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之大者——京剧提线木偶戏艺术家姚仁贵传（转载）

姚波

1.  把观众当做上帝

在闽浙边地区，姚仁贵的好人缘、好说话是有口皆碑的。
一次，剧团到一个靠山的村子里演出。该村的大部分村民都住在山脚的平地下，但也有少部分村民，主要是一些老人，住在山上。要演木偶戏了，问题来了：戏台设在山下，而这些老人家也想看戏，却因为腿脚不方便，下不了山。村长很为难，就把这个情况跟姚仁贵说了。姚仁贵听了，二话没说，立即就派二徒弟陈玉生上山，专门为这些老人家搞一个专场。结果，这些老人家不用下山，在家门口就看到了木偶戏，别提有多高兴了。等山下的演出结束后，姚仁贵不顾劳累，又专门上山看望慰问了这些老人。他指着陈玉生问老人们：“他演得好不好？卖力不卖力？”老人们十分感动，都说：“演得好着呢，很卖力！”
还有一次，他率团到一个沿海的渔村里演出。当时，正是休渔的季节，渔民们都在家休息，时间比较充裕。姚仁贵就安排剧团演《小五义》的连台戏。戏一演就是好几晚，马上就要到大结局了，结果传来了第二天开渔船的消息。渔民们正看到的兴头上，心里实在放心不下，就在这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来找姚仁贵商量，问能不能把大结局放在第二天早上演。姚仁贵听了，当即毫不犹豫地表态说：“没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渔民们还没起床呢，姚仁贵就已经把全剧团的人都叫起来了。等渔民们都起来了，这边剧团早就准备妥当了，《小五义》大结局立马开演。渔民们一边捧着饭碗用早餐，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戏演完了，过足了瘾的渔民们一个个哼唱着戏文，高高兴兴地划船出海了。
渔民们不仅出海前要看戏，出海后也惦记着要看戏。福鼎沙埕镇内有个七星岛渔场，该渔场是福鼎最大的渔场。当时，福鼎沿海各公社的打渔队一到开渔期都要集中到这里作业。渔民们白天打鱼，晚上闲得慌，就提出想看木偶戏。渔场方面就派人找到姚仁贵，问能不能来渔场演出。姚仁贵拍拍胸脯说：“当然没问题。”全剧团立即动身，坐着小船，来到了七星岛。当时，每家公社的渔民都住在一个大帐篷内。剧团就挨个帐篷、挨个帐篷地为渔民们演出。
这就是姚仁贵。在他的心中，观众就是上帝，上帝遇到了困难，只要向他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他永远都不会说不，哪怕自己多辛苦一点儿，想尽各种办法都要予以照顾。此外，他视观众为上帝，还有更深一层的表现，那就是：始终把观众的评价作为创作和表演的最高标准，于艺术追求上自加压力，在宽度上，“贪得无厌”，永不满足；在深度上，精益求精，没有止境。
虽然已经是红透闽浙边的木偶戏大师了，但姚仁贵并没有躺在大师的头衔上吃老本儿。他十分注重自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创作水平。除了演戏以外，姚仁贵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尤其喜欢读那些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了，基本上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外出唱戏要带书，在家休息也要看书。他的枕头旁永远都放着一摞书，床头上还备有纸和笔，以便读到妙处、激发灵感时，能顺手记下来。正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姚仁贵不断地夯实自己的文史基础，进而为剧本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素材源泉。
除了演戏和读书外，姚仁贵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琢磨问题上面。琢磨什么呢？琢磨琢磨这个本子该怎么编，琢磨琢磨这个木偶动作怎么做，琢磨琢磨道具要怎么设计才能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他的爱琢磨已经到了坐想行思的痴狂地步，坐着琢磨，站着要琢磨，甚至连躺着都在琢磨。姚仁贵身上就是有那么一股子执拗劲儿，遇到问题想不通，他就不肯睡觉；什么时候想通了，也不管是几点，立刻起床，一边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用纸笔快速记录。外出演戏的时候，有好几回是在后半夜，班子里的成员们睡得正香呢，就被刚刚解决了问题、正在兴头上的姚仁贵揪起来现地排练。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姚仁贵从来不会糊弄观众。那些会演的、演过的角色，他当然都能演绎得很到位、很真实。但有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全新的甚至是离普通群众生活很远的角色。这个时候，他大可以随便排两句、意思意思就得了，反正观众们也没接触过这类角色，说不出什么演得像与不像来。但姚仁贵从不这样做，他既不肯欺己，更不肯欺骗观众，力求演什么就要像什么。
一次，剧团要在县里演一出旧时宫廷太医给皇后娘娘看病的戏。这是一出新戏。对于姚仁贵来说，太医是个新角色，皇后娘娘也是个新角色，至于看病这类戏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儿。因为新，所以陌生，太医说话是什么口吻，他的用词是怎样的，肯定跟江湖郎中不一样。皇后娘娘说话是什么口吻，她的用词又是怎样的。此外，看病肯定还要涉及到一些专业的中医词汇。而这些都是姚仁贵所不曾接触过的。
