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统帅、福建总督姚启圣传记

姚波

第三篇　乡试第一，初任知县


请八旗开科，中乡试第一


顺治初年，八旗子弟鲜有人员参加科举考试。至顺治十年（1653年）始建八旗官学后，方才兴起。康熙元年（1662年），启圣公以布衣上疏，请八旗开科。


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起，各省同时举行乡试，择优选才，时礼部尚书（满）为祁彻白（康熙元年二月任；康熙六年三月被鳌拜无故免职；鳌拜被抓后于康熙八年七月平反，后复职）、礼部尚书（汉）为沙澄（？－1696年，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任，康熙五年八月丁忧）。


八月初六，以内弘文院检讨白乃贞（资料附后）为顺天乡试正考官，检讨詹养沉为副考官；八月初十，复行满洲、蒙古、汉军生员乡试，以内弘文院学士罗敏、内国史院侍读学士苏鲁木、礼部左侍郎布颜为主考官；十月初六，以内弘文院侍读萧惟豫为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内秘书院侍读张贞生为副考官。


八旗乡试，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为一类，汉军八旗为一类。满蒙八旗只考满文或蒙古文一篇。汉军八旗考《尚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第二场、第三场分别试论、策各一篇。最初，各地的八旗都参加顺天府乡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满、蒙、汉八旗均同汉人一同参加乡试。八旗应试前，要考骑射。骑射合格，方准乡试。


康熙二年九月初七（1663年10月7日），公布八旗乡试录取的156名举人（满洲齐兰保等21名、蒙古布颜等17名，汉军最多，取中姚启圣等118名），咨送吏部录用。


这考中的118名汉军举人中，共有镶红旗籍19名，分别为：






姚启圣（佐领：柯森）、王秉诚（佐领：王秉仁）、吴游龙（佐领：赵琏）、郎秉中（佐领：申宏谞）、刘登科（佐领：柯彝）、田恩远（佐领：陈启泰）、田腾龙（佐领：陈启泰）、卞三畏（佐领：陈启泰）、喻良（佐领：申宏谞）、蒋维藩（佐领：郭洪臣）、高元爵（佐领：孟熊飞）、张大成（佐领：孙应聘）、卢豫（佐领：柯彛）、凃应选（佐领：王秉仁）、鲁可变（佐领：罗世清）、潘士瑞（佐领：吴国鼎）、刘文灿（佐领：郎化麟）、黄杰（佐领：王秉仁）、柯永新（佐领：尤国才）。






这19名举人中，包括这次八旗乡试第一（称“解元”）的姚启圣，先后至少有14人就任知县以上官职，分别为：






姚启圣（香山县知县）、王秉诚（大竹县知县）、吴游龙（京山县知县）、郎秉中（宝应县知县）、刘登科（溧水县知县）、田恩远（长阳县知县）、卞三畏（汾阳县知县）、喻良（彭泽县知县）、蒋维藩（博兴知县）、张大成（道州知州）、卢豫（潍县知县）、潘士瑞（铅山县知县）、刘文灿（鄠县知县）、柯永新（光泽县知县）等。






这次八旗乡试的三名主考官，分别为内弘文院学士罗敏、礼部左侍郎布颜、内国史院侍读学士苏鲁木：






罗敏：顺治十八年九月初三，升工部郎中罗敏为内弘文院学士；康熙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升内弘文院学士罗敏为吏部右侍郎。康熙四年四月十八日，转吏部左侍郎。康熙六年三月十一日，为兵部左侍郎。康熙八年六月初十日，转为兵部右侍郎。康熙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右侍郎罗敏以年老乞休，命以原官解任。


布颜：顺治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吏部遵旨设内三院，各设满洲大学士一员、汉大学士一员、满洲学士二员、汉军学士一员、汉学士一员，其中内弘文院著蒋赫德、李霨为大学士，布颜、王熙为学士；顺治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四，内弘文院学士布颜为礼部右侍郎；康熙元年二月十一日，转任礼部左侍郎；康熙二年八月初十日，礼部左侍郎布颜等三人为主考官；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升礼部左侍郎为礼部尚书；康熙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亲王杰书等遵康熙覆奏，推算历法有差错，李霨、布颜、明珠、黄机、王熙、索额图等人同往测验；康熙八年九月初五日，礼部尚书布颜以原品随旗行走；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布颜赴山东兖州，用“镇东将军”印，管辖蒙古兵，以应对三藩之乱；康熙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令将军布颜率往河南府镇守，此时福建、浙江俱已底定，兖州不必驻防；康熙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镇东将军布颜疏言：臣所统八百名兵、俱系蒙古、难于应机调遣，请发满洲兵，令臣兼辖、以资战守（得旨：陕西大将军公图海400名满洲汉军兵酌发河南，河南蒙古兵400名率赴图海军前）；康熙十六年正月十二日，命镇东将军布颜暂驻河南怀庆。　


苏鲁木：天聪八年（1634年），蒙八旗的苏鲁木等16人成为清朝的第一批举人，被“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






特别一提的是，其中曾任镶红旗（汉军）佐领的陈启泰（？－1674年），后历任福建漳南道、巡海道道员。康熙十三年（1674年），藩王耿精忠叛乱后勾结郑经攻占漳州，陈启泰引弓弦自绞而死，其余二十一人家人皆饮毒酒而亡，其幼子年方六岁。被赠“通政使”，又加赠“工部侍郎”，被追谥“忠毅”。康熙二十二年福州建“陈忠毅祠”，康熙帝御书“忠义流芳”为祠额；雍正年间入祀“昭忠祠”；乾隆帝特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妻刘氏予祭葬，荫一子入监读书。陈启泰之子陈汝器，以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员缺用，官至工部右侍郎、安徽巡抚。


另一位是该科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白乃贞（1618－1683年），为陕西清涧人，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任顺治大训纂修官。康熙二年，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秉公取才，不附权贵、守正不阿。后得罪权贵回乡，开办书院，教授有方，门生后代多擅诗文，热心教育。又重视方志，鉴裁重修《延安府志》和《米脂县志》。其为诗真朴，善学香山（白居易），《慭斋存稿》四卷载入《四库全书》。所在白氏旧宅大门上亲撰门联“勉学亲耕真事业，存心积善旧家风”，门匾为“世德清风”，尽显其品德之高洁、家风之清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与乃贞公同一年去世。在现存的墓碑上，“皇清翰林院检讨蕊渊白公之墓”字迹斑驳，至今可见。






香山赴任，危机四伏






康熙三年（1664年），八旗乡试的新科头名举人（解元）姚启圣赴任广东香山知县一职，从而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从政之旅。


在当地的《香山县志》（清，田明曜主修、陈澧总纂）上，这样记载姚启圣的这段从政经历：






姚启圣，浙江会稽人，康熙二年中乡试第一（解元）。康熙三年任知县，以沉毅著称，有文武之才。上任伊始，便以兴利、除害为己任。时值南方饥荒连年、盗贼频发；香山濒临大海，海寇出没无常。启圣闻悉海警，即刻率军前往抓捕，部下军士无不奋勇争先，海寇皆被挫败而去。又开诚布公，广设方略进行剿抚；因地制宜施行边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康熙三年，香山地界再奉命迁界西北各乡，迁徙的百姓携妻带子，哭喊声载道；而督迁各营的武官并未约束兵士，任其恣意俘掠。姚启圣手持利刃上前，极力反对他们的行为，并愤怒地与官兵争论，“这些都是我的子民，颠沛流离至此，已经民不堪命，怎么能忍心再听任你们肆意掠夺？！”官兵们最终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惭愧地归还了所掠夺的士女，无数人因此得享安然无虞。公务之余，则循行阡陌之间，鼓励农桑种植。尽管政事繁忙，但他仍然关注学校教育、培养人才。文人授业、学士诵读之声，未曾停歇。


离任之日，士民们哭泣着送行，甚至越过邻境。父老们至今（注：该《香山县志》修撰于光绪五年）仍在歌颂、思念着他。后来，由于征讨台湾等功绩，他被提拔为福建总督，以及“兵部尚书”“正一品”“太子太保”等衔。当地人们如此评价启圣公：“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云。（注：全文附本书传记篇目）






在上述香山县志中，编者给予了姚启圣极高的评价。事实上，经笔者整理的现有资料来看，姚启圣在香山从政期间，还远远不止发生了上述事件，且看笔者给您一一道来：


话说当时清朝时期的香山县县域，包括现在的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广州市、佛山市部分地区。其所在“珠三角”地区，现今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早已属于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作为著名的侨乡，在近现代历史上人才辈出，还诞生了诸多政界名人，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盛世危言》中提出君主立宪的郑观应、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陆皓东、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仁、民国最后一任驻英大使郑天锡、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凡夫等。


而香山设县，始于南宋的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时任香山海防武官陈天觉、东莞县令姚孝资，以“役属东莞，以船输役，江上经常被盗，输役往来不便”的题请，朝廷将香山岛从东莞改为广州管辖，并以当年九月“升广州香山镇为县”，香山自此成为县治。巧合的是，成立县治的这一日，恰好与姚启圣的生日同为九月十五日（农历）。另外，与姚氏世代友好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文正公（范仲淹，989－1052年），也曾在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庆历六年），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这一日，近年又被岳阳市确定为“岳阳楼日”。


前文已知，与姚启圣同为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的举人，多任知县一职。因为清代知县的任用，规定由进士、举人、贡生、捐纳人员以及吏员担任。据统计，清代任用的进士、举人出身的比例约为74%，捐纳占比约为16%，剩下为其他出身。


而任职规则，自顺治十四年起，废止了之前以赋税多寡来划分县等级的诸多弊端，改而以政务繁简将各县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雍正时，再以“冲、繁、疲、难”四字要诀，确立了县的分等制度为定制，其中“冲”是指交通要地，“繁”即政务纷繁，“疲”即税赋多有拖欠，“难”即民风刁悍、命盗案多；并据此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


显然，姚启圣作为乡试第一名，此时初任的香山县为所有县等级里，既不是执政条件最好的“简缺”，也不是最差的“最要缺”，但在“疲”（税赋多有拖欠）与“难”（民风刁悍、命盗案多）两方面极为严重：


一是“疲”：岁比不登，前令坐负课系狱者七人；公叹曰：“明年增吾为八矣”！乃张乐置酒，出七人于狱痛饮之，为治装遣归；而通牒太府曰：“七令名下应追金十七万，已于某月日收库讫”（《清史稿·姚启圣列传》）；


二是“难”：时澳门贼霍侣成猖獗，督、抚不能制；公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平息（《清史稿·姚启圣列传》）。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二十日，广东总督卢崇峻（汉军镶黄旗人）疏报香山县知县姚启圣招抚蜑寇（流寇）黄起德等，共四千余人（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另外，由于沿海地区正当时普遍施行迁界禁海，这些地区政务纷繁（即“繁”），也在所难免。在香山县志姚启圣列传中，也提及时值“倥偬”，说明政事繁忙。


关于香山县令一职任期，因其属于“沿海缺”（沿海地区之官缺，属官制名），与广东其他的东莞等13县、福建闽侯等9县、浙江、海宁等17县；江苏太仓等10县、山东胶州等7州县，均为沿海缺。凡沿海缺，其职官之历俸、升迁，与施行边俸（边地官员的俸禄）地区的官员相同，同为三年的任期，少于其他五年的常规任期。“沿海缺”的执政之难，故任期内政绩无过错，三年任满即可得以升迁。从时任县令姚启圣的政绩上看，康熙四年招抚4000余海盗，更得到了康熙帝的嘉奖，其升迁之路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在鳌拜专权乱政，沿海地区施行迁海令，导致民不聊生、海盗猖獗之际，能取得如此成就殊为不易。从史料上可知，三年任满之际对知县姚启圣的考核评语为：“材猷骏发，敏干有为，首平才长，政勤。”也就是说，因其才略过人、干练有为、才华一等、政绩勤勉，其政绩被列为“一等”。


同年（康熙六年），一代廉吏、时任罗城知县于成龙（1617－1684年），也被广西巡抚金光祖、两广总督卢兴祖推举为“一等”。而巧合的是，于成龙在福建任职按察使（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一日任）、布政使（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任）期间，与总督姚启圣调控泉州粮价、纾解民困等方面合作无间，同样获得当时百姓的盛赞。






鳌拜专权，迁界禁海






八岁登基的康熙幼弱，四大辅政之臣中索尼年老（康熙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六十七岁索尼因年迈染痾病逝），遏必隆庸弱，苏克萨哈望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争。


鳌拜等权臣为应对台湾郑氏，所执行的“迁界禁海（迁海令）”之政，给沿海百姓带来了沉重、深远的影响。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的二路迁界大臣中，一路为兵部尚书（顺治十七年六月至顺治十八年九月任）苏纳海同兵部侍郎宜里布，往江南、浙江、福建三省会勘迁海界线；另一路为镶黄旗蒙古副都统科尔坤与兵部右侍郎介山，到广东（含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勘界。






例：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广东迁徙沿海居民，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元年，朝廷令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南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沈永忠、提督杨遇明等巡勘潮属濒海六县，筑小堤为界，建墩台73座，徙内地50里；


康熙元年，因闽寇郑经猖獗，朝廷令濒海居民徙内地五十里。二十一日，吏部侍郎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藩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沈永忠、提督杨遇明等八十余员，率马、步兵二万五千人，从揭阳县桃山砲台巡历定界应迁之地（美都邹堂、池边、新埔、枫朗、青屿、洪岗、大寮等十余乡，并在邹堂、枫朗、古德院、塔岗、洪岗），插标为限，拆墙毁屋，以绳直之，建墩台；


康熙二年（1663年），惠来知县李济覆勘绘图，立界划沟。二月初八日，镇海大将军王国光到砲台视察迁界情况，供给颇苦。八月二十七日，侍郎硕图、固山、宜里布、总督卢崇峻，巡视边界竖旗。侍郎科尔坤来广东勘明潮州六厅县所有沿海疍民，悉迁内地，一切田园庐舍，概行拆毁，地方文武，严查其出入，以杜海寇之接济。这一年，清廷批准广东迁移沿海田地无征银米，悉予豁除；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再次实施“迁界”。三月，清廷遣吏部尚书宜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覆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除已经内迁的州县再次内迁外，原来不在迁界范围的顺德、番禺、南海、海阳４县居民也要内迁，做到彻底“尽夷其地，空其人”。并增筑墩台84座，各设栅栏，以严出入；


康熙元年、三年的两次迁界，惠来县共迁去土地1663顷，占全县可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67.88%；迁移随粮男丁1374人，妇女1770人，共3144人，占全县实在丁口26.56%。惠来县共5都，“迁去大坭、隆井二郡，惠来、酉头、龙溪三都之半”，迁移之地占全县大半。康熙四年正月，筑建墩台，东北自潮阳交界石坑起，至本县南门外墩止，西南自南门外起，至海丰交界吊旗山止，共计墩台二十九座，墩外剜浚边沟，广五尺，深一丈；


康熙五年（1666年），盐价腾贵。迁界以后，盐埕悉在界外，民间淡食，至汲潮水及烧煎卤草以用……






然而即便如此，鳌拜仍然对广东界的“迁海令”以执行不力为由（所定海界不予册档注明离海里数等因），于康熙二年四月通过鳌拜党人、吏部尚书阿思哈将科尔坤、介山等人先后革职，其中：






介山（？－1695年），康熙二年四月（1663年）被鳌拜以广东迁界事革去兵部侍郎之职。鳌拜被抓后的当月（康熙八年五月）被起用。十二年（1673年）四月，授太仆寺卿，旋迁大理寺卿。十三年（1674年），兼管佐领，授户部右侍郎。十四年（1675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同年十二月，受命同兵部侍郎乌努春赴福建参赞军务，以配合进剿郑锦。十六年四月（1677年），迁刑部尚书。十九年（1680年）六月，康亲王将班师，康熙令介山率一千移驻杭州，即率出征福建之察哈尔兵还京。二十年（1681年）五月，调吏部尚书。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调礼部尚书。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卒。


科尔坤，康熙元年八月十六日升任刑部尚书；康熙二年（1663年），科尔坤再至广东，勘明潮州六厅县所有沿海疍民，悉迁内地。六月，刑部左侍郎尼满取代其成为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江南道御史郭琇疏参大学士明珠等人时，涉及明珠党人的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侍郎傅拉塔、左都御史葛思泰等人袒护同属明珠党人的河道总督靳辅。直隶总督（小）于成龙则仗义执言，明珠及其党人因此先后被罢官。在《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最后提及科尔坤的一条记录，便是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康熙皇帝认为户部之弊端，始于前任尚书科尔坤、佛伦的弊政。科尔坤之女伊尔根觉罗氏，即为胤禔嫡福晋，康熙二十六年所嫁，所生四女一子均天不假年。


苏纳海（？－1666年，时任大学士、户部尚书）、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大臣，于康熙五年（1666年）十一月因反对圈地被鳌拜诬陷入狱。次月，鳌拜矫旨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鳌拜被抓后的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三人被恢复生前职务并赐予谥号。


宜里布（？－1678年），康熙二年（1663年）再到广东。八月二十七日，侍郎硕图、固山、宜里布、总督卢崇峻，巡视惠来县边界竖旗。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再次实施“迁界”。三月，清廷遣吏部尚书宜里布、兵部侍郎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覆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并增迁“顺德、番禺、南海、海阳”等四县。该年，广东迁移沿海田地赋税悉予豁除。宜里布还京后，擢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七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康熙十三年（1674年），藩王吴三桂反，宜里布随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从征。十七年（1678年），驻守永兴时，殒于阵前。






赴任之际，民生凋敞






姚启圣赴任香山县令之际，因为之前的迁界禁海政策，税赋已连续多年未完成，前七任县令均因此入狱。这个县太爷位置，着实不好当，姚启圣对此只能仰天而叹：“明年增吾（姚启圣）为八矣”！


早在顺治年间，郑成功部将施琅（汉军镶黄旗人）、黄梧、黄正色（后改姓万）等部下将领先后归降，清廷随之采用黄梧、施琅及沿海执政官员等人的策略应付郑氏对东南沿海的侵犯。


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清军攻克广州后，为招抚濒海民众，清政府颁布了《广东平定恩诏》，率先在广东实行“禁海令”，规定“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至巨寇并罪逃之人，窟穴其中，勾引剽掠，虽从前犯有过恶，如能悔过投诚，概免其罪，即伪官逆将、寄命海上者，果能真心来投，亦开其自新之路”，“其海寇则严禁接济，设法提防”。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十九日，兵部议覆浙闽总督屯泰又进一步疏言：“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帝采纳了此建议，并于次年七月正式实施，并将“禁海令”实施区域进一步扩大至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等省：


“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一并议罪”。


如此五年多的全面海禁，使令当地税收、民生影响极大的情况下，仍未能完全割断海内外联系，沿海各地对明郑势力“粮、饷、油、铁、桅船之物”接济（走私）不绝，东南沿海战事仍然不断。之后，在康熙（时年八岁）登基之际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任太子太保、一等海澄公的黄梧，向辅政大臣鳌拜（约1610－1669年）建议施行包括“迁海令”在内的“平贼五策”，分别是：


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居民强行内迁，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迁海令”）；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十月初三日，斩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一说斩于北京菜市口）；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等等。


下达的“迁海（迁界禁海）令”还规定，筑造墩台，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开挖界沟设立木桩，以别内外界区，重兵设防，越界者斩。一时间广东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等24个州县的居民内迁30至50里不等，并所有附近海岛洲港皆迁。在界外地区的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田地不得耕种，渔民不得出海捕鱼，凡越出界外者格杀勿论。由此，迁界之民渔业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深受迁海之苦，“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顺治十八年八月，户部尚书苏纳海被派至闽省落实“迁海令”，“村社田宅，悉皆焚弃”，沿海民众听闻多逃至海上。苏纳海回京后，闽省厦门、铜山、金门、澎湖诸岛及附近海域、南澳又被郑氏控制（同年十二月，驻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揆一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次年，经苏纳海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成为历史上首位水军统帅。然而，数月间的三度攻台不利，福建水师屡次遭受重创，惨败的施琅被免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返京转任内大臣，从此度过了十余年的冷板凳生涯。


康熙元年（1662年）年初，“南明”最后一帝“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被缅甸王莽白献于吴三桂，不久，又被吴三桂残忍杀害。四月，科尔坤、介山两位迁界大臣为防范郑氏侵扰，自粤西向粤东依次进行勘界“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向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表之，或遇山则绕山址为沟，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阱，侧足不前”，当巡视至香山地界时“令黄梁都、沙尾、北山、奇独澳、黄旗角、潭州等地滨海百姓悉数迁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三天内限期迁界，贫困无依者不能依令执行的，三日即夷平其地，空其人民”。


有书这样描述当年的惨状（详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南明史》，作者钱海岳）：“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福建）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尤甚”；“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迁徙后，又“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当初（香山县）黄梁都百姓奉命迁时，百姓多恋乡土，在都（相当于现代的乡镇）地的山深谷邃，仍然“藏匿者众”。平藩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名后上报上级，即行复业。百姓信以为真，班际盛便指挥军队，按名单命令百姓自前营入、后营出。但百姓一入军营即杀，无一幸免。复界后，发现枯骨遍地。禁海造成的海防空虚，导致海盗猖獗和民变不断，当地不得安宁：康熙二年（1663年）七月，广东总督卢崇峻遣兵赴东莞、新安歼贼九百余。八月，命同都统宜里布查勘边海。九月，复捕斩香山贼首赵劈石、兴宁贼首李宗韬，而广西贼首陆明初、谭国经、谭化春、韦太宁等流入广东廉州为害。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卢崇峻檄游击安邦等击斩之。而海盗苏利既降，任职碣石卫，畏迁徙，复叛乱。九月，卢崇峻与平南王尚可喜合兵捣剿，擒苏利诛之。而界外土地全部抛荒，民生凋敝，地方赋税自然难以完成，仅闽粤两省每年分别损失二、三十万两不等。如福建省二十年间，“（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百姓抛产弃业，流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而广东损失更大，该省“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


姚启圣就任知县之前的连续七任官员因此无法完成税赋，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就任的香山县沈兰（字丹颖，德清人，贡生）。沈县令就任中途便被劫行李，就任之日即“斋宿告城隍，著誓章以见志，手书而口诵之”。时兵荒后，贫富交困，沈兰加意抚循，严汰供应差费，禁戢悍兵市易，流氓土豪一时敛迹，士民始有生意。沈县令又每月二次，请绅士于县堂，课文讲学。其在任三年，颂声日起。但顺治十三年（1656年）施行的禁海措施，仍令其成为连续七任未完成税收的首位香山县令。


这连续七任县令，不仅面临无法完成税赋的窘境，还要应对不时暴发的叛乱：时有番禺船民周玉、李荣，平南王尚可喜以其习水战，被委以游击之任，拥有战船数百只。自康熙元年严海禁，于是调配其船只，分泊小河湾，迁其家属于城内。二年（1663年）十二月，周玉等众不堪忍受，诈称外出海葬，出海纠合亡命之徒，拥有众多战船兵临香山海洲，尽焚哨所及兵营；又复破顺德县，挟持王县令而去。地痞冯大伦等人，又乘机由陆路打劫、放火三日。


康熙三年（1664年）姚启圣就任前夕，情况更为严重。这年春，朝廷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居民，先划一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于是龙眼都、小榄、古镇、黄圃诸乡皆徙。督迁兵士，恣意俘掠。知县姚启圣到任后，力争之才有所收敛。


与平藩左翼总兵班际盛滥杀无辜相比，姚启圣对因海禁而被迫成为海盗的百姓，却是尽行招抚。如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二十日，广东总督卢崇峻疏报：


“香山县知县姚启圣招抚蜑寇（流寇）黄起德等，共四千余人（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获得康熙嘉奖；“时澳门贼（海盗）霍侣成猖獗，督、抚不能制，公（姚启圣）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缚之，澳门始平。”


另外，包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随施琅收复台湾的左都督钟宝等十八乡党，便在此时被招抚。


正因为看到了迁界禁海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姚启圣在后来福建任职期间的措施，多以利民生为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收复台湾后的第一时间，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请复五省迁界以利民生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的上疏中说：






“沿边居民向因逼近滨海，贼艘不时出没，且虞奸民勾通接济，是以部议以福建、广东、浙江、江南等省沿海居民尽令迁入内地，画定界限，分布官兵，以防透越。一时残黎未免有安土重迁之苦，抛弃庐舍，尽失故业，辗转沟壑，不忍见闻”，“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


“今福建之界已蒙皇恩准臣疏请复还已三年矣，反使为闽波累之浙、粤、江南、山东、北直之界尚未还民，皇仁普遍，谅必有所不忍也。迁界虽为闽省波害，而事属隔省，臣如焚如溺于其中，隐忍而不敢发又数年矣。”“自迁界后，不独五省之民失业流离；伤损国家赋税，二十年来何止几千百万。今皇上恩威远播海外，而尚使前田犹委榛莽，损国病民，诚为可惜。”而复界后“（六年之外照例起征）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渔盐之利于无穷矣。”






而在题为《请开六省海禁事本》（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的上疏中说：






“海贼窃踞台湾，沿海出没，勾引各省奸民，私通透越。为苟活计，甚至私造楼船，侵犯内地沿边，抢掠荼毒生灵。万不得已廷议迁海，今已二十余年矣。沿海渔盐、洋贩之利，阻绝不行，民生已困，国计更绌”，今“澎湖攻克，台湾内附，根株净尽，山海廓清”，如开海禁后，“沿海六省听民采捕，以资生计，洋贩船只照例通行，税宜从重，禁宜从宽。使六省沿海数百万生灵均沾再造，而外国各岛之货殖金帛入资富强，庶几国用充足，民乐丰饶，将再现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一月十一日，姚启圣过世（当月末）前夕，康熙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前往福建、广东等地主持沿海展界事宜，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廉洁自持，勿似从前差往人员所行鄙琐也”。八个月后，内阁学士席柱复命时说，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得“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


到任三年后（康熙六年，1667年）为民生、税收擅开海禁，死罪难逃之际，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的陈恭尹为时年四十四岁的姚启圣写下了祝寿诗句（附后文），对其为黎民百姓之深情，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姚启圣在香山的任职、经商经历，为其福建总督任上千方百计让百姓“返界（展界）”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平三藩”“平台”期间的超常规做法埋下了伏笔。或许今人无法想像当年沿海百姓对“开海展界”的欣喜之情，幸运的是当年福建各界留下了《八闽童谣》《全省子民痛哭总督大老爷姚（启圣）恩德述略》《再造全闽鸿功碑》等《闽颂汇编》资料中，得以窥见一斑。而姚启圣在香山时又崇尚文教，至今流传多个传说。






崇尚文教






㈠为卢相公授匾






据《香山县志·姚启圣列传》（清，陈澧）记载，姚启圣任香山知县时，在政事繁忙之余，却能留心学校、培植人才。以至于文人授业、诵读之声，未曾停缀。而离任之日（笔者按：实为擅开海禁案发之际），士民涕泣、奔送逾于邻境，父老至今歌颂、思念不止。


其中，时任香山知县姚启圣为崇尚文教，曾为一位香山籍卢志中（1593－1668年，敬称“卢相公”）的授业学堂题匾。卢相公所设学堂的香山长沙墟（今属“珠海市香洲区”），每年九月初四所举办的“卢相公诞”活动，至今已延续300多年。


话说明末清初，地处水陆交通要地的香山县长沙墟，是香山盐业交易的主要商贸场所。目不识丁的盐民们，请了金鼎上栅一位叫“卢志中”的教书先生，前来开馆授业。这位卢先生，博学多才、仁厚爱生、潜心育人，“为教必先品行而后文艺”，通过指点学童启蒙读经、传道解惑，先后为当地百姓培养了一批知书明理的弟子，开创了香山乡村文教的先河。


当时的香山县令姚启圣，为表彰卢相公的高尚品行、弘扬香山文教，特意在其学堂，专门题匾“端儒堂”。


在卢相公将毕生精力献给文教事业后，当地百姓还将他敬祭为“先贤先师”，又筹款建“卢相公庙”。每年九月初四的“卢相公诞”之日必来拜祭，祈求人才辈出、地方兴旺，香山县尊师重教之风渐成习俗。卢相公事迹，也得以收录于《香山县志》。而知县姚启圣，因其对香山县人的种种善政，得以收录香山县志列传，并入祭香山名宦祠。


2002年，长沙墟村虽因城中村改造而悉数被征用，所在村落也已不复存在；但已传承尊师重教传统300余年的长沙墟人于2012年重新举办“卢相公诞”纪念活动；2020年，该“卢相公诞”传承基地，获批珠海市香洲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香山有位卢相公，学富才高通诗书。受邀客居长沙墟，兴学办教育桃李……”


现今这首新编粤曲《卢相公颂》，道不尽300年前香山名师卢志中卢相公的教书育人功绩，也同样述说着康熙初年时任香山知县姚启圣崇尚文教事业的功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山人（今珠海市淇澳岛人）钟宝（详情附后），出身贫贱，年少时捕鱼、屠宰为生，后因生活所迫，与江起良、姚逢生、苏义和及宝弟豪、义和等18乡人，成为海盗，人称“十八党”，当地官府无可奈何。到任之后的姚启圣知其为生活所迫，感召之下18人悉数归降。


在姚启圣在三藩之乱中获得重新起用后，熟识风情潮汐的钟宝等20位香山人第一时间跟随姚启圣平叛，先后收复浙闽台三地。钟宝后来官至左都督、陕西潼关参将、固源镇西路副将等职。《清史稿》记载其“抚兵民有恩，称为钟佛子”等事迹，陕西华阴当地百姓在城西为其建祠、绘像祭祀。


而天启四年就任的诸暨县令毛可珍，与康熙年间的福建永春博士、永安县教谕、湖广安仁县令毛天翀，父子二人均与姚启圣交好（详情附后）。


从清初的民风彪悍，到近现代名人辈出，香山人以其务实、拼搏、进取的精神，形成了香山地区独特的“香山文化”。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香山，不仅成为中国著名侨乡，更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正是这样的氛围之下，香山地区诞生除了前文已述的孙中山、郑观应、容闳、陆皓东、唐绍仪、萧友梅、陈友仁、郑天锡、李凡夫等名人之外，还有：


中华百货之父和实业兴邦第一人唐廷枢、现代中国百货先驱马应彪、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中国近代印刷业开创者黄胜、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央美院首任校长郑锦、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创者萧友梅、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苏兆征，以及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孙眉、林锵云、孙科、陈芳、杨匏安、欧阳庚、刘思复、郑天锡、黄居素、陈君葆、李凡夫等人。






㈡毛可珍、毛天翀父子






毛天翀，字汉翼，广东香山人。秀才，好学有才略，原诸暨知县毛可珍第五子。


其先湖南耒阳人，洪武间从军入粤，因征贺县（今属广西贺州）授香山百户，始居香山。在香山知县姚启圣因擅开海禁被罢免，久居他乡、彷徨失意之际，仍与之交好。三藩之乱后，毛天翀与钟宝等20余位香山人随同姚启圣、姚仪父子征战浙闽。先后任福建永春博士、永安县教谕、湖广安仁县令等职，有政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上任的永安教谕毛天翀，在永安的母亲河秋乡江（今称“秋香江”）上曾赋诗一首，诗文如下：






秋江晚泊






秋江一片总无烟，乱泊平沙见客船。


几处樵歌喧古岸，一群鸥影聚寒泉。


夕阳荡漾中流里，初月微茫野渡前。


此际正堪斟竹叶，清吟遥对白云天。






执掌永安教谕之初，顺治五年毁于流寇的残留学宫建筑，早已不蔽风雨。教谕毛天翀遂与知县赵平格（河南祥符人）、训导陈简命、典史刘之珏、贡生范漳、刘曰智，监生温育桢、温道成，生员郑鸿勋、刘文明、邱道宏等人，倡建永安学宫，先后在紫金山建成先师庙、大成门、名宦祠、乡贤寺、夹门、泮池、棂星门、启圣祠（雍正元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文昌祠、尊经阁、仪门、学署、射圃、照壁等建筑。次年，新任知县张进箓，捐俸银扩建了尊经阁，买了诸多经史典藏供学子借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立“三都义学”于学宫西侧。教谕毛天翀随即到附近的古名、宽得、琴江等三个都（相当于“乡”）招收学童，“训释经书、课文艺”。不数年，永安城内书声琅琅。


在“岩岫回环，溪流绵络”“不五里而四、五涉溪，不十里而六、七逾岭”偏远之地，得以相继修建学宫、三都义学，时任知县张进箓曾感慨道：这么好的风水、这么好的义学，可以让本县士人负笈而来读书，闲时可以颂诗鼓琴，学子们以“羽翼圣贤之业相期，以尧舜君民之道相勉”，这真是偏远之地的盛事啊！


之前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个人自掏腰包，对全省所有学宫进行了普捐，共捐学田1496亩，计捐银5000余两，其中永安县学共获得的学田，折合田租米一十八石二斗。在永安县学的学田碑文上，总督姚启圣为使“兴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册，也为了更好地收取学租，“凡耕种他所捐土地的佃户”编排起来，另置一户于首图，甲首之名同为“姚兴儒”。“姚兴儒”户下的田地、佃户和租额等即归属永安县学。


姚启圣作为历代教育捐置学田学租最多的福建主政官，对此《清史稿·姚启圣列传》等史料这样评价姚启圣：“生平慷慨仗义，挥金如泥沙，尤恤文人；各属皆置学田，培寒畯。”


作为下属的毛天翀，很好地执行了姚启圣的“兴儒”方针，其出色的政绩被擢升湖广安仁县（今属湖南省郴州市所辖县）知县。知县任上，廉洁自律、兴利除弊、爱民如子，广受百姓称誉，据《香山县乡土志》：






毛天翀，字汉翼。孝廉可珍第五子也。好学能文有才略。为邑诸生，旋食饩。伯兄尝被诬，天翀罄产出之。会邑令姚启圣罢官羇旅（久居他乡）侘傺无聊（彷徨失意）。天翀与相契，以千金资其入闽，后征讨台湾，因辟天翀为从事。军兴旁午，凡百所需，天翀无不立办。台湾居海岛，非船不进，时泉州永春山峒多天木，而峒蛮负险恃顽，乃署天翀为永春博士，理谕诸酋，遂得木造船，连复十九寨，及金门、厦门诸隘，抚剿并行，多用其策，叙功二十二次。归适遇宗人构难，走避湖湘，启圣求之不获。后以选贡。就惠州永安教谕。初，天翀之署永春也，留心造士，比至永安，尤加意作养，有贫不能赴试者，助以资斧，自制府中丞以下，咸褒美之。迁湖广安仁令，甫下车，禁陋规请托，兴利除弊，县有停棺不葬者，劝其豪右，捐地任民安厝，贫者捐俸佽之。半载葬棺数百，无复停柩。舆人有来暮之歌。去任日，攀辕者相属于道。卒年七十有九。






姚启圣出生的这一年，毛天翀之父、举人（1603年中举）毛可珍出任诸暨知县（1624至1626年任），崇祯元年前后任静海知县。


附《香山县志·毛可珍列传》（清，黄培芳、祝淮）：






毛可珍，字美仲。原名元恺。其先耒阳人，洪武间从军入粤，授香山百户，因家焉。生而端悫。万历癸卯举于乡，知诸暨县。县在万山中，夙称难治。可珍月吉读法，进父老讲仁让，政大和。暨阳有义冢，势家溺堪舆言，欲尽夺之。可珍持不可。乡人名其地曰：毛公地。俗多溺女，为严连坐法，由是存活者众。贫民以男女为质，逾期没为奴婢，可珍计其偿直，还诸父母。调静海时，庐田久为豪家私庄，岁耗课额，可珍下车不数月，宿弊顿清。晚年高蹈不出。卒年八十有八，康熙十二年祀乡贤。






始建于明代的西山寺（今属广东中山），初为乡贤毛可珍读书之所，后改为寺院。经清代顺治年以来的多次增修，1990年被中山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现存明代毛赤诚、毛可珍，清代毛天翀、毛藻颖等名人事略的碑刻。毛可珍还曾为其四世伯祖、明代刑部广东司主事毛吉（1424－1465年）写有挽诗，以纪念忠襄公为平叛而英勇被害之事：






挽四世伯祖忠襄公诗






西风凭吊景前贤，豸绣威名著简编。


暂建朱幡辞北阙，独乘骢马驻南天。


擐躬甲胄平诸峒，横槊鸿文涌百川。


恩渥九重深雨露，越台遗构拟凌烟。






㈢钟佛子（“姚家军”之“钟宝”）






钟宝（1645－1704年），字悦豪，广东香山人（今珠海市淇澳岛）。清初收复台湾有功，从姚启圣知遇之恩，尽力辅佐，屡立战功，为姚之得力助手。


钟宝出身贫贱，年少时捕鱼、屠宰为生，后因生活所迫，又熟识风情潮汐，乃聚江起良、姚逢生、苏义和及宝弟豪、义和等18乡人，聚啸海上走私与打劫，人称“十八党”，官府无可奈何。恰姚启圣为香山县令，知其为生活计，招之降。公见宝谓人曰：“此信布俦也”。后，启圣为民生计，擅开海禁，被朝廷夺官返籍，钟宝复为海盗。“三藩之乱”中，从姚启圣部，每战辄当前，所向有功，屡受清廷嘉奖。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耿精忠在闽浙叛乱，清廷下令讨伐。姚公从康亲王征闽浙，知钟宝质朴有勇略，谙练风潮，偕同降者二十人隶麾下。初，康亲王辟启圣为参谋，署诸暨县令，与子姚仪、钟宝从击浙之紫阆山、枫桥，平之。时，姚公子仪，高七尺，雄魁伟岸，千夫辟易。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踯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钧，百步之外洞数札。畜壮士张黑子（张旺）、钟宝、王三痴（王英，即吴英）等十人，尝置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斗，无不以一当百。闽人望见先锋，曰：“是姚公子之旗也”。


康熙十四年九月，命姚启圣、钟宝破石矾、夺杨梅冈，复宣平（三地均属丽水）、太平岭（今属金华）等处，授钟宝为把总。康亲王疏陈姚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部。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姚启圣为清军前锋，随康亲王军合战精忠部，派姚仪等人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师入仙霞关，趋福建。宁海将军贝子傅喇塔，授宝千总，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剿耿军，令剿石塘。宝攻破贼巢，夺盔甲器械山积，乘胜收复云和县、龙泉县及福建松溪诸县。十一月，傅喇塔逝于军中，授都统拉哈达为“宁海将军”。清军先后击败浙江、江西境内的耿精忠部队，分道入闽。


康熙十六年（1677年），温处道佥事姚启圣、千总钟宝等从康亲王部，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姚启圣招降藩王耿精忠，因功升任福建布政使，又兵临广东潮州，郑经仓惶逃回厦门。姚启圣部先后招降刘进忠（郑经部）、韩大任（吴三桂部）等，选韩大任部下精锐2000人作为亲军。


康熙十七年（1678年）春，郑经用刘国轩、吴淑、何佑等统兵反攻，连战皆捷，把清军在福建的主力围困于海澄，福建总督郎廷相（汉军镶黄旗人）辞职。六月，清廷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以筹解海澄之围。不数日，海澄食尽城陷，三万清军全部被歼。姚启圣连上十疏，请调各路大军赴援，并密陈郑经所以能在福建得手，“盖闽人为之用也”，建议“当先以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康熙帝览奏大悦，对诸阁臣道：“闽督今得人，贼可平矣。”特降玺书褒扬。


同年，宁海将军拉哈达、平南将军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师，先后收复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时，侍读学士李光地刚丁忧在籍（安溪）。期间，七月姚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并调各路援军逼近泉州。经将刘国轩等进逼泉州，立营于蜈蚣岭。姚启圣率壮士出战，平南将军赖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九月，刘国轩放弃泉州，集中兵力转攻漳州，兵号十万。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欲弃城走，启圣曰：“贼狃胜而骄，出不意奋击之，灭贼平海，在此举矣。”启圣公之子仪，力能从奔车后掣驷马，皆却步与宝结为股肱，并杨捷、张黑子，赵二、王三痴等十人皆勇冠三军。忽一日，天大雾，吹筚篥者三，姚仪、钟宝等突开城门，持长戈而前，启圣以5000精兵继之，呼声震天。贼不辨众寡，自相跆藉。自辰至酉，杀经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斩首万余级，生擒二千余人，溺死炮毙者无算。


是役也，宝等以兵五千破十万众，事闻议功，由此官升三品游击将军，国轩兵败逃遁，姚启圣因功授“正一品”。国轩奔海澄，姚启圣率部乘胜攻克长泰。姚启圣复遣其子仪进兵同安，巡抚吴兴祚率兵赴援，攻复永春、德化。姚启圣会平南将军赖塔督大兵进攻国轩。国轩攻泉益急，而萧琛遣人驰报将军拉哈达、提督杨捷统满汉兵、兴祚帅闽安水师并至，将士益惧。国轩恐内变，遂断南门二桥阻追兵。全军绕道南安金鸡桥、雪岭抵同安。知琛妄报，以告经。遂斩琛，流其妻子于淡水。姚启圣等遂入泉州、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


刘国轩退守海澄，居天险据之，筑堑高数文，排列艨艟守金门诸岛，相持不决。鉴于海澄与厦门、金门、海坛相首尾，不可猝下，姚启圣先后派遣张雄和黄志美到厦门与郑经议和，皆未成。


十一月，姚启圣在漳州卫设立“修来馆”，专门招抚郑氏官兵，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以示奖赏。有官职的上报吏部以原职起用，有逃走再来冒领奖赏者也不予追究。两年内，共招抚郑经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或就地入伍御敌，或随行征剿，推心置腹不疑，异于前总督郎廷相之怀疑闽人而不敢用。姚启圣奏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指挥福建水师；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官兵，很快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年底，姚启圣奉命在福建再行迁界。于是，“上自福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在界线上安营扎寨，严禁百姓以物资接济郑军，贼渐乏食。黄靖等五镇总兵及朱天贵先后来降，贼势愈蹙。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授宝游击。二月，攻克海仓，复陈州三义河，玉洲码洲等十九寨。三月，收复海澄、厦门、金门诸岛，贼逃归台湾，福建全省陆境被平定。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年六月，总督姚启圣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三年内九次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终获康熙同意。十月，施琅在厦门到任福建水师提督，距离收复澎湖时间仅一年九个月。钟宝所属姚启圣总督亲卫营（督标中军）为水师部中坚，已累进秩都督佥事。而当年六月起，权臣明珠党人数度以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姚启圣。施姚其后合作攻台数次不成，但不是天灾（台风），便是人祸（明珠党人或捏造罪名，或以看见彗星为名阻止），当然更有姚启圣自己背疽发作数度昏迷的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独得专征权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部进军台湾。钟宝与众水师将领经七天激战克复澎湖列岛，随即向台湾本岛进发。船至鹿耳门遇退潮水浅，改航至深水处停泊。这给了对方布防的空隙，于清军十分不利。钟宝根据长期海边生活的经验，向总指挥施琅献计，几天内赶制出一批如雪橇般的泥滑板，趁夜其率清兵数百，夹带武器，蹬泥滑板上岸，向敌船及炮台掷火药罐，在炮声中，施琅带领大军赶到，扑向敌阵。其时执政台湾的郑经之子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于当年中秋时节举岛投诚，国家遂告统一，钟宝因功升“左都督”。十一月底，启圣卒，钟宝遂归。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兵部决议授为陕西潼关参将。在任7年，政绩卓著：奉命追讨前各营因饥借折米银两，（钟）宝念（兵）士皆不能偿（还），具详请免，上官屡驳，宝抒诚恳切，得疏允免追，官兵感泣；教民造筏潼水、捕鱼为利；同时整顿军纪，下令如有军旅随意践踏庄稼者，杀无赦；又一年，陕西饥荒，钟宝（捐）出米二千余石，亲予赈济，饥民感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陕西暴雨成灾，潼关民众乘筏自救，很多人活了下来。


《清史稿》载，钟宝“抚兵民有恩，称为钟佛子”，陕西当地在华阴城西建祠、绘像祭祀。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升为固源镇西路副将，统率八路官兵，拱卫西疆。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以病卒于官，年六十。1942年，钟宝后裔将其骨骸从陕西迁回家乡珠海淇澳村大鹏山百足地安葬。


广东省博物馆现存的一尊大炮及其家乡淇澳岛保存的六门大炮，均是钟宝在收复台湾时缴获的荷兰炮。据珠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伟忠介绍，钟宝从福建告老还乡时，为了防止海盗的骚扰，派遣专人到台湾，运回当年收复台湾时缴获的荷兰大炮。其英勇好义的事迹长期在家乡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鸦片战争前夕，淇澳人民受钟宝爱国爱乡的精神影响，组织武装，奋起反抗西方侵略者入侵，获胜后利用赔款修建了著名的“白石街”，至今被后人称道。珠海博物馆展览中特别复原了这个重要的场景，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在珠海博物馆“海洋纪事”展览中，还陈列着一块康熙皇帝诰命的圣旨牌匾，牌匾的落款日期为清代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十九日，是康熙皇帝封赠钟宝三代的历史见证。叶伟忠介绍说：“1981年钟氏第十八传人钟教在同村人家里见到这块被村民当作‘神牌’的圣旨匾。2009年被珠海博物馆征集回来。”






（摘选自《清史稿》《清耆献类征选编》《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世袭轻车都尉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二十九、《四库全书·陜西通志》卷二十三、《珠海特区报：从“疍家王”成长为将军的钟宝》（2021年6月7日）等）

姚波

第四篇　擅开海禁，鳌拜被擒


擅开海禁，香山案发


迁界禁海政策导致税赋未完成的前七任香山县令相继入狱，再加上台湾郑经祸乱东南沿海，以及“澳门贼霍侣成”之辈海寇猖獗，令督、抚不能制止，百姓愈加民不聊生。看似风光无限的新任姚县令，如不能摆脱如此窘境，次年只能徒增为第八名入狱官员。迫不得已的姚县令竟以白条抵库，号称前七任县令名下的170000两白银税赋已入库，并将他们礼迎出狱，又帮置办服饰，送归故土。


《福建总督太子少保姚公传》（清，袁枚）：广东寇灾，民税不登。知县坐负课狱系者七人。公叹曰：“明年，增吾为八矣。”乃张乐置酒，出七人于狱，痛饮之，为办装遣归，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应追金十七万，已于某月日收库讫。”


救出前七任县令之际，以一己之力担当的姚县令本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对待百姓，注重以德服人，与民生息；对弄兵作乱的澳门海寇霍侣成，则先后两度擒获，最终将其彻底收服。如康熙四年四月二十日广东总督卢崇峻疏报，香山知县姚启圣招抚巨寇黄起德等四千余人。同年十二月初一日，广东岭西道道员佟养钜（汉军镶红旗人）擢升为广东按察使（康熙十五年四月“三藩祸乱”之际，时任广东巡抚佟养钜与总督金光祖先后叛降于伪藩王尚之信）。
海禁虽然打击了台湾郑氏，但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沿海农业生产、渔盐采集、对外贸易等均遭到巨大的破坏，数百万人顿失生计，时人称为“千载之巨变”。时人卢若腾在《虏迁沿海居民诗》这样描述：“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欲渔无深渊，欲耕无广畦。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谿。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福建总督李率泰（？－1666年，1653年至1656年任两广总督）在康熙四年（1665年）的遗疏中也说：“（广东）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
民困至此，广东全境每年损失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常规操作完成税赋自是无稽之谈。得不到有效解决，“悬顶之剑”就始终悬挂在新任姚县令的头顶。而始于明代的海禁政策，200余年间始终与沿海的海（倭）寇祸乱、走私活动相伴随。香山地区，即有澳门葡萄牙人参与的走私活动，地方的官绅私下参与其中。“迁界禁海”政策，演变成了某些官绅“损公肥私”的工具，海（倭）寇祸乱则成为“迁界禁海”的理由。康熙十七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发布文告说：“近闻界内不法居民每每鸠输米谷于贼，公然赍为盗粮。……其中必有为首之人，代贼科敛。”铁面无私的姚启圣，自然不能纵容这一损公肥私的私下走私行径。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这种严峻形势下姚启圣认识到唯有“下澳通商”才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来完成税赋。但擅开海禁，其个人政治风险自不待言。
自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皮烈士请求通商开始，葡萄牙、荷兰等外商或明或暗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都司指挥使黄庆收受葡萄牙人贿赂，将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移到澳门，又允许葡萄牙人租赁澳门暂时居住进行贸易活动。明代海禁政策时紧时宽，海寇祸乱或外贸活动时断时续。
作为通商口岸的澳门，随着康熙元年海禁全面施行，之前与清廷进行有限贸易的葡萄牙商人顿失生计。据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开建援引《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考证，从1662年开始到1664年夏的两年间，在澳葡萄牙人不得进行任何贸易活动。总共有15艘装备精良的葡萄牙船、4艘暹罗国王的船被迫停泊于澳门的港湾之内，任凭狂风浊浪的摧折、腐蚀。它们的主人不敢将它们稍稍移动，以免受到清朝官吏的严惩。长期无法出海贸易，让葡萄牙商人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以致出现“众多的居民还忍饥挨饿”，甚至“许多女人以自己的肉体换取异教徒的面包”的极度贫困局面。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澳葡方面强烈希望清廷开放海禁，并向广东官员暗示，愿意付出一定的报酬来获得贸易机会。
葡萄牙人便拉拢两广总督卢兴祖，要求他出面向清政府请求将澳门列于海禁之外，以维持澳门的生存。卢兴祖则趁机向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简称澳葡）勒索20万两银子，并派亲信赴澳门交涉。
1665年11月4日，由澳葡一方和当地名流讨论决定，除了双方之前已商定的费用外，四万两上交朝廷，余下由广东地方大吏留用，总量控制在128400两。月底，两广总督卢兴祖要求澳葡拿出10万两银子的酬劳，来为他们取得重开海禁的官方许可，并允许只需先行支付3万两白银。尚无现银的澳葡，便以手上价值约15000两左右的物品作为抵押保证金。
为了达到目的，卢兴祖还先后布置了一系列行动迫使澳葡就范。1666年11月初，广东水师5、6000士兵分乘60、70艘战舰将澳门全部包围，逼令葡船立即离澳，或全部焚毁，结果有六艘船被焚毁；1667年2月，以12艘船开到湾仔和氹仔沿岸，包围澳门，禁止船只出海捕鱼和运木柴，同时还关闭关闸，禁止运进大米；1667年3月，在广州张贴告示并送往澳门，清廷命令澳门居民即刻迁往内地，勿得拖延，于内地准备一地给他们居住。在层层压力之下，澳门葡人十分恐慌，迫切希望尽快开启海禁，撤去包围澳门的战舰。
在此情况下，1667年4月21、22日，姚启圣赴澳代表两广总督卢兴祖与澳门葡人进行谈判，并取得一致协议，即葡人以250000两白银之数换取澳门免迁、开海贸易。姚启圣提出，已购进葡人进口物品的华商可到澳门取回货物，但须将货物的十分之四上交官府，这些商人和其他人亦可运货到澳门出售，购买葡人货物亦可在广州出售。很明显，香山县令姚启圣是想通过上述办法解决香山县的税赋问题，而两广总督卢兴祖则是利用为澳门求情免迁及开海禁之事，从中勒索一大笔财富。
然而勒索获得大笔钱财的卢兴祖，在准备向朝廷开放海禁建议时，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海禁开放，既否定荷兰人至厦门贸易之建议，又否定粤商下澳门购置葡人进口货物的建议。1667年2月之后，清廷又下令“1663、1664年抵澳的货物应作为违禁品上缴”。特别是当时独断朝纲、极力主张海禁的权臣鳌拜，对此前不久反对其圈地、换地的官员，如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祥和巡抚王登联等多名官员，或被绞死灭门，或被降职革职，或被充军为奴。卢兴祖总督开始打退堂鼓，“不愿就澳门免于迁海的要求提出更积极的建议”。
然而已受贿总计达20600两（含珍宝、白银）的卢兴祖总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在1667年4月与澳葡达成了协议。姚知县则奉总督面谕招商，明确将过去征收商税“十分抽二”改为“四六抽分”，所得收入充作之前所欠的十七万两税赋，并由照磨詹其祯设立公案，照数收取。
六月二十三日，首辅大臣赫舍里·索尼病死；七月十七日，已主动请辞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诬陷绞死，自此权臣鳌拜一党独大。随后的八月八日，陈胜等人因越界私自贩盐被官府查获，其中在李启祥的违禁船只上查获广东巡抚王来任的手下谭守仁、程万里、王位中等人。继而发生了吴德、陈寅等人串通，借称广东水师提督常进功之令，将主犯陈胜等人擅自放出监狱的事件。在官府的抓捕过程中，又发现陈胜贩私盐一案人员，与台湾郑经在当地潜伏的奸细曹东官有关。此后，相关涉案人员因先后涉及两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水师提督常进功等高官，导致案件一发不可收拾……
八月十四日，得知擅开海禁即将有难的香山知县姚启圣到三水县（今属佛山市三水区，其时与香山县同属广州府）王㸃老官署府中，自题行乐图（诗）一首，并写成《启圣书》，陈情事件详情。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八月二十七日卢兴祖所呈的香山县知县姚启圣货单贿单审答过情节册资料显示，该月姚启圣擅开海禁之事即已案发。相关案件审理详情，现收录于《明清史料己编》下册第六本，分别为《刑部残题本》两件、《刑部等衙门残题本》一件；《卢兴祖所呈香山县知县姚启圣货单贿单审答过情节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等。
该案件由于最终涉及两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水师提督常进功等人，最终由刑部尚书对喀纳、郝惟讷，侍郎蔡毓荣、王清；兵部尚书噶褚哈、龚鼎孳，侍郎罗敏、曹国柄、刘鸿儒；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左副都御史金世德、监察御史莫洛洪；大理寺少卿廖旦、寺丞洪士铭等人进行了审理。除卢兴祖、王来任、唐凤鸣、谭守仁、吴宴官、谭岳嵩、黄正、李旺、钱焕、李晋明、黎亚四等人在监狱中或病死或自杀，处理结果毋庸置疑外，其他涉案人员在康熙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案件审结时，姚启圣、程万里、吴培宇、黄拔华、方玉、李启、程之复、程启文、胡六、李之凤、沈献明等人依照出界律斩；陈寅、吴德、陈胜、曹东官、杨选、李晋明、薛始俊、亚招等人或应斩立决或应绞立决；陈寅、吴德、陈胜等三人家族、黎亚四夫妻流放宁古塔……。而上述各人的相关涉事案件均发生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赦（详见下文）之前，故得以免罪。


