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轩自传《历劫奋飞》第一部《寒星》

姚波

第七章  悲情的遥望

      转机
　　　原来那些商贩们欠我的一百多万几乎一分都没有要回来，我只能做些小买卖，艰难度日，连个像样的落脚点也没有。在蓬莱公园的门口，我认识了一个老乡“郑叔”。郑叔四十多岁，推着一辆手推车在公园门口卖蜜饯。手推车上面的玻璃箱里装的是腌制过的话梅、杨桃干、芒果干等蜜饯、凉果。
　　　有一天，我闲来无事，又去郑叔那儿瞧瞧。期间，来了一个郑叔认识的老乡，叫郑荣科。
　　　郑荣科跟郑叔寒暄了一会之后就问道：“你认识的人有没有会做蜜饯的？”
　　　郑叔想了一会，摇摇头说：“没有。”
　　　郑荣科：“我原来那个做蜜饯的师傅走了，我那里还剩下好多毛坯没有加工好，现在急着要请一个会做蜜饯的人来弄，要不然太浪费了。”
　　　郑叔：“那我帮你打听打听。”
　　　我在旁边听了两人的对话，心头一亮。郑叔跟我刚认识没多久，而且我病后还未完全康复，话也懒得说，所以郑叔对于我以前做过什么并不了解，不知道我在蜜饯作坊待过。其实，在妹叔那儿的时候，我就常留心蜜饯的制作工序，虽然没有实际操作过，但自信基本上可以将蜜饯做出来。此时，听到郑老板要找蜜饯师傅，我的心蠢蠢欲动，很久没有工作了，我急需一份工作来维持我的基本生活。我没有犹豫多久，就上前毛遂自荐，说：“郑老板，您打算请人做蜜饯吗？我会。我不但会做蜜饯，而且还会推销，我在其它蜜饯作坊工作过。”
　　　这回轮到郑荣科眼前一亮了，他在心里思量：“眼前这个小伙子竟然说他不仅会做而且还会推销，那不是比我之前那个师傅还更优秀嘛。原来的只会做不会推销，以致于生意越做越差。”他很高兴地跟我说：“这样？！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我那儿上班？”
　　　“随你安排，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我就什么时候过去。”
　　　“越快越好，你尽快过来吧。”
　　　“好，那我就明天过去吧。”
　　　“一言为定。你明天就到提兰桥区临平路82号找我，我那个店名叫做晋隆糖果店。”
　　　“一言为定。明天见。”
　　　第二天一早，我背上一床旧被子，照着昨天郑老板给的地址找了过去。
　　　郑老板见了我很高兴，招呼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我很久没有吃这么好的饭菜了，也不客气，高高兴兴地吃了个大饱。吃过饭之后，心急的郑老板带着我去了里面腌制蜜饯的工作间，一一介绍情况。
　　　我看了看，说：“郑老板，我们现在应该先将腌制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跟配料都配齐，然后再动手加工。”
　　　我先去十六铺的黄浦江边买糖浆。这种糖浆是这么来的：那些用来装糖的麻袋上面不可避免地沾有一些糖，工人们将装过糖的空麻袋放在水池里泡，再用长长的大木棍使劲鼓捣。杂质沉淀之后，再把这洗出来的“糖水”放到大锅里煮，煮过之后浓缩为糖浆。工人们将这些浓缩的糖浆盛在小桶里或是瓦坛里出售。当时的糖很紧张，不是随随便便有钱就能买到的，需要糖票。只有这种糖浆才不需要凭票购买。做蜜饯的人买的就是这种糖浆。除了糖浆，我还买了甘草粉以及糖精等配料。
　　　第二天，材料、配料都准备好以后，我一早就将原材料跟配料按一定的比例放到锅里去煮。此时我心里有点紧张，我实际上也拿捏不准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地将蜜饯制作出来，因为我发觉妹叔有时会偷偷摸摸地背着我去加点什么配料。但在眼下这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也只有大胆地试一试了。
　　　当时我首先腌制的是黑橄榄。上海人很喜欢吃，甜甜的，咸咸的。但是奇怪的是，橄榄已经在锅里煮了老半天了，颜色还是没有变黑。我心里着急，但又想不到什么办法，心里惴惴不安，急得满头大汗，担心制不成蜜饯反而将郑老板的原材料给白白浪费了。
　　　中午的时候，郑老板回来了，他看到橄榄还没有变黑，并没有责骂我，这让我提着的心放下了不少。郑老板思考了一会之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记得之前那个师傅制黑橄榄的时候好像要放一种化工原料明矾。”
　　　我一听马上就跑出去买来了明矾，放进锅里，果然，一会之后，橄榄就变黑了。原来妹叔背着我偷偷放的配料就是明矾。我心里很感激郑荣科老板，他对我的态度是那么的友善。
　　　橄榄蜜饯做好了，黑亮黑亮的，卖相不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拿了一颗尝尝，嗯，味道不错，跟以前妹叔那儿做的差不多。郑老板跟他的家人也过来尝了尝，大家都点头说可以。这下，我总算是初步过关了。我随后又凭着自己在妹叔作坊里面学到的方法加工成了其它蜜饯——这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蜜饯。
　　　当时郑老板的糖果店规模不大，装修等方面也比隔壁竞争对手的要差，因而店里的生意不好。在之前那个蜜饯师傅离开之后，糖果店更是没有任何生意。我的蜜饯做出来之后在糖果店里卖的话，肯定打不开销路，于是，我就像在妹叔作坊时那样，出去推销。郑老板给我提供了一辆自行车，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出去推销。
　　　因为住在提兰桥区，靠近杨树浦区、虹口区，所以在这三地推销就比之前在妹叔那儿时近多了。基本上一个上午就可以推销完并回郑老板处吃午饭，这让我着实轻松了不少，又省下了在外面吃饭的花销。我的客户包括以前的老客户以及刚开发的新客户。下午或晚上的时间则用来腌制蜜饯。
　　　我来到店里之后，郑老板一家都很高兴。原来库存的毛坯用上了，不会白白浪费掉。并且我还负责将做好的蜜饯推销出去，实现了最终盈利的目的。郑家小孩也高兴，自己家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自然有所改善，而且又有蜜饯吃了。
　　　我一边做一边摸索，在妹叔的基础上自己再探索改进办法。这个味儿是不是浓了，那个味儿是不是淡了？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味道？……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并在一次次的制作当中做一些新尝试。在我的努力之下，我觉得自己的蜜饯是做得越来越好吃了。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跟郑老板之间关于酬劳方面并没有什么约定。对于郑老板而言，他首先要看看我是不是真的会做蜜饯，是不是真的会推销，这两种功夫的水平又如何。在这些都还没有了解之前，他肯定不会胡乱开一个价格。而对于我来说，在当时落魄的状态之下，只要能解决食宿问题就行了，至于其它方面的要求要等以后自己做出成绩来了才有资格跟老板提。所以我当初什么条件也没有提就去上班了。当我顺利做出了蜜饯并推销出去之后，我才不失时机地主动问郑老板打算怎样支付我的酬劳。
　　　郑老板为人很大方，他给我开出的条件是，包吃包住，材料、工具、场地等全部由他来承担，我则负责制作以及推销。我们两人之间的利益按照所收回来的货款进行二八分成，我占两成，他占八成。
　　　郑荣科是个比较文雅的人，他经常教育孩子的一句话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是个知识分子，家里的藏书很多。我对他最高的评价是“郑老板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在我眼中，郑老板为人很明事理，人品也非常不错。他还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那就是他一年365天，天天洗冷水澡，从来没有因为冬天的严寒而在冷水澡面前退缩，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郑老板的续弦蔡淑芬比他小十几岁，为人也非常和气。老板跟老板娘都是这么随和的人，因此我在他们那儿觉得很开心。
　　　但是郑老板有个缺点，那就是不懂得节约。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郑夫人也不懂勤俭节约过日子。解放前，郑老板还与其兄共同投资了一个小型印刷厂，主要帮当铺印刷当票。印刷厂设在老北门，一楼是印刷厂，二、三楼是郑老板大哥家的住房。郑老板自己以前也开过当铺，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有比较多的熟人。当时印刷厂用的是老式的脚踏印刷机，雇了几个工人。
　　　我是在1954年的11月去郑老板那里工作的，那时已经开始了肃反运动，社会各界都忙于阶级斗争，组织上到处鼓励群众们互相揭发，让坏人们无处遁形。我到上海之后一直很难找到工作，即使当初我的要求仅仅是能够解决吃住的基本问题，并且再苦再累的活我也愿意干。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上海不需要像我这样的外来劳动力，相反，许多私企都需要人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在肃反运动中，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出现了许多任务人揭发老板、将老板揪去批斗等现象，这导致了私人企业主们宁愿缺人也不敢再雇用工人了。
　　　据说郑老板向来对自己的员工很好，所以没有出现工人揭发他的情况。但在当时的社会大形势下，印刷厂工人的工作也越来越散漫了，经常要扔开手头的活儿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郑老板印刷厂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有时候连工人工资也发不出去。此时，他几乎就依靠我帮他做的蜜饯生意来维持生活以及印刷厂工人的工资了。
　　　我收回来的货款都能拿到20%的提成，收入算是比较高的了。郑老板原有的蜜饯毛胚用完之后，就必须买新的材料，他原来80%的分成拿到手之后，很快就在没有计划当中用完了。要买新材料的时候没有钱就只能跟我借，他每次借钱都会给我开一张借据。所以，除去寄回老家给父母的钱，我几乎就没有多少余钱留在自己身上了。
　　　这让郑老板一家更加依赖我了。郑老板的哥哥听说了我的才干之后甚至想将女儿许配给我。但我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心中哪里接受得了其他女孩啊。


　　　临平路左邻右舍
　　　临平路有几个邻居留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
　　　其中有对扬州姐妹，长相都还不错。妹妹跟龙胜是同学，做姐姐的曾经主动追求过我，但我偏偏没有看上她，也许我不喜欢太主动的女孩吧。当时的扬州人在上海被叫做“江北人”，有些上海人比较歧视这些江北人。上海人向来都很高傲，他们认为，上海人之外的其他人都是下里巴人。
　　　临平路84号住了一户山东人，夫妻俩生了个女儿，是一个三口之家。他们的营生是卖炒货，炒花生、炒瓜子等等。那时候可以用来榨油的花生平常是买不到的，一切都是政府统购统销，只有年节的时候根据政府发的花生票才能买到一些。
　　　山东汉子向来以身材的魁梧以及性格的豪迈而着称，但是这个山东老板却偏偏是个惧内的人。他的老婆长得肥肥胖胖的，大家都暗地里叫她“肥婆”。夫妻俩经常在家中争吵不休，时间长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说实话，大部分人都比较同情山东汉子，认为他为人比较老实、肯干，他的老婆则是一副很泼辣难惹的样子。
　　　有几次，他们的争吵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山东肥婆在大声叫喊“我是清白的”。我心想夫妻俩会不会是在为那个面店的伙计吵架。因为许多街坊邻居都在私底下议论说肥婆经常跟那个面店伙计打情骂俏，关系暧昧。但他们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爱打探人家的闲事。
　　　虽然夫妻俩的不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谁也想不到山东汉子最后竟然会走上绝路。有一天早上，84号传出一阵阵尖叫声，大家都从被窝里爬起来看个究竟。山东汉子竟然吊在仓库梁上断气多时，脸已经发黑，舌头伸得很长很长。他的老婆女儿都哭得很伤心。街坊邻居看了纷纷摇头叹息。大家都说那男人太傻了，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真是难以置信，一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平日里看起来满正常的，突然这么轻易就自己了决了。也有不少人责怪他的老婆，认为都是她把自己的丈夫逼上了绝路。她是一个凶女人，又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好好的日子不过，整天跟丈夫吵吵闹闹的，现在可好了，把丈夫给逼死了，以后做寡妇的日子有更好过吗？真是傻啊，两夫妻都是傻瓜。
　　　我的内心很同情那个卖炒货的杨老板，他的自杀使得我更加讨厌那个肥婆。并且杨老板死后几天，肥婆也不好好给她丈夫办理后事、超度亡灵等等，我心中更加不满。于是，我跟龙胜等人商量好了要捉弄捉弄肥婆。
　　　当时我做蜜饯的工房跟84号房的院子隔着一道竹篱笆。我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在工房里挑拣果子、制作蜜饯。我有意要吓唬一下肥婆，于是，在晚上挑干果的时候，我故意好像在和杨老板的鬼魂说话一样：“哎呀，杨老板啊，你走了就走了，不要回来吓唬人，舌头不要伸的那么长，七孔流血好吓人的。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快走吧。冤有头债有主，谁害你的你找谁去吧，干嘛又把舌头伸到楼上的窗户那里呢？那会吓到你老婆跟女儿的。快走吧，不要阴魂不散。”旁边的龙胜一边听一边偷偷捂着嘴笑。
　　　第二天，肥婆眼睛通红地来找我，送给我一包瓜子，嘱咐我晚上不要在那儿说那些话了，说那样会吓到她女儿。我一本正经地跟她说：“我跟龙胜他们真的看到杨老板了，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其他人。他舌头伸得长长的，还七孔流血、脸色铁青……”我还想描述得更恐怖一点，心虚的肥婆马上打断了我：“好了，不管你有没有看到，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说给我们听了。”
　　　“这不是我故意要吓唬你，这可能是你老公阴魂不散，显灵给我们看，我只是将看到的说了出来。我想杨老板不放心你们的女儿，怕你以后改嫁对孩子不好。杨老板已经走了，你要好好栽培你们的女儿，要对她好，否则他不会放过你的。”
　　　肥婆脸色煞白地说：“那是一定的。不要忘了，那也是我的孩子啊。”
　　　第二天，肥婆就请了两个道士来给她的丈夫超度亡灵。并且，我看到肥婆在房间的窗户上、门上都贴了好多辟邪的神符。
　　　我有时候也会偶尔吓唬同在84号楼住的宁波小姐妹（十六、七岁光景，长得很可爱。姐姐叫做小白子，妹妹叫做小末子）。我会在她们上楼的时候特意吓唬她们：“哎呀，杨老板跟来啦，杨老板跟在你后面啦！”小姐妹吓得惊叫着噼里啪啦跑上楼去了。我通过在那里制造恐怖气氛来达到警告肥婆的目的。
　　　肥婆后来真的跟那个面店伙计结婚了。那伙计三十多岁还未娶亲，能跟肥婆结婚自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他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房子、生意、老婆、孩子什么都有了。

姚波

　　　萧三姑娘千里寻夫
　　　在这期间，悲情难遣的萧三姑娘做出了令我始料不及的举动——

　　　　　1955年11月2日         天气：晴      心情：一般
　　　　　攒钱的计划一直在进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攒了两百多
万了，主要是从每月二十万的零用钱中节省下来的。为了省钱，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去买心爱的零食，也没有买新衣服、新鞋
子，连头发都是让秋霞帮忙修剪的。如果是以前，我会觉得这
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也像其他女孩那样爱吃零食爱漂亮。但现在，为了爱，我什么都愿意做。姐妹们都说我抠门了，母亲却夸我节俭。
　　　　　哎，她们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啊。
　　　　　已经快到年底了，钱也已经存够。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不
　　想再过一个等待、失望的新年，我计划着这个月就去上海。
　　　我从来没有独自出过远门，这次，为了爱情不得不这么做。不过，好在还有秋霞陪我一块去。刚开始她犹豫着没有答应，
但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最终还是同意陪我一块去了。我想最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她说：“如果你不肯陪我去，那我就自
己一个人去，反正，无论怎样，我都要亲赴上海一趟。”她知
道我是说到做到的人，她担心我到时一个人孤身去上海很危险，所以就同意做我的同盟，包括跟我一起保密、一起说谎。好秋霞，我的好姐妹！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好。

　　　　   1955年11月3日      天气：晴         心情：郁闷
　　　　　　今天我终于跟父亲提起，要秋霞陪我到汕头等地去散散心。
　　　他沉默了一会，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说：“也好，去两三天就
　　　回吧？”
　　　　　我轻声但很坚定地回答他：“两三天回不来，具体多长时间
　　　我也说不准，大概要有半个月才够吧。”
　　　　　父亲愣住了：“去那么久干嘛？”他一脸的疑惑，甚至是怀疑。
　　　“我想到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祭奠我那份爱情，然后回来再彻
　　　底把他忘掉。”我撒了个谎。我不能跟父亲说我的真实目的地是
　　　上海，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了解他，也了解周围的人知道
　我去上海后会怎么想、怎么说。我不想把这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我只想悄悄地把自己的心愿了结。
　　　父亲沉默了，犹豫了，没有答应我。难道他猜到什么了吗？他眼神里的是什么？是怀疑？是矛盾？还是为女儿而感到心痛？我猜不透。我想父亲是不是一样猜不透女儿的心呢？哎……
　　　　　　父亲、母亲，请原谅我。我没有做一个好女儿。我知道我
　　　让你们担心了，但这份感情我实在是割舍不下。

　　　　　 1955年11月5日       天气：晴      心情：开心
　　　　　　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了，我竟然感到了一丝丝的高兴。这
　　　是因为经过几天的考虑，父亲今天终于松口答应让秋霞陪我出
　　　去玩一段时间了。看到我眼中一闪而过的喜悦，父亲似乎松了
　　　一口气。也许他真的希望女儿能够彻底忘掉那段感情，回来就
　　　乖乖地听他的话，接受他对我终身大事的安排吧。
　　　　　　想到这儿，我为父亲感到难受。他将来注定是要失望的，
　　　我不可能接受他的安排，因为我始终无法忘记轩哥。哪怕是长
　　　时间杳无音讯，我对他的爱依旧。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奔赴
　　　上海去找他的唯一原因。
　　　　　轩哥，你等我，我来了。

　　　　　 1955年11月7日      天气：晴       心情：复杂
　　　　　　现在我已经坐上了从漳州开往上海的火车，紧张的心情
　　　也慢慢平复了下来。
　　　　　　昨天内心非常紧张，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害怕。虽然已经
　　　得到家长的同意才出门，但我毕竟是通过欺骗才得到允许的，
　　　所以难免有些心虚，总担心事情败露，在半路上就被父亲追回去。
　　　不顾我的反对，昨天，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到码头来给我送行，看到母亲眼中的泪光以及父亲脸上的沉重，我心中好难受。我实在是个不孝女，我让父母整日为我而担忧。如果我能像其他女孩那样，不会将爱情看得太重，那我们的日子会不会过得开心一些呢？
　　　　　　哎……有些事情强求不得。
　　　　　　窗外的景色像一帧帧模糊的照片，没等我看清楚便飞快
　　　地往后退，我与轩哥的往日时光却一幕幕呈现在脑海，越来
　　　越清晰。轩哥，我就要来上海找你了，你现在到底处于什么
　　　状况？我的心中似乎一下子没了底。去到上海我将面临的是
　　　什么？我又感到了一丝丝恐惧与不安。这让我的心情更加急
　　　切了，我急于知道最后的谜底，哪怕是壮烈牺牲，也好过现
　　　在每日生活在胡思乱想的痛苦之中吧。
　　　　　　都说相思难熬啊。相思让我不顾一切，爱让我变得不可理
　　　喻。

　　　　    1955年11月10日   天气：晴    心情：伤心、失望
　　　　　　　经过三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在今天上午来到了上海。我
　　　　现在正坐在上海的旅馆里写这篇日记。
　　　　　　　到达熙熙攘攘的大上海后，我们没有心情欣赏风景，我
　　　　带着秋霞在车站旁的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顾不上找旅
馆休息，马不停蹄地按照轩哥信封上所写的地址一路找过去。一路上得到了许多素未谋面的好心人的热情帮助，我们最终
在下午四点多找到了轩哥二舅家。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激动心情敲开了他二舅家的门。出来
　　　　开门的是轩哥的外公，我认得他，他也吃惊地认出了我。
　　　我使劲地往里面张望，我多么希望轩哥就在那屋子里面
　　　　啊，可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在我急切的询问之下，外公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个让我
几乎当场崩溃的消息。他说，轩哥早就离开他们家了。听说他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想不到我千辛万苦，千里寻夫，最终得到的却是这么一
　　　　个消息。一路上奔波劳累、担惊受怕，我都挺过来了，可听
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所有的坚强在那一瞬间全都垮了下来，当
场洒泪痛哭。秋霞也陪在我旁边替我擦眼泪、替我难受。
　　　　　　　哭了一会，我止住了，理清了一下思绪。我不能在别人
　　　　家里继续丢人。然后我也想起了我到上海来的任务。我来上
　　　　海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看我的眼泪有多么伤心，我唯一的目
　　　　的就是见到轩哥本人，当面问清实情。现在虽然他上海的亲
　　　　戚也说他已经移情别恋，跟他母亲所说的一样，但我毕竟还
　　　　没有见到轩哥本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想到这儿，我又重新振作起来。我请求外公告诉我轩哥
　　　　的住址或工作单位。我跟他说，我千里迢迢赶到上海，非常
　　　　不容易，就是为了见轩哥一面。不管他有没有新女朋友，我
　　　　都要见到他。
　　　外公露出很为难的表情，他说轩哥已经离开他们家很久，他也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
　　　　　　　我猜想这是他的托词，也许他们家里人都不喜欢轩哥跟
　　　　我发展异地恋情，都希望他能够在上海成家立业吧。为了消
除他的顾虑，我解释说，我并不想破坏他跟他女朋友的关系，我只是想跟他当面做个了断，回去再安安心心重新找个男人
好好过日子。我会悄悄地去，不让他的新欢发现。即使不巧
被她碰见了，我就说是他的远方表妹，等等。或者，让轩哥
到他家中与我见上一面。那样，就更加万无一失了。没有想到，外公还是狠心地一口就回绝了我，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轩哥的
住址，因为轩哥没有主动告诉他们，他们也没有想过要问他。要见他只有等他自己上门。可是他自打恋爱之后，就很少到
他们家来串门了。这一时半会要通知他也通知不上。
　　　　　　　我转念一想，想起轩哥在妹叔那儿做业务员，所以就转
　　　　而问外公妹叔作坊的地址。谁知外公却说，轩哥早就离开妹
　　　　叔那儿了，而且妹叔的详细地址他也不清楚，只知道是在张
　　　　家屯附近的肇周路那边。
　　　　　　　我又哀求了好久，说了好多好话，讲了许多道理，可外
　　　　公似乎都铁了心，一口咬定不知道轩哥的地址，亦无法通知
　　　　他本人前来。
　　　　　　　我彻彻底底失望了！
　　　　　　　秋霞搀扶着我走出了他家，在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
　　　　　　　我那个伤心实在无法用词来形容了。晚饭根本就吃不下。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我要见到轩哥本人，我要当面问清楚！

　　　     1955年11月11日    天气：阴    心情：寻寻觅觅
　　　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想要找一个不知道住址在何处的人，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在不知道轩哥其它地址的情况下，我决
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就蹲守在他二舅家附近。依照轩哥的性格，我相信他肯定会经常到二舅家中看望外公的。
　　　我跟秋霞搬到离二舅家最近的旅馆，选了一间正对着他家进出大门的房间。我们两人就这么轮番守候在窗子旁边，盯着那里进进出出的人群。
　　　　　我紧张焦急地望着窗外的人群，心中充满了悲愤。
　　　　　难道轩哥真的已经背弃诺言？要不为什么一直没有音讯呢？
　　　　　难道是他们仍在说谎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轩
　　哥现在的地址？我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
　　我隐瞒呢？我这么千里迢迢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难道
　　他们连我的这点心情都不能体会？
　　　　　虽然到现在为止，事情都进展得不顺利。但有一个消息是
　　好的，从他外公的口中，我起码得到了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
　　轩哥还活着，没出什么事。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现在也已经
排除了。既然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我就再耐心等候吧。我一定要将轩哥找出来。
　　　　我让秋霞交代旅馆的伙计帮我们买来了一个小香炉以及几束香。我洗净双手，理好衣服，虔诚地在窗前点上三支香，祈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以及各路过往神仙帮忙，让我早日见上轩哥一面。

　　　　  1955年11月12日       天气：阴       心情：失望
　　　　　夜已经深了，轩哥在今天是不可能出现了。失望不可避免
　　　地袭上心头。
　　　　　我在窗口无心欣赏上海的斑斓夜景，这里的繁华与我无关。
　　　　　仰望着上海的夜空，一片灰蒙蒙，正如我此刻的心境。我
　　　问自己：“在这里守株待兔有用吗？”“可是，如果不这样，我
　　　又能怎样呢？”无数的问题烦扰着我，我的心好乱。但在表面
上我还是不动声色，我不能显得那么没信心，我不能摇摆不定，我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唯有耐心地等下去。
　　　　　　老天爷，您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弱女子吧，我是经过长时间
　　　的准备，千里迢迢才来到上海的，就是为了见那杳无音讯的心
　　　上人一面。您就成全我吧，让我们见上一面，我就别无他求了。
　　　轩哥，你听到我的心声了吗？你知道我来上海找你了吗？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只是为了见你一面，难道就真的
　　　难如登天吗？
　　　　　　轩哥，你快点出现好吗？如果真如以前你所说的我们那么
　　　心有灵犀，你明天就出现在我眼前好吗？

　　　　　　1955年11月14日      天气：小雨      心情：失望
　　　　　　失望、失望、失望……
　　　　　　伤心、伤心、伤心……
　　　　　　难道不顾一切跑到上海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望了这么些天，我的眼睛已经酸痛异常了。更难受的还是
　　　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老天爷，我该怎么办？你想让我怎么办？
　　　　　　我想起了父亲那严厉的面容，我似乎听到他在训斥我：“不
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天爷，您这是因为我没有听父亲的话而惩罚我吗？
　　　　　　或许其他老乡会知道轩哥或者妹叔的地址，但问题在于我
　　　不知道老乡们都住在哪里。上海那么大，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1955年11月15日       天气：阴天      心情：累
　　　　　　在上海待了几天都一无所获，我今天决定到肇州路附近去
　　　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妹叔，看看能否问到轩哥的下落。
　　　我跟旅馆的伙计打听好了路线之后，来到了肇州路人流较旺
的地带，开始四处打听有没有人认识妹叔或轩哥。虽然是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找男友，本应该躲熟人才是，但我现在真希望能够遇到老乡，现在只有他们最有可能告诉我轩哥的线索。什么小姐面子、女孩的矜持我全都抛到脑后去了。
　　　　　　到了下午三四点，我都还是一无所获。午饭我都没有心情
去吃。当问累了，我就站在街道旁，双眼紧紧盯着眼前的人流，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可能帮助我的人。有两回都错眼认错了人，
满心欢喜地以为碰上老乡了，用潮汕话一问，才发现不是。路
人纷纷向我投来好奇的眼光，他们不知道这个憔悴、焦急的女
孩为什么站在大街上苦苦向众人问询。
　　　　　正当我近乎绝望，近乎放弃的时候，一个老伯的回答顿时
　　　让我精神大振。他说他认识那个妹叔，并将路线都详详细细地
　　　告诉了我。我眼中闪着欣喜的泪光，对老伯千恩万谢，然后马
　　　上按照他的指引找了过去。
　　　终于给我找到妹叔的蜜饯作坊。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这就是轩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虽然外公说他已经离开了，但妹叔应该会知道他现在的去处吧？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妹叔的作坊是门户紧闭。隔壁邻居告诉我他们刚刚搬走不久。我的失望之情无法言表。过了好一回，我才焦急地问他们：“那你们认识以前在他们作坊工作的姚泽轩吗？”
　　　“认识，那个小帅哥嘛。但他在作坊搬走前就离开了。”
　　　“您知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那我就不清楚。他也没有跟我们说。”
　　　　　　我几乎彻底绝望了，这一整天都白忙了。现在妹叔这条线
　　　索也已经断了。
　　　　　　“那你们知道他在上海谈女朋友了没？”
　　　　　　“呵呵，这我们倒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
　　　　　　　听到这个回答，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些。
　　　晚上九点，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旅馆。真累。也辛苦秋霞了，我走了一天，她就在这里守着盯梢了一整天。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时间有限，我必须抓紧。我们不能放弃。