为了演好这场戏，把握角色特点，姚仁贵特意回老家翁江请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福建十大名医之一的老中医肖楚孙。肖老家学渊源，且行医多年，无论人生阅历，还是专业知识，都是非常过得硬的。果然，他给姚仁贵指点了很多的细节。回到家中，姚仁贵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这些搜集到的素材的基础上，他进行了艺术再加工，最终排出这出戏。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场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反响极大。这个说太医就是太医，用词儿都和寻常郎中不一样。那个说，皇后到底是皇后，不怒自威啊。尤其是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在看了这出戏后，更是连连感叹：“我们这么多专业的医生，对医学的了解都不如一个木偶艺人，让人十分汗颜。”看完演出后，这位院长甚至组织全体医务人员立即开会，专门讨论敬业精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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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制成公家剧团

仁贵班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引起了党和政府的注意。
1955年，有一项国家工程正在福鼎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这就是104国道福鼎段的筑路工作。筑路工人加班加点地开展劳动，十分辛苦。福鼎县人民委员会深为感动，就想为工人们搞个慰问演出，缓解一下紧张的劳动气氛，让大家的精神放松放松。福鼎的提线木偶艺术很活跃。县里经研究决定，派一个木偶剧团去工地慰问演出。全县的木偶剧团虽然很多，但最合适的无疑是名气最大、实力最强、影响最广的仁贵班了。
于是，当年秋天，县里就派人找姚仁贵商量，希望姚仁贵的剧团能够代表县里完成这次慰问演出。此时的姚仁贵早已脱离体制多年了，对这种费力不赚钱的事儿是完全可以婉言谢绝的，但他打从心眼儿里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的大好事儿，因此当即一口答应。
姚仁贵的班子其实就是个草台班子，名气虽然大，但却没有正式的名称。县人委觉得，这个剧团毕竟是代表县里去的，如果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实在是有些拿不出手。于是，在征得姚仁贵同意的前提下，县里给剧团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新新木偶剧团。之所以叫“新新”，一是因为剧团成立在新时代，二是因为剧团用京剧唱木偶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此外，县里也想利用这个契机，将仁贵班变成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宣传队伍，所以就把姚仁贵等七名主要成员纳入了正式编制，将他们的农业户口改成了商品粮户口。
全团上下倍受鼓舞，工作干劲儿更加足了。结果，慰问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筑路工人们十分满意。福鼎县人委也因此而受到了省里和行署的表彰。
尝到了甜头的县人委又交给新新木偶剧团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们在春节期间，为驻守在沙埕镇流江村的海军官兵搞一台演出。
新新木偶剧团不负所望，演出再次取得圆满成功。官兵们都非常喜欢。尤其是海军部队的领导专门给省里打电话，建议把这个剧团完全转成公家编制。省里非常重视，责成文化厅，专门派工作组到福安行署开展相关调研。福安行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将新新木偶剧团整个接收过来的想法。
演出结束后不久，姚仁贵作为文化名人，就被吸纳入了福鼎县政治协商会议。1956年8月15日，福鼎县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姚仁贵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委员名单中。不久后，他又被公推为福鼎县民间艺人协会的副主席。
但剧团转公家的事情却不知怎的就没了下文。
转眼就到了1958年。这一年，全福建省著名的泉州木偶实验剧团做巡回演出。按巡演计划，泉州剧团本该走遍福安行署各乡镇，但有些地方太过偏远，再加上巡演的任务又很繁重，人家就不太愿意去了。行署见状，便安排新新木偶剧团顶上，替泉州剧团完成巡演任务。
福安行署内能走的、好走的地方，人家都已经走完了，留给姚仁贵他们的都是周宁、寿宁、松溪等地那些偏僻、荒蛮的小地方。但姚仁贵没有一句怨言，受领任务后，他率领团员们跋山涉水，深入山间，排除各种困难，一个不拉地完成了剩余的巡演任务。
这次突发事件使行署认识到：姚仁贵的新新木偶剧团是一支键时刻能拉得出、用得上、靠得住的队伍。此后，行署便积极地协调省里，加快了剧团转公相关手续的办理。
此时，正是“大炼钢”运动[1]在全国展开之际，为了宣传运动，姚仁贵特意编写了《小朋友为祖国献钢铁》的新戏。巡演结束后，他便带领剧团到县城，为县城人民演了这出《小朋友为祖国献钢铁》。演出再次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对姚仁贵编写的这出戏都是赞不绝口。
演出结束后，行署就指示福鼎县，将新新木偶剧团正式更名为福鼎县木偶剧团，为并正式任命姚仁贵为团长。虽然剧团落编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但从名称的变化上就已经看得出来，这件事儿已是板上钉钉、肯定会解决的。所以，姚仁贵还是十分高兴的。