附：刑部残题本（摘录于《明清史料己编》第六本）


据知县姚启圣口供：总督卢兴祖差我追要入官之五船货物去来，我同詹其祯等候到澳去叫鬼子唩嚟哆等，说将五船入官货物收了给我。唩嚟哆等向我们说，五船货物所到之年，我们就送总督银一万三千两，将货物退给我们卖讫。若要赔补入官货物，商人所买旧货因禁截住在此，你们十分之内抽取四分，给予商人六分。及告诉总督，将我们仍着在澳住着，并叫海上贸易，若如此我们给银二十万。说时我将澳人给总督一万三千两银子之处未敢告诉，其余情俱告诉总督。时总督说，我将此事启奏。若准行，要银二十万。准行不准行，为启奏情由，必要银五万两。其先所买货物，十分之内抽取四分也好，即行。因此我告诉总督，商人程之复、李之凤等，你们澳里若有所买旧货物取去，十分之内，抽取四分入官。如此告诉李之凤等，先往澳去。我后去了，将商人所买物件，俱抽取四分。奉有不叫澳人迁移之旨，总督差伊家人师泰、陈得功并商人李之凤，叫我同到澳去，向澳人要二十万银子。如此说了，我带此三人到澳去，向澳人说，不叫你们迁移住了，拿二十万银子来。澳人说，若叫海上贸易，得给二十万银子，不叫贸易，那里得二十万银子。说定共给银十万两，先给师泰一千四百两，给陈得功二千六百两，买了珍珠、珊瑚、佛头、珊瑚树、大小珊瑚素珠送与总督。其一千两银子，交与刘益进。再有二千六百两银子，交给总督，曾交与王庆吕。我带领众商人出所禁之界，非系我私到澳贸易等语。官货物，明知总督推与澳人卖了得银，而又借称运取官货物，带领众商人，出所禁之界到澳去，将商人买的货物，十分抽取四分不入官货物，反将卖得之价送与总督，同师泰等到澳去，向夷人说过，不叫你们迁住了，要二十万银子，将七千六百两银子要了，给予师泰、陈得功、刘益进、王庆吕送与总督。揆此，总督卢兴祖诈取澳人银货等物，俱系姚启圣伊身承当，做与心腹之人而行。其据姚启圣口供，因入官之货物不足，与詹其祯商量带了瓷器卖与鬼子，所得之物赔补入官货物。差家人同程启文叫装了瓷器带来，因此将五百五十两银子买的瓷器，未曾装完船上，总督差人拿住等语。你系现任职官，借称官货物买了瓷器，出所禁之界，私到澳去要卖，希图得利而行。知县姚启圣虽未与彭襄等盟誓焚表，结拜兄弟，但要拜了兄弟，互相看管，扶助贫穷，曾写过书。姚启圣系职官，反带领总督家人并商人出入严禁之界，将商人所买货物十分抽取四分，俱系伊身承当而行。又将澳夷人所给银物带来送与总督。
据此，姚启圣照依出界律斩，事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赦前免罪，仍行革职，永不叙用。
据姚启圣家人李成蛟、卢应凤、张翼春、刘忠、张进忠、徐珍、施国宝、贾良材、张凤口供：我们同助姚启圣到澳去运取官货是实，非系私出贸易而行等语……
据照磨詹其祯口供，我同姚启圣到澳去，将商人所买货物，十分抽取四分，并要赔补官货物，同姚启圣商量是实……
据商人程万里、吴培宇、黄拔华、方玉、李启、程之复、程启文、胡六口供：我们怎敢私出所禁之界贸易？……明知禁止，与姚启圣伙了同谋，违法贸易而行。
据李之凤口供：……明知禁止，与启圣同谋违法贸易而行。其总督差去时，同徐忠、潘鼎臣到澳去，向鬼子等将哆罗绒、伽楠香、珊瑚树等物折银七千两，要了交与潘鼎臣送与总督，又同姚启圣到澳去要银二十万。
据守备丘如嵩口供：我奉总督差行查五只船到澳去，将澳人所给一万三千两银子我拿来送与总督。
据师泰口供：我奉我主子卢兴祖差到澳里要二十万银子去，将一千三百银子买了珍珠、珊瑚、佛头带来给予主子。
据部内给守备札付陈得功口供：我奉总督差同师泰到澳要二十万银子去，将珊瑚树五株、大小珊瑚素珠十八挂折算银二千六百两带来交给总督时，叫我暂且收着。其奉总督差查盐户去大义等，说我劳苦，给银一千二百两，我收了是实。
据潘鼎臣口供：我奉总督差同李之凤等到澳里去将夷人折算七千两银子的货物带来，交与江大受送与总督是实。
据商人王庆吕口供：二千六百两银子，交给总督时，我将银交予江廷谟送与总督是实等语。
据刘益进口供：姚启圣送与我一千两银子，我接了收着来。江大受家人从我陆续将一千两银子拿去，买了缎子、铁丝等物，说送与总督，拿去是实等语。
据总督书手陈日生口供：江大受将一千两银子说系商人李启、郑先德给的，如此说了给我，我收了是实。
据何云虎家人李进伯口供：总督又差人将十七柜子收去，此内有我的缎子八柜，计三百有余，其余九柜俱系伙计唐凤鸣……
据程万里供：小的一向守法，因南海县县丞张元台是姑表亲戚，他管市舶司，奉差下澳，叫小的跟随他去。……还有总督大老爷的管家师泰、浑名师破头、旗鼓陈勋宇、官商程之复、李之凤这四个人，小的都认得。他们买的都是细货，有好几个大皮箱装着……
据吴培宇供：……只认李伯明是总督老爷官商。各船货物都是姚知县、李伯明执掌……
据程启文供：本年四月里，回姚知县说，奉总督面谕招商，各商人搬回旧货的每十石抽四石，买新货的每十石抽一石，卖货鬼子每十石抽三石，也凑成四六之数，都是姚知县担承……
据程万里、方玉等坚称，总督差人往澳是实……
审问总督卢兴祖：据知县姚启圣口供，叫澳人不迁移住着，要钱二十万两。住与不住，因为启奏，要银五万两。如此说定。奉旨不叫迁移，仍住在此，差你标下陈得功、家人师泰去要所说之银，同姚启圣到澳去，将珊瑚树五株，有琥珀佛头的大珊瑚素珠一挂、小珊瑚素珠十七挂交与陈得功送去，银子一千三百两交与师泰送去等语。此事是何情由？供称：奉有叫澳人入地迁移之旨，一日，王差伊标下佐领刘炳到我跟前来说，澳人向迁移去的人说，不叫迁移，并叫海上贸易，给银二十万。告诉时，我说我听见了，且慢慢定夺……


陈恭尹为狱中姚公祝寿


康熙六年（1667年）九月十五日，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广东第一隶书高手、“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为擅开海禁入狱，罪名尚未定论的前香山县令、年四十四岁的姚启圣写诗做寿，其诗文如下：


寿姚香山熙止


英雄之才久不作，汗简丹青殊寂寞。
君侯飞盖自北来，玉面虬须照南国。
香山孤城在海岛，高舶如山浪如岳。
挥鞭一指招曰来，群盗如麻皆面缚。
虎饱则伏鹰饱飞，千钧弩为鼷发机。
发踪指示略未毕，剧贼已落千重围。
孤城许许吹霜角，君侯左佩莲花锷。
马前亲系叛人头，秋日俘归五羊郭。
能擒能纵古所难，况君生长从儒门。
大兄雄武冠宇内，介弟补衮居言官。
天生材气应无匹，射策长安君第一。
繇来豪俊本为民，一令天涯未言屈。
士元不展称凤雏，缝裾虞诩徒区区。
看君不动声与色，万骨欲朽今重肤。
我为此歌进玉斝，祝君之寿寿天下。
太史在朝稗在野，山人不是谀人者。


其创作背景为，就任香山县令的姚启圣为百姓生计、完成税收，经时任总督卢兴祖（后为权臣纳兰明珠的亲家，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任广东总督，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两广总督）等高官的同意之下而“擅开海禁”。案发后，督、抚，及姚县令等人均犯死罪。
陈恭尹为姚公祝寿两个多月后，索贿数万银两的督、抚均在狱中自杀（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68年1月9日），而分文不取、只为完成税收和百姓生计的姚启圣在机缘巧合之下，方才得以被赦免。


附：陈恭尹（1631－1700年），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广东顺德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又擅长书法。其前，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七月，陈恭尹进“永历朝”泣陈其父、南明朝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1603－1647年）为国殉难情状。永历帝赠陈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授陈恭尹为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


妻亡子殇


康熙六年（1667年），香山县令姚启圣因擅开海禁案发入狱，死罪难逃之际，夫人何氏及二个孩子（一子一女）相继过世；时年，嫡长子姚仪（1650－1696年）刚满十八（虚）岁。
心灰意冷的妾室赵氏出家为尼，至香山县城隅东水关上建姚爷庵，内置启圣公画像，为其祈福。其庵，又名姚少保祠。（据《香山县乡土志十·姚少保祠》）


附：
⒈夫人何氏：初，公将授室，闻里何氏女英异，有神力：其父尝设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衔其一以归；乃聘之。康熙八九年卒，合葬漓渚相家山。子一仪；女一，适厦门道常光裕（本籍盛京辽阳州。汉军正黄旗，监生。1696年由泉州知府调任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主管台湾、厦门事务）。（据《姚少保启圣传》（清，王源）、《绍兴姚氏谱》（清，姚振宗）等）
⒉姚仪（1650－1696年），启圣公嫡长子，字长文。初以从征浙闽授知县，以游击委用，历员外郎、郎中，应出为开封府知府，诏改都督佥事，授江南狼山总兵官。父卒，袭世职，历沅州、鹤丽总兵官，擢镶红旗副都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任，年四十七。赐祭葬如例，诰授“武显将军”。
少倜傥有远志，尝游豫楚南粤间，以勇闻。启圣公貌魁岸，长髯；目有芒，闪闪逼人。仪更雄伟，长七尺；年方十五，力举千斤；能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踯躅不能进；膂力绝人，挽弓四钧，百步外命中洞甲。
三藩叛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姚启圣与姚仪募健儿数百赴康亲王军前。姚仪自率一部连续击败紫阆山、枫桥、石塘、杨梅岗等叛贼，收复宣平县。十四年（1675年），仪以五百兵破耿精忠骁将曾养性于温州，又连续收复云和、松阳、庆元、景宁、龙泉、松溪六县。十五年，大军入仙霞关，长驱向福州；时耿精忠仍为靖南王，与满洲赖将军同在漳拒贼，合兵不满万，相顾无人色；（启圣）公笑谓之曰：“恐乎？贼狃胜而骄，谓我不能战；若出不意奋击之，贼必败。贼败，即不复能师；灭贼、平海，在此举矣。战也”！乃督兵出战。结壮士钟实、张黑子、赵二、王三痴等十人为股肱，皆勇冠三军。（启圣）公自募牙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为三千人，皆剽悍敢死，无不一当百；仪常帅为军锋，故所向披靡。耿精忠降，以功授知县。十七年（1678年）二月，经使其将刘国轩、吴淑、何佑等复犯泉、漳，清军屡败；九月，逼漳州，精兵三万，壁于龙虎、蜈蚣诸山，距城数里，金鼓沸地。启圣公父子与国轩战，国轩大败，阵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斩首四千余级，生擒千二百人，溺死无算，虏获军资、器械不可胜计；国轩奔海澄。康亲王以游击委用，进剿余党，姚仪统兵一千一百人攻破同安县城，招降伪总兵王化龙、参将周龙等千余人，又随海澄公黄芳世剿何祐号、何鑽子于水晶坪等处，又连克十三寨，再克观音山等地，刘国轩溃逃海上。
同安之捷，姚仪督战有功，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二十五日启圣公奉旨令其赴京候补。八月初十日奉旨姚仪着以京官用，部议以同知对品京官、顺天府治中宗人府经历。八月三十日，奉旨姚仪着以员外郎用升郎中。二十一年八月大选各府方面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姚仪，掣授河南开封府知府，奉旨姚仪着仍留以京官用。
姚仪就任京官时发生的一件事，即“姚仪覆徐乾学车”（原文作者昭梿，1776－1830年，第三位礼亲王，礼烈亲王代善六世孙，康良亲王杰书玄孙，礼恭亲王永恩长子，著有《啸亭杂录》一书）：“启圣公尝佐康亲王平闽，欲灭郑氏。然与纳兰太傅明珠不睦，徐元文劾之。徐故为顾亭林甥，遂周内其罪，露章弹劾。幸圣祖察知，不究其事。公子仪心衔之，侦知其兄乾学自某省学政归，苞苴无算，伺于芦沟桥，俟其车数十乘至，仪固具兼人力，乃拽出车尾，尽掀于巨浪中，大言曰：‘若辈所取赀财，皆不义，敢拉余鸣之官乎？’徐惧，强忍而已。日久，圣祖闻之，大笑曰：‘姚仪此举，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闲置。’遂改授武职，立功海上，擢升云南鹤丽镇总兵官，以善终。”（笔者按：此事不一定真实，但结合现有资料及姚仪几位兄弟的资料看，姚仪必是耿直之人。事实上，在姚启圣就任总督之后，与明珠党人的矛盾一直很尖锐。）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姚启圣请求姚仪以武职任职边远要塞，十月二十四日部议应授五品京堂（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寺丞、光禄寺少卿）；上以仪才干素优，且愿以武职自效，改都督佥事，以总兵官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二十五日，以都督佥事、候补总兵官姚仪为都督佥事兼江南狼山总兵官，狼山总兵官金世荣调补福建漳州总兵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月初六日，江南狼山总兵官姚仪，丁父忧，命回旗守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约），调湖广沅州总兵官；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八月初一日，调湖广沅州总兵官姚仪，为云南鹤丽总兵官；鹤丽总兵官林葵为沅州总兵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十月初五日，升云南鹤丽总兵官姚仪，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陕西凉州永昌营副将陆进忠接任（十四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任，年四十七。五月二十九日，上驻跸噶尔图地方，予故汉军副都统姚仪，祭葬如例，子法祖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一职。国史馆列传，府县志有别传，亦见《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全祖望撰），并附启圣公各类传记卷中。
仪子二：法祖、隆祖；女三：一适工部侍郎恩特孙住保，一适新喻（新余）知县（后任浮梁知县、临江知府、锦州知府等）张景苍，一适甘肃提督康海（例封一品夫人）。


明珠亲家卢兴祖之死


卢兴祖（？－1668年1月9日），汉军镶白旗人。
顺治三年七月丙午，由国子监官学生授工部启心郎。顺治九年六月庚戌，增设五城巡城汉军理事官五人，卢兴祖巡视西城。顺治十四年正月壬子，以西城理事官卢兴祖为大理寺右理事官；生长女卢莲轻。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癸酉，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会推沈文奎各官罪。……礼部尚书王崇简、工部尚书刘昌、礼部右侍郎宁古里、沙澄、工部右侍郎张缙彦、副都御史袁懋功、大理寺少卿卢兴祖，各罚俸半年。顺治十八年五月戊辰，升大理寺少卿卢兴祖为广东巡抚。
康熙四年二月癸未，升广东巡抚卢兴祖为广东总督（1665年4月2日至1665年7月4日）；康熙四年七月戊申，兵部覆广东总督卢兴祖疏言，粤东水师，旧额战兵一分、守兵二分，当此海疆未靖之秋，战兵不得独少，应令战守各半，从之。康熙五年五月乙未，敕谕安南国黎维禧：自尔父抒诚进贡以来，朕遣使赐赉恩礼有加，兹海寇杨二、杨三、横明标等，久逋……。近两广督臣卢兴祖奏至云：此数贼并洗彪妻子等，俱藏匿尔所属海牙州官潘辅国处。康熙五年十月丙辰，广东广西总督（1665年7月4日－1667年12月30日）卢兴祖疏言，粤西土司，俗无礼义，……争替争袭，连年不解。
因总督卢兴祖索贿案爆发，康熙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卢兴祖所呈《香山县知县姚启圣货单贿单审答过情节册》，欲将责任推卸给县令姚启圣。同时，又派香山县丞抵澳门收集证据，欲诬告姚启圣。但在澳门，香山县丞听到的全是讲姚的好话，卢兴祖的阴谋未能得逞。九月，卢兴祖上疏请辞。紧接着清廷派出大员直接审理此案，案中所涉人员，如丘如嵩（守备）、师泰（卢兴祖管家）、陈得功（守备）、潘鼎臣等均供出了卢兴祖勒贿澳门之事。至康熙六年十一月六日，案件查明总督卢兴祖之流借澳商急于通商的心情，在姚启圣与澳商商谈通商之际，派出心腹向澳商索取高达220000两银子的巨额贿赂。
康熙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自陈不职，并革任（史官记载，似有美化之意）。十一月十八日，朝廷将两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香山县令姚启圣、香山照磨詹其祯、守备丘如嵩等一律革职。
大赦之日的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因诈贿案卢兴祖、王来任同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康熙十三年，纳兰明珠为感恩抚养自己成年的长嫂卢氏，责令嫡长子纳兰性德迎娶已故罪臣卢兴祖之长女，时年一十八岁的卢莲轻，三年后因产后遭风寒而亡。
附：纳兰明珠，六岁丧母（墨尔齐氏），十二岁丧父（尼雅韩），在其胞兄郑库（资政大夫）夫妻抚养成年。而郑库之妻卢氏与卢兴祖，同为卢登科子女。


（据《圣祖仁皇帝实录》《卢兴祖所呈香山县知县姚启圣货单贿单审答过情节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初年的澳门迁界及两广总督卢兴祖澳门诈贿案——清档〈刑部残题本〉研究》（汤开建）等）


大赦天下，死罪得免


查《明清史料己编》下册第六本的清代档案《刑部残题本》两件、《刑部等衙门残题本》一件，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卢兴祖所呈香山县知县姚启圣货单贿单审答过情节册（康熙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可知，姚启圣擅开海禁之罪，依照“出界律”斩。然，事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赦前，被赦免死罪，仍行革职、永不叙用。
此年，恰逢辅政大臣索尼过世、鳌拜党人祸政、康熙亲政，六部官员关系微妙，其时刑部（满）尚书为对喀纳（后任为明珠）、刑部（汉）尚书为郝惟讷（前任为黄锡衮的族兄黄机）；吏部（满）尚书为阿思哈（鳌拜党人，后任为马希纳）、吏部（汉）尚书为杜立德（后任为黄机）；户部（满）尚书为马希纳（前任为苏纳海，后任为马迩赛）、户部（汉）尚书为王弘祚（后与黄锡衮等人共同策划抓捕鳌拜，其前任为杜立德，后任分别为黄机、郝惟讷、梁清标）。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是年七月玄烨亲政，十一月以亲政故，加上太皇太后（1654年2月3日－1674年6月6日，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系清太宗皇太极之庄妃、顺治帝之母、康熙之祖母）、皇太后徽号，颁“加恩赦罪诏”。从此事件及康熙朝实录记载的孝庄、康熙祖孙情怀，可知此赦免个中缘由：


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十四岁的玄烨（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当日于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此前的七月初三日，经索尼辅政大臣（六月二十三日，因年迈染痾病逝）等人的多次奏请康熙亲政，又经太皇太后俞允，择吉亲政。
康熙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谕礼部，宜加太皇太后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太皇太后；加皇太后徽号曰：仁宪恪顺诚惠皇太后。
康熙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康熙率王以下文武大臣、侍卫等，诣太皇太后宫，行冬至庆贺礼，御殿。王以下文武各官，上表朝贺。
康熙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世祖章皇帝配享地祇。恭捧世祖章皇帝神位，奉安于地祇神位之东，太祖高皇帝神位之次。康熙以亲理大政，恭加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康熙率诸王文武群臣，恭奉册宝，加上太皇太后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太皇太后；加皇太后徽号曰：仁宪恪顺诚惠皇太后。
康熙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天下。
此后，康熙又二度加其祖母徽号。
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后的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加太皇太后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时，太皇太后崩于慈宁宫。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奉旨：应上太皇太后尊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时任礼部满尚书伊桑阿、礼部汉尚书张士甄；礼部侍郎：顾八代、张英、席尔达、翁叔元、凯音布、库勒纳等）；十月十六日，恭奉册宝，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二十二日、升祔太庙。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康熙）诣暂安奉殿内。恭视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封掩毕，奠酒，恸哭良久始出。王大臣等奏曰：太皇太后梓宫，今已奉安，丧礼告成。自古人君居丧，止二十七日。皇上极其纯孝，已阅四月矣，请即日遵例除发（剃头）。得旨：俟明日至蓟州除发。


统计《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共提及“太皇太后”共2075次、“上诣太皇太后”1399次、太皇太后“梓宫”63次。在这位“孝庄太后”过世二十多年后，康熙对其仍然念念不忘如：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为复立太子胤礽，召见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入，谕曰：“太皇太后在日，爱朕殊深。升遐以后，朕常形梦寐，奇异甚多。乌兰布通出兵之前，梦太皇太后止朕曰：‘尔慎毋出兵，出恐无益后”。朕强行，果至半途抱疾而还。中路出兵之时，亦梦太皇太后谓朕曰：“尔此番出兵克奏大勋但非尔亲获其俘耳’，朕彼时不能深解。后出兵，闻噶尔丹遁去，朕自拖诺山发兵往追，噶尔丹遂西奔，遇伯费扬古大败之，多所俘获，始知梦兆符合如此。近日有皇太子事，梦中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胤礽断不报复讐怨，朕可以力保之也。”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太后病势渐笃。此时距太皇太后宾天，已经三十年。皇上（康熙）前日与廷臣言及，辄涕下如雨，哀不自胜。
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康熙谕曰：昔太皇太后大事时，梓宫安厝毕，方行剃头。


附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颁“加恩赦罪诏”三则：


一、康熙六年，曹玺（曹雪芹的曾祖父）因江宁织造任上“清弊”之功，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而得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匾额，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覃恩”浩赠祖父曹世选资政大夫（摘选自《上元江宁两县志》）。
二、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泰（1628－1680年，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授为河南陈留知县）之母万氏被“奉天承运皇帝……恩赠为孺人”，丁泰之妻郑氏、继妻安氏被封为“孺人”（据《日照档案信息网》）。
三、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廷根据乌苏代家族来归入旗后，八世祖渣努、九世祖穆成额等两代人为国尽忠的奉献功绩，皇清诰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追封渣努之父母、穆成额之祖父母七世祖孟古纳为“通议大夫”、费莫氏为“淑人”（据辽宁辽阳乌苏代家族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朝廷发布“加恩赦罪诏”大赦天下当日，两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不约而同”在狱中吞金而亡，似乎内有乾坤。其时，权臣鳌拜一党独大，而曾任康熙帝内务府总管、后来的权臣纳兰明珠（明珠之兄与卢兴祖为姻亲）自然得到了大赦确切的消息，可见权臣鳌拜自然不希望卢、王二人得到大赦。而在康熙八年五月，诛杀鳌拜一党之际，时任刑部尚书明珠也是重要参与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时任兵部尚书纳兰明珠的嫡长子、号称“清朝第一才子”的纳兰性德迎娶卢兴祖（已畏罪自杀的罪臣）之女卢氏为嫡妻，使两族亲上加亲。


（据《清史稿》《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初年的澳门迁界及两广总督卢兴祖澳门诈贿案——清档《刑部残题本》研究》（汤开建）、《上元江宁两县志》《明清史料·刑部残题本》等）


权臣鳌拜被擒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二十三日，首席辅政大臣赫舍里·索尼病死；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十四岁的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七月十七日，已主动请辞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一党独大的权臣鳌拜诬陷而被绞死。
此前的康熙四年九月初八日，索尼的孙女，承恩公、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的女儿赫舍里氏（1654年2月3日－1674年6月6日）大婚，成为康熙的首任皇后。随后，辅政大臣索尼等大臣，数度请求康熙亲政，但权臣鳌拜等人的阻挠，直至索尼病死之后的康熙六年七月才得以正式亲政。
从相关史料上看，康熙、孝庄太皇太后决定与索尼家族联姻，并与索尼、索额图父子，以及黄锡衮（索尼家臣）、王弘祚、黄机（黄锡衮同族堂兄弟）等人达成了亲政相关的决策。由索额图率领，最终擒住鳌拜的五位布库少年爱新觉罗·赤哈、齐佳·明图珠、佟佳·扬古泰、黄昌顺、魏宝全之中，黄昌顺便是姚启圣妹夫黄锡衮之子。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命议政王等，拏问辅臣公鳌拜等。谕曰：前工部尚书员缺，鳌拜以朕素不知之济世，妄称才能推补。通同结党，以欺朕躬。又奏称户部尚书缺，太宗文皇帝时，设有二员，今亦应补授二员。将马迩赛狥情补用。又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科道官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身乾物议，闭塞言路。又凡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大失天下之望。穆里玛、塞本得、讷莫、佛伦、苏尔马、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马迩赛、泰璧图、迈音达、吴格塞、布达礼等，结成同党。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众所共知，鳌拜等，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伊等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朕念鳌拜旧臣，遗诏有名，宠眷过深，望其改恶悔罪。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尝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恩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着，一并严拏勘审。


康熙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硕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罪款三十条，依律当斩：


鳌拜系国家大臣，背负先帝重托；任意横行，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其）罪一；引用内外奸党、致失天下人望，（其）罪二；与穆里玛、塞本得、讷莫、佛伦、苏尔马、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马迩赛、泰璧图、迈音达、吴格塞、布达礼等，结成奸党。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其）罪三；倚恃党恶、紊乱国政。所喜者荐举、所恶者陷害。皇上眷念旧臣，曲为优容，不思改恶，聚货养奸，（其）罪四；上违遗诏、下虐生民。凡结党败坏之处，奉旨审问，巧餙供词，（其）罪五；明知“马迩赛、光泰、噶达浑”三族，系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时，不用为侍卫之人，复擅行起用，（其）罪六；于归政之后，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又将白尔黑图，乌尔把等，无罪枉杀，（其）罪七；原任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以八旗更换地亩事，不顺其意，擅加杀害，（其）罪八；偏护本旗，将别旗已定之地，輙行更换，（其）罪九；皇上亲政，尊崇圣母孝康皇后，查取从前诏款。鳌拜不将配享太庙奉先殿典礼，奏请施行。此系欺君轻慢圣命之处，（其）罪十；贪揽事权，延迟不请辞政，（其）罪十一；因内大臣噶布喇之女，册立皇后，心怀妒忌，敢行奏阻，（其）罪十二；谬称济世贤能，授为尚书，（其）罪十三；妄奏户部旧设尚书二员，以同党马迩赛，补居要地，（其）罪十四；禁止科道陈言，恐摘发情弊，阻塞言路，（其）罪十五；熊赐履条奏之事，鳌拜以为劾己，意图倾害，（其）罪十六；马迩赛部议赐谥，奉有何显功，不准行之旨，鳌拜不遵，仍给予谥，（其）罪十七；于皇上前，凡事不依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其）罪十八；御前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其）罪十九；私买外藩人为仆，（其）罪二十；擅授败阵革职达素等原职，（其）罪二十一；议苏克萨哈罪状时，止同班布尔善等定议，恐大学士巴泰逆意不合，不使与闻，（其）罪二十二；因伊马匹被偷，将御马群头目，并偷马人，自批尽行处决，籍其家产入已，（其）罪二十三；以俄讷、拉哈达、宜理布等，在议政处，不肯附和，即裁止蒙古都统不使会议，（其）罪二十四；先帝遗诏内，鳌拜名列遏必隆之后，乃不行遵奉，凡起坐班行，皆居遏必隆之右。同党噶褚哈，于列名启奏时，亦将鳌拜名前列，（其）罪二十五；闻遏必隆因皇上传唤养鹰之人，激发怒言，有成何朝廷之说，不行举首，（其）罪二十六；费耀色，奉旨放鹰，因其自行启奏，不先关白，輙加嗔怒，（其）罪二十七；皇上行幸海子，令鳌拜奏明太皇太后，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其）罪二十八；势勒克什克之父妾，配伊家人，（其）罪二十九；以克什克父之坟墓，有碍伊家风水，逼令迁移，（其）罪三十；（以上）逆恶种种，所犯重大，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国；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


另有：遏必隆“欺君误国诸款”罪行十二条；班布尔善“附和鳌拜”罪行二十一条；鳌拜之侄塞本得“依附鳌拜”罪行六条；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马迩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璧图，鳌拜弟都统穆里玛“助恶结党”罪行；马迩赛（已故），鳌拜之子那摩佛，侄讷莫、佛伦，并鳌拜之党希福、阿林、刘之源、刘光、插器、阿南达、布达礼、济世、迈音达、吴格塞、额尔德黑、郭尔浑等，鳌拜兄赵布太、壻赖虎等，其硕代等；和硕敬谨亲王兰布，达素等“鳌拜党人”罪行不一。


得旨：


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虽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着革职，籍没拘禁；赵布太、那摩佛，亦应依议处死，着革职，籍没，免死，俱行拘禁；遏必隆，既无结党之处，着免罪，革去太师及公爵；其原有一等公爵，仍留与伊子；其族人，有为内大臣、侍卫、护军参领者，俱着革去；其有世职者，着随旗上朝，其在骁骑营及部院衙门者，仍留原任；阿南达理应依议处死，着免死，宽其籍没；赖虎、插器、佛伦、布达礼、刘光、阿林、希福等，从宽免死，各鞭一百；插器、布达礼、佛伦，着免籍没；刘之源、额尔德黑、郭尔浑等，亦从宽免死；硕代、桑俄、那木塔尔、舒尔虎纳克、罗多等，俱系微末之人，一时苟图进用，俱从宽免罪，照旧留任；班布尔善、着革职，即行处绞；塞本得，着革职，理应依议凌迟处死，着改即行处斩；阿思哈、噶褚哈、穆里玛、泰璧图、讷莫，俱着革职，即行处斩；马迩赛，既经身死，不必抛尸；济世、迈音达、吴格塞等，俟到日再行究审具奏；兰布，着革去亲王，授为“镇国公”；穆舒、席哈纳、卓灵阿、那木代等，着免籍没；余俱依议。


附注：其时“纳兰明珠”为刑部尚书，康熙七年九月十二日由弘文院学士升任；康熙八年七月初四日，（康熙）“谕吏部、刑部事务殷繁，关系人命，甚属紧要，必得才猷练达者，方克胜任”，被免去刑部尚书之职，由内国史院大学士对喀纳继任。康熙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纳兰明珠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作为鳌拜专权时升任刑部尚书的纳兰明珠，与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赦之时被鳌拜逼迫自杀的两广总督卢兴祖，最终于康熙十三年结成了儿女亲家。纳兰性德之妻、卢兴祖之女卢氏婚后三年，即因产后遭风寒而亡。


附：逮捕鳌拜功臣（部分）


㈠姚启圣妹夫黄锡衮


黄锡衮（1621年9月14日－1707年6月19日），初名炳朱，字宗麟，号肇盛，晚号潘湖叟，福建晋江人。为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索尼（1601－1667年）的幕僚，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
黄锡衮七岁能诗，日诵千言。年少时，母亲徐氏授以书，过目不忘；父（黄振宇）授以语，应答如流；少孤（父母早逝），奉祖母蔡氏以孝闻，就读于福建晋江潘湖仁颖书院，受知于房师汤晴岭邑尊及舅父徐以任之门，少有才名。后，离家拜教于梨洲（黄宗羲，详见下文附一）。十九岁（1639年）时，与族亲黄志美同中钟垣榜举人；次年（1640年），二十岁即高中进士。
崇祯十三、四年间（1640－1641年）黄锡衮任建昌府推官，兼任泸溪（今江西资溪县）县令。铸银折耗、漕运陋规，尽行革除。任满三年推官后，补为（广西）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崇祯帝言：益王朱慈炲因局势紧迫仓促迁徙，待事情安定后当立即返回封地；张若仲、黄锡衮，均已获旨意，所属各部均予知晓。当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太监王承恩、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等诸臣从死，国祚276年的明朝正式灭亡。
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二日（1644年5月27日），清军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关出迎，清军入关；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入主紫禁城。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明紫禁城皇极门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定都北京，开启了长达268年的清朝历史。
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为南明安宗朱由崧年号，时为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南明弘光朝）御史黄锡衮疏参原任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迎李自成入京城，导致皇帝崇祯上吊自杀。五月十五日，清军进入南京，（南明）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及尚书钱谦益、大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都御史唐世济等人剃发、降清。五月二十二日，（南明）总兵田雄、马得功、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龙舟，劫持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年），将其献给清军。次年（1646年）五月，弘光帝被害。
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黄道周（详见下文附二）第三次疏请朱聿键（1602－1646年，南明隆武帝）监国。六月二十八日，朱聿键在福建建宁称“监国”。闰六月初三日，朱聿键的龙舟停靠在福州府古田县水口驿，并召见属下官员。传谕各官暂退后，召二十名官员进见，排东首第一的是南安伯郑芝龙、排西侧末尾的是道员黄锡衮。初四日，任命黄道周、黄景昉等二十余人为内阁大学士，黄锡衮为浙江道御史。初七日，朱聿键至福州，郑芝龙的南安伯府被设为行宫。二十七日，朱聿键正式称帝，即“隆武帝”，七月初一起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十二月，得不到郑氏支援的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黄道周被俘，次年三月就义。而升任广西巡抚的同乡黄锡衮，因反对权臣马士英（与郑芝龙交好）乱政，遂弃广西巡抚之官，隐读于武缘起凤山（凤凰山东峰读书岩）。
1646年（隆武二年）六月，清朝贝勒博洛率清军，攻打仍党争不断的南明小朝廷之际，隆武朝最有实力的部下郑芝龙密约降清，顿福建各关隘一时间如同虚设。不久后的八月末，隆武帝被害。十一月初二日，其弟朱聿鐭（南明文宗，绍武帝）在广州继位，不久即败亡（十二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南明昭宗，永历帝）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建立永历政权（1647－1662年），即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顺治五年（1648年），黄锡衮复选为庶吉士，后被授“检讨”；八年（1651年），晋升翰林院编修，并受命前往江南主持乡试，再授“修撰”；九年（1652年），被提拔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晋“通奉大夫”衔；十一年（1654年），被任命为弘文院侍读学士；顺治十二年（1655年）秋，“丁父忧”三年，复官；十八年（1661年）春，“丁母忧”，守孝期满，迁巡按湖广兼理湖南盐法，随后晋授为大理寺寺丞，再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康熙元年（1662年），迁为礼部右侍郎；五年（1666年），晋升兵部左侍郎，致力整饬纲纪，澄清吏治；六年（1667年），再擢兵部左侍郎署兵部事，授“通议大夫”衔；八年（1669年），密助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深受皇帝倚重。
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入阁，参预机务，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又纂修《世祖实录》，充武英殿总裁官，诰封“荣禄大夫”；十年（1671年）四月，转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十二年（1673年）二至七月兼兵部尚书；七月六日旋复管兵部事；十三年（1674年）二月，以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并负责监修《太宗实录》；二十年（1681年）十月，以病请辞假归恳切，得旨准以“武英殿大学士”衔在籍调用；二十七年（1688年）复原官武英殿大学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得旨准以大学士衔致仕回籍，康熙特遣兵部尚书、浙江秀水杜臻驰驿护送归泉南潘湖里。
黄锡衮在朝虽然官居宰辅，却能忠诚克俭，才猷练达；位至极品，生活俭朴，所得俸禄，常用之接济族人及寒贫之士，平生也不接受馈赠；又勤于职守，为人端重。平素有德于乡里，民之疾苦，当如救焚、拯溺不迟疑。乡里谁家有冤屈、大事均尽力帮助，故乡里乡亲均感念其恩。黄锡衮为官清介、文武兼备，品行端庄，临事果决、见解独到。
生前与田洋普角孙公孕骐、孕骥相善，结为儿女姻亲；与明衮、命衮两位弟弟，情同手足，情谊同师友；又孝敬上辈，继先圣之业，教养并举，故儒风毓秀，无负于“邹鲁之乡”之誉。为官期间，不忘“布衣”本心，以“言行一致”著称，做官长达三十年之久，有康熙钦赐“卿相扬祖武”御匾于家。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五月，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有七。事闻，康熙诰赠他“太子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称号，谥“文僖”，并钦赐以“祭葬”待遇。著有《潘湖鸣凤集传》《金湖白叶黄武烈记》《潘湖叟黄大学士文集》（十卷）、《金墩黄府集传》《肇盛炳朱诗集》《潘湖叟起凤隐读集》《肇盛兵法要则》等数十卷，藏于家。
配福建总督姚启圣妹启桑，诰封正一品、卫国夫人。
嫡子三：黄芳琮，聘广东按察使杨高翔之妹，继聘江南学政孙胤骐之女；黄钟源，娶举人、按察佥事孙胤骥之女；黄芳环，娶南安白叶人、陕西总兵林忠之女。
另有儿子黄昌顺，十五岁时与爱新觉罗·赤哈、齐佳·明图珠、佟佳·扬古泰和魏保全等人，为康熙八年参与生擒鳌拜的五名布库少年之一。
嫡孙三：志夏，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大学士李光地长女，系台湾知府黄立本之父；志商，聘南安金坑代州通判王宗岱长女掌娘；志周。三人均系黄锡衮嫡长子芳琮所出。
有妹二：长妹适翰林学士富鸿基；次妹适“靖海侯”施琅。


其中：
⒈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东林七君子”之一的黄尊素（1584－1626年）长子，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1626年，黄宗羲的父亲、都察院监察御史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1568－1627年），被阉党迫害致死。崇祯帝继位铲除魏忠贤阉党时，“忠臣孤子”黄宗羲上书陈情为父请命。崇祯二年（1629年），黄宗羲遵从父亲遗命到绍兴正式拜刘宗周（1578－1645年，明末理学家、儒学大师，人称“蕺山先生”）为师，就读于由刘宗周主讲的绍兴“证人书院”，与陈确、陈洪绶、祁彪佳等人同为刘宗周学生。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复举“证人书院”教学，成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黄宗羲分别于语溪、海昌、越城、甬上，即今天的浙江省桐乡、海宁、绍兴、宁波等地教学，其学生、传承者包括邵晋涵（字“二云”）、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仇兆鳌、毛奇龄、黄锡衮等。
⒉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玄，号石斋，尊称“石斋先生”，南明“隆武朝”首辅，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人。
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授“庶吉士”，先后任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等职。南明隆武朝（1645－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抗清失败被俘，于顺治三年（1646年）被害，时年六十有二。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为“文明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忠端”。黄道周与刘宗周，在历史上被并称为“二周”。
⒊姚启圣、黄锡衮、富鸿基、李光地、施琅等人的姻亲关系，参见大学士李光地所撰《黄锡衮墓志铭》：


皇清特进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赠太傅谥文僖潘湖叟黄公墓志铭


清赐进士、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姻晚生李光地顿首拜撰文：
前乡荐中式举人、中宪大夫、广东高州知府、族年弟黄志美顿首拜篆额：
清赐进士、翰林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眷妹夫富鸿基顿首拜书丹：
卿相公讳锡衮，又名炳朱，字宗麟，号肇盛，晚号潘湖叟。其先晋江潘湖人，初祖元处士、赠“征仕郎”天麟（讳权）公十二世孙也。远祖莆田黄石金墩人太祖天伦，自潘湖避寇卜居泉南白叶乡杏塘。配林氏，长日休，谥“安逸”，行货漳郡南靖金墩山俗呼金山嵌下，孙讳文豪，字国英，号龙山，居泉南娘妈桥池头；次日章，卿相公高祖也。与季日习，居南安白叶乡杏塘。迨曾祖武功大夫滨南（讳一鲁），祖魁南，父光斗（讳振宇），俱三代单丁。明季兵火，卿相公兄弟三人归乡，因朱三太子案，清初文字狱之讳，忧族受诛，齐依潘湖长房奂衮易名。四代皆以卿相公贵，先妣累赠正一品夫人。卿相公，幼颖慧，七龄能诗，善属文。稍长，就学于仁颖书院，受知于塾师汤晴岭邑尊及舅父南安徐以任之门。宵灯课雨习经史百家，不忍遗废，劬学自励。明崇祯庚辰联捷进士，初授广西思恩府推官。有治绩晋巡抚，因忤马士英乱政，遂弃官隐居于武缘起凤山。世乱，归潘湖里。
大清定鼎。顺治五年，复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兼理湖南清军盐法、大理寺寺丞、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擢兵部左侍郎署兵部事。
康熙八年，卿相公因密助圣祖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深受圣祖倚重。康熙九年庚戌十月入阁，参预机务，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纂修世祖实录，充武英殿总裁官。十年二月，圣祖巡视武英殿。兵部亲考廷臣述职，卿相公名列上等，授武英殿大学士兼理兵部事。因平抚三藩，荣绩素著，赐银币鞍马。康熙十三年二月，以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监修太宗实录。
成晋柱国太傅时，其妹夫水师提督施琅建言，设官镇守廷议征台，未决。帝谕阁臣慎议。卿相公奏曰：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虏所据，帝嘉纳。
卿相公，立朝居官洁气节高雅，尚清议，澡德浴身，器识老成，倚毗良殷扬祖武，举贤才、振纲目、定国是，正人心，剔奸氅抻势指顾旬日间大有功德，加翰林院掌院学士。
子芳琮，封农官。孙志商，封例官。曾长孙，御英荫授入贡国学生。皆世受圣恩。考满，卿相公以政望，擢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钦赐“卿相扬祖武”御匾，以褒其绩，秩加五级，卿相公“文武兼备”。
夫人贤淑、俭朴以佐家政，故得以安其职，世承莆田金墩黄府祖风教养并举、儒风毓秀无负甲第邹鲁之乡。
立朝三十载，勤敏练达、品行端庄，位至卿相。质朴无华，所得俸禄常接济族人及寒贫之士。平生不受馈赠，为官于廷不忘布衣。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以老谢事疏辞归里，得旨准以大学士衔致仕在籍调用。帝特遣兵部尚书浙江秀水杜臻驰驿护送归泉南潘湖里。
孟弟明衮，贡生增城知县；仲弟昙衮，笃爱有加；孟弟殁，抚其遗孤若已子。
年耋，修宗谱、葺祖祠、兴书院。尝讲学于泉城浮桥笋溪王宫金墩，门生如云。
卿相公配福建总督姚君启圣妹柔顺讳启桑，诰封正一品卫国夫人。
嫡子三，长男庭实，讳芳琮，聘广东按察使杨高翔妹，继聘江南学政孙胤骐女。次庭芳，讳钟源，娶举人按察佥事孙胤骥女。季男庭秀，讳芳环，娶南安白叶陕西总兵林忠。
孙男三：长孙男潘湖湖口儒士志夏，聘安溪榕村余长女。仲孙男志商，聘南安金坑代州通判王宗岱长女讳掌娘。季孙男志周，未聘。俱长男芳琮出也。
呜呼！卿相公家籍泉城南潘湖湖口临漳，世代以儒业传家，信于师友孚于圣主何憾乎。
有妹二：长妹适翰林学士富鸿基。次妹适衙口施君大宣子琅。
明熹宗天启辛酉（1621年）年七月廿九卯时生，所著有《白叶乡杏塘金山记》《金墩黄府集传》《肇盛诗集》《起凤山隐读集》《潘湖叟黄大学士文集》十卷藏于家。
清圣祖康熙丁亥（1707年）年五月廿日巳时卒于家，时年八十有七。事闻，辍朝相祭，赐谥“文僖”。择紫帽山一都铁灶法藏寺西南坝头岭后窟山坐，戊辰兼乙辛钦赐，祭葬卜观音叠座穴，为圹二，左考右妣。卿相公嫡长孙志夏（君，余姻亲长婿）来状请铭，弗辞，故叙而铭之。
“铭曰：闽疆惟尔，阁臣宗麟（黄锡衮，字宗麟）；内弟忧庵（姚启圣，字忧庵），妹夫琢公（施琅，字琢公）。参赞机务，施备宿卫；平抚三藩，枢幄韬略；荐启征台，珠联璧合。文武国器，忠贞报国，益罄忠诚。斯人已去，其魂尚存。纳窀肃雍，铁灶坝头；青龙白虎，左右护卫；朱雀玄武，遥相呼应。灵气永固，谓公还魂；英彦辈出，朝拜有情，秀在后昆。”


襄事孤子：芳琮、钟源、芳环，泣血稽首
期服孙：志夏、志商、志周，仝稽首勒石


（以上据《黄公（黄锡衮）墓志铭》（清，李光地）、《建昌府志》（清，黄祐、孟炤）、《偏安排日事迹·卷十一》《崇祯长编·卷二》（清，万言）、《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思文大纪·卷一》（明末清初，陈燕翼）等）


㈡尚书王弘祚


王弘祚（1610－1674年），字“懋自”，号“思斋”，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人，祖籍陕西三原，历任刑部、户部、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等职。1669年，配合兵部左侍郎黄锡衮密助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有功。
万历年间，考上秀才；崇祯三年（1630年），中为举人；崇祯十年（1637年），成为乡试副榜贡生；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蓟州牧升户部郎，督饷大同。
顺治元年（1644年），提拔为山西岢岚兵备道道员，宣大总督吴孳昌奏请让其留大同协力筹军饷，复留大同；二年（1645年），为户部郎中，纂修《赋役全书》；三年（1646年），加“太仆寺少卿”衔；六年（1649年），迁太仆寺少卿兼户部侍郎；十年（1653年），转户部右侍郎；十一年（1654年），擢户部左侍郎；十二年（1655年）三月，充殿试读卷官；十三年（1656年）户部“援恩诏，赦免员外郎朱世德亏缺河西务税银”有误，户部各官员因徇顾私情连坐，相应降革，王弘祚被降三级留任；十五年（1658年）年正月，上疏《滇南十议疏》；《赋役全书》成，还所降级，擢升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十六年（1659年）再晋“太子太保”衔；十八年（1661年）七月初十日，乞假归葬。
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补授“刑部尚书”；十一月，复任户部尚书；六年（1667年）会试，为大主考；十二月，朝廷用辅政大臣鳌拜议，以授鳌拜党人马尔赛（康熙八年病死，当年五月十六月鳌拜获罪，因与其党附，追革官爵）为户部（满）尚书，与王弘祚龃龉。七年（1668年），户部（满）尚书马尔赛凡事不得自专，其同党、大学士班布尔善（努尔哈赤之孙，康熙八年作为鳌拜党人骨干被绞死）以“户部失察书吏假印盗帑”，独罪王弘祚，被免去官职。八年（1669年）五月，在兵部左侍郎潘湖叟黄锡衮的率领下，王弘祚配合黄锡衮密助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有功，王弘祚晋“兵部尚书”、潘湖叟黄锡衮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九年（1670年），以年老请求退休；十一年（1672年），具疏辞俸。
康熙十三年（1674年），王弘祚病逝，享年六十有五。赐祭葬，谥“端简”。


㈢文华殿大学士黄机


黄机（1612－1686年），字次辰，一字澄斋，号雪台。浙江钱塘（今属杭州）积善坊巷人。与黄锡衮，同为宋代福建莆田黄石金墩平海军节度使、赠“太师”、谥“清惠”黄府十五世孙。
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吏部尚书管刑部尚书事、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赠“光禄大夫”、太傅、太师，谥“文僖”。
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庶吉士；六年（1649年）四月十一日，被授予弘文院编修；八年（1651年）七月初一日，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十年（1653年）二月十六日，顺治驾临内院，召侍讲法若真（1613－1691年），修撰吕宫（1603－1664年）、编修程芳朝（1611－1676年）、黄机，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顺治阅览完毕后，赐御茶；五月十一日，升任左春坊“左中允”兼内翰林弘文院编修；七月二十二日，升任内翰林弘文院侍讲；十一年（1654年）七月二十二日，转任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十三年（1656年）正月初四日，顺治下令辑修《太祖、太宗圣训》，黄机充任纂修官；十三日，黄机为右春坊“右庶子”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讲；二月初九日，转任“左庶子”兼内翰林秘书院侍读；十二月初四日，转为内翰林国史院侍读学士；十七年（1660年）三月十一日，以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机为会试（武）主考官；二十五日，升任礼部右侍郎。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十六日：礼部右侍郎黄机上疏陈述民穷之由，主张严察地方各级官吏；五年（1666年）十一月十五日，转任礼部左侍郎；六年（1667年）三月十三日，升任礼部尚书；七年（1668年）八月十五日，转礼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八年（1669年），转户部尚书黄机为吏部尚书（四月十八日），转礼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四月二十七日），转兵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五月初三日），以原任户部尚书王弘祚为兵部尚书（五月初十日）。五月中旬，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将其抓住捆绑起来。黄机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为御史季振宜所劾。随后，给事中王曰温劾故庶吉士王彦即黄机之子黄彦博，欺诈虚妄，应予以罢黜。黄机以“王彦”与“黄彦博”姓名不同，且黄彦博死已久，上疏辩解，得以免议。不久，以迁葬，乞假归家，而议论者仍不停止。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初七日，特诏吏部尚书黄机为吏部尚书管刑部尚书事；不久后，御史张志栋以黄机老成忠厚，然已衰老，恐会耽误部门事务，责令其辞职回家。康熙帝则以志栋言过其实，命黄机供职如故；十九年（1680年）十一月十八日，复任吏部尚书；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初六日，以吏部尚书黄机、工部尚书朱之弼为会试正考官，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户部左侍郎李天馥为副考官。十月十六日，授“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受命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三日，又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康熙批准他以原官待遇退休，又派遣官员，按例护送回乡。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初，病逝。四月十三日，赠“太傅”“太师”，谥“文僖”，赐祭葬于灵鹫山金墩武林白乐桥之南。


鳌拜专权前后六部变动


鳌拜专权前后的康熙六年至八年，因涉及广东海禁案发、两广总督卢兴祖与广东巡抚王来任诈贿案自杀、索尼病死、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被绞、颁布“加恩赦罪诏”、鳌拜被擒等一系列事件，特摘录期间的六部尚书等情况变动史料如下（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康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阿思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三十日，转兵部尚书明安达礼为吏部尚书。二月初六日，以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尚书梁清标，为会试正考官。二月十一日，以都统阿思哈为兵部尚书。三月初七日，京察各部院自陈官员，吏部尚书明安达礼、礼部尚书祁彻白，俱原品解任；礼部尚书梁清标革职；工部尚书叶成额降三级调任。三月十一日，以兵部尚书都统阿思哈为吏部尚书，正红旗副都统觉罗外库为礼部尚书，正红旗都统噶禇哈为兵部尚书，正白旗副都统马迩赛为工部尚书。六月二十三日，辅政大臣索尼因年迈染痾病逝，年六十七岁。七月十五日，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鳌拜及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康熙八年，班布尔善因附鳌拜，并犯有结党营私等罪二十款，被杀）拏问，被诬以不欲归政，列二十四罪，处以绞刑。七月十七日，礼部尚书黄机等奏请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十二月十八日，增户部尚书一员，以工部尚书马迩赛调补。
康熙七年正月初八日，升兵部督捕左侍郎额赫里为工部尚书。六月十六日，升礼部左侍郎布颜为礼部尚书，一等侍卫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六月二十日，以正蓝旗满洲都统济世为工部尚书。六月初六日，以户部尚书王弘祚失察革职。六月十五日，转礼部尚书黄机为户部尚书。九月初一日，转工部尚书朱之弼为刑部尚书。六月二十二日，转刑部尚书郝惟讷为礼部尚书。九月初七日，以刑部尚书对喀纳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九月初八日，以左都御史王熙为工部尚书。九月十二日，升内弘文院学士明珠为刑部尚书。九月十五日，以户部尚书马迩赛，兼正白旗蒙古都统。
康熙八年三月十七日，谕吏部，原任户部尚书王弘祚系皇考简用之人，效力年久，可照原职补用。四月十一日，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杜立德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四月十八日，转户部尚书黄机为吏部尚书。四月二十七日，转礼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五月初三日，转兵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五月初十日，以原任户部尚书王弘祚为兵部尚书。五月二十七日，镶黄旗蒙古都统拉哈达（又名喇哈达），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工部满尚书改任）。五月二十八日，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罪款（共三十款）。五月二十八日，阿思哈坐鳌拜党，杀。六月初一日，转户部尚书马希纳为吏部尚书。六月初二日，升工部左侍郎科尔科代为兵部尚书。六月初五日，以原任礼部尚书恩额得为工部尚书。六月十一日，升礼部右侍郎米思翰为户部尚书。七月初一日，吏部遵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原任礼部尚书祁彻白、工部尚书叶成额、兵部左侍郎石图、右侍郎图尔特、刑部左侍郎觉罗勒德洪、工部右侍郎杭爱、都察院左都御史觉罗硕博会、太仆寺卿觉和托、太常寺卿觉罗班敦等，呈称职等为鳌拜所嫉，于康熙六年考察内，无故解任降级，不许于部院衙门用实为冤枉”：祁彻白以目疾，原品解任。俟病痊补用。石图以足疾降级，应准复降级，病痊补用。叶成额，理应复所降三级。但所告状内，不开明授工部尚书处不合，应仍降一级，准复二级，照品补用。图尔特、觉罗勒德洪、杭爱、觉和托、觉罗班敦，俱应复还原降级，遇缺即补。从之。七月十一日，谕吏部，朕阅处分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原案并无大罪。鳌拜等但以为拨地迟延，遽行拏问，多端文致诬陷，不按律文，任意将无辜处死。理应昭雪，以示仁恩，作何恩恤予谥，及荫子入监读书。八月二十四日，追赐故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苏纳海，谥“襄愍”。八月二十一日，吏部遵谕查覆、原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均系京察无故被革。应复还原职。七月二十八日，内国史院大学士对喀纳迁刑部尚书。九月初五日，礼部尚书布颜以原品随旗行走，工部尚书白色纯（上以前次鳌拜辅政时荐劾不公，特诏举行察典，以白色纯不孚众论，命降二级随旗行走）降级随旗行走。九月初十日，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兵部侍郎迈音达、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均系鳌拜同党。著革职，即行处绞。九月二十四日，转工部尚书恩额德为礼部尚书。以原任刑部尚书明珠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原任吏部右侍郎吴达礼为刑部右侍郎。十月初三日，原任户部尚书冯迩赛，因鳌拜案内获罪，其所袭伊父谭拜之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令谭拜侄孙佛保承袭。十月十二日，升刑部右侍郎吴达礼为工部尚书。

姚波

第五篇　弃政从商，范氏助力　


范氏等族助力


在姚启圣擅开海禁，幸得大赦天下被免死罪之际，范仲淹后代范文程等多个家族予以了大力资助，从而得以迅速经商致富。而三藩叛乱之后，范文程之子、福建总督范承谟（汉军镶黄旗人）被靖南王耿精忠囚禁，死不从叛，并被迫害致死，范承谟的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从弟范承谱等五十三人同时遇害。康熙十六年初，时任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对范承谟之死进行了翔实的调查，尽力为其争取哀荣。清廷有定论后，范承谟的遗骸被送往京师，康熙帝命内大臣侍卫出迎，追赠他“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赐谥“忠贞”，并亲书“忠贞炳日”匾额赐予家眷。
1680年（康熙十九年），耿精忠以谋逆君主、负恩谋反罪，被凌迟处死，范承谟的儿子范时崇割其肉祭奠父亲。姚启圣过世当年（康熙二十二年），在福建为范承谟建“范公祠”，世代祭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总纂官纪昀（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等人为已故范承谟纂修成《范忠贞集》，使其名垂青史。内有康熙帝所作祭文、御制碑文，以及时任福建总督郎廷相（汉军镶黄旗人）、福州知府陈天植、闽县祖知县、侯官县赵知县，文华殿大学士（原浙江总督）李之芳，官员吴涵（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人为其撰文歌颂，其中收录的福建布政使姚启圣撰文为：


布政使司姚（启圣）：前任总督范（承谟），“气壮河岳、节励风霜、移孝作忠；才不负乎所学，报君报国志，无忝于尔生。抚浙四年，恺泽渊、深岳峙；督闽五月，仁恩日惠风和。讵意变出非常，遂致身罹奇祸，受讹受辱，忠心百折不回！任涅任磨，义气三年，弥笃洵矣！孔（子）之所谓‘（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诚哉’，孟（子）之所云‘（舍生而）取义者也’。品行宜祀宫墙，姓字永馨俎豆，以光伦纪庶慰：‘忠贞’！”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二月，经范承谟之子、广东巡抚范时崇奏请，又褒恤死难生员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范承谱，附祀范承谟祠。乾隆年间，又改建嵇公（嵇永仁）祠于山巅。范承谟幕僚嵇永仁的子孙嵇曾筠、嵇璜二人，后来还曾为大学士（宰相）。
与姚崇、范仲淹墓葬相伴一样，在台湾文庙（台南孔庙）的名宦祠及天后庙（又称“天妃宫”，今“台南大天后宫”），均同时供奉有范承谟、姚启圣二位对闽台有大功德的名臣神位（像）。在《绍兴姚氏谱》及《闽颂汇编》等相关史料中，可以知道福建各界对启圣公作为姚崇后代的感恩之情，并将姚启圣比作范文正公（范仲淹）。


附：范承谟（1624－1676年），字觐公，号螺山，镶黄旗汉军人，范文程第二子。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历官浙江巡抚、福建总督。任上历勘浙江荒田，请免赋三十余万亩，赈灾抚民，漕米改折，甚得民心。“三藩之乱”起，被耿精忠囚禁，死不从叛，终被害死。赠“兵部尚书”，谥“忠贞”公。诗宗盛唐，字则骨劲神清，法兼颜、米。虽不以书见长，而字里行间，一种方正严毅之气令人起敬。卒年五十三。（摘选自《陆光旭忠贞遗墨跋、频罗庵集》）


在姚启圣过世多年后，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史料及绍兴姚氏谱所记载来看，除了范承谟（范文程）家族之外，与范氏关系密切的清代最为著名二对父子名相嵇曾筠（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为文华殿大学士）与嵇璜（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先后为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刘统勋（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先后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与刘墉（乾隆五十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先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以及名相纪昀（纪晓岚，嘉庆十年初封协办大学士），对姚启圣的后代多有帮助。可见，姚启圣在福建布政使任上，对争取范承谟被害之事上所作详细调查，不仅令范承谟后代（如其子范时崇官至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受益匪浅，也令与范承谟同时殉国的幕僚嵇永仁后代（子嵇曾筠、孙嵇璜）得益，上述另三位名相又相继助力姚氏，也在诸多正史中将平台首功归于启圣公。乾隆年间，乾隆帝在决定将姚启圣列传时，正是纪昀（纪晓岚）总纂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之际；阳明学说后人也与之助力，并将绍兴府旁、府山东侧的别墅赐予姚启圣，以表彰其平台之功。此后，继承该屋的姚启圣嫡长子姚仪一脉回绍兴老家祭祀父祖，才算有了自己的落脚点。
该别墅位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区龙山后街6号，今称“姚家台门”；而在今天的绍兴马山姚家埭的帅府台门及其姚家埭姚氏祠堂，则系姚启圣次子姚陶（1673－1745年）晚年修缮或建造。姚陶一脉在绍兴府城中的凰仪桥居所，与姚仪一脉承继的“姚家台门”相距不远，与姚陶在1689至1690年间借居小叔姚起凤八字桥的三间残破小屋则相距较远。姚振宗所修清末姚氏族谱同时记载，在1862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继承该“姚家台门”的姚仪一脉已与次子姚陶（堂号“还云堂”）一脉自此失去了联系。
另外，姚启圣生前又似与一代名相陈廷敬早年间即有交集；而史学大家邵晋涵，则在乾隆年间对姚启圣后人多有助力（详见后文）。在姚启圣跌入人生低谷之际，受其豪侠之气感动，罗弘载等友人纷纷专程赴广州为其鼓励打气。
在《绍兴姚氏谱》中，收录了姚启圣的一首与罗弘载这次交流相关的诗句《喜“罗弘载”至》：“嗟子何为者，来同天一涯。身轻万里棹，贫滞五羊车。容易谈豪侠，艰难度岁华。可怜见放后，谁复赋蒹葭。”诗中，姚启圣感慨道：啊！你这位朋友，为何而来？我们虽身处天涯，却如同近在咫尺。同为绍兴老乡的你，身轻如燕乘舟万里而来，为在广州城贫困潦倒的我安慰、鼓励。你我谈论着豪情与侠义，述说着生活的艰辛、岁月艰难。内心充满惆怅的姚启圣，叹息被罢官之后，是否还能再次施展自己的生平抱负！
查阅史料，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翰林院侍读施闰章、诗人董元恺等诗人分别写有与罗弘载交往的诗句。


