事疏》中“诸侯”“匈奴”“百姓”“狱讼”“法令”“德教”“刑罚”这些是句子中的重点词,旁边划有短虚抹。
    《狱中自明书》中“苏秦”、“荆轲”、“李斯”、“卫先生”、“比干”、“王奢”、“樊於期”、“白圭””百里奚“这些人名旁边划有短虚抹。
    《项羽纪》中“南郑”“平阳”“江陵”“襄国”“朝歌”这些地名旁边划有短虚抹。《商君传》中“左庶长”“大良造”《淮阴侯传》中“治粟都尉”“拜大将”“左丞相”《李将军传》中“骑郎将”“骁骑都尉”“陇西都尉”“上郡太守”“郎中令”这些官职旁边划有短虚抹。
    4.长虚抹
    长虚抹在选本中的评点应也是针对文章中的议论或叙述精到之处,只不过相较于长点和抹来说,这些举子的层次性不是太明显,用以区别所以换一种方式标点,长圆点的用法也是如此。这个说法在茅坤的评点法中得以证实。
    唐顺之的批点法在当时已经相当盛行,茅坤的评点法即是在其基础上加诸自己的评点,茅坤的《史记抄》和《唐宋八大家文钞》体式相类,皆对文章作品施以圈点和批评,得到了时人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很多评点家在评点史记或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时经常大量收入茅坤的评点,两人在评点上的实践也对时人产生了影响,姚翼就在其中。茅坤《史记钞》凡例中对其使用的评点符号作了说明:
    凡本篇本末大旨则挈而镌之本题之下,今移置篇之前行。
    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镌于其旁文之一切紧关处则长抹,间有抹一二行者似太浓俱易以‖(长虚抹),原‖不多见则易以|(抹),其或数十字以上则分两行注,今移置于上。
    凡书官爵、书国、书攻城邑、书灾异、书年、书一切挈紧字面则短抹。
    凡非史迁原文与褚先生辈所补者不录,间录一二段有情事相关者耳。
    凡不及录全文,而间有文旨隽永者亦为摘录。
    凡据愚见所及,或太史公相出入处,亦必镌之以质世之有识者。
    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又次则点。

    按近代诸名家批点,如杨升庵特句字与情事奇异者耳,惟荆川镌注处似得其不忍遗,特加一小圈于其上,以别之,今合新旧诸名家评各移置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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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唐宋八大家文钞》·《凡例》中关于其评点的说明:
    第三条凡一篇本末大旨则挈而镌之本题之下,间或於篇中抹出或长|或‖,其间起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关之处,亦并抹或短|或‖或┕或旁镌数字。
    第四条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804/wps4.jpg又次则旁点,间有敝处,则旁抹,或镌数字,譬之合抱之木,而寸朽明月之珠,而累基不害其实也。
    至此,《历朝文选》当中的评点方式及评点法得以清晰。结合两人评点法更清楚的明确了评点符号之间的指示意义及相互间的联系,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历朝文选》当中评点符号过多指示不明的现象了,也可以理解姚翼编《历朝文选》时与原本存在的批抹以及文本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发现这些符号之间的共通性,所作的改变也在章法之中,不会对读者阅读造成影响。

