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还把这篇前言易名为《论胡风的宗派主义》,发表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有家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有着很大影响的文艺论文,据笔者所知,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宗派主义的文字。 关于胡风抗战后期理论上的偏差和宗派主义情绪,文坛上早有议论。备受他们攻击的茅盾、沙汀、刘盛亚、臧克家、碧野等自不待说,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作家也耿耿于怀,隐忍不敢言或不屑谈。 据近年来公开的《叶圣陶日记》,也记有对胡风不满的若干文字: “十月十日上午,克家来,谈文坛情况,于胡风颇不满,谓其为取消主义宗派主义之尤,于他人皆不满,惟其一小群为了不得。余于此等事向不甚措意,然胡风之态度骄蹇,亦略有不满也。”(1947年10月10日) “八时后白尘来谈,亦颇不满于胡风。”(1947年10月12日) “下午,杨慧修来谈胡风之为人及持论。此君自命不凡,否定一切,人家之论皆不足齿数,而以冗长纠缠之文文其浅陋。余于文艺理论向不措意,唯此君之行文,实有损青年之文心。”(1948年10月19日) “夜间白尘来,亦谈胡风之文与人。”(1948年10月21日) 1947年,胡风主编的《希望》已经停刊,但打击“反现实主义”的努力更加风发蹈厉。那个时候,楼适夷在上海主编《时代日报》的文化副刊,他是胡风的老朋友,他的副刊正缺少稿件,胡风便把组织来的稿件一批批地送给他。楼适夷回忆道: “在编辑上第一个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风,报社一个青年记者老往胡风那儿跑,每次从不空手,总是带来好些文稿,供我选用,用不着为发不出稿子发愁。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学小评论,有的评论还相当尖锐。我觉得只要内容讲得有道理就采用,不管作者是谁,也没多少顾虑。这可得罪了一些人。”(《记胡风》楼适夷) “我们发了很多文章,其中不少是所谓‘胡风派’的。我同胡风很接近,他办《希望》我们接触较多,他把阿垅的文章、路翎的文章送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都给他登了,如批评马凡陀,批评臧克家、姚雪垠、田汉的,我都登了。”(《我谈我自己》楼适夷) 姚雪垠向胡风挑战的文章在单行本、杂志和报纸三处发表后,胡风震怒,当即组织反击。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载《泥土》第4期,1947年9月17日)。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和其它稿件寄给胡风。胡风1947年9月22日给阿垅的回信中写道: “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当年人们所说的“生活关系”指的是政党组织关系,胡风的信中所指便是赞同阿垅在文章中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同信中,胡风不赞成阿垅文章中引用姚雪垠的原作,他批评道:“但写法,我觉得愈少引用原作愈好,否则有一种辩解的气息,因而力量不浓。当然,这样写法是较吃力的。” 其实,阿垅在文章中很少引用姚雪垠的原文,也基本上没有艺术分析,但还是写得“较吃力”,且让我们摘引几段如下: “农民我说我不清楚吧,但是兵士,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可以以我底差不多十五年的军队生活作见证:姚雪垠底兵士生活,底‘性格’,底形象,实在是完全出自杜撰的,——不管这个士兵原来是什么‘阶层’出身。” “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他‘刻划’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窘’。” 阿垅当过兵,便以此来证明姚雪垠笔下的此“兵”非彼兵,这种逻辑显然不能成立;阿垅读到了《雪垠创作集》,应该知道出版社名称,为什么还要问“什么出版机关”,又要问作者“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显然话中有话;出于对“特务”的愤恨,阿垅可以破口大骂,但凭流言杀人,是否太武断了一点。 根据胡风给他的信,我们可以推断,阿垅的文章是根据胡风前信所提供的所谓姚雪垠的“生活关系”而措笔的,他暗示姚雪垠暂住地“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此时,胡风和阿垅已经把姚雪垠当成政治上的死敌! 胡风收到阿垅寄来的《泥土》后,把阿垅的文章交给《时代日报》的编辑顾征南转给楼适夷,分两期在《时代日报·文化版》上发表。姚雪垠读了文章后,非常气愤,找到报社来。顾征南回忆中写到了这件事: 有趣的是,阿垅文章发表后,有一天我回报社,楼老和我说,刚才姚雪垠上门来了,他责问我为什么要发表阿垅的文章,我说,你无权干涉我们编辑工作,你可以在那里骂别人,别人也有地方回答你。 1947年的上海文坛,只能用“混战”两字来形容,这边骂胡风等“宗派主义”“法西斯主义”,那边骂姚雪垠、陈白尘、马凡陀、李健吾等“客观主义”“市侩主义”“色情主义”。上海《大公报》有点看不过去了,便以纪念五四为由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那里走》,指出: “近来有些批评家对于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论文来指摘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在国家患着贫血,国人患着神经衰弱的今日,这现象是大可原谅的。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予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意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 “谁能举出过去两年来可以与《阿Q正传》,《子夜》,《“差半车麦秸”》,《华威先生》伦比的一部作品呢?” 《大公报》此时已被“左派”人士诋为对国民党政权“小骂大帮忙”,无视它还有代表社会基本民主要求的一面。这则“社评”是否还有点道理,明眼人心知肚明。这是题外话,在此不论。