迎娶南海知县沈氏之女


少沈氏（1658－1727年），南海知县沈公之女，启圣公继室长沈氏之妹。启圣公正室何氏康熙八九年卒，继室长沈氏康熙十几年卒，再娶少沈氏为妻。少沈氏能诗词，有《寄生草》诗词合册，藏于家。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葬东郭蒋椿溇，并封“一品夫人”。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1684年1月16日），启圣公次子姚陶（息园公）在生母方氏及其父启圣公相继过世后，由其嫡母少沈氏亲自抚养成人。少沈氏对其恩抚有加、教养备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年（1691年），少沈氏分别著有的诗草《春日课子》《课子》，展现其育子场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权臣纳兰明珠被罢相后次年），姚陶随嫡母少沈氏回会稽，嗣三叔姚日章后，归奉祖墓，是为还云堂一脉。为祭葬启圣公夫妻、启圣父母，被迫卖掉田产后借住小叔姚起凤残破小屋三间；又居住二年，将凰仪桥屋契遍觅典者，恰逢姚陶表兄陈武赴任登州通判，家眷不能带，少沈氏亟命以百金典给他们。1692年，嫡母少沈氏为姚陶聘某氏，次年冬入京迎娶。不久，还云堂遇盗，被洗劫一空。1695年，少沈氏与姚陶客游闽粤间。启圣公爱将、潮州总兵薛受益感念旧恩，厚待之。归会稽后，少沈氏将还云堂出典，得1700两银子，于1698年春葬启圣父母于姚家埭之西溇底，一叔一姑合葬；又葬姚启圣及何氏于漓渚之相家塔（《大清一统志》称该地名为山阴县蒋家塔），一子一女合葬。1701年，姚陶得官陕西乌延靖边同知。少沈氏不适应苦寒边地，移居乌延府赵尚书园内。1705年春，所属安塞令谢旻，升黔中普安牧；其父潼关司马谢嵩龄，为少保公（姚启圣）年家子，力争上游。代姚陶执掌安塞县令数载，姚陶爱其风雅，吹箫赋诗，视之如子，少沈氏待之如孙。
姚陶淮安知府任上（1710年），蝗虫入境，急调下属赴田间扑捕，又亲赴各地一线，举鞭指挥捕捉方法。少沈氏见之泪下：“陶儿能如此，上不负一人（皇上），下不负万姓矣”。1720年少沈氏，为陶子姚愈娶陶氏（康熙五年进士，巡视两淮盐政、御史尚白公式玉孙女；康熙六十年进士、广西盐运司同知少如公德焘之女）。1722年春，安徽庐州府知府姚渔被两江总督赫舍里·长鼐迫害致死（其时，恰逢大臣提议赫舍里皇后之子、废太子胤礽复立，康熙曾提及姚启圣等人曾于军前披坚立功之事，故提议大臣均被打发至西藏打仗，次年长鼐亦死），孤儿寡母势将失所。少沈氏写信让姚陶赴金陵办理三弟姚渔一切身后事。事毕，少沈氏又为孙儿姚恕迎娶时任兰州府同知沈大中丞青田公廷桢（？－1732年，又名沈廷正，先后任笔帖式、湖广罗田知县、陕西商州知州、兰州府同知、临洮知府、延安知府、西安知府、河南开归河道、河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贵州巡抚、云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都察院副都御史兼河道总督、直隶河道总督）侄女、明经莘三公廷森女。
1726年冬，嫡母少沈氏患病，姚陶命儿媳沈氏侍奉左右，然已是药石无效，急率儿子姚恕衣不解带服侍，又遣人远请名医。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少沈氏仍不治而亡。
少沈氏自姚陶六岁（康熙十七年，1678年）而嫁，至姚陶十一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而孤，年仅二十六岁。一生苦节，罔极深恩，教其（姚陶）诗书存心行事。又为其三次迎娶，为孙儿姚愈、姚恕两次迎娶，又置田产若干。一生苦节、苦心，精神见解高出寻常万万，又勤俭节约，好善乐施。姚陶弱冠初归，往往餐食不继；向二叔（姚起凤）乞要，又不待见。少沈氏怒向少保公像前痛哭：“我不能教子立志，今不肖乃我负公矣”。姚陶“跪地改过，叩头流血始解”，此岂是平常妇女所能办到的。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买舟归葬会稽，淮安百姓牵挽叩送者万人遮道，泣不忍别焉。此三年中，淮民之爱戴，一如守淮时。守丧期满，男女为少沈氏追悼、祭奠者数万人，不胜悲感！
姚陶在嫡母少沈氏过世后，在其《哭母四首》（收录于《息园诗草》）上，写有“母恩何其高、母恩何其深、母恩何其厚”“何能百口，年延母一人寿”等悲恸之词，并在少沈氏所作诗草集《寄生草》后，要求后世子孙永久保留嫡母少沈氏诗文，以感恩其对启圣公子孙后代的莫大恩德。姚陶一脉（即“还云堂”族人），此后二百数十年间科第蝉联、人才辈出，是为明德之裔也。少沈氏过世六年后（1733年），姚陶赴漓渚祭拜姚启圣，闻异香于墓门双松间，有幽兰一棵，高二尺。
少沈氏所著《寄生草》诗词集，有《拜忧菴夫子像》《雪》《烹茶》《落花》《夜坐》《秋夜榻前小鬟梦呼主翁惊觉有感》《雪夜赋白头吟》《春日课子》《哭月》《杜鹃》《惜春》《读忧菴夫子平海十疏》《课子》《醉春风》《虞美人》《碧窗梦》等30余篇，诗文部分摘录如下：


附：少沈氏遗文
拜忧菴夫子像


断肠夜夜听哀猿，拜像焚香拭泪痕。
细看容颜犹宛在，奈何对面不能言。


雪


乾坤一片白纷纷，雾合烟疑惨不分。
天亦苦怜人寂寞，故教万里作愁云。


烹茶


礼罢菩提后，清泉自煮茶。
梁无新燕子，门有旧梅花。
大梦生元寄，同归死是家。
青青头上发，谁复再堆鸦。


问花


开谢因谁岁岁忙，柔条较比旧年长。
落红好向园中葬，莫被东风吹出墙。


病中


一身都是病，百事尽消磨。
妆镜对新网，花栏长旧莎。
人间寻梦去，春老奈愁何。
夜夜云头月，谁家照绮罗。


咏“麻”


嘹唳云头雁，凄其塘畔蛙。
愁眉闲月夜，泪眼负春花。
风雨非无主，乾坤不是家。
近来荒笔墨，心绪乱如麻。


咏“东”


身在心先死，人亡梦亦空。
落红三月雨，残角五更风。
春老莺声外，愁声鸟语中。
浮生虽梗寄，不逐水西东。


落花


犬吠门才掩，鸡啼月又斜。
东风昨夜恶，吹尽一园花。


夜坐


阶闲芳草少人行，静掩园扉意自清。
风酿花香山鸟醉，月浮莲影沼鱼争。
诗才吟处愁先动，梦欲成时身忽惊。
记得旧年今日夜，一尊笑指彩云撗。


姚振宗所撰《绍兴姚氏谱》：谨按此诗（《夜坐》），或当是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五夜作也。悲哉，旧年今日夜，即闽诸生下鏊所谓天下古今所未有也，见后闽颂汇编目录记之类。少沈氏在翻阅《闽颂汇编》之余，又作《读闽颂汇编》诗句有感而发：


几载经营苦，安危荷一肩。
版图收海外，臣力竭生前。
绩敢千秋著，名犹万姓传。
此身应不死，闽颂有汇编。


余诗草详见《绍兴姚氏谱》谱记：《病起》《秋夜榻前小鬟梦呼主翁惊觉有感》《雪夜赋白头吟》《春日课子》（注：息园公姚陶此年十三岁）、《哭月》《落花》（其二）、《杜鹃》《六言杜鹃诗》《惜春》《收拾》《闻砧》《秋夜读毛诗》《读忧菴夫子平海十疏》《课子》（注：息园公姚陶此年十九岁）、《渔家傲》《鹊巢仙》《醉春风》之一、《虞美人》《苏遮幕》之一、《醉春风》之二、《苏遮幕》之二、《碧窗梦》等。
因少沈氏对姚启圣后代抚育良多，特别是启圣公次子息园公（姚陶）一脉因此最为兴旺，故将姚陶的一生经历录在此文之后。
（以上参考《绍兴姚氏谱》及其《姚陶自述年谱》）


姚启圣次子：姚陶


姚陶（1673－1745年），字次耕，号息园，启圣公次子。历陕西乌延靖边同知，江南淮安知府，乾隆十年（1745年）卒。
康熙时，由姚家埭迁居城中凰仪桥，是为还云堂一派。还云堂者，熙止公取陶靖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出岫，鸟倦飞知还”之意，亲书以为堂名也。盖长支入族籍，次子（姚陶）继嫡堂弟（姚日章）为嗣，归本籍聚族，居于还云堂二百数十年，科第蝉联人才辈起，明德之裔也。
生母方氏及其父启圣公分别在康熙十七年、二十二年相继过世后，由其嫡母少沈氏（南海知县沈公之次女）抚养长大。少沈氏对其恩抚有加、教养备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年（1691年），少沈氏分别著有诗草《春日课子》《课子》的育子场景。
初，随长兄姚仪居住。1689年（权臣明珠被罢相后次年），兄长仪命二弟姚陶嗣三叔姚日章（丽中公，系姚日章，系姚慧袭曾孙、姚良贵孙、姚际可嫡子，曾祖母杨氏、祖母倪氏、母穆氏，妻房氏）后，归奉祖墓。始奉少沈氏归会稽，借住小叔姚起凤八字桥残破小屋三间，居住二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秋，赴吏部以绍兴原籍援例（祖荫）纳同知候选。第二年春，归会稽。是年（康熙三十年）冬，始居凰仪桥还云堂。其“还云堂”堂名，匾额题在启圣公“功成身死未遂”时，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之间。
1693年冬，入京娶妻。1695年起，随嫡母少沈氏游历闽粤。姚启圣爱将、潮州总兵薛受益、南澳总兵杨嘉瑞等部下，待之甚厚。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长兄擢镶红旗副都统，次年（1697年）无疾而终，年四十七，赐祭葬如例，诰授“武显将军”。归会稽后，将还云堂出典，得1700银子，于1698年春葬祖父母于姚家埭之西溇底，并将一叔一姑合葬；又葬姚启圣及何氏于漓渚之相家塔（《大清一统志》称该地名为山阴县蒋家塔），一兄一姐合葬。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三弟姚渔以京师珠桂难支，乞其先行选拔，姚陶欣然从之。陶妻刘氏，生姚愈。姚渔亦得广东廉州府同知，后为安徽庐州府知府，诰授“朝议大夫”。
康熙四十年（1701年）谒选为陕西乌延靖边同知。署府事，安塞令，大计卓异。初，靖边三十六营堡皆坏，长城沙迹不毛，民尽耕塞外。时值秋成近，塞人贪其利。督抚治理榆林神木等处，驱民入城，号哭遍野。姚陶白上官乞宽。至秋冬，视察因遍谕所属边民收获。又立议二十一条，永德边民耕种各营堡，按亩多少，量给租息。
1703年冬，康熙圣驾西巡，奉诏前驱至长安城中。颁赐上方珍物，独不及前驱各员。姚陶率前驱文武官员二十人跪行宫外叩请，遂得赏赐。
1706年冬，举“卓异”，次年擢江苏淮安府知府。1708年，北方“颜李学派”代表人物王源（1648－1710年）到淮安府中为姚启圣作传（《姚少保启圣传》，详文附后）。
时，淮关有五口岸，名曰验票，而行搜括勒索之实，商民苦之已久。姚陶至，则予以革除。淮安有山、邱二湖，年久淤塞，民房、墓葬多在水中。姚陶挑好生溪达涧湖，再浚阜城河，疏罗、柳二河，下流通畅，遂无水患。又开兴文闸，引运河水，遍绕三城，以通舟楫。
时值饥荒，姚陶设粥厂救济灾民，使之不必流徙。上官以饥民易聚难散为忧，姚陶于停赈前先行购船，储备柴火、粮食。停止赈济之后，姚陶按照名册点名，饥民得以有序登上船只领取物资。通过这样的方式，既确保了饥民们能够安全、顺利地离开粥厂，又避免了他们因无处可去而导致聚集生事。同时，他还安排了船只将他们送回原来的收容所，确保他们在离开粥厂后仍有安身之地。由于安排周密、处理妥善，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混乱或不安定的情况。饥民们对于姚陶的善举和关怀深表感激，社会得以及时安定。
1710年，蝗虫入境，又亲率部属赴田间扑捕，并教民以捕捉之法，而免于成灾，有《捕蝗说》载其详述。正如其先祖“姚崇灭蝗（典故）”一般，活人无数。此外，还有下属某县生员十人因被县令陷害，即将被砍头。姚陶获知冤情后，深入调查案情，这些生员最终全部得以获释。他的公正无私和明察秋毫，赢得了百姓的普遍尊敬和感激。
江都丹阳、丹徒的沙江新涨，两姓争地，各以病死人诬告，称殴打而死，历四年不决。姚陶接手后仅通过一次审讯，就让双方心服口服，解决了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安东地区，有一个恶名昭著的家族，他们兄弟二人窝藏盗贼，横行乡里，县令对此也束手无策，全郡百姓都深受其害。姚陶亲自前往，将这一家族的首恶分子捉拿归案。尽管有贡生和州同等官员试图用数万金来为他们求情，但被姚陶坚决拒绝，并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处置。从此之后，整个地区的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安宁。
在淮安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绝户虚丁的问题，这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姚陶联合浙江省以及苏州、松江等府官员，率先提出将丁银均摊到田亩上的建议（史称“摊丁入亩”）。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土地的百姓就可以摆脱千百年来沉重的丁役负担。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了当地豪绅许某的强烈反对。他担心这一改革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百般阻挠姚陶的提议。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姚陶坚持为民请命，毅然决定向朝廷上奏这一建议。
幸运的是，姚陶的奏疏得到了鄂尔泰的赞赏和支持。鄂尔泰作为清朝时期的一位重要官员，他先后在江苏、云贵等地任职，对地方治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他看到姚陶的奏疏后，深感其言之有理，于是大力支持姚陶的提议，并力荐直隶总督李维钧为之奏请。
在李维钧等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后来朝廷最终采纳了姚陶等人的建议，并下旨敕令天下督抚将丁银均摊归田亩，并将其正式写入法令之中。这一举措不仅将解决了淮安地区长期存在的绝户虚丁问题，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然而，就在姚陶准备继续为民造福之时，他却遭到了豪绅许某的诬陷和攻击。许某为了报复姚陶，借机诬告上游官员有偏袒姚陶之嫌，导致姚陶被罢免即将升任的直隶霸昌道副使职务。十多年后的1728年夏，姚陶走淮安索捕恶霸，许某既伏诛且绝嗣。
1714年，帮助两个弟弟通过援例（祖荫）为官：姚伟为知州（候选知州，诰授“奉直大夫”。将得官而没，年四十），姚伦为知县（？－1740年秋，官四川石泉县知县，诰授“宣德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侄婿康海等三兄弟（四川提督康泰、甘肃提督康海、凉州总兵康杰），随湖广总督、西安将军额伦特西藏平叛，均战死沙场，康海夫人（姚仪三女儿），例封“一品夫人”。时，康熙帝追念少保公（姚启圣）复八闽、破台湾平海功，对王公大臣云：“我朝书生而知兵者第一人”，又对姚法祖（姚启圣嫡孙、姚仪嫡子）叹曰：“今日用兵西藏，莫言尔祖，即得尔祖军前如吴英、张旺辈二三人，朕亦可无西顾忧矣。”
1720年，嫡母少沈氏，为姚陶长子姚愈娶陶氏（康熙五年进士、巡视两淮盐政、御史陶式玉孙女，康熙六十年进士、广西盐运司同知陶德焘之女）。
1722年春，安徽庐州府知府姚渔（1675－1722年）被两江总督赫舍里·长鼐害死，诰授“朝议大夫”。其时，恰逢大臣提议赫舍里皇后之子、废太子胤礽复立，提议大臣均被打发至西藏打仗，次年长鼐亦死。姚陶为三弟姚渔办理一切身后事。同年，少沈氏又为陶次子姚恕迎娶沈氏（时任兰州府同知，后又任河东河道总督、天津北河河道总督的沈廷桢侄女；明经沈廷森之女）。
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二十五日，嫡母少沈氏病逝，享年七十岁。三年丧满，购舟归葬绍兴，淮民之牵挽、叩送者如市。三年中，淮民之爱戴，一如守淮时。守丧期满，男女为少沈氏追悼、祭奠者数万人，不胜悲感！
1733年，祭拜姚启圣，忽闻异香迹于墓门双松间，有幽兰一棵，高二尺。又与龚蘅（曾师从朱彝尊的陕西道御史龚翔麟之子、江南布政使龚隹胤之孙）相商，将其弟培学之女，许于三子述祖，1734年冬迎娶。1735年春，长子姚愈病逝，得年三十七。1736年春，三子述祖会试，得进士第三名。五月，长孙大任，偶食冷粽而夭，年仅一十有六。1740年秋，弟姚伦病逝。至此年，启圣公五子，仅姚陶一人在世。
乾隆十年（1745年）姚陶去世，年七十三，授“中宪大夫”。子十：愈、恕、述祖、荣祖、承祖、绥祖、念祖、继祖、志祖、本祖。著《息园草》（广东中山图书馆藏）、《豢丑轩自叙》《捕蝗说》《宝剑悲和诗》各一卷，事迹具《绍兴乡贤志》。


香人独厚


《绍兴姚氏谱》载：
余（姚启圣）放逐五年矣，及至香（山），而香（山）人之视余一如其在香（山）。因思见放（逐）后，人情凉薄，何处觅有。而香（山）人独厚余如斯耶，因成《香山八咏》。
康熙十一年（1672年），经商的姚启圣再度回到香山县，受到百姓热情拥戴，写下了与香山有关的八首诗歌，分别是：


其一


湿云愁结暮烟重，水白沙明何处钟。
夹岸荻芦横野色，大江风雨暗孤踪。


其二


已经去国为迁客，犹有悲歌答老农。
千古每多零落恨，不须此际叹遭逢。


其三


扁舟每渡铁城阴，见说农樵出远岑。
圣主已竟边界令，逐臣未尽抚绥心。


其四


几年共尔栖荆棘，此日怜余载鹤琴。
犹幸斯民远旧业，莫教寇盗再相侵。


其五


无数艨艟犯海波，我来守土竞如何。
荒陲百事怡情少，孤岛三年战血多。


其六


献馘楼头腾剑气，受降城下起饶歌。
弹丸若使劳臣在，未许鱼池复弄戈。


其七


地居天末海滨东，况复迁离盗贼充。
千里波涛孤枕上，万家饥溺梦魂中。


其八


寒猿泣月移高树，宿鸟惊云过别丛。
莫问当年临战伐，只令凭眺有余桐。


　　白鹤峰


传说眉山草木枯，鹅城今似《辋川图》。
携来秀色开荒径，独辟新峰到海隅。
万叠云山归白鹤，两江烟雨出西湖。
苍茫露冷兼风乱，渔火钟声或有无。
　
　　视师


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
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舲。


以上诗文摘选自《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五》，编者徐世昌（1856－1939年），曾任清代军机大臣、中华民国大总统。
而这八篇诗歌，又收录于《商氏越风第二卷录》《绍兴姚氏谱》中，部分文字略有不同，此处不详述。另外在《绍兴姚氏谱》中，还有篇名分别为：《香山澳道中》（二首）、《再至香山澳》（二首）、《再至香山》《寄陈伯文侍御》《喜“罗弘载”至》《闻乱》《停舟九首》（并序）、《黄村看梅》（三首）、白鹤峰（六首）、《代秋叶和》《代素馨和》《端江舟次同高澹菴王力臣坐月》《问邻人夜读》《壬子元日试笔》《高澹庵初夜》《游小岭诗》《视师呤》（十首）、《含情草》（十首）、《自题行乐图》等诗歌。

姚波

第六篇　三藩祸起，再任县令


“权臣”明珠力主撤藩，战祸再起
——“三藩之乱”全面爆发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年）疏请归老辽东，留其子尚之信（1636－1680年）继续镇守广东。
时任兵部尚书的纳兰明珠（1635－1708年），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率先主张乘机撤藩，户部尚书富察·米思翰（1631－1674年，乾隆帝首任皇后孝贤纯皇后的祖父）、刑部尚书莫洛（？－1674年）也随之附和。大学士索额图（1636－1703年）、图海等人则多持反对意见。
考虑到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以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诸弟均宿卫京师，谅吴、耿二人不会发动变乱，康熙最终采纳了纳兰明珠等人的主张，决定撤藩，诏令藩王撤还山海关外。七月，镇守福建的耿精忠（？－1682年）、镇守云南的吴三桂（1608－1678年）等在清廷入关过程之中立下赫赫战功，先后被清廷封赠的藩王得知诏令后，顿时惶恐而不能自安。随后，清廷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请求，依例照准。
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书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清廷却一概照准，并派专使至云南平西王府，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十一月，假意请求撤藩的平西王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率先在云南叛乱；延平王郑经（1642－1681年）则乘机派员从台湾渡海而来，在福建地区招兵买马、扩大地盘。
之后，靖南王耿精忠与其妹夫平南王尚之信亦分别于福建（康熙十三年三月，1674年）和广东（康熙十五年二月，1676年）叛乱，“三藩之乱”随之全面爆发。三藩之乱八年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战火相继祸及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浙江、陕西、江西、湖南、湖北、青海、河南等地。中国刚刚熄灭十余年的战火，再次席卷全国大部，随之疫病肆虐、天灾不断，天下百姓再度陷入生灵涂炭的境地。
此前，因为纳兰明珠与索额图二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三藩叛乱”发生后，大学士索额图又请求处死纳兰明珠等人。兵部尚书明珠自然记恨索额图，二人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再无和解可能。


明珠、索额图之矛盾激化


纳兰明珠与索额图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影响了康熙初年政局的走向：
一是两人之间涉及康熙的后宫
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初七日，太皇太后（即“孝庄太后”）选择索尼（1601－1667年，康熙初年辅政大臣）孙女、与康熙帝年龄相近的赫舍里氏（1654年2月3日－1674年6月6日，即“孝诚仁皇后”）为皇后。九月，康熙帝大婚，正式进行了册封。
索额图与康熙的皇后赫舍里氏（1654年2月3日－1674年6月6日）之父噶布喇，为亲兄弟，同为索尼之子。而纳兰明珠与康熙的嫔妃乌拉那拉氏（？－1732年5月1日，即“惠妃”）之父索尔和，为乌拉那拉氏族的同族或兄弟。
二是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
康熙八年（1669年），皇后赫舍里氏诞下嫡长子承祜（1670年1月3日－1672年3月3日，嫡长子），但不久便早殇。
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嫔妃乌拉那拉氏（二十年十二月晋“惠妃”，为当时册封的“惠、宜、德、荣”四妃之首）为正五品郎中乌拉那拉·索尔和之女，生下皇子胤褆（1672年3月12日－1734年11月25日）。胤褆之所以后来成为康熙的皇长子，系此前的其他皇子承瑞（生母荣妃马佳氏）、承祜（胤礽同母兄，生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承庆（胤褆同母兄，生母惠妃）、赛音察浑（生母荣妃马佳氏）均早殇（均仅存活到一二岁）。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三日，皇后赫舍里氏难产，在坤宁宫生下嫡次子胤礽（1674年6月6日－1725年1月27日）两个时辰后去世，终年二十一岁，谥号“仁孝皇后”。
三是纳兰明珠嫡长子改名
纳兰成德（1655－1685年），又名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为纳兰明珠嫡长子，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又常对友人“仗义疏财”，当时许多想升官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其身边。
十七岁（1671年）入国子监，被祭酒、“昆山三徐”之一的徐元文赏识；十八岁（1672年）中顺天乡试举人，其主考官为“昆山三徐”之一的徐乾学；次年（1673年）成为贡士，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年），补殿试，为二甲进士，被授以乾清宫侍卫，为康熙身边一等侍卫。
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月起，直至十五年秋，纳兰性德每逢三、六、九日，均到徐家听座师徐乾学讲学。
康熙十三年（1674年），纳兰成德娶罪臣、原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为妻。此前，卢兴祖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68年1月9日），已因诈贿案吞金自杀。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三十日，“三藩之乱”如火如荼之际，卢氏产后遭风寒而亡。
胤礽，为康熙嫡次子，清代唯一册封的太子，系索额图侄外孙。其生母赫舍里氏，作为康熙的皇后，在首次生育嫡长子，又早殇后，身体一直不佳，不宜生育。故在赫舍里氏孕育胤礽时，极其小心翼翼。胤礽的小名，为“保成”，便有期待其顺利诞下、成长之意。
在胤礽立为太子后，纳兰明珠为避太子“胤礽”小名之名讳，将嫡长子纳兰成德，改名为“纳兰性德”，时年二十岁，已为贡士。


帝后情深


与明珠、索额图“水火不容”相对比的是，赫舍里皇后与康熙帝感情甚笃，本来首次生育后身体不佳，已不适合再次生育，但仍坚持生育诞下嫡次子胤礽。
仁孝皇后崩于坤宁宫后，康熙皇帝破例逾越礼制，将皇后梓宫（棺材）放置于康熙皇帝本人居住的宫殿乾清宫，成为清朝唯一一位停灵于乾清宫的皇后。从五月初五日开始，康熙几乎每日去梓宫前举哀；五月二十七日，康熙亲自送仁孝皇后梓宫至巩华城；康熙十三年六月至十二月，康熙去巩华城34次；十四年去24次；十五年去15次，十六年7次……
在为赫舍里皇后隆重治丧后，康熙不仅亲自承担起抚养仁孝皇后遗孤胤礽的重任，又再三请求征得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慈命同意后，在康熙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就将胤礽册封为太子。此举，突破满洲祖训家法“不事先极早预立太子”规定，立年仅两（虚）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康熙下谕礼部择吉日举行册封大典：


“帝王绍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诞生嫡子，已及二龄。兹者钦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储大典，宜即举行。今以嫡子胤礽为皇太子。尔部详察应行典礼，选择吉期具奏。”


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册封大典册封胤礽为皇太子册、宝，正位东宫，而此日，恰与赫舍里皇后早殇的嫡长子承祜出生日相同，可见帝、后二人感情之深。
十四日，正式颁诏天下，诏告说：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抚御寰区，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休。朕缵膺鸿绪，夙夜兢兢，仰惟祖宗谟烈昭垂，付托至重；承祧衍庆，端在元良。嫡子胤礽，日表英奇，天资粹美。兹恪遵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载稽典礼，俯顺舆情。谨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授胤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大典告成，洪恩宜霈，所有合行事宜，开列于后。于戏。主器得人，益笃灵长之祜。纶音式涣，用昭浩荡之仁。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同月，授胤礽的外祖父赫舍里·噶布喇（索额图的兄长）为“一等公”，世袭罔替。


笔者按：
权臣纳兰明珠与索额图之间微妙的关系，特别是兵部尚书任上的明珠极力主张急于撤藩，并由此引发的祸及中国大部、祸乱多年的“三藩之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展新的思路。这种思路，恰好可对照唐代贤相姚崇为开创“开元盛世”所提出的“十事要说”之一的“不奖军功”策略之根由。事实上，“三藩之乱”由此所导致获得军功之人，大多与明珠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也助长了明珠欲成大事之心（涉储位之争），这也是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明珠在结党营私方面极度深恶痛绝的根本原因。另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拜读一下，唐代宰相姚崇后裔、姚崇文化研究第一人，河南姚学谋所著的《大唐贤相姚崇》一书。而绍兴姚家埭姚氏及本书主人公姚启圣，恰是唐朝宰相姚崇的后裔。


“三藩之乱”惨烈


“三藩之乱”之惨烈，令笔者不忍多落笔墨，在此仅摘录一事例如下：
康熙十四年二月姚启圣任职浙江温处道，而上一年（康熙十三年）三藩祸乱之初，时任温处道陈丹赤与城池共存亡之举，“三藩之乱”之惨烈可见一斑：


陈丹赤（1616－1674年），字献之，福建侯官人。
顺治十七年举人，选授重庆推官，摄府事，兼署夔州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沦陷沦，征师四集，丹赤给饷不乏。垦荒莱，缓刑禁，报最，迁刑部主事，再晋兵部郎中。出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分巡温处道，署按察使。
康熙十三年，入觐，道山东。会吴三桂反，诏入觐官悉还治所。丹赤归至东昌，闻耿精忠亦叛，亟间道还。适平阳叛将司定猷构精忠兵逼瑞安，丹赤独居城上，泣谕父老，誓与城存亡。
海寇朱飞熊乘间肆掠，乡民争入城，总兵祖弘勋欲不纳。
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民辇粟入城，民即兵，食即饷。亟宜纳之，与共守。”于是来者数万。
寇涌至，攻南门甚亟，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心汹惧。丹赤日驰牒乞援，晨夜徼循，以忠义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
弘勋将以温州叛，阳遣游击马文始助守，实以诇丹赤，丹赤誓以身殉。
六月甲午朔，弘勋陈甲仗华盖山，集文武官计事，欲以胁丹赤。
千总姚绍英知其谋，劝勿往，丹赤不顾，策马去。
至则兵露刃夹阶立，坐定，弘勋曰：“彼众我寡，将若何？”
丹赤曰：“提标前锋五千人已集，且民心效死，战即不足，守自有余。吾此来商以舟济师，顾乃计多寡邪？”
弘勋曰：“舟安在？”
丹赤语通判白鳌宸曰：“河干泊舟不少，皆乡民所弃。以济援师，何患无舟？”
弘勋语塞，春芳厉声言曰：“城中粮尽，纵有兵有舟，谁为我用？”
丹赤曰：“若言误矣。吾军粮饷足供六个月，且远近乡民输粟入。若乃为此言惑军心邪？”
有自怀中出帛书者，精忠招弘勋献城檄也，丹赤怒，碎而掷之地，曰：“此岂可污吾目？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
弘勋执其手，好语慰之，丹赤曰：“封疆之臣死封疆，不知其他。”弘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骂益厉，执斧者断其臂，大呼曰：“臣事毕矣！”兵刃交下，遂遇害。
丹赤役林莪、仆张亦宝，閟从子颖姿，皆从死。
十六年，浙江巡抚陈秉直疏请恤，赠“通政使”，谥“忠毅”。
三十五年，敕建祠温州，祀丹赤及閟（马閟），亦曰“双忠”。
三十八年，上（康熙）南巡，丹赤子一夔（时为湖州知府），迎谒，上（康熙）书额赐之。
（摘选自《清史稿·陈丹赤列传》，主编赵尔巽）


首战诸暨，一战成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借口“兴明讨虏”，起兵反叛。
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为清廷攻下云南，得以开藩设府，镇守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出师缅甸，俘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并将其押至昆明处死，至此吴三桂已镇守云贵14年。故反叛之初，吴三桂叛军精锐连下贵州全省、湖南的衡州。三藩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间战火顿成燎原之势，席卷多个省份。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又在福州响应，福建巡抚刘秉政随即依附叛军，而时任福建总督范承谟被拘禁。耿精忠反叛传来，朝野震惊。朝廷急拜康亲王杰书为正白旗都统，授“征南大将军”，统师南征，围剿耿藩。同时下诏削去耿精忠王爵，拘禁其在京兄弟；又劝谕耿精忠改过自新，剿灭郑经，继续镇闽。耿精忠对此，均不予理睬，继续举兵攻陷浙江江山、平阳、金华、义乌、诸暨，深入浙东；又陷江西石城，进逼宁都、赣州；一度攻陷安徽徽州、祁门，队伍扩大到10余万。
此前的康熙六年（1667年），姚启圣“擅开海禁”被革职后，熟悉海上贸易情形，又得到范文程家族（闽浙任职多年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即为其次子）等汉臣的资助及当地百姓的支持，在广东经商数年间获利颇丰。
当得知，时任福建总督范承谟被耿藩拘禁，耿精忠部战火又直逼诸暨，绍兴府危急、姚家埭危急之际，正在广东经商的姚启圣听到此变故，心急如焚。期间所作诗句《闻乱》，充分体现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闻乱


北塞烽烟靖，南荒戎马生；
何天不厌乱，易地使称兵。
羽檄驰疆场，宵衣厪圣明；
感时增白发，恐复事长征。


这首诗描述了姚启圣在听到三藩之乱的消息时，感叹北方的边塞刚刚安定，但南方的荒蛮之地却又起了战乱。他质疑为何老天不满足于安宁，反而让又一个地方再起战乱。诗中描述了军中的紧急文书在疆场上疾驰，君王夜以继日地勤勉治理的情景，反映出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此，他感叹自己因时局之艰难而平添了白发，并担忧又国家要面临漫长的征战。整首诗，充满了姚启圣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
随后，姚启圣急忙赶回浙江，又让老友吴兴祚与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联络。康亲王与之交谈后，对他十分欣赏。姚启圣便与其子姚仪捐资招募勇士数百，赴康亲王杰书军前效力。初，康亲王辟启圣为参谋，因其“屡献奇谋，亲王甚器重之”，令兼署诸暨县令。
姚公素知香山人钟宝质朴有勇略，谙练风潮，便让钟宝偕香山时同降者江起良、姚逢生、苏义和及宝弟豪、义和等十八人隶属自己麾下，与子姚仪等阻击侵犯浙江的耿军。
首战诸暨，姚启圣便一战成名。当时，耿精忠部何九、徐维英以枫桥为据点攻扰诸暨县城，姚启圣率兵与数万叛军先战于新店湾，叛军不敌向枫桥方向败退。又大战于枫桥，悉平叛军。其战况惨烈，令枫桥全镇房屋尽为废墟，瓦砾遍地。枫桥长道地，自顺治五年后再次遭劫，“越中藏书之冠”的七樟庵也被毁于一旦。姚启圣部及其诸暨百姓此番大战耿藩，令耿部藩军开始走向失败，这场战斗也尽显“诸暨木柁”本色！
时，姚公子仪，高七尺，雄魁伟岸，千夫辟易。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踯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钧，百步之外洞数札。畜壮士张黑子（张旺）、钟宝、王三痴（王英，又名吴英）等十人，尝置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斗，无不一当百。闽人望见先锋，曰：“是姚公子之旗也”。
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对这场战役如此上奏道：“随征知县姚启圣、守备何清等败贼于诸暨县枫桥、钱塘等村，进破贼寨，又破贼方懋功等于冷水地方；前后杀贼数千，阵斩贼首朱得福，招抚伪总兵等官四十四员、贼兵七千余”。由于进剿紫阆山、枫桥等处有功，姚启圣随即从诸暨县令直升为处州知州（据处州府知府记载）。
后又随都统拉哈达恢复温州、处州（今称丽水），随贝子傅喇塔进攻石塘等地。十四年二月，浙江巡抚（衔）达都疏言：“大军分剿叛贼，处州、温州指日恢复；催办粮料、绥辑流民，均惟道、府是赖。请于在浙军前勤劳素著之官酌量选补，以留浙效用佥事姚启圣补温处道、通判王国泰补温州知府、运判钱一信补处州知府”。三月，姚启圣奉旨擢升为浙江温处道（佥事）。


附记：“三藩之乱”中，藩王反叛对沿途士坤及商业、文化所造成的灾难，笔者不忍多述笔端。现仅摘录郭明所著的《七樟庵》一文部分内容，特此纪念在“三藩之乱”中毁灭的宝贵文化财富。


七樟庵


诸暨枫桥的“七樟庵”，为“越中藏书之冠”，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并列为江南二大藏书楼。是万历年间陕西左布政使陈性学（1546－1613年）告老还乡后所建，仅比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晚建五十年左右。
七樟庵建成后，陈性学在陈氏历代藏书基础上，又搜罗宋元椠本明代手抄数万卷于其中，声名鹊起。后，其孙子、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陈洪绶（1598－1652年），年少师从刘宗周，乡试屡试不第，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后，作画自娱，但也不忘秉承祖训，搜罗古今书籍，充实藏书，使七樟庵藏书之富，时称“越中之冠”。一代大师的苦闷弥漫了七樟庵，这是大师的不幸，却是七樟庵的大幸。有诗云：“竹坞蕉园成敝庐，笔床缃帙具皆余。大夫薄俸留田宅，先子遗风存史书。已悔从前虚岁月，未知以后惜诸居。梦回酒醒常深计，未得幡然一叹嘘。”（《七樟庵帙书》）
顺治五年（1648年）4月，反清义军突袭枫桥，抢掠大户，长道地为陈氏发家地，多大户巨室，早为义军觊觎，长道地顿成一片火海，七樟庵也遭火灾，幸而余生。此时的陈洪绶因明朝覆亡，早已削发为僧，流落他乡，为明守节。顺治九年（1652年），陈洪绶返回故里，面对劫后余生的家园和七樟庵，也许有一些宽慰：“行到枫桥杨墅里，白头兄弟笑来迎。”才叶落归根不久，陈洪绶卒于家中。
于是剩下七樟庵孤立世间，而“三藩之乱”的旗鼓渐近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闽藩耿精忠部何九、徐维英以枫桥为据点攻扰诸暨县城，时同知姚启圣镇诸暨，与数万叛军先战于新店湾，叛军不敌向枫桥败退，又大战于枫桥。经此一役，枫桥镇上庐舍为墟，瓦砾遍地，长道地也再次遭劫，七樟庵毁于一旦。
稍感欣慰的是，这场战斗毁灭的是七樟庵，却正是“木柁”诸暨人和绍兴人姚启圣的这次惨胜，令三藩叛乱在浙江逐步开始走向失利，不仅保住了嘉兴府城，更为后面“三藩之乱”的最终被平定，以及之后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论姚启圣》（邓孔昭、孔立、陈在正）《平台统帅福建总督姚启圣》《台湾通纪》《绍兴姚氏谱：姚启圣》《清史稿：姚启圣列传》《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七樟庵》（郭明）。


请禁抢掳给还难民


姚启圣以随征知县（诸暨知县）身份，随康亲王部征讨叛军，连战连捷。康熙十四年一月，征南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上疏称：“随征知县姚启圣，守备何清等败贼于诸暨枫桥、钱塘等村，进破贼寨，又破贼方懋功等于冷水地方；前后杀贼数千，阵斩贼首朱得福，招抚伪总兵等官四十四员、贼兵七千余”。总理浙江大兵粮饷兼理浙江地方兵马事务、户部右侍郎达都十四年二月疏言：“大军分剿叛贼，处州、温州指日恢复；催办粮料、绥辑流民，均惟道、府是赖。请于在浙军前勤劳素著之官酌量选补，以留浙效用佥事姚启圣补温处道、通判王国泰补温州知府、运判线一信补处州知府”。正是其不俗战功，又因“屡献奇谋，（康）亲王甚器重之”，三月姚启圣超擢温处道佥事，“益募兵自为一旅”。又从都统拉哈达，先后收复松阳、宣平等地，清军在浙江战事开始一路高歌猛进。
浦城县石塘地方，系由浙入闽之要隘。耿逆（耿精忠）令都尉连登云等重兵盘踞，以阻清军入闽。康熙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温处道姚启圣与副都统倭申巴图鲁、总兵官陈世凯等部，带领满汉官兵分路进剿。一日间连破九营，杀贼甚众，直抵石塘贼寨，焚毁木城，获得关防马匹、火器无数。又乘胜进取云和县，威名大振，得到康熙帝下旨嘉奖。十月，又擒贼将曾养性于温州。而伴随着浙江战事的推进，满清将士在获得胜利的同时却又大肆抢掠。时任温处道的姚启圣对此极力阻止，专门请求固山贝子傅喇塔印发“清”字告示，要求自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以后，不许擅抢一名；并遍行张挂，禁兵拏夫强买等事；间有强横者，姚启圣即题请固山贝子傅喇塔鞭责。
对此，浙江总督李之芳，也对姚启圣的请禁旗营抢掳并给还难民子女之事，向康亲王进行了专疏汇报“亟请安抚残黎，收拾人心”一事。该《启王请禁旗营抢掳并给还难民子女》（康熙十五年正月，详见《李文襄公奏疏与文移·卷五》）史料如下：


据布政司布政使李士桢详称：
“大兵攻抵温郡，需用粮料协济。今处属虽经恢复，地荒民逃，米谷鲜少。今应察访民情隐痛，请启亲王“清”字禁示，遍为张挂，鼓舞招徕，民自悦服，四方景从；粮草不缺，兵民两利”等因。
又据分巡温处道姚启圣详称：
奉本部院牌开：据该道呈称：见在贝子军前料理地方残黎，设法招抚百姓。但自乐清、青田至永嘉，全经抢掳，日见无妻、无母；一、二残黎，相对痛哭等因到本部院。据此，为照难民子女，案准部文“不得一概抢掳”，奉旨进行在案。况百姓苦为贼陷，实出于势不得已；官兵伐罪救民，自应多方绥辑。该道身属监司，随军抚民，责任攸系；仰道即将乐清、青田、温州一带难民子女未经掳带者，作何启请禁止？已经掳带者，作何查给还民？远携贩卖者，作何稽察杜绝？此系地方紧要事务，万勿瞻徇推诿等因，奉此。
正在启请间，又奉本部院牌开：“据乐清县申详：乐清民人妻女被官兵抢掳数千，赎回仅止有数。或一家尽掠，斩嗣绝烟；或远携贩卖，以此觅利：巷多啼哭之声，野遍呼号之惨等情到本部院，据此。为照乐邑男妇子女多被进剿官兵掠带远携，本部院批阅申详，殊堪悯恻！案准部文内开：真正贼寇，未必携带妻子而行。营中所有难民子女，许令民间认领，不得一概抢掳；奉旨钦遵在案。今据前因，仰道立速就近启请贝子查明给还，一面速议杜绝远携贩卖之法，庶免难于查给”等因到道，奉此。
窃照旗营抢掳男妇、子女，奉本部院檄行：未经掳带者，作何启请禁止？本道已经启请贝子，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以后，不许擅抢一名；并求贝子印发“清”字告示，遍行张挂，禁兵拿夫强买等事。间有强横者，本道当即拿请贝子鞭责；此项亦可稍止矣。
又奉檄行：远携贩买者，作何稽察杜绝？本道遍行察访，实非民人贩卖，俱系金华、杭州满兵来买，其实以兵卖兵。及至本道行查，则托云“是我亲戚，我送他”等语；以旗卖旗，殊难稽究。
又奉檄行：已经掳带者，作何查给还民？本道自抵军前，招集残黎，盈庭哭诉，惨不忍见；当即启请贝子，尚未给还等因。
又据温州知府王国泰报称：
瓯民久遭寇虐，惨伤已极！今兵马踵至，乡民妻女被掠无存。营盘左右数十余里村落，唯有瓦砾，渺无人迹；极目遥望，炊烟几绝。案蒙颁发告示“给还民间妇女”，不谓各兵将所掠妇女，或托寄于省中，或深藏于营内；乡民寻觅，竟无谋面，甚有遭兵荼毒者。叩乞启请亲王颁发令谕，通行给还等情。
又据永嘉县知县郑廷俊报称：
“永嘉自二十九都起至五十二都，民人悉被抢掳，逃亡殆尽；间有招集一、二民人，又被各旗营兵士以放马、寻菜为名，四处抢掠，致百姓纷纷逃避，田稻遍野不割。将来兵饷民食，大是可虞”等情各到职。
该职看得乐清、青田、永嘉一带，先因逆贼祖宏勋从叛，官兵应援不及，将百姓失陷，原出于势不得已。迨大兵进剿，真正逆贼窜入瓯城，此“守土弗去”之百姓，即“不肯从贼”之百姓。正可宣布朝廷德意，招徕抚绥，使其室家完聚，乐业安居，庶几人皆怀我深仁，到处效顺；将见逆贼势穷，自相离散。即直入八闽，亦不难于闻风底定。
今据司道、府县禀报旗营掳带子女情形，是地方虽复，有土无人；不但朝廷财赋将来无从出产，即见在粮糈已乏人供运，亦恐有误军机。且百姓既遭抢掳，无家室系念，必致铤而走险；反得遂逆贼狡谋，煽惑愚民，以增贼寇，关系非浅。
职思大兵进取，固须鼓励士气，尤须收拾人心。此被贼蹂躏之百姓，孰非朝廷之赤子，亦即亲王之赤子；亲王急欲平贼，总为亟欲安民。职受国恩，谬膺重寄；安敢将地方情形，缄默不言，有负亲王救民水火之至意。用敢据地方各官来文，激切敬陈。
仰祈大张“清”字严谕“民间认领”，并乞亲王颁示各旗营官兵“严禁抢掳”，庶王言一出，万姓欢呼；非特户口复集，赋役有资，兼之人心巩固、向化接踵，不难立致荡平矣。为此具启，仰祈钧监施行。


当月，康亲王便发布命令，要求下属各部严禁抢掳妄杀，详文如下：


为特行申明纪律，严禁抢掳妄杀以肃军令，以安黎庶事


照得耿逆造乱，勾连“海寇”侵犯浙疆。前此温、台一带镇将叛变从贼，以致生灵涂炭。调发官兵进剿，原为灭贼安民；自不容秋毫滋扰，以致重困百姓。况皇仁浩荡，上谕屡颁，加惠元元，矜悯胁从，严禁抢掳，申诫妄杀。在尔进剿官兵，自应凛遵恪守。今乐清被贼窃踞，人民复遭荼毒，诚恐恢剿官兵恣行不法；合将禁饬缘由，列款申严。
为此牌仰该将照牌事理，即将后开禁谕各款，严饬各官兵一体遵照，实力奉行。敢有暋不畏法，妄杀无辜、冒功请赏、株连良善、生事害民，焚烧房屋、掠抢衣食、抢掳妇女、奸淫贩卖。有一于此，或本部院察访得实或地方官申禀有据，将弁兵丁立以军法从事，必不宽徇，至严至切。
一、逆贼窃踞地方，百姓如在汤火，日望大兵进剿，以解倒悬。行军之际，除执械抗拒者严行剿杀外，其余被胁民人，倾心归命，皆吾赤子；投戈向顺，即属良民。务须加意安全，不得概加诛戮。至于翦辫长发，地方既为贼踞，实出势不得已；毋许故意苛求！敢有擅杀无辜、惨戮归诚，希图冒功请赏；该管将领，一经查出，官即拿候请示，兵即军法处死。倘该将领瞻徇容隐，本部院访查得实，一并参拿不贷。
一、民间妇女、小子、关系户口、钱粮。恢复地方，原期有土有人，断不容进剿官兵横肆淫掠。即见在贼巢者，要挟难民子女劫掠在营；盖真正贼寇，岂有携带妻子而行之理！业奉严旨禁饬，不得一概抢掳；即贼营所获，亦许民间认领：钦遵通行在案。今官兵围剿乐清，凡民间妇女、小子，不许抢掳奸淫；即有前被贼寇携带，今被官兵得获者，问明姓氏，出示晓谕民间认领，即给完聚。敢有贪淫不法弁兵，或掳带随营或掠贩远地，官即参究，兵即法处；仍治该管将领“约束不严”之罪。
一、民间房屋庐舍，被贼焚烧拆毁，仅存无几；田园土地，被贼蹂躏横征，业已抛荒。今恢复后，加意培养滋植，尚虑栖身无处，糊口无资；若官兵进剿，再加焚毁践食，势必哀鸿遍野，露宿啼饥。况贼屯住之处，原系民居；贼退之后，即成村落，非贼巢木寨、窝棚可比。该管将领务须严饬官兵，凡村庄市镇所有房舍，不许放火焚烧；滋植田地，不许践踏割取。敢有故违，即行法处不贷。
一、近日为贼奸徒，皆系饥寒匪类，抢劫横行。受害地方，向之素封殷实者，今已贫穷；向之衣食充足者，今已困乏。所有劫掠之余，幸存衣资、什物，赖以稍资生命；若进剿官兵再加搜夺，势必尽填沟壑。且抢夺不法，军令首严。该管将领务须严行约束，经过地方必期秋毫无犯；敢有不遵，即行军法重处。倘该将领漫无约束，容纵滋扰，一并参处，断不尔贳。
一、官兵所到之处，或箪食壶浆来迎或导引接济前进，出自士民子来之义务；宜优加鼓励。进剿官兵，不得强捉良民扛挑甲械；民间妇女，不许凌辱奸淫。该管将领严加禁止，一有违犯，尽法究处；慎勿姑容，自乾重諐！
一、乐清复为贼踞，良民受害堪怜！今次恢剿，自应着意安全，予以休息。官兵进剿，止在对阵克敌，擒斩贼寇。若通贼奸徒与谋为不轨等犯，应听地方官搜查究处，以靖根株，以消反侧；营中将弁兵丁不得搀越干预。敢有贪恶肆横弁兵不事杀贼，惟以借名查拿叛属、生事株连、索诈滋扰、陷害无辜，一经查出，将领参拿、弁兵究处不恕！

姚波

第七篇　降服三藩，闽督得人


招降藩王耿精忠


靖南王耿精忠（？－1682年），首任靖南王耿仲明（？－1649年）之孙，第二任靖南王耿继茂（？－1671年）之子，肃亲王豪格（1609－1648年，皇太极长子）之女婿；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二十八日，前任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袭爵。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下诏撤藩后，耿精忠与其妹夫尚之信二位藩王分别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康熙十五年二月先后响应平西王吴三桂叛清，“三藩之乱”随之全面爆发。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服，先后兵入江西、浙江等地，其大军多达十万之众。康熙十五年四月，时任广东巡抚佟养钜与总督金光祖则先后叛降于藩王尚之信。
康熙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杭州将军图喇疏报耿精忠据福建反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痛骂反贼而不屈从，被耿精忠幽禁，巡抚刘秉政则降于反贼。耿精忠又与台湾郑经合谋围困海澄公黄梧于漳州，海澄公黄梧不久即病死。十四年，海澄公的中军总兵吴淑等反叛献城，继任海澄公黄芳度力战赴死，全家遇害。
就在清军与江西、浙江等地的耿精忠各部争战之际，台湾郑经政权则乘机占领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令耿藩腹背受敌、疲于应付。康熙十五年八月，温处道姚启圣与副都统倭申巴图鲁、总兵官陈世凯、提标参将吴英等部，带领满汉官兵分路进剿耿军，入闽之要隘浦城县石塘被一举收复，获得关防马匹、火器无数。又乘胜进取云和县，威名大振，得到康熙帝下旨嘉奖。十月，再擒贼将曾养性于温州；同时，康亲王所率大军通过仙霞关，进入福建地界，直插耿藩大本营。
见大势已去的耿精忠，杀范承谟以灭口，准备率水师外逃；又因清兵势大，欲降清廷又惧不得宽恕。犹豫不决之间，姚启圣单骑驰入福州劝降，胸藏韬略，议论恢闳。耿精忠瞻其风仪，深为折服，说：“是殆李抱真之流，定不欺我”，遂降。清军至洪塘进福州，耿精忠袒身露体，率文武官员出城迎降，并请仍留靖南王爵，随征郑经，以求将功赎罪。
从此，福建清军得以全力对付郑经势力。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特升浙江温处道姚启圣为福建布政使；礼亲王代善头等侍卫吴执忠之子、无锡县知县吴兴祚被荐任福建按察使。
康熙十六年（1677年），福建布政使姚启圣随康亲王大军，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姚启圣率部又打败尚之信的军队，夺占广东潮州、驰援羊城，一路所向披靡。还先后招降刘进忠、韩大任等部，兵败如山倒的郑经逃回厦门，耿精忠则驻守潮州。其中，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侯”，自赣州入汀州谋求与郑经合兵。得知情况的姚启圣，将其说降，得其部卒死士3000人为姚启圣部亲军。


附：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以耿精忠心存异志，诏耿精忠入觐，以负恩谋反罪革去王爵，交司法审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大学士明珠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于是康熙帝下诏将耿精忠及其心腹死党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等凌迟处死，范承谟之子范时崇分割其肉祭墓。
耿精忠被诛后，其家属仍得到妥善安置，被“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聚忠都得以善终，并被赐予谥号。
明珠次子纳兰揆叙之妻耿氏，便为耿聚忠（耿精忠三弟）与柔嘉公主（1652－1673年，安郡王岳乐之女，顺治帝养女）之女。明珠三子纳兰揆方（其妻为康亲王杰书第八女）二子安昭、元普，后来还被过继给无子的纳兰揆叙，并改名永绶、永福。乾隆皇帝的舒妃，即纳兰永绶之女。


招降刘进忠


刘进忠（？－1682年），辽东辽阳人。初为明总兵马得功部校，清顺治二年（1645年），随马得功在安徽芜湖降清。旋从剿福建海寇，再擢靖南王部右路镇标副将。康熙三年（1664年），迁随征福建中路总兵官。六年（1667年），改广东水师左路；寻调广西左江。八年（1669年），复调广东潮州。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继平西王吴三桂后，举兵叛清。刘进忠闻滇、闽有变，心生异志。四月，遣其心腹杨希震赴福州投诚、献潮州城，携所辖十三营为耿逆部，获封“宁粤将军”。续顺公沈瑞驻潮州城，知其谋划叛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约反击。沈瑞起兵之后，巷战兵败，李成功等人被杀；耿精忠又派漳浦镇总兵刘炎统兵前来，形势益加紧张。刘进忠抓住沈瑞及副都统邓光明等官兵的家属，拘禁在福建漳浦。七月，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兵讨伐刘进忠，在潮州西南山阜安营扎寨；九月十四日，另一路清军在广东巡抚刘秉权率领下，也向刘进忠征讨。清军沿山筑垒，缘江列戍，潮州顿成孤城，四面受敌。十四年，海寇郑经先后攻下漳州、泉州；时刘进忠因与耿精忠不和，闽、粤之路不通。刘进忠因而再用杨希震之策，转叛于郑经，依附于台湾势力，被郑经封为“定虏伯”。在郑经的援助下，刘进忠驻军死守潮州，并击败了攻打潮州的清军，清军尚之孝只得退守惠州。
康熙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降清之际，刘进忠仍拥众观望。八月，康亲王率重兵南下，平定福建大部。康熙十六年（1677年），姚启圣从康亲王部，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潮州。郑经逃回厦门退守，据守潮、惠的郑经大将刘进忠顿感孤立无援之下，派陈文弢（潮州城守营，浙江人）拜谒康亲王，打探虚实。姚启圣恰好与陈文弢为旧交，乃合谋招抚刘进忠。六月初六日，刘进忠率部剃发降清，得授“征逆将军”，刘进忠疏言：


臣以辽东武人，历擢潮镇；曷敢一旦背叛，自取灭门。实由续顺公部下都统邓光明等见臣训练，顿生诽谤；乃约游击李成功、张善继率两路兵马钞臣前后，炮矢如雨。臣仓促应变，亦站队堵御。死亡之际，不暇择人；走险求救，苟延岁月。及闻康亲王奉命到闽，私幸得瞻天日，故差员远输诚款。虽屡经郑之调遣，臣皆按兵不动。抑且漳、泉兵食全资惠、潮，臣随严禁接运；所以漳、泉之众，不战自馁。今幸邀圣明赦愆复职，又加臣为征逆将军，仍带伯衔；可谓荣出非分！自今以往，臣之性命、身家，均为皇上再造。若不据实陈情，是臣既误于前、又复隐讳于后，殆必归诚之心未坚、报效之志未切，臣虽万死不足赎矣。


疏入，报闻。康熙宽恕了刘进忠的罪行，仍任命为潮州镇总兵官，随大军征剿。然，刘进忠此后却又以康亲王杰书招抚文檄，私通吴三桂，召兵自救；被尚之信侦获。康熙获闻，下谕曰：“刘进忠中怀诡谲，非实意归诚；可檄康亲王密为之备”。之后，又命调其下属标兵剿贼，刘进忠本人被调防福州。