    第二节《历朝文选》的评语内容及特点

    古文选本中的评点内容多是针对文章的章法、布局、结构、段落、句子、词语、辞格、风格等方面。评点形式在使用上的侧重点不同,带来了评点上内容比例的差异。《历朝文选》中的评点主要是在总评和夹批,这些批语既有对文章在用字、语言、风格、思想和情感上的妙处进行阐释的部分,也有交代作者选录缘由的说明,选本中中总评和夹批相互补充,互相照应。善用对比来表明文章风格,眉批使用较少,但也见编者心思所在。姚翼的评点集中体现在明代文章的评点中,他借鉴了唐顺之和茅坤的评点法,并尽可能地保留其评点的原貌,以此保证阅读者的阅读体验,在充分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将其简明扼要的运用在自己的评点中。其对唐顺之评点的吸收主要表现在文法上,对茅坤评点的吸收主要表现在对情感的重视上,且其个人风格更接近于茅坤。
    一、总评部分的特点
    总评分说,先探明唐、茅二人在评点上的特点。唐顺之强调的是对文章要“以精神相”,要求“神明之变化”为法。他的评点在于文章立意、篇章布局、叙事议论等方面。唐顺之的评点精简短小,要言不烦,又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值得读者去仔品味。评点中用简练的语词点出此文的文体特征、结构特色、运用的主要笔法以及艺术特色等。不同文体的评点还是有所区别的,证明不是所有文章文法都是可以框定的,唐顺之要学者汲取各家所长,不可为一家之法所拘,作文关键在于要找到一定文境之中最适合自身的作法,实现作者主体性与文体之间的完美交融,这也清楚的反映在其评点中。比如“某某格”一词,在选本的评点内容中常见,且这一类批点主要集中在如序、记类的文章,如:
    《送孟东野序》立题格、《送董邵南序》短格、《赠张童子兵曹序》抑扬格、《送浮屠文畅师序》反题格、《送廖道士序》贯珠格、《送杨巨源少尹序》借客格、《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叙事格、《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叙事格、《画舫斋记》设难格、《有美堂记》累棋格、《樊侯庙灾记》累棋格、《送杨寘序》假说格、《桂州新城记》补题格、《为君难论》援故事发题格、《春秋论》问答格、《礼格新仪目录序》反复格、《战国策目录序》贬题格、《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广题格、《醒心亭记》比拟格、《喜雨亭记》叙事格、《凌虚台记》轻题格、《超然台记》解意兼叙事格、《韩魏公醉白堂记》比拟格、《放鹤亭记》借主显客格、《六一居士集序》尊题格、《齐州闵子庙记》发题格等。这些写作手法或从入题处出发,或点明文章结构,或文章布局的特点,是唐顺之对为文之法的具体评点。
    对文章的艺术风格的评点诸如:《至言》批:此文去战国未远,有奇气,而不用绳墨,与梅福上书意格颇同。《驳复雠议》批:理精而文工,左氏《国语》之亚也。此等文字极谨严无一懒散。《梓人传》批:此文体不如《圬者传》圆转,然亦文之佳;对段落布局的评点诸如:《隽不疑传》批:此文叙假卫太子事起处,没头没脑,至末方见乃叙事体也。《衡论御将篇》批:累层。《几策审势篇》批:一步紧一步。《上韩枢密书》批:好文。前一段论兵骄之弊,后一段处骄兵之策。《屈到嗜芰论》批:此文逐段关锁似《讳辩》体。《陈政事疏》批:观汉此文则迥出《左传》、《国语》不类矣。此篇文凡七节,而起变而节不同。
    对行文章法议论叙事处的评点诸如:《言兵事书》批:错言兵事,深究利害之实,不当以文字观之。《條灾异封事》批:此文最有法度,引诗书当法此体。《诸侯王表论》批: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带议论。《与韩愈论史官书》批:文如贯珠,提其原书辩处有显有晦,错综成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批:广引。《王深甫墓志铭》批:滚滚议论。《留侯论》批:一意反复。《晁错论》批:一气说下。《续欧阳子朋党论》批:此论与大臣篇同。《策略第五首》批:此文论时弊处,皆借古为喻,亦一体也。断句《策别省费用篇》批:此篇造语颇平。《策断上》批:顺叙下法。《策断下》批:此文极其变化,横发而不可羁制。《六国论》批:此论甚得天下之势。《赠黎安二生序》批:议论谨密。
    通过批语的内容可看出他的评点中指出了前人作文可法之处,并给出了范例。《与李睦服气书论》批:影射文字最工。《极谏外家封事》批:此篇文字为忠诚第一。向诸疏皆善叙事。《原毁》批:亘古今有数文字。《讳辨》批:奇绝之文。《條灾异封事》批:此文最有法度,引诗书当法此体。《送何坚师道州序》批:此篇在短文中尚为奇作。《送廖道士序》批:在前后诸文中此篇独奇。《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批:此欧文黄梦升张应之诸作之祖。《策断下》此文极其变化横发而不可羁制。《六国论》批:此论甚得天下之势。诸如“最”、“第一”、“独奇”等字眼的点评,对于举子的学习来说不失为好的教科书式的指导。
    茅坤于时人中最心折唐顺之,但他论文又有不同于唐顺之的地方。茅坤善作时文且为世所重,在他看来,八股文与古文并无原则上的区别,因此八股文讲究“开合、首尾、经纬、错综”的布势之法当然就可以移之于古文了,就像他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中强调的五点作文之法一样,他特别对各家文章脉络的钩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在茅坤的评点中有所体现:《画记》开头句批:陡然起,文中夹批“倒”“看他句别妙处”;《新修滕王阁记》文中批:应转;《上宰相书》文中批:“虚空起”“一一伏案”“一斡转有神”“翻”“只一句起结”;《送殷员外序》批:“伏案二应”“抱前如此缠是”“匠手结构处”。《衡论远虑篇》夹批“叙极错综,转,论入骨而痛快”。
    茅坤强调文章的“风神”,重视的是文章的审美境界,认为文章的最高要求是要凝神:
    神者,文章中渊源之光,杳然之思,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者也。入此一步则《庄子》之《秋水》,《离骚》之《卜居》、《渔父》诸什,下如苏子瞻前后《赤壁赋》,并吾神助也。吾尝半夜披衣而坐,长啸而歌,久之露零沾衣,不觉银河半落,明星在掌。已而下笔,风神备发也。
    茅坤不主张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更多的是自身由内而外的反思。通过对《历朝文选》茅坤的评点部分的分析确实如他所说,其评点中多见令人读之如何亦或是表达情感的词语,即是注重文章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比如说选本中《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中评点说:此篇如秋水可掬;《衡论远虑篇》一文批:文如怒马,奔逸绝尘而不可羁制,大略老苏之文,有此一段奇迈奋迅之气,故读之往往令人心掉;《前赤壁赋》中批:予尝谓东坡文章仙也,读此二赋令人有遗世之想;《灵谷诗序》批:览之如游峭壁邃谷。
    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茅坤对于八大家古文就不再一概称好了,特别是对于曾巩,他已经不像唐顺之那样唯尊曾巩,而是认为欧阳修独得《史记》风神之妙,他醉心史记,认为司马迁之文是最上品,他远尊司马迁而近爱欧阳修的态度,就成了此后古文家的一致看法:
    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事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外独得妙解。……累数百年而得韩昌黎,然彼固别开门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欧阳子。……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遗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欧阳文忠公文钞引》)
    《历朝文选》中茅坤对欧阳修作品之批评更能印证这一说法。如:他在《醉翁亭记》一文中批:文中之画,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脩然长徃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死节传》批:予览欧阳公所次死节传,王彦章裴约及刘仁赡尤为呜咽或泣下,盖三人者天之间气所生,非五代兵戈晦冥之际所能没者,而欧阳公点缀情事当为千古绝调,即如史记、汉书恐多不逮;《唐六臣传引并论》批:朋党之祸,至唐而极,论朋党之文,至欧阳子而极。文甚圆而所见世情特透;《伶官传》批:庄宗雄心处与欧阳公之文可上下千古;《职方考引》批:数十年之间易世者五其所当州郡分割画次如掌太史公所欲为而不能者;《王镕传》批:王镕始末极乱,而欧公错综序次如一线,较之诸传为第一。字里行间皆可见他对欧阳修的赞赏。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三人总评的各自侧重点之外,总评中还有一种评点是阐明编者编选此文目的的表述,这当中有编者真正赞同认可的得以选录的文章也有文章平乏但因作者而编录的文章。后者被录入的最大原因是姚翼在搜集之难而不忍弃去,所以表达上有留存之意,“姑且”一词较之其他文风纯正议论谨严之文来说确实无长处,但既得即录。比如:黄庭坚的《进策将帅篇》总评为:此文在选中未为佳品而议论却当。又如朱善文章编选仅得《仰高楼记》一篇而已,姚批:议论关乎学问,非特文字之工而已也,惜不得此公之集而尽阅之。数字交代了姚翼编此文的原因是由于无法获得其人的文集,而在搜集到这篇文章后自然要编录阅读以示藏读,不至可惜之地步,而对于文章中的圈点来说也可谓细致,夹批:好议论、有斤两。这也足见姚翼对其人其文的喜爱与赞赏,在编选过程中的用心之所在。再有: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批文:平铺直叙殊无可欣喜故录之。
    二、夹批和眉批等
    除了上述提到的夹批内容,它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夹批内容多与总评的内容相照应,或者着重于点出文章在布局结构上的变化之处,讲求文章段落之间起承转合的错综变化,二是讲求前后脉络的照应严密,同时会在文章中的抑扬、虚实等造成文章波澜起伏之势、文章段落层次之间的逻辑转换的文句旁批点数字。错综为文的多“转”多变,并非信笔为之,必有一脉络前后照应,贯穿其中。
    《陈政事疏》末批“此篇文凡七节而起变而节不同”,与之对应的夹批内容多是“文字妙处全在此等冷语、顿挫、冷语反复、只举两极小事而风俗之极奢极靡尽见之矣、又折、数句说尽薄俗、冷语有味、节次整然、此节以三代对秦言、譬、又譬、此文礼法对说整齐、说转、说豫远不敬、又转说、结”之语,可见夹批本身的内容之间也是前后照应的。再如:《讳辨》批:奇绝之文,夹批内容为“叙事、波澜、经奇、埋根、含后意、收拾前意极辨、总”之语。《与韩愈论史官书》批“文如贯珠提其原书辩处有显有晦错综成文”文内夹批则在对应处批有“显、半晦、晦、应首”字样。《有美堂记》批“累棋格”,夹批“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数字,与总评呼应。
    选本中有眉批的文章不多,如下所列:
    1.“取河南地在元朔二年”“元朔五年六年”“功用举迟”“此则国贫而贾富”“应为吏者长子孙”(后两处在原本中为夹批中的文字)——平淮书
    2.“叙得契紧”——商君传
    3.“与本纪不合”夹批中也有同样的文字——李斯传
    4.“错综”——李将军传
    5.“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带议论”——诸侯王表论
    6.“一事描写最尽”——李陵传
    7.“庞杂”“破党”“此一段作首”“此一段作腹”——赵广汉传