　　　　　1955年11月16日        天气：雨        心情：悲伤
　　　　　我在夜里冥思苦想，最终决定在天亮后再去二舅家中。整
　　　晚都似睡非睡，醒来后赶紧洗漱、用餐，然后奔向二舅家。开
　　　门的还是轩哥的外公。他老人家看到我时仍然是一副惊讶的表
情。他有点懊恼地对我说：“三姑娘啊，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是实在帮不了你啊。你还是早点回家吧，你家里人恐怕正万分焦急地到处找你呢。”
　　　我说：“外公，我千里迢迢过来，连他的一面我都没有见上，实在是不甘心。我不愿意这么快回去，除非我能见到轩哥。”
　　　　　　外公看了我一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你们何苦呢？”
　　　　　　“你们？你说的是谁啊？”
　　　　　　“哦，没有，我是说你这么做何苦呢？”
　　　　　　“外公，既然您说不知道他的住址，那轩哥的舅舅、阿姨
　　　们都不知道吗？”
　　　　　　“他们肯定不知道。”
　　　“外公，我求求您老人家，请帮我问问舅舅阿姨们，他们也许知道，只是没有告诉您而已。问了，不管他们知不知道，我也就安心了。外公，求求您了。”
　　　在我的恳求之下，外公答应了：“我的小儿媳前几天刚生了个小孩，现在还在医院。那等我儿子回来我再问他吧。大儿子跟女儿我也会帮你问问。不过，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他们应该都不知道。”
　　　“谢谢外公，那我明天一早再过来问您。如果轩哥来看您，请千万告诉他，我就在对面的红星旅馆402房。请他来找我，谢谢您了。”

　　　   1955年11月17日      天气：中雨       心情：绝望
　　　　　夜里，雨下得好大。老天好像也特别地为难我，在上海期
间，几乎天天都是下雨天。这一个多星期来我天天奔波，体力、精力消耗严重，我几乎要病倒了。浑身酸软，人感觉昏昏沉沉的，
　　　几乎抬不起头来。
　　　　　但早上我还是挣扎着起来了，我第三次来到二舅家。外公
　　　给我开了门，除了他，我仍旧没有看到其他人。他默不作声地
　　　朝我摇摇头，这个姿势扼杀了我最后一丝希望。
　　　我默默地转身走出门来，头上的伞也不知何时掉到地上。我就这么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旅馆中。秋霞马上跟服务员要了热水帮我抹干了头发跟身子，给我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我倒在她的怀中失声痛哭……她一边安慰我，一边却又在掉眼泪。

　　　　　　1955年11月18日        天气：阵雨     心情：痛哭
　　　　　　上海之行没有任何收获。秋霞和我已经望穿双眼，都没有
　　　看到轩哥的一丝踪迹。明天一早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因为，
　　　除去回程的路费，我们的盘缠已经用完了。如果再等下去仍等
　　　不到轩哥的话，那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所以，只能伤心地放弃。
　　　今天下午，我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嘱咐好秋霞继续盯人之后，走上了上海街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寻觅觅，企图找到那
　　　张熟悉的脸庞。
　　　　　　不知何时，泪水悄悄打湿了我的脸。我是想起了在家苦苦
　　　等待的时光以及这次心酸的上海之旅。我的心在滴血。虽然已
　　　经跟他身处同一城市，但我觉得他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任凭我
　　　怎么努力都追不上。
　　　　　　泪水、汹涌而出的泪水透着绝望的光芒……
　　　　　　如果我有白娘子的法力，我也想来个水漫上海，迫使他从
　　　这个城市的不知哪个角落浮出水面。
　　　　　　如果我们能够相见，哪怕是像梁山伯和祝英台那样双双化
　　　蝶，我也无怨无悔。
　　　可现在，这一切都只能是臆想，只能是臆想。收拾好行囊，明天一早就得离开这个原本充满希望的伤心之地，回到潮阳，继续等待。
　　　　　　除了等待，我还能做什么？
　　　　　　不乖乖在家等待，不辞艰辛跑到上海，还不是一样竹篮打
　　　水一场空？罢了罢了，还是回家等吧，只要还有命，他总会回
　　　来的。我找不到他，只能等他来找我。
　　　　　　我会等你，我会继续等你，等你回来给我一个说法。
　　　　　　别了，大上海。

　　　　　1955年11月22日      天气：晴       心情：烦烦烦
　　　　　　今天终于回到家中。父母都喜出望外。他们真的以为我是
　　　去进行忘却之旅了。然而我苍白的面容却让他们吓了一大跳。
　　　他们哪能想到我去的地方竟然是上海呢。
　　　　　　我之前说的忘却之旅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如今回来了，我
　　　才开始为这个感到烦恼。这个谎该怎么圆呢？父母可是满心希
　　　望我通过这半个月的时间能彻底放下那段感情的。
　　　　　　原本我也希望去了上海，这个事情可以有个了结。如果他
　　　还未变心，我肯定会为了他义无反顾。如果他确实已经有了新
　　　欢或者真的已经结婚，那我也该彻底放弃与他的这份感情。可
　　　如今，上海之行未能见上他一面，除了知道他尚在人世，没有
　　　其它任何收获，疑点重重。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能够放弃他吗？不能，放不下。
　　　　　　我能够忘掉那段情吗？不能，忘不了。
　　　　　　那我还要等他等多久？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那我还能否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既然他还活着，那就应
　　　该能。
　　　　　　如果继续等待，我要怎样才能面对父母、家人、亲友？如
　　　何面对他们？
　　　啊，我的心好乱，好乱……



　　　上海成家
　　　心爱的女人绝情地离我而去，我的心死了。我原本打算孤独一生，永远不再涉及儿女私情，然而命运之手竟然将我跟另外一个女孩牵到了一块，而这背后的主谋竟然就是我的老板郑荣科。以下的情况是后来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才知道的：
　　　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了。郑老板开始惴惴不安。据说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做过几个月的义务警察，还养了一条狗整天跟在他的后面，自己感觉到威风了一阵。想不到到了新社会就因为这个而寝食难安。听说许多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公务人员的人都给抓起来了，不论他们当初有没有压迫人民群众。如果他被抓了，那他的妻儿可怎么办才好啊。他晚上为此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没有这方面的能耐，儿子们都还小，并且一直生活安逸惯了，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担。想来想去，还是阿轩这个人可靠，而且有能力。但是怎样才能保证他在我出事被抓后也仍旧能够为这个家出力呢？我最担心的就是阿轩在我出事之后抛下我的妻儿另立门户。哎……如果我有个女儿可以许配给他就好了。做了上门女婿，就不怕他不管这家里的孤儿寡母。”他这时倒真觉得自己没有合适的女儿嫁给我是一种极大的可惜。这么一想，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标致的女孩儿的模样来了，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外甥女翁小柔——“对了，没有女儿，外甥女也行啊。看在大家亲戚的份上，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不知能不能将两个年轻人撮合在一起？”郑荣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条策略，只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然而不管行不行，他都要试一试。
　　　他先到自己的妹妹家中推荐我，说我是如何如何好的一个小伙子，不仅人长得帅气，而且非常有能耐，将来肯定是个人才，等等。说得妹妹动心了，答应让她女儿跟我见面看看再说。
　　　在我这边，他也开始做思想工作。说我年纪也不小，应该找个对象了。如果还没有意中人的话，他倒有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外甥女想介绍给我，哪天让外甥女过来给我瞧瞧。一开始我根本就无心接受老板的这个美意，所以每每一笑了之。但是郑老板说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心想跟他们见见面也没什么关系。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跟翁小柔见面了。
　　　初见翁小柔，我愣住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温柔美丽，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竟然长得有几分似萧三姑娘。我再次想起了那个已经离我而去的曾经的爱人，这让我的心重新跳动了起来，但心里很不是滋味。
　　　初次见面，翁小柔就喜欢上了我这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翁母也认可了我，在她哥哥的极力推荐之下，她没有理由不相信我的才干与人品。我给她的第一印象不错，文质彬彬，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凭直觉应该是会疼女人的男人，应该能够给女儿幸福。
　　　我跟翁家人见过之后，就没有再将此事放在心上，我的心里整个还是萧三姑娘的世界，只是经过长时间失恋的痛苦煎熬，我对萧三姑娘的感情已经渐渐由爱转恨了。爱得越深，恨得也越深。我开始恨她不遵守彼此爱的诺言，什么山盟海誓，什么白头偕老都是骗人的，都是不堪一击的。然而，我的恨却是那么的心酸、心痛与难受。
　　　此时，翁小柔等不来我的主动追求，心急的她顾不上女孩子的矜持，开始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到她二舅家中串门了，轩哥长轩哥短地叫个不停。她还常常带些我喜欢吃的甜点。我干活，她也乖乖地在一旁帮忙。我看书的时候，她就在一旁默默地帮我收拾房间。我本来不让她做的，但有时候我看书看得入神，等发觉时人家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了。后来我索性不管她，随她去收拾了。翁小柔显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她不会在我沉思的时候或者显得心情低落的时候来打扰我，问我的心事。每当这些时候，她默默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小心地讲些其它事情或者笑话引开我的思绪。
　　　慢慢地，我习惯了这个小妹妹的陪伴。有一次我出门送蜜饯时半路遇上暴雨，回来就患了重感冒。翁小柔知道以后天天陪在我的病榻前，给我端茶递水，送汤送药，在我发烧的时候还紧张得直哭。我终于被感动了，最终接受了翁小柔，在大家的祝福声中，于1956年夏和翁小柔登记结婚了。
　　　我没有履行“非卿不娶”的诺言，主要原因是我认定萧三姑娘真的已经另嫁他人，感情上备受打击，既然女方已经先毁约了，我没有必要再单方面履行一起立下的誓言，我也要结婚，我要让萧丽卿知道没有了她，我一样可以过得好，这多多少少有赌气报复的心理在内；二来我跟妻子的结合是郑老板牵的红线，一直都是他在极力撮合，受到老板知遇之恩，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一家人的好意；最后，翁小柔也确实花了不少心思来追求我，最后感动了我，而且她长得还真有点像萧三姑娘。有几次，我在晚上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还错把翁小柔当成了萧三姑娘，满心欢喜地叫着丽卿的名字，叫过之后才暮然发现叫错了人。那种由欢欣到惆怅的失落之情可真是折磨人啊。幸好熟睡当中的翁小柔每次都没有听见，这个秘密我一直没有说出来，我把它藏在了心里，就如同那个被我尘封的爱情故事一样。
　　　但悲情的遥望仍在继续，萧三姑娘仍在痴痴守候——

　　　　　　1955年12月28日     天气：晴       心情：苦闷
　　　　　　从上海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家人从没有问起我出行的
　　　有关情况，他们是巴不得我能够忘掉过去的一切，怎么可能
　　　主动提起来说呢？
　　　　　　他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都是为了我好，这我心里明
　　　白，同时，这也让我很痛苦。我不知道当他们发现我仍然对
　　　爱情执迷不悟的时候，我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失望以及痛心。
　　　　　　对不起，父母大人……孩儿实在不孝。
　　　　　　轩哥，你为什么要给我出这样的难题？为什么？为什么？！
　　　　　　早知如此，悔不该让你离家前往上海。早知今日如此痛
　　　苦，当初就不应该与你相恋。每日承受这样的痛苦，我倒宁
　　　愿自己从来没有爱过，这样，起码我现在还有能力去爱，去
　　　尽情挥洒青春，去尽情享受生活。
　　　　　　现在的我，生活中，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等待的日子是苍白的。
　　　　　　我还要等待多久？
　　　　　　也许只有天知道。

　　　　　　1956年2月11日      天气：晴      心情：凄凉
　　　　　　又是一年除夕夜，家家户户笑开颜。唯有我独依窗台泪
　　　暗垂，那狠心的人儿还是没有把家回。
　　　团圆桌上，父亲举杯祝我们辞旧迎新，抛却旧日种种忧愁、烦恼、不如意事，迎接新的开端。他的目光注视在我身上，意
　　　味深长。
　　　　　　在那殷切的目光的注视下，我羞愧的低下了头。我无法面
　　　对父亲那充满希冀、充满温暖的眼眸。对于父母，我始终心怀
　　　内疚。我知道他们内心的期盼，但我也深知自己无法满足他们
的要求，除非轩哥能够回来，那事情将得到圆满的解决。轩哥，就看你的了。
　　　　　　不是我执迷不悟，而是在没有确认事实之前，我不能轻
　　　信任何谣言，我不能仅凭他人的一面之辞就误会轩哥。如果
　　　我嫁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谎言，轩哥从上海回来要跟
　　　我登记结婚，那我到时要后悔都来不及了。痛苦、悔恨、内
　　　疚将伴随我一辈子。宁愿别人负我，我也不能负人。唯如此，
　　　我的良心才会安宁。
　　　　　　新的一年，我的生活会有新的改变吗？我希望有。
　　　　　　轩哥，请你别再辜负我的一片痴情。

　　　　　1956年3月5日         天气：晴        心情：解脱
　　　　　今天是星期一，也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幼儿园报到
　　　了。
　　　　　年后我听说了幼儿园缺老师的消息，就积极地报名了。也
　　　许天真烂漫的孩子能够让我的心情变得稍微阳光一些。我怕自
　　　己再这么闷在家里迟早要闷出病来。把自己关在屋里，有时不
　　　知不觉就觉得心里堵得慌，似乎连空气都会让我窒息一样。所
　　　以我还是找点正经事做做吧，我不想就这么病倒了，我还要健
　　　健康康等他回来。
　　　　　为了一个开场白，我可也准备了几个晚上。今天出门前还
　　　刻意打扮了一番，为人师表嘛，仪表也很重要。
　　　　　毕竟是第一天当老师，心里还是挺紧张的。可当我站到讲
　　　台上，台下那二十多张笑脸让我一下子就放松了。我喜欢小孩
子，他们似乎也都喜欢我，一个个亲热地叫着“萧老师”。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很久没有这么开心、满足了。
　　　我的上课内容就是教小朋友们一些简单的数字、汉字；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希望自己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争取把小朋友们教好。

　　　　　　1956年3月10日       天气：雨       心情：充实
　　　　　　一个星期很快就要过去了。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很
　　　快乐，也很容易过。上课的时候全神贯注，每天回到家，我
　　　都在努力备课，我可不想背负误人子弟的骂名。
　　　　　　周末了，该做些什么呢？我倒希望学校一周上七天的课，
　　　那我就不用费心去想这个问题了。
　　　　　　想来想去，没什么，还是再充实一下上课的材料吧。多
　　　找些简单的儿歌、诗歌，如果可能，再找一些漂亮简单的图
　　　画。老师这一职务让我的生活充实起来了，我没有时间去想
　　　太多其它事情，我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小朋友们教好。即
　　　使不能成为非常优秀、出色的幼儿教师，我希望自己起码是
　　　一位尽职尽责的好老师。

　　　　　　1956年4月22日    天气：晴    心情：高兴、心酸
　　　　　　酝酿已久的春游，终于在今天进行了。
　　　　　　小朋友们像欢快的小鸟，一路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受他
　　　们的影响，我的心情也变得极为畅快和愉悦。很久没有亲近
　　　大自然了。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切。
　　　刚解冻不久的大地悄悄换上了一身嫩嫩的新装，嫩绿的小草、
　　　嫩黄的树叶、含苞待放的粉嫩花蕾……这一切都展现出了一
　　　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山坡上，迎着风，我张开双臂，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
　　　带领小朋友们摆出了振翅欲飞的姿势。不用看都知道，这是
　　　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不用摄影师的工具以及技术，我只需
　　　要凭借想象就能让这美丽的图画永远保留在我的脑海中，而
　　　且永不褪色。
　　　　　　在一片广阔的草地上，我们停了下来，真美。圈坐在松
　　　软的青草地，我们唱起了美丽的歌儿。宁静的郊外一下子就
　　　变得热闹起来。欢快嘹亮的歌声飘飘扬扬，飘到了白云上，
　　　飘到了山谷中，久久回荡。
　　　　　　我们还玩起了丢手绢的游戏。大家拼命鼓掌，喊加油，
　　　尽情欢笑。
　　　　　　快乐是会传染的，在这种氛围下，每个人的欢乐都在加
　　　倍地释放。
　　　　　　因为大草地上没什么危险，所以喊累了跑累了之后，我
　　　让小孩子们在草地上自由活动一段时间。彼时，我则坐在高
　　　墩上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是老师，我要对他们
　　　负责。
　　　　　　在草地的边沿，漂亮的山杜鹃正羞答答地藏在花苞中，
　　　偷眼看着这美丽的世界。而有些心急的，则已经迫不及待地
　　　盛开了，尽情地享受着早春的阳光与甘霖。
　　　　　　看着火红的杜鹃花，我突然想起了他，一个曾经送了一大
　　　把山杜鹃给我的人，一个我刻意不去想起的人。
　　　　　　正在我望着远方出神的那会儿，一束山杜鹃突然出现在
　　　我眼前。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萧老
　　　师”，童稚的叫声把我从虚幻中叫醒了过来。杜鹃花后面藏着
　　　一张笑吟吟的可爱小脸蛋，这是一个叫娟子的小女孩。
　　　　　　“萧老师，您在想什么呢？看，我采的，漂不漂亮？”
　　　　　　“嗯，真漂亮。”
　　　　　　“给，送给您。萧老师，我觉得您就像这杜鹃花这么漂亮。”
　　　　　　我的眼睛突然盈满了泪水，被风一吹，就马上掉了下来。
　　　　　　娟子疑惑地问道：“萧老师，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怪我采
　　　花不乖啊？”
　　　　　　我赶紧对她露出笑容，说：“没有，老师没有怪你。老师
　　　是太高兴了。那是高兴的泪水。”
　　　　　　“高兴应该笑，我不想看到萧老师掉眼泪。”
　　　　　　“好，好，好，老师不哭。老师不是在笑吗？娟子，谢
　　　谢你，这花真漂亮。不过下次最好别摘了，把花摘下来是很
　　　容易枯萎的。让她继续长在花枝上，这样，她就能开得更久
　　　些，也才能让更多人的欣赏。是吗？”
　　　　　　娟子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嗯，我知道了，萧老师。
　　　我以后不去摘花了。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叔叔摘花送给一个阿
　　　姨，说什么花配什么美女的，那阿姨笑得脸都红了。所以我
　　　刚才才会想到要摘花送给老师，因为我觉得萧老师比那阿姨
　　　还要好看多了。”
　　　　　　我的眼泪又忍不住要流出来了，这些话语多么熟悉啊。
　　　曾几何时，他也给我摘过一大捧一大捧的山杜鹃，也曾说过
　　　“鲜花配美女”的话。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仍然清晰地在我脑
　　　海中晃荡。我的心在颤抖。刻意隐藏了一个多月的感情似乎
　　　又肆无忌惮地冲了出来，在放肆地嘲笑我的傻。
　　　　　　娟子看着我湿润的眼睛，慌张地说：“萧老师，萧老师，
　　　您别哭了。我以后不摘花了。我错了，花也会疼的，我不应
　　　该摘的。”
　　　　　　我摸了摸孩子的头，说：“没事，我没有怪你。我知道
　　　娟子是一个好孩子。你送的花老师很喜欢，谢谢你，我回家
　　　就把它插到花瓶里养着。”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小孩子这般纯洁无暇，知错能改，那
　　　该多好啊。

姚波

　　　试探翁小柔
　　　1956年匈牙利国内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中国与匈牙利有邦交关系，中国政府准备出兵增援。政府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支持匈牙利。虽然说是号召，但凡是十八周岁至二十五周岁的年轻人都必须报名，然后由部队从中挑选。所需人选并不多，所以被选中的几率很低。
　　　我有一天突发奇想，想趁这个机会捉弄翁小柔，并趁机试探她对我的感情，于是我装作无精打采地来到翁家。
　　　翁小柔见了连忙迎上来问长问短：“你怎么了？今天好像不高兴哦。”
　　　我垂头丧气地连连哀叹，说：“哎，我想说但又不敢说，我不想说吧但又不得不说。”
　　　翁小柔更加着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让我担心死了，你快说啊。”
　　　我无可奈何地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我可能要离开你了。”
　　　翁小柔一听马上跳了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你说什么？”
　　　我为了不使自己在她面前忍不住笑出来，就装作很动感情地一把将她拉过来拥入怀中，说：“我被部队选中要去匈牙利了，这是我的光荣。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保卫祖国是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友邦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我们应该帮助匈牙利政府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等它发展起来，对我们国家也很不利。但谁都知道上战场是十去九不回的。枪弹无眼，我们随时都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因此，我不想拖累你，虽然我是那么的爱你，我们也已经在一起，但好在我们仍未登记结婚，因而从法律上来说你仍然是自由的。你可以重新作出新的选择，我不怪你，我支持你。我能平平安安的从战场上回来那最好，那是万幸。万一，如果我没有回来或者不是健全的回来，那岂不是害了你？像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任何男人见了你都会动心，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而牺牲你的幸福。”
　　　翁小柔听了这段话，马上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说：“你不要去，我不让你离开我！我不让你离开我！”
　　　我还是不肯收手，用手指悄悄从旁边的水杯里蘸水到眼皮底下家，假装流泪。并动情地说：“这是我的光荣使命，是我的光荣，也是你的光荣。”
　　　翁小柔此时哭得更加伤心了：“我不要什么光荣，我只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我低头温柔地劝说她不要哭了，但怎么也劝不住，她越哭越悲痛。我心想：“看来她是真心爱我的。”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这才对痛哭流涕的翁小柔说：“傻瓜，刚才的都是骗你的，跟你开个玩笑。”
　　　翁小柔一听这话，马上停止了哭泣，抬头看看我那得意的笑脸，这才明白过来。她先是破涕为笑，然后就拼命地捶打我的胸膛说：“你坏！你坏！”
　　　此时，翁母听到里面的吵闹声，也进来看个究竟。听说了事情原委后，她也笑了，对她女儿说：“傻丫头，他这是在试探你啊。”不过，我所开的玩笑也提醒了翁母，现在女儿跟我已经住在一块了，如果到时我一走了之，那她女儿岂不是太吃亏了？并且最近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会被动员移民到其它省份，想到这里她也觉得有点害怕，翁小柔嫁了就不用跟着他们移民了。她于是赶紧敦促两个年轻人：“那你们两个明天就拿户口本去把事情给办了吧，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反正都要办的，就不如早点去办了吧，省得老是挂念。”
　　　于是，就这样，我跟翁小柔终于结合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


　　　翁家移民到江西
　　　关于移民的传闻很快被证实是真的。政府部门的人几次登门动员翁家移民。翁小柔的父亲在解放初期曾被遣送安徽劳改，因而，他们家成为移民的动员对象之一。1956年秋，不得已的翁家人遵从安排，移民去了江西。翁母更加庆幸当时翁小柔已经结婚了。
　　　在离开小洋楼的时候，翁母满怀伤感地环顾四周，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熟悉的小洋楼，离开美丽的上海滩了！”
　　　其他人也都恋恋不舍地看着，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跟翁小柔一起到火车站给他们送行。被子、衣物等是可以带去的，但是家具等大件物品则不成。火车站到处可见依依惜别的人群。每个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种壮观的场面竟然有点像大逃亡。
　　　向来没有跟家人分开过的翁小柔非常伤心，在父母和弟妹即将登车的时候忍不住直掉眼泪。翁母看到了，眼睛红红地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翁小柔。我对着翁家人保证说：“爸、妈，你们请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保护她、爱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委屈。你们到了江西，条件可能比较艰苦，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如果你们在那边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告诉我们。”
　　　对于移民的人家，政府会发给一些补贴，我觉得补贴太少，因而又向其他人借了些钱来给他们，作为到江西的安家费。
　　　房子官司
　　　在翁家人走后，我就搬到董家渡路跟翁小柔一起住了，并将户口从临平路迁到了董家渡路。当时董家渡路的房子并不是属于翁家人所有，是他们很早以前租过来的，房租才两三块钱，这在当时也算是非常便宜的，如果按照外面的市场价格，那是要十几、二十块钱一个月的。
　　　这房子的房东姓石，他们一家住在董家渡路321号的二、三楼。一楼则租给别人做生意，卖酱油、花生油等。在翁家举家移民到江西后，石太太就跟我们夫妻俩提出要收回房子，限期让我们搬走。她说因为原房屋租赁人（即翁父——翁俊义）已经移民去江西了，所以她要收回房屋，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呆在那里。我当然不愿意。虽说我们不是租赁人本人，但我们可是租赁人的女儿、女婿，按情理都应该继续住在那儿。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石家当然想拿回房子，那样就可以以更高的价格租出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搬走，如果搬出去了那要到哪里去找那么好那么便宜的房子？而且这可是翁家人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啊，怎么能在我们住的时候被收回呢？
　　　我们拒绝搬走，于是房东将诉状递交到了南市区法院，请求收回租屋。他的主要理由就是“租赁人翁俊义已经移民到江西，他在上海所租赁的房子理应收回”。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缠上官司，没有经验，也没有咨询相关法律专业人士，更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一审判决中，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我们在三个月内将房子退还。
　　　我败诉之后仍想不明白，为什么竟然是自己这方输掉官司？我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当事人可以上诉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次，我聘请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我们上诉方的辩护人。在二审辩护时，律师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子女有继承租赁权的权利”，翁小柔作为翁俊义的女儿，理应可以继续租住在那里。结果，我在二审中胜诉了，而且二审是终审，就这样，房子才得以保全，租户由翁俊义换成了翁小柔。正因为保留了房子，后来翁家人才可能重新迁回上海来。