（综合《福建总督太子少保姚公传》《福建人物志·姚启圣列传》《清史列传刘进忠·逆臣传》等）


切断吴郑联盟，降服韩大任


韩大任（？－1690年），吴三桂部将，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
康熙十二年（1673年），随吴三桂举兵反叛。十四年，高得捷率部攻打江西吉安，副将韩大任、陈尧元各领先锋军二千人，攻城拔寨。
十六年（1677年）三月，被清军重兵围困吉安已久，又援兵不继的韩大任部，因粮匮势蹙，向简亲王喇布谎称出降，于是夜出南门逃窜，窃据宁都。韩大任等部，又自宁都逃窜突围，前往万安、泰和等处，先后攻占黄陂，挂榜山、黄塘涧等地。简亲王喇布所辖满、汉官兵为数虽然不少，却也只能任由其出入，无法剿灭。十一月，朝廷令简亲王喇布速调副都统布舒库、提督赵赖等所辖之兵征剿；又急令将军穆占率兵赴梁口协助围剿附近的流寇，或进取茶陵阻挡广东来兵，勿使局势蔓延。当月，韩大任攻陷万安，谋划投靠郑经所部。
然而，就在韩大任等人率部自吉安突围，往广东、福建一带的同一时刻。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潮州，郑经逃回厦门。而据守潮、惠的郑经大将刘进忠又已于当年（1677年）六月初六被姚启圣招降，韩大任欲与刘进忠合兵之策，荡然无存。
十七年（1678年）正月，韩大任等流窜至万安，经瑞金，占据老虎洞，欲往江西福建边界。随后，江西巡抚佟国桢会同安南将军舒恕、南赣总兵官折尔肯、游击杨以松、护军统领哈尧山等，领兵屡次击败韩大任、陈尧元、李懋珠等部，先后烧毁颅鹚寨、老虎洞等处贼寨，阵斩副将等十余员，杀死或捕获贼兵六千余人；韩大任余部突围逃往福建汀州，意图与驻兵福建的郑经合兵。
二月，福建境内郑经部刘国轩将福建清军三万主力围困于漳州海澄，又乘虚尽取兴化、邵武等地。
姚启圣随之奉命自广东回调福建，韩大任所率诸将因此畏惧投靠郑经部。姚启圣认为：“（韩大任）是雄儿也，不可弃以资贼。”
于是，姚启圣先派孙旭向其陈说利害，“复单骑至其营，说降之”，随之“韩大任、陈尧元、李懋珠等率伪官九百五十四员，兵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投诚”。期间，遭受一系列重大军事损失的吴三桂，在当年三月初一急于登基称帝后数月即病亡（八月十八日，1678年10月2日）。
韩大任被劝降后，江西都督佥事周球与游击唐光耀率部督护降兵至福州，姚启圣又“简其兵，得死士三千，厚养之，即以为亲军”，“皆剽悍敢死，无不以一当百。（姚）仪常帅为军锋，故所向披靡”，“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此举，也为日后最终收复台、澎扫清了一大障碍。
韩大任被招降后入朝觐见，康熙以其为吴三桂旧将，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
二十九年（1690年），随内大臣佟国纲（？－1690年，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之长兄，1681年曾授“汉军镶黄旗都统”）从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之战中，佟国纲战死于阵前。韩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而身死。


附：协助姚启圣招降的孙旭故事二则


《庭闻录》之孙旭


吉安之寇，召之者郡人刘某；令大任之降康王，则孙旭为之也。旭，湖州人。少而机警，稍知书；入武学，中某科武举。耿精忠反，总督姚启圣募士入闽，旭往应募；貌既修伟，又有口才，启圣悦之。旭请招某山寇，寇受抚，偕旭至县，县令以宾礼待之。县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盗，名在捕中有年矣。按县牍，良然。于是，执旭及盗鞫讯具服，解赴浙省臬司狱。时，军书旁午，囚多淹禁，旭与解役私相结之，移旭还乡；出北新关，遂与解役逸。凡七日而至建昌府，诣乐灿军。乐灿者，耿逆之大帅也，奉逆命，寇江西。旭改为王怀明，自言聚兵为义师，不幸而败。灿及参军周发祥信之，为具衣冠，署伪职。灿败，发祥以残卒千人归大任。大任求幕客，发祥以旭应；一见相契，遂用事，权领一军。大兵围城，简王、安王皆招降，大任犹豫。时，康王偕姚启圣经略闽事，旭欲大任就姚启圣，诸招降者皆阻不允。赣州折玺肯还，魏祥来招降。祥字善伯，宁都人，号易堂，负重名。旭忌其才，恐大任为所动，则夺我闽约，构祥于大任。大任入其言，怒曰：二王招我，我且未许；折尔肯何人，乃欲以藩臬为饵乎！命旭收祥，榜掠惨毒；发祥争之不能，竟杀之。旭日说大任入闽，大任亦以诸招降前已皆不允，非闽不可；遂从旭言，降于闽。旭以招降功议叙，当以道员用，给假归里。一门血属，死无孑遗，庐舍亦焚毁一空；旭自伤，遂祝发为僧，号谛灰，住持浙江灵隐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闽死。（《庭闻录》清·刘健）


转菴和尚说韩大任就抚


转菴和尚俗姓孙，名旭，余姚人。尝中顺治丁酉武科。有盗邱甲聚不逞数百人，为闾阎害，邑令不敢撄。慨然曰：目睹乡里受害而不救，非人也！因选强弓利矢，命壮丁负韊夜攻其巢，咸射杀之，独邱甲潜逃。隐恨刺骨，挟蜚语，讼诸邑中。邑令与之素有隙，因诬其通海，置之狱，乃夜毁梏踰垣出，亡走滇南。吴三桂叛，伪将军韩大任招至帐下，极赏之，曰：奇男子也。大任屡寇萍乡，为安亲王军所阻。吴促其师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吴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孙闻而悦曰：此丈夫报国时也。因说大任曰：将军之事吴王，已至矣。为之辟地攻城，战无不克，数月之间，招徕数郡，未闻王有尺寸之奖。今一旦偶愆师期，即肆意辱詈，待以奴隶。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钟室之祸，复见于君也。韩色沮。会姚启圣往招抚，大任疑未决，复进曰：今大清恢复闽越，事业已成，吴王之败，在于目睫，将军何尚作儿女之态也？大任乃从抚。旋薙发为僧，居杭州侣云菴，号转菴和尚，年八十余始逝。（《清稗类钞·武略类》民国，徐珂）


（摘选自《康熙实录》《碑传集》《钦定八旗通志》《江西通志》《台湾通纪》）


血战海澄，清军惨败


康熙十六年十月，福建大部、广东等地被清军相继收复。原海澄公黄梧（1618－1674年）之子黄芳世（？－1678年），得授世袭“海澄公”，兼“福建水师提督”；所荐的黄蓝为左路总兵，驻海澄县。而随着姚启圣相继在浙、闽、粤等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驻闽清军与台湾郑氏之间却爆发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
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陆路提督段应举接到海贼进犯的消息，至泉州日湖将郑部四镇水师陈升大败；次日，再率骑兵至晋江东石将前虎卫林升击溃。随即郑经召回陈升、林升，改以刘国轩、吴淑为领军统帅，统兵进取漳州。刘国轩自此获得专征大权，自副将以下悉听处决。其时，总督郎廷相、海澄公兼水师提督黄芳世、副都统胡兔均按兵驻扎福建总督府地漳州，总兵黄蓝则驻守漳州海澄。
二月初十日，刘国轩与吴淑等率水师突袭海澄海门，黄蓝闻讯加强海澄巡防；此夜五更，刘国轩乘潮涨之际率舰队攻打玉洲，清军守将海澄左营游击刘宗邦见势不妙，不战而降。十二日，刘国轩令吴淑再陷三叉河、福浒两地，分兵驻扎。十八日，刘国轩又乘潮涨顺风扬帆进兵江东，断桥登岸，先后清将吕韬、王重标等守将，援军副将朱志麟、总兵赵得寿等部击溃，占据江东，（清）福建总督郎廷相急令万松关增兵防守。二十三日三更，刘国轩乘涨潮率舟至石码登岸突袭攻城，海澄镇右营游击刘筏与朱洛、杨朝宗等守将，甚至来不及穿上战甲便被俘虏。天明时刻，刘国轩围栏开沟，烧断江东桥，使漳、泉两地隔绝。（清）副都统孟安的援军自潮州长途而至，刘国轩又率军出战将这支疲惫不堪的清军击溃，援军主将孟安等溃逃入城。
（清）福建提督段应举得报，从泉州来援漳州。康亲王接到总督郎廷相的紧急军情，即令宁海将军拉哈达率满洲骑兵从福州赶来救援；刘国轩撤去江东守将，放任拉哈达援军进入漳州。平南将军赖塔接郎廷相的紧急军令，也领骑兵从广东潮州而来。然，刘国轩妙用战机，先后巧用战船优势，乘潮扬帆直入江东攻打营寨，又利用潮退进取海澄；潮涨之际，又突入兵家要地，佯攻漳州（时为省会之府）；潮落之际，又停泊镇守的东门水域，佯装上岸作抢关之状。忽水忽路，清军官兵疲于应付，而刘国轩部官兵，则大多在战舰上以逸待劳。
诈称“朱三太子”的海盗蔡寅，乘势纠结卢世英、纪朝佐、郑不越等人，一路烧杀抢掠长泰、天保等地；三月一日，海澄公黄芳世将这批趁火打劫之人击溃。
三月初二日，刘国轩率部从赤岭港登岸，与清军拉哈达、耿精忠、赖塔、郎廷相、段应举各部决战于赤岭埔。不分胜负之际，刘国轩密令副帅吴淑左右夹攻，清军骑兵随之大败、伤亡甚多。总督郎廷相忙急令海澄公黄芳世来援，援兵全部驻扎水头山之上。
十一日黎明，得知情报的刘国轩佯装逃跑，焚毁所有营寨，装作踉跄撤兵之状。潮涨有八九分，国轩令扬帆起航。不知是计的海澄公黄芳世以为对方将待潮而出，随即放松警惕。忽然间，刘国轩乘风直抵水头山登岸，将黄芳世部打了个措手不及。腹背受敌的黄芳世，被迫弃辎重营栅，只身逃向漳州，一时间刘国轩部气势大盛。
十八日，自泉州来援，驻扎祖山头接应海澄来往的福建提督段应举，被刘国轩引诱下山头迎战，原本占据地利的清军反被刘国轩部三面夹攻，最终大败溃逃，与副都统穆赫林、孟安、希佛，总兵黄蓝等人一起被困于海澄县城。
刘国轩为防清军援军兵合一处，又分兵先后攻下平和、漳平等地。各县相继告急，总督郎廷相调拨人马，应接不暇。其时，海澄城内共有兵民四万余人，刘国轩以城内清军人多一时难以攻占，认为城中人多粮少，势必突围。然而围困半月，西门尚有逃生通道的清军，却修筑炮台、壕珊，坚守待援。刘国轩遂派林升、林应、江胜等将，分部防守三叉河、水头山、镇门等地，其余各将领率部扼守围困。
四月，刘国轩见清军仍不肯弃城逃走，遂修筑军事设施，断其出入，并屡率兵攻城。五月初五日，率诸将用火攻，攻夺溶洲码花园栅，将救援的清军将领黄蓝、马虎二人砍杀。初六日，又将儒山、合浦、通亘新渡堑山四旁的护城河与海水挖通，至此城内的清军已无法向外突围，外援无路可进。
十一日，据险而守的刘国轩，先后将屯兵于海澄上游（笔架山灯火寨）的赖塔、韩大任、曾养性、江元勋等清军大败。伤损甚多的清军，短期内已无兵力救援海澄。
在围困海澄的83天之中，郑部统帅刘国轩利用水师之利，“恃舟楫之长技，乘风涛之便利”，惯用“飘忽靡常”的突击战术，将不习水战的清军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其士气懦怯、风声鹤唳，而疲于奔命。迟迟不见外援的海澄城内牲畜、战马等一切可食之粮全数耗尽，人心惶惶，人皆菜色。二十一日，郑将张应时携白米一斗、西瓜二个、生烟四包、酒一罐，进入城内劝降，被提督段应举严词拒绝。六月初十日，海澄城破，受困的提督段应举与副都统伯穆黑林相继自缢而亡，满汉官兵1.2万余人死于海澄县城。
康亲王杰书只好以海澄屡战不利，责令福建总督郎廷相单骑入京告罪。于是，康熙以“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自简任以来为时已久，山谷伏莽未靖、闾阎之困苦未苏，吏治未见澄清、营伍漫无整顿。寇警频闻，地方躏扰；更有甚者，海贼侵犯内地，事前不能预防、事后不能剿御；皆由该总督、提督庸懦无才、职业不修所致，殊负简任之意。岂可仍令在任，贻误封疆！”之由将福建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解任，巡抚杨熙亦以年老原官还乡；擢升屡立战功的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福建、节制诸军，擢升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再调江宁提督杨捷为福建水陆提督总兵官。而获得大胜的台湾郑氏，晋封主将刘国轩为“平北将军”、“武平伯”；清叛将、原海澄公中军统帅吴淑为“平虏将军”、“平虏伯”……（摘选自《台湾外纪》清，江日升）


火线就任总督，快速扭转颓势


清军大部被围歼海澄的危急时刻，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康熙以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海贼侵犯内地，事前不能预防、事后不能剿御”“庸懦无才，不能速殄逆寇，有负简用”，一起被解职。十四日，清廷分别擢升福建布政司姚启圣、福建按察使吴兴祚为福建总督、巡抚。
六月初一日，朝廷以康亲王杰书先后进取浙闽之后，“福建既平，不事预防固守，俾海贼登岸，遂困海澄”“浙江、福建失机将士，杰书未尝察取供词纠劾，有负委任”，理应严行处分，但在出征破贼之际，待班师凯旋之再作决定，至于“海澄被困之处，应令（康亲王杰书）尽力救援”。
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于福建漳州军前正式接任福建总督一职。接任总督当日即上疏《姚启圣为沥陈控辞并报明暂署总督印务日期事本》，请朝廷另选重臣赴闽任职，该疏全文如下：


总督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姚启圣谨奏，为宠命自天，措躬无地，谨暂署印御则，仰请特命贤能，巩固封疆事。
康熙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准吏部咨开，为补授总督事，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和硕裕亲王等题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奉旨：姚优升为福建总督。杨熙年老，着以原官休致。吴优升为福建巡抚。应兼职衔，俱着吏部议奏。钦此。移咨到臣。准此，捧接纶音，惊愧无措。窃臣以镶红旗举人选授广东香山县知县，以澳夷一案革职议罪，蒙恩赦免，是臣今日余生皆皇上再生之身也。康熙十三年正月，臣在粤时闻吴逆之变，捐资招募勇士，迎赴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军前，锐意灭贼。蒙王命臣进剿紫阆山、枫桥等处贼寇，俱幸讨平。愧无寸功，即蒙皇上超升臣为温处道佥事。臣随副都统今升将军喇恢复温、处，后随贝子进攻石塘，恢复福建。历俸未及两年，亦无寸功，辄蒙皇上超升臣为福建布政司。任闽以来，不过恪修职守，奔驰粤东、江右招抚渠魁，复奉王命令臣统领投诚韩大任等下官兵二千员名来漳援剿。寸功未建，忽蒙皇上超升臣为福建总督。三次超升，皇上隆恩真千古所未有。但臣自愧无功，叨蒙异宠，清夜间心，实不自安。虽皇恩浩荡，用人无方，而疏贱小臣倘不自揣，安然拜命，其何以服天下臣工久任劳苦而尚未得捱升者。但漳州地临滨海，寇逼门庭，现在恢剿，随准督臣郎奉旨解任，起行在即，当委漳州府知府周昌赍送钦给关防一颗到臣，交代臣以将军俱在行间，漳城难以空悬，剿寇军需岂敢旁诿，即在臣寓于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思，开印受事，暂为料理紧要军务，免致贻误。伏乞皇上鉴臣愚忠，收回成命，另选望重劳深重臣，星速赴闽料理封疆，俾臣仍以原官统兵随军进剿，肝脑涂地所不辞也。
臣谨沥情控辞，并报明暂行受事日期，谨具疏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忧畏轩奏疏》）


其时，福建清军的局势十分严峻，据姚启圣刚刚接任总督二周内汇报的《密陈海澄情形危急事本》《海澄县城失守事本》《长泰县城失守事本》及《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等资料显示：海澄城逃出兵丁声称六月初二日城内马已吃完，有饿毙者、赴水者、顺贼者不计其数，自之初的官兵三万余、马万余，三月起被围城内的官兵一万余名，仅存八百余人；城破之际的初九夜，副都统段应举、穆赫林等相继自杀身亡、总兵黄蓝巷战而死，海澄城失陷；同期，海澄公黄芳世（首任海澄公黄梧之侄、次任海澄公黄芳度之堂兄弟）病逝，年少的黄芳泰接任海澄公之职。
就在姚启圣接任总督期间，“海澄失陷，兵气懦怯，民情风鹤，在在竖旗起贼，处处望风投顺”，清军兵势委顿，以至“接任旬日，日夜筹划，寝食俱废，实见闽地情形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就在姚启圣接任总督当日，朝廷又急令将军赖塔、拉哈达率领驻潮州满兵、靖南王所属官兵，援赴海澄力剿。之后的一个多月内，包括平和、长泰、同安、南安、安溪、惠安、永春、德化等县又相继沦陷，清军败势不可阻挡。七月初，郑氏统帅刘国轩部又以六万兵力，号称十万，兵围泉州。
虽然请辞总督一职，姚启圣仍然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六月二十三日，上疏《敬陈补救十事》，就修城、浚湟、屯粮、制械、安民、励兵等事积极补救，迅速制定了一整套标本兼治的完整战略方案，对之后改善清军的有效防守、稳定局势、安抚民心、振奋军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福建战场的形势开始逐渐好转。七月初四日，康熙对姚启圣请辞之事下旨：“卿才略优长，效力严疆，剿抚贼寇著有劳绩。简任总督，正资料理”，坚持福建总督一职仍由姚启圣担任。
福建战事转机，出现在就任总督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中旬，总督姚启圣与海澄公黄芳泰密商，建议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漳州平和县。十日，调海澄公标前营参将吕孝德带兵一千名，漳州城守左营游击王廷瑚带兵三百五十名，汀州右营守备郑毓奇带兵四百三十名，从琯溪一路前往收复平和县；又调（总督）督标兵参将卜达礼带兵三百五十名，漳州城守副将朱作楫带兵二百五十名，海澄公标游击李栋带兵一千名，汀州右营千总杨明带兵二百名，从永福一路前往收复漳平县；又遣随征游击姚仪（姚启圣之长子）、投诚总兵谢明德带臣自膳马、步兵丁一千二百员名前往接应。
至七月十二日，平和县被收复，开始扭转颓势。
八月十五日，姚启圣又联合宁海将军拉哈达一举收复六月二十七日失陷的漳平县城。此后，胜利天平逐步趋向清军。
从清军惨败之际接手福建总督的重任，先经四十余天的不利战局，之后便是节节胜利。从相关史料可知，总督姚启圣认为对方（郑氏）攻势猛烈，战线过长；而驻防空虚的福建清军，一时难以全面防守，便决定战略性地撤退，保持必要的有生力量，以待援军到来，从而一鼓作气，将分散驻防各地的郑氏逐一击败。
故意失利、敢于失利，这才是总督姚启圣的高明之处，也与康熙对其的充分信任有关。之前，（据《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全祖望撰）姚启圣在命令“诸将扼险要，广储峙（储峙：积聚人才），并缮治诸城堡”之际，曾密陈于天子（康熙）曰：


贼之所以豨突而无前者，盖闽人为之用也。闽人自成功以来，积为所胁，故其余孽之来，靡然从之。闽人绌而台人张矣。今必有以壮闽人之势，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又必出奇计，使台人反为吾用，而后贼可亡。是固非但争衡于一胜一负之间者也。


于是康熙帝“降玺书褒劳，尽委以军事”，并对内阁王公、大臣曰：
“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
得到充分信任的姚启圣于是大布方略，利用对方战线过长之际，令平南将军赖塔分出轻骑，抄其饷道，乘机先后收复平和、漳平；又令总兵林贤等将领，击败郑氏水师于定海。
九月，迫于压力的刘国轩解泉州之围，转攻漳州。刘国轩将二十八路（镇）兵力分为十九寨，设烽火相望。其中将十七路精兵三万军部署于漳州西；吴淑、何佑等十一路精兵二万军部署于漳州南。清、郑双方决战于龙虎、蜈蚣二山之间。
当时，总督姚启圣五次命令泉州兵来援而未至，漳州城中只有平南将军赖塔之兵及耿精忠归降之兵，漳州守军忧惧不安。姚启圣却每日饮食自如，认为：“贼恃胜而骄，谓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奋击之，必败。败则不复能军。平海在此役矣！”
然，当满洲都统所率骑兵到达后，漳州清军总共才八千人。姚启圣即以满兵为前军，自率所部继之，平南将军赖塔、耿精忠之兵为后二军。前军接战不利，中军继之亦不利，耿兵继之稍胜，赖兵复出，国轩不支，前军、中军还而攻之，连破十六路郑军，斩其将郑英、刘正玺、吴潜等，生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四千级，溺死者万数，国轩泅水而遁，溃逃海澄。清军乘胜复长泰、同安等地。至此，泉州、漳州之围得解。
将士奋不顾身，也与姚启圣体恤下属有关，据康熙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姚启圣题为《恢复平和县城事本》（节选）：


参将吕孝德出兵未抵平和，而其母病故，臣捐金买棺代为殡殓，温谕嘱其移孝作忠。该将乃能感激思奋，于贼势狂逞之中，孤军独入，杀贼恢城。相应与行间用命官兵一并题请，敕部叙录者也。


在《台湾文献丛刊清圣祖实录选辑》中，对清军解除泉州、漳州之围，也有如下记载：


九月十六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八月十五日官兵恢复漳平县城”。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九月十九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疏报：“遣署副都统禅布等统兵进剿海贼，两路夹攻，恢复惠安县，解泉州围”。又福建巡抚吴兴祚疏报：“官兵败贼于白鸽岭，复永春、德化县；贼首刘国轩等悉遁。又追败于赤澳诸处，沈烧贼船六十余艘，剿杀贼兵六千余级”。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九月二十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海贼刘国轩犯泉州，宫兵击却之；贼退据长泰。臣会同将军赖塔等率满汉官兵进讨，九月十九日大败贼于蜈蚣山，破其七营，斩伪总兵以下四千余级；恢复长泰县城”。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十月十五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遣子姚仪率领官兵，败海贼于同安县地方，擒斩伪副将林钦等五员，恢复同安县城”。得旨嘉奖，下部议叙。
十月二十二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泉州见有闽、浙提标绿旗兵丁二万一千余，臣屡调会剿海寇，迄今无一至者。若必俟大将军王令，不免坐失机宜，请敕提臣驰赴漳州，共图战守之策”。得旨：“总督、提督皆（系）朕信任（的）封疆大臣，务彼此辑睦，期于疆场有济”。


《清史稿》中，福建提督杨捷、浙江提督石调声、福建督标中军副将吴英（时称“王英”，即姚启圣总督直属部队的实际统领。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之际，吴英以姚启圣部下身份参与操练水师，参与攻台。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与姚启圣招降的朱天贵，成为施琅攻占澎湖时的左右手）等人在其间的相关史料：


《清史稿·杨捷列传》：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霄、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招募材健，训谏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琏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于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扼守榴山寨。
《清史稿·石调声列传》：康熙十七年，郑锦遣刘国轩等犯海澄，诏趣（浙江都督石）调声赴援，未至而海澄陷，康亲王檄守惠安。贼陷同安，遂围泉州，惠安亦陷。调声退军兴化，与参赞大臣禅布攻复惠安，逐北至洛阳桥。泉州围解。复偕副都统沃申破贼江东桥。顷之，国轩等复夺桥，断饷道，将军赉塔檄调声迎击，败之。
《清史稿·吴英列传》：十七年，锦犯泉州，康亲王檄调声赴援，英率师从。锦将刘国轩据洛阳桥，英自上游陈山坝渡江，以奇兵出贼后，造浮桥济师，前后夹攻，斩级六百有奇。迁福建督标中军副将。率师援漳州，连克十九寨，转战至江口，发砲击沉敌船，遂复海澄。十八年，国轩复拥众数万屯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英击走之，擢同安总兵。


接任总督，连上十策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康熙下诏擢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就任总督姚启圣便向清廷上奏十疏：


一是请调福宁镇兵会同八旗兵及浙江提标兵剿贼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路兵剿贼漳州；
二是酌给投诚官兵俸饷，以安反侧；
三是愿自捐粮米，增募督标兵五千；
四是荐举浙江贤能文武官三十员，请令赴闽调遣；
五是增价籴谷一万石、米五千石，贮备军食；
六是分兵防守要路，设站运饷；
七是请复设漳浦、同安两镇总兵官；
八是闽省经制兵旧有五万一千七百余名，请增设一万八千名，俟贼平裁撤；
九是严禁营兵以厮役冒占兵额；
十是申明临阵胜败官赏罚格，以振军心。
疏下议政王大臣等详议：惟衢、赣、潮三路兵皆在要地，未便调闽；又既增督标兵，毋庸再广通省经制额；余并如所请行。
（摘选自《清耆献类征选编卷六·姚启圣列传》清，李桓）


而姚启圣就任总督时的连上十策，也是取得康熙充分信任的关键。就任总督仅一个多月之后，便使双方战局天平开始扭转：
七月，姚启圣同海澄公黄芳泰遣兵由永福进复平和及漳平二县，并调各路援军逼近泉州。
九月，贼帅刘国轩放弃泉州，集中兵力转攻漳州，姚启圣同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合兵8000出城迎战，冲破刘国轩的营垒，俘斩4000余人，一举扭转福建战局，先后大破贼于蜈蚣山，复长泰县等地。并遣其子姚仪率兵直抵同安，贼军弃城而逃，追斩伪副将林钦等。
十月，姚启圣同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败刘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
因此康熙帝“降玺书褒劳，尽委以军事”，认为“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姚启圣也因功晋升“正一品”阶。
同年八月，于当年三月初一日在湖南衡州称帝、建国号“大周”，之前在清军入关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平西亲王吴三桂病死；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即雍正帝）出生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孝恭仁皇后），满月后由懿贵妃佟佳氏（？－1689年8月24日，即“孝懿仁皇后”，为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侄女、一等公佟国维之女）抚养。

姚波

第八篇　釜底抽薪，厉兵秣马


“招抚澎台机宜”十二条


“三藩之乱”后，姚启圣投奔康亲王杰书从征诸暨，翩翩少年宋淏以幕僚身份随征。浙闽、粤三省平叛之中，姚启圣多用其谋。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二，姚启圣实任福建总督后，随即派遣其幕僚宋淏，六年间先后三度亲赴台澎，详尽调查后记载了台、澎各岛屿、山川、地形、风物、城镇、民俗以及台风发生规律的《澎湖图》《台湾府图》《剿抚澎台机宜》《航海招抚台湾杂记》《海上风信日》等战略情报资料。
现存北京档案馆的《剿抚澎台机宜·附航海杂记》，包括海图、条议十二则、杂记十七则以及匾对赠言等内容，详尽记载了福建沿海和澎台一带的形势，以及针对澎台郑氏政权剿抚政策和策略的建议，对于研究当时明郑政权、清廷的决策，以及收复台湾、建立台湾府治提供了重要史料。
此重大历史档案，作为北京档案馆今天的“镇馆之宝”，同时于2002年3月8日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一辑。特别是其中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上疏的《剿抚澎台机宜》策略，对投诚待遇、开“修来馆”、虚实离间、计取澎湖、水师选才、平台安置、开明教化、开府设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其后的剿抚台湾郑氏意义重大，详文如下：


窃淏（宋淏，下略）菲材无似，谬叨知遇，尝思仰酬万一，自顾智识短浅，无能益河增岳，扪心私傀，无以自容。即今滇黔两粤，渐次荡平，全闽封疆，亦既恢复，则圣主之金瓯无缺矣。为今计者，招集流亡，使渐复户口；垦辟荒地，使渐力农桑。禁悍兵之扰害；戢萑苻之伏奸。赎被掳之子女，俾之完聚；选廉能之有司，使之拊循。爱养休息，培植元气。此七闽之急务，而淏尤有更进于此者：揆之时势，参之察访，灼见澎湖、台湾可以收复，建不世之功，勿为他人先占。盖我军威震叠，彼亦闻风畏怖。遽张挞伐，则汪洋巨浸，倘风稍失利，先已挫威。是以剿之一字，姑作虚声；而抚之一字，亟谋实济。而欲其倾心向化，非货赂间之不可。澳访郑氏权要，当心膂寄者，初无经济豪杰，不过旋服旋叛之群盗，与一二无识无知之宗亲，意图子女玉帛，聊侈戏谱冠裳而已。所以久逋于诛，惟恃海洋之险。今欲“省会”其地，当妙选才胆之士，利动之、威惕之、仁抚之、计间之。谨条管见拾贰事，伏惟完览采择焉。
一、投诚诸人，亟宜安插，以鼓远人也。查澎台投诚之人接踵而至。但其中有挈眷属者，有弃妻孥者，有稍充薪水者，有半菽不饱者。昔为寇盗，今是良民。宜使得所，以安其心。设若因其已归，自不虞其他变，致令居无栖址，生无营业，不惟灰此已归之心，且将阻彼未归之志，但正项支给，大部必不允销；所费不赀，又无别项可动。夫人一日不食则饥，数日不食则死。饥寒交迫，鹰眼复萌。亟宜请旨敕部议，动何项钱粮资其衣食？作何安插俾其善全？勿灰向化之心，早纾肘腋之患。
二、投诚伪职，宜速题授，以坚其乐为我用也。查投诚各员，始虽从贼，论法固无可原；忠怀未泯，推情亦有足恕。既能悔过，可与维新。使树尺寸之功，庶涤从前之耻。今自归顺以来，操犁情所不甘，执殳志所不屑，在麾下随众进退，日给维艰；计家口俯仰无资，授职何日。悠悠岁月，善端渐灰。势迫境穷，恶念渐长。将复驱而为寇矣。驾驭之法，似宜量其才能，分别题委。衣食足资，其心自慰。涣散其群，其患自消。杜地方之隐忧，实宪台之专责。
三、请特设馆舍，以处伪员，以感“修来”也。查闽地自耿逆弄兵，在在戎马。巨室寺院，悉鞠茂草。伪员糜至，无处栖止。将与将厅，随征标员而共处。此则犹执贼字于胸，而每为异视。彼则自归命而至，应予同仁。群处自易生嫌，各处消其衅隙。为宜特设一馆，命名“修来”。时其饮食衣服，调其疾病向隅。择其人而保题，随其材而器使。已归者足以坚其乐利之心，未归者足以动其荣宠之念。盖人非木石，自具秉彝。盗贼之名无不恶，盗贼之职无不鄙，富贵之乐无不慕，名器之真无不羡。既豢养之无缺，且荣显之可期。将见远人慕文德而来，喁喁恐后矣。
四、多设公馆，遍立疑阵，以携贼心也。君子事君事亲，惟竭一诚；而用兵取胜，则不厌诈。“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圣人之兵法也。“张疑实之，布间虚之”，此孙武之兵法也。查澎台伪职，冯锡范恃懿亲而擅权，刘国轩倚谲诈而专政，江钦、朱及或任耳目之司，吴淑、林升或膺心膂之寄。假息海上，负固岛中。凡数罪魁，俱捕斧锧。彼之细作，岂伊无人。或扮渔扮商，或冒僧冒道，潜行我土，侦探事机。淏之愚见，谓将远近房屋，略似公馆之所，各粘纸衔：此某衔公馆、此某职公馆。若类各员已经隐自输成，严偌预设以待。郑氏胸无定见，诸用事人悉皆利徒，罔顾名义，使伪主、伪臣上下猜嫌，各相疑忌。大则诛戮横加，此自剪羽翼，以减我之敌；次则收其兵权，此自挚手足，以省我之谋；更则心不自安，身难存立，势必呼群引类，航海潜来，以为我用。此曲逆诳重瞳而范增去，阳明诈宸濠而士实疏。然后遗说辨以惑其心，张天讨以平其土，为力易而收功全也。
五、亟宜计取澎湖，以撒贼险也。查澎湖为台湾之藩障，实郑氏之咽喉。彼如据险固守，则虽百万舟师，势难飞越。我若得澎，即同得台者，贼吭为我所扼也。守澎伪员，淏访知为董胜、曾雄等。闻董胜贪而多欲，懦而少谋。曾雄稍有智计，颇习水战，若死心为郑，则我便难图。闻其忠义自许，常感圣朝德化，每欲脱身向义。贪者饵之以利欲，啖之以官爵。懦者怵之以兵威，动之以利害。不患其不释甲韬戈，倾心内附。若曾雄者，责之以大义，令之尽忠。异己者戮之，梗化者刃之。同心可谋共来，辎重仍赏其用，先约降我之期，以便预先接应，使我重兵屯其要害，譬伐虢必先假虞，则收台似宜先策澎也。藩篱既失，势难固守，不烦军旅，贼在掌中矣。
六、广用反间以剪党羽，密结内应以失贼恃也。夫澎湖之地之人，既为我用，则台湾内应诸员，更易为力矣。盖闻林桂、蔡恺、傅为霖、陈有章等十余辈，或握重兵，或参谋议。各致公书，将贼所恃者用计除之。或燔积聚，或剪异己，或要地而计易庸懦，或多兵而故抽他往。火药可焚而尽，舡只可凿而沉。坚心附贼而饶智勇者谋去之，谗邪蛊惑而足败事者怂恿之，必使上下相猜，易生嫌隙，亲众离畔，孤立失援，彼坐涣群之灭亡，我收师贞之元吉也。
七、显示招抚，宣布天威，阴散札副，以坚内附也。郑氏羽翼，率皆徇利贪生，希谋富贵。今若备札千张，半填道、府、州、县，半填镇、协、参、游，一面在厦门等处扬兵奋武，若将攻台声势；一面宣布皇上如天之仁，文武协恭用命。阴察向化之诚者，给以札副重赏，结以至诚恩信。郑氏冥顽不灵，即令以贼攻贼，使心腹内溃，四肢自不能振矣。则应剿应抚，操纵在握，何虑贼之不平哉。
八、用间之费用固不资，正项之钱粮不敢动，计惟破产报国也。查招抚之员，水手仆从，贿赂犒赍，需用浩繁，无项可动。事机难得，后悔何追。计淏祖父余荫田产、庐舍、器用等项，以及妻家奁具，悉索所有，约有变银三万余两，亲友称贷，惟力是视。淏恐失良会，情愿破产报国，不烦宪台仰屋之无措也。
九、快选胆略才敏之士，俾入贼巢，相机以收全功也。查郑氏窃据台湾，已历三世，不奉正朔，几四十余年。天戈指则负隅，楼舡归则跃冶。飘忽不定，鬼蜮靡常，必得智勇兼才，忠孝素性之士，艇海入巢，谕以祸福倚伏之机，开以顺存逆亡之道，诞布帝德之广大，丕扬军威之赫濯，当使国家无挽运之费，士卒免风涛之涉，而坐令巨魁不即授首，亦即舆梓矣。不战屈人，仁者无敌。如虑难得其人，则淏虽谫劣无能，愿策驽砥钝，捐躯亲往，保出万全，必不挫威，有辱器使也。
十、荡平之后，投诚官兵宜丰衣食，而善安插之为要也。从来犷悍之地，叛服不常。妹邦从暴，蔡州反侧。彼以中原内地，犹难猝驯。矧台湾自开辟以来，未尝知有王化，加以天讨者乎。是以归顺之后，先令得所。而得所之道，阴寓解散，毋俾群聚，致启戎心。则公馆、饩廪、袍帽，俱宜预先多备，薙发即便赏给，勿使临时周章，当令大喜过望。至若献俘之后，量才擢能，宥过授职，自有庙堂硕画，无俟淏赘陈也。
十一、开省会，以设文武，拊循教化，使之自新也。查南闽之有台湾，犹江、浙、粤东之有崇明、舟山、琼州也。地广产饶，富疆无匹。设镇道以资弹压，选督抚、司道、守令以弘教化。不三数年，旧染自涤，渐磨仁让，而永列编氓，是在文武之实心经画也。
十二、既开省会而后，更当策富教之良规也。今台湾沃壤实万余里，物产之饶，地利之险，可准日本、安南之大，选实心为国之人一二辈，经野度地，不惟一省会郡县而已，实可大设省会也。则壤错赋，立榷通商，岁可增饷五六十万。而又设学校，明礼义。庶国赋既足，民行亦兴，淏薄有成见，故敢引端于此也。
以上一十二条，未抚之先、当抚之际、既抚之后，一切机宜梗概于此。若夫润泽经入之道，则在临时随事，神而明之，自成久安长治者也。


特别是，将收复之后的台湾设立省会之说，因为权臣明珠等议政朝臣的有意、无意忽视，以至于令台湾在1885年才正式建省，更为后世日本的非法入侵埋下了祸根（此处不表，详见后文）。


开设“修来馆”，郑氏被“釜底抽薪”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刘国轩率郑部大军围困清军福建主力于海澄县城数月之久，或歼或俘包括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的官兵三万余名。时任福建总督郎廷相被迫罢任，康亲王及将军以下合辞，并一致举荐布政使姚启圣。姚启圣自潮州回福建，接任总督一职。
海澄者，滨海地也，峻而险。郑军据之，筑堑高数丈；又与厦门、金门、海坛相首尾，郑军排列艟艨守金门诸岛，密若布棋。公念海澄负险，密疏陈方略十策。康熙降玺书褒劳，且谕阁臣曰：“闽今得人，贼且平矣”！乃请复设水师提督，而大开“修来馆”于漳州，以随征参议道黄性震董其事，专事招抚，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贼无义、轻叛服，啖以利即降。既数月，贼降稍多，悉厚犒之。
公曰：“经（郑经）居台湾必不降，其骁将吴淑、刘国轩，若赉国轩以公爵、淑侯爵，林升、吴潜、陈昌、江钦皆总兵，则经无助”。“修来馆”颁布归降之策：对前来投诚的文武官员，文官照原衔报部补官，武官一律保留现职，不仅给予官服车骑，而且让其“车马仆从，炫耀街衢”；对投诚士兵尊重其意愿，愿入伍者接纳入伍，愿归农者安置归农；入伍者拨给饷银，归农者发给田地和用于耕种的“种牛银”。对屡次逃走而复来者一样对待，不加追问。令归降者，官有俸禄，兵有饷银，归农者有其田，使所有投诚者都能得到满意的安置。此举令郑军官兵纷纷来降，每日数百人，而海上郑军官兵投诚，“漳州实收十之有九”，“会吴三桂死，其党退保云、贵，贼势益孤。”
又使用反间计，大造郑军将领、官员来降的舆论，如“某镇某官公馆，声言某月日某将当来降”，漳、泉之人争相喧述。公时掀髯而笑曰：“昔人捐金施间，虽信陵君之亲而才，廉颇、李牧之武，亚夫、龙且、钟离眛、周殷之骨鲠，可坐而尽也，况竖子之游魂乎”！于是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等以所部数千人同日降，何逊、郑奇烈、陈士恺等各率部众先后来降，林翰、许毅等将领皆被任用。
又派人潜入台、澎做策反工作，筹备征台事宜。姚启圣派间谍携带重金潜入郑军，将礼物送给郑军将领，又故意将此事传播，以引起郑军内部互相猜疑。对于郑经派来的间谍，不仅不追究其罪责，反而诱以厚利，为己所用。郑氏内部诸多文官武将领，因此与清廷暗中结交，纷纷成为内应。
又传言有渔人于海底得篆砖，文曰：“生女灭鸡，十亿相倚，庚小熙皞，太平八纪”，盖指姚灭郑于康熙时也。贼以此互相猜忌，来归者日众。
“修来馆”的设立，对争取郑军官兵前来投诚，极大地削弱了郑部军的有生力量。仅康熙十七年六月至十一月的半年间，投诚官员就达1237名，士兵11639名；一年之内，投诚人员更是纷至沓来，降者20000余人。康熙十八年，郑军水师五镇蔡中调、征夷将军江机等人，又率所部100000余人降清。公笑曰：“吾但以贼攻贼，贼亡无日矣”！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三日，投诚官兵，除厚赏劝其解散归农外，尚有各类在编官兵40000余名（官5153员，兵35677名）。
而十余万遣散归农人员，令其就地安置，开垦之前荒废的界外土地，避免兵丁背井离乡，使之安居乐业。这些投诚兵多是“前因迁其土地，故走而为盗，后因发往外省，令弃其故土，而复为盗。今还其迁地，乐其故土，人人皆有安土重迁之思，田园地宅之恋，即迫之为盗亦不可得矣”（《姚启圣题为请将界外田地给予投诚官兵屯垦事本》，康熙十九年四月）。此举为削弱郑方实力，奠定良好了的基础。又复设水师提督，练水战；分遣劲兵扰其饷道，寇渐乏食，使之只能每日一餐。
二年间，郑军先后投诚人数十余万人，姚启圣从中精选兵强将二万余人充实水师。此消彼长之下，从敌强我弱到敌弱我强，胜利天平完全倾向了清军一方，收复厦门、金门等福建失地，已只是时间问题。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舰队攻克海坛，姚启圣督师收复海澄，并乘胜渡海，收复金、厦二岛。郑经、刘国轩等人仅率千余残兵逃回台湾。
当时，郑经部下大将朱天贵（左都督，统领二十八镇水师）仍聚集于铜山，有各类战船300艘，人20000多。受姚启圣招抚，朱天贵率部归降。
当初，康熙十七年郑部围困清军于海澄县城数月之久，军民惨状不忍再叙。收复金、厦后，为报复之前海澄之战中郑军屠城数万军民之举，清军将领拟议杀尽郑经部属，并将其子女和钱财犒赏官兵。姚启圣严令制止，使郑方数十万军民免遭劫难、感恩戴德。
其时，郑成功之妻董氏（1623－1681年）尚在堂，数落郑经曰：“汝父之业衰矣！汝辈不才子，吾闻姚公天人也，其更无往”。
建漳州“修来馆”后，福建共招抚的部分郑军官兵如下（部分，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十九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伪总兵廖琠、黄靖等率众踞水晶坪，联络山海贼寇为害地方。臣遣招抚，廖琠等即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二千余人诣军前降。”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八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木武镇伪总兵陈士恺率伪文武官五十五员、兵一千四百三十一名投诚。”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海逆伪总兵郑奇烈率伪官五十三员、兵丁一千余名投诚。”
康熙十八年八月，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海逆郑锦以台湾为巢穴，志必不降，断不可遣人招抚。其伪武平侯刘国轩乃贼中渠帅，颇能用兵；请赦其前罪，授以公爵。伪将军吴淑本无反志，由部将迫胁；请亦赦其前罪，授以侯爵。至伪总兵陈昌、林升、江钦、吴潜，均请畀以总兵官，实授管事。此数人若解体投诚，则郑锦势孤，海寇根株立可芟灭”。上谕：“凡逆贼有率众来归及献城纳款者，必俟投至之日，方论功议叙。岂有未经投顺，先爵公侯之理！刘国轩等果谕诚立效、率众来归，当赦其前罪，仍行论功。该督可遣人以此意往谕之”。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福建巡抚吴兴祚疏报：“招抚伪总兵蔡冲雕等三员、伪官八十五员、兵丁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七名，召回岛民三千一百九十余名；共获大小船六十七只，分拨水师营用。”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疏报：“伪总兵杨彩、黄柏、伪水师三镇总兵吴定芳、伪副将陈化甲等各率伪官兵丁投诚。”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疏报：“伪总兵张文魁投诚。”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四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伪总兵都督同知纪朝佐率众归诚。”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五月十九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疏报：“宁海将军拉哈达等陆续招抚到伪总兵杨禄、张辉等大小伪官共二千五百余员、兵丁二万五千九百余名。”
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台湾伪将军朱天贵率领伪官、兵丁、船只投诚。”
康熙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疏报：“伪将军江机等聚众恃险，通连海寇，为福建、江西、浙江三省之害已久。今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宣示招抚，江机等率领伪官一千一百三十八员、兵丁四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名投诚，各分别归农、补伍”。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臣前任藩司时，亲抵粤东，招抚征逆将军刘进忠等；独有伪总兵马兴龙从中梗阻。臣多方劝谕，方肯随众就抚。讵意受抚之后，密挈眷口复叛入海。臣侦马兴龙逆往来铜山、南澳等处，臣密遣总兵官朱光祖招抚伪将军朱天贵等，谕以如遇马兴龙，用心縻絷。今朱天贵已暗拘马兴龙父子及弟五人沉死海中，各伪镇始随朱天贵投诚。朱天贵于未经投诚之先，而能诛已抚复叛之贼；实心报国，功不可泯”。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二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报：“伪将军杨彪（即杨一豹）率领伪官兵三万一千余员名投诚。”


据以上数据，三年间郑军官兵投诚的人数当在200000名左右。收复福建陆境后，驻守台、澎的郑军，仅余三、四万人。台、澎平定，只是时间问题。
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初，三藩之乱，天下震动，刚刚安稳十多年的百姓再次流离失所。公闻之，掀髯笑曰：“竖子反乎？吾视若等池中蛙耳，何能为？”遂捐资募兵赴军前效力。罢官经商之际所获大量财富，为平台一役而倾家荡产，天下方才再次安稳。
闽疆既定，吏、兵部列上启圣功，应加四百余级。康熙帝晋姚启圣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世袭“轻车都尉”；长子仪授总兵、世袭“骑都尉”；又优叙黄性震军功三十二级，加“正一品”。
论曰：“世无常何，孰识马周；豪杰所扼腕也。当其遇知己、奋风云不五年，遂臻方伯；虽马周知遇，亦何以过于斯！郑氏父子、祖孙窃居海上者数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离散其手足、扰乱其腹心，启圣力也。启圣得力，专在“修来”一馆；司馆者之功，不待问矣。运筹决策，绩在封疆；敷政宜民，声施金石。至其宗族、乡党之间，仁深意笃，直与范氏希文颉颃千古；岂马周仅购佳宅所敢望哉！士大夫履丰席厚，如斯人者不乏；试以斯人自比拟，吾不知其何如也！（《黄太常性震传》清，蓝鼎元）”
“公以布政使随征，即自膳部兵，不资国帑。及筑修来馆于漳浦，招抚用三四十万。及赎难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勋大赉，又十余万。而又未尝丝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经营所自出也。公笑曰：‘台湾则既平矣，然亦销金一大锅子矣！’《鲒埼亭集》（清，全祖望撰）”就连施琅攻打台澎时，为鼓舞士气之赏银，还包括姚公变卖的个人田产、房产，乃至夫人首饰。


摘选自《清实录康熙朝实录》《鲒埼亭集》（清，全祖望撰）、《柚村文选录·台湾内附考》（汤彝）、《碑传选集》（清，钱仪吉）、《郑成功传》（清，郑亦邹）、《台湾郑氏始末》（清，沈云）、《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全祖望）、《清史稿·姚启圣列传》《姚少保启圣传》（王源）等。


巧使离间计，郑氏势益孤


在以“修来馆”招抚的同时，又令兴化知府卞永誉、泉州知府张仲举（二人资料附后）专门治理海疆，用很多钱财离间、往来劝降郑氏官员。又在一些闲置的豪门大宅门口标榜“某镇公馆”“某将军行台”，并放置酒具食盒。得知被间谍侦查，便故意与其叙说该将军招抚约定之期，并给予好酒好食招待。又对外故意大肆宣扬此事，令郑氏官员之间相互猜忌，既而陆续归顺；郑氏心腹，自此均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不久后，郑氏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等继之，林翰、许毅、苏堪、陈昌、朱天贵、刘敏、魏国柱等将领先后率所部归诚。不数年，近200000名郑氏官兵先后来降，郑氏一党，其势益孤。以至于郑成功之妻董太夫人，也对儿子郑经曰：“汝父（郑成功）之业衰矣！汝辈不才子，吾闻姚公天人也，其更无往也”。
延平王郑经及其继任郑克塽，因其不利局面，先后多次欲以有条件的方式归降。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亲王杰书疏言：知府张仲举等持谕往招海贼郑经，但郑经言语之中明显诚意不足。康熙对此答复称，郑经虽无诚意，其部下有洗心革面的仍应招抚。如此反复多次，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正式收复台湾的前夕，郑克塽再次派遣使者送来书信，说愿意称臣入贡，但仍坚持“不剃发留辫、登上大陆，如琉球、高丽例”。总督姚启圣据实上报朝廷后，康熙帝即令福建水师从速进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延平王郑经部下负责与清朝谈判的傅为霖，也在感召之下表示愿“谋举兵以应”做了内应，高寿、蔡恺等人随之附和。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姚启圣就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等人的密报称：郑经已于该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臧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延平王位，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可以乘机武力收复。在姚启圣密报康熙帝要求发兵收复台湾后，明珠一系数度阻挠，甚至连时任水师提督、兵部尚书也与之沆瀣一气。早已功高盖主的康亲王杰书也于当年被调离福建。姚启圣不得已之下，只好又数度请求更换不敢收复台湾的原有水师提督（之前为郑氏部下），并以全家百余口的性命担保举此前数度平台重大失利（指康熙初年）且已闲置十三年的内大臣施琅担任统帅水师重任，并将施琅一脉已与郑氏不会再藕断丝连的理由一一作了详细调查、汇报。最终，再次获得康熙信任的施琅到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一年半后，早已是惊弓之鸟的郑氏在清廷收复澎湖不久，便举台接受清廷招抚。


附：
⒈卞永誉（1645－1712年），字令之，汉军镶红旗人，祖籍山东黄县，世居辽东盖平（今盖县），卞三元（康熙间云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之子。康熙间，由荫生任通政使司知事，历福建兴化知府、江苏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官至刑部左侍郎。著有《式古堂书画考》《式古堂朱墨书画纪》。其叔父卞三畏，与姚启圣同为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的汉军镶红旗籍举人，历汾阳县知县、浙江驿传道等。
⒉张仲举（？－1690年），汉军镶红旗人，由笔帖式任通政司知事。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月，奉旨署泉州府知府。三月，同副将冯昭京等大败纠众数千的海寇，并生擒贼首张七。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张仲举往谕郑经降，不从，且遣伪总督刘国轩、伪提督吴淑、何佑等陷海澄、长泰，围泉州。张仲举亲冒矢石，出家资铸械犒军，昼夜婴城，固守两月。十月，巡抚吴兴祚表彰守城功，擢兴泉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郑经遣右武将军林盛据东石，取贼船，并从水路会剿大军，遂复东石。康熙十九年（1680年），随大军收复厦门、金门，擢山东按察使。后又迁湖南布政使（1683年）、福建巡抚（1686年）等。


首度招抚郑氏政权


康熙十七年九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先后收复泉州、漳州两地，扭转福建清军战局。又连长泰、同安等地，刘国轩退守海澄。
总督姚启圣、平南将军赉塔鉴于海澄与厦门、金门、海坛相首尾，一时难以收复，故欲先进行和谈解决。九、十月间，姚启圣先后派遣漳州进士张雄（康熙四十五年，为正一品、内阁中书舍人）和泉州士绅黄志美到厦门与郑经议和，皆未成功，被礼遣而归。
次年五月，双方再次和谈，康熙帝甚至答应郑氏东归台湾，照朝鲜事例，永世修好，但得寸进尺的郑经反而提出“将海澄为往来公所”和“年纳东西两洋饷六万两”的苛刻条件，不仅将漳州海澄作为大陆的往来据点，划于郑氏；还要获得每年60000两的军饷开支。九个月时间内的三度招抚不成，令总督姚启圣充分意识到，此时招抚台湾必不可行，决心先行瓦解郑氏的中坚力量，便于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上疏曰：


海逆郑经以台湾为巢穴，志必不降，断不可遣人招抚。其伪武平侯刘国轩乃贼中渠帅，颇能用兵；请赦其前罪，授以公爵。伪将军吴淑本无反志，由部将胁迫；请亦赦其前罪，授以侯爵。至伪总兵陈昌、林升、江钦、吴潜，均请畀以总兵官，实授管事。此数人若解体投诚，则郑经势孤，海寇根株立可芟灭。


对此，康熙并未意识到瓦解台湾郑氏内部核心力量的重要性，而是对此前刘国轩率部攻占漳、泉等州所造成的清军大量伤亡，耿耿于怀，只对“率众来归，当赦其前罪，仍行论功”，谕令曰：


凡逆贼有率众来归及献城纳款者，必俟投至之日，方论功议叙。岂有未经投顺，先爵公侯之理！刘国轩等果谕诚立效，率众来归，当赦其前罪，仍行论功。该督可遣人以此意往谕之。


附：
⒈张雄，字受夫，康熙庚戌（1670年）进士。康熙十七年，郑经扰漳泉，总督姚启圣屯兵漳州，闻雄名，请计事，与语大悦，疏请留军前赞画。雄以海澄初陷，贼势方张，宜先议抚。遂赍书渡海，谕以顺逆存亡。贼中将卒闻之，多因雄归诚。我师气百倍，自是海战辄捷，复海澄县，郑经遁归台湾。叙功，加“正一品”。入为工部都水司主事，擢“刑部郎中”。以父老乞归养。时兵燹后赋役繁苛，民至鬻妻子以偿，或逃之四方。雄议从田赋，革现当散班及归宗合户等事。数十年民困以苏。复修明伦堂，置义冢，邦人颂德。年八十五卒，祀乡贤。子福衍、福永、福昶。（据《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三十》）
⒉黄志美，崇祯十二年（1639年）19岁，与族兄弟黄锡衮同中“钟垣榜”举人，官至“中宪大夫”、广东高州知府。与黄锡衮，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为同辈族人。姚启圣妹夫、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黄锡衮过世后，黄志美曾为其书写碑额。


招抚朱天贵


朱天贵（1647－1683年），莆田平海卫人。生于渔民之家，随父避海祸居于福宁三沙。初为郑经部下，官至左都督，统领水师二十八路（镇）。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姚启圣就任福建总督后，在漳州卫设立“修来馆”进行大力招抚。半年间，投诚官员就达1237名，士兵11639名。郑经五镇大将黄靖、廖琠、赖祖、金福、廖兴均率部投诚，郑奇烈、林翰等继之；郑氏势益孤。数年间，郑军大部先后接受招降。然，其时海澄与厦门等地首尾相连，清廷一时间没有足够的战船应对统领水师二十八路的朱天贵等郑军水师。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二十八日：该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督师闽安镇，欲强行收复金、厦。此时，郑经部右武卫林升率兵乘船一百余艘守臭涂澳，郑军总兵朱天贵率兵船二百余艘守海坛。
姚启圣、吴兴祚奏请先攻海坛，取郑经门户，然后进取金门、厦门。二月十四日，万正色率水师前锋兵分六路进逼海坛，又以巨舰继之，同时以轻舟绕出左右并力攻。至十六日，清军以巨炮击破贼船十六，溺死三千，余贼悉溃。朱天贵自海坛南溃逃，又力劝郑经速往台湾。十七日，国轩遂弃海坛，与苏堪、陈昌分守玉洲、石马、海澄，天贵守平海屿，郑经与施凤守铜山，左武卫林升等分守湄州、南日、平山、崇武诸屿，江机等分守金、厦门等十九寨。清军尾至平海屿，与抚臣吴兴祚会师，朱天贵复合伪将军林升驾䑸三百余艘踞崇武澳。万正色于二十日乘风自平海南下，郑军率战船迎战，万正色挥兵掩击，大败之，沉敌船二十余只，斩郑总兵吴丙、副将林勋，擒杀甚众，克复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诸澳。
五月十九日，见大势已去的朱天贵受总督姚启圣之约，率部投诚，清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收复铜山。总督姚启圣上疏：“臣等前遣人往伪总督朱天贵，天贵已约期来降，因家口俱在厦门，迟回未即至。今厦门既克，逆贼郑锦等皆窜还台湾，而天贵独留南澳。臣等奉大将军康亲王密谕，复遣人前往招抚，天贵果倾心归顺，率伪文武官六百余人、兵二万余人、大小船三百余艘，于五月十九日已抵海澄。”
六月二十三日，福建总督姚启圣进一步调查后再上疏：“臣前任藩司时，亲抵粤东，招抚征逆将军刘进忠等；独有伪总兵马兴龙从中梗阻。臣多方劝谕，方肯随众就抚。讵意受抚之后，密挈眷口复叛入海。臣侦马兴龙逆䑸往来铜山、南澳等处，臣密遣总兵官朱光祖招抚伪将军朱天贵等，谕以如遇马兴龙，用心縻絷。今朱天贵已暗拘马兴龙父子及弟五人沉死海中，各伪镇始随朱天贵投诚。朱天贵于未经投诚之先，而能诛已抚复叛之贼；实心报国，功不可泯”。
上（康熙）谕：朱天贵率领伪属官兵船艘倾心向化，甚为可嘉，从优授为“左都督”，遇总兵官缺即行补用。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朱天贵实授为浙江平阳总兵官。
公（姚启圣）待天贵厚，以为亲将。先是，伪将军朱天贵来归，启圣知其骁勇熟海道，特疏请天贵参军事。至，则引入帐中，相与卧起。天贵感激，竭诚效力；遂增置火炮军器，买上游米石，以图大举。朱天贵的投诚，还涉及了万正色滥冒军功之事，此前万正色等人急于求成，未待战船数量准备完备的情况下仓促进攻厦门、金门等地，以至让郑经等人脱逃至台澎而功亏一篑：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六日，兵部题：“恢复海坛及厦门、金门地方，系提督万正色密遣人至伪总督朱天贵处豫定投诚，然后率兵进取，以致各岛败遁，恢复空地，并无杀贼攻克之处。应俟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明白回奏之日再议”。得旨：进剿海贼一案，原系吴兴祚、万正色会同定议，不俟荷兰国船只，即奋勇前往，志靖海氛。万正色领水师先行出洋，吴兴祚率陆兵互为声援。驱除海逆，克奏肤功。尔部（兵部）乃称万正色与朱天贵密约投诚，任意妄奏，以为滥冒军功，殊属不合！着遵前旨，即行议叙。