1959年1月，福建省举行了首届木偶戏会演大会。5月，木偶戏大县——福鼎也组织了民间文艺汇演。姚仁贵率团参加，演出了现代戏《红嫂》、童话剧《黄鼠狼偷鸡》等一大批精彩剧目。其中，神话剧《水漫金山》荣获一等奖。
姚仁贵本以为剧团落编很快就能实现，不曾想，居然又延宕了三、四年。直到1962年的8月，省文化厅的批复总算是下来了。根据批文精神，福鼎县木偶剧团转为正式专业剧团，姚仁贵为团长，陈朝尊为副团长。至此，福鼎县木偶剧团成为继福鼎县越剧团、福鼎县华声京剧团[2]之后的第三个县级专业剧团。略有不同的是，越剧团和京剧团都是公家一步一步地培养出来的，而木偶剧团则是经姚仁贵一手发展壮大后，被县里直接接手过来的。
其实，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起，木偶戏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扶植了许多民间班社，培养了一大批民间艺人，并且把分散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正规的剧社和剧团。仁贵班能够转制，其实也是因为搭上了这趟改革的便车。
福鼎县木偶剧团是当时闽浙边地区最大的木偶戏班，团员共有十五人之多，堪称超豪华阵容。当时，普通的木偶戏班只有五、六个人，一般只有前台一人、后台三、四人、挑夫兼做饭一人。而福鼎县木偶剧团前台就有三、四人，后台得有七、八人，杂七杂八的人员也比一般的剧团要多。
彼时，福鼎县木偶剧团成员的户口全部由农业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并成为国家正式工人，领取法定工资，在待遇方面与其他两大团一样。民间的草根艺人，居然成了领工资的公家人，这是祖祖辈辈的木偶艺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今，却在姚仁贵的手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打从福鼎这片土地上有木偶戏几百年以来，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啊！

[1]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会议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此后，大炼钢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场运动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2] 华声京剧团的前身即是姚仁贵曾经待过的老艺京剧团。1954年，老艺京剧团更名为华声京剧团。1956年，华声京剧团被下放到福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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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名的快板大王

姚仁贵的外号很多，大约有七、八个。这些外号往往各有侧重点，比如：“没读书的状元”是说他虽然没上过学，但却依靠天分和勤奋，自学成才；“戏霸”是指他京剧、木偶戏都能唱，并且精通各个行当，唱功十分全面；“戏老虎”是指姚仁贵唱起戏来，激情四射，气势雄浑，好似猛虎下山一般；“戏痴”，从字面儿上就能看出来，这是说姚仁贵十分喜欢戏剧，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老金令”则是姚仁贵编排的一出武侠剧中的道具，此令一出，江湖上无论黑白两道，都得听从，他的几个弟子就借用“不老金令”来指代姚仁贵，以示师父在他们心目中的绝对地位。但姚仁贵自己最得意的绰号还是这一个：“快板大王”。若说起这个绰号的由来，根子上还跟公家有点儿关系。
我们知道，与大戏相比，木偶戏班子小，人员少，道具也简单，故而流动极为方便，且演出成本低，几千人的大场能演，几十人的小场也能演，大戏班不愿去也去不了的那些个山间村落、海中小岛，他们都能进去。这是其得天独厚的一大优点。有鉴于此，党和政府便想到了通过木偶戏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当时，福鼎县的许多木偶艺人都领受了这类任务，在土改宣传、婚姻法宣传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热心此项公益事业且做得最成功的就是姚仁贵。他带领剧团成员，借着到各乡村演出的机会，利用演出间隙，以唱歌、相声、双簧、快板等活泼生动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在这些宣传方式中，又尤以姚仁贵自编的单口快板儿最惹人瞩目，最受观众期待。
受欢迎，当然是因为好喽！但究竟怎么个好法呢？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编得好。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木偶艺人，姚仁贵搞创作的能力自然是无需赘言的。但他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将观众能不能看得懂、喜不喜欢看作为创作的最高标准。姚仁贵编排的快板儿，全都用福鼎方言、俚语、俗语表演，随抓随到，不仅在内容上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富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处处对仗，句句押韵，故而听起来，悦耳动听，读起来，琅琅上口，令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