　　　公私合营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将所有私营企业都收归公有。
　　　当时的公私合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不管资方愿不愿意都得参加。郑老板的蜜饯作坊跟糖果店被合并进了“上海市茶食第二社”（后改为“光明二厂”）。当时郑老板已经被抓去劳改，老板娘蔡淑芬对于公私合营非常高兴，这样她就有一份固定工作、固定收入了。我嘴上虽然不说，但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吃公家饭是稳稳当当，但不自由，做生意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所得的收益也不会有个上限。但愿不愿意都没有用，国家当时的政策就是如此。公私合营之后，我和蔡淑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五十多元，其中，蔡淑芬作为资方受到照顾，要不然以她的水平，工资不可能有五十多元那么高。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些人对资本家抱着仇视的态度，哪怕这些资本家并没有做过伤害他们的事情，甚至还给他们提供工作以养家糊口。
　　　在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大舅跟小姨等人在闲聊，大舅议论道：“现在的政府对待资本家太仁慈了。如果我是那些手握实权的领导，我就要拿一把机关枪，嗒嗒嗒嗒嗒，把那些资本家全部枪毙掉。”一边说还一边作出扫射的动作。
　　　我听了内心震惊不已。不明白大舅为什么会那么狠心，要置那些跟他无冤无仇的资本家于死地。这样的行径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他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也曾经开过杂货店；他的母舅，我外祖母的兄弟，也曾在上海老西门露香园路开过当铺，名叫“同德当店”。大舅十几岁到上海，就是在这个同德当店洗竹牌做小工的。后来他母舅又培养他做了会计，负责当铺的账目。从此，他就一直做会计，无论是在广生行糖果店还是在国营单位。那按照他的说法，是不是生养过他的父亲、栽培过他的母舅也要被他的机关枪给扫射掉呢？
　　　现在想来，大舅的心理是一种仇富的心理。看到别人比自己有本事，比自己富有，不是想着要靠自己发奋努力去争取，而只是一味地嫉妒、嫉恨，见不得别人好，希望通过社会运动把他们打得永世不得超生。

姚波

　　　矛盾初生
　　　翁家人到了江西之后要像农民那样下田干活，对于他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活的人来说自是苦不堪言。他们又不习惯江西那里的气候，农村里蚊子很多，把他们的皮肤咬得到处疙疙瘩瘩，晚上睡不着觉。在那里，他们经常生病。但为了不让翁小柔担心，翁母在来信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些难处，因而，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的这种境况。
　　　在茶食二社上班后，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的，只有五十多块，而每个月的花销却很多，单纯交通费就用了不少，并且我之前跟人家借给翁家人做安家费的那些钱又要还，打官司、请律师等也花了不少钱，所以本来答应每月给翁家人寄十五元钱的，后来就只寄了十块钱。这引起了翁家人的不满，但他们并没有来信指责，我们夫妻俩以为他们能够理解我们。
　　　我每天都要上班，除了星期天。星期天我们一般都会出去逛逛，会会亲友等，所以我没有什么时间写信给岳父岳母。翁小柔虽然没有上班，但她的写作水平没有我高，也不喜欢写信，所以寄到江西那边的信件也由刚开始的每月两封变成了每月一封。
　　　这两种情况都让翁母觉得不满，不知道这两个年轻的小夫妻在干嘛。但她还是没有直接写信问我们，而是写信给她大哥，让他到董家渡路看看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小柔的大舅没空，就让大舅妈过来看。早就对我有成见的大舅妈去董家渡路回来之后，就马上写信到江西造谣，说我现在常常殴打翁小柔，进行挑拨离间。
　　　翁小柔的大舅妈为什么会对我有成见呢？这得从郑老板被判劳改说起。郑老板被抓后，郑家的亲戚们有不少人上门来看望慰问郑家母子，但是都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有一天，那个跟郑老板合伙开印刷厂的大哥也带着他的三女儿登门来了。他的三女儿名叫郑芳，当时刚从潮阳来上海不久。初次见面，我对她还算是有好感的。郑芳人长得不错，并且很会打扮，人们都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嘛，打扮入时的她更显得容貌出色。
　　　郑大哥除了来看望慰问他的弟媳以及众侄子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他希望他弟弟的蜜饯生意也可以由他来接管，就像印刷厂那样。他还说打算派他的三女儿跟我一起做蜜饯。当她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三姑娘朝我笑得甜甜的。
　　　他的提议遭到了蔡淑芬的反对。她认为，蜜饯生意与印刷厂是两码事。印刷厂是两兄弟合伙的，一个被抓了，由另一个来管理那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但是，蜜饯生意完全是属于郑荣科个人的，与其大哥无关，郑家大哥凭什么插足进来呢？她明确地拒绝了她孩子大伯的要求。
　　　老板娘这么表态，我当然高兴。多一个老板就多一个麻烦，自己就少一份自由，多一份管束。我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并且，他的个性我也不了解，谁能保证他能像之前的郑老板那样随和、好说话呢？于是，我也委婉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跟老板娘的一致。
　　　在他们走后，蔡淑芬跟我说那大哥的老婆，也即是小柔的大舅妈，是一个出了名的雌老虎。小柔的大舅非常惧内，家中大小事务几乎都是大舅妈拿的主意，这次可能也是出自她的意思。
　　　后来，我又听龙胜说，有一次，他的大伯母怀疑大伯在外面有外遇，在家中对大伯大打出手，最后竟然一把捏住了大伯的小鸡鸡，另一只手上还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说是要把大伯的小鸡鸡给切下来，看他还能不能在外面风流。只把大伯吓得面无血色、跪地求饶、连发毒誓，大伯母这才放开那可怜的小鸡鸡。
　　　我在听这段小故事时候，汗毛都竖了起来——好彪悍的母夜叉啊！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当我在黑夜之中回忆起母老虎的女儿郑芳的时候，总觉得她那美丽的外表之下似乎也隐隐地透出了那么一股子凶气。我喜欢的女人是温柔的小鸟依人型的，我内心很排斥那种悍妇，所以心中对她的一丝好感也因此而荡然无存。
　　　我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站在了小柔大舅妈的对立面，这导致她对我怀恨在心，也为后来埋下了祸根。
　　　再说翁母，当她收到她大嫂的那封信后，马上心急如焚地赶回上海。她回上海没有与我们夫妻说，到了上海，也不是先去董家渡路，而是先去了她大哥家中了解情况，她大嫂一番添油加醋，将我说得一无是处。
　　　第二天，翁母怒气冲冲地赶到董家渡路，准备兴师问罪。我正要下楼梯去上班，在楼梯口与她狭路相逢。如果我那天早一点点去上班的话，就不会在此与她碰上了，那么，她就会先单独问清楚她女儿，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冲突了。
　　　我在此时此地突然见到岳母觉得非常惊讶，“呀”了一声，然后问道：“妈，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都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们好去接您啊。”
　　　翁母黑着脸，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更是不搭理我的问话。
　　　这让我莫名其妙，连忙转身跟着翁母上了楼。
　　　翁小柔看到本来应该在江西的母亲突然出现在面前也吃了一惊，但对她而言是个惊喜。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妈妈”就过去跟她拥抱起来。但翁母一直都没有笑容，跟女儿拥抱之后，就大声地指责我。   
　　　我看到翁母满脸的不高兴，就再小心翼翼地叫道：“妈。”
　　　“你还有脸叫我妈啊？”
　　　我跟翁小柔面面相觑，我尽量保持着礼貌，说：“我什么地方让您不高兴了？”
　　　“你这个前后不一致的小人！我们刚走，你就开始打骂、虐待我们小柔！你以为我们到江西去了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是不是？我们翁家人瞎了眼了，当初竟然把小柔嫁给你。连个住处都没有的穷光蛋，结了婚还要住在老婆娘家，真是厚脸皮！”
　　　我向来爱面子，被一向对我不错的丈母娘这么一阵抢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中的怒火也被激起来了，我大声地争辩道：“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女儿了？你们都已经移民到江西去了，要不是我请律师打了两次官司，这房子还留得下来吗？你怎么不谢我，反而来骂我？”
　　　“我就是要骂你！骂你虚假！骂你小人！你不但打小柔，连当初口口声声说每个月给我们寄十五块钱，现在每个月也只寄十块钱了，再发展下去是不是打算一分钱都不寄给我们了？真是忘恩负义。”
　　　“我一个月才领五十多块钱，你们走的时候又借钱给你们作安家费，请律师打官司也用了不少钱，哪里有那么多钱可以寄给你们？并且你们才四十来岁，正当壮年，你们不会自己养活自己啊，难道现在就想退休要我们养了吗？”
　　　“我不管，你当初就是答应了我们每个月寄十五块的。你说了做不到就是说话不算话的小人、伪君子！”
　　　我继续跟她解释，但是两个人随后都越说越激动，演变成了激烈的争吵——
　　　“你这个人简直就是泼妇、不可理喻。”
　　　“你骂谁泼妇？”翁母愤怒地走上前跟我拉扯起来。
　　　人们都说“相骂没好口”，一旦争吵起来，恼怒之下所用的语言都是比较恶毒的。这两个原本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丈母娘以及女婿现在因为一时的误会以及冲动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冤家对头。翁母错就错在没有事先找自己的女儿询问了解清楚实际情况就严厉地责骂我，这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也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跟我硬来，那就只能硬碰硬了。
　　　翁小柔夹在母亲以及丈夫的中间，左右为难。她不停地劝说双方。后来她将我劝走之后，才跟她母亲解释清楚，翁母这才了解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她后悔自己听信了她大嫂的谎言，没有了解清楚就跟女婿大吵大闹。
　　　翁母的责备让我觉得委屈。我一直以来都那么疼爱翁小柔，怎么可能会打骂她呢？关于寄钱寄少了，我也是爱莫能助。翁小柔现在没有工作，就靠我每月那点工资，要支付夫妻俩在上海的所有花销，我们也已经够节省了，还有之前欠下的债要还，打官司也花了不少钱。每个月除了翁小柔的爸妈，我还要寄钱回去给潮阳老家的父母。小柔现在又有身孕了，自己身边不留点钱怎么行呢？哎，寄十块已经是我最大的限度了。
　　　虽然自己有理，但我吵过之后也后悔了。我反省自己不够冷静，没有尊重长辈。丈母娘再怎么无理，自己也不能跟她顶撞。我责怪自己当初不够尊重长辈，在长辈发脾气的时候，自己也跟着发脾气。而丈母娘之所以会那么严厉地责骂我，也是因为受了别人的蒙骗以及挑拨离间。自己当时应该坐下来，跟她心平气和地解释清楚，那么，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我们之间也就不会撕破脸皮了。
　　　虽然双方后来都有点后悔，都在反省自己，但是脸皮一旦撕破就很难再回到最初没有矛盾时的和睦及融洽。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双方都放不下面子，并且翁母的心里对我减少了寄钱的数额还是心存很大的不满，因而双方心中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翁母来了之后就一直逗留在上海，没有回江西去。在此期间，我去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翁小柔一起在二楼。当我回来了，她就到一楼翁小柔奶奶跟堂姐妹那儿。总之，我们俩人都尽量避开对方。
　　　那令人厌恶的大舅妈还总是在翁母耳边挑挑拨拨。翁母的耳朵软，容易听信别人的话。于是，她在她大嫂的教唆之下，在平静一段日子之后又总是找机会制造矛盾与我吵架，有时甚至发展到挟制翁小柔与我分居，以迫使我答应她的种种无理要求。为此，我有时候气不过，实在忍不住就跟她争吵起来。有两次，我甚至去求助当地派出所的人来调解。然而，清官难断家务事，派出所的人对于我们的家庭纠纷也无能为力，只是劝说双方要坐下来冷静沟通，彼此让步，和睦相处。
　　　而此时，我也发现了翁小柔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她太懦弱了，自己完全没有主见。跟我在一起就听我的，一跟她母亲在一起就又完全听她母亲的了。我知道翁小柔是爱我的，但我也明白，翁小柔的心中对她母亲的爱不亚于对我的爱。翁母向来非常疼爱长女翁小柔，我记得翁小柔刚开始跟我一起睡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我的手臂给她当枕头枕着才能睡着，并且，腿还要盘在我身上才行。她说她从小到大，母亲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给她枕着睡觉的，她已经习惯了，不这样就睡不着觉。于是，跟她在一起之后，我每天都是把手臂给她枕着睡，要等她睡着了，我才悄悄地将手抽出来，再将她的腿轻轻地搬开，自己才能入睡。

姚波

　　　翁小柔入社
　　　1956年秋，由于我所在的茶食第二社生意很好，货物供不应求，所以打算扩招员工，扩大生产。社里的政策是优先照顾正式职工的家属，也即人们所说的“家属工”。有资格成为家属工的人仅仅包括正式职工的配偶以及成年子女，每个员工只能推荐一个家属工。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那妻子不就可以有一份工作了吗？当时，找一份工作实在太不容易了，私企不给办，国企又不是人人都挤得进去的。并且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也确实不好，如果每个月有余钱多孝敬丈母娘，那她也就不至于整天都还板着脸给我脸色看了。基于这些考虑，我回家跟翁小柔商量之后就到厂里去填表申请。本来，如果当时找工作不会那么困难的话，我也不会在翁小柔已经怀孕的情况下让她入社工作。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有多少人眼馋这个机会啊。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灾难的开始，我将心爱的妻子送入了虎口，也因此毁了我们这个家。
　　　翁小柔在上海市茶食第二社当上了家属工，在包装车间上班，每月工资三十块钱。这样，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翁小柔每个月所赚的钱除了自己用一些，其它的全都交给了她母亲，再由翁母自己决定寄多少钱回江西。在这以后，翁母跟我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开始好转。其实，只有翁母的态度先软下来，我们的关系才有修复的可能。
　　　我刚进茶食二社的时候主要做的还是推销这个老本行。另外，在当时的社里，我的文才受到了大家的肯定以及领导的赏识，很快，社里组织开会大部分都由我来主持，因为我的口才跟形象都是社里第一流的。另外，社里还办有宣传栏，这也主要由我负责。
　　　后来，因为茶食供不应求，我就不用到外面去推销了，谁要买我们的产品就自己上门来买。这时，我主要负责宣传部门的工作，当没有这方面的任务时，就在制饼车间上班。
　　　当时协助我搞宣传工作的是一位高中毕业的女孩，她的名字叫秀丽，人如其名，确实长得很秀丽，当时算得上是社花。秀丽是上海本地人，当时在包装车间上班。因为有高中文凭，还负责管账。在开会和办宣传栏的时候，秀丽是我的助手，如果我主持会议，她就在旁边做会议记录。如果我有其它事情不在，就由秀丽来主持。在翁小柔入社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娶妻，纷纷议论我跟秀丽很般配。对于这些议论，我每次都是一笑了之，不做什么辩解。现在想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滋长了秀丽姑娘对我朦胧的情感。
　　　在招募家属工时，负责登记的人听说我要介绍妻子进来都不太相信，以为我是在骗他们。直到我将结婚证拿给他们看，大家这才相信。我的婚讯对于小伙子而言是个好消息，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对于女孩而言就是个坏消息，特别是那些暗恋我的女孩，这个消息无疑让她们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
　　　秀丽应该是喜欢我的，我感觉得出来。我已经结婚的消息传到了毫无心理准备的秀丽耳中，而我妻子的美貌更是让秀丽郁郁寡欢。当时是在夏秋交接的高温天气中，过了一段时间，竟然传来了秀丽中暑身亡的消息，我心里为她难过了好些日子，感叹秀丽红颜薄命，在如花的年龄早早离开了人世。有时我也会暗暗地想，是不是自己的婚讯让她心中抑郁寡欢？这会不会也是导致她死亡的其中一个因素？每每想到这，除了惋惜，我也有了一点点的内疚，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她。
　　　翁小柔以家属工的身份进入茶食二社时，已经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但外人一般看不出来。她的美貌引起了社里的轰动，大家都说她才是社里的第一美女，名副其实的社花。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但他们还是掩饰不住对她的喜爱以及欣赏。男社员中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包装车间來了一個美女翁小柔，真是秀色可餐。精神疲惫的时候，只要去看一眼她，就能提神醒脑。翁小柔的美貌由此可见一斑。

　　　潮阳这边，悲情仍在延续，萧三姑娘仍在痛苦地、痴痴地遥望着……

　　　　　　1956年8月15日       天气：晴       心情：痛苦
　　　　　　这半年来，我最为头疼的就是如何应付家人的相亲安排
　　　以及躲避那些乱献殷勤的小青年。
　　　　　　今天，叔叔从香港回来了，他和父亲又重新将我的婚姻
　　　大事提了出来。他们的心愿还是希望我能够嫁到香港那边去。
　　　叔叔这次又带了一些所谓的富家子弟的照片过来给我看。叔
　　　叔将他们夸得天上有地上无。可在我眼中，怎么都觉得他们
　　　不顺眼。
　　　　　　经过这半年的观察，父亲痛苦地发现，我还是老样子，
　　　还是没有忘掉过去，还是没有忘记轩哥，还是不能敞开心
　　　扉接受其他人。这个残酷的现实让他倍受折磨，这更增加了
　　　我的内疚之感。
　　　　　　有一天，父亲外出回家后，痛心疾首地跟我说：“丽卿
　　　啊丽卿，我的好女儿，你不要再傻啦。我得到确切的消息，
　　　说那小子真的已经在上海结婚了。”
　　　　　　我先是一愣，但这个消息又不是第一次听说，我这次
　　　倒没有太惊讶。我只是奇怪地反问他：“父亲，您不是早在
　　　去年就跟我说他已经娶了别人了吗？怎么现在才得到确切的
　　　消息他已经结婚了？”
　　　　　　父亲没想到我会这么反问他，一时之间根本就答不上来。
　　　恼怒之下，一甩袖子，走开了。丢下两句话：“你不要再这
　　　么执迷不悟！到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说真的，父亲前后矛盾的话语实在无法让我相信他所说
　　　的是事实，但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可怜的父亲，您就别再
　　　为我操心烦恼了，就让我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吧。这样，你我
　　　都会少一份烦恼，多一份快乐与祥和。

　　　　　　　　　　　　　第八章  瞬间的厄运

　　　　　　　　我曾经拥有、拥有那云淡风清海阔天空；我也曾
　　　　　失去，失去时，愁云惨雾痛不欲生。相互拥有时的幸
　　　　　福和彼此伤害时的痛苦，是一样的真切；温暖与痛楚，
　　　　　幸福与痛苦，竟然也都是那样的悲凉。此时此刻，陪伴
　　　　　我的，除了悲凉，还是悲凉。
　　　　　　　　悲凉不可言。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
　　　　　亲爱的萧三姑娘，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
　　　　　复返了呢？——是有人偷了它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
　　　　　处呢？是它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悲凉一定伴随着厄运。但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在厄
　　　　　运中死去, 也不会在厄运中苟活, 我一定会穿过厄运，
　　　　　让迷乱的世界瞬间停止,回到儿时快乐的草地；只要在
　　　　　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火把，悲凉，瞬间也会变成火热。


      魔手伸向翁小柔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不假。翁小柔的美名很快传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让他忍不住到包装车间去看。于是，我们小夫妻俩的灾难开始了。
　　　这个人就是沈仲友代表，他三十八、九岁，已婚，个子较矮，长相一般，满脸胡须。虽然在相貌上他没有丝毫优势，但是他手里掌握着实权，他是综合社派到茶食第二社的代表。他有权指挥社里的一切，在社里说一不二，连姜社长也必须听他的。都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沈代表在茶食二社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这天，他慕名来到包装车间，在心腹的带领下来“视察”翁小柔的工作情况。翁小柔的模样让沈代表眼前为之一亮，长长的睫毛下面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扑闪扑闪的，秀气的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着，白里透红的脸颊，皮肤有如绸缎般柔滑，使他忍不住好想上前摸上一把。那玲珑的曲线更是看得他血脉贲张，差点连眼球都掉下来了。“好一个标致的少妇啊！”沈代表心里不由得暗暗赞道！他立即被她那温柔娇美的样子深深吸引住了，觉得自己从没见过这么标致的美人。
　　　虽然翁小柔不仅结婚了，而且当时还怀上了身孕，但沈代表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并没有打消对她的歪念头。
　　　从此，沈代表利用自己的职权千方百计地打听有关翁小柔的一切情况，甚至连翁母曾与我大吵大闹，关系一度紧张这一情况他都打听到了；并且还知道翁母现在仍住在董家渡路，翁小柔对她母亲感情非常深，非常听她母亲的话等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做到“知己知彼”之后，沈代表就开始了他的行动。
　　　因为小柔上的都是日班，而我有时要上夜班，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乘我上夜班之际到董家渡路找翁小柔母女俩座谈，美其名曰领导“家访”。真是荒唐！又不是小学生，需要什么家访？并且，茶食二社职工家属工将近千人，谁都不去家访，就单单对翁小柔一个人进行家访；我在的时候不来家访，每次都要等我上夜班不在家的时候才来家访。这是什么道理？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沈代表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沈代表几次“家访”过后，翁母跟我刚刚好转的关系又急转直下，翁小柔在母亲的安排之下也开始跟我分居了。我刚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听到了风声，这才恍然大悟。内心痛苦极了，但势单力薄的我能怎么样呢？漫漫长夜，一个人躺在床上，对于道貌岸然的领导深恶痛绝，对于势利的岳母气愤不已，对于懦弱的妻子则是爱恨交加。
　　　当时翁小柔还是爱着我的，沈代表为了不让我们夫妻俩接触，安排翁母每天提前到社里的车间接翁小柔下班，不让我接近她。有两次，我俩为了摆脱翁母，偷偷约好提前下班，下了班也不敢回董家渡路，那样的话翁小柔肯定一下子就给她母亲拉走了。我们偷偷到外面的旅馆住宿过夜。
　　　旅馆里，看着自己深爱也深爱自己的丈夫，翁小柔忍不住流泪了。她现在等于被一双魔手给控制住了，想跑都跑不掉。那边不仅有沈代表的威逼利诱，更站着一个她深深依恋的母亲。她在母亲面前，永远都是那个听话的小女孩，没有长大的小女孩。
　　　翁小柔当时向我哭诉：“沈代表那天当着我跟我妈的面说，如果我不离开你，那么就连家属工都不给我做了。我妈听了，很害怕。如果我连家属工都没得做了，那我娘家人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所以她现在也不让我跟你在一起。不过，沈代表前些天让我跟他出去，我没有答应他。轩哥，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我痛苦地安慰翁小柔：“别怕，你不要听他的。我们没做错什么，他怎么能够随便开除你呢？他是吓唬你们的，知道吗？”我尽量说得坚定一些，不要让翁小柔也感觉到我的无助。但其实我的内心也感到了害怕，我感觉到这是一股我们阻挡不了的恶势力。
　　　当我们亲热之后，我的信心又增强了一些，我跟翁小柔说：“亲爱的，你还爱我吗？”
　　　“当然爱你！跟当初一样爱你！”
　　　“你喜欢沈代表吗？”
　　　翁小柔生气地把头扭向一边，不出声。我轻轻地将她的头扭过来，却看到她满脸的泪水。她委屈地说：“我如果喜欢他，那么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了。那我现在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我紧紧地搂着娇妻说：“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战胜这个恶魔。只要你不答应他，他是不会乱来的。你不要害怕，你是有夫之妇，他又是有妇之夫，而且还是堂堂的领导。如果事情闹大了，对他也不好。所以，只要你坚持住，我们就一定可以白头到老。我很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的爱人。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还未出世的宝宝，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不要听其他人的意见，你应该遵从自己的意愿，你应该自己为自己做决定。”
　　　翁小柔温顺地点点头。
　　　我的心稍稍放下了。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呢？但我高估了自己对翁小柔的影响力，也高估了翁小柔对于爱情的忠贞。时至今日，翁小柔半悔恨半责怪地对我说：“当初在旅馆，你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为什么不阻止我回去上班？如果你当初让我留下来，我肯定会听你的。”她的这一说法完全不切实际。如果她不去上班，她妈妈那边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这也必将影响到我们夫妻俩的关系，甚至会被迫分开，正如后来那样。而且，当时的社会形势跟现在完全不同，如果我丢掉那份工作，就无法找到其它工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那要怎么生存呢？
　　　在我们两次提前逃跑过后，在沈代表的安排之下，翁母竟然寸步不离地跟着翁小柔，甚至连翁小柔上班，翁母也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如果不是沈代表的授意，如果不是沈代表提前给监管人员打招呼，一个外人怎么能够在员工上班时间坐在工厂的车间呢？怎么可能会无人过来干涉？翁母甚至连她女儿上厕所都陪着她去，想尽一切办法阻隔我们夫妻俩的联系。从此我们两人就长期没有单独见过面，更没有在一起过夫妻生活。我投诉无门，一肚子的冤屈不知道要去跟谁诉说。