二月十五日（1681年4月3日），郭四海被调离兵部尚书。33天后（三月壬申，1681年5月6日），左都御史鄂济·折尔肯调任兵部尚书一职。二月二十三日，部议万正色得骑都尉世职；七月二十八日，改陆路提督（以右都督施琅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未几，移云南提督。时任云贵总督范承勋（范文程第三子，福建总督范承谟之弟，官至云贵总督、江南江西总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以“纳贿侵粮”之名进行弹劾，万正色下刑部大狱并被判死罪，后遇大赦方才得以免死。


（附《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二十二日，召问学士席柱曰：“朕前日未曾问及提督万正色、施琅，伊等品行若何？”席柱奏曰：“陆路提督万正色为人忠厚和平，居官亦优。”上曰：“万正色前督水师时，奏台湾断不可取。朕见其不能济事，故将施琅替换，令其勉力进剿，遂一战而克。万正色、施琅二人今相睦否？”席柱奏曰：“二人阳为和好，阴相嫉妒。”上曰：“施琅何如？”席柱奏曰：“施琅人才颇优，善于用兵；但行事微觉好胜。”上曰：“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此理势之必然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初八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臣军所辖舟师，乃平阳总兵官朱天贵旧部；若令他人统辖，恐一时未能驯习。且朱天贵声名素为海寇所惮，来归之时已与贼相攻成仇；今若令将原军，必能竭力图报。请敕下浙江总督速发朱天贵并原带部下精兵三百人至福建，同臣等协力进剿”。（康熙）从之，朱天贵奉旨调回闽省协剿台湾。数年间，姚启圣捐膳朱天贵部下官兵，给过俸饷、行粮、料草等银二十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使之训练成一支强大的水师，后更成为施琅收复澎湖的主力。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二十五日，福建提督施琅疏言：“进剿台湾，选派水陆官兵已足办贼。平阳总兵官朱天贵所部之兵，似不必留福建，虚糜粮饷；请发回原汛”。议政王大臣等议如所请。得旨：“提督施琅进剿台湾，深入海岛；朱天贵及原带官兵仍留福建，在后策应，听施琅调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清军水师奉命自铜山进取台湾澎湖。水师提督施琅与同安总兵吴英、平阳总兵朱天贵，以二人所部船队分任左、右翼主力，进攻澎湖。此役施琅统领战船600只进军，其中有原朱天贵所部战船300只，为水师的主力。
十六日早，进攻澎湖，同遇台风与海潮，主力前锋被急流飘散，数船被流逼近澎湖炮城。刘国轩以精兵二万出牛心湾，与别将出鸡笼屿夹攻，将清军前锋船队合围。施琅自将坐驾船直冲入贼杀退，兴化镇臣吴英继后夹攻，方才救出被困战船，施琅右眼被火铳击伤。
忽然间，台风、大雨骤停，姚启圣所约投诚贼将吕韬等间谍适时而至，施琅得以获知敌情。至二十二日，清军再申军令，明确姚启圣为鼓励士气所制定的《酌定赏罚则例以鼓用命事本》的奖罚措施，并以“三迭浪”式“五梅花”阵法，分股进发，将大鸟船五十六只居中，分为八股，每股七只，各作三迭。施琅居中为一股，吴英领一股居左，朱天贵与何应元合领一股居右，进行冲锋。
一时间，朱天贵等船队先进，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正进攻之中，潮水骤长一丈，舟并行如鸟张翼而上，朱天贵、林贤、何应元等率先冲破敌陷阵。对此，刘国轩掀案起，哭述道：“天也！夫何言”！
此役焚杀、自焚、跳水溺死贼伙约计一万二千有奇，尸浮满海，澎湖三十六岛屿尽为清军所得。然，总兵朱天贵被炮穿胁立死，游击赵邦试亦被炮击脑立死，总兵林贤被箭轻伤左臂，总兵吴英被鹿铳轻伤右耳朵。
战事中，刘国轩部将丘辉与朱天贵相遇。因丘辉与林应，林应与朱天贵各系儿女亲家，又都曾为郑氏同僚。有此关系，朱天贵于船尾楼上欲招降对方，丘辉却乘机令舵工转舵，发炮。朱天贵猝不及防，被一炮打中，穿肋而死，年仅三十七岁。
澎湖之战后，刘国轩遂自吼门败走台湾。姚启圣遣吏卒以大舟居运金缯货米，旁午来军，且谕琅曰：“凡降卒皆大赉而遣之归，以携台人之心。”水师大军依令而行，在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屿之后，持续向台湾进兵施加压力。
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得福建总督姚启圣题报“提督施琅进剿台湾，克取澎湖”详情。康熙召见学士萨海等传谕曰：“施琅大败海贼，克取澎湖。此乃捷音，尔等遍谕扈从八旗诸王、贝子、公、大臣、侍卫各官知之”。　　
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就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克取澎湖的功绩进行讨论：六月二十二日“（施琅）指挥督率，直进扑剿。贼船齐出迎战，总兵官林贤、朱天贵等继进夹击”，“抵澎之后，海不扬波；进师之时，潮涨四尺，以佐成功：此皆皇上天威所致。至各将士勠力用命，督臣姚启圣亲来厦门饷运不匮，并请议叙。又总兵官朱天贵、游击赵邦试阵亡，亦请优恤”（六月二十六日题）。
康熙又下旨：“据奏总统舟师，分配将士，将年久盘踞海逆深入进剿，屡次击败贼众，斩杀甚多；烧毁打沉贼船，克取澎湖，招降伪官兵丁，得获炮位等项。具见卿筹划周详，调度有方；官兵奋勇攻拔海洋险要重地，深为可嘉！在事有功人员，从优议叙。姚启圣亲至厦门弹压，弹心催攒粮运，鼓励将士，克奏捷功；亦从优叙。朱天贵等从优议恤。议政王大臣等会议以闻。”
七月二十七日，皇帝特旨赐封赠澎湖阵亡左都督、平阳总兵官朱天贵为太子少保，谥：“忠壮”，并御赐“忠勇茂眷”匾，敕命兴化府建祠。追赠曾祖父朱介禄、祖父朱元坤、父亲朱从谏为总兵左都智；荫一子朱源淳为知州（康熙五十六年，晋宁州知州；雍正六年，任蒙化府同知；雍正七年任武定府知府；后擢至济南道道员）。


（摘选自《清史稿》《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飞报大捷疏》（清·施琅）、《鲒埼亭集·卷十五》（清·全祖望）、《续修台湾县志·戡定戎略》（清，谢金銮、郑兼才）等）


为怀安侯夫人争诰命


怀安侯沈瑞之妻郑氏，是礼官郑斌之女。三藩之役，延平郡王郑经攻打潮州，沈瑞降郑氏，被封“怀安侯”，迁居台湾永康里，以郑斌之女嫁之。郑经死后，郑克塽年幼，使者傅为霖密谋叛乱。冯锡范觊觎沈瑞的财富，诬陷他与傅为霖同谋，打算抄家，并将沈瑞及其弟沈珽逮捕审问。沈瑞说：“仅凭冯锡范的虚妄之言，怎能构成罪名？我的生死都出自藩王的恩典，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冯锡范坚持要杀他。礼官斌请求赦免自己的女儿，并将女儿迎至家中，又告知了这一切。郑氏听后说：“父母对我的爱深如大海，但我已经是沈家的媳妇，不再是父母可以独占的。况且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丈夫和叔叔被诬陷，婆婆和妯娌都在家中，我怎能安心住在娘家，被人耻笑呢？”
不久，傅为霖被处死后，沈瑞也面临被杀命运。他用一条手帕包裹着荷包，让人带回去转告郑氏：“这个荷包是夫人亲手绣的，你留着做个念想。我们生死两隔，就此永别了。”随后，沈瑞与弟弟沈珽二人相继自杀身亡。郑氏回家后，发现婆婆金氏、姑母满氏都已在堂前自尽，沈瑞的两个妹妹以及妾室于氏、崔氏也已身亡。她跪在地上痛哭说：“老夫人和夫人们都先走了，媳妇我也要跟随你们而去。”于是她请求父亲礼官郑斌帮忙收敛亲人的遗体，郑克塽同意了。郑氏按照礼仪为亲人治丧，将棺材停放在堂前，并另外准备了一副棺材给自己。父母都劝她不要这样做，但她回答说：“请不要扰乱我的心意！我意已决，岂可负于已故的亲人？”于是她开始绝食，祭奠三天后，向家人告别后，从容自缢而死。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无不感叹她的忠贞与节烈。
后来，福建总督姚启圣将此事上报，朝廷追封郑氏为“一品夫人”，并将她的灵柩护送至京城，以隆重的礼仪进行安葬，有诗云：


海枯石烂夜郎西，生死从容出弱闺；
从此湘江有斑竹，肯令赵国擅摩笄？
一丸燕月贞魂返，十里蛮烟蜀魄啼。
惭愧铁崖来嵊县，诗肠枯涩未能题！


（资料来源：《台湾诗钞·卷十六·怀安侯夫人》清，宋永清）


建造战船、操演水师
——姚启圣与“军事重镇”闽安


闽安镇（今属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唐代在闽安设巡检司衙门，宋代列福建四大名镇之首，元明清时沿袭为军事、海上贸易重镇。现存清协台衙门、迥龙桥、闽安水师左右营、迥龙桥、天后宫、郑爷鼻、闽安炮台、闽安港、闽安古城墙、清军旗人营兵房等古迹。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郑成功曾用40艘炮舰攻取闽安镇，亲临坐镇巡检司衙门。此后14年中郑成功水师及陆勇数次驻扎闽安训练，当时闽安港口江面樯桅云集、旌旗耀日。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刘国轩、陈永华等将领及二万五千子弟兵乘数百舰船，渡海东征驱荷复台（公元1662年2月1日），结束了荷兰侵占台湾38年的历史。
顺治十五年（1658年），巡检司衙门迁出另建东侧江边，原址扩建成协台衙门，作闽台军事防御指挥机关。
协台衙门主官为副将（副总兵，从二品武官），如林贤（闽安水师副将，系招来馆后招降的郑将）、蒋懋勋（闽安协副将，姚启圣从浙江所招官员）等人曾先后任职。闽安水师分为左右营，分驻闽安邢港两岸：左营驻草尾，建有炮台及驻防兵营；右营驻北岸（今称右营尾），建有驻防兵营及操演场。两岸隔江相望，邢港口集泊水师舰船。左右营隔江设立，以迥龙桥来往。
1679年，姚启圣移驻漳州，开“修来馆”大力招降，以随征参议道黄性震负责其事。令福州同知苏良嗣监督战船修建，委派随征同知林升监督粮食运输。此后，苏良嗣监督建造的战船已经完工，而敌军几名侦探前来窥探军情。姚启圣故意表现出一种松懈的状态，让敌军放松警惕。元宵节那天，他命令百姓张灯结彩，营造出一片节日的喜庆氛围，同时自己也与文武官员在还珠门楼上设宴饮酒，看似毫无用兵之意。然而在二更时分，总督姚启圣故意声称身体不适，命令下属代为行酒。随后，他秘密打开南门，在夜色中疾驰三百里，直抵闽安镇的五虎门。在那里，他亲自调配船只，调遣精锐部队出师。他们乘风破浪，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水师操演。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督师闽安镇。吴兴祚疏言：“郑经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砲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二月，姚启圣与赖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7路出击。姚启圣与水师提督万正色出闽安，兴祚与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吴英等自同安分三路并进。十六日郑水师总兵朱天贵自海坛遁还，劝郑经速往台湾。清军率师破漳州十九寨，遂复海澄，总兵苏堪、陈昌大开城门投诚。二十四日，清军克云霄，吴英等部破海门。
康熙二十年正月，蒋懋勋（1662－1722年）调任闽安镇副将。在朱天贵来降后，姚启圣知其骁勇善战且熟悉海路，特疏请天贵参与水师军务。朱天贵到达后，姚启圣亲自将他引入自己营帐，两人同吃同住，关系融洽。朱天贵深为感动，于是竭尽效力。
上一年（康熙十九年），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祈祷水师攻取台湾航海平安，在闽安建颇具规模的天后宫。建成后的当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闽安水师左右营随施琅部出征攻克澎湖。十六日清军首战不利后，二十二日用“三迭浪”式“五梅花”阵法，分股进发作战，海坛总兵林贤（原闽安水师副将）领一股在末右；闽安协副将蒋懋勋率部坐大鸟船一只，与其他将军带领船八十余只为后援。首破敌陷阵的，先后为海坛总兵林贤（末右）、平阳总兵朱天贵（右股）等部。是役清军击杀郑部“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等47名将领，小头目300余名，兵12000余名。清军总兵朱天贵、游击赵邦试被炮击而死，总兵林贤被箭伤左臂，总兵吴英被伤右耳。刘国轩乘小快船和极少部分郑军船从吼门逃走，其余郑部165名官员、4853名士兵全部投诚。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十五日，郑克塽派人送降书；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宝岛台湾正式回归一统。


综合《飞报大捷疏》（施琅）、《续修台湾县志·卷四·军志·戡定戎略》（谢金銮、郑兼才）、《台湾府志·卷十·定谋推毂·总督姚公平台传》、《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闽安古镇与闽台文化渊源》（杨成和）等。


请调水师战船、大炮


因施琅在康熙初年平台重大失利，朝廷下令尽数烧毁沿海战船，再加上此前迁界禁海，清军没有战船能与郑经一方进行海上作战，故姚启圣就任总督后上疏的《平海机宜》十四款中，就有借调红毛船、红夷大炮或内河战船的疏请：
《调红毛夹板舡只事本》（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的奏疏中说：


“敕谕调取红毛夹板以尊国体、蚤奏荡平事。切查向年攻取厦门，实借红毛之力居多。今荷兰国王远差奉贡，愿出夹板助剿厦门，是该国向风慕义之忱可嘉尚矣。小国既有尊奉天朝之心，天朝亦应有优礼外邦之典。况调其大船来攻海逆，岂可徒发一纸敕谕寄带于夷官之手，不特轻亵其事，并非优待外国之意。而且于尊隆国体之道，尚未尽也。且今调取鸟船并江浙之船，尚如此艰难，今调取夹板，臣不得不仰请皇上郑重其事，即于闽省原任道府择其能言达礼者一员为正，厅县一员为副，賫捧敕谕颁给赏賫，使外邦仰慕堂堂大国规模非同隘小，而该藩感激皇上遣使重事隆恩，自必踊跃发船、乐助灭贼之恐后矣。臣谨密疏具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
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请差员敕调红毛夹板舡只事本（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查前经臣等会议，破灭海贼甚为紧要。今大将军康亲王等既称，若用荷兰舡只，实有裨益，务必成事等语。应如所请。原任道府、厅县各一员，应如所提，将闽省遴选贤能二员，充为正副，该督酌量兼衔。”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奉旨，依议。


在《题明出师》奏疏中说：


“今欲多调水陆兵丁破灭海贼，进取金门、厦门，屡经具题，其事所关最为重大，当日击破海贼，克取金门、厦门，曾用荷兰国夹板船只。兹入海进剿既少前坚固大船，而荷兰国船兵又未曾到，以我小船入海，诚恐万一不能如意，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议具奏钦此钦遵。该臣等会议得海贼窃踞海澄等处，恣意扰民。应速行殄灭，以安闽省。但海贼盘踞水面已久，必须兵强船齐，方可攸往。前取金门、厦门既用荷兰国船兵破贼，今亦应用荷兰国船兵合力举行，则有济大事，实为显然。”上谕允当相应遵行。


然而，之前数十年间与郑氏合作的荷兰人，此前虽然对郑氏的背叛耿耿于怀，但追求利益的荷兰军队对郑氏仍然藕断丝连。姚启圣在与漳州都统把申都鲁的交谈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公既平闽海，漳州都统把申都鲁问曰：“公方排群议，独建殊勋，固以料敌之审，荷兰远处外国，公能逆计其不来，何也？”公曰：“此实易知，但人不察耳。红毛番有二种，虽臣服于我，亦与郑氏相通。查其头目，时在台湾。又我所檄召种类，皆受辖于彼地红毛者。彼既与郑氏相通，安肯令所辖属与我助战哉？为将者，须察天人、细参情理，原非苟且论战侥幸成功也。”把甚悦服。


在建议恢复水师提督，请调施琅不得后，总督姚启圣又提议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携带战船前来任职：


“题为灭贼，舟师未集，微臣忧心如焚，呕心谬陈末议仰佐平海机宜事。切今练兵抚贼守边绝粮，贼势渐衰，正宜乘机剿灭。缘贼恃水倚船，我兵不能冲击，必须厚集舟师，方能灭贼平海。臣是以有备陈剿贼情形一疏，请调红毛夹板船二十只、江南浙江船各一百只也。后红毛船不能来，而江浙两省船俱不到。臣万不得已又有特请飞调江南新造赴楚鸟船一疏，请令新提督万（正色）带领湖南鸟船一百只，并挑选江南浙江船共一百只，俱带至闽，以图大举也。今夹板船既不来，江南浙江之船竟无定以，鸟船又无人统领，惟恃在闽船只讨平海贼，事正不可知矣！议论经年累月，至今茫无头绪。臣中夜彷徨、五内俱裂，口不能食，夜不能眠，呕尽心血，志切请缨。”


据《岳州水师副将万正色履历单》（康熙十六年五月），万正色原为郑经部下副总兵，康熙二年七月率兵随左都督颜立勋、忠靖伯陈辉在泉州港投诚；康熙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奉旨升补为“镇守湖广岳州等处地方水师副将管总兵官”。康熙十八年五月，升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
康熙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先是，湖南用兵，令江南造鸟船百艘送岳州军前。至是，岳州既复，无须舟舰。上谕议政王大臣等：“万正色赴闽时，即令其领在岳鸟船，并水手以行；至江南、浙江，更选战舰共百艘携往，以资往剿”。（据《康熙朝实录》）


（摘选自《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陈支平著）

姚波

第九篇　举荐将才，收复金厦


在逐步稳定福建局势的过程中，除了加强战备物资、招抚郑氏官兵外，总督姚启圣还先后请调各路大军赴援，充实福建全省驻军。
其中浙江赴闽官员为：标前营参将蒋懋勋、中营守备王文魁、提标中营参将王英（吴英）、左营游击曾承、水师提标前营游击刘诏、定海营参将高禄、宁海营参将林葵、嘉兴左营守备薛受益、衢协左营守备康成功、左营守备马伏秀，严协右营守备吴德荣等三十名青年官员。同时，又举荐鲁超、毛文野、李经邦、辛国隆、夏声、张秉政、王国模、胡王宾、刘鸿、周秉政、金振麟、陈希商、尹君畏、金有德、赵世晟、袁国安、张翰臣、杨履道、阎进、蔡茂植、姚胡柱、刘成名、周士英等共二十三人，破格调赴军前任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姚启圣总督的亲卫营（督标中军，总督所辖部队的编制单位，一标有三营），为“感皇上拔擢殊恩，不复顾念身家，志欲灭此朝贼，故请自膳各兵激励剿御，用遏贼锋”。康熙十七年七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称“愿将自膳兵一千一百名及韩大任兵二千六十一名，自七月起，臣自捐膳等因具题”，经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准留总督标下。获得朝廷批准后，该督标中军官兵实有3200名，分中、左、右协三营；其督标中军副将一职，相当于总督亲卫营的实际统领。督标中军副将先后为蒋懋勋（十七年六月任）、吴英（十七年九月任）、林宝（二十二年五月任）等人，督标中军参将则有张旺、薛受益、卜达礼等人。特别是吴英、张旺二位，在1718年曾被康熙帝称赞有少保公（姚启圣）之风（《绍兴姚氏谱》：仁皇帝追究先少保公（姚启圣）复八闽、破台湾平海功，向大臣云：我朝书生而知兵者第一人。又曰今日用兵西藏，莫言尔（指姚法祖）祖（即姚启圣），即得尔祖军前如吴英、张旺辈二三人，朕亦可无西顾忧矣）；吴英和之后由姚启圣招降的朱天贵，更成为施琅所率清军水师收复澎湖时的左右手。
查阅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福建陆路提督杨捷在《飞报剿贼等事疏》（《平闽纪》清，杨捷撰）中的资料显示，当时总督姚启圣的督标中军配置人员有：
督标内中协副将管左营游击事薛受益、千总沈玉、孔天福、把总丁希龙、宣茂、罗良柱、吴宾、江斌、刘光玉、领旗都司及随征官马天福、李德、刘彪、赵邦周、马万成、杨茂春、张豹、王承恩、陈德盛、丁德麟、王玉、王嘉宾、罗弘道、薛弼、薛受章、丘元佐、薛永、李廷梅、王相隆、林都、章太、齐得胜、闵廷标、王德、随征武生员薛碧管、王文高；督标外中协右营中军守备刘进伏、千总石万金、陶国佐、把总林朝、马世良、冶升、姜才、随征官王星烈、郑耀、张进孝、杨龙、林凤、任自兴、杜金良、李友、李奇等官兵一千二百员名；督标内中协右营游击王文魁、领旗守备张魁元、千总娄奇、陈虎、宋豹、把总许世忠、督阵守备张玺等带领官兵四百员名。
其中姚启圣先后举荐的督标中军副将吴英（王英）、督标中军参将张旺（张黑子）、督标中军参将薛受益、壮士邬景超（左都督）、永安知县高严、“江南良吏”白登明等文武官员特别值得一提。


督标中军副将吴英


吴英（1637－1712年），又名王英，字为高，号愧能。总督姚启圣的督标中军副将（督标中军实际负责将领，协助管理总督直属部队，统理督标军军务，从二品官阶），以总督姚启圣部下名义成为施琅攻台时副手，与朱天贵等一起统帅姚启圣亲兵、舰船，成功收复台湾（澎湖），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威略将军。卒于厦门官舍，赠“太子少保”，赐葬。
1718年，康熙帝曾赞吴英、张旺等二三人，有少保公（姚启圣）之风。《绍兴姚氏谱》：“仁皇帝追究先少保公（姚启圣）复八闽、破台湾平海功，向大臣云：今日用兵西藏，莫言尔（指姚法祖）祖（即姚启圣），即得尔祖军前如吴英、张旺辈二三人，朕亦可无西顾忧矣。”时为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偷袭西藏、杀拉藏汗，清廷援军额伦特（湖广总督、西安将军）、康泰（陕西提督）、康海（凉州总兵，康泰之弟，姚启圣之孙女婿）同时战死。
吴英体格魁梧，膂力过人，脸方耳大。世居泉州黄龙，迁徙于晋江大浯塘，幼为海贼掠置岛中，更姓王，后复吴姓。康熙二年（1663年）七月，吴英随厦门的郑部建平侯郑鸣骏等万余人赴泉州降清，初授“守备”衔。三年（1664年），以王进功提督部下身份攻打延平王郑经，收复平金、厦、铜山，因功授“都司佥书”衔。又授“浙江提标都司”，隶属浙江提督塞白理麾下。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中，藩王耿精忠据福建反清，总兵曾养性出仙霞关，进犯江、浙，温州叛将祖弘勋起兵响应。吴英跟随浙江提督塞白理击败之，降其将李荣春等，迁浙江左营游击。时年，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姚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亲王幕下效力，得以复职为诸暨知县，与诸暨百姓将耿部何九、徐维的数万叛军血战县城，又先后战于新店湾、枫桥，悉平叛军。首解绍兴之围，令耿藩部开始走向失利。战后，姚启圣升任处州府知府衔。
康熙十四年（1675年），因剿平紫阆山土寇，康亲王疏陈姚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叛兵。同年，曾养性、祖弘勋率军队十余万犯台州，吴英献计塞白理，佯修毛坪山径，潜兵袭贼，收复黄岩，迁提标中军参将。
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启圣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提标参将吴英等协剿耿军，攻打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县。贝子傅拉塔收复温州，曾养性、祖弘勋率三万人乘夜劫营，吴英领兵伏击，耿贼大败。又随提督石调声驰援象山，遂收复象山。其时，姚启圣为清军前锋，姚启圣使子仪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九月，曾养性、祖弘勋败退，吴英招降耿精忠部将冯公辅于松阳。十月十四日，温州镇总兵官陈世凯、温处道姚启圣、署处协副将事提标参将吴英等官员向浙督报告已恢复温、处二府州县。十月，姚启圣父子随康亲王的清军各部击败浙江、江西境内的耿精忠部队，师入仙霞关分道进入福建。耿精忠见势不利，欲降，又犹豫不决。姚启圣单骑入福州劝降，耿精忠瞻其风仪，深为折服，遂降。从此，福建清军得以全力对付郑经，姚启圣因功升任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署处协副将事提标参将吴英，对屯兵处州的林惟仁等，剿抚兼用，斩贼五百余，降惟仁及兵千余。七月，康亲王命吴英任处州副总兵。同年，姚启圣随康亲王大军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潮州，郑经逃回厦门。据守潮、惠的郑经大将刘进忠派陈文弢谒康亲王，窥探虚实。姚启圣与陈文弢有旧交，乃合谋招抚刘进忠；又单骑至其营劝降叛军吴三桂将领韩大任（1678年，康熙十七年二月），姚启圣选其精锐2000余人作为亲军。
康熙十七年（1678年）春，郑经用刘国轩等统兵反攻，连战皆捷，将居于福建的清军主力围困于海澄，海澄食尽城陷，其三万清军全部被歼。六月十四日，清廷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按察使吴兴祚为福建巡抚，江宁提督杨捷为福建提督。前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被解任。姚启圣连上十疏，请调各路大军赴援。其中浙江赴闽官员为：标前营参将蒋懋勋、中营守备王文魁、提标中营参将吴英、左营游击曾承、水师提标前营游击刘诏、定海营参将高禄、宁海营参将林葵、嘉兴左营守备薛受益、衢协左营守备康成功、左营守备马伏秀，严协右营守备吴德荣等三十名青年官员。
七月，姚启圣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并调各路援军逼近泉州。八月二十五日，吴英等4部人员各带本标营官兵五百名，合成一旅，率师自仙游陈坝江渡江，造浮桥济师。泉州附近，两军双方大战于蜈蚣岭，姚启圣率军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刘国轩兵败逃遁。又乘胜克复长泰县，因功授“正一品”。九月，再大败刘国轩于漳州俘斩4000余人，扭转福建战局。又率部乘胜进攻，连克长泰、同安，刘国轩退守海澄。其时，吴英已任总督姚启圣的亲卫军统领（督标中军副将）。
十一月，姚启圣将总督府（漳州卫）设为“修来馆”，由漳浦人黄性震主持，专门招抚郑氏官兵。仅两年间，即招抚郑经部下40830人，均推心置腹不疑，令郑经部离心离德。当月姚启圣奏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统一指挥各地水师；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员弁，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组成攻台班子。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刘国轩复拥数万兵谋夺江东桥，姚启圣派遣亲卫军统领吴英将其击败。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姚启圣为平海逆机宜分十四疏具题：第二疏请撤福建八旗兵，稍增绿旗，以节省军费；其第三疏系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第七疏为请调荷兰国船只助战；第十疏为请先用投诚文武官员。上疏请求重新设立福建水师提督之事，当月先后两次（七月初一日、七月十九日）上疏，极力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将万正色从水陆提督改为陆路提督，以谋伐台湾。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并决定，恢复设立水师提督（原水陆提督合署）的建议被采纳，但任命万正色为水师提督。
十月初一日，姚启圣令中军副将吴英带精兵一千四百名、马兵二百名攻取东石。又督令游击焦国巡、邵武副将郭奇、并参将韩元朗、随征副将陈明、参将李云、许玉、守备陈维屏、浙江守备刘泽深、城守参将傅成，共带领官兵三千余名前往防守。东石各寨无虑，但同安县防守刻不容缓，十月初五日，姚启圣将副将吴英调回，署理同安总兵官一职。十一日，吴英据探兵报称：“厦门贼船俱调在港，诚恐早晚侵犯；又称厦门整船数百号，贼众在船，而丙洲、高崎各处，添贼甚多，每贼带草一束，请乞迅发马步官兵到同添防等情。总督即移宁海、平南二将军骑驰赴防，加强防范”。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朝廷正式任命姚启圣的总督亲卫营统领（督标中军副将）吴英为福建同安总兵官。此年，吴英奏请将“王”姓恢复为“吴”姓。
先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水师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以新造鸟船坚固便捷，不必等在修舰船（二百五十艘）竣工齐发，决意先取海坛、后取厦门。此前，因请调荷兰战船不得；同时借调异地战舰不力，乃疏请督造战船，康熙谕令不必勉强进兵取金门、厦门。十九年二月初六日，提督万正色率水师由浙江定海直抵福建海坛，在战舰数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收复金门、厦门，郑军水师南逃；万正色与吴兴祚会师至平海屿后，于二十日乘风南下，先后克复湄州、南日、平海、崇武、玉洲、石马、海澄等地。同时，姚启圣协同总兵赵得寿、黄大来、平南将军赖塔分别率领水陆官兵，七路进剿；将士均奋勇当先，先后攻破陈州、马州、湾腰山、亲音山、展旗等寨十九处，杀贼无数。二十六日，吴兴祚同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吴英等自同安进剿，收复丙洲、浔尾等地。二十八日，清军攻进厦门城，又遣官兵进取金门；郑经溃败，从海路逃往台澎。收复厦门之际，总督姚启圣背部中箭，为之后屡次发作的背疽之病，埋下祸根；二十九日，平台一役功亏一篑的姚启圣，“复发昏迷，良久方苏”。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四日，针对姚启圣“攻取海贼十八寨事”，索额图上奏说：进剿事宜，系提督万正色（笔者注：万正色，又名“黄正色”“黄大刀”，父早逝，幼随母黄氏居表兄黄锡衮家。黄锡衮又系索尼、索额图家臣、幕僚，策划抓捕鳌拜）首先提请，而姚启圣主要是进行策应。如果按票拟对他进行议叙，恐怕有些过头了。
康熙帝对此说：万正色自应从优议叙，但姚启圣同样竭力支援剿灭海贼。如果姚启圣没有尽力，万正色势必难以获胜。现在若完全不提及对姚启圣的议叙，恐怕会让将士们感到心寒，影响他们的士气。因此，仍应对姚启圣议叙（笔者注：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台湾郑氏集团的实力，使其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故此，姚启圣因功被加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并加“正一品”衔。
五月初九日，姚启圣上奏“朱天贵自海上投诚事”。康熙批复：“朱天贵率领二万余兵并船三百余只来降，甚为可嘉，着加优叙”。十九日，授朱天贵为“左都督”。
收复金、厦后，姚启圣主张乘胜追击，请求亲率水师剿灭台湾海贼。此前冒进的万正色却认为不可轻进，明珠、温代等大臣，均不赞成立即进兵。对此，八月初六日，朝廷决定让福建总督姚启圣先行招抚郑经，暂停进剿台、澎。
八月，清廷与郑经议和，许郑经准其以“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圣亦可也”。郑经允诺，却又进一步要求以海澄为互市公所，致使和议未成。
康熙十九年十月，姚启圣计招宾客司傅为霖内应，高寿、蔡恺附之。十二月，姚启圣为施琅长子施齐、侄施亥谋擒郑经被杀一案，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复与吴兴祚、杨捷“合疏密题”，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中风死去。长子克臧自郑经出师时为监国，未满二十岁，即能明察秋毫、处理政事。冯锡范在郑经死后，立即将郑克臧（陈永华女婿）吊死，而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次子郑克塽为延平王。至此，冯锡范将台湾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康熙二十年二月，姚启圣、吴兴祚先后具疏，请开边界。六月，姚启圣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再次担保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三年九次，上书举荐），称：“破台湾非水师（即海军）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请用琅为水师提督”。
康熙帝在得到姚启圣有关郑经病死台湾内乱密报详情之后，作出了进军台湾、澎湖的战略布置，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为陆路提督，施琅得以出任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达福建正式就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吴英以姚启圣部下身份参与操练水师，以备攻台。
到任之际，施琅及将军、总督等即进取澎湖及浯屿，半路遭遇刘国轩水师大军，大战中万正色军先行败走。吴兴祚尾随至嵩屿（海澄东北），又被打败。刘国轩将施琅围困于嘉禾一带，施琅几近被抓。关键时刻，姚启圣先在丹霞招降建威后镇朱友，并由对方作为向导前去支援施琅，施琅得以逃往海门。此战失利后，姚启圣又为施琅陈请，为其保住水师提督一职。
这一年，与明珠派系（皇长子一系）因储位之争的角力，索额图派系（皇太子一系）的官员纷纷靠边，如索额图派系的核心人员黄锡衮（其妻姚启桑，姚启圣妹）等人，甚至部分官员直接倒向明珠，姚启圣也备受明珠派系的直接攻击。特别是此时的姚启圣，实际上因厦门之战中的背伤之痛，已入肺腑。以至于在其后的三年间，数度昏迷，最严重时甚至呕血一大盆，晚间只能饮家乡的绍兴黄酒，才能入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施琅、吴英等重要将官在铜山（今东山）召开进征台湾的军事会议。十月底，康熙下谕施琅专征，择机进军台湾。十月十三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兴化镇总兵林承病故，请旨将同安总兵吴英调补。得旨，吴英照该督所请，调补为兴化总兵官。吴英入籍兴化（今莆田）黄石定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十二日，施琅疏请调兴化、江东等处陆路官兵同水师进剿澎湖、台湾；（康熙）从之。闰六月，吴英随施琅攻打澎湖。二十二日吴英、施琅、朱天贵兵分左、中、右三路为前锋，56只大战船分成八支舰队，以“三迭浪”式“五梅花”阵法，将驻防澎湖的刘国轩部击溃，取得关键性胜利。是年中秋节，郑军首领郑克塽正式归降，台湾底定。
十二月初一日，施琅凯旋回到福州府第，吴英则被留镇台湾。总督姚启圣背疽复发，于上一日（1684年1月16日）在福州总督府内病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十日，吴英到京进见康熙皇帝，奏陈“减船”“屯田”二事，得以核准。四月初一日，传令吴英移镇浙江舟山；回闽之后，六月由兴化启程，八月十五日抵舟山任，海寇洪焕等二千余人闻风归降。十月二十日，又擢四川提督，破吴三桂余党杨善、师九经等，在任11年。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即施琅去世当年的七月十四日调四川提督吴英为福建陆路提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六月初八，吴英又改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吴英进见康熙帝于杭州，被赐“作万人敌”匾额；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康熙第五次南巡，再次召见吴英，赐祖宗祠堂匾额“燕翼贻谋”；四十六年（1707年），御赐“世锦堂”匾；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又一次召见吴英，垂询海上情形。吴英忠实敢言，康熙帝喜赞吴英“笃实明达”。七月初九日，上谕授“威略将军”封号，仍领水师提督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于河北热河行宫为吴英御制七言律诗一首《赐将军吴英》：水陆封疆六十年，身经百战驾轻船。蓬台远涉鲸鲵浪，岛屿全消烽火烟。将老偏宜立志壮，宸襟每注施恩延。波涛有作须先靖，黾勉防微计未然。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四日，吴英逝于厦门官舍，年七十五岁，赠“太子少保”，赐葬。初以军功加左都督衔，授世职“拖沙喇哈番”，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著有《行间纪遇》（六卷，手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曾祖父吴宾吾，祖父吴振泉，父亲吴登，均以公贵累赠荣禄大夫，妣蔡氏等均以公贵皆赠一品夫人。吴英生有十子：长子应麟，曾任布政司参议，江西督粮道；次子应龙，曾任刑部郎中候补付使道；三子应凤，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举人，授九江江宁知府，升江西按察副使，户部郎中；四子应鹏，曾任福建水师提标游击；五子应鹍，康熙五十年辛卯举人，授灌阳知县，升户部郎中；六子应鹤，岁贡生；七子应枢、八子应权、九子应机（永州李总兵之婿）、十子应璋。生五女，皆适名族。


（综合《清史稿》《四库全书》《清威略将军吴英传略》《平台统帅福建总督姚启圣》《靖海纪事》《绍兴姚氏谱》《李文襄公奏疏与文移》《平闽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诰授“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公墓志铭》等）


督标中军参将张旺


张旺（1649－1712年），山西太原府兴县阳坡村（今属吕梁市临县白文镇）人，小名反乱，字月宇。姚仪（姚启圣嫡长子）部前锋军悍将，曾任总督姚启圣之督标左营游击、中军参将，官至从一品的提督（江南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广西提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于任，九月二十日封“光禄大夫”，加赠“太子少保”衔。
1718年，康熙帝曾赞吴英、张旺等二三人，有少保公（姚启圣）之风。《绍兴姚氏谱》：“仁皇帝追究先少保公（姚启圣）复八闽、破台湾平海功，向大臣云：我朝书生而知兵者第一人。又曰今日用兵西藏，莫言尔祖，即得尔祖军前如吴英、张旺辈二三人，朕亦可无西顾忧矣。乃以奏对失次皆不得。”时为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偷袭西藏，杀拉藏汗，清廷援军额伦特（湖广总督、西安将军）、康泰（陕西提督）、康海（凉州总兵，康泰之弟，姚启圣之孙女婿）同时战死。
张旺，行伍出身，有勇力，能挽十五石弓作左右射，箭无虚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民间相传，他是黑虎下凡，故称“黑虎将军”；《绍兴姚氏谱》《清史稿：姚启圣列传》《姚少保启圣传》（清，王源）、《郎潜纪闻三笔》中，称其为张黑子：姚公子（仪）所畜壮士张黑子（张旺）、钟宝、王三痴（王英，即吴英）等十人为股肱，皆勇冠三军。
张旺初任千总（正六品），平定三藩之乱时随姚启圣父子从征耿精忠部，每战奋勇当先、血战到底。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张旺随姚启圣部入福建，首克漳州、恢复永定，挥师入广东（康熙十六年，1677年），夺占潮州、驰援羊城，所向披靡，累建战功，被擢升为守备（正五品）。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叛军吴三桂将领韩大任，欲突围至汀州，下海投靠郑经（1642－1681年，第二代延平王，郑成功之子），姚启圣以韩大任是骁将，单骑将其劝降，姚启圣选其精锐2000人作为亲军。大军再入福建后，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清廷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其总督的亲军营，即为“督标”军。张旺因战功被姚启圣提拔为督标左营游击（从三品），吴英则为督标中军副将（从二品）。
康熙十九年，随姚启圣部连攻克十九寨及金门、厦门、海澄等地，擢升为督标中军参将（正三品），所部纪律严明，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督率部由铜山（今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出发，进至澎湖诸岛海面，向郑克塽（第三代延平王，郑经之子，康熙二十年立）的军队发起进攻。施琅主帅战船被炮火击中，右眼被烧伤。张旺乘船冲破重围，救出施琅。二十二日，两军再度决战，姚启圣督标中军张旺协助施琅大摆“三迭浪”式“五梅花”阵法作战，大获成功。至傍晚时分，共毙伤郑军官兵12000人，俘官兵5100余人，击毁、缴获郑军大小战船190余艘，收复澎湖三十六岛屿，郑军主将刘国轩乘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此役,仅清军阵亡329人，负伤1800余人。七月，康熙在京城御前畅春苑接见张旺（时吴英驻扎台湾），询问澎湖战况，并御赐“所向无敌”牌匾予以嘉勉。八月，延平王郑克塽正式接受清廷招抚，台湾回归一统。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奉旨任澎湖水师副总兵（又称协镇、副将），接替其首任官员詹六奇（？－1692年，海澄人，二十三年任）之职。该职，为扼守台湾海峡武将，统帅两标水营，数千名水师兵勇。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奉皇太后，幸畅春园，升福建澎湖水师副将张旺，为江西南瑞总兵官（正二品）。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调江西南瑞总兵官张旺，为南赣总兵官。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次日，升江西南赣总兵官张旺为江南提督（从一品）；福建澎湖水师副将王国兴为福建台湾总兵官；十四日，起陈廷敬为户部尚书。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十八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二十日，康熙平妃赫舍里氏（孝诚仁皇后之妹）去世，此前康熙二十四子、平妃之子胤禨，于康熙三十年早殇；六月二十八日，调江南提督张旺，为福建水师提督（从一品）；福建陆路提督张云翼，为江南提督；七月十四日，调四川提督吴英为福建陆路提督。至此，已故福建总督姚启圣部下亲卫营（督标中军）的两名主要大将吴英、张旺，分别担任福建陆路、水师提督。该年年初，姚启圣长子、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姚仪卒于任，启圣公之孙姚法祖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一职。同时期，康熙第三次御驾亲征，平定了长达六年的噶尔丹之乱。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调福建水师提督张旺为广西提督（从一品）；六月初八日，调福建陆路提督吴英为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连山县瑶民扰害百姓，率兵进剿的韶州副将林芳被杀。清廷派遣都统兼广东将军嵩祝、副都统达尔占、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带子母炮八位前去进剿；湖广提督林本直、广东提督殷化行、广西提督张旺等，各派本省总兵官一员，带绿旗兵四五千，广州亦派旗下兵一千前去配合进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月初六日，礼部尚书席迩达、副都统图思海、徐九如、赴湖广招抚苗人。上（皇帝）曰：“凡事同心协力，则事无不成；不和，则事无一成。且行兵立营，须用怯；遇敌对垒须用勇。又以机先为要：倘临事时，疑虑不定必致有误。尔等当以果毅行之。如苗人归降，止诛倡乱肆虐之人；否则歼其抗拒不服者。毋得玉石不分，戮及无辜。我满兵凡遇对敌，恃勇以力胜者多。尔等此行，须用计招抚、委婉从事，勿徒恃勇力。至于立营，必择高阜处设立。”“朕前在宁夏用兵，审度时势、多方调度，是以钱粮不致耗费兵民，亦无苦累。此皆在主将之善于设施耳。荆州副都统朱满、湖广提督俞益谟，人俱矫健，且久于用兵。与伊等商酌而行。贵州提督李芳述、广西提督张旺，效力处亦多。”“土司田舜年前于云南用兵时，输诚协济，殊有禆益。此去可奖励用之，苗人归附之后，探其巢穴，仍加谨慎堤防，不可以彼归顺，遂忽视之。”
据《兴县志》，张旺所到之处，与总督姚启圣一样爱民如子。广西提督任上，柳州地界百姓大都是草屋，故常有火灾发生，便拿出俸禄帮助百姓烧砖造瓦，消除隐患；当地气候温湿，常有疫病发生，便帮助百姓寻找良方、药材；广西民族成分混杂，治理不易，张旺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当地各族头领、百姓都信服他。
2018年夏，山西兴县籍记者牛寨中刊刻、清代礼部尚书钱以垲撰写的《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广西提督赠大子少保张公（旺）墓志铭》碑文，现树立于兴县蔡家崖乡任家塔观音殿，其内容为：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广西提督张公薨于位，遗疏闻上，为之惊悼。下有司平其勋劳，特赠“太子少保”，赐祭赐葬，有加于常。维公麾金钺，握虎符，逾嶺航海万里，陈师束发从戎，白首建节。朝廷笃念旧臣，成之以礼，身后宠章迥绝伦辈。真所谓事不避难，殁有余荣者也。
公讳旺，字月宇，居山西太原府兴县，赠公文能子也，世业农。公生而英异，不好农事，身体魁硕，能左右驰射而性沉静寡言，恂恂有学士风。康熙庚戌岁，始受知于宣府总戎，拜公自列校，授偏裨。是时，吴耿陆梁（指吴耿藩乱肆逆），公随主将（姚启圣）援漳州，力战功居上等。又从征尚逆，穷兽角抵，稽留天诛。城上砲炮弩石烟飞猬集，公持短兵大呼先登城埤，大兵随之，城遂破。既又奉调山海，录前后功，补福建督标左营游击。圣天子神武英略，大将用命，南北寇盗渐次削平，而海岛窜伏小丑为灾。康熙十九年二月，大征兵于海上，公与焉公素骑将也，善驰骑，旅平沙大野，丛冈长阪之间，艨艟斗舰，蛟蟠龙驤，其不至于瞀眩沉顿者少矣，况擒贼乎？金门之役，大司马（姚启圣）不习水师，名将用兵不能舍骑从船，而公独领支军，与贼遇于龙虎山，屡败之，破其垒，大小数十战，遂连平诸寨。疾风流霆之威，迎刃破竹之势，虽古虎将何以加兹？天子嘉公之勇，召见……（清，钱以垲撰，略改）


（综合《清史稿》《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台湾府志》《绍兴姚氏谱》《兴县志》等）


督标中军参将薛受益


左都督、潮州总兵薛受益，字谦若，山东莱州府高密县人，生于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十一日。作为一位勇猛善战、忠孝传家而著称的将领，曾任总督姚启圣督标军的左营游击、右营参将等职，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七月二十九日卒于潮州总兵，被祭葬如例，诰封“荣禄大夫”。
薛受益出生之前五个月，其父薛应诰不幸早逝，身怀有孕的二十五岁薛母范氏悲痛欲绝，幸得亲友劝慰方才产下遗腹子。在范氏多年的悉心栽培下，得以逐步成长为一位德才兼备的将领。弱冠之年的薛受益，即已精通韬略，勇健过人，其志向远大，渴望建功立业。顺治年间，在母亲的鼓励下，携弓矢跃马，游历四方，北上燕赵，南下滇黔，广结英豪。后被云贵总督赵廷臣赏识，被委以督标千总之职，开始踏上仕途。康熙元年（1662年），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薛受益亦随之赴任，被授“千总”。在浙江的数年间，特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之际，屡建奇功：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十五日，福建耿贼进犯，千总薛受益、高禄、陈国任等将随督标中军副将王廷梅渡水收复江山；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才能历练，堪以升补”的千总薛受益被奏请擢升嘉兴守备；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守备薛受益、都司王文魁等随大军进剿金、衢、处三郡，收复宣平县；康熙十五年八月，参将蒋懋勋、守备薛受益收复常山县城；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随参将蒋懋勋、太湖营游击姚世熙等部收复江西玉山；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随参将蒋懋勳等剿贼于玉山之椒岩洞，招抚江西伪扬烈将军程凤等部众六万七千余人；十七年（1678年）三月，先后攻克玉山之八仙洞、老鼠洞，各斩余贼千余。
康熙十七年六月，福建战事告急，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选调贤能官员入闽平乱。嘉兴左营守备薛受益以其“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的品格被列为首选，八月被调任福建任督标左营游击之职，踏上了平定闽台、收复失地的征途。在康熙十八年漳州江东桥一役中，时任督标内中协副将管左营游击薛受益身先士卒，带兵一千四百名，冒矢石而战，炮火贯面，血染甲胄，仍力战不退，其英勇之姿，令全军动容。他虽伤势严重，几至垂危，却坚持“宁死行营，不死枕席”，其坚韧不拔之志，令人肃然起敬。伤愈之后，薛受益更加勇猛，又随总督姚启圣等人连克陈洲、马洲、观音山、石码等处十九寨，收复海澄、厦门、金门、铜山等地，为清廷平定福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议叙平闽军功时，薛受益获“左都督”衔，并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仍带余功一等，纪录一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初四日，收复台湾之战一触即发，姚启圣上疏《题为亲统水陆官兵前赴金门密期进攻台湾事本》请求亲率水陆官兵进攻澎湖、台湾，刚刚升任汀州副将的薛受益等人成为“沿海策应者”。六月，此前受过重伤的薛受益带兵驾船驻扎金门，日夜出洋策应，为澎湖海战作后勤保障。随后，施琅率大军从铜山出发，直指台湾战略前哨澎湖列岛。收复澎湖近二个月后的七月二十日，在清军充分的后勤保障、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凌厉的政治攻势下，台湾郑氏在延平王府向总督姚启圣、巡抚金鋐的使者投诚，台湾终得一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出任闽浙总督的王骘，对薛受益的忠勇孝廉大加赞赏，多次奏疏举荐：“汀州副将薛受益忠勤勇敢，而且能孝能廉，兵民悦服”“汀州副将薛受益忠勇孝廉，臣已奏明，似用之闽地为宜”。十一月初，薛受益奉旨进京进见前，适逢其母范夫人大寿，同僚好友皆往祝贺，有诗云：“谦若复仁声濊泽被于四方，宇下父老子弟万口颂扬。谦若近奉诏乘锋车入见天子，旦晚秉节开镇……以壮谦若万里之行也”。临时前，汀州百姓知其将升迁他地，“百姓昼夜环辕守之，至数日乘隙北上，众为痛哭失声”。进见后，康熙倾听其讲述当年收复闽台情形，亲自解衣察看伤痕，并赐以蟒袍，以示嘉奖。初八日，康熙南苑阅兵时，薛受益更是在诸位皇子面前展露非凡箭术，令龙颜大悦，遂有“遇总兵员缺，亦即拟出具奏”之旨。次年（1689年）三月十九日，薛受益奉旨升授广东潮州总兵。任内“才猷夙著，调度有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被加授“荣禄大夫”（从一品）衔。薛受益为人豪爽豁达，常常不惜挥千金为人解急难，四方之士也乐归门下。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姚启圣次子姚陶随嫡母少沈氏游历闽粤时，潮州总兵薛受益、南澳总兵杨嘉瑞等原姚启圣部下待之甚厚。
康熙四十年（1701年）薛受益七十大寿之际，浙江石门人（今桐乡市）吴震方借薛府老榕树，作《寿榕歌为薛元戎作》一诗，为其献诗祝寿。该年，薛母以96岁高寿终老，薛受益被康熙恩准“在任守制”。次年（1702年）七月二十九日，薛受益病逝潮州总兵任上，被祭葬如例，诰封“荣禄大夫”，母亲范氏被赐“一品诰命夫人”。
薛受益为官“能立名节，洁己爱下，不受军中一钱”“以清白著”；离任汀州时“军民卧辙留者数万人”；潮州任上“尤励廉节”。福建漳州东山岛关帝庙薛受益所题“山岛雾收舒正气，海门日出照精忠”门联，至今犹存。战功卓著、忠孝传家的薛受益，其事迹也被载入史册，忠孝之风也传给了子孙后代。长子薛士杰亦官居从一品（浙江处州总兵，加左都督，授从一品），四子薛瓀袭“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官至台湾总兵、都督佥事。薛家五代一品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不仅是对薛受益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家族忠孝传家精神的赞誉。


壮士邬景超（左都督）


邬景超，字旷思，出生于川沙（现在隶属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壮士，擅长兵法谋略又崇尚侠义。平台之际，他率百名乡勇随福建总督姚启圣征战台湾，因功擢升“左都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台湾郑氏之乱，福建地区动荡不安，新任总督姚启圣紧急发布招募文告。邬景超倾尽家财，招募百名勇士前往漳州总督府效力。姚启圣授其“守备”衔，使之隶属于自己的督标中军副将蒋懋勋麾下，驻军于赤岭。当叛军列阵挑战时，邬景超等人远远望见叛军人数众多但阵型不整，于是独率部下绕至叛军后方，穿透敌阵并拔取敌旗而出，叛军因此大败。在两天的激战中，邬景超再次奋勇当先，一举攻占叛军营寨。中军副将蒋懋勋对此惊叹不已，便将他的战绩上报给总督府。总督姚启圣亲赴战地一线视察，也对其赞叹不已，从此更获重用。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邬景超因母亲生病返家。同年九月初，他再次返回总督府，被任命为先锋官攻打敌寨。激战中死伤遍野，邬景超也被流箭射中手臂，简单包扎即投入战斗，最终成功攻克敌寨，并负责驻守双桥。十一月，他被调驻与敌寨仅隔一条小溪的观音山要塞。密集的箭雨中，曾连续十二天未曾解甲休息。次年正月，他奉命调回赤岭，参与水陆并进的大规模进剿谋划。此后，邬景超作为蒋懋勋的先锋军，率先攻破了鳌头等叛军营寨。石弹箭雨中，先锋军一路高呼猛进，令我军士气更加高昂，得以连战连捷。敌方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之际，他挥动长矛追击到出海口，一举将敌方主帅擒获。随后又合力攻占狮子山等营寨，直逼海澄县城。此时，姚启圣大军也向厦门进发，敌方主帅郑经、刘国轩等人仓惶逃窜，缭罗、金门等地叛军望风而降。战事稍停，邬景超便率部下飞马传令，下令禁止滥杀无辜、安抚百姓。同时，他又请求总督乘胜立即进攻台湾，但姚启圣的上疏遭到了以明珠为首的大臣反对而作罢，时任水师提督更是畏缩不前。
这次收复战役的论功行赏中，邬景超因功被加封“左都督”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姚启圣率领将士抵达厦门，与水师提督施琅密谋平定台湾的策略。同年六月，大军乘风破浪直捣澎湖并一举攻克，叛军主帅刘国轩乘小船仓惶逃往台湾本岛。不久之后，走投无路的台湾郑氏接受了总督姚启圣的招抚。
八月十五日，邬景超奉总督之命前往台湾处理招抚事宜；同年十一月中旬，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叛军首领押送至福建总督府，招抚事宜终告圆满。十一月末，姚启圣总督任上去世。随后，邬景超拒绝朝廷任命而归隐终老，著有《从戎纪略》《光霁楼词》等，在《闽南记捷》一词中，形象地描绘了三年间征战的豪壮与收复福建陆境（除台澎）的喜悦：


记仙霞秋尽玉关西，寒月照征袍。听岩城画角，边风四急，战骑初骄。铁甲三秋暗度，猛士气全枭。饮马长城窟，雪压弓刀。
细柳营开列壁，正军惊韩范，将说嫖姚。拟投鞭直下，势竭海南潮。誓指日，妖氛净扫，笑终朝，鼯鼠技潜消。看捷奏三军乐，贺凯唱还朝。


（综合《清稗类钞选录》之《邬景超平台湾》民国·徐珂、《赌棋山庄词话·卷八》清·谢章铤）


永安知县高严（如皋高氏）


清代诗人袁枚一篇纪念三妹袁机的《祭妹文》，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并称为我国三大诔文，被认为是祭文中的绝唱。
在妹夫高绎祖（又名高振宜）、妹妹相继过世后，这位曾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将《启圣公行述》《闽颂汇编》二份资料合成《福建总督·太子少保姚公传》碑记（即姚启圣第三碑铭，后收录于《小仓山房文集》）的袁枚，将他们的遗孤抚养成人，又帮嫁给金陵章氏，袁枚兄妹之情可见一斑。
袁枚的妹夫高绎祖属如皋高氏，其祖父高严，自幼就英勇出众，擅长奇门遁甲，还擅长剑术，能杀人于百步之外。三藩之乱后，年仅十五岁的高严便随姚启圣相继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康熙十九年二月，高严侦知一位都指挥使司将在半夜里畏罪潜逃，且有两个贼人前来接应，遂告知姚启圣。半夜，高严一马当先连续追杀十多里，斩杀了该都司及接应者，又带两位随从乘夜杀入敌寨。当天晚上，大雾弥漫，敌众沉睡正酣，突闻杀声四起，顿时惊惶失措，自相残杀。这时，总督姚启圣的大军也抵达战场。天亮时分，敌军（郑经部）十九寨皆被攻下。福建总督姚启圣因功将高严委以永安县知县。
任上，战乱之后的永安县城到处是残败景象，县令高严以远超年龄的成熟，通过“招徕离散，抚揖疮痍，死亡者吊之，疾病者医之，哺人之饥，衣人之寒，完其婚，举其丧，虽当兵火之余，民有生成之乐”，使当地百姓迅速得以安定。之后，又在河南孟津知县任上，广施德政。受到恩泽的当地黎民百姓，将他的事迹被收录于《河阳纪略》文册中；又被当地士民爱戴而建生祠，河南巡抚阎兴邦将其以治行第一向朝廷推荐。之后，再擢升工部虞衡司主事、都水司郎中等职。特别是在康熙三十五年，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正郎中，督理南新仓事期间，曾为江西留存米谷，活饥民数万。
高严长子高溥，曾任潜山、安东两县教谕，又升山西沁源县令，再升安徽凤阳府同知。他秉正严明，深得一代名臣陈宏谋（1696－1771年，官至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器重。
次子高清，曾任湖南衡阳知县、衡州太守、衡永彬道台等职，为官多行惠政，为人慷慨。袁枚的父亲袁滨，即为高清就任衡阳知县时的幕僚。
三子高泓，先后出任广西修仁县教谕、陕西富平县县丞。
高泓的三子振宜，即为袁机的丈夫高绎祖。才女袁机的生平事迹《袁氏孺人传》，后来被高氏族人专门收录在民国版的《高氏宗谱》中；在乾隆版的《高氏家乘》中，则收录这位才女的三十五首诗文。