    从上面可以看出眉批处的批注是对文章结构脉络、大意等略加提示和补充说明,而且笔者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眉批处的文字实际上与夹批中的文字在指示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平淮书》中的“此则国贫而贾富”、“应为吏者长子孙”,在《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中为夹批中的文字,《李斯传》中眉批“与本纪不合”的眉批,在文中其他句旁有同样的夹批文字。姚翼在编选时将作品个别处的眉批的文字置于文中具体文句中中转为夹批的形式,应也是看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其在编写上的努力,并非只是简单的搬运。当然对于眉批位置的评点并非全部都转编为夹批,大部分的眉批是与其人著作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姚翼在编选中也是有意保留唐、茅二人对作品点评的原貌。
    行文至此,通过《历朝文选》的评点内容,让我们对唐、茅二人的批评思想及评点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就评点内容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之后,有必要针对姚翼的评点进行专门的分析,姚翼评点部分的评点方式及圈点符号的指示意义与唐茅二人是一致的,此节不在举例赘述。对于姚翼评点的部分一方面主要以评语的具体内容考察姚翼对前人的继承即受唐、茅二人评点的影响的表现之处,另一方面是明代部分姚翼评点时人所体现出来的个性风格以及对明代当时作家的学习欣赏。
    第三节姚翼评点的实践及内容分析
    《历朝文选》中姚翼评点文章163篇,这一百多篇文章的评点从实践的方面来说,无论是评点方式还是评点内容的遣词用语,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唐顺之或茅坤的影子。姚翼评点的这一部分是对唐茅二人评点的吸收和实践,同时是他受当时心学影响即王阳明心学中的致知、知行合一的主张以及追求个性的最大体现,从具体的评语内容中不难看出姚翼率性求知的性格和对作者作品的情感体悟和抒发。就如他在《与晴川黄丈书》一文中所说的“仆惟君子之学,致知力行,两者不可偏废”、“所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两言者实孔门心印传之万世而不磨者也”。客观地讲,姚翼作为明代文人或更大程度上作为中国众多传统文人中的一位,他所受的教育观念还是倾向于儒家思想,尽管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但在文章的评点中首先是基于文章的结构章法技巧等内容,其次才是在作品本身值得传读基础上的个人喜好,姚翼通过选文表达了自己阅读文章后的真切感受,其评点几乎都是正面的评点,且都可以看出姚翼对作者作品的赞赏,仅有一两篇文章评点较为平淡。有必要明晰的一点是明代文章的部分是姚翼独立评点的,除了姚翼自己的入选文章是由他的朋友郑侯升评点外,并无唐茅二人的评点。时人评选时人文章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姚翼编排的方式是按科举及第的顺序,此种安排之下,其实就是将科举作为衡量的方式,这样既免于因自己才学不高而评价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被选作者也无挑剔之处,可见姚翼用心。基于此明代评点部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圈点的部分较前都比较少,评语的部分更见姚翼喜好所在,这是姚翼在编选过程中的别出心裁,尽可能就文选文,不妄加评点,保留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作品权,尽可能让读者自己去了解入选作者作品的真实面貌,在这一点上虽然也有姚翼对于自身批评水平的客观认识,认为不足以给出精到的评价,但确实也是对选本批评理论认识的一种深化,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选本的批评主要是通过“选”这一行为来体现,除此之外,编选者事实上是不能用其他的方式限制读者的阅读的。
    通过分析具体作品中的评点内容,体会姚翼个人评点对前人的借鉴吸收亦或独特之处,感受到姚翼性格中的任性率意,进一步体会其批评风格。
    一、对唐顺之评点方法的吸收
    姚翼结合唐茅二人评点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在文法的评点方面亦如两位评点家一样,首先是对唐顺之批评的吸收,主要还是对文法、文章的结构布局、风格、主要特点的批评指示,他对文章的入门是来自于唐顺之的传教,因此其用词更接近于唐顺之对作文要求精神的把握,在用语上也具有简洁精到的特点,他评点中的“千古未发之论”的说法亦是来自唐顺之。姚翼文法的批评在明代以前对文法的评点集中在总评中体现,明代部分主要是在夹批中体现。文法的点评如下所列:
    《骈拇篇》批文:“用兵之法,夹批圈点“治气、治心、治变、治力”。
    《说剑篇》颇近孟子说齐王之意,而文字则全是战国风度,楚人说顷襄王本此。
    《美人赋》批文:“通篇引比喻方露本意”。
    《辨亡论》批文:“援引层叠,词华可观”,文中夹批点出文章变化之处”。
    《醉乡记》批文:“史家之文全篇叙事归重只在末二句”。
    《杨烈妇传》批文:“先叙事,次议论,次言作碑,截然三段”。
    《东坡画像赞二首》批文:“叙事议论截然两端”。
    《上高宗封事》批文:“议论层见,而变化亦宋末文之佳者”。
    《慧和尚说》批文:“此等文字起于昌黎公画记,后来效者种种,而唯此篇为近之”。
    《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批文:“文字整洁,稍落蹊径,此文与欧阳公、黄梦升志俱叙三次交游,而不若欧之错综矣。”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批文:“叙事处整,叙情处悲吊”。
    《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批文:“前形容卢生未知世事,次形容黄先生晓喻之言,后形容卢生通达自任,皆曲极其妙,此等文字亦晚唐所仅见者”。
    《义田记》批文:叙事议论截然两端夹批:“伏后案、详论、又推高一层、略而不遗”。
    《进策将帅篇》批文:“此文在选中未为佳品,而议论却当”。
    《论法篇》批文:“通达治体之言”。
    《汉文帝论》夹批:“转折委曲乃时论妙处、引证切当”。
    《太古正音序》夹批:“何等形容”。
    《仰高楼记》夹批:“善形容、好议论”。
    《汤胤勣传》夹批:“虚实”。
    《攭母传》夹批:“有巧思、议论阔大、余波又及此可爱”。
    《答顾东桥书二》夹批:“既论明堂璧雍,又复泛论此段,方及历数封禅二事,而四事文法又各不同,何等变化,何等顿挫。比喻万物一体甚切”。
    《应天府重修儒学记》夹批:“下文反复议论不出此二句、总括”。
    《论元年春王正月》夹批:“此数句偶合老苏之论。何等明白简易、此论如兵家借敌兵以为我用”。
    吴维岳《送黄君使事北畿序》批文:“题外立论格、一篇主意”。
    关于“千古未发之论”的表述是,在姚翼评点归有光的《张氏女贞节记》批文中这样说道:“荆川先师尝言文字须有一段千古未发之论此文得之。”姚翼对于此论断甚为推重。以至于在他的评点中多有出现。如下所列:
    《栖云室记》批文:“立论之高超然物表”。
    《释统论》批文:“千古正论”。
    《送内兄林文秀之官淮阴序》批文:“叙情叙事既详且奇,与文贞游记相等,而文采胜之,本朝文人至篁墩恐指不待多屈也”。
    《攭母传》批文:“此等文字倡于昌黎之毛颖,嗣后效之者种种,而如此篇者不可多得”。
    《答顾东桥书一》批文:“千古未发之论,明白痛快,使愚暗者无不晓,执拗者无不从,非先生不能也”。
    《答顾东桥书二》批文:“此亦千古未发之论”。
    《答徐成之书》批文:“此文如河源,发自昆仑,一泻万里而略无阻滞者也”。
    《象祠记》批文:“议论皆自胸中凿空而出,确然无疑,非道理透彻者不能不能为此文也”。
    《瘗旅文》批文:“本吾儒之旨发庄骚之词文之至者也”。
    《重与献吉书》批文:“此篇幅真魏晋,亦本朝不可多得之文也”。
    《巡海副使双华柯公海上平夷寇记》批文:“此篇立论亦千古未发之说”。
    《季子庙记》批文:“逸调文言,公所素长,而此篇则千古未发之论也”。
    《张氏女贞节记》批文:“荆川先师尝言文字须有一段千古未发之论,此文得之”。
    如果说唐顺之的评点倾向于对举子科举的文法推荐,那么姚翼的评语更符合他率性真诚的性格以及他所说的欣然愿学之意的张扬,反映了姚翼的文选观念,选评同时也打上了姚翼的精神印记,体现了他的个性理想和情感追求,甚至于他在选录文章的过程中有猎奇的心理,让读者体会到他内心深处对于抒发情感、追求个性的呼喊,这一情感诉求贯穿姚翼评点的始终。
    二、对茅坤评点的借鉴
    借鉴吸收茅坤之处主要体现在情感表达的过程中,正如其门人沈位所说,姚翼的文字风格更贴近茅坤,不同在于相较于茅坤情感的表达姚翼更为直接明显。
    姚翼在很多文章的评点中都有令人读之如何让,令人如何,读之如何等字眼的直接情感表达。比如:
    《卜居篇》批文:“悲凄感慨之不觉欲涕”。
    《钓赋》批文:“与庄生说剑篇相似,而文属赋体风安逸过之,令人一唱三叹,柳子渔者对知伯篇瞠乎其后矣”。
    《美人赋》批文:“虽艳安逸之词而读之有一唱三叹之味,不能释手”。
    《新修滕王阁记》批文:“通篇不及滕王阁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澜婉而宕”。
    《骈拇篇》批文:“驰骋铺张殆千余言,总是顺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捐,文甚豪放,读之令人不知身在宇内”。
    《酒味色论》批文“简严明快,虽拒谏之君,听之亦当竦然”。
    《潘生传》批文:“感慨有余悲”。
    《重修瓜洲镇龙祠记》批文:“立论精确发挥透彻读之无一句不令人舞蹈”。
    《禺山文序》批文:“素闻此公模拟昌黎止见此作信若昌黎帏中高弟也惜不及见其全集行世者令人叹慕不已耳”。
    《送沈孝廉出塞序》批文:“通篇呜咽悲壮读之令人欲涕切似本题”。
    《重与献吉书》批文:“遍叙履历每出吊古伤今之意读之使人凄然佳哉文也”。
    再者,有一些文章的评点虽没有直接的词语让读者很快体会,但姚翼评点的力度或者说对于文章的喜爱赞赏程度丝毫不亚于显露的表述,尤其是在明代部分尤其明显。
    “奇”字”在评点中出现18次,妙“字出现10次,此外还有雅、正、绝等及与此相关的表述出现多次。直说“奇”字的比如:
    《杨烈妇传》批文:“愍女行奇,公文亦奇”。
    《唐工部员外郎杜甫墓志铭》批文:“论亦奇”。
    《雷希颜墓志铭》批文:“事奇,文亦奇”。
    《游东山游记》批文:“一叟奇,千户奇,道士更奇,有此三奇点发此文所以奇也”。
    《双寿图诗序》批文:“奇文”。
    《王冕传》批文:“公生平为文好平易,而此篇亦稍奇崛,盖因冕而迁如作诗歌者观景而生情也,然则公岂不能奇者哉”。一庵师尝有言曰:“吾每欲登梅花屋与冕一晤,语而不可得异世耿,然亦太史公愿执鞭于平仲之意也”。
    《寿汤云谷序》批文:“奇文”。
    《文橘庵墓志》批文:“叙事托之他人亦古所未观,奇甚奇甚”。
    《送程郡博致仕序》批文:“议论层叠,屡出屡奇”。
    《游清源山记》批文:“立论奇绝,乃公之首出者也”。
    《明故锦衣卫历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青霞沈公墓志铭》批文:“一铭之奇振拔千古,即此一文公可以名世矣”。
    《寿南石孙君五十初度序》批文:“起便奇异”。
    《新修滕王阁记》批文:“通篇不及滕王阁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澜婉而宕”。
    《骈拇篇》批文:“驰骋铺张殆千余言,总是顺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捐,文甚豪放,读之令人不知身在宇内”。
    《酒味色论》批文“简严明快,虽拒谏之君,听之亦当竦然”。
    《潘生传》批文:“感慨有余悲”。
    《重修瓜洲镇龙祠记》批文:“立论精确发挥透彻读之无一句不令人舞蹈”。
    《禺山文序》批文:“素闻此公模拟昌黎止见此作信若昌黎帏中高弟也惜不及见其全集行世者令人叹慕不已耳”。
    《送沈孝廉出塞序》批文:“通篇呜咽悲壮读之令人欲涕切似本题”。
    《重与献吉书》批文:“遍叙履历每出吊古伤今之意读之使人凄然佳哉文也”。
    再者,有一些文章的评点虽没有直接的词语让读者很快体会,但姚翼评点的力度或者说对于文章的喜爱赞赏程度丝毫不亚于显露的表述,尤其是在明代部分尤其明显。