姚波

　　　女婴夭折
　　　在我们被迫分居期间，翁小柔肚子里的胎儿渐渐长大。1957年农历正月十六，翁小柔产下一女婴。长得非常可爱！我看了欣喜异常，给她取名为“姚惠莉”。我觉得那女娃的五官跟我长得是一模一样，皮肤白里透红。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眼前还经常浮现出惠莉那惹人疼爱的模样，那可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啊。
　　　在孩子出世的前前后后，我这个做父亲的，整天跑前跑后、忙这忙那。我希望小孩能够让我跟翁小柔重新回复正常的夫妻关系，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的宽容以及体贴可以换回翁母对我的同情。谁知道，这个小孩竟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成为我跟翁小柔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
　　　小宝宝出世才十九天（农历二月初五），翁母带着翁小柔，抛下嗷嗷待哺的婴儿离家出走了。
　　　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下班回到家中，发现只有宝宝独自在床上哭，翁小柔跟翁母都不见踪影。周围的人都不知她们去哪里了。我将宝宝托付给五婶之后，发了疯似地到处寻找她们，翁家所有的亲戚朋友我都去找过了，还是一无所获。我不能再找下去了，小宝宝还在等我回去呢，我疲惫不堪地回到董家渡路。找不到孩子的妈妈，小孩就没了吃的，想必小宝宝已经饿得哇哇叫了，回途中我到商店买了两罐炼奶和一包米糕。
　　　入夜了，我还在等着翁小柔回家。“小柔啊小柔，我们到底怎么了？你到底去了哪里？你不要我们父女俩了吗？”我不停地在心里问道。没有了妈妈的哺乳，小家伙老是在哭。冲炼奶她也不怎么喝，因为习惯了妈妈的乳汁。担心她饿着，我又手忙脚乱地将米糕冲泡成米糊，笨拙地喂着宝宝。但她还是不吃。我不禁自言自语道：“小柔啊小柔，你不要我也罢了，但你怎么能够那么狠心扔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一个是没有了妻子的男人，一个是没有了母亲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跟宝宝将来的生活会怎样。
　　　后来，宝宝可能是饿极了，才不得不吃了一点点炼奶和米糕。我彻夜未眠。一则担心小柔，二来吵闹的小家伙要我整晚抱着才稍微安静一点。快天亮了，我才将哭累了已经熟睡的小宝放在床上。趁孩子还在安静地睡着，我给自己煮了点面条吃了下去，昨天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这会，真有点筋疲力尽了。吃完，我将小孩抱给隔壁的翁小柔的五婶，让她帮忙照看一下，我要先去社里跟领导说明情况，请求帮助。
　　　当时，单位即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实权组织，在自己已经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唯有向单位组织求助。我向当时的姜社长反映了自己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沈代表家访、安排翁母在车间监视翁小柔等所作所为，希望单位能够为我做主。谁知姜社长不仅没有同情我、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讽刺挖苦我，说：“姚泽轩啊，你不是很有本事的嘛？怎么现在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啦？你老婆跟谁跑了，你跟谁要去。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社里怎么帮啊？”
　　　姜社长之所以如此对待我，是因为在办社初期，姜社长任命的社里各级干部都是他自己物色的资方以及亲戚，而众多的工人同志则一个都没有选用。因为这个，我跟其他几个年轻人曾经向上级领导反映过此事，也曾经当面对社长本人提过相关意见。可姜社长不仅没有虚心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反而因此对我等人怀恨在心。现在我家后院起火了，他一方面不敢去惹沈代表，另一方面也觉得沈代表正好帮他报了仇，心中很是幸灾乐祸。基于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他怎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帮我讨回公道呢？
　　　寻求单位帮助未果，我在万般无奈之下跟社里请了事假，要求暂时回家照顾婴儿，并得到了批准。
　　　小柔已经离开十几天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天天都在盼着她回来说明一切。有人帮我照看小宝的时候我便出去找寻，但都是失望而归。我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朝气，胡子拉碴，衣衫不洁，眼窝深陷，眼睛布满了血丝。
　　　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里，没有母乳喂养的小宝已经瘦了一圈，面黄肌瘦，连哭声也变得软弱无力。我完全无计可施，只是一遍遍地冲着那没多少营养的炼奶跟米糕，哄着让小宝喝下去，祈求上天让我留住这弱小的生命。
　　　后来，我找到五婶，跪下去哀求她，希望她看在可怜的孩子的份上，帮我把孩子的妈妈找回来。翁小柔再不回来的话，我担心惠莉的小命不保。我还说：“不管以前我跟她母亲之间有什么误会、有什么矛盾，我都真诚地希望可以跟我丈母娘和好如初。她母亲之前怪我不承担他们家的生活费，现在只要翁小柔回来，挽救宝宝的生命，我以后每月都会按时按量把钱给她母亲送过去。如果钱不够，我就停掉寄给我父母的钱。求求您，求求您帮我说说话，看在可怜的孩子的份上，您做做好事，赶紧让翁小柔回来，我这几天看到惠莉那毫无生气的眼神，我就一阵阵地害怕，害怕我一觉醒来，她就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抱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五婶听了我一番入情入理的哀求，动了恻隐之心，答应试试看能不能将翁小柔劝回家来。在五婶的帮助下，离家二十天的翁小柔终于在当晚回家了。她回到家也不说一句话，只是马上抱起孩子，给她喂奶。我看到孩子的小嘴在贪婪地吮吸着妈妈的奶水，心中悲喜交加，眼圈不由得又红了。我以为孩子有救了，对翁小柔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有。我当时只希望她能够留在家中，让孩子在母乳的喂养下健康地活下去。
　　　当天晚上，翁小柔没有走，一家三口人重新睡在了一张床上。到了半夜，我起来小解，惊恐地发现宝宝满脸通红，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即是人们所说的阴阳眼，用手摸摸她的额头，烫极了。我连忙叫醒了熟睡中的妻子，妻子又慌慌张张地叫醒了她母亲。三个人一齐将小孩紧急送往最近的南洋医院抢救。最后的结果是抢救无效，医生证实小孩死于急性肺炎，是由营养不良造成的急性肺炎。
　　　听到这个消息最悲痛的就是我，我抱着小孩渐渐冰冷的身体痛哭流涕，想不到翁小柔最后的回来还是没能挽救这个弱小的生命。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这段时间我所遭到的背叛、嘲弄，我所经历的心酸、心痛，所有的感受一起涌上心头，怎能不让我悲愤交加？
　　　亲眼看到小孩就这么死去，翁家母女既感到是一种解脱，也感到了一种害怕，因为小孩毕竟就是她们害死的。特别是当她们看到我哭得那么伤心，她们也跟着哭了起来。是在哭宝宝呢？还是在做做样子而已？这么复杂的情感就只有她们才清楚，或者像翁小柔这么一个任人摆布的人而言，她可能经常连什么才是自己的真实感受都不清楚。
　　　突然，我红着双眼，回头瞪着翁母说：“都是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就是你跟沈仲友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不仅拆散了我们这对恩爱夫妻，还将我们的亲生骨肉活活害死！你简直不配做孩子的外婆！我……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告你们虐杀幼婴！”
　　　翁母害怕了，她连忙请求我原谅她，她说：“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听信沈代表的话。阿轩，我跟你赔礼道歉，请原谅我一时的糊涂。我们以前本来相处得很好，都是沈代表搞的鬼，他天天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他是领导，他手里掌握着实权，他威胁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就不让小柔去上班。所以我们都怕他啊，但现在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让小柔离开你跟孩子的，都是我不好。但人死不能复生，你跟小柔还要一起生活下去，你就原谅我吧，我们还可以像当初那样一起生活。”
　　　翁小柔同样很害怕，因为她是最直接的杀死小孩的凶手，她也跪下来请求我原谅她跟她母亲。她哭着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宝宝死了她也很难过。她当时哭得也确实很伤心，毕竟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母女两人再三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以后一定会好好地跟我一起生活。我想着以前她们对我的好，心里开始慢慢原谅她们。毕竟，就像翁小柔所说的，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况且，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在一起生活快两年了，我不可能对她没有感情。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惨痛的教训让那些偏离了正途的人回心转意，大家都重新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
　　　然而，仅仅过了一段时间，在1957年农历三月十五，正当翁小柔产假期满，即将上班的前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中，却意外地发现翁家母女又已经不辞而别。她们所有的衣物都带走了，行李箱也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出门问邻居她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当时，隔壁姓朱的一个住户，他的爱人那段时间从乡下来上海探亲，几乎天天呆在董家渡路的房子里，所以对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比较了解。她跟我说，翁小柔母女“刚刚拿着行李跟那个天天来家访的社里的姓沈的领导一起出去了”。
　　　我听了呆呆地回到房中，跌坐在凳子上。我知道我跟翁小柔是彻彻底底地完了。多年之后，我才得知，当年沈仲友对翁家母女进行了威逼利诱：如果翁小柔不离开我，那么就连家属工都不给她做；可如果跟他好了，那么，他很快就可以将她转为正式社员，并会帮她把父母弟妹的户口都从江西迁回上海。这些威逼利诱太要命了。


　　　停职反省
　　　在翁小柔离开的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董家渡路的房子里，精神空虚，萎靡不振。每当想起翁小柔以及那夭折的女儿，我就泪流满面。我的心中不是没有愤怒，我不是不想反抗，我也不是不想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大丈夫，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反抗不了，也无法反抗。而且，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出头，完全没有斗争经验。我只能忍气吞声，让思念、愤怒慢慢地吞噬自己的神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麻木不堪。
　　　那段时间，为了不让自己睹物思人，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我常常去大舅父家中找表兄弟们聊天。那时大舅一家七口人全靠他微薄的工资养活，生活很是艰难。大舅妈很羡慕我在集体单位有一份正式工作。大舅的房东太太（刘太）是一个扬州人，曾经唱过淮剧，比较有生活情趣，偶尔还会给姐妹们唱唱戏，但她的丈夫却是一个蹬三轮车的。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不少奇怪的婚姻组合，这只是其中一例。
　　　大舅妈、刘太以及另外一个家庭主妇几次请求我帮忙。她们想借鉴我当初的做法，先是自己弄一个蜜饯作坊，然后争取并入上海市蜜饯厂，这样就等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了。她们完全不懂制作蜜饯，唯有请我帮忙。
　　　我到上海之后，大舅、二舅从没帮过我什么忙，还经常对我冷嘲热讽。当郑荣科老板被抓去劳改之后，大舅竟然说：“你老板娘还年轻，不过才三十岁左右，你也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现在老板被抓了，你们两个……嘿嘿……会不会搞到一块去啊？哈哈！”这哪里像是一个做舅舅的人对外甥所说的话？我去他们家串门时，房东刘太有时候也会下来坐坐，并拿些小点心之类的让大家吃。大舅又疑神疑鬼地说：“我这个外甥长得实在是英俊，看，连刘太这以前唱过戏的花旦都看上你了啊，你一来她就打扮得漂漂亮亮，还送点心吃，我们也沾光啰。”这些话常常像那带刺的玫瑰，或者说像那怪味豆，乍一闻吧，有点香，似乎是在夸你；仔细咀嚼吧，却有讽刺的酸辣味，实质上就是在扁你，让人听起来心里很不舒服。可当他们家要求我教他们做蜜饯的时候，他马上一改以往的尖酸刻薄样，端茶倒水，嘘寒问暖，热情得连我都觉得不自在了。
　　　我一向助人为乐，经不住大舅妈等人的热情恳求，就答应帮助她们。我知道蜜饯制作出来之后还要推销出去才行，果然，她们不知道如何寻找客户，于是又请求我帮忙。我于是就在周日休息的时候帮她们出门去推销蜜饯，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拿她们一分钱。去推销的时候，为了表明蜜饯不是我的，我还特意让房东老刘以及小表妹凤玲一起去，他们两人才代表了蜜饯的生产者。
　　　然而，六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和赵凤玲一起去推销蜜饯的时候，不巧被姜社长的姐夫（车间主任樊主任）看到了，他回去马上跟姜社长作了汇报。我第二天即被停职了，理由是我在休息日干私活。
　　　我根据社里的要求做了深刻的检讨，还在大会上发言（翁小柔没有出席我的这个检讨会），我当众跟社员们说明自己只是出于帮助亲友的好意，并不是干私活，也根本没有从中获利等等。除了辩解之外，我也深刻检讨自己，认为自己是在无意中触犯了社规，真心恳求大家的原谅，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等等，做了一系列的保证。
　　　我实际上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并且认错态度也很好，平日里大家对我也深有好评，所以有些领导就表态说：“算了，原谅姚泽轩吧，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但姜社长和沈代表坚决不同意，他们两个是手握实权的人，我因此不能回去上班，被要求继续停职反省。
　　　而大舅妈她们没有我的帮助，最终没有做下去。

　　　　　1957年4月2日     天气：晴     心情：心酸、心痛
　　　　　天气回暖，春冻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门外的草坪上许
　　　多不知名的小草已开始萌芽，大地也回复了生机。可是为什
　　　么我觉得仍是寒冬一片呢？
　　　　　春节，二姐从香港给我带回了一辆新自行车，她是在鼓励
　　　我多走出家门。
　　　　　现在每当我想他想得发疯，就骑着它出去，重游我们之前
　　　一起去过的地方。郊外仍是那么的美，可是物似人非，之前是
　　　恩恩爱爱一对，现在仅剩下形单影只一人。
　　　　　有时我也会动摇，心想“罢了，罢了，是你姚泽轩先背弃
　　　诺言的，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苦苦守候？守候一份不知道有没有
　　　结果的恋情。既然你已经不要我了，我就随便找个父母喜欢的
　　　人嫁了吧。”
　　　　　田野、郊外、山岭、海滩，我到处在捕捉他留下的影子。
　　　应该说是他留下的回忆。一遍又一遍，我天天温习着。我明明
　　　知道这样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可我没有办法，我就像一个毒
　　　瘾很深的瘾君子，爱情就是那可恨的毒药。
　　　明知对不起家人，我也没有办法从沉迷中开脱出来。父亲、母亲大人，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请你们别再为我伤心
　　　烦恼，那样我心中还好受一些。

　　　　　1957年9月26日       天气：晴       心情：相思
　　　　　　静夜，明亮的月光，洋洋洒洒地落在静寂的花园，一片
　　　朦胧的微光，美得有些悲凉。在这样的夜晚，回忆不知不觉
　　　浮上心头，回想起曾经和他在一起的许多个月明夜，那时的
　　　月光也是这么明亮，同样洋洋洒洒地落在花园中，可那时感
　　　觉多么幸福，一点也不悲凉，那时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悲凉。
　　　　　　想起和他一起手拉手走在草地上，一起背靠背吟诗、唱
　　　歌，一起……太多了，想着想着，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可
　　　是一想到这些年来的状况，那一丝微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想起大家说他已经变心、已经另娶的闲言碎语，心里一阵阵刺
　　　痛。不禁埋怨，他为何如此的无情！他为何要这样对我。如果
　　　真的不要我，那就明明白白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躲起来
　　　呢？
　　　　　　不，这不是他，这不是他一向的为人。我不相信，其中必
　　　定另有隐情。可我要上哪里去找他呢？我已经找过他了，无功
而返。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家里等他回来。不是吗？无数的
问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令我痛苦的思绪中又多了一层迷惘，
这些恼人的心情像是一团乱麻，把我的心紧紧地捆绑起来，我
挣扎，却无法挣脱，窗外的月光像在印证着我的心情，渐渐变
得凄迷……
　　　　　　明天又是中秋节。轩哥，我们何时才能团圆？



　　　巧遇萧振东
　　　1957年7月下旬，在我被停职审查期间，我很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幼年时期的小伙伴——萧振东。我俩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还曾经一起到汕头去贩乌榄回潮阳卖。萧振东的祖父母早年去了香港，因为这层关系，尚在读小学的萧振东跟他父母抓住时机，也移民去了香港。这一走，我们这两个小伙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现在，在上海的街头，突然碰见，俩人都不太敢相认了。确认是对方之后都大喜过望。萧振东非常热情，执意要请我到饭店吃饭。
　　　我们这两位数年未见的儿时伙伴，一边回忆往事，一边讲述着分离后的经历。他说他是跟着母亲来上海看外祖父一家的。当他问道我的近况时，我如实地告诉了他，说明自己因为帮助大舅一家在周末卖蜜饯，被一直想抓我把柄的单位领导抓住，现在尚处于停职反省时期。虽然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没出来，但我觉得不容乐观，非常可能会把我开除出厂。随后，我拜托老朋友，看看能否帮我在香港或其它什么地方介绍一份工作。萧振东答应会尽力帮我找，他还取出笔记本，让我在上面留下通讯地址，说一有消息就会马上联系我。我自是非常高兴，写下了“上海小南门董家渡路323号”。
　　　在后面的谈话中，萧振东提到了萧家二姑娘，说他在香港碰到过她，看起来嫁了个很不错的人家，等等。萧振东并不知道我跟萧三姑娘相恋又分离的事情，纯粹是因为同是老邻居才提起来说的。我听后，心里百味杂陈，想起了她们姐妹俩，想起了她们的分手信，心底的伤疤似乎又被人揭开了，隐隐作痛。
　　　但我知道萧振东并不是有意的，他完全不知情。
　　　“是嘛？那么巧啊。”我一边说一边闷下了一口热辣辣的酒，谁知却被呛出了几滴眼泪。我笑着为自己解嘲：“我的酒量还是这么差劲。……那，那你回去遇到萧二姑娘时，替我问候一声。”

　　　　　1957年12月17日       天气：晴      心情：惊喜
　　　　　今天收到了二姐从香港寄来的信，自是开心。里面的内
　　　容更是让我大喜过望，她竟然给我带来了轩哥的消息。
　　　　　　二姐来信的内容如下：
　　　三妹：
　　　    见信好！
　    我这次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相信你一定会喜
　出望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个玩伴叫萧振东的吗？他的
　祖父母在香港，后来他们全家都移民到了香港这边。碰巧他
　家还跟我家距离不远，我们在香港也打过几次照面，但往来
　得并不是很紧密。
　　　昨天，我在另外一个老乡家里碰见了他，期间他提起一
　　　件事，说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他去了一趟上海探望他外祖父
　母，想不到竟然在大街上碰到了小时候的好伙伴姚泽轩。
　　　　　　这个消息让我激动不已，于是赶紧追问阿轩的详情。他说
阿轩让他代问候我一声，我问他，阿轩有没有托其它的口信给我，他说没有了，就是一句普通的问候而已。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我和你一样，一直不相信他会变心，
　如果他真的移情别恋的话，怎么还好意思让别人问候我呢？
　要知道，你跟阿轩的恋情，振东是毫不知情的。可是如果他
　没有变心，怎么会一直没有音讯呢？怎么不找一切机会向我
们解释清楚实际情况呢？哪怕让振东捎捎口信也是可以的呀？难不成这中间隔了多少误会？二姐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另外，振东也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阿轩的不太好的消息，据
　说他已经被工厂停职反省，好像是单位领导故意为难他，抓他
小辫。难道他不联系你是因为工作不顺？那似乎也说不过去啊，他应该知道我们一直都不嫌弃他的贫寒家境，而且有什么困难
也要说出来，大家好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哎，实在是猜不透这其中的奥秘。
　　　　你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失望了？似乎二姐给你的消息都是
　　　一堆废话？呵呵。别急，好东西还在后头呢。你之前告诉过我，
　　　你去上海无法找到阿轩的心酸历程，我昨天就特地问了萧振东
　有没有阿轩在上海的地址。他说刚好阿轩托他找工作，所以给
他留了上海的地址。我今天一早就去萧振东家把那地址抄了过来：上海市小南门董家渡路 323号。
　　　　看着阿轩熟悉的笔迹，我真是百感交集。希望你也能早日
　　　看到他的亲笔信。
　　　　祝你健康、开心！
二姐

　　　　　　1957年12月18日       天气：晴      心情：期盼
　　　　　　昨晚我连夜写了一封短信，今天一大早就亲自到邮局将信
寄出去了。在寄信人地址一栏，我留下了我所执教的幼儿园的地址。我希望一切都是新的，包括结果。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相信是我的坚持感动了老天，终于，我跟他又要重新联系上了。我期盼着，期盼着好消息的到来。
　　　　　　虽然几乎一晚没睡，但我太兴奋了，一丝倦意都没有，精
　　　神抖擞地上完了一天的课程。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的轩哥还是原来那个他，不能说
　　　明他没有变心。但起码我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地方，我的等待终
　　　于要有结果了。是好是坏？我并不知道。如果听到最坏的消息
　　　后，日子会不会比现在空等待的日子要好过呢？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是一步，人算不如天算。争取过了，就听天由命了。

　　　　　1957年12月30日       天气：阴       心情：焦虑
　　　　　这些天我都在等信，每天去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到传达
　　　室去问有没有我的信。可每天的结果都让我失望。如果这次他
　　　还是不回信，我该怎么办？我该再去上海找他吗？我会不会太
　　　傻了？
　　　　　　北风呼呼地吹打在我脸上，但心情麻木的我都感觉不到疼
　　　了。只听得乌鸦呱呱叫，似乎连它们都在嘲笑我这个失意人。
　　　　　　冷，从心里感觉到冷。

　　　　　1958年1月3日        天气：阴       心情：遐思
　　　　　听说今晚镇上又要唱大戏了。自从轩哥走后，我早已经没
　　　有那个闲情去看戏了。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想起了许多以前听
　　　母亲讲过的故事以及那些百看不厌的潮剧。《八宝追夫》、《苏
　　　六娘》、《井边会》、《回书》、《磨房会》、《陈三五娘》、《梁山伯
　　　与祝英台》、《苏三起解》等等。剧中的男女主角对待爱情无一
　　　不是忠贞不渝的。为了爱情，为了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他
　　　们不顾一切困难，不顾一切磨难。不论是贵为公主的八宝，还
　　　是身为贫苦布衣的李三娘、苏六娘；她们为了爱可以付出自己
　　　的一切，包括生命。李三娘在兄嫂的欺压虐待之下，在冰冷的
　　　磨房里苦苦等待夫婿十六载，最终柳暗花明，一家团圆；王宝
　　　钏也在寒窑里苦等薛仁贵十八年；而苏六娘与郭继春、梁山伯
　　　与祝英台则为了爱情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虽然小时候在香港呆过，但那儿给我留下的影响少之又少。潮阳的山水哺育了我，潮阳的人文影响、塑造了我的性格。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我明白如何做好一个潮汕女人。潮汕女人对待爱情是最忠贞的，对待自己的男人是宽宏大量、无私付出的。潮汕
　　　女人的韧性、耐性是最好的。潮汕女人为了那林立的贞节牌坊
　　　而感到无比自豪。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之前的一些想法是多么的自私与
幼稚。我不应该毫无凭据地怀疑轩哥。我应该相信他、信任他。轩哥的才干品质，街坊邻居们均有口皆碑。他不可能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就像《白兔记》中的刘智远，一去杳无音讯十六载，不是他为了攀龙附凤而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只是被奸人所蒙骗，听信谎言，误以为李三娘已经离
开人世。再如《王宝钏》中的薛仁贵，虽然长时间音讯全无，
但他实在是出于战乱等原因而没有办法联系妻子。
　　　　　　我也要有李三娘和王宝钏的勇气与毅力，三娘苦等夫婿十
　　　六年，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毫不动摇。我岂能这么轻易就放
　　　弃呢？没有三娘和宝钏十几年来的坚持，就没有他们团聚的美
　　　满结局。我期望着我和轩哥的甜蜜重逢。
　　　　　　虽说我和轩哥因为未达法定婚龄而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
　　　周围的人都清楚我们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了，而且我们还在郊
外拜了天地，成了亲。我们已经对天对地发誓，一辈子都要不
离不弃。如果我另嫁他人，那大家一定会在心底里瞧不起我，
一定会认为我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我的良心也无法安宁。
而且我自己心里也无法接受其他男人。从小青梅竹马，我们的
感情比任何情侣都要深厚。他的好，他对我的好，我都牢牢地
刻在了心里。他的帅气、他的幽默、他的机智、他的勤劳、他
的体贴，无一不让我为之着迷。那种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刻骨铭心的深深爱恋。

姚波

　　　郭瑞锦其人其事
　　　在董家渡路小洋房的底楼，有一户比较特殊的人家。当时男主人不知因为什么已经被抓去劳改了。女主人有点精神病，在三年前曾经上吊自杀，但幸好被及时发现解救了下来。1955年7月左右，她稀里糊涂地买了一把新菜刀，到了晚上又到处问左邻右舍谁要那把菜刀，她想转卖给他们。但是大家都有菜刀，谁还要买她的呀。她就喃喃自语道：“瑞锦还没结婚，那就等他结婚的时候送给他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大家突然听到他们家传出小孩惊骇凄惨的哭叫声！跑去一看，现场惨不忍睹！那女人的脖子几乎被生生砍断了，地上都是血，墙上也有血喷的痕迹。两个小孩都还年幼，大的才四、五岁，小的只有两三岁，他们既害怕又悲痛，一边痛哭一边摇着妈妈的身体，嘴里叫着“妈妈、妈妈……”
　　　公安局的人刚开始怀疑会不会是谋杀，后来经过询问小孩，小孩说亲眼看到妈妈拿着刀割自己的喉咙。结合法医鉴定等证据，最终才确定是自杀。
　　　女人口中提到的“瑞锦”姓郭，是她丈夫的侄子。在他婶婶死后，郭瑞锦就搬过来住了。他当时在江南造船厂上班，据说是做搬运工，每个月的工资有七、八十块，在当时这可是很高的工资水平了。但他这个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再者又不注重仪表打扮，经常是一副邋邋遢遢的模样，所以，很少有女孩会看上他，快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
　　　因为这个缘故，他平日里经常请教我应该怎么追女孩。作为报答，他周日常请我吃饭或是吃点心，还不时殷勤地买东西送给翁小柔的堂姐妹。翁小柔的堂姐妹们不仅长得不错，而且还是大学生，所以我就笑着劝瑞锦“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郭瑞锦还是常常恳求我帮忙介绍对象，经不住他的死缠烂打，我打算将萧贡爷家的文辉姐介绍给他。当时文辉姐在上海的罐头厂做临时工，工资很低，生活过得比较艰辛。我之所以给他们两个牵线，除了郭瑞锦方面的原因，我也考虑了文辉姐的实际情况。虽然从外表上来说，郭瑞锦肯定是配不上她的，但是他的工资高啊，文辉姐的工资那么低，说不定会因为这个而考虑接受他的。所以，我决定试试看。成，那最好，大家皆大欢喜；不成，也算是给郭瑞锦一个交代了。
　　　我事先没有跟文辉姐说，在一个周末，我带上郭瑞锦去她家中串门。看到我这个儿时的玩伴上门探望，文辉姐非常开心，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郭瑞锦一下子就看上了她，使劲地朝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介绍。我知道这事急不得，心里不禁骂瑞锦“猪头猪脑”，但又不能怎样提醒他，干脆当作没看到，或是趁文辉姐不注意的时候朝他皱眉或摇头，意思是让他别急。
　　　这次见面，我没有跟文辉姐提介绍之事。因为三方都在场的情况下说，会让她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定还会因此而觉得有些恼怒，如果她当面拒绝的话，那郭瑞锦脸上也不好看。而不论哪种情形，都会让我这个中间人不太好下台。所以，我第一次就只字不提这事，而是等到第二次找机会单独问文辉姐对瑞锦的印象如何，她一听马上摇头，说：“你不会是想把他介绍给我吧？我可坚决不要啊。”
　　　“其实他这个人虽然外表不大好看，但是也有很多优点。你知道吗？他是江南造船厂的正式工，每个月能拿七、八十块钱工资呢。”
　　　“他啊，就是每个月七、八百块钱工资，我也不要。”
　　　我笑了，知道没有办法说服她，就要聪明地适可而止，于是说：“呵呵，既然你看不上，那谁都没有办法。我们就不聊他的事了。”