举荐“江南良吏”白登明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盖平人，隶汉军镶白旗。
顺治二年，入读国子监；顺治五年，出任河南柘城知县；顺治十年，以政绩卓著擢升为江南太仓知州。知州任上，轻赋税、除火耗、清冤案，继而平定海寇祸乱。顺治十六年，海寇破镇江，后从江宁败走，又急攻崇明。江宁巡抚蒋国柱率军前来策应，约定合攻之期，却无人敢去。白登明半夜独自驾船前往，与守军合力将海寇赶走。
太仓境内刘河的支流硃泾，是宋代范仲淹的新塘遗迹，经久淤塞。白登明向上官请求之下，疏浚了五十里河道。巡按李森先（人称“清初御史第一人”）知其能力，又命令他疏浚刘河六十里，于是震泽北面流水得以顺利入海，旱、水灾均得以防控，遂成一郡之利。此前海寇势急，军饷无出之际，从云南借饷来应急，终被大吏弹劾落职。州人列其政绩，向上级挽留而不得，被罢官二十余载。
康熙十八年，恰逢收复台湾急需兵力，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平素了解白登明为人，上疏大力举荐其平定海寇事迹，被起用为“高邮知州”。时值干旱、蝗灾之年，继而水灾，湖水高涨，遂开掘清水潭，筑坝抵御；又严禁官吏克扣，民工参与踊跃。次年再发灾害，再请减免赋税、赈灾救济，劝勉富人分发粮食，活人无数。当时，三藩刚刚平定，军事檄文尤多。白登明与百姓约定，凡是涉及供应驿站夫役的，听到吹笳（吹奏乐器，似笛）的声音就马上聚集到一起，免于过多占用百姓时间。上官一旦有所征调，不轻于强加给百姓；上官也体谅他的清廉，故也没有过分督促。后因积劳成疾逝于任，家境贫穷无余钱，州人凑钱入殓。入名宦祠祭祀，乡民多建私祠祭祀。
姚启圣的举荐，虽然没有令白登明直接参与收复台湾一线，但以高邮知州任用的白登明，最终没有辜负姚启圣等人的推荐，终使当地获得“大治”，成就一代“江南良吏”。


平台一役功败垂成，郑经残部溃逃澎湖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清军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在福州督造的战船已完工，并遣人知会漳州、泉州二地在闽各主官。万提督又单独对同样直接负责建造战船的巡抚吴兴祚说：“弟（万正色）今督舟师出，占其上风，贼必退崇武。公可督陆路诸将，沿海各港驻扎，施放炮火攻打，勿使贼船得以湾泊取水，则彼自乱”，巡抚吴兴祚对此表示赞同。
延平王郑经随之接到情报，得知福建水师即日欲出福州港，立马告知刘国轩，又调林升、江胜迎战。右武卫林升水师提督，督令江胜、陈谅、朱天贵、萧武等将北上迎敌。
万正色督令林贤、黄镐、陈龙、杨嘉瑞等各率数百战舰、二万八千多名官兵及招募的三千多名乡勇渔民，前往剿匪。前哨船只，在海坛港口与郑部林升相遇。双方各放大炮，互相攻击，一时间难分难解。忽然间，郑部将领朱天贵冲入，左右横攻，打沉清军大战船二只，清军水师顿时束手无措。清军援剿左镇林贤遥望贼势猖獗，率其本标巨舰三只，转从上流，顺风冲下攻打。万正色也命各战船调转方位，合围攻击。朱天贵等郑部各将逃往外洋，万正色随即鸣金收兵入港。
郑部水师提督林升见清军悉数回港，与各路将军商议。商议之中，林升率先胆怯，欲退守辽罗。统帅二十八镇水师的左都督朱天贵认为，双方势均力敌之际，不应主动退却，而应据险分部防守，各方相互策应，江胜、陈谅等将对此高论予以赞同。然，固执己见的统帅林升仍然传令水师大军退守辽罗湾泊一隅。朱天贵仰天长叹：“藩主（郑经）用此辈（指林升）为帅，大事去矣”！仍号令所部二十八镇（路）水师船只，为郑经各部据险防守。
据守厦门观音山的刘国轩，不明情况，急令：“各营严谨把守！如有敌人侵境，立即飞报，以便提师救应。待水师到讯，再作计策”。一时未知林升水师如何调遣的郑经，亦以姚启圣各部水陆并进，岸上有刘国轩可当一面，心稍安。
二十四早，忽有快哨来报：“林升全军溜退，俱泊辽罗”！郑经与冯锡范、陈绳武等大惊。继而林升又差人报“大胜万正色于海坛地方。兹因沿海营垒密布，艰于樵汲，故暂退守辽罗……”等语，一时间厦门全岛震动，百姓惶恐，认定必已战败。仓惶之中，郑经遣人驰告驻扎观音山的刘国轩，“迩海坛征帆业退辽罗，是思明将危，海澄何用？速当回师，以商进止……”等等。
刘国轩接令，急火攻心，口不能言。半晌，方传令诸将，商议退兵之策。各路将军随后听从刘国轩调防领命而去，独留陈昌一路将士据守谢村、鼓浪屿。知厦门之危，总兵陈昌随即派人密告总督姚启圣。姚督当即会同拉哈达，统满汉官兵分路进剿。
刘国轩一部获知，一时间各路官兵顿时风声鹤唳，无心恋战，遂弃诸寨及海澄县城，乘夜前往厦门。见到延平王郑经出示的林升差报，刘国轩顿足长叹：“右武卫林升战胜，尚如此惊慌！倘若大败，又将奈何？自当遣人细探真伪，然后再行发令。无故生疑，一切付诸流水！诸位辅政大臣，都没什么想法吗？”冯锡范、陈绳武（陈永华之侄，主管兵部）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惟曰“天意”而已。
二月二十五日，拉哈达、赖塔、姚启圣、杨捷统率各部官兵进攻，郑将康腾龙献丙洲投诚。
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又分道连克陈洲、玉洲、弯腰树、福河、下浒、三叉河、石码、观音山、展旗寨、曹门寨、澳头、象鼻、虎头山、马洲、果堂、太平寨、观音寨、水头、狮子山一十九寨，以及海澄县城。清军每到一处，便出公告安民，禁止掳掠。
二十六日，郑经接报“康腾龙献丙洲，引姚启圣各道师云集海澄县暨海沧地方，不日即会同水师合剿厦门”。一时间，百姓震动！刘国轩出面禁止，并兼红旗巡查缉捕，如有造言煽惑者，杀无赦！
二十七日上午时分，厦门全岛人人鼎沸，携儿带女，各自逃窜，不能禁止。郑经见人心已失，即令典宝刘陶、銮仪陈庆将演武亭花园所有辎重珍宝，悉数运往台湾。
时，陈昌业已私通姚启圣，侦知郑经已仓惶登舟，布防空虚，遂派健将杨一彪带猛汉三百名，驾八桨五只，诈称本镇欲请藩令，派兵同行，欲抓郑经立功投诚。适逢建威中镇黄良骥护卫郑经左右，远远看见所来八桨，其势凶猛可疑；急忙告知郑经：“陈昌请令，用一快哨足矣，何必用八桨五只？其中必有诈，宜制止他，不可让他靠近”！郑经发令向陈昌开炮，鹿铳齐攻，二只八桨船沉于海，另三只得以逃离。
陈昌知计谋不成，遂率部众投诚。而郑经六部官员洪磊（主管吏部）、杨英（主管户部）、叶亨（主管礼部）、陈绳武（主管兵部）、柯平（主管刑部）、谢贤（主管工部）等人已扬帆出大担门，尾随郑经调转船头向东。冯锡范、陈绳武向刘国轩、何祐恳请援助，踉跄中带家眷侍从、金银珠宝、粮草武器登舟。无船可渡的百姓，挤满海岸，在澎湃的浪声中，号啕之声遍野！甚至惨遭逃离官兵的掳掠，情急之中入海争抢船只之人，难以计数。
协理五军都督吴桂、同信武镇黄瑞二人，见百姓狼狈不堪，遂率各部手下，分头传令：“尔等百姓，勿得惊惶，各自回家静候！本将军自当差人渡海，请朝廷来厦门安抚”，百姓才得以安定。
当天半夜三更，姚启圣接到吴桂、黄瑞手下带来的投诚文书，以及郑经、刘国轩等部已逃遁台湾的消息，并请清军到厦门安抚百姓。接到消息，姚启圣立马派遣陈昌驾八桨，先行接应投诚部队。又立即与拉哈达将军带领水师大军赶赴厦门，出示安民公告，申明清军秋毫无犯纪律，让百姓安居乐业。姚启圣又遣官员分头驾船，招抚郑氏余党。
至康熙十九年二月，清军已先后收复海澄、厦门、金门诸岛，福建全省陆境被悉数平定。遗憾的是，因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等人的争功、仓促出兵，扰乱了战局，使郑经残部得以溃逃台湾，终使收复台湾的时间，最终整整延后了三年半时间。


以弈寓兵


姚启圣从军时，治军有方，赏罚分明，所养奇才剑客，皆能拼死效力。临阵应变如神，常能出奇制胜。性格慈善，不随意杀戮。既精于治军之道，亦精通弈道。平素喜读《易经》等书籍之余，又爱好博弈，即便在军务繁忙时也不曾荒废。常在饭后闲暇之时，与他人对弈，借博弈之道，以弈寓兵，预演统帅三军、攻城拔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还曾经为围棋国手吴瑞徵辑评棋谱《不古编》作序，现将姚启圣为《不古编》作序的该资料附于此节。
棋谱《不古编》作者吴贞吉，字瑞徵，新安人（今安徽歙县），康熙间围棋国手，著有《不古编》围棋谱书。《不古编》所著围棋谱书，共一卷。选辑明清间围棋名手盛大有、周东侯、黄龙士等六十六局棋谱，每局皆有评语，极为精妙、恰当。其“不古”者，即“不囿于古”，以见弈艺日新。《商君书·开塞》：“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意即博弈不应因循守旧，而须博采众长，突破自我。谱书名以《不古编》，反映了作者创新的气魄。
国手吴贞吉幼年学弈，即胸怀大志，常常与江淮间名手切磋，后游于燕、齐、荆、豫等地遍访高手。与黄龙士（清初棋圣）有对子三局：一局黄先，二局吴先；又与程仲容、高钦如、吴孔祚、萧幼白、杨汝炯诸人对局，瑞征皆让一先，盖亦清初翘楚也，其弈品为时人所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围棋国手吴瑞徵辑评棋谱《不古编》，姚启圣作序。此时正是姚启圣军政最为繁忙之际，足见他对国手的重视、弈道的偏爱。
姚启圣评说，“予喜读《易》，性亦爱棋，即军中不废。”可见其围棋之好。“尝玩《师》卦，有悟于经世圣贤以教全生之义，于是知棋又通于《易》。”可见姚之弈棋，功效在棋外。因为弈道与兵道暗合，统帅三军、摧城拔寨，可以在纹枰之上预演。“顾余（姚启圣）与生（吴瑞徵）棋，往往当应事旁，午时，偏胜。宾客观者俱不解。”姚在中午公务之余，和国手吴瑞徵下棋，姚胜多负少。虽然其真实性存疑，但作为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其围棋的大局观理应不低。“予告生曰：昔宗汝霖以阵图授武穆，武穆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余胜生之谓也。”姚解释说，岳飞曾经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兵法的运用，关键要灵活，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他能赢国手的原因。可见，对围棋国手而言，功夫在棋外。“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姚又借用韦曜的话，表明他的志向：以弈寓兵，统领三军，意在收复台湾！瞿世寿在其中的《〈不古编〉序》称国手吴瑞徵“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与姚启圣之说也不谋而合。
《不古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州刊本，时任总督姚启圣对谱书的印刷，给予了很多帮助。


（摘选自《弈人传·卷一五》《姚启圣谈弈》《不古编》等）

姚波

第十篇　开海展界，荒政施策


开海复界，为百姓求生计


清初的禁海迁界，始于顺治年间。延平王郑成功拥水师海战优势及金、厦、台之地利，拒绝清朝劝降，多次与清军发生战事。清廷在郑军降将黄梧提出《剿灭郑逆五策》后，为阻止东南沿海百姓接济，先后实施“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的“禁海”措施，以及将“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北直”六省沿海居民内迁20至30里，设立边界布置防守的“迁界”措施。
迁界禁海一方面打击了明郑势力，另一方面也给沿海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清廷将界外房屋全部焚毁铲平，百姓限期搬出；限期未搬的，动用军队驱赶，驱赶无效的就地正法。迁界之后，胆敢出海和胆敢越界半步者，一律格杀勿论。一时间，数十万沿海群众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让沿海农业生产、渔盐采集、对外贸易遭到巨大的破坏。《莆变小乘》记载：“康熙元年海禁甚严，海味无敢卖。城门守兵，见物入城，俱要搜看；捉得海味，擅自肥己。兵卒藉此规利。王兵侦知某家有腌鱼，率党搜寻，径携而去。藏鱼者幸免祸，谁敢声强？”
另外，清廷的赋税收入，单单田赋一项每年就减少了三分之一，杂税减少的数额也很大。康熙十二年，范承谟就任福建总督时，就为此心如火焚，曾上疏《乞展界复沿海移民》：“闽地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
康熙六年，时任广东巡抚王来任（后因在擅开海禁案中索贿案发而自杀）在请求广东展界时，也曾言：“数十万民流离失散，每年减少的赋税有三十余万两”。而由于盐场的荒废，盐税全部没有征收，关卡也大量地减少，财政收入锐减。近海盐场成为废墟后，还引起盐荒，郑成功对此曾唉叹道：“以数千里膏腴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何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
当初（康熙二年，1663年）姚启圣中乡试解元，得授广东香山知县后，正因为迁界禁海无法完成税收，只能在征得当地总督的允许后“擅开海禁”。随后被革职问罪，巧遇大赦天下，方才免于死罪。姚对于迁界禁海的认识，可谓刻骨铭心。正因为此，台湾正式回归后第三天（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福建总督姚启圣便上疏请复五省迁界、六省海禁（《请复五省迁界以利民生事本》《请开六省海禁事本》）。
早在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海澄出逃的兵丁称，城内万余守军仅余800余人，粮食、战马、畜生被吃光，人相食，惨不忍睹，海澄城破在即（六月初九日被攻陷）。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于当日在军前任职福建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第三次超常擢升。之前的五月十四日，朝廷已认识到了清军海澄惨败的结局，已决定此任命，并免去庸劣无才的前任总督、提督之职。在六月初二日主政福建后应对郑军的决策中，姚启圣上疏了“平海逆机宜”十四疏（康熙十八年七月）中：采用“三必剿、三必抚”，即必剿其心、必剿其兵、必剿其海路；抚慰郑氏祖上之功、抚慰其民、抚慰延平王郑经。康熙评价这项策略为“恩威相济，剿抚并用”，予以充分肯定。随着战事逐步向好，姚启圣即对开海复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收复厦门，金门后复界时机初现。
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请将界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事本》，疏中认为：“今之沿海为盗者，皆迁移之民，无田无地，铤而走险耳”“若不给予俸饷，无以安其身心；若经年累月尽行概给，则朝廷有限金钱，难以为继；若尽令归农，内多无农可归无私可做者，势必仍旧为盗；若仍散发各省屯垦，则前者吴三桂一变，各省屯垦各兵尽起为盗，何曾一毫有利于国乎？”姚启圣认为将投诚官兵发往外省屯垦，此事最伤投诚之心，应将本省界外田地给予开垦，才能让投诚人员安心。收成季节，又允许他们在三日内到界外收割，并要求“汛防官弃发兵护民稗其收运，不得籍端拦阻生事、索骗”。
同月的《谨陈平海善后十策》上疏中，又提出“福建边界急请开（界）还（海）”，总督姚启圣与巡抚吴兴祚、陆路提督杨捷、水师提督万正色，皆议边界断须还民，并认为“复还迁界，乃今日救民裕国之良谋”。复界后，沿海可以“抽税膳养水师”之外，上可以“足国辟疆”，下又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使之免受饥寒之苦。而且，还可以安插投诚官兵，使其自给自足，不易生患。甚至认为招安郑氏，东南沿海的安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这样，对外才可以分化郑氏的成员，对内又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
十一月初四日他再次上疏清廷《请旨归还边界事本》，请开海禁、复迁界以利民生，认为：


复还迁界，乃今日救民裕国之良策”“开垦疏课，不惟沿海抽税赡养水兵，上可以足国辟疆，而下可以救无告穷民于饥溺之中”“又可将投诚官兵安插开垦，免拨给月饷矣”“早民一日之界，得早沾一日之恩”“投诚解散之众，亦早安插得所”“土田垦面赋税增，穷民安而盗贼息”“若一还边界，则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渔盐之利，以饷新兵安，投诚之兵永无反侧”“远可以使春夏之交米不腾贵”“还界一事，实今日闽省第一要务”“时已岁末，春耕届期，若再差池，眼见又误一年矣”。“照得边海地方播迁，百姓抛产弃业，流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赋税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


开海复界，让沿海百姓安居乐业，是免除海祸的根本。如此利国利民之策，兵部却认为此时尚在围剿海寇，欲在平定之后再议。姚启圣对此也充分考虑到了权臣纳兰明珠等人的态度，故在《请旨归还边界事本》中，建议“以无篷桅平底布帆小船沿边采捕”，先行实施小幅度的开海政策，从开放小船开始，继而开放大船，最终达到开海复界的目的。
对此，时任兵部（满）尚书郭四海（康熙二十年二月由兵部转任礼部，十七年十二月由左都御史擢兵部）、继任兵部（满）尚书折尔肯（康熙二十年三月由左都御史擢兵部）、时任兵部（汉）尚书宋德宜（康熙十七年十二月由刑部转兵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转吏部）、时任兵部侍郎金鋐、温代、禧佛、陈一炳、焦毓瑞等人为主的兵部，对复界之事极不赞同，认为“今值进剿台湾，侯克获之日该督抚题请再议。”
与兵部谨慎的态度相比，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康熙皇帝积极采纳了姚启圣的建议：“朕闻海面行走不在船之大小，但无帆即不能远行，或驾大船不许用帆，离海岸五六里捕鱼，似亦可行，尔等公同详议来奏。”
于是撤兵开界之后，沿海百姓有了活命之路，闽省所属的福宁州、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福州府属界外田地有主的原主复业，辗转流离的迁民“许复田庐，仍归桑葛，伊谁肇谋，饮食饥揭，欢声雷鸣，声响胜天述”，“相与狂号喜跃曰：‘姚公活我’！”
对于姚启圣等人的再三复界之请，权臣明珠及兵部等人的拖沓、反对意见，康熙在三年后的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在对奉差福建广东展界大臣复命时仍然耿耿于怀，“尔等明知其故，此前何以不议准行？！”
配合“修来馆”相应的各项招抚措施，令郑军大部投诚人员（130000人以上）投向清廷，至康熙二十二年攻台前夕，仅余郑军二、三万。在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姚启圣上疏的《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中，对投诚人员的安插标准进行了陈述：


“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起至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止，十次题报，除厚赉劝令解散归农者外，实在食俸官五千一百五十三员，实在食粮兵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名”，“今边界已奉命旨照旧展复”，“即于四月停给投诚银米”。“查将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福宁各府、州属界外田地有主者，听民复业，无主者分给投诚官兵开垦，浩荡皇仁，诚为得所。但赤穷孤身，界外既无室庐，复乏牛种，实难播种。臣随传集道、镇、府、厅公议，分别投诚总兵每员给田五十亩，牛种银一十两；副将每员给田三十五亩，牛种银八两；参，游，都每员给田三十亩，牛种银七两；守备每员给田二十五亩，牛种银六两；千把总每员给田二十亩，牛种银五两；兵丁每名给田一十二亩，牛种银三两；文官每员给田三十亩，牛种银四两。内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田地领回者，不给别田，照例给银，以为资本。使若辈各安生业，编入家甲，分垦田地，照例起科。则官及兵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前项应给各官兵开垦牛种共给银四万七千零十六两。”


康熙二十二年中秋佳节，以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台湾一党正式回归祖国大陆，迁界禁海之由不复存在。八月十七日，姚启圣即先后请复五省迁界（《请复五省迁界以利民生事本》）、请开六省海禁（请开六省海禁事本）：


“是迁五省（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氏也，今福建之界已蒙皇恩准臣疏请还已三年矣，反使为闽波及累浙、粤、江南、山东、北直之界尚未还民，皇仁普遍，谅必有所不忍也”，“自迁界后，不独五省之民失业游离；伤损国家赋税，二十年来何止几千百万”，“臣（姚启圣）如焚如溺于五中”“又数年矣”。“（台湾收复后）率土之滨，罔不臣服，兹边界宜复一事，所当立为亟请者也”，“听民开荒复业，六年之外照例起征”，“上可以增国课，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渔盐之利于无穷矣”。


“廷议迁海，今已二十余年矣。沿海渔盐、洋贩之利，阻绝不行，民生已困，国计更绌”，“沿海六省听民采捕，以资生计。洋贩船只照例通行，税宜从重，禁宜从宽。使六省沿海数百万生灵均沾再造，而外国各岛之货殖金帛入资富强，庶几国用充足，民乐丰饶”，宜“速开六省海禁”。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诏沿海迁民还界归里；十一月十一日，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前往福建、广东等地主持沿海展界事宜，康熙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廉洁自持，勿似从前差往人员所行鄙琐也”。闽粤沿海群集跪迎展界大臣，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得“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还界之际，闽人欢呼祝延，处处肖公像为生祠；而为配合福建当年的复界措施时，总督姚启圣以极其罕见的“荒政施策”应对，却遭到了明珠党人的无端指责。以至于奉差大臣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回京复命时，康熙皇帝对此仍然耿耿于怀，“尔等明知其故，此前何以不议准行？！”要知道福建复界之际，百姓“喜而狂走者越三日，继而合万户男妇，号呼谢天子、军门，声闻十余里！
随着康熙“命以界外地还民”，正式结束了这项实施二十多年的禁海迁界政策，沿海居民“尽归故里”，《闽颂汇编》中，福建士民这样记叙：“廿载生离，翳道长，拔草寻径，缘木为梁，幼者难携，老者易僵，后推前引，累累相望，少妇惊疑，大妇悲惶，认是旧町，少小蚕桑。”福清的生员何梅所写的《长乐福清复界图赞》，则展现了百姓在欢呼复界时的情景。汇编中的八幅图画描述了这一复界过程，其中三幅图具体描绘了闽人对姚启圣感恩戴德的画面。百姓还自发编唱各种歌谣，歌颂姚启圣在开海复界中的功绩，如“我有田畴，赖公耕桑。我有祖先，赖公蒸尝。负贩鱼盐，免我沦亡。”其中的“启”部分中，有姚公“化佩剑为牛耕，迁界归农，息哀鸿于雉陇”。
康熙二十年，福建铜山（今东山）的关帝庙内的《惠民功德碑记》上，记载了当时复界功绩，碑文载有：“（姚启圣）会同抚台吴公（吴兴祚）、督台万公（万正色），题疏请镇，天子报可复藉，公（黄镐）以镇抚之。”盛赞姚启圣、吴兴祚、万正色、黄镐等官员，在回乡百姓落户、生活方面，积极向康熙“提疏请镇”而得“天子报可复籍”，统筹周转粮食，解决饥荒以解燃眉之急。在复界之初，因当地连年征战、“迁界禁海”政策，铜山遭受严重破坏，众多返迁百姓面临食无所依，居无定所的困境。
在郑经部将朱天贵投诚后，至康熙二十二年的三年中，姚启圣为铜山“复界”及收复台湾，多次莅临铜山，要求“所赖贤良民牧加意调剂，留心抚字以期生聚，庶几乐郊得所，上完国课，下资俯仰”。为此，铜山镇驻地官员黄镐与、詹六奇“合浦、诏、和三邑民力，共襄斯举”，对铜山城进行大规模修复如建设铜山部院衙、修筑城垣等，使百姓得以生计。针对返迁百姓十仅二、三的荒芜现状，令投诚人员就地垦荒，使得当地民生得以安顿，民心得以安抚。在八旗子弟班师北行时，姚启圣又复捐银赎归被掳掠的难民二万余人，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
姚启圣去世后，福建百姓写道：“功在社稷，泽在生民”“大老爷累疏开界复业，使蓁莽转为桑麻，狐兔化为鸡犬。今沿海千里，处处茅檐，妇子得返旧业，饱麦薯足鱼蟹者，是谁之赐也？如何而不痛哭！”
民国版《连江县志》载有清邑人陈润所作的《姚启圣祠记》，文中云：“总督姚忧庵，观兵定海堡，行营至乐平沙。熟悉迁民颠连，不胜悯恻，因设便宜安集，上疏复移。朝命未下，于是兼疏通商足国。凡二十七（疏）上，自以身任海上之事。诏许之，沿海哀鸿，欢声如雷。复移后，家祀公像，每食必祭……”


附：


“开海复界”事，二十七次上书


据《海滨大事记》（清，闽侯琯江林绳武辑）记载：（至）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总督姚启圣疏请原移民尽复故土，凡（前后总共）二十七（次）上书，以身任海上事，（康熙）诏许之。海民至是始得安集复业。
论曰：
移民之事，《海上（见闻）录》云：先是房星曜上言，海兵皆从边海取饷，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帝）从之。上自辽东（应为山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牌，调兵戍守，出界者死。
按海寇跳梁，肇自明初，而炽于万历末叶，与倭夷此起彼伏，相间侵掠，海民受荼毒深矣。至清顺（治）、康（熙）间，台湾郑氏父子及靖藩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甲寅叛，十五年丙辰九月降）复相继骚扰，滨海各地毋宁岁。闽人活计，非耕则渔，一自迁界禁海以来，流离琐尾，里落为墟，民田数万余顷尽成斥卤。且渔盐之利既塞，民兵交困，无所聊生，凡二十一年间，屡迁屡复。
至辛酉（康熙二十年），海氛渐扫，重旋故土。彼蚩者氓，始庆安乐焉！


（按漳州府志：先是原任漳州知府房星叶降贼，逃归，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海贼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贼自散矣。至是上自山东，下至广东，皆迁徙，拨兵戍守。海上录之辽东当系山东之误，所谓五省迁界是也）（略改）


“开海展界”与范仲淹之“荒政三策”


福建总督姚启圣为沿海百姓求生计“开海展界”后，福建百姓永祀其功绩。期间的不少策略，显然与北宋年间的名臣范仲淹所施行“荒政三策”有不少相似之处。
当初，姚启圣在香山“擅开海禁”罢官而经商之际，得到了范姚二族世交多年的范仲淹后人范文程家族帮助。后来，时任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不仅为“三藩之乱”时遇难的福建总督范承谟（范文程次子）争取荫功，从其展界之后的种种手法来看，显然对文正公（范仲淹）在杭州实行的“荒政三策”了然于胸。
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989－1052年）在杭州知州任上遇到“两浙路大饥荒，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的窘况。作为杭州主政官员，期间所实行的“荒政三策”，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当时饥荒漫延数月后，两浙地区“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杭州民生迅速复苏。
看到范仲淹的施政奏章，当朝皇帝宋仁宗龙颜大悦，并将“荒政三策”做法写进赈灾条例，予以表扬，相关政策做法为：


一、提高米价：
每当饥荒时，粮商就喜欢囤积居奇、哄抬谷价，牟取暴利。范仲淹便利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开仓发放赈灾粮，纾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不仅没去打击那些奸商，反而官宣提高谷价，却最终让老百姓都得以平常的价格吃上饭。
当时江浙地区每斗米需要120钱，粮荒导致供不应求，米商又乘机囤积惜售，价格还在日渐疯涨。范仲淹索性先将米价提高到每斗180钱，并沿江大肆张贴布告，向外地宣传说杭州粮荒涨价。外地米商听到这个消息，日夜兼程运送粮食到杭州，不久市面上的粮食便充盈于市，价格自然降回到了每斗120钱。他用这个办法解决了杭州的饥荒，既不花钱解决了运输问题，又调节了原本日益高涨的粮价，还保证了粮食供应，可谓“一举三得”。


二、纵民竞渡：
范仲淹知道杭州百姓“信佛事”“喜竞渡”，于是便放纵有钱人在西湖上竞渡玩乐，范仲淹本人更是带头“日出宴于西湖”，宴饮作乐，又鼓励举办佛事。
地方上的有钱人竞相举办“竞渡”活动的，自然要用相当的民力，许多饥民因此得以生存；范仲淹的宴饮参与，就是要利用自己和官府的影响力，推波助澜，调动更多的闲资投入，让百姓从事餐饮等行业；做佛事，不仅有部分慈善捐款，也需要部分民工。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竞渡、办佛事、宴饮作乐活动接连不断，杭州百姓常常“空巷出游”，各行各业轰轰烈烈，大增就业人员数万。


三、大兴土木：
闹饥荒，首先冲击的是底层的老百姓，必定招致大量饥民失业流离之苦。
范仲淹认为，虽然百姓手上没钱，但寺庙、官府及商贾手中总是有一点钱财的，大可以大兴土木之事。于是召集各寺院主持在大兴佛事的同时，号召他们利用“饥年工价至贱”的时机，趁机修建寺院。一时间，各个寺院都“工作鼎兴”。官方又大肆修建仓库、钱库、官舍、办公楼等项目。通过公私并举，每天都要用民工千人以上，饥民得以“以工代赈”获得口粮度日。
大荒之年，范仲淹不畏谗言，自春至夏纵民嬉游营造，虽遭到奏劾，“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却让杭州成了那一场江浙大饥荒中受灾最小的城市，终获朝廷与百姓的肯定。
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赴任颍州途中逝世，葬于河南洛阳万安山南侧。
从此，与其儿孙永世陪伴在有恩于范家的唐朝名相姚崇（650－721年，姚启圣祖先）墓旁，宋仁宗为之亲书“褒贤之碑”。后又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显而易见，姚启圣“开海展界”之后的荒政措施，与范仲淹的“荒政三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手法不尽相同而已。因此，福建百姓甚至将姚启圣比作文正公（范仲淹），而明珠党人“自然而然”的对此进行极力诬陷。


为民之心，不遗余力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以刘国轩为主将的郑军连战连捷，将驻扎福建的清军主力围困于海澄。数月后，海澄粮尽城陷，其三万清军全部被歼。姚启圣部自广东潮州返回福建支援，六月二日接任福建总督，又连上十策，暂时稳定了局势，康熙认为“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
然，其时海澄与厦门等地首尾相连，清廷又没有足够的战船应对；郑经的郑家军又大多为福建人，势力遍植闽地；“禁海”“迁界”之策，更是让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清廷一方。消除郑氏之祸，唯有“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
特别是驻扎福建的八旗兵骄奢蛮横，经常骚扰百姓，“淫其妻女，系其老幼，喑恶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横至，日有死者”，又因迁界致使“民多荡析离居，满兵复奴其老稚，棰楚不忍闻”，与当地民众势如水火。姚启圣目睹了这一桩桩悲惨事实，深为福建的安定和百姓的疾苦而昼夜焦虑。
针对吏治败坏，姚启圣到任总督当日即宣布《禁革馈遗》公告严禁下属文武官员前来送礼：“武能杀贼，文能爱民，即一字不通候问，本部院亦必题荐超升；倘或庸贪虐民，遇贼败遁，即日送万金，本部院誓必奏参拿问！贤否立别，馈送何益？！”之后又向文武官员当众宣布：“如我收尔等馈遗、暮金、代仪、布帛、绸缎以及寿烛、果品、小菜各物一分一厘者，姚即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刀万箭之下。文武各官如不洗涤肺肠，改作清官，爱民如子，仍前败检害民，我若听情不参不杀者，姚亦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刀万箭之下”。
他一方面将吴英、蒋懋勋、薛受益、林葵等30名江浙等地青年官员充实福建的清军队伍，又举荐二十三名文武官员“效力岩疆，共勃匡乱”（《姚启圣题为保举贤能以奠海疆事本》，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1679年1月21日。相关资料收录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加强对地方弊政的改革，减轻百姓负担。
另一方面，又多次上疏力求解民之困，其中“兵丁尽占民房，米谷发县采买，夫徭繁重难当三事，为害最烈！”。为此，他时与“悍将骄兵悉力相持”，严格限制清兵借口“节省军费”，滥占民房，多次上疏请求将满兵撤回。在其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1679年8月6日）的十四条“平海逆机宜”之一，便是上疏“请撤福建八旗兵，稍增绿旗，以节省军费”，认为“满洲兵每名每月米饷草料共需银二十二两，四千人每年需银一百零五万六千两。如增绿旗兵四千五百名，每年经费只需五万六千两。是以撤八旗兵四千，增绿旗兵四千五百，每年还可为朝廷节省银一百万两。”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兵部议覆：“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闽省盗贼尚多，兵不给用；应增兵一万八百人。漳浦，同安旧有总兵官，后同安改设副将，漳浦总兵官之兵改入海澄公标下，是以防御维艰；应仍设总兵官一员’。查大将军康亲王等曾请增闽省绿旗兵一万八百人，未经允行；况见议增督标兵三千余人。而署副都统岳尔多已率满兵驰往，如更增兵一万八百人，总兵官二员，必重糜粮饷；应无庸议”。
七月二十八日，议政大臣会议议得：“福督姚启圣疏称：满洲大兵每月每名米饷、草料共需银二十二两零，若撤四千名，每年约省银一百零五万六千两，应添绿旗兵四千五百名，止须于裁减大兵钱粮一百零五万六千两之内，将五万六千两养此兵丁，尚可为朝廷节省银一百万两。等因。查近据大将军康亲王等会题，臣等会议，将军尚之孝带领官兵三千员名赴闽，提督万正色亦带官兵三千余员名前去，通共合计为数甚多，泉州等处又请添兵之处无容议。至称满洲兵数甚多，相应撤回等语，应如所题撤回。但海贼未经剿除，前经具题撤包衣佐领下官兵一千员名，奉旨行文在案。应将该督所请之处，无容另议。”
八月初一日，康熙下旨：“该督身在地方，深悉情形；是以题奏；宜如所请。增兵一万八百人，须募有资力精健者充补。同安、漳浦俱设总兵官，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会同商酌，推谋勇素著者来奏”。
当初（顺治十七年，1660年），耿继茂受命入闽，时任福建总督把福州城东的房屋划给他安置。耿继茂先是圈城里的房子，又圈到城外：从“水部门城边起至路通桥”至“荷宅、柳宅”，直至东门的浦下。据《榕城纪闻》记载：“王（耿继茂）兵家眷搬至本年（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未尽。”这种安置办法，给福州城东百姓造成了极大伤害。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姚启圣的《请还绿旗官兵久占民房事本》上疏中，命各地查清兵丁久占民房的详情，为民请命：“哀此小民，无枝可栖，有贼不得不听兵占，无贼仍不敢回问故居，望屋而涕，良可悲也。”希望朝廷能拨款建造营房。之后，姚启圣捐银一千九百七十余两，盖造营房六百六十五间，作为福州兵丁驻扎之所，将“兵之屋还民”，又先后捐修洪山桥、疏浚西湖等，深得民心。驻扎在福建的大部分旗兵撤离后，姚启圣亲自捐银修造兵营，明确征用民夫的名额，通令禁止其他杂派，又把曾经被士兵占用的民房返还给百姓（“兵之屋还民”）。同时，他还严禁因有亲属在郑军之中而“株连无辜”，更不准借此“诬陷良民”。满洲兵奉命将撤之时，企图将掳掠了两万余名百姓同行，其中多数是妇幼。姚启圣涕泣康亲王，令军中敢私携良民者死！康亲王同意了他的请求，下令“敢有私携良民同行者，斩！”。随后，他不惜个人捐金30万两，将这些百姓从官兵手中赎出，并给予路费四万余两，让他们安心回归故里。从此，使“闽人出汤火之厄”，百姓们感泣不已，一时间“相与狂号喜跃”曰“姚公活我”之美谈，传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
随后在姚启圣等人的努力下，平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及至厦门克服，请益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言：“闽省有绿旗兵，又有汉军甲兵进取台湾，防守地方业已足用。大兵似宜撤回”。康熙命将军拉哈达等尽率福建八旗兵还京师，“终将大部旗兵调离福建”，扰民已久的祸害终获根除。
可见，康熙十八年大部满洲兵丁的撤出，不仅减少了福建一带的军事开支，也暂时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民族矛盾。而随着此后数年间南方各省先后安定，也为清廷应付不久后的沙俄侵犯（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保存了必要的战斗力。
总督姚启圣在收复沿海岛屿后，即请“开海界，复民业”，以使闽人重获“耕渔衣食之资”。又使降卒“垦荒兼收鱼盐蜃蛤利，而分屯列戍以卫之”。诏遣侍郎某来勘，不敢主议。公力任之，乃报可；闽人皆肖像祀焉。
姚启圣入闽任总督时年54岁，“发浓黑，两眼如炬”，后为百姓做了诸多有益之事而常常心力交瘁，仅3年时间便“鬓发皓白”。福建士工农商各界为感念其恩德，便在他过世前夕的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为其立“再造全闽鸿功碑”，碑文中所记载的“兵之屋还民”等诸多功绩，其内容读来无不令人潸然泪下。


摘选自《清史稿·姚启圣列传》《清圣祖实录选辑》《福建人物志·姚启圣列传》《清朝名臣姚启圣》（张森奉）等。


整顿吏治，廉洁从政


姚启圣在整顿吏治、廉洁从政等方面，留下了诸多史料。正因为姚启圣执政之道、人格魅力，为其改善百姓生活、社会稳定，以及收复台湾奠定了民心之基石。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大学侯军义的《论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一文，为我们研究整理了重要资料。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原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在漳州军前接印，就任福建总督一职。当日即发布了《劝谕投诚》文告，申明：“闽民皆吾赤子，从逆原非得已”，又“推心看待，亲同父子”，让投诚人员没有顾虑。又对有才能之人进行实授，使之“官给全捧，家口尽给米粮”，务必使他们没有“啼饥号寒之苦”。对于此文告，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冯秉正如此评价：“这一声明（即指该文告）起到了姚总督希望的全部作用。背井离乡、抛下妻儿、追随郑成功远渡到这片荒芜的几乎不见人烟的陌生之地，而且无望即刻从中获取任何客观利益的大多数人，他们从中欣喜地看到了令人满意的重返家园的途径。”可见，姚启圣对郑军的招抚活动，始于就任总督之日。
与此同时，姚总督就任之际，即有所属文武官员前来送礼，“希望收纳可藉偷安”。姚启圣却一反“升官发财”的惯例，发布《禁革馈遗》文告（《台湾文献汇刊》第二辑第三册），规劝下属：“武能杀贼，文能爱民，即一字不通候问，本部院亦必题荐超升；倘或庸贪虐民，遇贼败遁，即日送万金，本部院誓必奏参拿问！贤否立别，馈送何益？！”
对送礼的行为，予以明确拒绝。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他还立下重誓：“如我受尔等馈遗、暮金、代仪、币帛、杯缎以及寿烛、果品、小菜各物一分一厘者，姚即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仞万箭之下。文武各官如不洗涤肺肠，改作清官，爱民如子，仍前败检害民，我若听情面不参不杀者，姚亦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仞万箭之下”。
古人通常迷信，敢于发如此重誓，可见他对于廉政的本心。李光地在他的《榕村续语录》中，也有此类记载：（某日，总督姚启圣）请藩司姓马者（注：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升偏沅按察使马斯良为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至，命坐其座，用两力士掖之不得动，渠自下堂，拜之八拜。藩司窘极呼叫。既毕，藩司叩头不能起，请其故。姚曰：无他，要汝做好官，帮我而已，凡予所欲为事，贵司帮我奉行尽力，不许丝毫欺瞒。藩司领命唯谨。渠遂搜剔害民之事，尽行除去”“贪官即刻参处，蠹役立毙杖下，惟作恶秀才未至处死，然亦闻风缩面矣”。
可见其对贪官污吏坚决严办，毫不留情。同时，又对清廉官员，则不吝褒扬。晋江县知县沈朝聘为官清廉，勤于政事，爱民如子，他发《旌扬廉吏》（《台湾文献汇刊》第二辑第四册）文告，给予大加称赞。在收复台湾后，沈朝聘转任为台湾县首任知县，并最终官至直隶巡抚。


教化民风、去除弊政


㈠教化民风


在《劝振颓俗》公告中说：
闽省自罹干戈以来，俗尚嚣竞，相沿成习，至今日而大坏。近闻蔀屋之下，每有子辱其亲，弟殴其兄，少凌其长，甚有妻弃其夫、奴叛其主者……至于民间争事奢靡、冠服无章，尤难殚述……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督属官员绅士军民人等知悉，自后须要以敦古道，子则尽孝，弟则尽敬，少则尽尊长上，奴则尽服卑勤。如再有子弟殴辱父兄、妻氏背弃本夫，奴仆妾婢欺慢家主者，一经告发，该地方官务须重法严惩。


㈡禁止奢靡之风


在《禁革奢竞》中告示福州民众：
为严禁浇俗奢竟以挽淳风以绝盗源事。照得……闽自往岁罹乱，百姓肉溃皮焦。本部院设法抚绥，尚愁补救无术。乃近来风俗华靡、不守本分。毋论婚嫁丧葬，竟为骇观。即时常服饰宴会，恣肆僭越，漫无底止。独不思祖父有尽之遗资，岂能堪尔不节之滥用。况有一等市井奴隶之流，或彻骨贫寒，粮无隔宿，揭债妆扮，粉饰于外。将来捉襟见肘，保无不顿起邪心为盗为歹投入法网者乎？合行出示严禁……
一帽笠冠弁元首，民间貂鼠帽、貂鼠围领，已奉上禁，通省平民毋得故犯。
一衣服原有品秩，岂容蒙混。今后平白小民，须要布衣随分。一切花云纱缎，概行禁革。若乡宦仆童，止于青绢。庶民家义男，夏布、棉布以外，不许混穿。
一珠履贵重，原系举贡生员以上方许穿着。今市肆屠宰之子，擅行僭越，殊为可恶。嗣后非系举贡生员，一概不许穿着珠履。
一宴会酒席，礼以达情。古人只以五簋为度，岂宜滥用虚耗？嗣后民间礼筵，限至十簋为准。此外不许多设。
一婚嫁丧葬，称家有无，从中酌省，岂可矫强虚张，以致婚嫁愆期、棺柩久顿。嗣后平民百姓毋得过为奢饰，致增逋负之累。
一演戏费用多金，且士女杂观，风化攸系，以后酬神之外，一切民间喜事不许演戏。
一房屋各有定制，何得以庶民僭造士大夫之屋？嗣后务依制起盖，不得逾越。


㈢端正世风


在《请正风俗》上疏说：
臣章句竖儒，叨蒙特恩，简任总督即福建一省之事，剿贼安民，尚未能办，又焉能妄言天下国家之大。但平时闲居，每见上下竞尚奢华、不安俭素，以致奔驰营逐，贿赂公行。不以贪污败行为可耻，反以布蔬俭朴为可羞。世风日下，人心日偷，民穷财尽，焉望太平？臣以外吏不敢奏闻，今奉上谕许直言无隐，臣何敢再为缄默。臣闻治国平天下，不外用人理财二事。而理财亦无别道，不过如《大学》所云：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所以全盛之时，风俗质素淳厚，士农工商各务一业，家给人足，蓄有余粮。即遇岁荒盗起，亦各有资生不至为乱……
今则不然。做官之家，宅第连云，俨如宫室，极雕镂粉饰之精巧，而尚以为不足。收买游手无赖之徒数百十辈为家奴，不农不商，而皆仰给于主为官之一人。而且绫罗绸缎、鲜衣良马，任其穿乘。各盖房屋，各养家口，任其享用。即奴才之奴才，亦多缎不离身、肉不离口。大官与小官同立，不知其谁为大、谁为小也。主子与奴才并奴才之奴才同立，不知其谁为主、谁为奴、谁为奴之奴也。以一人做官而盖如此，大房养如许婢仆，其不取给予小官百姓不可得也。大官如此，中等之官思而效之，小官又尤而效之。家家盖房屋、买奴婢、骑好马、穿好衣，华丽成风。人厌贫素，家无担米数金之积蓄，而身有数十百金之裘马。一派奢靡，成何世界？夫求好看奢华，而力不能，势必官则贪污害民，民则干名犯法，无所不为矣……臣以为贪赃坏法、贿赂公行，皆由于好奢侈而羞俭素。伏见我皇上宫殿御服等项，事事从俭，毫无增华，而大小官民不思仰体，骄奢纵欲，江河日下将何底止。则移风易俗、去奢还俭以正人心、以端臣节，所关正匪细也。伏祈皇上敕部从长计议，将大小官员家主奴仆一切服饰房屋乘坐并婚姻祭葬等项，事事从极俭处颁成定例……必欲去奢华而崇节俭，除贪侈而重清廉，然后甘心各安朴素。尽去浮华，吏勉为廉吏，民化为淳民，如是而雍熙庞厚之风，可再见于今日。


㈣再禁请托求官之风


在《禁革求委署职》文告说：
为严禁求委文职事。照得本部院……自任闽督以来，每日讨官求委者纷纷不绝……既无前项功次，何得冒昧求官，甚至非本部院军前之官，求书请托乞委者，盈百积千，纷纷不绝。至有候久缺费含怨者，有央情乞嘱、一求再求者，抑何不思之甚耶？大小官爵皆为朝廷名器，岂容滥觞？而临民之官，又民生之休戚系焉。本部院岂肯徇人情面纵放狼虎飞人害民为耶？合行严禁。
又在《严禁弁委》文告说：
为严禁弁委以杜民害事。照得外委弁员虽无管事责任，一称职衔，即朝廷名器，岂容轻易假人以玷官常？今访莆郡海有无赖土棍，素性噬人，恐罹法网，辄将所积怨赀钻刺营官，给授虚衔牌札，特为护身灵符。及至牌札过手，武断日甚，鱼肉益深，竟使乡民畏威如虎，忍辱受害，莫敢告诉。一二有司深悉此辈罪状，亦不敢过问。揆厥所由，实缘不肖营官唯利是图，不顾名器二字，妄以职衔予人，以致此辈横行恣毒，殊干法纪。除行兴化镇通饬协营速将从前给过牌札尽行查追外，合行出示晓谕。
禁止私下买卖官职，公开标价允许民间认捐给衔，在《请开事例》上疏说：
“题为泉郡米价腾贵、民情困苦堪怜，臣谨倡率捐输，仰祈敕部广开事例以济军需以拯残黎事。切照闽省泉属各邑自康熙十七年六月海逆掠野攻城，幸我大师恢剿，但蹂躏之后，百姓大伤元气。惟冀年稔岁丰，稍资培养。不拟康熙十八年夏秋雨旸不若临冬连雨淋漓，冬成十分不及二分之收。去冬已经汹汹，然犹望土产之番薯、所种之麦苗倘得收成，犹可糊口。不料又遭阴雨，番薯既无所出，苗卖布种不前，加之界外迁民并入内地，田少人稠，啼号饥饿比屋连呼……臣辗转筹思，辰下司农告匮不敢妄冀公帑赈恤，唯有吁恳皇恩大沛，俯准广开捐纳米谷并捐纳银两各事例再行一年。就闽省泉州府纳，俾踊跃于功名者，争往输将。以自然无穷之利，资济荒歉，庶可上培植国本，而下之军需民命，均克有攸赖矣。”


㈤严禁民间结盟、结社


在康熙十八年七月的《禁结社党》文告中说：
为严禁纠结社党以息民害事。照得棍徒纠党结盟，新例立寘重典。邻右不举，连坐治罪。功令煌煌，敢不凛遵？讵访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余人，歃血誓盟，武断乡曲，生端寻衅，扎诈善良，通线作奸，擒人勒赎。近而城市郊关，远而庄村墟埠，靡不肆行无忌播毒难堪。本部院闻之不胜痛恨，除差员密缉外，合行出示严禁。
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申禁结盟》文告中说：
为严禁聚众结盟以靖地方事。照得民间本分事业，唯有力田读书。年在后生，更宜率循惟谨。近访漳属各乡黄口竖子，学为无赖少年，串交各营兵丁，联络村庄地恶，纠合立社。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设酒歃血，名曰结盟。自恃有党有羽，可以放胆横行。于是咆哮闾里，欺虐善良，甚而或合伙执械，昏夜剽掠。或兴贩货物偷越出界，为乱之阶，实由于此夫纠党结社。业奉严纶，令行禁止。犯者立寘重典，邻右一体连坐。
又在康熙十九年十月初四日的《访禁结盟》文告说：
为访禁结盟以肃功令、以靖地方事。照得社党首禁，新例森严，犯者无赦，况海疆重地，岂容此非为？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凡讼师衙蠹以及投诚弁兵，无不联为党羽，恃势咆哮，因而骗害乡村、横行里闾闬。乘睚眦之隙，此殴彼攻，侦富厚之家，东讦西污。根蒂又深，网罗四布。良善莫得安生，有司不敢过问。嗟嗟百姓，当凋瘵之余，不过仅存皮骨。本部院清夜问心，唯恐抚绥未尽，又岂肯留此巨憝以害地方？除行司道密访外，合行示禁。


（摘选自《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陈支平著）


平抑福建粮价


在河南学者姚学谋所著的《大唐贤相姚崇》中，曾记载了姚启圣先祖、唐代宰相姚崇平抑粮价的办法（详见《资治通鉴》开元二年九月条目），即以丰年谷贱籴进，刺激市场谷价浮升；以凶年谷贵粜出，压抑粮价。通过购销环节，来调节粮价，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储备肉”做法，来平抑市场的肉价波动。
而总督姚启圣在泉州府“米价腾贵，百姓呼饥抢地”的米荒之际，采用了与其先祖姚崇相似的手法。他在严厉打击非法粮贩中，除了常规做法之外，他先行借用官兵的储备粮，利用自捐或倡捐的一万四千两白银（自捐万两）从省城福州等地买米七千余石，使粮食源源不断地接济而来，有效调控了粮价。外地运来的粮食，除了补充储备粮外，多余的粮食“或发赈或贱卖以平时价，不许遗留一颗”，“至于续运到泉（州）米石，亦要随到随发，并不许仍行堆贮”，对不法的“零星挑贩，显有作奸情弊。除差员密访拿究外，合亟饬查”，正是这些及时、有效的措施，很快便抵抑了泉州境内的粮价大幅波动对百姓生活的不法侵害。
在时任福建提督杨捷当年所收录的《平闽纪》中，记录了如下一则张贴于泉州双门、鼓楼等处告示，如实地记载了此事：


示“双门、鼓楼”等处（告示）
（康熙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为晓谕事，照得米价日腾，兵民交困，本将军目击时艰，寝食悬念。屡经剀切咨商督、抚部院，设法平籴，以救饥荒去后。续准督部院覆开：
“泉州米价腾涌，本部院倡捐银一万四千两买米七千余石，从福州府陆运起站，源源解应，业经严饬该府，将大兵粮米即于采买项下支应，其捐买米石发粜民间”等因。
并据中营参将马胜呈称：
“奉总督部院姚军令牌内开：案照泉州米价腾贵，百姓呼饥抢地，本部院恳切拯救，先自捐银一万四千两，并令各属司道府同心协捐，随委线副使驰赴省城买米五千石，先由站运至泉。更有在省现米二千石，复经差役赴省押催趱运前来，接续拯济。并行泉州府禀道会同乡绅公议，或发赈，或贱卖以平时价。可将此银添补亏折，源源运米各去后。续据该府申报：省运米五千石俱已到泉，即应会议，或赈或卖，何复尚堆洛阳桥、蔡家祠堂并广平仓，是属何故？且又零星挑贩，显有作奸情弊。除差员密访拿究外，合亟饬查。为此牌仰该将即便会同漳州清军同知李甲声，文到速将现贮洛阳桥、蔡家祠堂并广平仓前项省运米石，彻底盘查实在，计米共有若干石，尽数发出，会同泉州府及各乡绅公议，或发赈，或贱卖以平时价，不许遗留一颗。至于续运到泉米石，亦要随到随发，并不许仍行堆贮。敢有故违，查出均干未便。先将盘过米数并会议或赈或卖缘由，具文回报，毋得违忽等因。奉此，遵即备移漳州府清军李同知，公同盘查，并移泉州府会同乡绅公议外，理合抄呈”等情前来。
据此，是泉城米价虽贵，已有督部院捐赈之米七千余石，源源接应。在本将军复经那措饷银一万七千两，著令中军守备丁世芳赍往省城采买粮米，从海运回泉，以给兵食；余即尽数平粜，以少济民困。据报已经装载上船，现在开驾，谅三、两日内便可到泉。诚恐阖郡民生忧虑，合行示知。为此示仰绅衿兵民人等知悉：本将军为青黄不接，米价腾涌，筹划救荒，不遗余力。兹幸督部院捐赈者源源而来，本将军采买者指日可到。目前既有接济，将来遵例捐纳者日繁，运米来泉者相继，是兵民皆有所资，价值自然平贱。尔等营伍闾阎，皆可无悬釜尘甑之虞矣。务各安心乐业，勿过为忧恐可也！特示。


半年后，姚启圣为开界之事（曾先后27次上书），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的《为请旨归还边界事本》指出，“还界一事，实今日闽省之第一要务”，复界“远可以使台湾之众望风来归，近可以使春夏之米不腾贵”；冬季农闲时节，更是“开海复界”的最佳时机，否则一旦延误农时就会再耽搁一年。还界的时机选择，也有助于粮价的调控。
康熙二十年总督姚启圣又再次上疏，以福州等府夏秋亢旱，米价日增，请于广东之潮州、浙江之平阳买米平粜。朝议认为，查海禁未开，恐有不肖之徒借端贩卖，应不准行。康熙则下旨：“闽省被灾，准其赴潮州等处买米接济。如有借端通海者事，交该督抚及押运官一并治罪。”（见《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市籴考三·籴》）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姚启圣连上“备陈闽省近日要务”十二疏，如“禁三省之接济、阻台湾之洋贩、扰海贼之耕种，并用间用谋，使之饷绝粮单，计穷力困而且兵将离心”等等进剿预备事宜，特别是使“寇渐乏食，使之只能每日一餐”。施琅在四月上疏的《海逆日蹙疏》（见《靖海纪事》）中曾称：“三月十一日，台湾许福等十四名伪兵自台湾猴树港过来投诚，称台湾米贵，每担价银五、六两，七社吐蕃倡反，形势甚蹙，人人思危。”可见澎湖收复当年的三月份，台湾军民的粮食已极度匮乏，当年春夏之米的价格，必定达到极致，可见台湾被收复当年贫乏之致。对比之下，闽台两地境况可谓天差地别。


在姚启圣收复台湾的当年，百姓传唱《八闽童谣》（收录于《闽颂汇编》）中，也有与姚启圣相关粮食的传唱，只不过童谣歌颂的是为百姓生计，其本人反而欠钱粮又欠债的情形：“公（姚启圣）真怪，不收文武礼一介，清官战将重赏赉，造船养兵置器械，尽把家中田地卖，总督做了四五年，欠了钱粮又欠债，真奇怪。”
姚启圣快速平抑粮价的做法，有其先祖姚崇遗风之外，与北宋年间范仲淹所施行的“荒政三策”，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手法不尽相同而已。
康熙帝对唐代名相张九龄的《上姚令公书》曾这样评述说：“昔人论唐诸臣，谓姚崇尚通，此可谓药石之箴矣”（出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三十五》，清张玉书撰），姚启圣的平抑粮价之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治理盐政，无食淡之虞