第二条，演得像。无论是哪行哪业，姚仁贵总是演什么就像什么。有些人就很奇怪，他怎么做到的啊，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其实，哪里有什么诀窍可言！姚仁贵就是肯用功罢了。他对细节的追求、对自我的要求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为了塑造好形象，姚仁贵会在私底下做大量的功课，去研究、去学习，去琢磨，去揣测，力求掌握不同类型、不同职业人物的行、走、坐、卧与谈吐。因此，他演和尚，就像和尚；演酒保，就像酒保；演媒人，就像媒人。
就因为姚仁贵的快板儿编得好、演得像，所以群众们特别喜欢看；不仅喜欢看，而且印象特别深；不仅印象特别深，而且回到家中还要反复咀嚼。大人们在劳动间隙、小孩子们在放牛或讨小海时，总是由不住地哼唱几句姚仁贵的快板儿。姚仁贵的快板儿就像今日的流行歌曲一样，在福鼎乡间广为传颂。群众们记住了他的快板儿，自然也就记住了蕴含在其中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此一来，姚仁贵满意，群众满意，党和政府也满意，可谓皆大欢喜。
姚仁贵创作的快板儿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与时局结合得十分紧密。1950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首次把婚姻自由写入了法律。此后，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宣传婚姻自主。姚仁贵受领该项任务后，就精心创作了《婚姻自主好处多》的快板儿，积极宣传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又如，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1952年5月24日，我国正式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根据政府的指示，为了发动群众，姚仁贵又创作了《没有文化的苦》。此外，他还创作有《团结就是力量》、《防火工作要做到》等一大批快板儿。当时，只要姚仁贵的木偶戏能演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能做到哪里。因为姚仁贵的突出贡献，县、地党和政府多次将他评为“先进文艺工作者”。
因为他高超的快板儿水平，同行和群众们就给他取了“快板大王”这个绰号。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闽浙边木偶艺人这个圈子里，姚仁贵的线活儿未必是最好的，唱腔也未必是最好的，但他的快板儿绝对是响当当的第一名，任何内容的快板儿，只要经他编创后，铁定就脍炙人口了；再加上他能编又能导，故而其综合能力在圈中也是第一流的。姚仁贵之所以能火、火得快、火得久，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除了以快板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姚仁贵还紧跟形势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活动，编排了一大批富有新时代气息、体现新时代风貌、歌颂革命事业、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作品。
儿童剧是木偶戏在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新内容。在此之前，木偶戏中根本就没有儿童剧。建国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了木偶戏在教育儿童方面的独特优势，开始大力呼吁木偶艺人创作儿童剧。姚仁贵是全国最早响应这一号召的木偶艺人之一，编排了《红色卫星上了天》、《姐弟俩》、《这里没有你的份》、《钢水奔流》、《黄鼠狼偷鸡》、《懒猫的教训》、《小白兔》、《东郭先生》、《捉狼》、《半夜鸡叫》等一大批儿童剧，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儿童的喜欢，久演不衰。
除了儿童剧外，姚仁贵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编排了《南海长城》、《智取椰林寨》、《康家寨》、《红嫂》、《三世仇》等许多红色现代剧。在编排中，他特别善于向其他剧种以及电影等新艺术学习，采其所长，与木偶戏熔铸为一体。
比如，《南海长城》本是王绍舜、何贤芬、吴兆千等人于1964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一出越剧。该剧讲述的是：窃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叫嚣反攻大陆。我海防前线民兵百倍警惕，对内加强教育，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对外严阵防范，随时准备配合驻守岛屿的人民解放军，消灭妄图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与来犯之敌。某晚，美蒋特务何从、单眼王、7086、美霞、兰继之等，受派遣从台湾偷渡而来，立即遭到我前沿某岛以欧英才、钟阿婆、赤卫伯等为首的众民兵的围剿，敌人或被击毙，或被生擒，战斗取得了胜利。姚仁贵看了这出戏后，觉得这个故事很好，既富有教育意义，又很有戏剧张力，因此便萌生了将该剧改编为木偶戏的念头。但将越剧改为木偶戏绝非拿过剧本照演这么简单，越剧的演员是人，木偶戏的演员是木偶，人的很多动作，木偶做不了，这就需要在线活儿方面进行大量的创新。为此，姚仁贵做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最终成功地将《南海长城》改编成了木偶戏。