    “奇”字”在评点中出现18次,妙“字出现10次,此外还有雅、正、绝等及与此相关的表述出现多次。直说“奇”字的比如:
    《杨烈妇传》批文:“愍女行奇,公文亦奇”。
    《唐工部员外郎杜甫墓志铭》批文:“论亦奇”。
    《雷希颜墓志铭》批文:“事奇,文亦奇”。
    《游东山游记》批文:“一叟奇,千户奇,道士更奇,有此三奇点发此文所以奇也”。
    《双寿图诗序》批文:“奇文”。
    《王冕传》批文:“公生平为文好平易,而此篇亦稍奇崛,盖因冕而迁如作诗歌者观景而生情也,然则公岂不能奇者哉”。一庵师尝有言曰:“吾每欲登梅花屋与冕一晤,语而不可得异世耿,然亦太史公愿执鞭于平仲之意也”。
    《寿汤云谷序》批文:“奇文”。
    《文橘庵墓志》批文:“叙事托之他人亦古所未观,奇甚奇甚”。
    《送程郡博致仕序》批文:“议论层叠,屡出屡奇”。
    《游清源山记》批文:“立论奇绝,乃公之首出者也”。
    《明故锦衣卫历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青霞沈公墓志铭》批文:“一铭之奇振拔千古,即此一文公可以名世矣”。
    《寿南石孙君五十初度序》批文:“起便奇异”。
    王遵严曰:通篇将无作有,所谓以文滑稽者,赞论尤高古,直逼马迁”。不论茅坤对司马迁的赞赏,姚翼自己也对着意研究司马迁对文章的创作技法,所以在评点时中自然而然能够举一反三罗列他篇加以对比,且不失分寸。以上是比较直接的论据。
    此外选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评点姚翼有意将作者的文章与司马迁进行对比,如:
    屈原《渔父》篇时批:“三复此篇,太史公所谓与日月争光,真知言也”。
    杨维桢《鲁钝生传》中批文:“杨公本奇人,故其叙奇士,文必得意,如太史公叙四豪荆轲等篇,决胜他作”。
    宋濂《王冕传》批:“公生平为文好平易,而此篇亦稍奇崛,盖因冕而迁,如作诗歌者观景而生情也,然则公岂不能奇者哉。一庵师尝有言曰,吾每欲登梅花屋与冕一晤,语而不可得,异世耿然,亦太史公,愿执鞭于平仲之意也”。
    方孝儒《观乐生传》夹批:“数句学太史公颇似”。
    董份《余山人墓志》批文:“先发此段,学太史公论体,此等笔似不足传,然韩昌黎传张雎阳,然则于山人方奇也”。
    《明故处士悦间姚公墓志铭》批文:“先大夫稍似古布衣之侠,公能道之,而其设为问答议论,文采斓然,则史家本色也”。
    李梦阳《将仕郎平阳府经历司知事赠儒林郎翰林院撰康长公墓碑墓碑》批文:“此文极力摹拟史迁”。
    唐顺之《阳谷吴公传》批文:“此篇不为模拟,而史迁口语自笔端流出”。
    可见在姚翼在学习教授古文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史记》的选录尽管有时人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观念之所在。其次必须提到的是姚翼对唐宋八大家态度的倾向,除了上面章节中选文方面的侧重可见姚翼对八大家的肯定态度外,从评点的方面,众多评点中仅见姚翼评点了一篇曾巩的《义田记》。从唐茅二人对曾巩的不同重视态度而言,姚翼实际上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没有明显的偏好,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以文章论证的优劣等将各家作品进行一个高下的评判,这符合他所主张的文章无优劣,关键在于阅读者是否能从其中获得感悟得到启发习得文法。如果非要说,那么就评语的内容而言,姚翼对于韩愈作文的把握可能较之其他几个更为深刻。他在评点中不时会拿韩愈出来作为比较对象。比如:
    《西门豹传》批文:“余尝谓学《史记》者,昌黎《毛颖传》得其髓”。
    《禺山文序》批文:“素闻此公模拟昌黎,止见此作,信若昌黎帏中高弟也,惜不及见其全集行世者,令人叹慕不已耳”。
    《泉亭吴先生墓志铭》批文:“昌黎所称佶屈聱牙之文也”。
    除此之外,姚翼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尤其赞赏,他在批语中说:“此篇乃忠君爱国之言非文字之工而已也,唐宋之文自八大家而外此为绝作矣”。
    三、姚翼个人评点所呈现的特点
    在了解了姚翼受唐、茅二人影响之体现外,有必要充分挖掘姚翼评点中的批评风格及特点。首先来说基于明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对文章的评点也可以看出他是复古运动的推崇者。在他的评点中多次援引以说明其源。
    王慎中《送章心壶医者序》批文:“称章医或过,而其说则自枚生《七发》来,实为名言,有疾者如通乎此,则可以不见医而愈矣”。
    唐顺之《铜雀砚铭》批文:“仙风道趣,殆有得于南华老人之学者”。
    王宗沐《赠近沧谷公晋兵部侍郎序》夹批:“此老氏之学,而不背吾儒之旨”。
    郑明选《春秋战国文选序》批文:“因此书首选《檀弓》,遂以礼立论极正当,其文可谓得曾南丰家法者也”。
    《跋八花册寿乌程侯罗文洲》批文:“法自左氏季子观乐来,可谓善学古人者也”。
    王慎中《郡学重修明伦堂记》批文:“此文乃儒者之论公。公素好南丰之文多出于儒者,而公似之可谓非徒好矣”。
    徐阶《张母朱孺人墓志铭》批文:“叙孺人之贵盛及于宣城,不知者或迂之,观硕人之叙庄姜曰邢侯之姨,谭公惟私。古人有先之者矣”。
    唐顺之《送彭通判致仕序》批文:“不以颂而以规得古人赠言之意吾师自以此文为稍见己意,其实仕隐无二之说,真自道也”。
    陈昌绩《郭清狂传》批文:“学博而辞古,读之如入深山盘古,非素识路径者不能出”。
    王宗沐《赠近沧谷公晋兵部侍郎序》夹批:“此老氏之学,而不背吾儒之旨”。
    《拟秦使者与白起对》批文:“颇近先秦风旨,盖拟作之佳者”。
    茅翁积《归耕野史传》批文:“有古人风度”。
    随着文学作品的增加,文学批评方式也得以丰富发展,其中,文学作品或者作家之间的比较批评,是一种在古代文学批评中颇为常用的批评方式。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深度理解批评对象,且比较批评需要批评者对批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充分反映批评家的在古文理解方面的特殊之处,姚翼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评点中大量使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评点,对比中不难看出其情感倾向。
    1.或是以作者此篇与他篇,亦或一贯风格进行对比:比如说曾巩《胡君墓志铭》总评中,姚批:“公志铭不及序记,远甚此篇,较诸篇为简健,故录之”;宋濂《王冕传》总评中,姚批“公生平为文好平易,而此篇亦稍奇崛,盖因冕而迁如,作诗歌者睹景而生情也,然则公岂不能奇者哉”。茅坤《季子庙记》批文:“逸调文言,公所素长,而此篇则千古未发之论也”;徐献忠《朱公甫墓志铭》批文:“公生平为文充实,而此篇独奇崛,岂亦将肖貌朱子耶”;王宗沐《天聚亭记》总评中批文为:’公诸篇多深沉之思,而此篇发之以疏朗之词”。
    2.或是对比前人文风:比如说《吾丘子行传》尾评中姚批:“赞语颇有太史公遗风”。《修撰康长公墓碑》批文:“此文极力模拟史迁”;李梦阳《戏拟赵高答李斯书》一文批:“颇似先秦人口语,欧阳公尝拟曾子,苏长公尝拟侯公,顾皆不及此也”。
    3.或是与同时代人相比:比如程敏政《送内兄林文秀之官淮阴序》的批文:“叙情叙事既详且奇,与文贞游记相等,而文采胜之,本朝文人至篁墩,恐指不待,多屈也”此处文贞即杨士奇”。
    评点中类似于对比等的艺术手法,其本质不在于发现批评对象与众不同之处,而着意于文学创作普遍规律的探求。批评家从自己的艺术阅读体验出发谈论文章,批评的旨趣从指点作家转向指点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象征意蕴,深层含义、潜在结构、艺术形式进行自有灵活的解读,从而为读者提供简要便捷之法,也是选本的价值所在。在选本的凡例中国姚翼独提到王阳明,就论述上来说,其实姚翼之于阳明心学最大的体现之处就是他率性的情感表达,他对于个性的张扬亦是时代文人的缩影,此外,并未有实质的对于心学的继承或者发扬。当然他本人对于王阳明的文章是极其赞赏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茅坤的倾向一致。
    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头、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竒、后先本未,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属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嗟乎,公固百世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明代部分,王阳明的文章入选最多,且明显的是评点的内容上不仅是篇幅较其他篇目来说较长,而且立足点也很高。比如:
    《答顾东桥书二》批文:”选中诸家皆有心于为文者也,独先生乃援笔直书,不惟说理真正议论明白,其间错综变化,又暗合文人尺度,佛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也”。夹批:“既论明堂璧雍,又复泛论此段,方及历数封禅二事,而四事文法又各不同,何等变化,何等顿挫。此亦千古未发之论、比喻万物一体甚切”。
    《答徐成之书》批文:“此文如河源,发自昆仑,一泻万里而略无阻滞者也”。
    《从吾道人记》批文:“道人既老而求道。为先生所重。故篇中往往及之”。
    《象祠记》批文:“议论皆自胸中凿空而出,确然无疑,非道理透彻者不能为此文也。一证象之化,再证象之化皆据理而证,末数句双关二意尤妙”。
    《应天府重修儒学记》批文:“纪载之文,动辄勉进,后学知先生与人为善之心,无时不切,非文章家比也”。
    《论元年春王正月》批文:“此论明白直截,而曲说者不能措一词,殆如太阳一出,而魍魉潜藏也,辩驳之文如此篇者,盖古今不可多得”。夹批:“此数句偶合老苏之论、何等明白简易、此论如兵家借敌兵。以为我用”。
    《徐昌国墓志》批文:“昌国之学。所谓蚤悦。孙吴晚逃佛老者,而先生叙之详明痛快昌国,殆不朽矣。”
    《文橘庵墓志》批文:“此篇稍近文人之文,然铭在志先古所未观,亦非文人尺度所能拘者。夹批:叙事托之他人,亦古所未观,奇甚奇甚。”
    《瘗旅文》批文:“本吾儒之旨,发庄骚之词文之至者也”。夹批:“起案,过法妙,茅鹿门尝谓先生论学诸书及修学记,乃程朱之所欲为而未能,谏迎佛及处置平复地方等疏,乃李忠定之所欲为而未能,余亦谓此篇乃庄周之所欲为而未能者也。蓋良知之学,既明即胸中无疑,故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如佛氏所谓一了百了者乎。”
    《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批文:“达国体而周人情,足见先生用世之学”,夹批:此段议论何等经济,何等笔力。”
    《历朝文选》的评点上的编排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姚翼以唐茅二人作为模仿对象,其措辞用语以及批评风格与唐、茅二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绝不是偶然,是姚翼有意学习的结果,同时辅之以用世致知的观念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甚至不可谓说是唐茅二人评点结合版本的精简版本。但这也是他在评点上的一个缺陷,虽然重视选择明代当代的名家作品,倾向于在文学和理学上有系统思考的有心为文的文人,但他的评点并未广采众人的批评成果,用以辅助自己的评点,致使选本看起来像是对自身所学的总结,而非大的思潮中的融合,其批评实践的格局未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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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30 07:39:0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历朝文选》的价值