　　　打赌追交大女生
　　　停职反省期间，一个周六的晚上，百无聊赖的我跟郭瑞锦到外滩闲逛。
　　　我们站在黄浦江边看人摆渡，郭瑞锦总是不老实地东张西望，不用说，肯定是在搜寻女人的身影。我后来顺着瑞锦的视线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孩，一身学生打扮。我怂恿瑞锦：“看上人家啦？喜欢就追啊。犹豫什么？”
　　　瑞锦：“哎呀，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又不认识人家。”瑞锦一边说一边直摇头。
　　　我继续鼓励他：“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追她，还一定能成功！”
　　　瑞锦一脸不相信的神情，说：“别吹牛了，你现在可跟我一样是孤家寡人啊。”
　　　我一听，心里一直刻意掩藏着的怒火被激了起来，我决定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将那女孩追到手，既为了刚才瑞锦说的话，也是为了报复报复那离我而去的翁小柔。我冷笑着说：“你要不信，我们就打个赌，赌今晚的夜宵。如果我追上她了，你就请我吃宵夜。”我停顿了一会，接下去继续说：“我不单要追上她，我还要牵她的手。你信不信？如果我牵到她的手了，你就再请一个冰淇淋。”
　　　瑞锦听我这么自信的言语，半信半疑，他的好奇心也被激起来了，心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不管我成不成功他都觉得有看头。请夜宵跟冰淇淋都是小意思，他马上就表示愿意打这个赌。
　　　我接着嘱咐他：“但我有个条件，为了让我充分发挥，你不能跟在我身旁碍手碍脚的，你起码要离我十公尺以上。你要靠得太近了，女孩肯定会不好意思接受的，到时我要追不上就全是你的责任。”
　　　“好，没问题。”
　　　“那你现在马上离开，假装要摆渡去浦东那边。”
　　　瑞锦很听话地照办，他故意大声地跟我告别，然后朝渡口的方向走去。当他走到女孩看不到的地方时就悄悄地折了回来，虽然不能紧跟着我，但起码也要在能看到我们的地方，要不然他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追上那女孩，如果真追上了，那过程就非常值得学习。
　　　等瑞锦走后，我慢慢地朝女孩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故意在嘴里哼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当我慢慢走到女孩身旁时，我欣喜地看到女孩朝我看了看，四目相对，我马上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她的好感与好奇。眼神往往是人们沟通的第一座桥梁。我趁这个短暂的机会，不失时机地朝她点头微笑，女孩也欣然以微笑回报，我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停下来开始搭讪：“你好，在看风景吗？”
　　　“是啊。”
　　　女孩也不腼腆，大方地跟我交谈了起来。想不到她竟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女生，来自苏州。谈了几句话之后，我提议一起在黄浦江边散散步。于是，我们就在江岸边一边走一边谈心。我趁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回头看看，当我看到郭瑞锦紧跟在我们身后时，连忙悄悄地在背后比手势，赶他走远点。
　　　我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我还要牵女孩的手才算成功呢。初次见面，刚刚认识，还是萍水相逢的那种，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跟人家女孩拉上手呢，不被人家骂一顿才怪呢。
　　　这时，我看到车水马龙的大马路，忽然心生一计。马路对面是一排商店，我对女孩说：“天气这么热，我们不如到对面去喝杯饮料或是吃个冰淇淋？”女孩欣然应允。
　　　那条马路车流不小，车来车往，当时又没有红绿灯，所以过马路要特别当心，当我看到一辆车子驶近我们时，故意紧张地喊了一句：“车子，当心！”然后顺势一把拉住女孩的手。女孩对于我的热情举动并没有推却的意思，也没有主动将手抽回去。既然如此，我就一直拉着她的手不放了。在此期间，我悄悄地回头看郭瑞锦，郭瑞锦非常佩服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的两项任务到此就漂亮地完成了。但为了不伤害女孩的自尊，我过了马路之后没有马上跟她告别，而是按刚才所说的，一起到冷饮店喝了一杯饮料。
　　　在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女孩对我很感兴趣。我也不是对这个女孩没有好感，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是有妻室的人，怎么能对眼前这个纯洁的女大学生有什么非分之想？现在连妻子都已经离我而去，工作上又被停职，我明白自己实在是配不上眼前这个女孩。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当看到女孩对我有极大的好感时，心里反而觉得难受，隐隐觉得对不起这个不知情的天真女生。一方面出于这种心理，另一方面因为瑞锦还在等着我，我匆匆喝完，看看手表假装有事要跟女孩告辞。女孩显得依依不舍，在犹豫了一会之后，她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我根本没想要跟她再见面，所以一时楞住了。
　　　女孩又连忙接下去说：“那我们下周六晚上七点在复兴公园门口见好吗？”
　　　答应她吧，不行，自己没条件去爱她；不答应她吧，也不好，那样多伤少女的心啊。权衡之下，我只能说谎，我尴尬地笑着说好。我等女孩说了复兴公园过后就匆匆离开。我知道复兴公园有好几个门，我不愿意说明也不愿意给时间给那个女孩补充说明是哪个门，因为我到时是一定不会前去赴约的。自己的妻子不忠，别的漂亮女孩恰好又送上门来，换了别人可能都会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但是我抵挡住了，我的品德不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沦丧。
　　　那天晚上由郭瑞锦请吃宵夜、冰淇淋自不用说。在此期间他不厌其烦地问我追女孩的全过程，包括谈话内容等等。他总是想学到一招半式，殊不知，魅力这种东西是很难学的。他没有我那帅气的形象，学到一招半式拿出去比划，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东施效颦。
　　　郭瑞锦回去之后，还跟翁小柔的堂姐妹说了我的艳遇。他最后用很神气的语气跟她们说：“你们家翁小柔摆着这么一个好丈夫不要，人家交通大学的女学生可抢着要啊，她以后可别后悔啰。”
　　　奇的是，我跟那个女孩还真有缘。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了。女孩一看见我就马上追问：“咦，是你？你那天晚上怎么没有去呢？”
　　　我惊讶之余，不得不将戏做下去，我假装很无辜地说：“我去啦！你怎么没去啊？”
　　　 “我也去了，但没有见到你啊？”
　　　　“奇怪了，你是在哪个门等的呀？”
　　　　“我在西门。”
　　　　“哎呀， 那错了，我那天在东门。”
　　　我的心里其实很替那位女生难过，因为她喜欢上了一个没有资格去喜欢她的人。我也在替自己难过，为什么一个那么受欢迎的小伙子竟会沦落到现在夫妻分居这步田地呢？


　　　两桩怪事
　　　我在停职反省期间遇到两件怪事。
　　　1957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因为当时翁小柔已经离开了我，我感到十分烦闷，就到楼下的冯家聊天。差不多9点的时候，人家准备休息了，我就起身告辞。当时整栋楼房都没有安装电灯，大家都点煤油灯，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特别是楼道中。我已经习惯了，也不会像女人那样怕黑。
　　　小洋楼只有一个楼梯口，我从那家人房间出来还要绕半圈才能到楼梯口。在楼道拐角的地方有土地公公的牌位。上海人管土地公公叫“老伯伯”，他们也不是把土地的牌位放在地上，而是用木板条钉了挂在墙上。我走近土地公公的牌位时，看到前边不远处站着一个人，我以为是瑞锦，就叫道“瑞锦、瑞锦”。叫了两声，他都不应，反而背向着我走了。我就加大声音喊道：“郭瑞锦，你怎么回事啊？竟然不应我！装神弄鬼的，我才不怕你！”一边说一边加快脚步追赶他。
　　　眼看着那人影走进了瑞锦的房间，我追了过去，却惊恐地发现房间是锁着的。我慌忙划亮火柴，但连划了几次都划不亮。于是，我用手在门锁处摸了摸，发现那扇门的外面的的确确挂着一把大锁。我一时间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心里明白自己撞鬼了。赶紧跑去跟冯家的人说，他们猜测说可能是“老伯伯”在显灵。之前也听有人说曾经在楼梯的扶手处摸到一个毛毛手，应该都是“老伯伯”所为。我那晚受了点惊吓，等到有人上楼的时候才敢跟着大家一起上楼。
　　　第二天，我见到锦瑞，便立即问他：“你昨天晚上9点多在什么地方？”
　　　“我在工厂上班啊。我前一天上的是中班，夜里12点才下班。”
　　　我更加确信自己“撞鬼了”。
　　　过了十天左右，8月底，我正在二楼睡觉，睡眼朦胧中看到有一个老伯伯坐在我的床尾，穿着蓝色中山装，戴着一顶帽子，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巴宽宽的，很忠厚的感觉。当时他正看着我，但没有流露出一点恶意，我也不觉得害怕。但当我想仔细再看时，老伯伯就已经站起身来消失了……
　　　虽然接连遇上两件怪事，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从小到大遇到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怪事，也不觉得稀奇。不料，才过了几天，1957年9月6日我即遭遇陷害而被抓。我后来才听老人说，成年以后看到鬼神是不吉利的事情，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那时，联系这几起事件，我才恍然大悟，那两次鬼神显灵是来提醒我将有灾难，是来给我报信，要我小心提防的。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处处小心谨慎，可能也就不会给人陷害了。

姚波

　　　铜吊风波
　　　我被停职的时候，距离月底发工资才两天。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有五十八元，二十八天也有五十四块钱，而且那个月碰巧还要发一年的补发工资，每月八元，一年的补发工资就有九十六元。这两项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元。我每次去社里的出纳那儿要求领工资都遭到无理拒绝，出纳跟我说：“领导有交代，除非你自动辞职，否则就不能给你支工资。”这是什么道理啊？为了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竟然要辞职？这不是欺人太甚嘛？当时找工作根本就找不到，我当然不肯辞职。如果我能够不要这份工作也能生存的话，在沈仲友勾引我妻子这件事情上，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忍气吞声呢？早就跟他干起来了。
　　　领不到工资，我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我开始当卖家中的物品，连衣服都拿去当了。可即便如此，翁小柔娘家留下的东西我都不会去动它。
　　　有一个星期天，我到三益里二舅家看望外公。本来每个周末，小姨都会去看外公。这次，却没有见到她。当我向外公问起小姨时，外公说：“她今天心情不好，可能是婚姻方面的问题又在烦扰着她，提前走了。阿轩，你不如去露香园路跟她聊聊天、安慰安慰她，好吗？”我没有推辞，告别外公后转身朝露香园路走去。小姨当时已经三十朝外，但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没有嫁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姑婆。她时常因此黯然伤神。于是，我暂且忘记自身的烦恼，虽饥肠辘辘，仍强装笑脸给小姨讲各种笑话，逗她开心。在讲笑话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只是倒了一杯开水解解渴而已。
　　　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我起身准备告辞。在走之前，我开口跟小姨借两块钱，跟她说等我领了工资就马上还她。想不到刚刚还被我逗得咯咯直笑的小姨竟然一口回绝！这让我非常难以接受，想自己从小就跟小姨感情特别好，对她也特别孝顺，可现在自己落难了，竟然连两块钱都借不到，实在是让人难过，让人悲愤！
　　　想当初，小姨初到上海时也是投奔她二舅的。母亲的二舅姓郑，在上海老西门露香园路开了一家“同德当店”。姨妈1948年到了上海就是在郑老二舅家吃住的。郑老二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秀莲，二女儿叫翠莲。1949年，那里的居委会组织了制衣组，小姨也加入其中，学会用缝纫机制衣。后再经妇联介绍到上海北区人民法院做记录员。1953年再调至榆林法院任书记员。直到我去跟她借两块钱的时候，小姨仍住在秀莲表姨的亭子间里。小姨的舅舅及其家人如此照顾她，按道理来说应该成为她的榜样。可她作为我的母姨，却丝毫都不肯帮我，哪怕我曾经帮助过她。这实在让人费解。现在想来，小姨是一个只“取”不“予”的人。
　　　小姨如此，舅舅们也不能指望。我走出小姨的家门之后，只得去找以前的老板娘蔡淑芬，也即是妻子的二舅妈，他们还欠我四百块钱没有还呢。
　　　我兜里揣着当初老板写下的借条，找上门去，跟蔡淑芬说自己的东西已经当光了，现在实在走投无路，肚子饿得呱呱叫，希望她能将以前所借的钱多多少少还些给我应应急。
　　　同在一个社里工作的蔡淑芬了解我现在的处境，她说：“我很同情你，也很感谢你之前对我们家的帮助。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一直都紧巴巴的，勉强能糊口。现在我的小孩又生病了，并且学校又催着交学费，我实在拿不出钱来还你。这样吧，这儿有个铜吊（上海人将烧开水用的铜水壶称作铜吊），你先拿去换点钱买吃的吧。”
　　　我很是无奈，垂头丧气地拿着铜吊去废品店，想先卖几块钱救救急。临平路附近就有一家废品店，一般六七点钟就关门了。当我拿着铜吊走出他们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饥饿驱使着我顾不上面子也要将废品店的门敲开。我一手拎着铜吊，一手敲门，敲门声先是犹豫的、较为轻柔的，因为我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但敲了一会都没人来应，我只得放下斯文，重重地在门上敲着，一边敲一边大声问：“有人吗？有人吗？”
　　　敲了好一会，门哐当一声打开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立在门口，目光严厉地质问：“半夜三更的，敲什么门？！”
　　　我当时还是一个时髦小青年，本来去卖铜吊就已经够不好意思了，现在被人这么喝问，愈发觉得难为情。我小声地可怜地说：“大哥，不好意思，请您帮帮忙，我急着要用钱，所以才冒昧打扰你们。我这儿有个铜吊，您看可以卖多少钱？”
　　　大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时里面又出来一个比较瘦小的伙计，他说：“哪里有人三更半夜来卖铜吊的，不会是偷来的吧？”
　　　被人误解，我连声争辩：“搞错了，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小偷，我去找欠我钱的人家还钱，但那家人一时还不了钱，所以就将这铜吊给我，让我卖了钱应急。”
　　　“哪有小偷承认自己是小偷的？别再狡辩了，走，要说就到派出所里去说清楚。”
　　　“走就走，我不是小偷，怕什么？”于是我们就一起到了临平路附近的派出所。我心中没有害怕，有的只是气愤。真是倒霉的时候什么事都遇得上，一个大好青年竟然被人怀疑是小偷？真是可怜又可悲啊。
　　　在派出所值班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一听说抓了个小偷，虽然我还在为自己辩护，但他在主观上已经不自觉地把我当成是一个小偷来审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姚泽轩。”
　　　“工作单位？”
　　　“上海市茶食第二社。”
　　　“家住哪里？”
　　　“董家渡路323号。”
　　　“那你怎么半夜三更地跑到临平路这边来卖铜吊了？是不是偷的？快快从实招来！”
　　　“冤枉啊，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原来在临平路82号郑荣科那儿做蜜饯，如果不信，您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户口簿，我原来的住址就是临平路82号。郑荣科还欠我一笔钱没有还，我现在生活极端困难，今天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到现在还饿着肚子，所以到郑老板家中找我之前的老板娘，因为老板已经被抓去劳改了。她说她家也很困难，没钱给我，只给我一个铜吊让我换点钱应急，这就是我为什么半夜三更到废品店的原因。我真的不是小偷，看，这是当初郑家给我开具的欠条。”
　　　“你是不是小偷，事情是不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要经过调查核实才能最终确定，不可能听信你的一面之词。”
　　　废品店来的那两个人一听，也连声附和：“对啊，对啊，不能相信他的话。”
　　　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较为年长的警员，我觉得比较眼熟，那人朝我望了望，也似乎认识我。他向年轻的同事了解事情的经过，然后说了一番让我既意外又万分欣慰的话：“这个姚泽轩之前确实是在我们临平路上工作生活的，我之前还去他工作的地方登记过。这样吧，为了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我们就到82号去调查核实一番吧。”
　　　我马上表示赞同，其他人也提不出反对意见。于是，一个民警跟着我来到蔡淑芬家中，那废品店的两个小伙计也跟在后面看热闹。
　　　听到民警的敲门声，蔡淑芬满脸诧异地打开了门，当她看到我竟然是在民警陪同下前来时，更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你们这是做什么啊？阿轩你怎么回事？”
　　　“哎，这还不都怪你？你不能还钱给我，拿一个铜吊让我去换钱应急，谁知道废品店的人却把我当成小偷给扭送到派出所了，硬说这铜吊是我偷来的，你赶紧给我做个证明吧，要不然我真是百口莫辩了。”
　　　警察不等蔡淑芬开口就先问道：“你就是户主蔡淑芬吗？”
　　　“是的。”
　　　“请问这姚泽轩之前是不是在你们这儿做过？”
　　　“是的。”
　　　“那请你辨认一下这个铜吊是你们家的吗？”警察将手中的铜吊递过去给蔡淑芬辨认。
　　　蔡淑芬连看都没看就坚定地说：“这就是我家的铜吊，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亲手将它交给姚泽轩，因为我们家之前还欠他一部分钱没有支付。他现在遇到点麻烦，没米下锅，我们是万不得已，才将铜吊拿去卖的。他绝不是小偷，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冤枉好人了。”
　　　这下，那两个陪过来看热闹的家伙都傻了眼，他们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弄出了这么一场闹剧。
　　　“那既然这样，你就写份声明，证明这铜吊是你的，而且你已经自愿把它交给了姚泽轩。”蔡淑芬想都没想就马上照办了。
　　　我心上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总算是有惊无险，总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只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已经饿得要虚脱了。
　　　将事情搞清楚之后，派出所的人语重心长地对废品店的人说：“现在已经证明这铜吊不是贼赃，你们赶紧收购这铜吊吧，人家已经饿坏了。”
　　　废品店的人不好意思地唯唯诺诺地照办了。我拿着得来的那几块钱，心酸得直掉泪：“姚泽轩啊，姚泽轩，你怎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呢？”



　　　阴谋陷害
　　　在我被停职反省的这段时间里，我没钱寄回家，也没有告诉老家的父母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因为跟他们说了也没有用，反而会让他们为我担心。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9月初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发来的电报，传来一条噩耗：“父中暑身亡，速寄丧葬费。”
　　　我接到电报后伤心得痛哭流涕。虽然平常我有责怪父亲的地方，但终究父子情深，父亲的离世让我异常悲痛。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先是女儿夭折，接着是妻子离家出走，然后是自己被停职反省，生活陷入困境，现在又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怎能不加倍悲伤呢？
　　　我拿着电报到大明路的综合社找领导，请他批准我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综合社的领导很通情达理，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立即在电报上作出批示，责成社里马上将拖欠的工资发给我寄回家给父亲治丧。
　　　我拿到批示后就去找姜社长，当天是9月5号，我去时已经快要下班了。姜社长看到综合社领导都已作出批示，不敢说不行，他让我把电报跟批示留在他那儿，他要先找沈代表商量一下，等第二天再给我一个答复。我没有办法，只得再熬过一个难挨的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姜社长，但他不在。我焦急地等着，但一直未见他的踪影，问其他人也不知道姜社长到底去了哪里。因为电报跟批示都在他那儿，我唯有苦等他出现。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姜社长才出现，他跟我说：“哦，你的电报跟批示都已经给沈代表了，你去找他吧。”
　　　我心中虽然窝火，但还是不敢有一句怨言，马上跑去沈代表的办公室。谁料又吃了一个闭门羹。门关着，我敲门敲了好久都没有人应答。刚开始，我还能在办公室外焦急地走来走去，到后来，连走的精神都没有了，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前面的地上（门外没有椅子或凳子）。因为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等了那么久，精力全都耗尽了。
　　　在此期间，我曾经找姜社长以及财务室的人，问他们沈代表去了哪里，他们均表示不知情。
　　　一直等到快下班的时候，沈代表才出现。见了我，沈代表出人意料的客气，他满脸堆笑地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整个下午都在开会，让你久等了。进来吧。”
　　　我颇感意外，但谁都不会拒绝别人对自己的礼貌以及客气，于是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家里拍来的电报以及领导的批示我们都看过了，社里确实应该补发一百五十元工资给你。”
　　　我想不到这次竟然那么顺利，心想可能是因为综合社的领导都已经做了批示，沈代表跟姜社长即使跟我有私人恩怨也不敢违抗上级领导的指示。而且，沈代表可能对我心存内疚，并且同情我父亲过世。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张笑脸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诡计，我对沈代表  还连声道谢。
　　　沈代表接下去说：“我本来已经通知了财务室，让他们将那笔工资发给你。但他们说上个月底刚刚发了厂里所有员工的工资，而卖出去的货物的货款又没有收回来，现在根本就不够钱发你的工资。”“哎——”沈代表说到这里还装模作样地摇摇头：“你也是知道的，我们的货款一般要在中旬才能够陆续回笼，所以每个月月初就是社里财政最紧张的时候。不过，虽然我们没有现钱可以支付给你，但考虑到你用钱的紧迫性，我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已经跟仓库的保管员说了，让他给你两大袋白糖，一共是四百斤。白糖是紧俏货，这你也是清楚的。本来我们这么做是不允许的，但是考虑到为了照顾你特殊紧急的情况，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了。你之前做过推销员，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应该不怕这些白糖卖不出去吧？白糖我们批发来的价格是每斤两毛五，市场价可以卖到三毛。现在照顾你，按我们的进货价给你。那四百斤就是一百块钱。还差你五十，以后再给你。你看行不行？”
　　　在当时急需钱的情形下，我别无选择。白糖在当时属于统购统销的货物，市面上很难买到。我知道上海郊区还有很多小作坊，还没有合并进集体企业，他们想买糖非常困难。像这样的白糖拿到那儿去应该不难卖。因此，我点头同意了这一方案。
　　　我于是按照沈代表的指示，马上到仓库找保管员。当时新的大厂房还没有建好，仓库分散在两三处地方。其中，安国路斜对面地下平房存放着面粉、白糖等物。领导难找，想不到保管员也一样难找，我一天下来第三次扑空。没有找到保管员，我只能又跑回办公室去找沈代表。此时已经下班了，我欣喜地发现沈代表仍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他听我说了之后，让我到财务室门口等，他会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我没有办法，只能按领导说的去做，我在财务室门口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左右。从下午到晚上，我本来很多次不想再等了，但一想到难得领导同意给我支付工资，我就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真怕第二天就会变卦了。
　　　晚上八九点钟，沈代表亲自到财务室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说：“我让财务室的人去找保管员，谁知保管员因为急病上医院了。他让家人将钥匙送了过来。他说你之前经常去领糖，白糖放在哪里你也是知道的，你就自己进去拿吧。白糖很重，你一个人抬不起，侧门口还有三轮车工友，你可以让他们帮你运。”“你身上还有零用钱吗？没有的话我这儿先拿去。”沈代表最后那句话确实让我感动不已，原来沈代表也有体贴员工的时候啊。
　　　然而，感动之余，我也感到了一丝不妥，我说：“我一个人进去仓库拿糖似乎不太好，不如劳驾您一起去吧。您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不能进去的。”
　　　沈代表：“哎呀，你去吧，没问题，我相信你。而且，现在也晚了，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办公室休息。”
　　　我此时犹豫了，感觉到有点不太好，但还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我着急，怕太晚了，送到郊外的时候找不到要买糖的人。另外，沈代表少有的热情让我受宠若惊，觉得自己再推辞的话就不好意思了。踌躇了一会，我又跟沈代表提议说：“既然这样，那您派一个工友跟我一起进去吧，免得我私自一人进去，若出了事，有口也说不清。”
　　　沈代表：“哎呀，那么晚了还有谁在这里啊？你快点进去提货，提完货就赶紧将钥匙还给我，我在办公室等你。”沈代表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走了。
　　　我此时只得默认了他的安排。我走到侧门口，那里果然有三辆三轮车在那里停着。我马上上前跟他们说明了情况，跟他们讲明目的地以及价钱，一包糖一辆车，我自己再乘一辆。三个车夫跟我四个人一起进去。我用沈代表给我的钥匙打开了仓库的两道门，打开电灯，找到白糖之后，四个人，两个人一袋，抓着大麻袋的四个角，辛辛苦苦地将两包白糖抬到三轮车上。
　　　我是在万分无奈之下才同意按照沈代表的指示去做的，其实心中一直很紧张，糖弄上车以后，我正打算跑步去沈代表的办公室还钥匙，这时，从二楼下来两个壮汉。我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问都不问就上前来抓住我，一口咬定我是在偷糖。他们说：“好小子，竟然敢到仓库里偷重要物资！这下给我们抓住了！”他们一边说一边扭住我的胳膊。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大声解释：“同志，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偷糖，我是社里的正式工，是沈代表要我来拿的。社里欠我一百五十元工资没有发，沈代表说社里现在没有现钱，就拿白糖给我，让我拿出去卖了应急。我的家父病亡了，要寄回去治丧用。”
　　　“你胡说八道！那么大的一个茶食社怎么可能连一百五十元都拿不出来啊？你简直就是胡诌。并且即使要拿东西，也要经过保管员啊。怎么可能让你自己私自进去拿呢？”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等沈代表等到差不多下班时他才回来，等我来到仓库的时候保管员都已经下班了。沈代表让我等，说他会打电话让保管员回来，谁知保管员得急病进医院了，只是让他家里人送了钥匙过来。你看，就是这把钥匙，这是沈代表亲自给我的。”
　　　“好啊，你还自己偷配了钥匙，再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话。这串钥匙就是你偷东西的铁证。”
　　　“这不是我偷配的，这是沈代表刚才给我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们就一起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当面问清楚。”
　　　“你又说瞎话了，现在什么时间啦？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沈代表早就回家了！怎么可能还在社里？”
　　　“我说什么话你们都不相信，我们也不要多说了，去沈代表办公室吧。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了，刚才他还说身体不舒服，让我尽快将钥匙拿回去呢。”
　　　壮汉于是扭着我来到沈代表的办公室。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沈代表办公室的门已经紧锁。我的脸色马上变得煞白，心里突然明白，自己上当受骗已经成为别人囊中的猎物了，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不久，警车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至。我随后被带到了提兰桥公安分局。