《南海长城》源自越剧，《三世仇》则源自秦腔。《三世仇》本是柳滨、瑞檀改编的一出秦腔现代戏。故事讲述的是：解放前，王家庄地主、伪联保主任活剥皮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为了抢占贫农王老五一块土地，施用种种手段残害王一家。王老五被诬陷入狱，惨遭杀害。王的儿媳被逼卖掉女儿，上吊身亡。剩下王的孙子虎儿，活剥皮还要斩草除根。在十分危急中，乡亲们救他逃出户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年以后，虎儿随解放军打回老家，解放了王家庄，严惩了活剥皮。
《康家寨》则是改编自著名作家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的一出折子戏。《吕梁英雄传》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表的长篇小说，是吕梁革命史的真实写照。这部小说以吕梁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颂扬了吕梁人民在困难面前不弯腰、在强敌面前不低头的民族精神。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此小说改编为电影《吕梁英雄》。姚仁贵在阅读了原著后，将其改编成了木偶戏《康家寨》。
至于《智取椰林寨》，则是姚仁贵向电影艺术学习的结果。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谢晋导演的经典革命题材影片《红色娘子军》。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用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典型事例。姚仁贵看了这部影片后，觉得题材不错，便从中挖掘出一段经典戏文，改编成了京剧木偶戏。
    这一时期，姚仁贵还编排了《七星楼》、《地宝图》、《雌雄梅花剑》、《乾坤印》、《九曲寨》、《春义楼》、《江湖奇侠》等一大批武侠连台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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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收门徒弘艺术

姚仁贵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力弘扬木偶艺术，让木偶艺术代代传承，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昌盛。因此，在收徒的问题上，他向来不拘一格，十分开放。只要人家有兴趣、有诚心，他通常是来者不拒的。不仅如此，在教的问题上，他的做派也和其他木偶艺人有很大的区别，别人往往会将压箱底的本事留一手，而姚仁贵则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自成立剧团后，姚仁贵便开始招收徒弟了。从艺一生，经他培养的徒弟达30余人，遍布闽浙两地。其中，后来成角儿的就有10余名之多。
姚仁贵所收的大徒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小舅子邓正武。1958年的一年，岳母王妹仔将小儿子邓正武带到了女婿的家中，想让姚仁贵教他学唱木偶戏。姚仁贵一口应允。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差点儿就让王妹仔心生悔意。姚仁贵骨子里十分崇信尊师重道，他觉得，不论学戏者之前和他是什么关系，只要拜他为师，那么除了师父和徒弟这两种名分外，再无其他。因此，他只把邓正武当徒弟，对其要求十分严格。
说来也巧，这天，姚仁贵正在考察邓正武学习成果的时候，王妹仔也来了，就站在一旁看。邓正武唱《辕门斩子》，一紧张，忘词儿了。姚仁贵的脸马上就拉了下来。邓正武一瞅师父的脸，吓得满头大汗，心中越发紧张，结果又脱板儿了。这时，姚仁贵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但顾及到岳母在旁边，还是强忍着脾气，没有吭声。没想到，邓正武紧接着又犯了一个错误。这下，姚仁贵就忍不住了，你小子得是又多笨啊，上去就给了邓正武一巴掌。邓正武的眼泪“唰”就流了下来，但却不敢出声哭。王妹仔一看儿子被打，心疼了，但又不好数落女婿，便委婉地对姚仁贵说：“仁贵啊，你说他就好了，不要打他嘛！”她不说还好，一说，姚仁贵的火儿就更大了，当时就翻了脸：“你给我出去！我在管教徒弟呢，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是心疼，就把他领回去吧！”王妹仔哪想到女婿脾气这么倔，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尴尬了好一阵子，才悻悻然地走了。她前脚刚一出门，姚仁贵又给了邓正武一巴掌。邓正武哇哇地哭。一旁玩耍的大儿子姚义炳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
邓正武虽然是姚仁贵的小舅子，但在姐夫的门下，他从未享受到小舅子的特殊待遇。姚仁贵待他，同待其他徒弟是一模一样，毫无分别的：肯学，就教；学得好，未必会夸，学得不好，一定受罚。严师手下往往出高徒。正因为有姚仁贵的严格要求，邓正武才没有辜负首徒的名头，成了姚仁贵诸弟子中成角儿的第一人。后来，他还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木偶班子，在闽浙边一带也很有名望。