    第一节 《历朝文选》在选评方面的不足与独特之处


    一、不足之处


    从呈现面貌上来说,《历朝文选》在当时并不算是高质量的选评本,它在编修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


    1.《历朝文选》的序跋部分中仅有序文和凡例,且凡例中并未对选文标准进行明确的说明,更像是对选本过程的概述,相较于同时期的选本而言,它缺少在阅读法以及评点方面的具体说明,同时期的选本诸如茅坤的《史记钞》、《唐宋八大家文钞》,归有光的《文章指南》,在选文之前都有对选本在阅读方法方面的指引明示,这是《历朝文选》在体例上的不足之处。


    2.编刻上,选本中辑刻字体不一致,有手书体的存在,并非全为版刻字体。比如:《霍光传》中有两叶手书,《胡夫人墓表》有两叶手书,《赠穆太公序》有两叶手书。应为此版本原有脱漏,手书抄配。


    3.作品编排上缺乏一定的文体意识,各类文体的编排上缺少逻辑。作家排列上也得不出一定的排列原则,仅明代部分的作家则是以中举和年龄的先后顺序排列。


    4.在编选内容方面,尤其是先秦至宋一段,对他人作品的依赖性较为明显,尽管编选当中,姚翼确实在评语方面实现唐、茅二人评点的集中,但就笔者所录对比信息而言,个人的独创性体现的不是很明显,没有像唐顺之,茅坤那样形成自己系统的完整的文学观点和主张。


    5.在评点方面,眉批文字与其他文章批语相比较,与夹批处的文字批注并无功用上的不同,同样针对文章句段的点评,只是位置的不同,由此眉批与夹批的文字功用并无不同,选本在批点时带有随意性。


    6.评点符号的使用上,有些评点符号的批抹对象有重复,两种符号作用并无不同,只可能是评点时依个人爱好或习惯随意评点。


    7.标明批点的文章几乎都是只有圈点符号而无批语,然有一篇文章即唐顺之批点的《论伐匈奴书》文中有一处夹批,按照整体的编排方式,此或为编刻时出现的讹误,应为批评。


    8.评语从整体上看大部分为肯定赞赏之语,未有指出作品缺点的地方仅有一两篇作品的评价较为平淡。


    任何个人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在同整体的比较关照中得出的。作者及作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其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还与个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等主观因素有关。选本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批评职能之体现,所以对它的价值的评判也绝不是单一的.