两面夹攻 上海滩两派“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酿着另外一场风波,那里聚集着一批有组织的文化人,他们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全面清算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这刊物是由共产党文艺机关领导的,主编邵荃麟,主要撰搞人都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层中人,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 1947年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加剧,在共产党的指示下,蒋管区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秘密迁往香港,准备分批转移到解放区。1948年初的香港简直成了一座文化城,比抗战时期的重庆还要热闹。香港是港英当局的地盘,由于自顾不暇,根本不管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只要不反对它,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甚至可以写文章骂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绝对无人干涉。解放军的胜利指日可待,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感到自己是站在新世纪门口的幸运儿。当他们第一次享有舆论自由的时候,便畅所欲言,狠狠地渲泄腹中沉积已久的怨气。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政治军事放言无忌,当然,谈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文学,这是文化人的本行。然而,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心境下,其实是并不太适合谈论文学的。 郭沫若首先吐出积怨,他受够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也受够了胡风等对他的嘲笑和轻视。近几年来,从《希望》到《泥土》,从“无条件反射”到“斫樱桃树的故事”,他一直是人家的俎上肉。刚到香港一个多月,他便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建立人民的文艺”,消灭“反人民的文艺”。他认为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第一种是茶色的文艺;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他们骂《李有才板话》,他们骂陈白尘的《升官图》。对于这种文艺,应予消灭”。 郭沫若的文章传到内地,蒋管区内正“内战”着的两派都为之一震,叫好的有,蹙眉的也大有人在。文章传到北平,《泥土》立刻大哗,主编在“编后记”中一通大骂: 看到了臧克家主编的《诗创造》里面的“怀着伤蔑的暗箭”的《后记》,不久又有了陈白尘底劝《泥土》改请叶青题字的建议,同时著名的吹捧批评家许杰便大叫 “批评的混乱”,那位惯于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玄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射论者还下结论说《泥土》是托派刊物……(见《泥土》第5期) 茅盾也到了香港。他是胡风等人的眼中钉。从批判《论主观》开始,到《清明前后》的论争;从作《读书杂记》为姚雪垠等辩护,到实际上被胡风等作为“客观主义”的总头目进行“整肃”,茅盾凭籍他的渊博和儒雅,凭着他的不可轻视的创作和批评实绩,成了胡风推行其理论的最大障碍。胡风等在信中嘲讽他为“抬头的市侩”和“清明先生”,但无奈他何。在香港文协组织的新年团拜会上,茅盾也吐出了肚子里的怨气,同时他“建议香港文艺界应该加强文艺批评工作,纠正前一时期主要存在于上海的文艺批评的偏向。这种偏向表现在对正面的敌人不去批评,好象有危险,而对自己阵营却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这些批评调子唱得非常高,非常‘左’,使青年以为这是最革命的,但实际上它是要引导青年到错误的方向:这种偏向,在上海本来应该提出来检讨和批评的,但没有做,希望香港的文艺界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郭沫若和茅盾的提议与文委(党在香港的文艺领导机关)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久,文委指示邵荃麟和冯乃超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等的理论和创作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刊物第一辑上,发表了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第二辑上,发表了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这两篇重头文章都正面地批评了胡风等的理论主张,虽然也承认抗战文艺存在着病态现象,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着“右倾”倾向,但病态的原因已不再是什么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分离”,而是“文艺上人民大众的集体主义意识的焕散,个人主义的意识的高扬,因而招致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想的抬头”;对于病态倾向的分析也不再沿用胡风的“市侩主义”“客观主义”的术语。而代之以 “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文章还特别分析了胡风等“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它“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与上述病态倾向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立足点和参照系都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现状为基准的,但能否运用来剖析国统区(蒋管区)的文艺运动,能否据此以“右倾”概括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许多人另有看法。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刊物上最有份量的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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