若论开始跟随姚仁贵学戏的时间，二徒弟陈玉生其实还要比邓正武早一些。陈玉生也是翁江村人，他在1957年就跟着姚仁贵学戏了，但因为正式拜师的时间是在1958年，加上年龄又比邓正武小一些，因此成了二徒弟。
对姚仁贵要求徒弟严格这一点，陈玉生的印象十分深刻。演木偶戏，关键是要练好线活儿，而学线活儿则首先要把筋力练好。一场戏，短则四、五十分钟，长则两、三个钟头。木偶艺人始终提着线，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筋力，手臂发麻发软，动作就会变形，舞台效果势必会受到影响。陈玉生记得，那时，姚仁贵要求徒弟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练一个小时的筋力，他亲自在一旁督导。练习的标准是木偶既不能蹲在地上，也不能离开地面。一个小时下来，徒弟们都是满头大汗，胳膊又酸又痛。陈玉生练了一段时间，筋力还是练不好。这天，他练着练着，实在撑不住了，木偶就离地了，而且越离越高，竟高出十多公分。姚仁贵十分生气，就用戒尺打他的手。他说：“你们不要把木偶仅仅看做是木偶，而要把他当成是活生生的演员。演员要有演员的仪表，让你蹲着或者离地，你能舒服吗？别人瞅着能好看吗？”陈玉生对这句印象特别深刻，他默默记在心里，加倍苦练，最终练好了筋力。
陈玉生学艺的第三年，也就是1960年，福建省举行了第二届木偶戏会演大会。会演中，有一出当时非常时髦的革命题材木偶戏，叫做《炮打一江山岛》，线活儿很有特点，木偶人可以做出打鼓、吹冲锋号、打钹等多个动作。姚仁贵有心考考陈玉生的学习成果，就交给他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这出木偶戏的动作结构搞清楚了，各种动作究竟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观戏的时候，重任在身的陈玉生眼珠子瞪得溜圆，大脑高速运转，唯恐有什么遗漏。一场戏下来，打鼓的动作，他搞清楚了，吹冲锋号的动作搞清楚了，打钹的动作也搞清楚了，唯独剩个敲锣的动作，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姚仁贵很不高兴，非常严厉地训斥了陈玉生：“你是怎么搞的？连这个动作都看不清？”陈玉生羞得满脸通红，他反复观摩，才终于把敲锣的动作搞清楚了。
邓正武和陈玉生都是主动向姚仁贵申请学戏的，而三徒弟许正桃则是姚仁贵“请”来的。许正桃是白琳镇下炉村人，因父母双亡，很小便过继给姚仁贵的堂叔当儿子。他生于1948年，要比姚仁贵小18岁，但论辈分却是姚仁贵的兄弟。
1962年的一天，姚仁贵到下炉村办事，刚好碰到了正在放牛的许正桃。姚仁贵有个习惯，喜欢让小孩子猜字谜，碰到许正桃，就出了个字谜让他猜。谜面为上口叠下口，不做吕日回。这个字谜他曾让很多人猜过，都没有猜中。没想到，许正桃一猜即中，是个酉字。姚仁贵一下子就起了爱才之心，就问旁人，这个小鬼是谁家的孩子。人家告诉他，这个孩子啊，你应该叫弟弟的，是你堂哥某某某的过继子，还说，他的嗓子很好，什么都会唱。姚仁贵听了，频频点头。回到剧团后，他就专程写了一封公函给许正桃：“听说你爱好文艺，如有意加入，请来面试。”许正桃欣然前来，顺利地成为了姚仁贵的三徒弟。
诸弟子中，唯独许正桃在姚仁贵这里有点儿特殊待遇，那就是:他可以称呼姚仁贵为“哥哥”。但这个“哥哥”也只有在私生活里才是真正的哥哥，在学艺的时候，姚仁贵对他的要求一样很严格。
许正桃嗓音条件好，人又十分聪明，因此进步神速，在诸弟子中深得姚仁贵的欢心。姚仁贵专门为他取了艺名“少红”，显然对他寄予了厚望。我们还在姚仁贵留下的一个就笔记本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1963年4月20日，从夜里10时抄写至12时06分。教者尽心，学者尽勤，努力钻研，争取重听。亲爱的少红，努力吧！”可见，他对许正桃的喜爱和器重知青。而许正桃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角儿。
因为团里的鼓板师许方转常常撂挑子的缘故，姚仁贵又专门请京剧团的鼓板师金瑞亨教许正桃学鼓板。许正桃悟性高，不仅学得快，而且学得好。一次，姚仁贵郑重地对他说：“少红啊，闽浙两地，说起鼓板儿，你已经算一个了。不过，我不准你跑到别人班里，摸人家的鼓键子。”许正桃十分好奇，就问为什么。姚仁贵说：“你如果因为技痒而登台演奏，就会在无形之中下了同行的面子，这样不好，不符合艺规；但是，如果碰到人家有困难，需要你出手相助的时候，你出手救场了，这个我允许，因为这符合艺德。”许正桃从此将老师的话牢记心中。
许正桃虽然吃住都在姚仁贵的家中，但姚仁贵从不让他干家务活儿。一次，许正桃看师娘阿娇[1]一边干活儿，一边还得背孩子（二儿子义钟才两、三岁），实在忙不过来，就主动替师娘背孩子。结果，姚仁贵看到了，一下子就火了，严厉地训斥阿娇：“我带的徒弟不是给你背孩子的！”阿娇别提有多委屈了。许正桃十分尴尬，但最终还得把孩子交到阿娇手上。
姚仁贵带徒弟很有特点。他教学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时间，什么时候想教就什么时候教。有的时候，在剧团赶路途中，他来了兴致，就要教。徒弟们不管精神状态如何，都要打起精神来，努力听，用心记。因为，姚仁贵虽然讲得很细，但是他只讲一遍。徒弟们如果一遍下来还没有听懂，那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徒弟们脑子里的弦儿始终都是绷得紧紧的。他还非常喜欢抽考学生。有时，一场戏，他演得好好的，精神状态明明非常好，但他偏说自己身体不好，点名某某徒弟晚上替他演出。这个徒弟就捏了一把汗，他知道师父这是故意在考他的学习情况呢！姚仁贵不仅自己看，还经常指着台上的徒弟问观众，某某某演得怎么样？如果他觉得有进步，观众也觉得满意，那他就什么都不说了；如果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了，那这个徒弟少不了是要挨训的。