平定澎湖前夕，伴随战事紧锣密鼓之际，福建内陆的汀州府地域盐价，开始出现大幅波动，累及百姓日常生活。福建总督姚启圣为此多次发布公告或上书朝廷，及时稳定了盐价。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的陈芹芳老师，在《姚启圣与闽台社会》《姚启圣与汀州盐政》二文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现予摘录整理如下：
汀州府位于福建西部，西抵江西赣州府界、南抵广东潮州府、北抵江西建昌府，东西宽700里、南北长310里，四面环山，作为内陆地区，既不产海盐又无岩盐，来满足汀民之需，只能从福建沿海或临近的广东潮州调运。
福建海盐因为自然环境相较优越，只需要用晒盐的方法就可以获取，因此海盐价格除了低廉的人工费用之外，主要成本为运输成本。
据民国《龙岩县志》记载，当时汀州府所辖的龙岩、漳平、宁洋等地都属于闽西山区，较为偏远，当地既不出产海盐亦无岩盐。闽南沿海的渔民想出了一条途径：把船开到漳州府属的海澄县，装满盐后，沿着西溪、北溪往上行驶到龙岩各县散卖。航程最远到达马家山，甚至还到达建阳郡所属的地界。运到目的地的盐价，是原先成本价的十倍以上。
利润如此丰厚，往往引得商人为之垂涎不止，并且还不惜用“通商以增加国课”的名目要求正大光明地保护自己运盐入汀的合法化，为自己牟取暴利。
而汀州府虽属福建省地界，但与广东省潮州府相邻，属于汕头河的上游，故而海盐从广东潮州运输，反而更低。这也是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改运潮盐到汀州的原因，汀州府故此成为福建各府中唯一的粤盐供应目的地。
当时的定例是，广东潮州的盐商自潮州广济桥将盐载到三河坝（位于今天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系汀江、梅江和韩江交汇之处），再由汀商按引接洽前往汀地贩卖，汀商按照盐引数纳课。而不法的潮商对巨额利润垂涎欲滴，他们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竟将官引私盐互相插入”，不顾先前停泊三河坝的规定，“自行强运人汀”，越过盐引的障碍，纷纷蜂拥入汀，以致于政府“难以稽查”，“紊乱鲤规”，“大干法纪”。汀州境内也就私盐充斥，“或用船装运，或用夫挑贩，四出散卖。”
有封建时代的私盐，“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区域之广，为害之烈，第积历代盐弊渊获。”私盐泛滥之地，甚至有“盐引”不销的情况，严重影响税赋收入，因此历朝皇帝经常发布“盐课”必先缉私的谕旨。但是，由于盐法的种种痼疾和其他一些具体原因，缉私行动能否将私盐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盐政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事实上，清初官府财税收入的四大项（地丁钱粮、盐课、关税、杂赋）中，盐课排在第二位，其中“地丁钱粮”数额相对固定，“关税、杂赋”比重相对较小，只有盐课的弹性稍强，经常被用来济国用之困。所以，有些人甚至明确指出：“裕国丰财，莫如盐法。”
这笔税赋（盐课）作为官府一项重要收入，涉及上自朝廷下至县衙衙役饭食的各项开支。特别一提的是，明末荒年之际，作为富裕之地的闽粤，其盐课却常常无法征收，再加上当地走私猖獗，以及明朝廷的吏治腐败，以至于明朝最后数年连续天灾人祸之际，没有足够的财政支出应对，最终拖垮了整个大明王朝。可见，税赋收入对维持官府的正常运转及应付各项天灾，是何等的重要。
正当即将收复澎台，清、郑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漳州等福建地界的盐业运输一时无法顾及内陆的汀州地界。部分不法潮州盐商面对市场的紧缺、汀州官府配置相对空虚之际，垂涎巨额非法利润，他们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竟将官引、私盐互相插入”，不顾先前停泊三河坝的规定，“自行强运人汀”，越过盐引的障碍，纷纷蜂拥入汀，以至于政府“难以稽查”，“紊乱鲤规”，“大干法纪”。汀州境内也就私盐充斥，“或用船装运，或用夫挑贩，四出散卖。”
原先的盐价是一小船十一两，一百斤七钱二分五厘，小贩转销也只能定价八钱。而现在潮商抬高价格，将每一小船之盐增加二、三两，并凭空增加“平头银水”等杂项，致使汀州百姓到手的盐价大幅提高，“人民艰于食盐”，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为此，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总督姚启圣为此专门发布《严禁潮盐私运入汀》（《畏轩文告四》），打击非法潮州盐商；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又发布《申禁潮盐》（《畏轩文告四》），发动全汀“遣拨弁兵”及汀州府差，“遭职官多方巡拿，并出示禁缉在案”，并严防“巡缉日久，弁员兵丁，诚恐间有疏懈，或徇私纵放，或连拿不力，以致潮盐逾越汀境复为民害”。又针对潮盐运入汀州，汀商凭引取得盐后，任意抬高盐价，发布《申禁汀盐抬价》文告，告诫汀州商贩：“每一船运到盐斤只许卖本银十一两，计盐一担一百斤只卖银七钱二分五厘。此外不得勒掯高价，擅自加增，致艰民食。”
如果盐价平稳，而且处于比较低的价位上，那么人民也就不会因为负担的加重而转向购买私运入汀的廉价潮盐。潮盐自然没有市场，潮商也就缺少了私运盐人汀的推动力。
为进一步加强调控，先是听从汀州商人的请求，改运漳州盐来暂时替代潮州盐。这样就斩断了潮商的后路，逼他们就范。但由于汀州与漳州的距离较远，食盐成本自然比潮盐贵，为此向其绍兴老乡、时任两广总督的吴兴祚（1682年2月1日至1689年8月8日任）提出照会。吴兴祚随即“将高抬盐价之潮商一尽撤回。是在潮之盐既不贵卖，在汀之盐得免贵买。”
另外，姚启圣又严厉规劝汀州官商，“自今汀商买运潮盐得免贵价，及运到汀，一照前定价，银每斤七厘二毫，小贩专卖八厘，此外不得擅加高价。今恐日久生玩，合再严禁，自后不论潮商、汀商，仍敢擅自加价致艰民食，许府县地方官申报，并不论士民人等赴辕密票，定行立拿处死，决不轻贷。”
这样，由一些非法潮州盐商，乘机哄抬物价引发的汀州盐政问题，得以有效治理，使当地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保障，再无“食淡之虞”。


不遗余力捐资，亘古少有


姚启圣在任福建总督之后，权臣明珠党人为抹杀姚启圣的平台功绩，屡屡发难，特别是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徐元文在弹劾其挪用库银，更是不遗余力。
谁曾想，姚启圣为收复台湾，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其“八闽童谣”更是留传至今，读来令人潸然泪下。现摘选陈芹芳老师所作《姚启圣与闽台社会》及相关史料，作为其捐资总数的大致参考。
姚启圣在他的奏疏中提及自己捐资助饷、捐助投诚、捐造船只、捐献马匹等等的实际数额，在姚启圣以往的奏疏中都有提及。其中有两本奏疏写得尤为详细，一本是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的《为国捐资》和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题名捐办》，我们把其中的大致内容归纳如下：


在任福建总督之前，姚启圣奉康亲王杰书之命，带自膳兵救援漳州，捐银五万零二十六两；
又兼带韩大任往漳州，捐资买马制械，用银一万五千九百余两；
又捐马六匹，捐助盐菜银九百两；
捐造74只船，在广东还捐银四千二百六十两；
在漳州捐造船只，捐银八千一百三十两，并与平南将军赖塔共捐膳七十四只船（含兵粮、器甲、炮火）；
官兵给过膳兵饷银二万九千三百八十一两，还给予那些欲归家务农的将士盘费二万一千四十二两六钱；
捐资赏过投诚官兵俸饷七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两一钱，又捐资投诚用银九千九百七十四两四钱七分，捐出军械钱一千五百九十四两；
捐膳朱天贵官兵，给过俸饷、行粮、料草等银二十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
澎湖大捷，捐赏官兵用银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两，购物五千二百四十二两；
又捐解火炮、器械各项，用银一万零五百五十七两；
姚启圣还捐资一万两给泉州府买米济贫；
捐资五千两给福建各地的学府捐造学田；
捐盖福州、泉州两处营房用银四千九百七十五两。


据以上的不完全统计，姚启圣为国为民先后捐资五十二万六千余两。
姚启圣为了凑足这些钱款，他不惜倾家荡产，变卖其所有财产，还把“自家的所有银盘、杯碗并其妻妾的簪镯之数，悉率抵筹。”
姚启圣是本着不敢“上请国蒂，下不忍害残黎”的宗旨，丝毫没有把这部分钱摊派到百姓身上，面对资金不足的情况，他只能暂挪军饷了。姚启圣并不否认自己曾经挪借过军饷，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捐办的钱粮不足以应付“军需各色”，将“不出海官兵月饷暂挪应用以副师期。”这部分金额为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三两五钱。二十二年五月初四坦言“自二十一年七月起至二十二年闰六月止，给过俸饷、行粮、银米、料草，备造清册，共用银六万四千二百四十一两五钱八分八厘七毫”“臣所有银盘杯碗并臣妻妾簪镯之数，悉率抵算，不足，又挪动库银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两”。姚启圣都在奏疏里头写得清清楚楚，这些用于各项军需开支要“容臣陆续补完司库”，许诺“一年之内竭撅措还，不敢迟欠”。
我们都知道姚启圣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底即“疽发背”身亡，而他承诺的日期是在一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五月，这并非姚启圣故意违背自己的诺言逃脱债务。
另外，资助绍兴学宫、修堤筑坝，福州修楼筑桥，以及平定福建后，请撤福建八旗兵时，救下被八旗掳掠的二万多名妇女，出己资三十四万多元等，尚未罗列在内。
特别是，姚启圣总督名下的督标兵3000名，其装备薪资便由其自筹。明珠党人利用种种手段拖延攻台时机，导致其无法应付军资，更是主因。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在福建士民为启圣公所建《再造全闽鸿功碑》的序言上，翰林侍讲、礼部侍郎富鸿基这样叙述：“九膳养甲兵一万五千有奇，捐造战舰二百余艘，缮甲帐器械等数十万，不取民间一钱”。以至于姚启圣死后竟“囊无数千之积”，甚至连买棺材的余钱都没有。当时的百姓都为之震惊，堂堂总督竟然家无“寸金之藏”。
因为平藩之功后期，明珠党人一系独大，以至于在姚启圣过世后，仍然进行种种刁难。以至于连康熙帝也看不下去，对姚启圣生前因收复台湾相关捐助所欠钱财，免其追赔。
其次子姚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即明珠被罢相后的第二年，回绍兴卖掉最后的房产，才得以将姚启圣夫妻（何氏）及其父母赐葬如例。


广捐福建千亩学田，“兴儒之意”彪炳史册


在福建“开海复界”后，由于此前的战事频繁，全省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及其学田、学仓等，有不少或毁于战火或落入他人之手。令“儒学廪粮”“教师俸银”“生员考卷茶饼赏纸”及“贡生往京盘缠”等官府支出的教育经费，一时难以为继。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二十一日，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虽不能为福建八郡儒生长远规划，姑且用自己的俸禄对全省教育系统进行了一次普捐，以兴文教。对福建全省九府二州五十一县，每府学捐银一百两，州县大学捐银六十两，中学捐银五十两，小学捐银四十两，购置学田为灯油笔墨之助，共捐学田1496亩，计捐银总计5000余两。
其他热心地方教育的府、县官员（如蒋毓英等）和殷实乡绅富户也纷纷捐置学田、建学仓，以收租取息、储积粮食，补充府、州、县学的各项支出，全省各地文风随之兴起。
据统计，福建全省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等八府及福宁一州、五十七县，共捐置学田共1496余亩，参考《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十八》记载，分别为：


福州府：福州府学学田五十七亩六分、闽县县学学田二十六亩二分、侯官县学学田三十八亩六分、长乐县学学田三十一亩三分、福清县学学田五十亩五分、连江县学学田一十三亩四分、罗源县学学田一十一亩二分、古田县学学田二十六亩六分、闽清县学学田十七亩八分、永福县学学田二十亩三分；
兴化府：兴化府学学田一十八亩五分、莆田县学学田十一亩三分、仙游县学学田一十四亩；
泉州府：泉州府学学田一十三亩七分、晋江县学学田一十亩二分、南安县学学田一十三亩五分、惠安县学学田一十四亩七分、同安县学学田四亩八分、安溪县学学田九亩九分、永春县学学田七亩九分、德化县学学田八亩六分；
漳州府：漳州府学学田（折合田租米六十石六斗）、龙溪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三十九石六斗）、漳浦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三十石）、海澄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一石六斗）、南靖县学学田一十一亩三分、长泰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二石零三分）并捐修县学、平和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三十八石）、诏安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一十三石）、龙岩县学学田四亩八分、漳平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二百六十四斗）、宁洋县学学田八亩五分；
延平府：延平府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二百三十五斗）、南平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一石五斗五勺）、顺昌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四十六石）、将乐县学学田九亩三分、沙县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六斗三升三合四勺四抄）、尤溪县学学田一十三亩二分、永安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一十八石二斗）、大田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一百斗）；
建宁府：建宁府学学田二十七亩六分、建安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九斗四升九合）、瓯宁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九斗一升七合）、建阳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五十四石三斗）、崇安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四十亩）、浦城县学学田三十一亩五分、松溪县学学田二十七亩六分、政和县学学田三十五亩；
邵武府：邵武府学学田五十亩、邵武县学学田三十亩、光泽县学学田一十二亩一分、建宁县学学田二十二石三斗、泰宁县学学田一十九亩六分；
汀州府：汀州府学学田五十二亩七分、长汀县学学田一十亩四分并修书院一座、宁化县学学田十六亩五分、清流县学学田一十六亩七分、归化县学学田十亩、连城县学学田九亩一分、上杭县学学田五亩四分、武平县学学田六亩九分、永定县学学田六亩一分；
福宁州：福宁州学学田二十四亩、福安县学学田一十五亩九分、宁德县学学田一十二亩七分、寿宁县学学田（折合田租米二石六升一合）。


为感恩姚启圣等人的莫大功德，各地乡绅代表百姓撰刻学田碑，以铭记这一段厚重的历史：
平和乡绅唐朝彝撰“漳州府学田碑”、乡绅叶先登撰“长泰县学田碑”、乡绅柯愿撰“龙溪县学田碑”、慈溪籍知县叶振甲撰“大田县学田碑”、真定籍知府梁允植撰“延平府学田碑”、乡绅张凝簶撰“欧宁县学田碑”、侯官乡绅郑开极“福州府学田碑”、福宁阖庠生员建“福宁府学田碑”、辽阳籍知府苏昌臣撰“兴化府学田碑”……
为使“兴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册，也为了更好地收取学租，“凡耕种他所捐土地的佃户”编排起来，另置一户于首图，甲首之名同为“姚兴儒”。“姚兴儒”户下的田地、佃户和租额等，即归属当地府、州、县学。
化名为“姚兴儒”的姚启圣，为历代教育捐置学田学租最多的福建主政官。
对此，乾隆、嘉庆两朝的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在其《八旗诗话》中这样记载姚启圣：


生平气度宏大，谋略过人，故为官多有特别政绩；又曾在闽属地区广泛置办学田，怜恤贫寒的读书人，以至于功绩显赫；《闽颂汇编》中的祝寿诗赋不足以增加他的声望，其本人的英姿异彩也绝非文弱书生所能比拟的。


在《清史稿·姚启圣列传》等史书，这样评价姚启圣的捐资助学功德：


“生平慷慨仗义，挥金如泥沙，尤恤文人；各属皆置学田，培寒畯。”




捐巨资为家乡修学校、兴水利


姚启圣总督在平台的繁忙军务中，曾捐银数千两巨资兴修绍兴的郡邑庠（府学、县学）、修筑西江塘、麻溪坝、三江闸（又称“应宿闸”），造福乡里，令此前水灾大害之后的故乡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今天的宁绍平原，或难于想象古代的天灾人祸，对百姓生活的冲击，比如会稽县在嘉靖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一年之间的灾祸（见本小节附一）不断。特别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持续五个月的大水使之前已修筑近五十年（1633－1682年），地处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三江汇合地的三江闸不堪重负，西江塘随之决堤；二百多丈的决口，使萧山、山阴、会稽等三县顿成水乡泽国。随着洪灾肆虐，民力匮乏，加上一时间官府财政乏力，令时任绍兴知府王之宾修筑江堤的想法，拖而不决。得知消息的姚启圣，随即大力倡修，认为“是余（自己）之责也。”于是独捐数千金，命其二弟姚起凤代为佐理，阿姊之婿程鸣九参与其事，会稽人姜希辙、余缙（两人事迹见本小节附二）等人协助，对三江闸进行了重新修治。
三江闸，自嘉靖十五年（1536年）由时任绍兴知府汤绍恩首建后，曾得到明代著名诗人徐渭的高度赞赏：“凿山振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光。”此后三江闸的历次修建中，不仅姚启圣的三修，是唯一一次个人独捐修建，更是唯一一次使用期超过百年的水利工程（113年）。在程鸣九后来为此所作的《闸务全书》上，详尽地描述了这次修建的细节，为其后世的修闸树立了标杆。在该书的序言上，姚启圣记叙道：


程子鸣九，余女兄倩也。留神经济，老而弥笃，广搜博采，酌古准今，汇为一册，名曰《闸务全书》，地形水势，了如指掌，洵后人之金鉴哉！窃念创始者笃斋汤神（知府汤绍恩），绍往者萧（知府萧良干）、余（天启五年状元、南明鲁王的兵部尚书余煌）二前辈，余则踵而新之。我鸣九则又统集成绩，垂诸永久，授诸锲梓，庶几前贤之伟绪，不至湮没不彰焉，而从来吏治之道，亦斑斑可睹矣。


除了修筑三江闸，姚启圣还捐资对西江塘等水利设施进行全面疏浚，数十处决口进行修筑，历时数月才完工。
西江塘上的麻溪坝，在会稽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明成化年间知府戴琥筑于天乐乡四十一都之地（今萧山区进化镇鲁家桥村），以御外潮涌入，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患得以治理。万历十六年，萧山知县刘会加石重建。康熙二十一年，坝毁于潮水，福建总督姚启圣修筑改洞为三，各长六尺。
同时，又捐资对绍兴郡邑庠（府学、县学）进行了修建。从康熙二十二年所修的《会稽县志》府学图、县学图上，可以知道当年分别建有训导衙、会膳堂、集贤门、儒学门、名宦祠、乡贤祠、射圃亭、宰牲房、儒学仓、教授衙、明伦堂等建筑（府学）；尊经阁、明伦堂、大成殿、号房、训导衙、乡贤祠、教谕衙、儒学仓等建筑（县学）。
姚启圣的这几项捐修中，不仅“不加税一亩，不擅役一丁，不科派一家”，令此前惨遭受水害之苦的当地百姓此后百年间免遭水灾侵袭；又让很多家园尽失的百姓得到工作机会（总用工15000余），而免于饥寒之苦。正如范文正公（范仲淹）之“荒政三策”（本书另文介绍）与姚启圣“开海复界”后的惠民举措一样，活人无数，其桑梓之情深，备受乡人赞颂！在西江塘岸边（位于今天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的浦阳江段），乡亲们还自发为姚启圣树立了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姚公堤”三个大字！


附一：
会稽县部分天灾人祸（1540－1682年）


嘉靖十九年（1540年）夏，蝗灾；二十四年（1545年）大旱，饥荒，米斗值银钱有八分；嘉靖三十四年夏，倭寇失船舶于海上者，自绍兴东关进入有三十七人，迷路陷于皋埠水泽，知府刘锡率众人出战，贼溃逃；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失舶者八十余，徒步自东关所过，被焚杀于龛山（时年，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卢镗、阮鹗，以及曾任胡宗宪幕僚的徐渭均在浙江从事抗倭作战）。
隆庆二年（1568年）元旦，大风，屋瓦被震落，县城一巨柏被折断，城中数处灾祸；不久，民间又谣传朝廷诏选妃子，女子数日内嫁娶殆尽；春，有老虎进入城中，夜宿蕺山，又迁徙明真观，道士知晓后开门将其打伤，在众人的喊打声中被赶走，至千秋巷，老虎坠落厕所，遂被众乞丐打死。
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府城隍下殿尽数毁坏；十六年（1588年），大饥荒，斗米三百文，饥民载道，甚至有贵妇被饿死；二十五年（1597年），绍兴府厅堂尽毁；二十八年（1600年），大饥荒，米斗二百文，民多饿死；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十六日夜，卧龙山上城隍庙火起，殿宇并星宿阁俱毁，火光照耀满城，尽如白日；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八日夜半，地震；三十七年（1609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发飓风，海塘损坏，浪冲城内，街砌石梁漂去里许方沉没，百姓淹溺无数；四十七年（1619年），横街连芳牌火起，焚百余家。
天启元年（1621年），卧龙山发洪水；五年大旱，百姓饥荒。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后大风，飘瓦、吹倒石坊，两、三日海水大溢，街可行舟，沿海居民溺水死者数万。二年（1629年）八月九日，大雨水坏田禾，百姓饥荒。九年（16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戌时，地震。十三年（1640年）有蝗灾，自西北而来；有四个月不下雨，米价飞涨。十四年（1641年）正月，大雪十余日，米斗三钱，贫民争入富贵人家抢米，官府力禁始息，各坊绅士捐米赈恤；夏、秋，大旱。十五年（1642年），复大旱连年，桃李冬花，百姓饥荒。
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大旱；七年（1650年），饥荒；十六年（1659年），虎至西郭门伤人。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夏地生白毛，地震，压死人畜，次日又震，三十日亥时，又地震（附：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山东发生旷古未有的大地震，史称“郯城地震”，震级约为8.5级），地震波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中国东部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东部海域约50万平方公里内的410多个县，距震中800公里的鲁、苏、浙、皖、赣、鄂、豫、冀、晋、辽、陕、闽诸省及朝鲜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二日，冰雹灾害；九年（1670年）夏，持续大雨灾害，半数庄稼损坏；十三年（1674年）七月，山贼抢劫五云门一带，被知府许弘勋率众人擒杀；二十一年（1682年），持续大雨灾害，五个月不停，大水冲跨西江塘，淹没禾苗，朝廷恩赦税粮不一。（以上综合《会稽县志·灾祥志》《绍兴府志·祥异》《清史稿·灾异志》等）


附二：
姜希辙（1622－1698年），字二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明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姜逢元之孙，历任温州教授、瑞安知县（顺治五年）、直隶元城知县（顺治九年）、工科给事中（顺治十五年）、兵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康熙九年）、顺天府丞（康熙九年）、奉天府丞（康熙十七年）等职。康熙十年时姜希辙为民请命，曾请求爱民如子、清正廉洁的巡抚范承谟留任浙江。姜希辙与黄宗羲、黄锡衮等人均为刘宗周弟子；其子姜垚与黄百家、万斯同等人师从黄宗羲，于绍兴两水亭就读。姜希辙与文学家、经学大师毛奇龄为契友。


余缙(1617－1689年），号浣公，诸暨高湖人，顺治九年进士，与被害于耿乱的范承谟、叶有挺、萧震为同年进士，另与白乃贞、丁思孔、耿介、沈荃、施维翰、金鋐、郭棻、汤斌、伊桑阿、余国柱、陈璜等人均为同年进士。余缙历任河南封丘知县、山西道御史、河南道御史等职。在河南任上，廉正奉公，抑制豪强，打击奸商及妖言惑众之巫神，政绩卓异。康熙二十一年曾协助姚启圣修筑三江闸的余缙与其兄弟余纶，及两人的子孙后代，百年之间共有八位高中进士，十一人中举，为官者则有二十余人。其中，余缙后代余文仪，曾任台湾知府、福建按察使、刑部侍郎、福建巡抚、刑部尚书等职。余文仪在台湾任上，还曾主修《台湾府志》，其中为姚启圣列传时这样评价道：“启圣制闽数载，前后议剿台湾，独握胜算；一切文移、条教悉出己手，虽溽暑盛寒不倦。每有议论指授，英气激发，义形于色。遇有功将弁及降将，皆开诚奖励，捐金宴犒，无少吝惜；推功让能，劳谦不伐。其定谋推毂，亦一时之能臣也。”“具疏上请天子，以内大臣伯施琅为水师提督。”在余文仪的诗句《自题台湾凯旋图》中如此写道：“鲲身鹿耳八扬滔，擐甲乘风亦自豪。要与庐阎安衽席，敢辞溟渤涉波涛，烟开云母腾铙吹，日射鲸文耀剑韬。闻说姚施多伟绩，指挥谈笑敕勋高”。诗句通过生动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展现了战争胜利后的喜庆场面和战士们的英勇形象，称赞姚启圣、施琅的平台功绩将永载史册，永受后世敬仰。

姚波

第十一篇　三年九次，举荐施琅

自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时任福建布政使姚启圣的首次举荐起，至施琅被正式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止，查阅现有举荐施琅相关的上书史料，至少有“九条”之多。而施琅正式抵任福建水师提督的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距正式收复台湾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已不足二年时间。

在《御制大清一统志·卷九十八》（乾隆九年刻本，蒋廷锡等纂）中的施琅相关条目中，就明确记载了施琅的这次复出为康熙皇帝从福建总督姚启圣之议：“本朝名宦施琅，晋江人。郑氏据台湾，三世负固，为闽海边患。康熙二十年，圣祖从福建总督姚启圣议，拜琅靖海将军，征之。二十二年，琅率诸将舟师由铜山进入八罩，直抵澎湖，歼其精锐。郑克塽穷蹙归命，台湾平，封“靖海侯”，世袭。”

一、施琅身份背景

清廷迟迟未同意姚启圣的多次举荐，与施琅本人在崇祯年间至康熙初年的“特殊”经历密不可分：

据《清史稿》（详文附文末）等记载，施琅（1621－1696年），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1604－1661年，郑成功之父）部下（南明）左冲锋。

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占领福建福州之际，施琅随（南明）隆武朝的平国公郑芝龙降清；同年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朱聿键，1602－1646年）在汀州府堂遇害。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初三日，（清）总兵施琅、梁立，随（清）两广提督李成栋、监军戚元弼等援剿顺德县海寇，多所斩获。顺治五年（1648年）闰四月十五日，广东提督李成栋（少时跟随李自成部下高杰为盗，崇祯八年随高杰归附明朝；顺治二年，即1645年，李成栋率所部剃发投降满清豫亲王多铎所部；顺治三年八月、十二月，先后杀害隆武帝朱聿键、绍武帝朱聿鐭）剪辫易服，率众反清，归附永历帝朱由榔，并诛杀（清）两广东总督佟养甲。李成栋部下施琅，则再投郑成功部抗清，任（南明）左先锋，合兵相继攻占漳浦、云霄（今均属福建）等地。顺治八年（1651年），因施琅与郑成功交恶，被夺兵权，其家属遭逮禁，后以计脱逃，复降清。父施大宣、弟施显及子侄皆为郑成功所杀。十三年（1656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郑成功于福州，授（清）同安副将。十四年（1657年）二月，海澄公黄梧荐降将施琅，同击之。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占据台湾，清廷擢施琅为（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再擢（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之初任福建水师提督，由海澄公黄梧举荐（《逆臣传·郑芝龙传》）。二年（1663年），遣兵击败延平王郑经（又名郑锦），加“右都督”衔。三年（1664年）七月十八日，清廷以“素谙海务、矢志立功”，授施琅为“靖海将军”。三年十一月至四年四月，三次率军渡海进攻台湾，均告惨痛失利（详见《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四年五月初六日）等史料）。四年（1665年）八月十八日，兵部议叙康熙二年进取金门厦门、康熙三年攻克铜山等处捷功，加施琅等六人为“右都督”。六、七年（1667－1668年），两次上疏攻取台湾（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边患宜靖乘便征取台湾事本》、康熙七年四月《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但因攻台不力，随即被改任内大臣，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同时被裁撤。八年（1669年）十一月初五日，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即“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康熙）从之。

“明（南明）→清→南明→清”之间的数度身份转换，以及福建水师提督任上的攻台重大失利，让“得一人则事治，失一人则事败”“必才德兼备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等观点的康熙顾虑重重。特别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漳州海澄人、前郑氏将领、河南河北两镇总兵蔡禄响应吴三桂参与三藩之乱；顺治二年（1645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间，潮州刘进忠数度投清、叛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刘进忠及耿精忠被凌迟处死，并悬首城门示众）。而台湾府设立当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七月二十二日，康熙问及大臣席柱有关万正色、施琅二人品行及相处的关系时，席柱回答“二人阳为和好、阴相嫉妒”，而施琅“善于用兵但行事微觉好胜”。康熙对施琅的评价则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此理势之必然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姚启圣在福建布政使、总督任上的三年间，对施琅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多次上书举荐，以期让其重新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其中，除了第一次是通过康亲王杰书举荐外，其余几次均是以各种形式上疏康熙皇帝，直接举荐。

二、九次上书详情

㈠第一次上书举荐（康熙十七年四月）：

奉旨优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任）姚启圣，在承担战时职责的同时，作为“掌一省之行政，总司全省之钱谷出纳，并承宣政令，考核所属州、县”的官员，还承担管理属官（考核属地官员政绩等）、掌管全省财赋、下达政令等职责。特别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军刘国轩、吴淑等部进攻漳州时，福建水师提督、太子太保、海澄公黄芳世（？－1678年，迁界禁海提出者、首任海澄公黄梧之侄）临战不利，颇感水师提督一职须由能人出任。为此，作为福建布政使的姚启圣，通过对文官武将、乡绅贡生、普通士兵及广大百姓的深入调查，认为施琅可勘任“水师提督”一职。

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时任福建布政使姚启圣，正式以郑氏“异常猖獗，水师提督亟须得人事”的公文，通过“征南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向康熙首次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疏称：“臣曾保举原任水师提督施琅，具启康亲王。但今水师提督愈选愈难，伏乞皇上密敕康亲王等，查去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臣曾具有保举施琅启详，早赐定夺，速灭海氛等因……（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选自《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举荐施琅事本》，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题）

而在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圣题为《特举能臣蚤靖海氛事》的上疏道：“臣任藩司时，统领韩大任标兵，并臣自缮兵救援漳州，即以为海贼异常猖獗，水师提督亟须得人，保举施琅，具启康亲王，并通详宁海将军喇、镇平将军耿、刑部尚书介、礼部侍郎吴、总督郎、巡抚杨在案（摘选自《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但朝廷没有采纳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的建议，而是在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任命原任江南提督杨捷（1617－1690年）为福建水陆提督（以原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调补福建全省水陆提督总兵官），暂时取消了单设的水师提督一职。六月，之前随福建提督段应举败守海澄的施琅长子施世泽（1655－1680年，过继给其亡兄施肇科为嗣）在海澄城破之际，被郑将所俘虏，形势愈加不利于施琅的复出。

㈡第二次上书举荐（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然到任不久的福建（水陆）提督杨捷疏言“福建水陆进兵，势不能兼顾”，要求分设水路、陆路。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康熙谕令：“提督杨捷可专辖陆路兵，水师提督（一职）别行补授。当此海寇鸱张之会，统辖水师，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之人不可。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巡抚吴兴祚，其遴选保奏。”　

正是这样的旨意下，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日福建总督姚启圣进行了第二次举荐，文中特别指出郑兵对沿海的侵扰之忧，重申专设水师提督的重要性，期望康熙帝能施琅独任水师提督一职：“我兵见海贼犯界，马步奔驰，穷日之力不过四五十里，贼坐船逍遥，顷刻而至，其间劳逸已自不同。我兵即有船只，不过偏裨统领，调集各营之兵，凑成一师，操舟水战，既无久练之功，官职相同，又无总统之任，所以海贼得独擅其长而狂逞不休也。”

《姚启圣题为特广招抚条例事本》的同日上疏中，同样表达了专设水师提督的重要性：郑氏啸聚岛屿，远隔汪洋，如其战败之后即遁归巢穴，势难穷追斩杀，此所以清军数十年来未能净尽根诛也。况今郑氏踞海澄，并陷平和、漳平、长泰、同安等十县，直犯泉州，附和贼众日益繁多。虽然清军五路兵力俱集，恢复平和、漳平二县，相机渡河，进恢长泰、同安，谅对方难逃斧钺。但郑党繁众，败必归海，一时难以进剿。若听其悠游，迁延岁月，势必复聚，其为后患无穷。同月二十三日，在《姚启圣题为恢复长泰县城事本》中，在汇报收复长泰县城时，再次提及长泰、同安为通省咽喉，在二十二日的战争中部分郑兵乘船遁逃的情形。

其举荐全文如下：

姚启圣题为请复设水师提督事本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总督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姚启圣谨题，为海贼狂逞波涛，荡平断须专帅，请查旧制，复设水师提督，早靖寇氛，速清海甸事。

窃照福建海贼自本朝数十年来扰乱不休，费朝廷无万（数）金钱，损满汉无数兵马，害百姓无数性命。盖缘海贼一副精神全在船上，以水为家，以船为命，其所用之篷桅橹索器具火炮等项，件件精详，见某方某色云起，而知有怪风，定某月某日之期，而识有风报，其操驾行风、起止阖辟，不约而同。非海贼有独长也，因彼饮食坐卧于斯，岁月日夜于斯，即生死婚嫁亦于斯，上自大帅将弁以至小兵，尽在舟中，故服习熟练而战阵称强也。今我兵见海贼犯界，马步奔驰，穷日之力不过四五十里，贼坐船逍遥，顷刻而至，其间劳逸已自不同。我兵即有船只，不过偏裨统领，调集各营之兵，凑成一师，操舟水战，既无久练之功，官职相同，又无总统之任，所以海贼得独擅其长而狂逞不休也。康熙元年前督臣李深知其弊，故题请设立水师提督，驻扎海澄县。以海澄三面是海，便于配船操演，且密迩厦门。贼恐水师侵捣巢穴，自顾不暇，焉敢狂纵登犯，贼势日促，而我势日盛，故至康熙二年会师进攻厦门，而贼遂败遁台湾矣。此设立水师提督之明验也。后于康熙七年，为节省裁兵起见，遂裁去水师提督，改为总兵。至康熙十五年，前督臣郎题为议复水师以固封疆事，请复设水师提督。奉旨：着海澄公兼管。今年四月，公臣黄芳世病故，遗疏下部，业经兵部会复，为微臣危病等事等因。奉旨：黄蓝仍留海澄总兵官，提标官兵着另外添设。余俱依议。钦此。是睿裁原欲补授水师提督也。

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为钦奉上谕事，该议政王等会题前事等因。奉有江南提督杨调补福建全省水陆提督总兵官之旨。煌煌天语，臣焉敢复置一喙。但此时海澄尚未失陷，长泰、同安、惠安等县尚在版图，提臣重望，提师迅至，驱贼下海，则边圉奠安矣。以一人而兼任之，原绰乎有余也。今提臣杨奉命兼摄，尚未抵闽，而海澄、长泰、同安、惠安等十县相继沦陷，贼船竟抵泉州、兴化矣。纵横狂鼓，势成燎原。当此之时，水陆难以兼顾，虽提臣四应不穷，亦难分身接应。且此时水战更重于陆战，以陆攻水，断难净绝根诛，若欲以水攻水，而无总统重臣，何能削除祸乱。况海澄公黄芳泰奉旨进京，则漳州重地，势必须题请添设总兵一员，分隶其兵，以资弹压。臣愚以为漳州添设总兵一员，不如于海澄县仍旧复设水师提督，而即以海澄总兵调驻漳州。其水师提督与漳州总兵各标应增之兵，止须于公标兵八千名内并新奉旨增设臣所题一万八百名通融酌补，不必更议添兵，靡费国帑，而水师重臣与漳州重地均得总统弹压矣。

伏祈皇上敕部详查旧制，准于海澄县复设水师提督一员，令其专练水兵，熟习惯战，牵制贼势，以便水陆夹攻厦门，海贼易于扑灭。将海澄总兵调驻漳州，以成犄角。至海澄提标、漳州镇标应添兵丁，容臣于公标八千并新增一万八百名于通省要地通计匀增，另疏汇题。

臣从封疆起见，深识近日闽海情形，不得不冒昧上请，谨疏密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

（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㈢第三次上书举荐（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在这次上疏中，总督姚启圣“臣细加搜求，实无谙练水战，堪任闽省水师提督之官，不敢冒昧妄保”，期望“另简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仰祈钦点一员，勒限星驰赴任，庶封疆有赖而海宇立见荡平矣”，以期能将施琅推上水师提督一职，全文如下：

姚启圣题为请部简水师提督事本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总督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姚启圣谨题，为水师请设专员，微臣揣分难兼，谨密疏控辞，计图万全事。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准兵部密咨内开，该议政王等会复福建提督杨题前事等因。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题，本月十五日奉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钦此。该臣等会议得：福建提督杨疏内既称，闽地寇虐方张，山海交讧，是今日水陆俱在，用兵有万难兼顾之势。允臣密请比照江南、浙江之例，特简熟谙水道之臣设立水师提督等语。应如所题，令提督杨专管陆路兵马，另设水师提督。今正值海寇侵犯鸱张之际，总管水师兵马不可无熟谙之员，应请敕下总督姚、提督杨、巡抚吴简选可任水师提督素有才略之人保题，到日补授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题，本月十八日奉旨：依议速行。钦此。密咨到臣。

准此，遵即咨移巡抚、提督二臣，简选熟谙水师才略之员，会议保题去后。今准提督杨咨开：准贵部院咨开，为查水师提督乃封疆大臣，廷议行本部院与贵提督、吴抚院简选保题，自须慎选的员，谅贵提督必有定识，合就咨商，察照选择堪任水师提督之员，移复本部院，会疏保题施行。等因到提督。准此，案照先准贵部院咨同前因，业经复本提督入闽尚浅，其于谙熟水战才勇素著之员实有未及深知。贵部院莅闽日久，谅有卓见，祈速简选的员，听候主稿挈衔具题补授等因，咨复在案。今复准前因，仍祈贵部院选择会题，俾其及早任事，倘堪任之员一时难得其人，应请贵部院主稿题复，听候部推可也。等因。又准福建巡抚吴咨开：准提督咨开，照得闽省另设水师提督，已奉俞旨，本提督承到兵部密札，业经咨会在案。值今海寇鸱张，正借水师进剿，亟应简选熟谙之员，俾其及早任事，可以统辖舟师，商议进剿机宜。但本提督初到地方，如素有才略堪膺斯任者尚未周知，贵院衡鉴精详，兼久在闽疆，必已熟悉，祈为指示商酌，听总督部院主稿挈衔会题，庶早一日得人，则早一日可以奏效，海疆深有攸赖矣。合再咨商备咨贵院烦为察照示复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酌画示复。等因各到臣。

准此，该臣等会看得：闽省海寇鸱张，逼在门庭之际。兹今满汉官兵及绿旗官兵云集漳城，见在会议恢剿海澄，必须特设水师提督一员统辖舟师，专管海上防剿机宜，以重责成。今准部咨敕下臣与提督杨、巡抚吴简选可任水师提督素有才略之人保题等因。先经咨移，今复与抚提二臣面商，皆称无可保题之员。臣细加搜求，实无谙练水战，堪任闽省水师提督之官，不敢冒昧妄保，合无仰请皇上垂念闽疆重地，见在荡剿方殷，请乞敕部另简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仰祈钦点一员，勒限星驰赴任，庶封疆有赖而海宇立见荡平矣。

臣谨会同巡抚臣吴、提督臣杨合词具疏密题，伏乞睿鉴敕部议复施行。

（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然，“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命提督杨捷为昭武将军、仍管福建陆路事务，调京口将军伯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先是，总督姚启圣奏：水师提臣员缺，奉旨命臣等保题。钦遵会同巡抚、提督面议，实无练习水战可堪保题之员。上命议政王等选举。至是，议政王等列江南崇明提督刘兆麒、浙江温州总兵官陈世凯名以奏。上谕：杨捷自简任福建提督，剿御贼寇、恢复疆土，劳绩茂著；授为“昭武将军”，仍以原品管福建陆路提督事务。王之鼎才略素优，镇守京口，克称厥职；仍以将军调补水师提督。（《平定三逆方略》清，勒德洪等撰）”

㈣第四次上书举荐（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昭武将军杨捷从福建提督转任福建陆路提督，京口将军伯王之鼎转任福建水师提督。然，王之鼎任命下达不久，即予以请辞，并迟迟未成行。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姚启圣只好谕请巡抚吴兴祚暂时兼理水师事宜。对此，新任兵部尚书郭四海等人会商后，康熙督促新任福建水师提督王之鼎速行起程。

郭四海等题复姚启圣请谕抚臣兼理水师事本

（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灭贼首重水师，抚臣刻难辞担，特请天语责成，及期大举，早奏荡平事。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题，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奉旨：兵部速议具奏。钦此。

该臣等议得：福督姚启圣疏称，镇海将军王之鼎调补福建水师提督，抚臣因思水师提臣既已奉命，若再管理，事属专越，若候到任，又恐迟误。臣一面移咨抚臣照旧举行外，祈飞谕抚臣竭力料理水师事务，无误大举之期。等因。查该督既称，若候水师提臣到任有误大事，祈谕抚臣料理水师事务。其水师提督到任之前，巡抚吴兴祚仍理水师事务，亦应行文将军管水师提督事务王之鼎速行起程，迅赴新任可也。

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题，本日奉旨：依议，速行。

尚书郭四海、宋德宜、侍郎郭丕、杨永宁、温代、孙光祀、郎中图尔宸、赵之鹍、司琨、员外郎穆臣、舒书。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㈤第五次上书举荐（康熙十八年六月）：

“以不识水战，请辞”的福建水师提督伯王之鼎，在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被调任为四川提督。得到消息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康熙十八年六月再次举荐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而此前的四月初四日，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条奏闽海情形、水陆战守机宜。康熙谕令：万正色剿寇洞庭，著有劳绩。今岳州长沙诸处，悉已恢复，无烦水师。且万正色闽人，稔知水性，兹剿灭海寇之际，从优加“太子少保”衔，调为福建水师总兵官。

同年四月初六日，郑经率师西征时，将其长子郑克臧立为世子，奉命监国，持“监国世孙”之印总揽政事，世子岳父陈永华辅政。年仅十六岁的郑经世子郑克臧，刚毅勇断，有乃祖（郑成功）之风。

姚启圣题为特举能臣蚤靖海氛事

目下剿贼平海，全赖水师提督一官。今陆路既不能冲击矣，如水师战胜，贼自败走台湾；如水师不胜，贼仍盘踞厦门。是总督、巡抚、陆路提督不过相助为理，而决胜成功，实水师提督一人任也。

前自昭武将军杨捷请辞水师提督之后，会推镇江将军王（王之鼎），今改任四川提督，升授湖广总兵万（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是皇上求贤若渴之心，求一胜任水师提督者，亦可谓博览旁求、费尽苦心矣。提督与臣，均系封疆大臣，自应和衷共济，岂可滥置异同之词。

臣思今日在外诸臣，且不必问其才干之有能与不能，要先看其遇事之肯任与不肯任；亦不必问其行事之克济与不克济，要先看其心力之肯尽与不肯尽，而大概定矣。

臣任藩司时，闻知原任水师施琅威名，郑锦畏之如虎，所以郑锦将施琅之子齐舍与侄亥舍给以官爵以羁縻之。

通省之乡绅、举贡生员、文武兵民、黄童白叟，万口同声，皆知其堪任水师提督也。

臣任藩司时，统领韩大任标兵、并臣自缮兵救援漳州，即以为海贼异常猖獗，水师提督亟须得人，保举施琅，具启康亲王，并通详宁海将军喇、镇平将军耿、刑部尚书介、礼部侍郎吴、总督郎、巡抚杨在案。后闻施有子有侄在海，且当日撤回原自有因，臣亦不敢力保。

臣同平南将军商议云：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京，其京中家口数百，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

今水师提督愈选愈难，北风将至，大举及期，若再所调船只不多，攻击不胜，转盼又是一年，靡费数百万钱粮，纵贼养廱，遗累百姓，臣罪竟无底止矣。此时断难缄默，伏乞皇上蚤赐定夺。

谨具疏密题。

（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㈥第六次上书举荐（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原福建水师提督王之鼎，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被调任为四川提督。原福建水师总兵万正色，则接任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福建总督姚启圣于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再度行文，举荐施琅以“靖海将军”之衔，总统水师事务，而新任水师提督万正色或管福建提督事或管广东提督事，疏文如下：

保举原任水师提督施琅，如蒙皇上俞允，祈即命施琅驰驿星赴江南，面验鸟船。江、浙之船，果否堪令闽省官兵统带至闽？并令兼程赴闽，酌议现在船只是否足用？彼以曾破厦门之官，轻车熟路，一言可决，实胜臣等揣摹忆度之词万万矣。

如以水师提督已补万（正色），查调任水师提督王以定海将军管提督事，则施琅曾受国恩授靖海将军或命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则将军、提督可并收得人之效矣。至广东应否添立水师、万正色可否移调广东，仰祈皇上睿裁。

臣会同巡抚臣吴（兴祚）、将军管提督事臣杨（捷）合疏密题，伏祈敕议施行。

对此，清廷先后讨论了姚启圣六月、七月十九日的两次上疏：

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举荐施琅事本康熙

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第三本，为检举微臣明知故忍，上负国恩，恳赐处分，以励臣节，并特举能臣，蚤靖海氛事。

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题，本月二十二日奉旨：已有旨了。钦此。密封到部。

该臣等会议得：福督姚启圣疏称：

臣曾保举原任水师提督施琅，具启康亲王。但今水师提督愈选愈难，伏乞皇上密敕康亲王等，查去年四月臣曾具有保举施琅启详，早赐定夺，速灭海氛，等因。

查近经臣等会议，万正色补授福建水师提督，进取厦门、金门等处，破灭海贼之处，听大将军康亲王与靖南王、将军、总督、巡抚等会商，酌量而行在案。

提督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授福建水师提督，委以破灭海贼，进取厦门、金门等处事宜。

该督所请遣发原任提督施琅之处，应无容议。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题，八月初一日奉旨：依议。

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疏请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本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特请飞调江南新造赴楚鸟船至闽，早奏荡平事。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题，八月初九日奉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钦此。

该臣等会议得：

福督姚启圣疏称：臣曾保举原任水师提督施琅，如以万正色拟补水师提督，即施琅曾蒙国恩授“靖海将军”，或以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则将军、提督并收得人之效。至广东应否添立水师，万正色可否移调广东，仰祈裁夺等因。

查近经福建总督姚启圣题请原任提督施琅赴闽，臣等会议提督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授福建水师提督，委以破灭海贼，进取厦门、金门等处事宜。该督所请遣发原任提督施琅之处应无容议等因具题。奉有俞旨行文在案。

提督万正色以岳州水师总兵官任内，在洞庭湖杀贼立功，效力茂著，堪任水师提督，特拣补授。

相应将此疏，无容另议。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一日题，本月十三日奉旨：依议。

㈦第七次上书举荐（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朝廷对施琅子侄在郑氏为官，也是让朝廷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而事情转机，发生在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郑经部总兵施亥（又名施世泽，施琅侄子）与施齐（又名施世泽，施琅养子）等人，奉宁海将军拉哈达密谕，于厦门“歃血私室”，密图献逆（郑经），归顺朝廷，事泄，两家七十三口均被杀。

为此，福建总督姚启圣会同巡抚吴兴祚、福建陆路提督杨捷、宁海将军拉哈达、刑部尚书介山、礼部侍郎吴努春，以及同安总兵吴英等人，对施亥等人被杀一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上疏《优恤施齐施亥以慰忠魂事本》向朝廷数次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期让施琅重获信任，得以复出。

姚启圣题为优恤施齐施亥以慰忠魂事本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总督福建等处地方文武事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正一品仍带加级臣姚启圣谨题，为泣陈伯、父捐驱矢报，恳乞垂怜题恤，以慰忠魂事。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准兵部密咨内开，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密封内该本部复福督姚题前事等因。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题，五月十二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密封到部。

该臣等议得：

福督姚疏称，康亲王札授副将施齐即施世泽出师海澄，城陷被执，与贼授总兵族兄施亥即施明良谋擒郑逆，假心事贼，真心为国。不料事露被拿磔杀，并亥男施馨、施伟全家沉死在海。施齐、施亥虽失身海上，忠义难泯，题请优恤等因。

查该督虽称施齐、施亥谋擒郑逆事露磔杀，全家沉死在海等语。但施齐等俱授海贼伪职，今不便据家人一语为凭遽议，相应行令该督俟剿灭海贼之日，将施齐等被杀情由，详加查明具题再议可也，等因。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五日题，本月初七日奉旨：依议。钦此。密封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移咨到臣。

准此，遵即咨移巡抚部院吴（兴祚）、昭武将军管提督事杨（捷），并照会同安镇及行同安县与投诚候补总兵官陈昌等各确查去后。今准巡抚部院吴（兴祚）咨开，为报国之惨已极，优恤之典未昭，再详具始末，伏乞迅咨题明等事开，准宁海将军都统喇（哈达）、参赞刑部尚书介（山）、署理福建将军参赞礼部侍郎吴（努春）咨前事内开：

据施士轩呈称：伊父世泽缘随提督段从征海澄，致陷贼手，贞诚不泯，矢志灭贼。自奉将军老爷密谕，遂与族伯伪援剿前镇施亥舍即明良，及族叔伪副将施琦、施廷辅，海澄被陷田香五、伪佥事道王捷、伪都事施典国等，歃血私室，密图献逆。不意被书办吕运首发事露，两家七十三口尽被磔杀。士轩闻报心裂，业经具呈将军老爷，并族叔施琦等被获杀脱归诚，亦经禀报在案。蒙面谕即为移咨督抚提具题。士轩私心自揣，从此生死沾恩，存殁感戴。先蒙总督老爷垂察图逆孤魂死国异惨，密疏具题。而内部尚以家人一语难凭，另行查复。此诚内部持重，士轩何甘隐忍而不碎首再为披沥。切父世泽失身海岛，报效末由。得遂臣子之私，获全忠孝之名，论当日情节，豫通信息授以秘计者，将军老爷也；画谋计策引见关通者，随征知府王麟、通判蔡搏万、副将王振勋也；冒险下海密赍令谕往授伯、父者，则有施良辰也；伯、父先差伪道来投见将军商略机宜者，则有王捷、施典国也，被获杀脱输诚标下，则有副将施琦、施廷辅也。逆贼惧遁，身膏斧钺，满汉官兵闻者心伤，海上伪党见者惨目，岂特家人一语。此皆将军老爷身为目击之事，乃竟以军务倥偬未蒙题恤，是忘灭贼之本根，没靖海之先谋，致蒙部驳，恤典久悬，使父世泽及伯明良举家七十三口抛尸巨浪，号冤海底，似非所以表既往而励将来。伏乞俯念草野血诚，阖家殉节，电察始末，迅咨题明。不特忠魂获见天日，即台湾余孽亦望风踵至矣。等情前来。

据此，案照先为泣陈报国情由事，本年三月初三日据副将施琦等禀称：

琦等合家顶戴朝廷洪恩，所以侄世泽、明良等虽胁从在海，无不阴谋以图报称。迨奉将军密谕，遂阴谋各镇营翼，阳启设造烟墩，欲图内外夹杀，擒献郑经于阙下。不意刘国轩侦知密启，后又林亥口传，郑经尚未深信，于十八日抽兵三千排列街巷，前后围房，勒搬下船，令往台湾。二十三日，不料明良书办、家人吕运、吴芳、叶任新等不愿跟随过海，将情出首，登时就船搜出各位老爷札谕，遂于二十三日夜，立将世泽、明良等两家七十余口，尽行砍杀下水。琦等闻知，率兵杀脱。至于同谋将弁立即阴散，从来报国未有此惨。理合挥泪泣陈，伏乞老爷察夺，庶忠魂无憾，臣子知劝。等情到本将军。

据此，案据随征知府王麟、通判蔡搏万同禀称：

伪援剿前镇总兵施明良，有谋擒逆魁反正报国之意，密令伊兄施良辰前来，请给凭据等情。本将军随发绫书内开；足下识时俊杰，必有勋猷，以自表见。所以屈身海岛，决非素心，实迫于时势万不得已耳。来使到备悉高怀，知足下有去逆效顺之心，深乐虚左以待。果能从中斡旋，早立不世奇勋，我朝廷报功之典，原有成规，自当力疏推引，裂土分茅，以上公之爵相待。愿足下乘机决计，自有胜筹，以相接应，毋怀犹豫也。翘企！等语。密交知府王麟等转发去后。续据王麟缴到伪总兵施明良回禀称：明良朽樗弃材，沦落海隅，每同功弟世泽深怀朝廷鸿恩，早有归输之志。兹奉将军德谕，益以捐躯为期。第事非苟且，一时难就。明良已屯兵集美，吴潜为明良知契，吴国俊素有报国之心，仰冀鉴宥，容良设法徐图，以报不次之恩。等情在案。本将军据其前后通信情由，具见伪总兵施明良虽失身贼穴，而惓惓不忘朝廷，希图尽倾贼巢，反手归正，已足觇其忠诚矣。兹据投诚副将施琦等禀称，明良及伊弟世泽谋擒逆经，被首事露，两家七十余口尽遭贼害。则其始终阴谋，以致阖家殉难，事败身亡，尤堪悯恤。第我朝褒义劝忠原有成典，矧现今贼岛虽平，而余党游魂尚泊外海，正宜阐幽忠以示鼓励。如明良等之抱义遭惨，应否表彰，合咨督部院请烦查照，希将施明良等怀忠死义缘由查明确实，或应优加恤典，即为题请，以慰忠魂，以昭激劝施行。等因。

咨会督部院查明题恤间，续为泣陈父亲捐躯矢报等事，本年三月初四日据施士轩呈称：

镶黄旗伯原任水师提督施叨受国恩，父施齐舍矢志忠孝，缘从前任提督段死守海澄，城陷被执，父抱忠矢死，隐忍蓄谋，屡奉将军密谕，与伯施亥舍密图大事，将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不幸被左右吕运首发其谋，二月十八日父齐舍及伯亥舍被郑逆擒拿，囚禁金门蓼罗地方，至二十三日未时，父与亥舍俱被磔杀极惨。前后家人洪辰、黄志、李巧从厦门逃回奔报，轩功伯提标随征副将施韬，经禀报昭武将军提督杨在案。痛父一剑从戎，陷贼忍死，抱忠密谋，事泄被杀，虽大计弗就，未遂吞贼之心，而杀身成仁，已毕报国之事。独念侠骨飘弃于海流，忠魂托哀于杜宇，死者未慰，生者何安。谨沥情泣陈，伏乞怜死忠之惨，嘉报国之诚，恩赐题恤，父九原感且不朽。等情。

据此，查施士轩呈称：

伊父施齐舍同伊伯施亥舍谋擒逆经，事露被杀缘由。具见施齐舍同谋报国，殉忠死义，均足嘉悯。随经备叙前由，咨会贵部院会题去后。及贵部院作何具题，未准咨明，本将军亦无由逆知。兹据施士轩呈称部驳缘由，沥陈始末，恳为咨会题复。本将军窃念明良、世泽等孤忠遭惨，历有确据，目经亲给密谕，往返通信，备知始终情节。若不再为据实咨明会题请恤，似非所以阐幽忠而昭激劝也。合就咨会，请烦查照。希将明良、世泽等怀忠死义缘由查明确实题复，以彰恤典，以慰忠魂施行。等因到部院。

准此，相应咨达。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会题。等因到臣。

准此，又准昭武将军管提督事杨咨前事内开：

准贵部院咨开，施齐、施亥等当日在于厦门贼中被杀事故情由，兹准部咨详加查明具题等因。请烦察照，迅赐查复，以凭会题。等因到将军。准此，随经檄行中军参将马胜详加确查，俟其详复到日另复外，合先咨复。等因到臣。

又据同安镇总兵官王英（吴英）咨呈前事内开：

该卑职查得，康熙十九年正月内，奉部院密谕，有伪援剿前镇总兵施亥即施明良、原亲王札授副将施齐即施世泽二人，虽胁授伪职，立心图间报国，令本职密差前往宣谕。因访有施亥旧人林易，即密遣前往开谕。随据林易回禀，施亥说：机务重事不便纸笔来往，倘有泄漏，身命不保。现有胞侄应元在同安，可令其速来面商。随密令伊侄外委随征都司施应元前去侦探，迨至十九年二月初一日，据应元回禀：叔施亥等谋擒郑逆，欲建立大功以报朝廷，求请旗号，候期举事。本职时即随带施应元密禀本部院，复奉宪令又遣应元前去约期。随据应元回禀：订在省城船到，贼必发兵出救，乘其空虚，密纠同志擒获郑逆归命，永清逆孽。兹据施齐家人黄志、洪辰、李巧从厦门逃回，据称机事不密，被书办吕运出首，于二月二十三日施齐、施亥全家俱被擒杀蓼罗等语。此本职当日奉谕密差施应元招抚之情由，及施亥、施齐等被杀之事故也。至查当日在厦门贼中今来投诚各官，则有总兵陈昌备悉此中始末，现在宪辕，就近行查，取具确结。而施亥、施齐之殉忠，自有明据，可邀宪鉴复题恤叙者也。等缘由到臣。

据此，又据随征候补总兵官左都督陈昌咨呈前事内开：

奉总督部院姚照会开，施亥、施齐等当日是否假心事贼，谋擒郑逆，事露被杀情由，该总兵在于厦门，时系亲信重镇，必知详细，立即据实逐一声说明白，具文回报，以凭具题恤叙施行等因。计粘抄原疏一纸到卑职。奉此，该卑职细查当日施世泽自海澄陷城，被执下海，吞哑避时，对职则出忠愤之言，密图灭敌，矢志报国，洵非朝夕矣。迨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一日，据施明良胞侄施应元冒险密到陈洲营盘，对职备称叔施世泽、施明良、施琦等奉总督部院密谕，誓约擒逆，令应元先在同安王总镇处请兵进援，并望声应等语。至本月十九日，又据施明良辖下中军伪副将施琦到营，密禀同谋擒逆，被人出首，今世泽等被擒等语。该职一面整搠，一面差探确息，不料于本月二十三日果报施世泽等惨在蓼罗被杀。揆厥情由，是世泽、明良等先以谋擒报国，继而泄事捐躯。此皆海上投诚各官所共见知者也。况职当日在海受伪职时，见海贼虽因宪台总统水陆官兵齐时并进，势大难当，而亦因施世泽等供出同谋共擒郑经之人，皆系郑经左右亲随之人，以致郑经仓忙奔逃，将古器、金玉等物不及搬移下船，放火自焚，不可谓非施世泽等之功也。职等在海目击，不敢不为申明，施应元、施琦等与事同谋，忠诚可念，并当据实开报，仰听圣恩。随附甘结呈缴，以便题叙。等因。又据投诚随征候补佥事道黄性震、随征总兵张胜、罗士珍、副总兵方却、陈世、林柱、康玉、郭华、副将庄泽、柯录等，各结状呈报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