    二、选评方面的独特之处


    从整体上看《历朝文选》,不属于一般形态上的集评本或汇评本,它不是一篇文章中辑录有多人评点,而是整个选本系统中选文分别由多人评点,在这一点上且不论其是否合理经济,但或可以视作是姚翼编选选本的特别之处。


    从姚翼所参凭的对象看,唐顺之的《文编》有六十四卷,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加上《史记》相关的评点著作,卷帙也不在少数。如果想要学习钻研,如此多的篇幅会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对普通学子而言,经济方面更是难以承担。而这些评点本并未编刻很多注释性的语言,其本身又对这些著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削,一方面使书本轻便了许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购书的花费,解决了更多读书人的困窘,这对相关选集的普及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方面,与评点相比较而言,细致的注解和考据的确可以增加广博的知识。但这些注释和考据一方面缺乏趣味性,另一方面可能理解了繁多的名目后,仍需要重新阅读才能理解文章的主旨和思想,这时借助评点就能弥补这一缺陷。评点较为简洁,对文章的文法、艺术风格、语言、思想和情感等诸多方面给予观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选本的可读性。


    第二节《历朝文选》整体的批评价值与流传等


    关于选本在价值方面,各家有自己的评价。赖力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中,将选本的文学批评价值概括为三点:第一,选本的去取标准,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观念,第二,选本中所附的评点,笺注,从字句的训释到文意的阐发,表现出批评方法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第三,选本、选评本的价值,突出地表现在促进文学作品的流传上。邹云湖的《中国选本批评》中也对选本的价值有专门的论述,他说:“选本的存在价值取决于选者,作者在选本中的地位也取决于选者,读者阅读选本后所受的影响取决于选者,没有选者、没有选者的“选”这一决定选本性质的根本行为,选本的批评功能就无从谈起。从选本的存在价值来说,一部选本的存在价值大致由选的目的(为什么选),选的标准(选什么),选的方法(怎样选)几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中国古典文学选本多不胜数,而最终能产生较大影响并因此流传下来的选本往往在这三个因素中至少必居其一。”综合这些学者的见解,下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其价值。


    二、通编者之志


    选本的选的行为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这使得选本首先成为编选者标举、张扬其文学主张的有力工具,它能够反映出作为编者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姚翼对顾问文学理论的接受情况和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学实践活动。选本面向读者的过程中,编选者通过具体的“选”的行为为读者提供的带有自己观点特有的解读方式及其作品,实际上是选者在“指挥”或者说“控制”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甚至改变自己的文学观念,而这些观念页逐渐与编选者的观念趋同,这一点鲁迅先生论述十分精辟: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越来越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鲁迅《集外集˙选本》)


    无论是向上对社会接受的实践,还是向下为受众服务,作为对前人文章成果及理论的接受者,姚翼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可以使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形象得以改善,思维积极性得到提高,有更开阔的视角去认识文学作品。虽然是选古文,参凭他人,本质上也是自著一书,对于姚翼而言,留下了作品,留下了其人的文学倾向及思想观点。


    一、反映时代文学思潮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特定文学环境下会生发出关于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历朝历代文人们作为时代中的弄潮儿必然会或顺应或持保守态度,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历朝文选》是顺应明代文学思潮的产物,是明代选本及评点之学影响下个体作家的响应与实践,同时受心学思想的影响,注重个体情感的理性价值和审美感受。通过《历朝文选》可以反观出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潮的发展,以及在这一思潮中涌现出的文学派别和优秀文人及作品对当时文人的影响,这也是编者从社会接受层面向个人接受的过渡。


    三、传作者之文名


    选本作为选者的一种批评工具、方式,入选的作品往往也就是最符合体现着选者文学好尚、性情偏好的选择标准的作品,选本对作家作品的排列也反映出该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地位与声望的盛衰起伏,同时也体现着选者对该作者的欣赏推重程度。每一本选本都可能因为选者所标举的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机会被推重,这对作者知名度的提高和作品的流传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具体到《历朝文选》中,姚翼在选录先秦至宋一代的作家作品时借鉴参考了唐顺之、茅坤的相关著述,然后进行了自己的重新编排,这一阶段中他对于时代然可较多的作家作品均有收录,一如庄子、屈原、《史记》《汉书》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推重司马迁、韩愈。明代部分又别出心裁按科举中第顺序排列,收录当时作家的一些杂文,最推重王阳明,所选其人文章也最多,在评点中亦引用唐顺之的相关批评观点,再一次实践了自己的所学。在收录子自己的文章时有意避让,让自己的好友郑春寰来评点,而不至于有失公允,这些考虑无不是对所选作家及作品的慎重。


    四、开览者之心


    读者阅读选本所受的影响也是评价一部选本的着眼点。“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还需要批评家的帮助”


    [1]。如果一个读者对作家的文学接受是从选本开始的,遵循着从选本到读其人的专门集子在到结合别人对作家的评价,然后亲自了解后在自己的编选过程中实践这样的过程的话,那么选者的影响力就大了,“选本一旦作为读者文学接受的第一媒介,选者自然也就成了读者文学接受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作者在创作时的苦心孤诣、锐意求新,必然会造成文学接受的困难,横亘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欣赏障碍,有赖于批评家的解读活动予以拆除,由此促进文学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和进行。再者基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学发展形成的创作背景和接受背景的差异,读者在阅读作者作品,理解作者和作品旨趣形式技巧时会有困惑,批评家在这时的即是借助选本充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


    综上分析,明确以下几点:从选本的角度来说,明万历十年姚氏自刻本《历朝文选》五十卷是现存的最能证明姚翼学源以及古文观念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姚翼其人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版本的存在从文献学的角度,也丰富了文人史料。他的编选便利了士子的阅读学习,当中评点符号的使用也为后人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提供了参考,对于明代文章的选录部分也保存了一部番文人的作品,使其不至流失。从评点的角度,更好的呈现了唐顺之、茅坤二人的评点之法,传播了二人的批评观点,同时也是姚翼本人的批评实践之体现。


    当然客观地说,该选本地批评并未生发出独到的论点。姚翼作为批评者,并没有实现对作者的意识范围的超越,而这一要求对任何一个批评者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或许是出于尊重原典的考虑,作为编选者的姚翼并没有把编选《历朝文选》的实践看作是个人对原典的再创造,他的努力在更大意义上是基于原典又回归原典的重新整合。同时作为批评者,应当借助文学批评实践中在自身主体结构和固有意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自身理论架构的升级。姚翼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了对文章写作技法的推崇,但他的评点从客观上来说基本还是停留在文字分析的层面,评点中所呈现的也是不同文体中实用的一般性经验技巧,没有将选本内容整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逻辑的学习系统,而是重点围绕作品的阅读审美体验和情感表达,不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和代表性,对提倡复古的代表作家的借鉴参考也只是择取其思想,为自身主观化的评点增光添彩。