姚仁贵常常对徒弟们说，你们一定不要骄傲，不要因为小有成就，有了点儿名气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了，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你用心揣摩就会发现，连青蛙过沟都不止一个动作。这世间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切不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这就叫做艺不封顶。
姚仁贵的座右铭是：“上台就是上战场，不怕万人看，就怕一人知。”公开演出的时候，徒弟们如果当场犯了错误，姚仁贵根本不会给他们留面子，当时就会用乐器敲打他们。这时，台下的观众全都看着呢！徒弟们往往羞得一整天都抬不起头来。可是，经此教训后，他们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文革”之前，姚仁贵总共收了五名弟子。除了上述的邓正武、陈玉生、许正桃三人外，还有两个。一个是四徒弟前岐缪玉俊，他于1959年下半年加入了剧团，但是因为天分不够，始终掌握不了提线，便于1960年冬自行离团了。五徒弟兰恩秋也是前岐人。他是剧团鼓板师许方转的义子，于1963年春由许方转带入团中，跟随姚仁贵学艺。此外，姚仁贵的长子姚义炳从1962年起，也开始学艺。

[1] 此时，阿娇已经不再是妇委会主任了。因为姚仁贵经常外出唱戏，家里所有的活儿都需要她来干。阿娇为了支持姚仁贵的事业，就辞了妇委会主任，专心在家干活儿了。

姚波

1.  重挖掘引进人才

除了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外，姚仁贵还非常重视挖掘引进人才，借重外来人才促进剧团的蓬勃发展。为此，他想了不少的招数，下了不小的力气，花了不少的时间。悉心耕耘的背后，是沉甸甸的硕果。当其时也，福鼎县木偶剧团云集了闽浙边木偶届最一流的人才，可谓是群英荟萃，众星闪耀。这些人，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
第一个便是与姚仁贵齐名的木偶大师黄泰生。
黄泰生是浙南温州市泰顺县柳峰乡人。他出身于木偶世家，其父经营着一个木偶班子。受父亲的影响，黄泰生8岁时就开始学习木偶戏了，后又师从泰顺木偶名师周德、林守钤等人学习，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线活儿基础。14时，其父去世，黄泰生便开始登台演出了。
解放之初，黄泰生将家传剧团改名为红星木偶剧团。该团活跃于闽浙边地区，名气颇大。1952年，在浙江省文化厅的支持下，黄泰生将红星剧团改为新华木偶剧团。两年后，剧团转成公家编制，成为浙江省的第四个省级剧团。1956年，浙江省以新华木偶剧团为基础，成立了浙江省木偶皮影艺术剧团。黄泰生历任副团长、团长之职。从1960年开始，木偶皮影艺术剧团被下放，辗转杭州、宁波等地，频繁变动，人心不稳，黄泰生也渐生离意。
此时，正是姚仁贵的剧团刚刚转归公家、发展顺风顺水之际。1963年的夏天，姚仁贵知悉黄泰生的情况后，便向行署、县文化部门提议，邀请黄泰生加盟福鼎木偶剧团。行署、县文化部门均表示同意，姚仁贵遂亲自出面，诚意聘请黄泰生来当业务团长。黄泰生一口答应，就此加入了福鼎木偶剧团。
黄泰生是闽浙边木偶圈里赫赫有名的人物。由于有家学做基础，再加上又得到了周德、林守钤等大师的悉心培养，因此其线活儿技术相当过硬，尤其擅长演难度系数极高的猴戏，有“中国木偶猴王”的美称。他加入剧团后，不仅大大提振了剧团的声势，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团里艺人们技艺水平的提高，陈玉生、许正桃等后辈均受益匪浅。
第二个代表性人物便是专司制作木偶的王子白。
当时，木偶的制作工艺还不像今天这么先进，全都靠艺人手雕来完成。单单制作一个木偶，就要花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其具体的制作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步：第一步是雕刻木偶的头、四肢和躯干；第二步是编制篾笼和勾牌（即操作木偶的线板）；第三步是制作头盔和纱帽；最后一步是制作服装、兵器和其他道具。
木偶头作为整件木偶中最关键的部位，其雕刻工作也最为复杂。木料通常选用香樟木和梧桐木。香樟木切面光滑有泽，木质紧密，纹理细腻，干燥后不易变形，耐久性强，易于雕刻，并且因为具有强烈的樟脑香气而有驱虫防霉之效，故而成为雕刻木偶头的首选。梧桐木木质轻软且耐腐烂，故而也是上上之选。雕刻木偶头，首先，要打坯、修坯，要把木料锯成方块状，然后再砍削成粗坯，在头形坯上的正中打十字，从额头至下巴划成长短一致的三方块，眉眼为上方块，耳鼻为中方块，嘴下巴为下方块。头脖部上粗圆而下尖细，呈丁字形，便于头部转动。眉、眼、耳、鼻、嘴、下巴等之间按标准距离相隔，否则比例不准会有损观瞻[1]。然后，用砂布对修好的坯子进行打磨抛光。再然后便是上彩了，用白漆将整个头部均匀地涂刷一遍，在头部标出发际线，用黑漆涂上，晒干后，再用红漆涂抹皮肤颜色，进行晾晒；最后一步叫做开眼，也就是用黑漆勾画出双眼和眉毛。
而王子白就是精于此道的高手，他在闽浙边木偶圈里是数一数二的雕刻师，技艺相当了得。姚仁贵的长子姚义炳年幼时曾亲眼目睹王子白雕刻木偶头的过程。他回忆说，打坯、修坯的时候，王子白下手极快，“唰唰唰”几刀下来，五官就出来了，而且当时看着就已经十分传神了。在开眼的时候，一般的艺人没个半天功夫是弄不完的，而王子白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一笔就能勾完眼睛和眉毛。姚仁贵为了挖王子白过来，可谓不惜工本，拿出了大手笔。他给王子白开出了与他工资一样高的条件，王子白这才加入了剧团。
此外，还有一个人，是姚仁贵一直想挖却始终没能挖来的人，他就是福鼎县京剧团的鼓板师金瑞亨。