施齐舍即施世泽，奉康亲王札授随征副将，施亥舍即施明良，授援剿前镇伪总兵，因世泽海澄城陷被执，与其族兄施亥隐忍蓄谋，密图举事。不料吕运出首，被贼擒拿，在金门蓼罗地方磔杀，全家沉死在海，情惨实甚。经臣会疏题明请恤在案。兹准部议行臣剿灭海贼之日，将施齐被杀情由详加查明具题等因。遵即移行详查去后。续准巡抚臣吴，宁海将军喇、参赞刑部尚书介、署理将军礼部侍郎吴会咨查照，烦请题恤等因前来。又据同安镇总兵王英（吴英）、新投诚候补总兵陈昌咨呈，咸称奉臣密谕誓约擒逆，令伊侄施应元请兵进援，以至事泄被杀情由，及随征候补投诚各官黄性震、张胜等各具结，呈报到臣。是施齐等谋擒被杀，已经万耳万目，昭著天壤，历历可凭，实非止家人一语而已也。此虽谋擒之功未遂，而郑经因之内变，内外夹攻，贼众奔走，金厦全收。揆厥所由，二人之功似不可泯。兹准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会咨及同安总兵咨呈，并海上新投诚各总兵各具甘结前来，相应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

臣谨会同巡抚臣吴、昭武将军管提督事臣杨合疏密题，伏乞敕部议复施行。

（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㈧第八次上书举荐（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九日）：

康熙二十年，施琅最终得以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数个缘由，最终出现：

第一个，是时任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被查实有贪功之举

早在康熙十九年二、三月，清廷收复金门、厦门时，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与兵部（时任尚书郭四海）“任意妄奏”“滥冒军功”，贪称与“朱天贵密约投诚”。当时，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为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下，还以大局为重，上疏将此功劳给予万正色。三月十五日，福建总督姚启圣再次疏报其战功：“（水师提督万正色）于二月二十三日，同总兵赵得寿、黄大来、平南将军赖塔，分统水陆官兵七路进剿。将弁俱各奋勇，攻破陈州、马州、湾腰山、观音山、展旗等寨一十九处，杀贼甚众。”事实上，在康熙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此前曾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内大臣索额图为提督万正色议叙“收复金厦首功”，被康熙否定，且认为收复福建陆地全境，系姚启圣统领地方文武官员之功，相关人员均应议叙。而招降朱天贵之举，万正色再度贪功。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借口身体有病请求退休；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六日，清廷正式查实了万正色的贪功之举，兵部尚书郭四海也同时被转任。而在康熙二十五年转任云南提督后，万正色与鹤庆总兵官王珍以婪赃侵饷互参。总督范承勋劾万正色纳贿侵蚀，礼部侍郎多奇、工部侍郎傅拉塔奉康熙之命查实万正色的“虚冒兵饷、贪取贿赂”之罪，应按律论死。

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兵部题（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六日）：

恢复海坛，及厦门、金门地方。系提督万正色密遣人至伪总督朱天贵处，豫定投诚，然后率兵进取。以致各岛败遁，恢复空地，并无杀贼攻克之处。应俟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明白回奏之日再议。

得旨：进剿海贼一案，原系吴兴祚、万正色会同定议。不俟荷兰国船只，即奋勇前往，志靖海氛。万正色领水师，先行出洋。吴兴祚率陆兵，互为声援。驱除海逆，克奏肤功。尔部乃称万正色与朱天贵密约投诚，任意妄奏，以为滥冒军功，殊属不合。着遵前旨，即行议叙。

第二个，是时任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奏言“台湾断不可取”

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失去朝廷信任后，苦于没有合适的水师提督人选，朝廷也一时举棋不定。但当郑经病故，世子、监国郑克臧被杀，当收复台湾时机越来越成熟之际，包括福建最高军事长官宁海将军拉哈达及朝廷官员大多反对出征之际，特别是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向朝廷表示“台湾断不可取”之言。而决心已定的康熙，见万正色不能济事，有意将其替换：

“至五月，而尽来上本，言海寇不可平。大都是畏难有六分，而养寇以自重亦有四分。万正色更有‘三难六不可’之疏，中一条系言渠将刘国轩智勇不可当。皇上未免怒云：‘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榕村语录·续集·卷11》，李光地）”；万正色上疏《三难六不可疏》尤主缓征，抗疏具陈：“台湾远处海外，刘国轩颇能用兵，若悬军远斗，不唯有穷兵黩武之嫌，且有伤威失重之虑；且台湾变故已经数月，文武辑睦，绝无警息，遽启兵端，实为非利”，坚持认为郑军统帅刘国轩“智勇不可挡”“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台湾断不可取”；“上谕正色规取台湾，正色请缓师（《清史稿·万正色传》）”。

事实上，后来的相关情报显示，收复金、厦的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初七日，澎湖、台湾俱无兵把守；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姚启圣汇报的史料显示，康熙二十年年初郑经病故之后，澎湖防守官兵仅三百余人。

第三个，是福建总督姚启圣等疏报郑锦及其世子郑克臧相继死亡

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七日，福建总督姚启圣等疏报，逆贼郑锦已于正月二十七日死。其长子（郑克臧）为众所杀。伪侍卫冯锡范立郑锦次子郑克塽。郑克塽，即冯锡范婿也。

得旨：

郑锦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拉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原来在四月二十一日间谍傅为霖向清廷密报称了台湾的近况，这一年的正月郑经病危时，授郑克臧监国玺印。当郑经正月二十八日（1681年3月17日）去世后不久，郑氏宗室和权臣冯锡范（郑克塽的岳父）意图拥立其弟郑克塽，废掉郑克臧的延平王之位，便说服郑成功之妻董氏废掉郑克臧。不肯交出监国玉玺的郑克臧，被冯锡范等人便以“监国非藩主真血脉”之由，诬陷其不是郑经亲生，年仅十八岁的郑克臧被绞死。姚启圣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核实，并于五月十九日汇报如下：

姚启圣题为报明郑经病故郑克臧被杀等事本

总督福建等处地方文武事务兼理粮饷·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姚启圣谨题，为报明事。

康熙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辰时，据举人先用知县黄金从呈缴伪官傅为霖密禀内开称：“修来固在耀德，进取尤贵乘时。闽海用兵三十余年，良由剿抚无定局，故蔓延至今。制台文武宏才，德威懋著，奚难削平。为霖云霓望切，不揣谬陈管见，以资采择。郑人正月二十八日丑时病故，三十日缢死其长子监国，以非的（嫡）派故也。二月初一日立秦舍，年十二，乃冯侍卫之婿，其叔聪舍摄政。陈、冯互相争权，刘拥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若将现在舟师直抵澎湖，彼必尽扫境内兵属刘拒守，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交并，无不立溃。时乎时乎不可失也。”等情到臣等。

又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据漳州府龙溪县送到伪官廖康方禀称：“方于康熙十三年春遇耿王变乱，无奈遂迫胁入伪，留守内幕潜身。前岁冬授伪总制坐营中军职衔，去岁春故乡版图幸归本朝，康方随即告归，不意伪藩禁海，又被淹延至今。伪藩于正月二十五夜中风不语，至二十八夜丑时身故。长子伪监国以非伪藩血脉，系伪藩之母并伪藩之弟共废，不愿交印，遂被绞死，亦于三十夜绝气。至二月初一日，即立伪藩次子郑秦，年方十二岁，又系伪藩之弟郑聪摄政。二月二十五日始准开港，康方系二十八日开船，由粤海而来，三月初十日到十字门，船上剃头，十一日晓香山澳登岸，十三日到香山县，步行脚伤在店，十八日始下渡船到广东省城，由石龙、老龙、长乐、三河坝、平和县一路而来。此四月十九日到漳。贼势内乱，机实可乘，速恳发兵救民水火。”等情到臣等。

据此，该臣会看得：

郑逆窜伏台湾，飘突靡常，是台湾不灭，三省海患终未除也。今据举人黄金从缴到伪官傅为霖密禀礼单三纸，差来家丁杨申，又有从台湾逃回伪官廖康方呈册，俱与臣等密探相符。是郑经已伏冥诛，长子缢死，伪冯侍卫自立其婿，乃天亡海逆之时也。但事关重大，臣等刻期单骑齐赴泉州，并集水陆各镇总兵官公同会商。窃谓兵家之要不外剿抚两端，兹水师船只现在鸠工修理，所有官兵现在按期操演，一面先遣能员开示祸福，多方招抚。若复冥然不顾，则散遣间谍离其腹心，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庶几再借国威廓清外岛，亦可永奠闽方于衽席之安矣。但台湾孤悬海外，处处皆险，统帅远剿，时地难测，非臣等所敢擅定也。

除家丁杨申、伪官廖康方交发龙溪县看守，礼物贮库，伪禀、礼单、呈册、地图一并咨部查核外，臣等公议会同具题，请旨密示臣等遵奉施行。

（据《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之《忧畏轩奏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㈨第九次上书举荐（康熙二十年六月）：

康熙二十年六月，姚启圣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再次担保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称：“破台湾非水师（即海军）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请用琅为水师提督（《福建通志台湾府》）”；关于这次举荐的其他史料，至少还有以下几次：

⒈《清史稿：姚启圣列传》（清，赵尔巽）：公为布政使，尝疏荐之；不报。至是，请改正色陆路，仍以水师任施；且曰：“臣愿以百口保琅”。又奏“郑锦死，子少，国内乱；时不可失”！圣祖乃遣琅与公伺进兵。

⒉《姚少保启圣传》（清，王源）：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公与贼相拒海澄，计非水师不能克，请复其军；因荐琅，不用。及金、厦平，中外无复以台湾为事；公独谋殄灭之。二十年正月，郑经死，子少、国内乱；因请乘机进取。复以百口保荐琅；朝廷乃使代万正色，公厚资助之，欲其相辅成功。

⒊《重纂福建通志》（清，孙尔准、陈寿祺）：先是厦门既平，启圣密陈台湾可取状。提督万正色难之，言“澎湖以至鹿耳门，潮急礁险，船不得泊，进攻则主客劳逸之势迥殊，徒损国威；不如度外置之，以为外惧”。启圣曰：“不然！郑氏窃据海岛，毒害生灵，天厌其乱，众叛亲离。去岁国破，今日身亡，此天意不可失也。冯锡范胁杀其主，以擅事权，附陈绳武者皆摈斥，岂无怨心？兵临之际，必有争起而应者，此人事不可失也。诸君所虑者，港道难阻耳。然郑成功何以克济？国家兵力盛大，诸君顾乃不若一成功乎”？是时安溪李光地为内阁学士，力荐施琅可用。启圣亦奏：“欲平台湾，非琅不可”。乃以琅为水师提督，仍挂靖海将军印，而改正色为陆路提督。琅有谋略，且熟海上情形，启圣倾心任之。

⒋《重修台湾县志·姚启圣列传》（清，王必昌）：二十年，启圣以军中不可无师，具疏上请天子命内大臣伯施琅为水师提督。

⒌《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世袭轻车都尉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清，全祖望）：方施琅之叛成功而归附也，世祖即以为水师提督，驻海澄。成功没，琅以平台自任，出兵不克，颇疑其贰，召入京，不复用，而水师亦罢。公之以布政使奏军事也，即荐用琅，不报。及为总督，乃以万正色任之。至是请改正色为陆路，仍以水师用琅，且曰：“臣愿以百口保琅必无他”，天子始遣之。既至，厚资给之。是时闽人皆知郑氏亡在漏刻。公之入台，特过师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琅者，特以其为成功故将，欲借之以为先驱，而不虞琅之辄思攘功也。琅至，即密疏请以公驻厦门，而己独以师进。时公已率师出海，见琅疏不怿，自陈请行。诏召公还厦门。

三、再任福建水师提督

正是在姚启圣在福建布政使、总督任上前后三年多（康熙十七年四月至康熙二十年六月间）的时间内，至少九次上书、举荐施琅的情况下，康熙又分别与施琅的老乡、内阁学士李光地（据李光地《榕村语录》）及其施琅本人谈话后，终于在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任命原任右都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衔；原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改任福建陆路提督。其谕令如下：

谕议政王大臣等曰：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其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还京候补。（《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在《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三十五》（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和珅等撰）中的施琅相关条目中，也记载了施琅的这次复出为康熙皇帝从福建总督姚启圣之议：

本朝名宦施琅，晋江人。郑成功据住台湾，三世负固，为闽海边患。康熙二十年，圣祖从福建总督姚启圣议，拜琅靖海将军，征之。二十二年，琅率诸将舟师由铜山进入八罩，直抵澎湖，歼其精锐。郑克塽穷蹙归命，台湾平，封“靖海侯”，世袭。

而离京赴任前，已在京城被朝廷闲置为内大臣十三年的施琅，深知御前正黄旗侍卫吴启爵获得皇帝足够信任，便特别提请其为随征总兵，以表忠心。被康熙后来评价为“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的施琅，此举显然出乎寻常。查阅有关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明珠主导下，明珠、李光地与施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并为之后的“施、姚之争”，埋下了伏笔。而明珠党人之前为阻止姚启圣对施琅的举荐，功不可没，以至于在康熙二十年八月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康熙训旨，康熙特意嘱咐：“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寇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可见康熙对明珠、施琅等人的所作所为，可谓知根知底。

康熙谕令下达六十六天后的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厦门，正式就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

再二十一天后（十月二十七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疏言，督抚均有封疆重寄。今姚启圣、吴兴祚俱决意进兵。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但二臣词意恳切，非臣所能禁止。且未奉有督抚同进之旨，相应奏闻。得旨：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有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

本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的施琅，到任后即要求专征，被康熙予以严厉驳回，下旨由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施琅再上《密陈专征疏》，请求专征。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康熙又下旨驳回：“先是，福建提督施琅奏：贼䑸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当此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见在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请俟明年三四月间进兵，可获全胜。上允之。至是，施琅又奏：夏至南风盛发，不可进兵，请至十月大举。上命议政王大臣等集议：佥谓师期不便屡迁，应檄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克期于夏至后，进取台湾。得旨：进剿海寇，关系重大。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身在地方，务将海面形势、贼中情状，审察确实。如有可破可剿之机，着协谋合虑、酌行剿抚，毋失机会”。

五月初四日，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已帅师进取台湾。大兵启行之后，金门、厦门及陆路诸隘口，所关甚要。速移文福建将军、巡抚、陆路提督、总兵官等，务期有裨地方，协志和衷、严加防御、以固守要隘。

五月二十八日，安塘笔帖式报称：大兵进取台湾，以风大不得前。总督姚启圣尚驻铜山、提督施琅移泊云霄。闻海贼刘国轩等扼守澎湖诸隘，窥探我兵前进，即抄袭其后。于是议政王大臣等会议，请檄总督姚启圣、提督施琅，若目前风大，未便进剿，即统官兵回汛，整饬舟师，相机再举。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提督施琅再请专征，终获康熙旨意。

参阅姚启圣题为《舆图既广请立洪远规模事本》的上疏可知，此年九、十月间，姚启圣所患背疽危及生命，而收复台湾已是势在必行：九月十八日，姚启圣上疏称，郑克塽派员来福建议和，并“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十月初，康熙下旨：“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若其诚心削发归诚，可以招抚，须防其缓兵之计。”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福建总督姚启圣五年间所备的兵马粮草，从福建省漳州府东山县铜山港出发，挺进澎湖。至二十二日，澎湖被平定。

随后，台湾收复指日可待，唯平台为毕生信念，获得福建高度声望的总督姚启圣，也重获征、抚大权，给了台湾郑氏巨大的压力。

二个月后的七月十五日，郑克塽决定接受清廷招抚，遣伪官冯锡珪、伪侯刘国轩、伪伯冯锡范、伪副使刘国昌、冯锡韩等提交投诚文书，交由招抚之权的姚启圣转交朝廷；七月二十日台湾政权向总督姚启圣的招抚代表林升、巡抚金鋐的招抚代表郑瑞生正式投诚；七月二十七、八日间朝廷得姚启圣奏报台湾请降之疏请，康熙即命撰敕招抚，发给姚启圣前往宣谕赦诏；八月十八日，台湾郑氏正式剃发归顺清廷，台湾自此正式被收复。

四、附《清史稿·施琅传》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

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于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郑经）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余，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七年，琅密陈锦负隅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督战不少却，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余，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剃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征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余职官及桓等于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于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飓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于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姚波

第十二篇　权臣明珠，处处发难

明珠党人急先锋上疏弹劾

在清廷获知郑氏发生重大变故，台湾收复良机突现之际，明珠党人又开始了对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轮又一轮的攻击，累及台湾收复时机。特别是，作为明珠党人急先锋的左都御史徐元文，再度发难。距离此前清廷查实收复金厦期间的万正色二度贪功之举，为姚启圣正名之事，才仅仅过去二个月。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左都御史徐元文受权臣纳兰明珠指使，联合原水师提督万正色，疏劾姚启圣“妄借库银贸易、克扣军饷、搜刮民膏、苦役百姓、强抢民女、平台不力”等七款“莫须有”的罪名，其弹劾用辞多“刻薄凶狠”，其内容多“捕风捉影”“穿凿附会”。

对此，康熙在了解事情原委后于七月二十八日予以驳斥：“观姚启圣回奏，俱系已经题结之事”“今事平之后，乃为追论，于事何益？”“今追论不已，何异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特别一提的是，时任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的徐元文，系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殿试状元，曾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明史馆监修总裁、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官职。

但此次弹劾，最终不仅没有污化被弹劾者（姚启圣），却成为了弹劾者（徐元文）一生中的重要污点；此事不仅未见于《清实录康熙朝实录》等史料（注：明珠与徐氏三兄弟均曾任清廷主要史官）中，更是让后人得以通过《清耆献类征选编》等相关史料所涉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了姚启圣与此相关联的“荒政施策”等历史功绩（详见本书相关章节），作为明珠党人的徐元文，必然是万万想不到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仅数年后当权臣明珠日薄西山，先后被直隶巡抚（小）于成龙（1638－1700年，汉军镶红人，二十九年十一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御史郭琇（1638－1715年）疏劾之际（分别为康熙二十六年冬、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包括徐元文和徐乾学兄弟在内的明珠党人或阿附者，纷纷调转矛头，与权臣明珠进行“坚决”割裂。当然，反复之人历史上的人品评价自然不高，特别号称“昆山三徐”的徐氏兄弟，据相关史料显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二人均因自己的儿子（徐树屏、徐树声）涉及科场舞敝案而受到牵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二十九日，左都御史董讷疏参徐元文有营求、请托之事，徐元文降四级调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湖广巡抚张汧因巨额贪污被朝廷问罪，审查时曾招供向徐乾学行贿等；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御史郭琇、许三礼上疏弹劾徐党，高士奇和徐乾学都被迫“休致回籍”，康熙命徐乾学罢官回乡专心著述《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乾学因包庇“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一案勾连前山东巡抚钱钰，被追究责任；六月十四日，被明珠外甥、时任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参（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放子侄家人“招摇纳贿、争利害民，所行劣迹，还有敲诈监生学员，结交地方大员等违规事项”共十五款，被责令退休，并于次年病亡……

另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著）第5辑收录的《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的案情中，涉及控告徐乾学及其子侄等9件、徐元文4件、徐秉义2件、另跟徐氏家族有关的案件有8件。

而关于此次明珠党人的弹劾事件，在《清耆献类征选编》《清史稿》等史料中，对此进行详细叙述，现摘录如下：

㈠《清耆献类征选编卷六·姚启圣列传》

左都御史徐元文疏劾之曰：

启圣自为香山县知县秽迹彰闻，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只以逆孽变乱，孑身戎行，遂冒军功，骤致节钺。正当殚力竭忠以报恩遇，不谓素性乖张，举措轻妄，以虚词为实事、以干没为己赀；其言欺冈无据，其心险侧不平。

臣请略举数端，有大可骇者：

大臣官员侵占民利，煌煌严禁；而启圣前者妄请借司库银十二万两，经营取息：可骇者一。

启圣自陈疏称“家无片瓦”，而以臣所闻：启圣挥霍金钱不异泥沙，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两有奇，此银不从天降、不由地出，谓非剋军饷、睃民膏，臣不信也：可骇者二。

闽省民困已极，启圣不能加意存抚。乃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县乡绅戴玑孙女为妾，委其兄戴法署教官，物议沸腾：可骇者三。

海坛进师，启圣力为阻挠；一则曰不敢轻举丧师辱国，一则曰不敢以封疆为儿戏。及恢复海坛，继取金门、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其始则欲养寇，其继又欲穷兵：可骇者四。

启圣有卒数万，与海坛万余之贼相持三载，不能成功。乃欲令水师提督统新降之众远涉波涛，以图万一之侥幸；继因词穷理屈，即自请出师，漫无布置，始为是语以塞人口：可骇者五。

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心怀惭妒，跪向侍郎温岱云：“正色密遣人与伪都督朱天贵约定投诚，随让海坛而去”；其言尤为不根。海坛贼遁之后，朱天贵尚尔狂逞；启圣疏云“厦门虽经恢复，而朱天贵实为后患”。则所云“让去”者，显系妄造。臣不知启圣何心，与驱除海逆者作难如此！可骇者六。

总督封疆大吏，乃因欲行谗谮，长跪部臣之前，失大臣体：可骇者七。

兵部据启圣之言，以为兴祚等冒滥军功；赖皇上圣明洞鉴万里，令即行议叙。自此劳臣吐气，人心莫不鼓舞；克海贼者既有功，则妒功者自应有罪。总之，启圣恣睢放诞，险诈欺诬；委以封疆，甚非八闽苍生之福。乞敕部确察严议，以为人臣诡谲行私者戒。

疏入，命启圣回奏。

寻（姚启圣）奏言：

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甚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及外省贸易，颇有微息；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曾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等虽因公起见，然不应以琐事上渎宸聪。

臣自入仕京中，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革职后贸易七年，颇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业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数。

臣视师漳南，于康熙十七年七月巡边至省，见总督衙门被耿精忠屯伪官兵居住，以致拆毁倒塌。臣因捐赀修整，每日所用匠夫不过数十名，各给口粮、工价；栅外有员役搭盖小房，令其自行拆去。

至臣妾数人，俱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玑孙女，更无其事。教官戴法，乃前督臣郎廷相批委者；臣到任时，戴法已署事八月矣。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臣有《密陈进剿机宜》清字一疏，请水陆各分五路进兵；内称：“转盼来春南风一起，船只难行；又须坐守一年，徒费钱粮”。

臣彼时尚尔踊跃，岂至次年辄肯迟滞！且抚臣一经拜疏出师，臣即会同将军杨捷亲领弁兵进攻岛屿、海仓并十九寨，上下夹攻以分贼势。至得厦门之后即攻台湾，臣先于十八年九月有密陈《一统规模》清字一疏云：“前得厦门弃而不守，亦不再攻台湾，将船只尽毁，以致海贼复起，我兵无船可用；今托皇上洪福，如得厦门之后即进剿台湾，不难破卵覆巢”。是臣欲攻台湾，始终如一；非既得厦门，方请宜取台湾也。

及十七年九月，臣等大破海贼于蜈蚣山，实因兵单不能分取海澄观音山等处；至十月中，催各路官兵到漳，而贼已深沟高垒矣。平南将军臣赉塔、抚臣吴兴祚、提臣杨捷及臣等会商：若止于陆路进兵，断难必胜；决须水陆夹攻。臣百端策划，不敢轻举贻误封疆；审有可取之机，方敢上疏自请督师，始为是言也。

侍郎臣温岱入奏之言，臣得之朱天贵；天贵六月到漳招抚投诚之说，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总之，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则平贼之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乎！温岱曾云“总督、提督俱要和衷”，臣因望阙跪誓，不肯负恩；岂跪部臣乎！

总之，臣任闽三载，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罪。

伏祈敕部严加议处，另简贤能；庶臣心安而臣心白矣。

疏入，报闻，下部知之。

二十一年二月，叙（姚启圣）恢复海澄、克取金门、厦门功，授“骑都尉”世职，加“一云骑尉”。

㈡《清史稿·姚启圣列传》

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

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

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

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

臣于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

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

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

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于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

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

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

其中，关于朱天贵由谁招抚的问题，在康熙实录上也给出明确答案，即系水师提督万正色滥冒军功，审查不当的兵部尚书郭四海也因此被调离兵部尚书；而姚启圣曾密遣总兵官朱光祖，要求朱天贵将之前招抚征逆将军刘进忠之际从中作梗的伪总兵马兴龙，先行用心拘禁（縻絷）。朱天贵投诚之前，即已暗拘马兴龙父子及弟五人沉死海中，且带各伪总兵随朱天贵一起投诚。姚启圣对此汇报说，“朱天贵于未经投诚之先，而能诛已抚复叛之贼，实心报国、功不可泯。”（详见上文“招抚朱天贵”章节）

兵部追赔姚启圣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十三日，兵部题：“原任福建总督姚启圣（已故）修理兵船、兵器浮冒钱粮四万七千余两，应行追赔”。得旨：“姚启圣攻取台湾，著有劳绩；著免其追赔”。

此时，距离福建总督姚启圣过世九个多月，自然已无法再次为自己辩白，且当时权臣明珠一党独大，个中缘由史书上仅一笔带过。而乾隆年间为姚启圣立传时，史官遵循乾隆之意，并未一味称颂，更令人一时无法得以一窥历史全貌。但从《绍兴姚氏谱》中，可以得知乾隆后来为姚启圣列传，并奖励了一套别业（别墅），与康熙一样对其生平进行了肯定。

笔者特意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从中发现了一些线索，先看几条史料：

⒈令福州同知苏良嗣督造战船；（后，）会苏良嗣战船报竣，贼遣侦者数辈觇动静，启圣故示以弛缓。值元夕（元宵）令百姓张灯，自与文武大僚置酒还珠门楼上，若无意用兵者。漏下二鼓，忽称疾，命属吏行酒，而启圣已开南关，疾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精锐出师矣。（《续修台湾县志·卷四·军志·戡定戎略》，谢金銮、郑兼才）

⒉令福州同知苏良嗣分金计费，督造战船；其机密粮务，则端委随征同知林升。而苏良嗣督造战船，功成报竣。公夜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将士；乘风破浪，操演水师。随又回漳。（《台湾府志·卷十·定谋推毂·总督姚公平台传》）

⒊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员弁，很快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福建人物志·姚启圣列传》）

⒋康熙十八年（1679年），移驻漳州，与台迩，间谍可施。乃大开招徕馆，使随征参议道黄性震董其事，贼降者，无真伪皆纳之，高宴华轩，焜煌于道。令福州同知苏良嗣督造战船，委随征同知林升督粮运。既数月，贼稍有降者，即厚其赐予，宠以礼貌，使闻者心动。先是伪将军朱天贵来归，启圣知其勇，且熟海道，谙贼形势，特疏请以天贵参军事。至则引入帐中，相与卧起，供帐过于自奉。天贵感激，竭诚致命，得其死力，遂增置火炮军器，买上游米石，以图大举。会苏良嗣战船亦报竣，乃夜驰三百里，至闽安镇之五虎门，亲自配舟，调遣精练水师。随又赴漳，使兴化知府卞永誉、泉州知府张仲举往说贼降，而伪行人傅为霖虽约为内应，实心持两端，启圣以计杀之。十九年二月癸未，乘贼懈，遣兵攻破陈洲、观马洲、音山、石码十九寨。（《福州府志乾隆本·卷之四十六》）

⒌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奉命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等疏言：臣等已将征调舟师敕谕，令荷兰国人赍往，因赶塘石碑洋诸地，为海寇所阻不得行，故未达而还。上谕：顷因定海舟师少，已特增兵。今荷兰国人为寇所阻，何以不行扑灭，俾得前行。音问既未能通，舟师必不能如期而至。如此，则我兵遇有机会，可不俟荷兰舟师，即进剿耶。抑必俟彼船至日，方举事耶。兹以剿荡海寇，增调师旅，修理战舰，靡费军饷甚多。大将军王等，宜规取厦门金门，速靖海氛，不必专候荷兰舟师。（《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⒍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是福建巡抚吴兴祚，请修理战舰。上遣吏部郎中萨耳图等往闽督修。至是，吴兴祚又疏言，战舰二百五十艘，见在修理。若待竣工齐发，恐误风汛之期。请以修缮已毕者，同新造鸟船，配兵先发。余俟萨耳图等督趣告竣。上谕：战舰乃破贼急需，其令巡抚吴兴祚、同萨耳图等，速行修治，无误万正色师期。（《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疏言新船虽竣，旧船尚在督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⒏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二十三日，先是命福建总督、巡抚、提督，酌定进剿海寇机宜。巡抚吴兴祚疏言：“臣询之习知贼中情形者云，贼䑸虽多，不如我新造鸟船，坚固便捷。”（《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⒐（康熙）十九年，（吴兴祚）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炮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清史稿·吴兴祚列传》）

由此可知，其时负责修造战船的相关官员，涉及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吏部郎中萨耳图、福州同知苏良嗣等人。

此前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一代廉吏”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康熙十八年夏，福建巡抚吴兴祚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于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升任福建布政使一职；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直隶巡抚。期间，相继作为负责监督职责的按察使、负责行政和财赋的布政使，一代廉吏的于成龙对此自然知根知底，不仅没有依附明珠党人，还与总督姚启圣合作无间。要知道，权臣明珠与廉吏于成龙之间，还颇有渊源：

康熙十三年（1674年），明珠嫡长子纳兰性德迎娶了姚启圣“香山案”案发后自杀的卢兴祖（原任两广总督）之女卢莲轻；而当年（康熙六年，1667年）的两广总督卢兴祖与广西巡抚金光祖，便一起向朝廷举荐了罗城知县于成龙为广西该年唯一的“卓异”，称“罗城在深山间，民风顽悍。于成龙廉洁有为，建学馆、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凭借这第一个“卓异”政绩，于成龙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府。

于成龙赴任前，金光祖还与于成龙促膝长谈，并因其清贫特备路费，修书与四川督、抚。于成龙为报其举荐，还把自己对治理广西的思考，写成《再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留存于世。只可惜，后来升任两广总督的金光祖参与三藩之乱，被劾革职归旗；而两广总督卢兴祖，更因在擅开海禁案中索贿大量钱财而案发自杀。

而作为明珠亲家卢兴祖提拔的于成龙，后来被康熙钦赐“高行清粹”匾额，称其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福建任上（按察使、布政使）的经历，不仅没有任何针对姚启圣的打击行为，所作所为更与姚启圣配合的相当默切。

同时，查阅《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姚启圣等官员造船时（康熙十八、九年间）的兵部尚书及侍郎、户部尚书及侍郎，可知：

一、兵部尚书、侍郎

兵部（满）尚书郭四海（康熙十七年十二月至康熙二十年二月，此前为左都御史）、兵部（汉）尚书宋德宜（康熙十七年十二月至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此前为刑部尚书，继任李之芳）。

兵部左侍郎郭丕（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至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兵部左侍郎杨永宁（康熙十二年六月任，康熙十八年八月转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兵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三年八月转户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孙光祀（康熙十二年六月任，康熙十八年八月降三级调用）、兵部右侍郎项景襄（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任，康熙二十一年三月祭葬如例）、兵部右侍郎温代（康熙十九年四月已任，二十年六月转为督捕左侍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转礼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兵部督捕右侍郎金鋐（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任，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转福建巡抚）、兵部督捕左侍郎邵甘（康熙十八年四月任，康熙二十年五月转漕运总督）。

二、户部尚书、侍郎

时任户部（满）尚书伊桑阿（康熙十六年八月至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历六部尚书及文华殿大学士等职，索额图女婿）、梁清标（康熙十一年二月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

时任户部侍郎有：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梁鋐（康熙十七年五月以原任工部左侍郎转）、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喀尔图（康熙十八年四月左副都御史转任，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升刑部尚书）；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马汝骥（康熙十八年五月左副都御史升）；户部左侍郎察库（康熙十六年六月户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左侍郎于可托（康熙十七年八月户部右侍郎转任）、户部左侍郎田六善（康熙十八年五月户部右侍郎转任，康熙二十年二月原品休致）、户部左侍郎萨穆哈（康熙十八年八月户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年五月升左都御史，后升工部尚书，后因罪拟绞，卒于狱）、户部左侍郎觉罗沙赖（康熙二十年四月户部右侍郎转，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户部左侍郎科尔坤（康熙二十年四月升左副都御史为户部右侍郎，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户部右侍郎为户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朱裴（康熙十八年五月工部右侍郎转任，康熙二十年二月原品休致）。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郭琇上疏参大学士明珠党人时，勒德洪（康熙十六年年七月十二日授“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康熙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被革去大学士职务，李之芳（康熙十八、九年时在任兵部尚书）被勒令退休，余国柱（康熙二十年升户科给事中为左副都御史）被革职，科尔坤（康熙二十年四月升左副都御史为户部右侍郎，康熙二十年五月转任户部右侍郎为户部左侍郎）、佛伦（康熙十八年五月升大理寺卿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这些明珠党人在福建总督姚启圣生前，更是数度陷害，但均得以一一辩明。姚启圣过世后的次年（康熙二十三年），明珠党人更加得势，所以才再次有了这样一出诬陷：

时任兵部（汉）尚书李之芳（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任，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转任吏部尚书，明珠党人）、兵部（满）尚书伊尔根觉罗·哈占（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任，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转任礼部尚书，与明珠外甥傅拉塔，同为“伊尔根觉罗氏”）。

时任兵部侍郎：舒穆禄·佛伦（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升兵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历工、刑、户三部尚书、川陕总督，累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明珠党人）、阿兰泰（兵部右侍郎，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及吏部尚书，擢武英殿大学士）、郭丕（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兵部左侍郎转任户部右侍郎，次年卒）、杨雍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升贵州巡抚为兵部左侍郎）、马世济（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兵部右侍郎转任吏部右侍郎）、达哈塔（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调兵部督捕左侍郎转任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后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库勒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调户部右侍郎为兵部督捕左侍郎，后擢户部、吏部尚书）、熊一潇（兵部督捕右侍郎，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转任吏部右侍郎）。

此外：

时任工部尚书：萨穆哈（满，继任佛伦、阿兰泰）、杜臻（汉，继任陈廷敬）；时任兵部尚书：哈占（满，继任伊桑阿）、李之芳（汉，八月改吏部，梁清标以户部尚书原衔管，再继任张玉书）；时任吏部尚书：伊桑阿（满，继任达哈他）、宋德宜（汉，七月迁文华殿大学士，九月李之芳继任）；时任刑部尚书：诺敏（满，继任禧佛、佛伦）、魏象枢（汉）；时任礼部尚书：介山（满，继任杭艾、哈占）、沙澄（汉）；时任户部尚书：杭艾（满，继任科尔坤、佛伦）、梁清标（汉，继任余国柱）。

其时，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升吏部左侍郎张士甄为刑部尚书；九月初四日，命户部尚书梁清标以原衔管兵部尚书事；以左都御史余国柱（明珠党人）为户部尚书；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调吏部尚书伊桑阿为兵部尚书。

可见，事件发生时，当时（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是在调动重要六部官员期间。查阅户部史料，恰好有吴兴祚浮冒的史料，现摘录如下：

（康熙二十四年）吴兴祚疏请于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清史稿列传四十七》）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二十三日，都察院遵旨议覆，“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参广东广西总督吴兴祚，鼓铸浮冒，户部不行稽核一案”。查吴兴祚，先经题请鼓铸银两，就本省司库支银三十万两。于康熙二十六、七两年，止奏销十二万九千余两。余银十七万余两，并未奏销。又户部据咨私拨江苏银三十万两，未经具题，并无着落。应将吴兴祚降三级调用。其据咨拨给，不行稽核之原任户部尚书科尔坤（康熙皇长子胤禔岳父，明珠党人），见任尚书今升吏部尚书鄂尔多，原任侍郎今升总漕董讷，见任侍郎傅腊塔（明珠外甥），俱降二级调用。得旨：鄂尔多、董讷，居官尚优，着带所降之级留任，余依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二十八日，吴兴祚为右翼汉军副都统。（《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月初四日，兵部疏参右卫将军希福等不收八旗拨送马匹，以致虚费钱粮。希福应革职，护军统领札木素、内大臣护军统领四格、副都统方额、马锡、张素仪、吴兴祚等，俱降三级调用。（康熙）从之。（《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特别一提的是，吴兴祚作为康亲王杰书嫡系，查阅杰书与明珠的关系，可以得知康亲王杰书八女、郡主淑慎（1681－1706年），后来还嫁与明珠之子揆方（1679－1707年），生子纳兰永寿（1702年10月1日－1731年2月12日，乾隆舒妃之父），也就是说明珠与杰书后来也是亲家。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还为纳兰揆方之妻，康亲王第八女郡主撰写了墓志铭。

查阅史料可知，姚启圣从政后捐资的银两总数近百万两之巨，全祖望所撰的《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这样记叙道：“自公以布政使随征，即自膳部兵，不资国帑。及筑修来馆于漳浦，招抚用三四十万。及赎难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勋大赉，又十余万。而又未尝丝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经营所自出也。公笑曰：‘台湾则既平矣，然亦销金一大锅子矣’！”

特别是权臣明珠及其党人，不择手段阻挠姚启圣收复台湾，甚至以古人迷信的彗星之说来迫使水师延期进兵，愈加加重了自膳部兵的姚启圣军资紧张。

即便总督姚启圣采用种种开源节流的手段，倘若没有巧妙利用平抑粮价、盐价等打击之机，借机收缴投机商贩不法所得，从而起到助民益政、大增军资的意外效果，要养活这一大批收复台湾的清军水师、陆军，实是不易。

而关于造船的费用，最直接的证据是康熙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惊悉刚刚上任十日的施琅上疏请求专征之际，姚启圣在《进攻淡水夹击台湾事本》上疏中特别提到：“臣等四月闻郑经死时，即造船募兵、措饷置械直至今日矣”“今日进剿台湾，臣等不敢上请国帑一分，不敢下派百姓一件，一切造船、募兵各项费用，并水师提臣及四镇所需军械、犒赏等项，皆系臣等捐办。”

在《总督福建少保兵部尚书姚公再造全闽鸿功碑》上，礼部侍郎富鸿基明确记载启圣公“膳养甲兵一万五千有奇，捐造战舰二百余艘，缮甲帐器械等数十万，不取民间一钱”，可见二百余艘战舰即为姚启圣本人捐造，再加上膳养的士兵、配置的战备物资，何止这区区四万七千余两？明珠党人对已故总督姚启圣的诬陷之举，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珠党人“脏车”沉河

姚启圣与明珠党人的冲突，也直接体现在其长子姚仪在京城与“昆山三徐”的直接冲突上。这也是时任总督姚启圣在过世前夕，欲调姚仪出京城，自文职改为武职的直接原因。

《绍兴姚氏谱》中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十一日，姚启圣在上奏中说：“臣子姚仪蒙皇恩，已（于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补狼山总兵矣，但臣父子蒙恩过重、超拔过优，即授臣子“总兵”之职，也应补授边陲远地，得以勠力疆场。非臣报国之初心，也非臣子自文改武之本意。”

其背景，据清朝宗室大臣、史学家、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1776－1830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八世孙、礼烈亲王代善七世孙、和硕康良亲王杰书之玄孙、和硕康悼亲王椿泰之曾孙、和硕康修亲王崇安之孙、和硕礼恭亲王永恩之长子）在《啸亭杂录》一文中，写道：

“姚制府启圣，佐先良亲王平闽，决意欲灭郑氏，以绝民望。尝与纳兰太傅明珠不睦，太傅嗾徐总宪元文（徐元文，1634－1691年）劾之。立斋故为顾亭林甥，亦嗛公所为，遂周内其罪，露章弹劾。幸仁皇帝（康熙）察之，不究其事。公子仪心衔之，侦之其兄健庵（徐乾学，1631－1694年）自某学政归，苞苴无算，伺于卢沟桥，候其车数十乘至时，公子固兼人力，乃拽其车尾，尽掀于巨浪中。大言曰：‘若辈资财，皆取诸不义者，敢与予鸣之官乎？’健庵惧，隐忍而已。事久，仁皇帝闻之，大笑曰：‘姚仪此举，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闲置郎署。’遂改授武职。立功海上，洊至南阳总兵官，以善终。”

上述情节虽无其他史料佐证，但综合《绍兴姚氏谱》等史料中姚启圣及其子孙的言行资料来看，此事想必是十有八九之事。作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昆山三徐”，姚仪在卢沟桥上将徐乾学受贿的“脏车”推入永定河中的这一举动，自然令徐乾学等人颜面大失。在当代武侠小学《鹿鼎记》中，金庸先生将此故事情节嫁接于主角“韦小宝”身上，充分体现了“快意恩仇”的一面。

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明珠党人在总督姚启圣攻台工作准备就绪之际，除了以种种理由阻挠攻台，作为明珠党人急先锋、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徐元文，还以七条莫须有的罪名对姚启圣本人进行直接攻击。通过姚本人向康熙回复中的逐一澄清，让此诬告成为了徐元文人生中勾结明珠的一大污点、笑料。康熙实录中，掌管史料记录的明珠党人，只得有意无意间回避了这条诬告记述。

作为“昆山三徐”的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均先后担任《明史》总裁或监修；三人也先后担任过乡试主考官或副考官。特别是总督姚启圣过世后的次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的顺天乡试中，时任左都御史的徐元文，其子徐树声与侍讲学士徐乾之子树屏，同届中举顺天举人。康熙事后发觉，中举之人皆为江浙之人，而湖广、江西、福建之人竟无一人中举，显然有悖常理。

时任左都御史陈廷敬，受康熙之命处置了这起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陈廷敬秉公办案，不受明珠党和索额图党的党争影响。在随后的复查中发现“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特别是徐树声、徐树屏等人或文体不正，或字句疵累，昆山徐氏因此遭到朝廷罢官，更成为科举史上的一大笑话。作为明珠嫡系党人的“三徐”，在之后也逐渐与权臣纳兰明珠分崩离析。此外，查姚启圣的《忧畏轩遗稿》（详见《绍兴姚氏谱》）之中，有一篇名为《寄陈伯文侍御》的五言律诗，或许正是姚启圣早年写给陈廷敬（存疑）的诗，现摘录于下：

寄陈伯文侍御

自作郎官后，方知侍御尊。

埋轮清辇道，煮海壮军屯。

赖子光吾党，惭余负国恩。

读书在行道，富贵复奚论。

从该诗文中也可以看出姚启圣的处世哲学：一个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姚启圣重新出山后，不仅为百姓施行“革除大珰、严禁火耗、开浚河道、修理桥梁”等暗合“范仲淹之‘荒政三策’”等措施（详见上文），还在任上积极整顿吏治：“贪官即刻参处，蠹役（害民的差役）立毙杖下”。

没有自己的以身作则，自然难于执行如此严政。事实上，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姚启圣就任福建总督当日，即发布《禁革馈遗》严禁下属文武官员前来送礼。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又立下重誓：

“如我受尔等馈遗、暮金、代仪、币帛、杯缎以及寿烛、果品、小菜各物一分一厘者，姚即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刃万箭之下。文武各官如不洗涤肺肠，改做清官，爱民如子，仍前败检害民，我若听情面不参不杀者，姚亦当男为盗、女为娼，死于千刃万箭之下”。

从史料上看，曾先后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1639－1712年，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工户吏三部尚书、左都御史，授文渊阁大学士）、（小）于成龙（1638－1700年，曾任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加总督衔直隶巡抚、河道总督等职）相继与权臣明珠不和；而清代著名廉吏（大）于成龙（1617－1684年），虽有卢兴祖（明珠亲家）的举荐之恩（广西罗城知县任上被举“卓异”，得以升四川合州知州），在福建任按察使、布政使期间（1678至1680年），仍与时任总督姚启圣合作无间，更因其操守被康熙称为“今时清官第一”。而在（大）于成龙去世时，不仅身边没有子女亲人，就连二两银子都没有，于是（小）于成龙主持料理了老上级（大）于成龙的丧事。在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中这样记载道：“时署中无亲指，衣食、饭舍皆不备，江宁守于公经理其丧。”可见，三人之间交情的非同一般。

在厦门大学邓孔昭、孔立、陈在正三位老师所著的《论姚启圣》中这样写道：

军需后勤方面，姚启圣积极催趁粮晌、修造船只、捐资捐膳，为清军进取台湾准备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在任福建总督的五年间（康熙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为了应付频繁的军事活动，先后捐资至少在四十二万八千两之多，以至于在姚启圣过世后，“肃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可以说，姚启圣最终将多年的积蓄全部献给了收复台湾的事业。

姚仪资助清代“李白”

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康熙皇帝诏开特科“博学宏儒科”。三月，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彭孙遹、汤斌、邵吴远等五十人入选。而朱彝尊密友钱霍，当时也在京师，姚仪对钱霍为人和诗作十分欣赏，这为两人的后续交集埋下了伏笔。

此次特科之中，朱彝尊、毛奇龄等人与姚启圣家族多有渊源，甚至在姚启圣过世之后，他们还与长子姚仪、次子姚陶等后代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另外，康熙十六年时任江西提学道邵吴远（又名邵远平），曾与江西布政使姚启盛以及南康知府伦品卓等人一起整修白鹿洞书院。而这位江西布政使（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任）姚启盛，正是姚启圣的族叔。顺治十六年，姚万雍为避祸时投奔了姚启盛之叔父姚章楷（顺治四年进士、山东郓城县知县。其兄即为姚启盛之父、赠“资政大夫”姚章模），入汉军镶红旗籍，并改名姚启圣。

该年六月二十五日，姚启圣奉旨令其嫡长子姚仪赴京候补。八月初十日，姚仪奉旨以京官身份任用，部议后确定为同知对品京官、顺天府治中宗人府经历。八月三十日，再奉旨姚仪升任郎中。此后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二十五日，姚仪以都督佥事、候补总兵官的身份出任都督佥事兼江南狼山总兵官，这一阶段均在京师任职。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姚启圣请求朝廷让姚仪以武职到边远要塞任职，十月二十四日部议决定授予五品京堂（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寺丞、光禄寺少卿）之职；但康熙皇帝认为姚仪才干出色，且愿意改以武职为国效劳，于是改授他为“都督佥事”，以总兵官（正二品）之职任用。要知道，当时武职待遇远低于文职官员，此事也侧面印证了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中姚仪对于徐乾学的所作所为，故受到明珠党人处处迫害的姚启圣，在病重之际的担忧之情，又在过世前夕亲题匾额“还云堂”堂号，将次子姚陶承继给嫡堂弟姚日章。

姚仪任职沅州总兵官期间（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八月），从朱彝尊等人口中得知钱霍的困境，即出资为其刊印诗集，并邀请他前往自己任职的沅州居住。钱霍行至苏州，由于年老体衰竟不能成行，只得暂时居住在途中的苏州枫桥。得知境况的姚仪，便每年捐出二百两银子对他进行资助，以改善其生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姚仪病逝于云南鹤丽，年仅四十有七。此后，生计日窘的钱霍被迫回到故乡会稽上虞，尽管家贫如洗，但他的豪气却不减一分。若干年后，吏部拟任命他为训导（学官名，是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但调任令下达时方知他已去世多年。

附：

⒈《绍兴府志》：钱霍，字去病，会稽人，上虞籍。为诸生，贡太学，精举子业，然不好。独好为诗，其诗自辟阡陌、劲出横贯、不假雕饰，而姿态横生。性豪喜谈，酒酣兴至，音吐如洪钟，目闪闪有光，惊起坐客。性狷介，耻以诗文干士大夫。尝游京师，故人居华要者，不投一刺。詹事沈荃独严重之，曰：今之谪仙（李白）也。乡人姚仪好霍诗，为梓其集。

⒉《上虞县志》：钱霍，字去病。由诸生贡太学。精举业，然不好。独好为诗，其诗自开阡陌，劲出横贯，不假雕饰，而姿态横生。性豪饮，喜剧谈。酒酣兴至，吐音如洪钟，目闪闪有光，惊起座客，咸指为狂生。然内狷介，耻以诗文干士大夫。尝游京师，故人居华要者，不投一刺。少詹事沈荃独严重之，曰：去病“今之李谪仙也”。乡人姚仪好霍诗，为梓其集，欲挟至沅州官署。霍至吴门，以老不欲往仪，遂居之枫桥。每岁捐二百金子之，仪死，霍还家，贫日甚而豪气不衰。吏部以次除霍训导，檄下，已物故数年矣。

钱霍与朱彝尊等人交往甚密，常有诗唱和。顺治九年（1652年），朱彝尊长子德万夭折，次子昆田出生这一年，钱霍曾陪同朱彝尊从绍兴前往苏州，二人沿途即多次作诗附和。钱霍作诗《土城山》：“西施明艳世间稀，此地曾经换舞衣。春色不随流水尽，暮山犹见彩云飞。”朱彝尊则以《土城山和钱六》应对：“江花江草满江关，浣女清歌日暮还。曲罢彩云犹未散，春风吹上土城山。”诗句中的春色、彩云、江花、江草，以及浣女（西施、郑旦）、清歌等语句，无不表现了江南风土人情的优美。

这座“土城山”，位于今天的西施山遗址公园（绍兴市越城区范蠡路89号），相传是西施教习歌舞的地方。《越绝书》有载：“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丘土城，勾践所习教西施、郑旦宫台也。”西施、郑旦送达会稽后，勾践在会稽土城山建立了“美人宫”。在这里，她们学会了宫廷歌舞和应对礼节。后人为了纪念西施，将土城山改名为西施山。

而钱、朱二人前往苏州之途，正是当年“江边浣纱伴，黄金扼双腕”（《越溪女》唐·于濆）的二位同属诸暨苎萝村（今为“浣纱村”）美人西施、郑旦自越国赴吴国之水路。在这条同样是自山阴故水道转钱塘江再转抵苏州舟行之路，由土城山旁的山阴故水道上一路舟行向西，直到浙东运河的固陵码头，进入钱塘江，再转入古苕溪水域。沿途的石门语溪（今属于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曾为石门县、崇德县驻地）、嘉兴范蠡湖和西施妆台等西施古迹的传说由此而来。

相传，范蠡送西施、郑旦去吴国，途经嘉兴槜李园（今属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时，西施以槜李解渴，纤指一划而留有一痕，自此“西施槜李”成为了当地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

附：

拥有“西施指痕”的槜李，自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种植历史。槜李树树形优美，花似雪海，远望晶莹如雪，其果肉鲜润如琥珀，完熟后浆液极多，味鲜甜爽口，带有酒香。食用时只需在果皮上刺一小孔，慢慢吮吸果汁，吸完汁后只剩下皮和核。品质口感超群的“西施”槜李，又因其难于在别处栽培，属水果珍品，在中国“十大名李”当中一直位居首位。

而笔者的祖母姚金宝（1927－1958年，毛氏）肺结核早逝，遂家贫，祖父姚金有（1924－1989年）一时难以抚养三子二女。故笔者父亲姚德荣（又名姚三毛、陈福良，1951年出生）先后寄养于萧山（今属杭州市钱塘新区）、桐乡桃园（今属梧桐街道管辖）、桐乡史桥（今属高桥街道管辖）等地。1960年代，姚德荣曾在拥有槜李园母树的周家寄养过多年，笔者儿时也能每年有幸品尝到周家奶奶带来的这一美味。

在朱彝尊所作的《槜李赋》中，也留有“西施与槜李”的传说：“徐园青李核何纤，未比僧庐味更甜。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钱霍则以《同朱敬身舟过槜李道中》应对：“舸船信宿向晨开，为客欣同作赋才。别浦听歌风转送，薄云出日雨飞来。青青野麦侵书恍，拂拂荷香上酒杯。拟到姑苏邀月色，相携取醉虎邱回。”

另外，在今天绍兴马山姚启圣帅府故居西南10公里处的白马山庙中 ，钱霍写下了《宿白马山庙有徐文长墨迹》一文，有“文长（徐渭）吊千古，我复感前贤”之诗句，其感伤之意境，不言而喻！

附：

康熙十八年开“博学宏儒科”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自立为“大周”皇帝的藩王吴三桂病死。此前“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先后被清廷招降，三藩之乱已接近尾声。为促进满汉两族文化融合，康熙帝诏开“博学宏儒科”招揽前朝大儒耆老，在被举荐的人有203人中，彭孙遹、李来泰，以及汪楫、朱彝尊、毛奇龄等50人被录取，俱授翰林院官，分修《明史》。

　　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诏开特科“博学宏儒科”，谕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无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三月初一日平明，齐集太和门，以鱼贯入，诣太和殿前，鸿胪唱行九叩头礼毕。是日，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诸荐举人员赴东体仁阁下，太宰掌院学士捧题出，用黄纸十张，写题二道，置黄帏桌上，跪领题讫，用矮桌列墀下，使坐地作文，题为“璇玑玉衡赋”，“以天下为一家诗”。及巳刻，太宰掌院学士复宣旨云：“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原不必考试。但是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宴，为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所无，汝等须知皇上德意。”宣讫，命起，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给直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时陪宴者太宰掌院学士各满、汉二员，皆南北向坐，谓之主席，以宾席皆东西向也，余官提调皆不与焉。其夕，晚出者十余人，皆给烛竣事，然后弥封，诸试卷作四封，当夜呈进。此次无论已仕、未仕，一体保荐。其应举者，除京城现任官员外，官人布衣，各给月俸银三两，米三斗，旋取列一等彭孙遹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悉令分修《明史》。中有以布衣超授清秩者，而应举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舆马，舁以篮筥，驰赴国门者。施愚山久于仕宦，应征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称贷以营寒具。其他贫士，或就食畿辅，或寄宿僧庐，北地苦寒，狼狈万状。

是科取中者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侍讲一：邵远平；侍读四：汤斌、李来泰、施闰章、吴元龙；编修十八：彭孙遹、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陆棻、钱中谐、袁佑、汪琬、沈珩、米汉雯、黄与坚、李铠、沈筠、周庆曾、方象瑛、钱金甫、曹禾；检讨二十七：倪灿、李因笃、秦松龄、周清源、陈维崧、徐嘉炎、冯勖、汪楫、朱彝尊、邱象随、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李澄中、庞垲、毛奇龄、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黎骞、高咏、龙燮、严绳孙。或谓是时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以天下为一家》之诗题，其或然欤。（摘选自《在园杂志》清，刘廷玑撰）

御赐“清慎勤”匾额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康熙御书“清慎勤”三大字，颁发各省督抚；八月十一日，内阁中书德启纳将康熙钦赐“清慎勤”匾额，送至姚启圣总督府。

“清慎勤”，其意为“清廉、谨慎、勤勉”，出自宋代吕本中《官箴》，一说出自司马昭之言。是现今流传最广的“官箴”，康熙以后至清末都将“清慎勤”作为官场座右铭。

其时吏部、礼部二部官员分别为：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时任吏部（满）尚书介山（康熙二十年五月刑部尚书改，康熙二十二年二月改礼部尚书）、吏部（汉）尚书黄机（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迁文华殿大学士，继任兵部尚书宋德宜）。吏部左侍郎觉罗沙赖、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科尔坤（胤禔岳父，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吏部左侍郎张士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升刑部尚书）、吏部右侍郎杨永宁（康熙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过世）、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杜臻（官至工部、刑部、兵部、礼部尚书）。

康熙二十一年时任礼部（满）尚书帅颜保、时任礼部（汉）尚书吴正治。同年礼部侍郎有：杨正中（礼部左侍郎）、阿兰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吏部尚书，擢武英殿大学士）、张玉书（礼部右侍郎，官至刑部、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富鸿基（礼部右侍郎）、达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牛钮（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李光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国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浙江总督、福建总督、刑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兵部侍郎）、胡简敬（礼部右侍郎）、金世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工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喇巴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理藩院侍郎）等人。

附时任礼部（满）尚书赫舍里·帅颜保资料：帅颜保（1641－1684年），家族为满洲八著姓之一的赫舍里氏，隶属满洲正黄旗，其父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辅政大臣索尼堂弟、索额图堂叔，官至六部尚书。康熙六年闰四月十九日，命内国史院学士帅颜保、内秘书院学士范承谟，教习庶吉士；康熙六年九月初五日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命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为总裁官，学士塞色黑、禅布、帅颜保、岳思泰、多诺、明珠、范承谟、刘秉权、周天成、刘芳躅、田逄吉、綦汝楫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达哈他、马尔堪、纳桑阿、卢震、侍读喇沙里、杜冷额、内图、额色、噶卜喇、田启光、典籍伊尔哈、噶布喇、王国安、董昌国为满纂修官，侍读学士单若鲁、田种玉、侍读宋德宜、熊赐履、编修田麟、王勖、李平、张玉书、朱世熙、检讨李天馥、陈廷敬、吴本植、朱之佐、申涵昐为汉纂修官；康熙八年六月初七日，升内国史院学士帅颜保为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七月初五，以吏部右侍郎帅颜保为漕运总督；康熙二十年五月初八日，以一等公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调刑部尚书介山为吏部尚书，升漕运总督帅颜保为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调工部尚书帅颜保为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礼部尚书帅颜保，再引疾乞解任，得旨：帅颜保准解任调理，病痊起用；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予故致仕礼部尚书帅颜保，祭葬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