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双文：你所不知道的战时陪都生活细节

姚波

    湖北军政界的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月29日，“李庚生来寓，甫坐下，陈叔澄继至，均言农历年关，百物涨价，公务员及学校教职员，皆有不能生活之虞。此等情形，固早知之，即吾人亦同感受困苦，由于时势造成，任何人无法转移，惟有勉强忍耐，以求侥幸于万一耳！”甚至何成濬本人牙痛已久，也不敢轻易决定去治疗，2月29日，“接邮局送交黄离明自蓉寄来一函，系询问何时到蓉医治牙疾。此行本早在意料中，所以迟迟不决者，一则以拔牙装牙，需时颇久，二则以旅费医费约计非数万元不可，法币之实质，固极低减，余等之薪给，每月不过五千余元，因此再四筹度，未便轻率前去，当即概略函复之。”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坐片时辞去。近日物价高涨，各地皆然，即重庆一地，政府用全力遏制，竟毫未收效，现在之物价，较去岁年底均增加数倍以上，遏止愈严，高涨愈速，倘无策挽回，前途殊觉危险也。”14日，另一人告何，昆明物价“米每石约一百二十斤需三万四、五千元，猪肉每斤八百余元。”4月16日，有人约何成濬往留德同学会午餐，“西菜每份需千五百元，物价之昂贵，真出人意想之外”。

    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五女，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

    过去我们熟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从上述情况看，似也未必尽然，后方“吃紧”的也实在不少，甚至包括许多中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