　　　提兰桥看守所
　　　当晚，我就被关进了提兰桥看守所。我恍恍惚惚地被人押着经过了好几道铁栅栏，来到了里面的关押室。关押室一共有四个，最左边的用来关女犯，其余三个都是关押男犯的。每个关押室的面积大概有二十平方米。当时是抓右派的高峰期，看守所的关押室里都密密麻麻塞满了人。
　　　我是遭人陷害而入狱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不安以及愤恨。晚上，我蜷缩在漆黑的一隅，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为什么苦难一直追随着自己？上海的小家庭已经家破人亡，老家的父亲又已经病逝，自己不单被停职，现在还被人陷害进了监狱，虽然还没有最终审判，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就这样，在胡思乱想当中，在准备自己的辩护词当中，我度过了漫长的无眠的第一夜。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两个警察来到关押室，隔着铁栅栏向我问话。他们主要登记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住所、单位等基本信息，接下去就询问家里还有哪些人，有无传呼电话等。目的是为了让家人给我送生活用品。我心想，妻子已经分居，自己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舅舅阿姨们又都是自私自利之人，根本不会关心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得失。但我考虑到自己被停职的起因就是帮助大舅妈等人做蜜饯、推销蜜饯，可以说是他们家害了我，现在理应由大舅来帮我。所以，我思考了一会之后就将大舅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们。
　　　我所在的关押室里关了大约有二十多个人。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看守所里关押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互相询问着各自被送进来的原因。我正好对着难友们将一肚子的委屈倾诉出来，将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讲给他们听。听完之后，大家均摇头叹息，对我十分同情。他们不方便评论其它，只能说我：“谁叫你娶那么漂亮的老婆。”对于这样的评论，我唯有苦笑。我心里想：“难道娶漂亮的老婆有罪吗？那显然是不符合道理的。说不是吧，但这次确实是因为漂亮老婆才惹上的祸端。有能力娶她，没能力留住她，真是我的悲哀啊。”
　　　看守所里一天提供两餐，都是很差的饭菜，刚进来的人都吃不下。我更是一口都难以下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想的都是要如何才能洗刷自己的冤屈。
　　　那时候，几乎每个家属来探监都会带上一些点心、饼干、糕点等各种好吃的东西。所以每逢有外面的人来探监，大家都翘首以待，希望有哪个犯人的亲属带了什么好吃的进来，他们也可以分吃一点。当有人分东西给我吃的时候，我总是客气地摆摆手，说：“谢谢你，我吃不下。”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条件去回赠人家。
　　　在看守所待的第一个白天就这么焦躁不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9月8号的下午，大舅来看我。当大家听到看守叫“姚泽轩，你的家属来看你”时，都将希望的目光投到我的身上。我明白他们也在希望我的亲戚可以带些好吃的东西来，大家都可以沾沾光。但我心里更清楚的是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果然，大舅只给我带来了二十张比现在的A4纸还小的粗糙发黄的大便纸！周围的人非常意外！非常吃惊！可怜的我感觉到了他们投过来的鄙夷的目光。
　　　大舅面无表情地隔着栅栏跟我说话，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我是被人陷害的。”我简单地将事情经过告诉他。
　　　舅舅心里也明白一二，但也不敢对我表示同情，他沉默了一会就跟我说：“那你把董家渡路的钥匙给我吧，我去帮你拿些替换衣服、生活用品给你送过来。”
　　　我默默地将钥匙递给大舅。舅舅当天晚上就去了董家渡路，帮我拿了几套平日里穿的替换衣裤、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因为被抓之前已被停职好长一段时间，我早已将家里略微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当了，连好一点的衣服都无一例外地送进了当铺，只剩下几身旧的、不能当的衣服。后来我才了解到，舅舅不仅帮我拿了上面所提到的生活用品，还搜到了我的当票！而且但凡大舅家里用得上、摆得下的家具，他都毫不客气地搬回了自己家。大舅带了几个人到董家渡路搬东西时，翁小柔也在场。但因为她心中有愧，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她也不敢阻拦他们。据她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心中很害怕。而当时，我才刚刚被关进看守所，提审、审判等程序都还没有开始，大舅似乎就已经完全意料到我不会被无罪释放一样，那么迫不及待地将我家里的东西占为己有。舅舅拿着我的当票从当铺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亲外甥的东西。
　　　大舅离开了两天都没有消息，我没有衣服换，看守所里又没有提供条件给大家洗澡。当时是初秋时节，天气还比较热，几天下来，我就觉得自己身上散发出一阵阵酸臭味了。
　　　被关在里面的人连口渴了要喝水，也要向看守报告。看守的态度很凶，整天都粗声粗气的，没一个好脸色。有时候喊了老半天都不见一个看守过来。看守所里唯一得到看守照顾的是关进女监的一个美少妇，不知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进来的。她面容姣美，一身旗袍勾勒出她那曼妙的身段，显示出她那高雅的气质，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可能在看守所里难得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些男看守们的眼睛都如饥似渴盯在那女人身上。只要美少妇一叫他们，他们就会应声而去。那女人也懂得利用优势，叫他们的时候声音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甜美。她那嫩白细长的手指抓在牢房黑漆漆的铁栅栏上显得尤为瞩目。
　　　大舅离开后的第三天，终于有消息了。这次大舅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再过来，就安排老外公来将东西交给我。外公只带了大舅在我家里找到的那些旧衣物、牙膏、牙刷、毛巾等。这次他连一张大便纸都没带，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什么都没有。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有零用钱的，只是不舍得花一分钱在我身上而已。
　　　进来几天之后，我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提审。两个警察一起提审我，一个人负责问，一个人负责记录。他们首先宣读政策：“现在我们代表党和政府提审你，政府对待人犯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你能够早日认罪伏法，争取戴罪立功。现在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案情。简单扼要地说，与案情无关的情况无须说明。”
　　　我心想：“我都没有罪，叫我怎么认罪呢？”但我不敢说出来冒犯他们，我对警察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明察秋毫，查明事情真相，还我清白。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讲述事情的经过，我从被无辜停职说起，讲到社里拖欠自己的工资，还企图逼迫我自动辞职，接着我突然收到父亲病亡的电报，于是就去综合社找领导批示……但还没说完，就被粗暴地打断了，办案警察说：“与案件无关的事情不要说，你只须讲怎么去偷配钥匙，如何偷糖，偷了多少糖就行了，我们要记录的是这些。”
　　　我很着急，争辩道：“同志，我真的不是偷糖啊。我没有做的事情你叫我如何交代？的确是社里欠我的工资，这个你们可以去调查。社里最后说没有现金给我，而我又急着寄钱回家治丧，所以社里的领导才提议说让我拿两袋糖抵一百元工资。综合社的领导批示让茶食社马上给我发工资。我干嘛要去偷啊？钥匙也根本就不是我偷配的，而是社里的沈代表拿给我的。”
　　　说到这里，警察就敲桌子怒斥道：“那么大的茶食二社，怎么可能连一百元都拿不出来呢？笑话！”
　　　“是不是真的没有，我也不知道，总之，我每次去，财务都说没有钱。接到我父亲病亡通知书之后，社里也还是说没钱，这也可能是我之前跟社里的领导结有私人恩怨，他们挟私报复。沈代表看上了我妻子，在他的怂恿下，我妻子离开了我。由于缺乏母乳，我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就这么夭折了。”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
　　　本来以为他们看在我这么情真意切的份上，会相信我的无辜，谁知道那铁了心的警察却说：“我们不要听你的家庭纠纷，你要是不老实交代你偷糖的事实，不认罪，再胡说八道、污蔑领导干部，那么我们将对你从严处理。只有老实交代，认罪伏法，才是你的唯一出路。瞎编乱造不但不能使你解脱，反而只会加重你的刑罚。”
　　　我一听，心都凉了。看来，什么铁面无私的警察也只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摆设，单位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说我做了什么，我就铁定做了什么。他们相信的不是事实，而是单位领导之言，不管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总之，领导代表的就是公家，公家所代表的就是真理。但我还是不愿意就这么认下这莫须有的罪名，还是继续恳求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事情的真相。
　　　第一次提审就这么结束了，对于我来说，我对办案人员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但我向来性格倔强，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愿意放弃。
　　　过了几天，他们第二次提审我，还是那两个办案人员，他们一见面就说：“我们已经到你之前所在的单位——上海市茶食第二社去调查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保管员说他当天根本就没有生病，也没有让人拿钥匙送到社里给沈代表。沈代表也表示完全没有拿钥匙给你这回事。而且，社里存有的现金又何止一两百块啊？财务室的人说你们社里的现金一直很流畅，根本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你老实交代吧。这钥匙分明就是你乘人不备拿出去偷配的。”
　　　“冤枉啊。我真的没有偷配钥匙。保管的钥匙从来都是随身携带，挂在他的腰带上，我怎么可能拿得到？沈代表和我妻子之间的事情社里很多人也是知道的。我的邻居也可以作证，他是如何天天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对我妻子进行所谓的‘家访’。最后邻居也亲眼看到我妻子提着行李跟沈代表一起离开。警察同志，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既然综合社的领导都批示给我发工资，我怎么可能会去偷那两袋糖来抵数呢？”
　　　警察接下去的回话让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失望了，他说：“姚泽轩！你要再这样狡辩下去，我们肯定会对你从严处理！”
　　　从两次提审的情况看来，再加上之前自己道听途说的关于定罪量刑的一些传闻，我的心里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因为这是沈代表等人有意陷害，都是事先安排得天衣无缝的。我在这种情形下，完全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辩解的唯一后果是越来越不利于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我只能配合办案人员，尽量争取从宽处理，将刑罚降到最低限度。
　　　从那之后，我不敢再做任何辩解，单位怎么说，办案人员就怎么写，我都只能承认，最终还在笔录上签了字、按了指印。对我的提审就这样结束了。我只能将缈茫的希望寄托在审判人员的身上，希望法官是那传说中的公平与正义的化身。
　　　在提兰桥看守所的日子真的是苦不堪言。那段时间，天天都有很多新犯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增加的人数多过被转移走的人数，而且几乎没有人是被释放走的，关押室里面是越来越拥挤。卫生条件又相当差，连厕所都没有，只是在每个监房放一个木制的便桶。也没有安排在押人员洗澡，每个关押室都只有一个脸盆，每天早上看守只给舀一盆水，整个关押室的人就共享这一盆水，大家轮流洗，二、三十个人洗一盆水，想想都觉得恶心。但在那种条件下，谁都没有办法，等后面的人要洗的时候，水都浑浊得不得了了。许多人因此宁愿不洗，这些人还算是比较明智的，很多人因为这么洗脸而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接着又交叉感染给其他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显得忧心忡忡。特别是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人更是寝食难安。大家都希望尽快有个了断，死也好，活也罢，只要不再呆在这个鬼地方就行。我则整天都在回忆，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到了晚上，我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暗自哭泣。
　　　奇怪的是，我竟然还是那么地想念萧三姑娘，她的一笑一颦竟是那么的清晰。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那时是那么地无忧无虑、意气风发、春风得意。可现在离开潮阳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自己历经艰辛之后，得到的却是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结果。悲凉不可言。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亲爱的萧三姑娘，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是有人偷了它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它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此时，我深深地埋怨自己的母亲，如果当初不是她执意让我来上海，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当然，这个时候，我想得更多的还是翁小柔、翁母、沈仲友以及姜社长等人。曾经如胶似漆的夫妻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沈仲友设计陷害我，翁小柔事先是否也知情呢？沈仲友这个恶魔，害死了我的骨肉，夺走了我的妻子，现在还不肯放过我，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个主谋及其帮凶，老天爷以后一定会收拾他们的。


　　　审查
　　　终于，我要被转移到市看守所了。市看守所也即是思南路第一看守所。我们在转移的时候乘坐的是囚车，上面仅有两个小窗可以透气，后车厢有两个武装警察随车押送。思南路看守所比起提兰桥看守所来，环境好多了，起码在那儿我们可以定期洗澡。澡房是集体澡房，宽五六米，长十来米。每次有二三十人一起淋浴。在这里洗澡非常讲究速度，我们大多被限定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洗完，几分钟过后，水会马上被关掉。对于动作慢的人而言非常痛苦，我就曾经看到两个年纪较大的老头，肥皂都才抹上身，水就停了。他们万般无奈，只得用毛巾抹掉身上那带着肥皂泡的水珠。洗澡的时候，我站在花洒下面，等水一打开，就马上快速地转一下身子，让水打湿全身，然后“刷刷刷”地打上肥皂，打完肥皂马上拿着毛巾使劲地搓着全身各处，从上到下。我年轻并且手脚灵快，用最快的速度也才刚刚够时间冲掉身上的肥皂。
　　　虽然环境有所改善，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市看守所之后，我的案件经过了审查，但是审查也跟之前的提审一样，人犯对于所有指控只能承认，不容辩解。大家都被告知,越是辩解惩罚将会越重，所谓的审查只是走一个形式。
　　　集体宣判
　　　12月初，宣判的日子终于降临，宣判的地点是提兰桥区法院的大堂。可能是因为案件太多了，所以对于各色各样的案件竟也采取了集体宣判，跟我一起接受审判的约有十几二十人。所有这些案件都没有经过开庭、辩论、答辩等法定程序，更没有给这些犯罪嫌疑人提供任何辩护律师。我们一个接一个在大堂上站成一排，双手被铐着。每个人身后都还站着武装警察，代表着国家强制力的执行。
　　　在审判之前，法院给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单位或居委会发出了通告，并在法院门外贴出了告示，所以宣判这天来旁听的人很多，能够容纳三四百人的大堂座无虚席。受审人员的原工作单位或居委会必须派代表来参加旁听，回去之后再分别给单位里或辖区内的工人、群众做宣传，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审判人员由三位法官组成，另外有一名书记员负责记录。宣判正式开始了，我低着头站在台上，内心非常焦虑，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当我听到前面宣判的人有的被判二十年，有的被判十五年、十年、八年时，心中更加害怕、更加着急，头脑中一片混乱。本应肃穆的宣判大会，却时时传来台下小声议论的声音，有时更显得乱哄哄一片，法官们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
　　　我偷偷地看到茶食二社来了几个积极分子坐在台下的旁听席。当我的眼睛再努力往后搜寻时，终于看到了此刻最不愿意看到的人——仇人沈仲友和姜社长。看到社里的熟人，我觉得自己站在台上是多么地难为情，但看到那两个陷害我的真正罪人却带着奸笑得意洋洋、幸灾乐祸站在那里时，我的眼中充满了怒火，我在心里说：“奸人，终有一天，我将会洗刷身上的屈辱；终有一天，你们会因为你们的恶行而遭到报应。别高兴的太早，我不会就此认输的！”
　　　审判进行到后面，发生了一个插曲，让在场的所有人印象深刻。有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小伙子，人长得挺不错，他自始至终都昂首挺胸，把倔强的头抬得高高的，这一点让他在所有的受审人员中特别显眼，一看就是年轻气盛、不肯认罪的小伙子。当法官宣布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时，他的反应让所有在场人员大吃一惊，他竟然满不在乎地接着法官的话说了一声响亮的“OK”！大家都面面相觑，盯着法官，看法官们会怎么处理这一事件。
　　　法官们可能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嚣张的、不可一世的受审人员。主审法官稍稍愣了一下之后，严厉地喝道：“竟敢蔑视法庭！加你有期徒刑两年！”
　　　那小伙子又继续满不在乎地回答“OK”！
　　　法官气急败坏地说“再加你三年！”“你要再讲一句OK，我就加你五年，而不再是两年、三年了。每一个OK五年，一直加到你死刑为止！”
　　　台下一片哗然！许多人开始喊口号：“加刑！加刑！加刑！” “打倒反革命！打倒顽固右派！”“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万万岁！”“加他死刑！加他死刑！”
　　　有些居委会派来的老爷爷、老奶奶比较有同情心，他们跑到审判台前面，走到小伙子跟前，对他说：“好了，好了！不要再喊了！政府的法律是严肃的，不得儿戏。你的父母还在家里等你回去呢。你不要再喊了。再喊下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小伙子此时也被镇住了，他接受了那些老人家的建议，没有再喊下去。不可一世的头也悄悄低了下去。我心想：“此刻，他应该是在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幼稚、逞强而后悔万分了吧？”
　　　“姚泽轩！”法官的一声叫唤让我心头一颤，我马上把心绪从小伙子身上收了回来。终于轮到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了！我满脸通红地紧张地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只听法官宣读道：“姚泽轩，原上海市茶食第二社员工，平时工作消极，常迟到、早退，甚至无故旷工。他利用礼拜天、下班时间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被单位及时发现并对他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但他仍不知悔改，更发展到乘人不备偷配仓库钥匙，伺机到仓库偷走紧俏物资白糖四百斤，价值一百元。幸亏社里的值班人员及时发现并报案。经调查审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盗窃罪名成立。念其尚能老实交代，认罪伏法，故而从宽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五年，已经是我们这一拨人当中最轻的刑罚了。十几二十个人当中，其他人的刑期都比我的长。但我完全是无辜受害的，即使判我五天我都觉得不服，更何况还是五年呢？
　　　宣读完对我的刑罚之后，宣判大会就到尾声了。陪审员将判决书分别发给每个人。法官说：“所有刚才宣判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不服判决结果的，均可在十天之内上诉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程序到此结束了，台下乱哄哄的一片。在台下旁听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幸灾乐祸，有的人则流露出对受审人员的惋惜与同情，我看到沈仲友和姜社长都是属于前面那种类型的人。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他们不但幸灾乐祸，而且还嫌法庭对我的处罚不够重。这让我更加怒火中烧，我很想大声地喝问：“我们社会的正义到哪儿去了？让我这样的无辜受害者接受刑罚，而那些害人者却逍遥法外、为所欲为！”
　　　我后来听人讲起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法官们集体讨论案件的情形。法官们在集体讨论后，是通过举手进行表决的。通常他们在晚上七点开始集体讨论，先由一名法官介绍他所负责案件的案情，并说明自己对该案的处理意见，然后让其他法官对该意见进行举手表决。
　　　按照中央当时“从重从严从快”的办案政策，法官们明哲保身的态度就是“宁左毋右”。有些积极分子甚至觉得，“对待社会主义的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判得越重，越说明自己是积极的，越是中央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比如，负责法官提出对某案犯应该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接下去，法官们会纷纷发表看法：
　　　“不行，太轻了，起码要七年。”
　　　“七年也轻了，我认为八年更合适。”
　　　“你们都太仁慈了，对于这样的人民公敌起码要判个十年！”
　　　所以，最终确定的判决结果比一开始提出的判决建议要重很多。谁都不敢减轻犯罪分子的刑罚，那样只能说明他“同情犯罪分子，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可等讨论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法官们也累了，也想早点回家休息，大家于是逐渐放弃了对案件的讨论，到后面一般都是负责法官说判多少就判多少，大家举举手就通过了，那就省时省事多了。因此，放在前面讨论的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会获得很高的刑罚，后面的案件的当事人相比较而言则幸运得多。
　　　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上诉，因为在那极左的政治背景下，上诉通常会导致刑罚的加重。不像现在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以政治为纲的法庭会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行为是其“不知悔改，死不认罪”的表现，对于这样的“顽固分子”当然应从重处罚，决不手软。


　　　二审
　　　我们这些人犯在宣判大会结束后，排队离开了会场，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囚车，然后被送回监狱。我心中充满冤屈、愤怒与不甘，在回去的途中就已经在酝酿该如何提起上诉了。因为自己是百分百受冤的，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放弃证明自己清白的努力。
　　　回到市看守所，我告诉看管人员自己决定要提起上诉，请他们提供写上诉状的纸跟笔。在上诉状中，我简洁扼要地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做了多方面的分析来说明自己完全是无辜受害的。我恳求上级法院能够对该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依法还我清白。
　　　我通过看守所将上诉状递交到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仍抱着一丝丝希望在等待一个“包青天”来还我公道。
　　　几天过去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来人了。一位是女法官，还有一位女记录员，她们两人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我进行讯问。女法官约四十多岁，女记录员二十多岁模样。当着她们的面，我声泪俱下，将自己所受的冤屈一一道来。我一方面是确实觉得自己遭遇悲惨而忍不住落泪，另一方面，也暗暗觉得掉泪可以让女法官对我产生同情，从而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样有利于自己冤情的洗刷。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没有必要刻意将泪水强忍着吞回到肚子里。
　　　女法官静静地听我讲完事情的经过，我感觉到她已经隐隐表示出了对我的同情，但她所说的话同样让我感觉不到希望。她的话语很坦诚，她说：“根据你所陈诉的情况，我们会重新对你的案件进行审查。但法律是讲究证据的。你有没有办法证明当时财务室确实没有一百多元现金？你有没有证据，比如说人证，来证明你所说的沈代表将钥匙拿给你的这一情节？若没有充分的证据，想要撤销一审的判决，我看是不可能的。”
　　　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虽然仍不失英俊本色，但已经形容憔悴，我一边讲一边哭：“法官，我确实是无辜的受害者，您想想看，第一，社里明明拖欠了我一百五十元的工资，这在社里都是可以查到的，他们却一直借故不肯发给我，想以此来逼迫我辞职。后来，我父亲不幸过世，我急着要寄钱回家给父亲办理后事，当时我的生活由于被停职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家里所有比较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去当掉做生活费了，我根本就没有钱寄回家，因此才匆匆拿着电报找到综合社的领导请求他作出批示。综合社的领导在我的那张电报上批示我们单位不得继续拖欠我的工资，应将一百多元欠款马上发给我。那既然上头的领导都已经批了，我干嘛还要去偷呢？说我的钥匙是偷配的，他们的证据又在哪呢？您刚才也说法律是讲究证据的，保管的钥匙从来都是挂在他的腰间，一天到晚不离身，谁都拿不到，我被停职那么长时间，在那期间，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把他的钥匙偷走然后拿去偷配呢？这显然是捏造、陷害。”
　　　“第二，判决书上说我工作不积极，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旷工，这也是单位领导故意冤枉我的。我向来工作都很积极。这工友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一直到后来，沈代表企图勾引我妻子，对我妻子及我的岳母进行威逼利诱，怂恿我妻子离开我。我妻子第一次不告而别时，我们的小孩出世仅仅十九天，嗷嗷待哺。她受沈代表的指使，竟然狠心地将未满月的婴儿丢在家中不管。我没有办法，专程向姜社长反映了我家中的情况，希望得到单位的帮助。为了照顾婴儿，我不得不请假，社里也批准了。可现在，他们却又说我是无故旷工，简直就是捏造事实、冤枉好人。而且我那刚出世的可爱的小宝宝最终也没有挺下去，来到这个人世才三十九天就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了。……”我说到这儿就哽咽着停了下来，我实在太伤心了，无法说下去。
　　　女法官跟女记录员同情地看着我，没有制止我的哭泣。她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男人、一个父亲而言，确实是很大的屈辱、很大的打击。我埋头哭了一会，又坚强地擦干眼泪重新回到审问当中，我接下去说了第三点理由。
　　　“唯一能够解释这些的就是：这是沈代表为了霸占我的妻子而设的一个圈套。我不是污蔑他，对于沈代表勾引我妻子的事情，在社里是人尽皆知，我在董家渡路的邻居也很清楚。我有个邻居，他的爱人那段时间刚好从乡下到上海探亲，一天到晚都呆在屋里，她就经常看到沈代表每次都是趁我上夜班的时候来家访我的妻子。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全社职工家属将近千人，他谁都不去家访，偏偏每次都家访我妻子，并且都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同时我是正式工，我的妻子只是一名家属工而已。后来我的妻子离家出走，邻居也看到当时是沈代表来带她走的。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到董家渡路323号找群众调查了解。并且，更明显的是，我作为正式工早已经被停职了，按照道理，我妻子作为家属工肯定也不能继续去上班。可是，在我停职以后，她仍然一直去上班。法官，你们自己分析分析这些都是为什么。”
　　　法官心里其实早已经明白，也很同情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左不能右，否则就是犯了立场错误。所以她们其实也只是来走走过场而已。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女法官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减轻我的刑罚的，否则会危及到自身。出于善意，她还对我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然后让我回去安心等待二审判决。于是，二审就这么审完了。
　　　该做的都做了，所有能努力的都已经努力过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12月中旬，二审判决就出来了。二审的判决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彻彻底底地失望了，我似乎又看到了沈代表以及姜社长那得意洋洋的奸笑的脸……
　　　提兰桥监狱
　　　三天以后，我从看守所被押送到提兰桥监狱，开始正式服刑。每个监房关押四个犯人。靠近铁门的地方放着一个带盖的马桶，我们每天就在这里解手。我进去的时候，每个狭小的监房都放着一块木板，这就是犯人们的简易床了。木板离地有十公分高，虽然简陋，但比直接睡在水泥地板上好多了。长年累月直接睡地板会导致风湿、关节痛等各种毛病。听说这些木板是伟大的国母宋庆龄女士，在一次视察监狱之后出于对犯人的人道主义而个人出资捐赠的。
　　　后来犯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个监房要关五个犯人了。但木板上最多只能挤四个人，有一个人必须得睡在马桶旁边的地上。公平起见，五个人犯轮流睡地上，大家都没有想要欺负最后一个进来的人，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能照顾的彼此照顾一下。
　　　提兰桥监狱里面有一栋栋高楼，每栋每层都有狱警在看守，监狱里的警察多而严，进入监房之前要经过四五道粗粗的铁栅栏，挂在门上的铁锁都是沉重巨大的那种。里面没有阳光、只有走廊上传来昏暗的灯光，显得阴森可怕，让每个初进宫者不寒而栗。监狱的四周都是带电的高墙，有八至十米那么高，因为越狱是每个监狱防范的重点。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每天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因为长年累月呆在阴森黑暗的监房里，容易把人关出病来。所以出于人道主义也好，出于减少病人的实际考虑也好，监狱规定了每天一小时的放风时间，让犯人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放风的时候，我们在重重监视之下，到监狱的大操场上自由活动。
　　　我本以为自己就要在这样的地方以这样的方式度过生命中黑暗的五年时光了，不料，我的预想很快被打破了。1958年1月上旬，从安徽来了十来个干部，听说是由一名副大队长带队，准备来这儿挑选犯人到安徽去劳改。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对狭窄的囚笼心生无尽厌恶的服刑人员们都很高兴。放风时，大家乘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谈论的都是关于到安徽劳改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希望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的内心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能够到安徽去劳改也不错，起码不用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呆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在这儿连空气都是凝固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够看到蓝天、白云，能够听到鸟叫虫鸣，就算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劳动那也是非常值得的。
　　　安徽来的干部们很快就开始分别跟每个服刑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谈话，通过面谈来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我听说去面谈的人员里面不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是死刑的人犯。我心想：看来那些重刑犯还没有资格到安徽去劳改呢，那是因为去安徽工作惩罚性较小呢？还是担心那些人因为看不到被释放的希望而伺机逃跑？
　　　干部们跟囚犯们说：“到了安徽，你们要认罪伏法，积极劳动，立功赎罪，争取早日释放回家。”大家听到这么一番温暖的话语，内心都因为突然升起的新的希望而蠢蠢欲动。
　　　逐个面谈之后，就开始将赴皖人员进行编排。我被编到三支队五大队第九中队，巧的是竟然跟那个公开宣判时因为两声“OK”而被加刑五年的倪建安分到一起。当时一个中队分为十个小组，共一百二十人。
　　　将人员编排好后就准备启程了。临行前，监狱通知每个人犯的家属前来送别。送别那天，大家分批次按顺序走进接见室，一个小组一批。集体接见室有几十平方米大小，有四五个狱警在旁监视。监狱规定每个人犯的接见时间是二十分钟。我看到许多狱友都有多个亲人前来相送，那些亲友们给即将远行的亲人带来了许多厚棉被、毛衣、外套等御寒物，因为安徽的气温比上海的要低得多。民以食为天，他们更带了很多食物给亲人补充营养。有的人因为收到过多东西，而被狱警退了一些回去。当时的场面很催人泪下，到处都是哀伤的抽泣声，伤感的离别嘱咐，凄惨的流泪痛哭。亲人们依依惜别的情景，真有生离死别的悲惨气氛。
　　　在这种感人的场面之下，却只有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外公孤单一人前来给我送别。老外公给我带了一床从我家里拿过来的没有被面的棉被。（因为缎子被面早被我当掉了，后来才知道大舅将其赎回来自己用。）外公这次又是带了一叠（大概三、四十张）大便纸！除此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悲伤极了，对上海的亲人感到彻底失望。自从我被陷害入狱，只有大舅来看过我一次，那也是因为我在家属一栏只写了他的联系方式，而且他来看我的目的是为了拿我家的钥匙。当时，小姨在榆林区法院做书记员，二舅在南市区公安局工作，都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而且榆林区跟我的关押地、审判地提兰桥区相邻。但他们连看都没有来看我一眼。想当初，我来上海前，母亲曾经写信让他们照顾我。作为有血缘关系的娘舅和母姨，我被人陷害入狱，他们明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而且是因为帮大舅家（也即是他们的亲大哥）推销蜜饯才被单位抓住把柄，停职、停发工资，为了拿回被拖欠的工资才进了奸人的圈套。舅舅阿姨们本应想尽办法，利用他们的关系尽力营救我，找公安局、法院的同事力证我的清白，为我洗刷冤屈。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躲得远远的，深怕给他们招惹麻烦。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们因为顾虑而不敢亲自来看我，那老外公来给我送别时，他们哪怕托他送些小点心或送件冬衣给我，我都会知道他们对我还有一丝亲情，而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可惜的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虽然我对他们吝啬小气、无情无义的性格深有了解，心中本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然而，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竟然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孤单，那么的凄凉！我拼命地控制自己，把眼泪往回吞。我在心中暗暗念道：“这就是我的亲人！这就是世态的炎凉！成功的时候谁都对你好，当你落难的时候谁都是冷眼相看、忘情绝义。什么亲情、爱情、友情一转眼就化为乌有。我不能任由命运的安排，任何时候，我都不能自惭形秽，尤其是现在！我要坚强，我不能让人看笑话！”我抿着嘴，咬着牙，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发奋图强，争取光明的未来。
　　　外祖父的话一向不多，他淡淡地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9月初你所收到的报丧电报是假的，我写信问了你母亲，她说没有这回事，你父亲还健在。”
　　　“什么？我父亲还在？”我听了很觉意外。
　　　“那就好，那就好。”我一下子忘了自己的处境，为这个消息而高兴得流泪。毕竟是父子，骨肉情深。最近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我的心理已经比较脆弱了，虽然在苦难面前我总是强忍着不愿意哭出来，但现在这个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反而让我高兴地哭了。
　　　外祖父点点头说：“他当初可能是看你很久没寄钱而故意这么说的。”
　　　我刚刚高兴了一会，很快又陷入了气愤当中：“为什么？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不是那封电报，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去讨要工资，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害我了。如果不是因为我当时沉浸在丧父之痛中，也就不会丧失警惕，从而上了坏人的当。父亲，你的这封电报害惨儿子了呀。”
　　　父亲哪里想得到，他的这封虚假电报让我陷入了奸人的陷阱，从而罹致了漫长的牢狱之灾。他知道了该有多自责呢？但事已至此，再多后悔，再多埋怨也于事无补。我唯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我将我遭受陷害的详细经过告诉外公，希望他转告我父母亲。
　　　过后，狱友们都很同情我，觉得我确实可怜。有些狱友就将自己家人送来的食品分给我吃。不过，我从来都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恩惠，无功不受禄。我从来不贪图别人的东西，我都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才生存下来的。我还年轻，哪怕是饥饿也不能将我打倒。