    姚翼的评点在文学批评的角度确实没有新的观念的提出。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一百个批评者不会提出一百种批评,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有较之前人更为独到的见解。而批评主体通过选本的编辑所展现的目的也绝非我们想象的一般复杂,要能够区分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不论是继承唐顺之文章之法及茅坤的精神体悟的趋同思维,还是从更执着于个体好恶追求的求异思维,本质都是建立在既有批评的基础上,以前人观念为参照,随着研究难度和深度的增加,能够提出独特观念的批评家越来越少,而文学批评本身也越来越需要群体效应去开拓有价值的追随者的人,个体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批评思想传播到所有人,一定是需要旨趣相投的人趋同他,并作出努力,将其思想中的那个点拓宽,让更多的人认可至习得。姚翼就是在作这样的努力与实践。选本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依附于作品而得以发挥其批评价值,只有作品而无批评,就体现不出批评家在文学创作上的着眼点和自身创作水平,而没有批评家的发掘和推荐,文学作品中的隐含意义就难以被发现和释放,批评家的追求无法被社会所认可。所以说从选录上还原思维和评点的趋同思维上来说,《历朝文选》更像是姚翼对当时流行的古文观念的传播实践之举。如果说他个人没有足够的文学积淀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那么他人可观的思想必定会成为他所奉法的对象,从取法对象的选择上,不得不说他的眼光还是敏锐的。姚翼《历朝文选》所呈现的面貌和特点,不单是姚翼个人努力的成果,更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是古文评点发展到此时期的必然产物。作为明中后期古文选本发展中的一环,《历朝文选》在评选上都可见前人之影响,虽然未有较大的创新之处,但它确实是姚翼在评点方法和批评系统上选择倾向的最有力证明。对于当中反映姚翼自身文学批评的部分,应予以充分关注和肯定,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其人其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对于它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客观评价。总之,《历朝文选》一书总体成就不高,在选评上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必须全面地看待,不致遮蔽其真实面目。


    关于《历朝文选》在后世流传的记载未见。《历朝文选》作为研究对象的批评价值,主要依托于其诞生于特定发展时期的文人评本性质,发现并肯定它在某一历史阶段中的特殊意义,而非纯粹的自身的理论价值,这就无怪乎它缺乏发展的潜力,在后代声名几近泯灭。这当中除了选本自身的局限外,必须考虑到的是在选本完成其整个批评功能过程中,选者只参与了入选和编排,之于选本产生之后,他能否被读者接受以及会被怎样的读者接受,都会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并非选者主观意志所能左右。再者而言选本因评点之学而生,评点本为初学者而设,故而明代末期以后,对评点贬低嘲讽,称其流于表面,浅陋庸俗的说法屡见书面。《四库提要》于评点之书或摈而不录,或列于存目,轻视之意甚为显然。纵然是建立在古文基础之上的评点活动,依然逃脱不了评点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明人虽然有空疏之弊,但这也是时代的风气所致,并不能完全怪罪个人。文学史上也还是有不少较为有价值的评点著作的。


    此外,笔者或考虑是阻于姚翼与茅坤家族的关系,据学者张梦新考证,明清易代之后,因为受庄廷拢《明史》案牵连,茅氏后代,“因其孙元铭、次莱父子(系茅维之后)等因参阅编纂庄氏《明史辑略》一书而获罪,一门被杀七人,家属或为奴,或流徙,家产被抄没”,曾兴盛一时的茅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飘零败落。依姚翼生平,茅坤对姚翼的影响很大,茅坤对姚翼的帮扶既体现在文学的交流上,更体现在生活的救济上。茅氏家族尚且为大族,后世的没落使得与之相关的著作的关注度也逐渐削减,更勿论姚翼对茅氏的依附了。所以这或许是《历朝文选》沈埋的隐形因素。虽仅为猜测,但也在此立为一说,以期为研究提供一个浅薄的思路。




    结语


    姚翼是明代中后期一位有才学且率性真诚的文人,他一生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但个人遭际来说可谓曲折不平。姚翼之文名并没有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但他可视为嘉靖至万历时期文人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姚翼生平及其文学作品,可以了解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在当时的接受情况,认识文坛的生态状况。姚翼作为当时湖州地域中较有名气的藏书家、文人、批评家,通过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补充完善湖州地域文学史。姚翼的祖父辈,品性淳厚,为人乐善还施,为乡里众人称道,姚氏一族在推动当地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姚翼父亲一辈始有为官之人,为姚溪姚氏一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到姚翼这里,父辈对其寄予厚望,姚翼亦勤学聪慧,也想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个人抱负,光耀门楣。姚翼早年拜至县学,后从两唐先生师,他前半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奔走就试、四处游历中度过。同时由于茅坤的关系接触到很多有志之士,个人创作水平得以提高,受人赏识。但基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北有蒙古常年袭扰,东南沿海则是倭寇盛行。面对如此内忧外困之形势,士大夫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有人竭力尽忠、有人致仕归田。姚翼屡试不第,最后应贡得官,此时的心境已然大有不同,长期的在外漂泊和不得施展抱负,最后选择回归家乡,讲学藏书以寻求内心安宁。其交友网络仅就有联系密切的几位做了分析,其余因缺乏相关史料,仅予罗列。姚翼人生经历较为简单,本论文依据史志文本等材料己经将其尽量勾勒出来。姚翼一生著述不多,有《历朝文选》五十卷、《玩画斋杂著编》八卷流传于世。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创作了写作了大量的序文、记文、墓志铭、祭文、杂文等,他的散文思路清晰,论说问题有理有据,分析解释也是透彻。瞿九思评价其文冲融雅适,饱含情感,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笔者个人能力尚浅,研究较为平面,未能对将《玩画斋杂著编》列入研究对象之内对其散文杂文及相关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将其进行校对点读,方便之后的学者研究。


    姚翼《历朝文选》是明代特定文学思潮的产物,最能代表姚翼古文观念及批评理论的接受和实践,当中既有为应一代文学思潮、弘扬唐宋派所持复古文学观念的目的,可以说是前半部分作为它所参考的集子的“子选本”出现的,又有作为教育、讲学、应举教材的目的,选文中至宋一代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是前代文人举子青睐有加之文,具体选评中,强调作品之法,亦注重推源溯流,以具体句法为切入点指出后人作品对前人的承袭,将之作为复古的途径,注重从选篇中为八股时文写作提供技巧借鉴,可指导士子写作,同时它还是作者旨趣所指,尤其是对于明代文章的选录,体现姚翼既重古又不薄今,肯定前代佳作又表示时人文章亦有不逊之作的客观文学态度。评点中注重审美体验。其文学评点,既浸染了明代尚奇的文学风气和科举应试的尚技尚法倾向,同时带有编者个人的追求文采、表达个性的特点,切实地发挥了姚翼的个人特色。


    姚翼对作家选择总的一个原则是有心为文者,也就是说纯粹的文学创作,那对于作品的选择而言主要是编者个人对具体文章的把握和喜好。当然还是脱离不了正统文学的范畴,选本中的文体选择还是偏向科举文体,内容大多典雅奇正,立论高绝,秦汉文和唐宋文中评点多涉及辞格、文法、段落、风格等方面的批语,注重文章本色精神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常有点评者胸臆抒发之处。当中明代文章更多侧重实用类的文体,诸如墓志铭、序、游记一类的文章较多,其所选作者的地域范围多为江浙吴中一带。这些选择都与姚翼本人古文观念和趣味好尚密切相关,他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欣赏传统古文并加以推崇,同时又受时代风潮和阳明心学教人抒发个性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思想指导下想要科考中第、立身扬名的抱负,又有佛老之学脱离世俗束缚、养生归隐的朴居思想。这些通过结合其个人经历以及他的选文都可以窥见一二。