姚波

第九章  悲苦的劳役

　　　屈辱离沪
　　　跟亲人们告别之后的第三天，我们就起程前往安徽了。半夜里，我们在睡梦中被叫了起来，在武警的监视下，在安徽干部们的押送下，排队前往火车站。之所以在半夜里走，是怕白天人多，比较混乱，会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也会扰乱人心。
　　　在同行者中，有一个年长者，提的行李比较多，走起来比较吃力，我看到了，就赶紧上前帮他提东西。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人。
　　　我们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原本专门用来运送牲畜的火车，才一上车，我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动物粪便味和动物身上特有的臊味。更让人难受的是，这种火车两旁不开车窗，只是在车顶上开了几个小窗透气。空气很不流通，难怪粪味、臊味跑不掉。我们这批劳改人员大约有两百多人。一节车厢几十人，分为几个小组。运送牲畜的火车上当然没有座位，大家只能席地而坐，累了、困了就靠着打个盹。
　　　火车从上海开往安徽的合肥。当时的火车是靠烧煤、烧木炭来提供动力的。经常每到一个站就要加一次煤、加一次水。车速很慢，全程需要两天时间，上车之前，每个人都领到了两条硬梆梆的面包。这就是公家发给我们的这两天的所有食物。火车上有开水供应，两天里就吃面包和开水。
　　　坐在火车上，我思绪万千。当时正是寒冬腊月，过些日子就过年了，我不由得想起了与翁小柔在一起过的第一个甜蜜的春节。我在心中默默念道：“别了，上海。想不到我怀揣着美丽的梦想而来，却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人们的白眼。本以为稳定下来有口安稳饭吃了，不料却弄得这样的下场。我那夭折的小宝宝，我的妻子，我的工作，我的名声，我的前途，所有这一切一切都离我而去了。我现在不得不以这么不体面的方式离开，我实在不甘心。我心中的委屈、冤屈实在太多太多……但我不会就此认输的，你们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别了，上海，曾经给我梦想、给我希望、给我欢乐、给我悲伤、给我屈辱的大上海……”
　　　萧三姑娘这时知道了我劳改的消息——

　　　　　　1958年2月5日       天气：雨       心情：沉痛
　　　　　　终于收到上海的来信了，但得到的却是一个坏消息。信
　　　不是轩哥写的，而是他的老外公写的。信中说，轩哥在几个
　　　月前就被厂领导陷害入狱，并且在一月份被遣送到安徽进行
　　　劳动改造。没有人知道他的详细地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
　　　被遣送到哪个地方。我寄到董家渡路的信几经辗转才在几天
　　　前到达他的手中，可惜那时轩哥已经被带离了上海。他无法
　　　再将信件转寄给轩哥，所以唯有拆开，接着给我回了这封信。
　　　希望我不要耽搁了自己的前程与幸福。
　　　　　看完信，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又要断
　　　了。轩哥就像那断了线的风筝，孤零零的，不知要被风吹向何
　　　方，而我就是地上拽着风筝线的那个人，伤心地、眼睁睁地
　　　看着风筝离我越来越远，直到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命运、
　　　命运就是那看不见的风，左右着我们的一切。
　　　　　　老天爷，为什么轩哥从出生到现在要经历那么多磨难？您
　　　对他实在是太不公了，您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公了！
　　　　　　可怜的轩哥，你要在安徽劳改几年呢？安徽那么冷，你受
　　　得了吗？
　　　　　　傻瓜，你为什么要那么好强？我不是跟你说过无论贫贱，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上海呆下去呢？为什么不回来呢？为什么在上海被人欺负了也不晓得回家？
　　　回家来不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悲剧了吗？你可知道我等你等得
　　　好辛苦好辛苦？
　　　　　　一连串的为什么让我苦泪横流。
　　　　　　感谢老外公给我写了这封信，起码我现在知道轩哥已经
　　　不在上海了，而是去了安徽。本来我打算跟二姐商量后再去
　　　一趟上海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如果外公的信晚来几天，
　　　那我又要白跑一趟了。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实在想
　　　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1958年2月6日       天气：雨       心情：心酸
　　　　　今天我给轩哥的外公回了一封信，谢谢他老人家。更主
　　　要的是嘱咐他，如果有轩哥的消息请一定要转告我。
　　　　　我跟轩哥的联系又这么断了，断了。哎，造化怎么这么
　　　糊弄人啊。


　　　初到安徽
　　　经过漫长的两天两夜，火车在半夜里到达了合肥。静悄悄的合肥，没几个人知道这群免费劳力的到来。下了车，目之所及，一片荒凉，哪比得大上海的繁华。我们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东浦水库安顿了下来。据说整个劳改大队的人马都在这儿。经过两天的颠簸，大部分人都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队里安排我们休息一天以消除路途上的困乏。
　　　劳改队的伙食是每天两稀一干，早上、晚上喝稀饭，只有中午才吃得上干饭。1958年1月，我们刚到安徽的时候，可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队里允许大家自己去盛饭，这样，外面的人来看了就会认为劳改队的粮食供应充足，可以让犯人们“任吃”。而实际情况则是：虽然是让大家自己去盛饭，但每个人的饭量都是规定死了的，想多吃一口都不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吃两木桶饭。开饭的时候，木桶里放着一个搪瓷杯，按规定每人只能盛一平杯。每人盛完饭之后必须再用筷子将上面的饭刮平。如果有谁敢违反，那么那紧紧盯着的一百多双眼睛是不会放过他的，犯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齐声监督：“刮平！刮平！刮平！”一百多人的齐声起哄那可真是地动山摇，惹了众怒可不是小事。在大家的敦促之下，多盛了哪怕一口饭的人都得乖乖地灰溜溜地将饭刮平。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积极地监督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分了一碗之后，如果还有剩的，则每个人可以再分到一两口。大家管这个叫做“小伙”。我平时有那一平杯饭就能吃个七分饱了，如果还有小伙分的话，我就将小伙送给一个叫“范友根”的队友吃。范友根是上海人，比我大两三岁。他一米八几的身高，长的牛高马大。我将小伙省下来不舍得吃，转而“进贡”给范友根，无非是为了在劳改队中找一个靠山而已。只要有人敢欺负我，范友根就会站出来将那人摆平。
　　　劳改队里的作息时间是晚上9点睡觉，早上6点就得起床，7点准时出工。中午休息半小时，吃过午饭之后继续干，下午六点收工。等于每天差不多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我们住的地方是草棚，6点收工以后，吃过晚饭，7点就得开始在草棚中学习，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学习分小组进行，每组十二个人，大家面对面交谈。我那个小组的组长姓徐，听说原是上海屠宰场的职工。作为组长，他为人还是比较公正的。队里规定大家在一起不能互相谈论案情，所以我也不清楚他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在队员当中，我跟那个“OK仔”倪建安年龄相仿，两人比较谈得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认识了两个潮汕老乡，都是从他们的口音分辨出来的。有一个原是上海浦东糖果厂的小老板，还有一个姓林的老乡，听说已经在这个劳改队呆了三年了。他跟我说：“你们算是比较幸运的，现在工程已经收尾，所以活儿不多也不累。我们以前可没有你们现在这么轻松。”
　　　我向来喜欢向老前辈讨教他们的经验，我认为这样能够避免走弯路或是犯错误，能够帮助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我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悄悄问林姓老乡：“林大哥，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那些干部当初跟我们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努力表现，就有机会获得减刑。是真的吗？按照你们以往的经验，要怎样做才能获得减刑呢？”
　　　林老乡冷冷地笑了笑，半响才压低声音说：“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我才告诉你，如果是其他人我可不愿意说，免得传出去说我破坏劳动气氛，破坏生产。”我看他说得那么严肃，认真地点点头，把耳朵拉长了听他继续说下去。
　　　林老乡悄悄说：“减刑是痴心妄想。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即使你做到吐血，也才奖励你一条薄薄的毛巾和小半块肥皂。来这里啊，能混过去就混，不要妄想能够获得减刑。你心里清楚就行了，不要跟其他人宣扬，否则我们两人都担待不起啊。”


　　　初到淮河边
　　　正如林老乡所说的，合肥东浦水库已经到了收尾部分，所以活儿较轻。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学习讨论，每个小组还有专门的组长负责向上级汇报讨论的情况以及队员们的思想状况。在东浦水库做了半年之后，工程全部完工。1958年初冬我们被转移到淮河边上治理淮河。
　　　淮河，这条中国第三大河流，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几乎成了灾害的代名词。历史上关于淮河水患的记载颇多，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大灾。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14世纪到19世纪，五百年间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水灾三百五十次，从16世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四百五十年间每一百年平均发生水灾九十四次。淮河流域的人民生活得十分困苦。这还影响到其它省份。每次受灾，不计其数的灾民被迫到其它省份乞讨要饭。著名的凤阳花鼓就是淮河流域凤阳县人民灾后外出乞讨的表演形式，“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唱遍全国。
　　　1950年，汛期淮河流域持续降雨1个月，从6月26日到7月25日，中、上游堤防多处溃决，地势低洼的中游地区成为一片泽国。当时的皖北行署给上级的报告称：“当洪水猛扑之际，灾民未及逃避，哭声喊声不停，少壮者攀登大树，老弱者攀登小树，有的爬上房屋，有的将小孩吊在树上，有的因屋塌树倒被淹死压死，甚至有个别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一年，毛主席7月到9月两个月间四次批示要加快治理淮河。1951年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就是在那个时期设计出来，于1958年开始建设的。然而到了1962年，工程却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建。
　　　劳改人员在押送之下来到了淮河边。每到一处地方，犯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吃住条件以及劳动强度。淮河边的工地上筑有一个大围墙，围墙的四个角都用竹子搭起高高的哨塔，我估计那哨塔大约有六米多高，日夜都有哨兵在监视着我们这些劳改犯。围墙外的大门口也有士兵24小时值班，据说有一个连在负责看守我们。走进围墙，映入劳改人员眼帘的是一个个低矮的草棚，约有2.2米高，一个中队住两个草棚，每个工棚大约可住五、六十人，里面再分五个小组，每组十至十二人。草棚里的土炕离地50厘米左右。围墙内除了工棚，还有食堂、小诊所等简陋的机构。
　　　时值大跃进时期，工地上的劳动口号是“大雨大干，小雨抓紧干，无雨拼命干”。可怜我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得起床，中午也只是停下来匆匆忙忙填填肚子而已。一直要干到晚上8点钟才能休息。劳改队里对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量都下了死命令，不允许磨蹭偷懒。因而，选择一副好的劳动工具至关重要。到那边不久，我就发现有一辆独轮车特别轻便，还有一把铁锨较轻，较好使。但是，其他人也都看上了这两件好家伙。大家都看中同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就得抢了。只有跑得最快的人才能抢到。这项竞争往往在我跟倪建安之间展开，因为队里就我们两个最年轻。每晚收工时，劳改人员都得将铁锨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独轮车则不用。如果我拿到那辆独轮车，接近收工时，就会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将独轮车藏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加大了第二天继续抢到它的几率。
　　　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吃的是什么呢？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吃的是麻子菜、番薯糊，有时外加少量的黄豆渣饼或高粱饼等劣等粗粮。午餐有时会给大家加点加了盐的红萝卜。不吃盐，干活没力气。一个大队约有一千多个犯人，每次开餐的时候，在露天空地上，大家排着队拿着自己的杯跟碗等待分食。而部队跟其他监管人员吃得当然跟犯人们的不一样，他们均有专属于自己的小食堂，吃的是精粮。
　　　第一次吃麻子菜（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有毒的野草），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要将它吐出来，因为它不仅味道很难吃，而且残渣非常粗硬，根本就难以下咽。我常常将混在麻子菜里面的黄豆渣饼挑出来吃，剩下的麻子菜怎么也吞不下去。按照规定不可以“浪费粮食”，谁要是敢将食物吐出来，那就是浪费粮食，那就是罪恶，通常就免不了在批斗的时候将你揪出去猛批一番。吞又不能，吐又不行，那该怎么办？好在我无意中幸运地捡到了一件旧棉袄，那是一个刑满离开的犯人丢掉的。那件棉袄上面有两个又深又大的口袋，于是，我常常趁人不注意时将麻子菜渣吐到手中，再悄悄地放到那深深的口袋里。我要提防的不仅是那些专门的监管人员，更要提防的是自己身边一起受刑的队友们。鼓励劳改犯们互相检举揭发是管理者的一大高招，通过这个方法，他们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优的效果。因为一双眼睛再怎么锐利，也敌不过千百双眼睛同时发挥作用。
　　　那个“OK仔”倪建安的家境应该不错，他家里经常给他寄罐头等食品过来。因为这个缘故，有不少人平时要巴结他，希望他能够分点食品给他们尝尝。在那样的困难年代，吃饱就是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条件。麻子菜即便是我这个从小就吃惯了苦的人都吞不下去，更何况是家境较好的倪建安呢？倪建安因为年龄相近等方面原因常跟我在一块。他家里寄来的食品，我也常常能够分食一点。他发现了我的小动作之后，也经常悄悄地将他自己的麻子菜渣塞到我的口袋中，两个人共同保守着这个秘密。口袋里的麻子菜渣要等晚上我去蹲茅坑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丢进茅坑里销毁痕迹，以免被其他人发现。
　　　吃那样的粗涩食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排便的困难。犯人们经常都是有便难排，肚子疼痛难忍，每次蹲茅坑都得费很大的劲。被粗糙的食物残渣割伤肛门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说到解手，又让我想起了倪建安那似乎永远满不在乎的性格。他家里寄来的包裹有时是用报纸包的，他就因为用那报纸来擦屁股而被抓过几次，次次都被抓上台去批斗。说他这是不尊重某某领导人，因为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图像。第一次被抓还可以说是不小心、不注意而犯下的“错误”，第二次、第三次可就说不通了，只能说是他的性格里的满不在乎的因素在作怪。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每天累得半死，都是“星照而出，踏月而归”，没有专门留出时间给犯人学习。大家一般9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但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在露天大广场上开一下会，传达一下中央的精神等，而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稳定、控制劳改人员的各种情绪。台上的领导们几乎每次都会说一些鼓舞人心的话语，例如：“我们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修好淮河，治好淮河！你们要努力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洗心革面，争取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你们每个人的表现，我们监管人员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哪个人积极，哪个人消极，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你们认罪伏法，好好改造，党和政府对你们的政策是宽大的，你们要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棚破遭淫雨
　　　到了雨季，劳改人员的劳动环境、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当时的口号是：“大雨大干，小雨抓紧干，没雨拼命干。”下雨并不能成为不上工的理由，冒雨都得努力地干。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不堪，又湿又滑，大家都得非常小心才不至于打滑摔跤。手推车在这种天气情况下用不了，劳改人员只能用最原始的挑跟抬。一天下来，穿在身上的棉袄全都湿了，刺骨的寒风吹来，每个人都冷得直哆嗦。晚上回到工棚，将棉袄中的水拧出来。这里面既有汗水也有雨水。大家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在土炕上面拉一条绳索，然后将拧过水的棉袄晾在上面。整个工棚里充斥着一股股浓重的酸臭味、潮湿味、发霉味，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受不了也得受。
　　　简易的草棚根本无法抵挡连绵不断的狂风暴雨。大队里虽然安排了几个专人负责修补工棚，但修的没有破的快。即便是同一个工棚，往往这处地方才修好，另一处地方又破了，几个人根本就补不过来。
　　　从外面看，一个个用茅草盖的低矮的工棚，在寒风冻雨之中显得有些颤巍巍。进入到内部，只见工棚的茅草墙上贴有毛主席画像以及宣传标语，风，夹杂着雨，从工棚的缝隙中吹了进来，让这些红的绿的纸张猎猎作响，似乎挣扎着要从墙上跳下来。简陋的土炕上，横七竖八地蜷缩着几十个用破被裹身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摆满了各种器皿，锅、碗、瓢、盆，甚至连水杯都出动了，这不是在聚餐，而是在接从屋顶漏下的雨水。
　　　入夜了，本应只有鼾声的工棚里却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声响。雨水撞击器皿的滴答声此起彼伏，透着一种厌烦。这头刚响起一串孱弱的咳嗽声，一会那头又传来了低低的呻吟声、哀叹声……许多人身上盖的被子，由于年久之后棉花都给挤成了团，根本就变了样，几乎完全丧失了棉被的保暖功能。被子下面的人徒劳无功地将被子扯来扯去，企图将它摆到最佳的位置为自己御寒。在这寒冷阴湿的天气里，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许多人都感冒发烧了，有些年龄偏大的人风湿痛也犯了。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凄惨的场景让人唏嘘。很多人高烧不退，因此而丧命。棚内让人觉得充满了绝望的气味、死亡的气息。
　　　棚里大多是中老年人，我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我虽然年轻，但仍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将破被子破棉袄往身上裹紧又裹紧，但似乎仍于事无补，辗转难眠。以前的一幕幕又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我辞别萧三姑娘来到上海，在上海受尽白眼，吃尽苦头，好不容易最终找了一份工作稳定了下来，在老板的撮合之下结了婚生了小孩，本以为生活就会这么平平静静地过下去。孰知祸起萧墙，以前温婉可人的妻子竟然成了红颜祸水，自己不但家破人亡，还被陷害入狱。失去了自己的名声以及前途。我想起了事情的前前后后，每当回忆起辞别萧三姑娘、失恋的打击、亲生骨肉的夭折、妻子的绝情、自己被陷害的冤情等等，我就抑制不住眼中那酸楚、悲痛的泪水。
　　　我责怪父母，不是他们暗地里让萧三姑娘做思想工作，我也不会离开潮阳来到上海；不是他们发的那封假电报，我可能也不至于落入奸人的圈套；我责怪萧三姑娘，责怪她当初不该劝我来上海，更不应该将我狠心抛弃而另嫁他人；我责怪我那些上海的亲戚，他们唯利是图，没有亲情；我责怪翁小柔，责怪她的懦弱、责怪她的不忠、责怪她的绝情；我最痛恨的是那几个陷害我的奸人，沈代表为了一己淫欲，不惜将我搞到家破人亡，锒铛入狱……最后，我恨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为什么让我到人世间来承受那么多的苦难。我从小就吃尽苦头，但一直善良本分，从没有过害人之心，向来慈悲为怀，为什么那些奸人得不到惩罚，像我这样的好人却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呢？
　　　以上的镜头几乎每天都要在我的脑海里轮番上演。在凄凉的风雨声中，一声凌厉刺耳的哨声突然划破了夜空，紧接着一声比一声更加急促、更加让人胆战心惊，工棚里马上窸窸窣窣起来。我正沉浸在追忆之中，一个激灵之后才回过神来，马上一骨碌爬了起来，迅速穿上那件湿冷湿冷的破棉袄，一边往棚外走一边用麻绳束紧腰身。劳改队里发的衣服连纽扣都没有，只用几条布条代替。为了让衣服更贴身、更保暖，大家只得用麻绳紧束腰身。
　　　监管人员一边吹哨一边一间工棚一间工棚地查看：“BBB,起床啦！干活啦！”有些上了点年纪的人，手脚没那么灵活，慢了点，那么轻则遭两句骂，重则挨踢，这都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连劳改队中的那些积极分子们，为了讨好监管方，也会对那些动作较慢的人拳打脚踢。这些都让人心惊胆寒，为了避免挨打，走不了，那就爬吧。管你以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单位技术骨干还是报刊主编等等，在这儿全都一样，都是任人宰割的劳改犯。什么尊严、什么人格，全都被践踏在地上。为了活下去，为了那虽然看不到但相信一定会到来的自由，大家都在苟延残喘。
　　　我摸黑走出了工棚，跌跌撞撞，人多慌乱，往往是脚跟踢着脚跟。外面更是寒风刺骨，雨点冰凉。漆黑的夜空只有几颗孤独的星星，连公鸡都还在窝里睡着安稳觉。“这年头，畜牲过得都要比人好啊！”我在心里默默哀叹，跟在大伙的后面，在泥泞的工地上向前走去。我低着头，拉紧帽子，盖上耳朵，以免刀子般的风雨直接打在自己脸上。
　　　到了领取食物的地方。“又是糠馍馍。”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派食物的那个人马上凶巴巴地说：“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到时连糠馍馍都没你的份！”大家立时不敢吭声了，赶紧领了自己那份，在一旁啃了起来。我摸了摸干瘪的肚子，看了看手里握着的那坨东西，闭上眼睛，想象着美味的食物，一口一口硬把它塞进空空的肚子：“一会还要干活呢，吃吧，吃吧，吃完才有力气。”
　　　我双手紧握运沙独轮车的长把手，颈背套着独轮车的绳索，脚上穿着破烂的草鞋，步履坚定，目光坚毅，一步步走向前方。此时，一声鸡鸣，远处天边的墨黑慢慢变淡，隐隐透出一丝光辉……
　　　半个世纪之后，追忆1958年冬的这段历史，我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棚破遭淫雨，淋漏滴滴声；
　　　袄被皆湿冻，心酸泪涟涟。
　　　浑身颤抖抖，满棚呻吟声；
　　　辗转不能眠，忆往事如烟。
　　　金鸡尚未啼，骤闻催哨声；
　　　速穿湿破袄，麻绳束腰间。
　　　摸黑棚外走，一片跌撞声；
　　　为治淮河塞，朝夕汗满面。


　　　转移
　　　当一个工地的活儿干完后，劳改队就得转移到其它工地去。短途就步行前往，远的只能坐船。我都不记得自己在淮河边一共转移过多少次。通常负责运载我们转移的是货船，平时用来运牲畜、粮食、土产等。木船分为前舱跟后舱。舱顶开着一个四方入口，平时用木板盖盖着。劳改人员沿着一条梯阶走进舱内，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霉湿味、酸臭味、臊味，那是平时装运货物在密封的状态下所留下的浓重味道。犯人们进舱之后，梯子就被上面的监管人员收了上去，谁也别想逃跑。
　　　每个船舱大约能容纳三个组的人，一条船共能承载六十多人。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要安排那么多人，大家不可能奢望有躺的地方，只能靠着木板墙坐下来，而且是一个紧挨着一个。为了透气，舱顶的天窗一直开着，可即便如此，舱内的空气仍然很难流通，而且犯人们的大小便也都是在船舱内解决的。原来的臭气、大家呼出的废气，解手时的秽气混合在一起。这团浑浊之物在这窄小的空间里无奈地缓慢地游移、游移，直让我觉得呼吸困难、濒临窒息。汩汩的水声不时提醒自己正在淮河中前进，我多么渴望自己是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河水中尽情地游玩嬉戏，享受属于自己的世界。
　　　途中，由于不用干活，每天只能吃两餐。所有的食物就是红高粱磨碎后做成的窝窝头，以及烧开之后的浑浊淮河水。每天提供两次，均为限量供应。连那黄黄的淮河水每次也仅能提供一搪瓷杯。吃了红高粱窝窝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解手了。到时候，一阵阵的腹绞痛，那干燥坚硬的排泄物有如刀子一般割肠剖肚，直疼得七尺男儿哇哇大叫。我深知便秘的痛苦，就尽量少吃那高粱窝窝头，能够维系生命就行了。余下的窝窝头就送给其他队友吃，水则一滴不剩地喝下去。可即便如此，解手的时候还是免不了那疼痛与难受，因为肠道里除了高粱渣子还是高粱渣子。
　　　劳改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积极分子整天对着干部们点头哈腰，对待自己的同伴却趾高气昂，似乎自己已经是半个监管人员。那些同行的干部，也乐于使唤这些奴才，比如让他们烧烧水，自己乐得清闲，对积极分子而言又仿佛是他们的一种恩赐。
　　　我们队里有个叫吴童的，上海人。他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当年只有知识分子才会佩戴的眼镜。在上海的社会，他也许还是受人欢迎、受人尊重的，可到了劳改队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要知道，劳改队里最欺负的就是这种文弱书生。吴童的劳动能力差，平时跟队友的关系也不亲密，因而经常被队员们欺负。转移途中，大家直接在船舱里解手，可那儿连一只马桶都没有，怎么办？队员们唯有抽签决定。事先声明抽到短签的人就必须将自己的碗或盆贡献出来给大家当便盆。抽签的时候，主持者对于短签是心知肚明的，他故意最后一个才让吴童抽。并且每次有人将手伸向短签时，他都挤眉弄眼，对方马上就明白了，马上另选一根。这样，最后就剩下了那根短签，也就是吴童的了。即使知道这是大家串通了来欺负他，吴童也毫无办法，他乖乖地将自己集吃饭、洗脸、洗衣等于一身的盆子拿出来给大家用。大家轮流就着那盆解决排泄问题，一个接一个。由于便秘，每个人都要用上挺长的一段时间，严重者还会因肛门割裂而出血。便完了就喊船舱上面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接上去后直接将排泄物倒进江中……过后，吴童仍用那个盆来盛饭菜……
　　　走水路，通常要两三天时间。在船舱这个囚笼中靠墙坐着禁闭了两三天之后，大家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姚波

　　　洗澡问题
　　　在劳改队中，洗澡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以前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连洗澡这么一件简单的平常事在这里都会变成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求。
　　　夏秋季节稍微好点，因为这两个季节里温度较高，可以直接取凉水洗澡。说到这，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淮河边多的就是水，在没有受到污染的淮河里游泳、泡澡是多么的惬意。如果这么想，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劳改人员，也就是囚犯，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连解手都要喊“报告”，洗澡更是要服从队里的统一安排，隔一段时间才到公众的大澡堂洗一次，实在是太脏了。我忍受不了队里这样的洗澡安排，我的对策就是利用收工时的一点点间隙，神速地在水沟里抹洗掉身上的污浊。我每天临放工前都会提早做好准备，特意停留在河沟旁，每当收工的哨子一吹响，我马上放下工具，蹲下身子，抽下肩膀上耷拉着的汗巾，刷刷刷三下两下，十几秒的时间就争取将身子擦洗干净。哨子吹过几遍之后，接着开始点名，人点齐了才从工地上集体开回工棚。
　　　在冬春季节，洗澡问题更加烦扰人。虽然天气寒冷，可每天繁重的劳动还是让棉袄下面的身体不时排出汗液，汗津津的。捂久了，长久不清洗，导致劳改人员身上总是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臭味，那是夹杂了汗酸味、馊味的一种怪臭、恶臭，脏兮兮的，最容易滋生繁衍跳蚤、虱子等物。这些小魔王吸食着人们宝贵的血液，还给我们留下了难忍的瘙痒，搔痒已经成为大家日夜必做的功课。太阳好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劳改人员们抽空解开棉袄，奋力地捕捉头上、身上的虱子、跳蚤，捉到了就咬牙切齿地把它们狠狠捏死。
　　　鼠疫传给人群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跳蚤，鼠疫杆菌是引起鼠疫的一种很小的杆菌。这种菌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鼠蚤)传染给人类。鼠蚤吸食鼠疫病鼠的血液后胃中充满了鼠疫的杆菌，食道被细菌阻塞。它们虽是鼠蚤，但有时亦咬人。这种带菌的跳蚤吸入血时血液因食道被细菌阻塞无法入胃而从口部回流到被咬人的身体里，鼠疫细菌就在这时随同进入人体，使人患上鼠疫。跳蚤在吸食人血时还可能把粪便排在人的皮肤上，其中也含有大量鼠疫细菌。因为被咬部位发痒，搔痒时会将鼠疫细菌带入微细的伤口，也能使人染上鼠疫。
　　　尽管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可以导致如此大的问题，然而，每天每个中队可以分到的仅有两小桶热水，舀到盆里让大家轮流洗脸。每个中队一百来个人，那两小桶水仅仅够每个人将毛巾沾湿而已。洗澡则每个月才能去一次。在公共澡堂里，有一个水泥建成的水池，水池约五六十公分高，宽三至四米，长八米。水池里面注满了热水，而且通过不时加热，水温基本上保持不变，一直热腾腾的。水温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水的卫生程度。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分批洗浴的过程中，从第一批人开始洗到最后一批洗完，水池里的水都没有换。全体劳改人员包括监管人员都用同一池水。第一批下去洗的永远是队里的监管干部，随后就是他们的家眷。接着是厨房跟技术车间里的人员。最后才轮到普通劳改人员。在这最后一大类人中，稍微讲究了一下公平。在中队与中队之间的先后顺序是轮流的，不是每次都固定。这次这个中队排在前面，下次就得换另外一个中队排前了。
　　　那么一池水上千人洗，而且都是一个月才洗一次澡的人。那水的肮脏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难得洗一次澡，大家在水里使劲地搓着身上的污秽。厚厚的垢物从身上一层层地被搓了下来。两三批人过后，那水就已经完全变浑浊了。等到普通劳改人员洗的时候，那水已经变得又黑又臭。在加热之下，臭味更被蒸腾了起来，弥漫在澡堂内外。每次我才走到澡堂的门口就已经闻到了那股恶臭，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般，直想吐，怎么下得了勇气到里面去洗啊。我觉得在那样的水里洗了比没洗还脏。特别是那些皮肤病还会借着众人共浴的脏水广泛传播。很多人就因此而得了皮肤病。
　　　去澡堂无法洗澡，长久不洗澡也不行，怎么办？我只能常常拿些冰水抹拭身子。跟厨房的人稍微熟悉后，有时冷得受不了了，就去厨房跟他们讨杯热水来抹抹。
　　　我在安徽服刑，萧三姑娘在潮阳苦等我的归来：

　　　　　　1958年4月8日       天气：雨        心情：乱
　　　　　　没有再收到任何消息，外公没有再给我回信。轩哥也没
　　　有。我猜想，要强的轩哥被抓去劳改，他更是不会与我联系
　　　了。但轩哥你可知道我的心？无论你遭受了什么挫折，我都
　　　想陪伴在你身边，默默地帮你分担。我们不是曾经立下誓言，
　　　要“有难同当”吗？我并不是那种势利女人。无论怎样，我
　　　永远会等你回来。如果我们还心有灵犀，希望你能感应到我
　　　的心声，哪怕是给我写一封信，我也会欣喜若狂。

　　　　　　1958年12月15日      天气：阴      心情：牵挂
　　　　　　冬天了，今天没有太阳，一下子阴冷了好多。安徽肯定
　　　比这儿更冷，路面应该都已经结冰了。你身上是否还穿着我
　　　给你织的毛衣？还有棉衣？如果我知道你的具体位置，我无
　　　论如何都要给你送上几套新棉衣。轩哥，你为什么还是不给
　　　我写信呢？你可知道我有多么地担心你。天冷了，担心你的
　　　衣服太薄。吃饭了，担心你在劳改队里吃不饱。白天担心你
　　　干活干得太累，晚上又担心你睡地板太凉。听说劳改队里很
　　　折磨人，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的轩哥
　　　早日平安归来。

　　　　　　1959年1月20日       天气：雨        心情：烦
　　　　　　下雨天没什么事做，烦。
　　　　　　也许我不该让自己有空闲的时间，一空下来就会让我想
　　　起许多事。
　　　　　　我的决心没有动摇，可是却一直经历着失败的打击。
　　　　　　是罪有应得？还是命中注定？
　　　　　　望着窗外阴沉的天际，我的心里也布满了乌云。

　　　　　　1959年3月3日       天气：阴     心情：爱恨交加
　　　　　　夜已深，今晚无星无月。
　　　　　　又失眠，我都已经习惯了。
　　　　　　只是今夜有一种强烈的寂寞感缠绕着我，挥之不去，我
　　　惟有寄起相思，希望他可以感应，知道在家乡，有一个痴情
　　　不改的我，仍在默默等待他的归来。
　　　　　　痛苦时，我真希望以前的生活是一片空白，而不是褪色
　　　的回忆。
　　　　　　今天下午，我一个人走在海滩，海风有些凉。几艘渔船
　　　在海面忙着捕鱼。大家都忙忙碌碌，似乎整个世界就我一个
　　　闲人，一个多余的人。
　　　　　　想起那时我与轩哥也常来海滩，看这海面，谈论着彼此
　　　的理想，谈论着将来的生活。那时的天空似乎总是蓝的，海
　　　浪欢畅地奔腾，海鱼欢快地跳跃，海鸟愉悦地歌唱，海风吹
　　　着脸颊，满头秀发在风中尽情地飞舞。一切都让人觉得舒心，
　　　看着就觉得高兴。可现在，似乎一切都变了，我再也提不起
　　　精神来，看什么都觉得充满了哀愁。我的太阳失踪了，我的
　　　心已经长满青苔……
　　　　　　五年了，我还能坚持多久？我该怎么办？这些年来，我
　　　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拒绝了家长的相亲安排。我等待的无
　　　非就是他能够回来，实现我们当初爱的诺言。
　　　　　　爱一个人真的好难，可忘记一个人更难，正是“天长地
　　　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凌晨两三点，一盏灯，一张照片，和一个泪流满面的我……

　　　我可以想象萧三姑娘在那些日子里是如何长时间地倚窗长望，是如何地彻夜难眠，辗转思念。她盼啊盼啊，她望啊望啊，第一个秋天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第二年的春天也已经来了，可她却一直没有把我给盼回来。月儿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却总等不到团圆的那一天。春去春又来，花开花又落，心上的人儿还是没有归来，伊人渐憔悴。脸上的桃花凋谢了，眼窝深深陷了下去。银铃般的笑声从此销声匿迹，少女的心房慢慢关闭。她把自己关在以往甜蜜的二人世界里，把自己关在孤独的囚笼之中。一切的一切，只有倾注在日记中。


　　　手掌发炎
　　　1959年六七月份，我终于不堪重负病倒了，患处是手掌。我那原本白嫩厚实的手掌经过长年累月抓铁锨、抬重物、推车等，已经长起了厚厚的老茧，不知怎么搞的，里面竟然发炎了，整个手掌都肿了起来。都说十指连心，手掌痛起来那可也是钻心的疼啊。炎症很快诱发了高烧，我因此赶紧到医务所看医生。
　　　医生来自江苏，他告诉我，情况很严重，必须马上开刀，否则会高烧不退，危及生命。当时那里的医务所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医疗设备，甚至连把锋利的手术刀都没有，医药也非常缺乏。我就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医生的那把钝刀一点点、一点点将手掌划开的。那种痛楚可想而知，切肤之痛啊！在开刀的时候，有两个护士负责紧紧按住我的手，同时还不断地安慰鼓励我：“忍住！忍住痛！配合医生，马上就好了！”然而，那把钝刀非常艰难地在我的手掌上来回锯着，锯开一点之后再用剪刀生生剪开。我再怎么坚强也忍不住痛得凄惨地嚎叫！想起那种钻心的痛，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当想到那把手术刀跟剪刀都没有消毒时，我又觉得非常地后怕：好在没有感染上破伤风，要不然就没命了，当时经常听到有人因为感染破伤风而死亡。
　　　好不容易将那层厚茧弄开之后，医生将里面的脓水逼出来，然后在发炎的地方上药、包扎，完了再用一布条将手托平了吊在脖子上。处理完这些之后，医生给我包了一些消炎药回去吃。还嘱咐我回去之后那手不能碰到水，两天之后再回来换药。最宝贵的是医生给我开了两天的病假条，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地请假了。
　　　当天晚上，我疼得根本无法入睡，一直疼到天亮，好在第二天高烧就慢慢退下去了。在生病期间，我没有胃口，什么都吃不下去。不过，不用到工地去干活怎么都是一件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情。止痛药的效力以及这种喜悦的心情减轻了我的痛楚。难得不用上工，我就挑了一处向着南风的比较凉爽的地方躺了下来，跟看棚的老头聊天。当时每个中队都会派一两个年老体弱的劳改人员负责看守工棚，以免犯人们的物品丢失。我所在的中队就留一个有肺病的老头在看棚。
　　　两天的病假满了之后，手掌还没好，医生又再开了两天的病假给我。第四天的时候，我看到隔壁中队负责看棚的竟然是一个只有二十七、八岁的壮小伙子，我看那小伙子身体结实、没什么毛病的健康样子，心里非常讶异：“这么棒的一个劳动力，怎么竟然安排他留下来看棚呢？”
　　　我将心中的疑问跟老头讲了，老头回答说：“听说那小子有心脏病。”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病，便傻乎乎地问：“什么是心脏病？”
　　　“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吧。患了这种病的人不能干重活，怕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亡。”
　　　我“哦”了一声，似懂非懂。我实在是干活干怕了，看到那壮小伙子因为有心脏病而不用去干重活，心里真是万般羡慕。我甚至暗暗地希望自己也得个心脏病，那就不用去干活了，多好呀。
　　　我正躺在工棚门口享受那凉爽惬意的南风，半闭着眼睛在养神。突然瞥见九中队的一个管教人员正朝我这个方向走来。这个管教人员一看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一脸的凶神恶煞、冷酷无情。虽然是正当的休假，但我心里还是免不了一阵发虚。
　　　果然，他是冲着我来的，他用脚踢了踢我说：“喂，起来！起来！你为什么不去工地干活啊？”
　　　我马上紧张地站了起来，显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说：“报告管教，我的手掌发炎，开刀了，所以医生让我休息。”
　　　“有没有请假条啊？”
　　　“有啊。我的请假条已经交给看工棚的队友了。”我说着指了指看棚的老头，那老头赶紧将我的病假条子恭恭敬敬地递给他看。
　　　那管教似乎根本不屑于将请假条接过手中来，他只是大大咧咧地朝请假条瞟了一眼。他谅我也没有这个胆量用假假条来糊弄他，而我手上的伤也是明摆在他眼前的。
　　　本以为一切都符合规定，应该找不出什么碴儿，可这个管教没那么仁慈。他恶狠狠地说：“有假条也不能这么给你休息。手痛？不能推，那就拉啊。走走走！到工地上拉车子去！现在的劳动任务多重啊！大家都在忙，你也别想找借口偷懒！快点！”
　　　我的所有好心情一下子全没了，想不到生病了也还不能名正言顺地休息几天，真会折磨人啊！我在心里将管教恨得牙痒痒的，但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得乖乖地听话，乖乖地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他走，表面上还不能将内心的真情流露出来，不能有任何犹豫地跟上去。走的时候，我一眼瞥见那个壮小伙子依旧安然无恙地稳坐在工棚门口，心里再次羡慕他得了可以免除重体力劳动的心脏病。
　　　我带着手掌的伤痛在管教的监督下来到工地。我们当时要将沙石从淮河底沿着一条陡坡运上来，手推车上坡时要两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管教指挥我用铁钩子钩住手推车，然后将绳索的另一端套在肩膀上，使劲拉。
　　　坡是在我们的劳动中形成的，不仅陡峭，而且崎岖不平，独个人走都觉得不好走，更别说拉着一车重物了。负责监管的队长等监管人员，却丝毫没有体恤之情，他们不停地吹哨子，尖锐刺耳的哨声像催命鬼一样催促着大家。有些体魄较强的劳动积极分子，为了争取表现，特地在监管人员面前表现出很高的工作效率，这样却累及了他人。因为陡坡的路小，只能容纳一辆手推车，那些积极分子为了引人注目，特意不停地催促前面的车子走快点，让拉车的人拉快点。某些不管大家死活的监管人员面对这种情况，竟然下命令说：“撞上去！前面的人太慢的话，你们后面的人可以撞上去！撞上去！死了人也是他们活该！谁叫他们干活这么不积极！”
　　　我心想，有良心的人听了，也不会真的这么做，只会当作那人只是说说，吓唬吓唬那些动作较慢的人而已。然而，现实中就是有那么一些已经丧尽天良的人，他们听了之后，有恃无恐地将前面的人连人带车撞下陡坡去！


　　　死亡阴影
　　　劳改人员不仅在体力上要吃很多苦头，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无助、甚至绝望更加让人觉得生不如死。躯体上的伤痛比较容易治疗，心灵上所遭受的创伤往往较难治愈。
　　　队里面特别规定犯人之间不能互相询问各自的案由。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出于他们管理的需要，出于他们控制的需要。据后来的历史证明，很多在大跃进、反右时期被关押起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右派，都是无辜受害的政治牺牲品。这样的人多了，又彼此能够互相交流了解的话，那么，这对当局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权威、尊严、信用等等都将受到质疑。我那个中队里就有不少很有学识的右派分子。除了这招以外，劳改队的监管人员还经常重新组合劳改队伍，不时地将队员打乱了再重新编排。可能是为了防止共处的时间久了，大家互相了解的机会多了，感情深了，从而做出不利于监管的事情。
　　　被无辜抓进去的人们，难免存在不满情绪，对这个社会充满失望；而思及自己个人及家庭的现在以及将来，他们也看不到什么前途，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悲观厌世的心理。如果外界能够以比较宽容、理解或是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话，那日子也还能过下去。可在这世上，能够给人雪中送炭的人少之又少，倒是不乏一些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徒。
　　　在劳改队里不被当人看待，那走出劳改队的势力范围又如何呢？结果更加伤人。安徽当地的人民是怎样看待这些帮助他们建设家园的免费劳力的呢？一首当地时兴的顺口溜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劳改犯，活受罪，家里老婆给人睡。……家破人亡要怪谁？全怪你与党作对。”每当劳改人员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之下走出外墙，到营地以外的地方去运粮运物时，他们都会听到这些从围观的幼稚的孩童嘴中溜出来的童谣。
　　　我也亲耳听到过那些话语，童谣的每个字都像把铁锤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每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刺在我的心上。我的心在滴血。我，一个本该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人，现在竟然成了众人唾弃的“劳改犯”。我无辜受害，被奸人陷害入狱，这不也是“活受罪”吗？“家里的老婆给人睡”！啊！这是实情！是我不愿意去想象的实情。绿帽子早就戴到自己的头上了。我似乎看到翁小柔此刻正躺在那姓沈的人怀里，谄媚地娇笑着……这让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我在问：我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我并没有“与党作对”啊！
　　　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只有体魄强壮、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够勇敢顽强地活下去。身体以及精神上的双重压力重重地将人们压垮了。在困难的时候，犯人们有的累死、有的病死、有的出事故而死，甚至饿死。还有些半死不活的，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选择了自杀，能够健康地活着回家的真没有多少人。刚开始死人的时候，还能够挖个较深的坑将死者埋了。后来死的人多了，幸存下来的人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了。每个尸体的待遇就是“两锨半”，即是说挖土的深度是两铁锨再加半铁锨。尸体放下去后，再用挖出来的土草草掩上，最后在上面立一条竹片或木条，上书“某某人之墓”。不管他生前曾经是什么大作家、大文豪，还是什么科学家、高级官员，死了之后都是“两锨半”的待遇。再到后来，人们连挖“两锨半”的气力也没有了。管理方不得不这么鼓励大家：“埋尸体的人有饭吃。”于是，看在吃饱饭的份上，大家才又争着去埋尸体。饿的不行了，甚至盼望着不断有尸体可以让他们埋。
　　　我所在的中队里，有个小伙子自杀未遂。他等晚上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在被子里用麻绳套在脖子上，再将麻绳的两端都系在自己脚掌上。做好这些之后，他怀着必死的心情狠命地蹬脚，绳子越蹬越紧，生命在一点点消失……然而，用这种痛苦的方式自杀，难免会有些垂死的挣扎，这种奇怪的动静刚好被旁边的人发觉了，旁人马上掀开被子，大吃一惊，只见小伙子满脸酱紫，口吐白沫。这人立即大叫着，与其他围过来的队友们一起将小伙子送往卫生院急救。小伙子命大，抢救及时，又活了过来。对他而言，这该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况吧。
　　　后来我才听说，原来那小伙子之前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但可能是他命不该绝，每次都给救回来了。救回来之后，他就搞绝食。但这也是不允许的。他不肯主动吃，那就让人将他的嘴巴弄开，强行灌东西给他吃。真是不能让你好好活，也不能让你这么想死就死。自杀事件之后，监管人员找他去谈话。犯人们有自杀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劳改队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果给人以希望，会有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吗？会有像他这样三番五次不怕困难去自杀的人吗？所以，队里不得不重视。他们也试图想了解他的思想动态。然而，无论监管人员问他什么，他都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流泪哭泣。
　　　这人最后到底怎样，我也不清楚。因为没多久，我们又重新编排过了，编排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我的邻组有个叫张涛源的同人（劳改队中，劳改犯们互相称为“同人”，而不敢妄自称为“同志”或“同仁”），他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个小伙子命大。张涛源是安徽本地人，才二十出头，据说进来之前还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家里成份也不错，生活本来过得安安定定，跟他的恋爱对象也快结婚了，但他的人生被生产队里的一头老牛给彻底打乱了、葬送了。
　　　那头老牛有天把一条腿摔断了。队里的人纷纷议论说，牛摔断腿就无法再从事耕种，有人就提议，既然如此，倒不如把牛杀了吃肉，这也是它唯一能为大伙做的贡献了。队员们纷纷附和、赞成。张涛源被大伙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于是就代表队里将牛牵去宰了。队里每户人家都分了一些牛肉，卖牛肉的其它收入就给队里买了生产用的工具、材料。想不到后来就因为这事给他引来了一场灾难。有人写信到法院，检举他杀害耕牛。最终被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被判劳改后，张涛源实在想不开。明明牛摔伤腿后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了，而且又是队员们一致赞同宰掉牛的，当地的惯例亦向来如此，怎么自己就是“破坏生产”了？而且所有罪名都是他一个人承担呢？
　　　打击一个接一个，在他劳改期间，他的对象逐渐疏远了他，最后竟然不再有联络了。而且，听说已经跟别人结婚了。这对张涛源而言无疑是致命的，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他本来就老实忠厚、不善言谈，这回更加沉默寡言了。
　　　张涛源同组有个队友原是国民党连长，在淮海战役中投降过来的。可能是因为这一历史污点才被抓来劳改的。比起其他人来，这个国民党军官什么都看得开些，毕竟经历了不少曲折，大风大浪都见过。他经常给大伙讲故事、讲笑话。虽然性格不同，但两个队友也算是患难之交，交情较好。张涛源有一天突然跟伪连长讲：“如果我死了，请你出去后告诉我哥，让他帮我申诉、帮我伸冤。”伪连长还以为他只是一时说的傻话。谁知当天晚上，张涛源就趁人不备，到一个空棚里上吊自杀了。直到第二天点名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去找，找到那个空棚的时候，张涛源的尸体早就僵硬了。他穿着棉袄，戴着一顶狗皮帽，尸体吊在横梁上，舌头伸得老长老长……
　　　过了几天，八中队也过来了。跟我们的九中队驻扎在一起。张涛源之前上吊自杀的空棚也住满了人。谁知他们驻扎的第一个晚上，就有人半夜惊醒了，大声呼喊：“有人在梁上上吊啊！”但大伙爬起来一看，根本没有人。这事传到九中队后，知情者都在心中认为是张涛源的鬼魂在显灵。后来，张涛源的哥哥带着棺木来队中，将张涛源的尸体用板车拉走了。虽然当时气温很低，但尸体还是很不经放，有人看到尸水从棺木中往外滴。
　　　在这样的死亡阴影之下，我每天都战战兢兢。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能否看到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我绝不会去自杀。不管再怎么艰难，我都会熬下去。我还那么年轻，就这么一命呜呼了，实在不甘心。我的人生还有待自己去书写，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要去实现。虽然未来会怎样我不清楚，但我心中始终有种自信，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坏运气总有一天会过去。不是说“否极泰来”嘛，如果这次大难不死，我必定会有后福。
　　　虽然自己绝对不会去自杀，但张涛源的自杀事件还是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觉得自己跟张涛源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都是受到冤屈被判劳改，在困难的时候，女朋友离张涛源而去，翁小柔也早就背叛了我。这是人生从未有过的低谷，常常让人觉得看不到希望，进而产生绝望、消极厌世的悲观心态。但我对于翁小柔似乎早已没有了心痛的感觉，这样狠心、无情的女人不值得我再为她难过吧。反而是对于萧三姑娘的感情重新涌上了心头，这是我本人也无法想通的。同样是背叛，为什么我的心底似乎更能够原谅萧三姑娘？莫非是因为初恋的刻骨铭心？萧三姑娘的形象、与萧三姑娘相恋时期的甜蜜往事不时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越来越清晰。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知道自己今生最爱的还是萧三姑娘。
　　　张涛源的死让我的心情低落了一段时间，为张涛源悲伤，也为自己难过。我担心自己也像众多同人那样，还没等到刑满，就已经葬身在此异乡了。在这种担忧之下，我更加地想念我的萧三姑娘，我很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想起轩哥我，如果她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会怎么样？
　　　思念天天在折磨我。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提起笔，给萧三姑娘写了一封信：

　　　丽卿：
　　　   见信好！
　　　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希望你一切都过得好。
　　　收到这封信，请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责怪的，更不是来纠缠的，只是心中有些感慨、有些话要跟你说。虽然分别多年，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变。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这些年来的经历也不是区区几页信纸能够说清楚的。总之，离开潮阳前往上海是我今生最大的错误，也是一连串错误的源头。离开潮阳，我失去了初恋情人，失去了今生最爱的人。这足以让我懊悔一辈子，一辈子！说实话，当我收到你的分手信时，心好像被人挖去了一样，我的伤心、我的绝望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的。那种心痛的感觉现在又再次袭上我的心头，朦胧了我的眼睛，几乎要令我窒息。我的确恨过你，恨你绝情，恨你不信守诺言。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心中已经原谅了你，我对你的恨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去，留下的仍然是曾经诚挚的感情。这连我自己也未曾想到，我原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这也许就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世事无常，谁都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了。我为什么还要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还要跟自己最爱的女人过不去呢？
　　　不，丽卿，我不怪你了，我不应该怪你，我也没有资格怪你。当初是我自己选择离开的，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也不至于分开。是我，都是我的错。我还记得你送我离开之前，曾经哭着请求我留下来。你甚至还说哪怕是留在汕头做小贩，你也会跟着我。我仍记得我听到这句话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你，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孩，竟然愿意为了我而不顾世俗的眼光，这感情怎能不叫人没齿难忘？可惜我当年年轻气盛，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成功了才回潮阳接你到上海过好日子；可惜我当年年幼无知，把成功想象得过于简单，把世道想象得过于单纯。我在上海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丢了爱人，丢了前程。
　　　丽卿，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哪怕上海遍地是黄金，我也不会动心。因为历经沧桑之后，我才终于明白，对我而言，你的爱才是这个世上最珍贵的宝藏。现在的我，一无所有，一个人得过且过，更别说什么前途了，这么一来，我更加不能怪你。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法好好照顾你，我无法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不能太自私，真正的爱是要让对方过得好，而不是用情感来束缚对方。我没有能力照顾你，只有退位让贤，希望他能够像我这般真心真意地对待你，对你好，在你不开心的时候能够哄你开心；在你悲伤的时候能够给你安慰、给你依靠。我不但不会吃他的醋，我还要感谢他。感谢他照顾好了你。
　　　我的丽卿，如果你能够偶尔想起我，想起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想起我曾经对你的好，那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无缘相见，我也会默默为你祝福。像你这样的好女孩注定要得到幸福，而我，还要继续进行我的改造。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请你不要悲伤，人生苦短，请好好珍惜你的眼前人。
　　　回首往事，我对你充满感激，感激你曾经义无反顾、不顾一切阻力跟我在一起，给了我这个穷小子一个童话般的爱情。回首往事，我又对你充满愧疚，一直都是你从各方面帮助我、照顾我，而我却还没有给你一丝一毫的回报。我最大的愧疚就是把你独自留在了潮阳。你分别时悲痛的哭泣、红肿的眼睛、悲伤的眼神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离开我，肯定是你出于无奈的选择，而罪魁祸首就是我自己。如果我不离开潮阳，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不再责怪你，我责怪的只有我自己。
　　　也许我们无缘再相会，也许你连这封信也无法看见，也许老天还会再给我们一个重逢的机会。那就自己安慰一下自己，为了我们重逢的那天！
轩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让她想办法将这封
信转交给萧三姑娘。
　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几度忍不住心酸的泪水，滴落的眼泪将信纸
洇湿了，模糊了字迹。
　　　按照当时的规定，劳改人员的往来书信全都要经过监管人员的查看。每次我们都将未封口的信拿给监管人员，等他们详细查看过里面的内容之后，再集中统一寄出去。因为这封信流露出了绝望悲观的厌世情绪，监管人员将我单独叫去做思想工作。主要就是劝我不要太悲观，要积极地面对人生等等。指导员说：“本来按照规定这封信是不能给你寄出去的。但综合考虑你各方面的情况，还是给你寄出去了。我们相信你不会做傻事。你现在可能只是一时受到他人的不良影响，等你家人朋友写信给你开导开导，希望你能够早日恢复你原有的精神面貌。”
　　　后来，队里还专门开了一次大会，干部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我心里明白就是针对我的那封信所说的。他说：“最近，你们这些人当中，有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并没有积极改造自己，给亲人写信写得悲观消极……这不是我们劳改人员所应该有的人生态度。你们的家人还在外面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只要你们认真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刑满释放。未来的日子还长，人生处处充满着转机与希望。只有懦夫才会自暴自弃，消极厌世，那些不惜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不仅是懦夫，而且还是最最愚蠢的人。……”
　　　自杀事件促使监管人员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反思，随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对待劳改人员稍微宽松了一些，不再过于严厉苛刻，怕再次把人逼上绝路。
　　　我其实并不担心自己的心理会产生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厌世的情绪，我所担心的是因为客观的原因而命丧黄泉。所以，一切都要为了活命。为了活命，能够吞下去的食物要尽量吞下去，再怎么难吃也得吃，要不然身体垮得更快。能够偷懒的时候就别假积极，保存体力。要审时度势，要让监管人员觉得你是服从管理的犯人。当然我也有做人的底线，也就是不能为了自己而去伤害别人。那种损人利己之事我是怎么都不会去做的。人要灵活，要识时务，不能硬来，只有留住性命才是最关键的，否则其它的都是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