    《历朝文选》选择参照对象的过程可谓是在选的基础行进行的二次摘选,所选的参照以及从参照中加以筛选的过程也需要选者对文章有足够的把握以及在自己所建立的标准之下的坚持,不因为参照对象的编选观念而偏离本来倾向。按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姚翼的文学成就确实不如他或继承或吸收的唐顺之、茅坤的成就高,但正因如此,做到坚持自我,通过编选去验证自己的所学所思的过程正是他与跟他有同样遭际的文人的最大不同,他有意识地去选择在自己学习过程中启发最多的部分进行编选,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助益,从整体文学的评判中,它不是最有价值的,但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期,那种境遇,那个地方,那些学子,选本的刊刻无疑不对当时相对闭塞的家乡中,那些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抱负的莘莘学子有所助益。仅选择当时影响大且自己熟悉的文学家即唐顺之、茅坤的评点来教授,也是姚翼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所作的最大努力。虽然是选古人之文,虽然有所借鉴参考,但最终实际上选本就是作者自己的著述,尤其明代部分的选择和评点,最能体现姚翼的用心编排,这个选本就是他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抒发己见,甚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最好的工具和武器。举凡姚翼的个人好恶、师承交游、对文坛思潮的顺应,研究文学批评史中的信息等都可以从选本中获得证据。他通过选本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文学倾向及古文观念,他的评点语言从容雅适,简古精到,有玄思、有健句,情致真诚,其性格亦是率性洒脱,足以说明他具有批评家所需要的素养。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文学作品不断丰富的变革中,有多少文人的作品未能得以流传,后人难以通过其著述了解他们的思想,探索他们的精彩却又平凡的一生。《历朝文选》的存在对于了解时代思潮,了解姚翼,了解古文评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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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生平简表


    明正德十年(1515年)1岁
    《郑侯升集》中《文林郎广济县知县海屋姚公生状》载:“生于正德乙亥三月十八日。”


    明嘉靖三年(1524年)10岁
    《茅鹿门先生文集》中《赠内弟海屋训新淦序》载:“少负异才,年十岁,受《尚书》于父高邮公,辄通大旨。”


    明嘉靖四年(1525年)11岁
    为祖父姚玘及祖母徐硕人合葬乞铭于董份
    董份《明故处士悦闲姚君配徐硕人合葬墓志铭》载:“徐硕人生天顺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殁嘉靖壬子三月三日,年九十。初,处士殁,会家难,葬而无志,翼以硕人殁之后三年十二月七日奉其柩与处士合葬,而以硕人之葬乞予并志处士墓云。”嘉靖壬子为公元1522年,其后三年即为1525年。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19岁
    《郑侯升集》中《文林郎广济县知县海屋姚公生状》载:“年十九为生员,以文章显吴越间。”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25岁
    《姚氏长殇子二南附葬铭》载:“余娶于孙以己亥二月六日生南于桐乡石门镇。”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28岁
    《姚母仰孺人墓志铭》中记载:“翼卜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寅合葬考妣于芦溪里之阴,业已求太史氏为高邮州君志,而复属余志孺人。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39岁
    茅坤作《姚大母圹志铭》铭曰:“岁癸丑兮日来复,墓木落兮铭始卜。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49岁
    时任新淦县儒学训导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51岁
    作《金门同试录后序》,文中载:“嘉靖乙丑夏六月,金门同试录成,佥属余序诸末简。


    明隆庆二年(1568年)54岁
    再次出任新淦学训导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59岁
    迁为广济县令


    明万历九年(1581年)67岁
    作《历朝文选题辞》


    明万历十年(1582年)68岁
    属茅坤为之作《历朝文选序》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69岁
    属茅坤为之传。茅坤《广济令海屋姚君传》载:“君忽一日前揖予曰:“予所故师事两唐先生,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恐一旦先君填沟壑不及,今请一言以自遗于世,能无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为人,又闻其言,不觉呜咽累唏不自已,辄为撮其生平而传之者如此。
    是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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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24-6-30 07:40:38 | 显示全部楼层
    参考文献
    一、古籍与专著
    [1](明)姚翼著.历朝文选.明万历十年万卷楼刊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葛思德文库藏本.
    [2](明)郑明选著.郑侯升集.明万历三十一年郑文震刻本.山西省图书馆藏本.
    [3](明)唐顺之著.文编.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胡帛刻本.
    [4](明)唐顺之著.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间刻本.
    [5](明)茅坤著.史记钞.明泰昌元年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本.
    [6](明)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钞.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茅一桂刻本.
    [7](明)吴讷,徐师曾著.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清)永瑢纂,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屈万里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目[M].艺文印书馆,1975.
    [10](清)李昱修,陆心源纂.中国方志丛书浙江府县志辑(光绪)归安县志[M].成文出版社,1882.
    [11](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明)归有光撰.《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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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8](明)徐象梅著.《两浙名贤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9](明)焦竑著.国朝献征录[M].广陵书社,2013.
    [20](明)姚翼撰.《玩画斋杂著编》明隆庆万历年间自刻本.见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5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5.
    [21]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2]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3]申畅,陈方平等编.中国目录学家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4]傅修延,黄颇著.文学批评思维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5]袁震宇著《明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6]赖力行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7]杜产明,朱亚夫主编.中华名人书斋大观[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28]孙琴安著.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9]张梦新著.茅坤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0]张伯伟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1]邹云湖著.中国选本批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2]管锡华著.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33]赖力行,李清良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4]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5]黄强著.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6]鲁迅著.鲁迅全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7]黄毅著.明代唐宋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8]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9]陈文新主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0]王书才著.文选评点述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1]茅坤著.张梦新,张大芝点校.茅坤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42]左东岭著.明代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3]罗宗强著.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4]范凤书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45]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46]吴作奎著.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47]吕靖波著.明代文人游幕与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8]廖可斌著.明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49]张慧琼著.唐顺之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50]孟伟著.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51]黄霖主编.文学评点论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二、期刊论文


    [1]张梦新.《湖州市文化艺术志》补正五则[J].浙江社会科学,1999(04):138-139.
    [2]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93-96.
    [3]林春虹.茅坤与明代古文评点兴盛[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49-53
    [4]何诗海.明代辩体批评的成就[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3):145-150.
    [5]姜云鹏.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J].社会科学家,2013(03):122-125.
    [6]孙彦.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4):123-127.
    [7]孙彦.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J].船山学刊,2013(04):148-151.
    [8]姜云鹏.唐顺之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J].理论界,2013(06):132-1344.
    [9]杨贵环.唐宋派对柳宗元的评点——以《文编》为中心[J].湖北社会科学,2014(08):124-13
    [10]孟伟.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J].北方论丛,2015(01):42-47.
    [11]张慧琼.唐顺之“本色论”考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32(04):27-30.
    [12]陈文新,王冯英.由唐顺之由文入道看文学史与哲学史之相关性——《明儒学案》视野下的唐顺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4):102-107.
    [13]林春虹.茅坤评点的传播与刊刻形态的变迁[J].文艺评论,2016(12):50-57.
    [14]林春虹.茅坤古文评点对情辞关系之阐释[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38(03):58-63.
    [15]陆德海.论茅坤的唐宋派领袖地位[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1):33-34.
    [16]吴冬冬.试论唐顺之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2):1-5.
    [17]林春虹.茅坤评点的传播与刊刻形态的变迁[J].文艺评论,2016(12):50-57.
    [18]林春虹.茅坤古文评点对情辞关系之阐释[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38(03):58-63.
    [19]黄卓颖.茅坤《汉书钞》及其评点价值[J].新世纪图书馆,2017(06):75-80+90.
    [20]洪本健.古文评点在文章学系统中的重要作用[J].国学学刊,2018(04):82-87+142.
    [21]罗剑波.论文学评点之兴[J].齐鲁学刊,2019(01):116-121.
    [22]李文胜.元末隐士群体的同题集咏与诗风变迁[J].励耘学刊,2020(01):125-140.
    [23]李文胜.元代咏事诗同题集咏析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02):100-110.
    [24]沈斌.王阳明心学及其对晚明性情文学的影响[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2(01):53-58.


    三、学位论文
    [1]张荃.《史记钞》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8.
    [2]林春虹.茅坤与明中期散文观的演进[D].首都师范大学,2009.
    [3]张秋娥.宋代文章评点研究[D].武汉大学,2010.
    [4]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D].复旦大学,2013.
    [5]周洁.茅坤《汉书》评点研究[D].兰州大学,2017.
    [6]纪田田.唐宋派《史记》接受研究[D].西南大学,2017.
    [7]陈柔.明代《庄子》文章评点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8.
    [8]何梅.明代《史记》选本及茅坤《史记抄》意义探析[D].西南大学,2018.
    [9]莫琼.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D].西北大学,2019.
    [10]李宛颖.过珙《古文评注》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
    [11]李梦露.邹思明《文选尤》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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