在乐团的所有乐师当中，地位最重要、作用最关键的莫过于鼓板师了。这是因为，在演出中，凡配合演员上下场、舞蹈、亮相等表演身段[2]，以及突出语言句逗、烘托语气语调、渲染情绪气氛、开导板式唱腔曲牌、场次转接、戏剧气氛转换等情形，均需用到鼓板。因此，全出戏舞台节奏的控制与调节、戏剧气氛的渲染和艺术结构的统一完整，实际上都系于鼓板师一人之手。鼓板师是使音乐演奏和舞台表演紧密配合的枢纽，他所开导出的锣鼓点子，速度、力度的处理，不同点子的变化转接等，都是根据舞台演出的需要而掌握的，只有他开导得宜，演出才能获得好的效果。故而，鼓板师实际上处于整个舞台指挥的最高地位。当然，对鼓板师的要求也是最高的，一名优秀的鼓板师不仅要具有相当高的演奏水平，而且还必须熟记演出剧目的情节内容和全剧的音乐布局。
姚仁贵的剧团中本是有一名鼓板师的，就是剧团合伙人之一的许方转。许方转的业务水平自不待言，只是每年一到演戏旺季——九月份，他便要脱团回浙江老家接私活儿。因为，在他老家，每到这个时节，就有很多人来请他演出，给的价格要比剧团的工资高多了。许方转为了多赚钱，所以一到九月，就给姚仁贵撂挑子。他一走，剧团就只能停摆。姚仁贵虽然不太满意，但也不能重说，鼓板师可不好请，你话说重了，人家就不干了。那时，全团就都得歇着了。
时间久了，姚仁贵就生出了另请一位鼓板师来的念头，并且他的心目中也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个人便是金瑞亨。金瑞亨和姚仁贵是老相识了，当年在京剧团的时候，两人就共过事，而且私交也不错。每到许方转撂挑子的时候，姚仁贵就请金瑞亨来撑台。在福鼎三大团中，木偶剧团最受群众欢迎，演出场次最多，收入自然也最多。故而，无论从交情还是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金瑞亨都十分乐意到木偶剧团这边来帮忙。
但金瑞亨并未接受姚仁贵的邀请，而加入木偶剧团。这是因为，一来，他本人不愿意，京剧毕竟是大戏，舍京剧团而入木偶剧团，对金瑞亨来说无异于舍本而逐末；二来，京剧团也不乐意，鼓板师那可是台柱子啊，你姚仁贵把他挖走了，我们京剧团怎么办？金瑞亨常到木偶剧团帮忙，分身乏力，其在京剧团的工作难免会受到影响。京剧团就向主管部门——福鼎县文教局反映。局长刘毓竹听了后，觉得又气又好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姚仁贵说：“你要是再把金瑞亨挖走，我就把你的木偶团给停了。”
姚仁贵见挖人无望，便退而求其次，请金瑞亨教许正桃学鼓板。金瑞亨也非常愿意帮老友分忧，故而教得也格外尽心。许正桃生性聪颖，学得非常快，不久就掌握了鼓板活儿。这才解决了剧团发展的又一个大难题。
刘毓竹看姚仁贵实在求贤若渴，也有心帮他。1964年夏秋之交，正是“四清运动”[3]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之际，为了落实运动精神，文教局经研究决定，给三大团都配一名指导员。刘毓竹就把自己的小舅子、时任越剧团弦师的康昌新，调到了木偶剧团当指导员。
姚仁贵见又来了一个人才，满心欢喜，他兴奋地对黄泰生说：“老黄，县里给我们派了一个指导员，咱们团的事业将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了！” 岂料，黄泰生听了，脸色大变：“完了，完了，指导员来了，那我们就唱不成戏了。”姚仁贵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莞尔一笑，不以为然。不曾想，黄泰生一语成谶，不久之后的将来，他们真的就唱不成戏了。
姚仁贵“本将心照明月”。奈何，康昌新仗着和刘毓竹的特殊关系，一心想在团里说了算，处处压制姚仁贵，将姚仁贵的一片明月心都付诸于沟渠。渐渐地，两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虽未公开决裂，但暗生龃龉，貌合神离。
姚仁贵的大弟子邓正武于1961年冬从木偶剧团去参军。1965年春，他复员回乡，又加入了木偶剧团。邓正武看不惯康昌新的做派，替姐夫鸣不平，就和康昌新对着干，最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姚仁贵不想把矛盾闹大，便息事宁人，当年冬天，就让邓正武离开了剧团。可是，他的豁达大度与忍痛割爱并未换来同等的对待。康昌新从此深恨姚仁贵。他磨刀霍霍，伺机而动，终于在即将到来的“文革”中，狠狠地摆了姚仁贵一刀。

[1] 一些特殊人物的头像需要特殊制作。如《水漫金山》中的小和尚及其他丑角，眼球能转，嘴巴能张，舌头能伸，口能吸烟，鼻能透烟；又如《西游记》里猪八戒的两耳能耸能伏，这些都需要特殊的制作技巧，内设机关，通过线条控制，表演起来让观众惊叹万分。
[2] 身段是传统戏曲中的专有名词，是传统戏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四功”中，不论那一功都有由内而外、通过形体来表现情节、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从最简单的比拟手势到复杂的武打技巧，都蕴含着极丰富的舞蹈动作，这些都称之为身段。
[3]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

姚波

第六章    文革暗夜
1.  被打成“三反分子”
姚仁贵虽然吃着公家饭，兼着政协委员的职务，但说到底，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艺人。艺人有艺人自己的世界。在姚仁贵的艺术世界里，木偶是主角儿，锣鼓吹是配角儿，锣鼓吹一响，木偶一动，他的世界便风生水起、活色生香了。对于姚仁贵而言，有这个世界就够了，对于这个世界以外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他根本就不关心。
然而，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真实的世界固然说不上什么天翻地覆、山崩海啸，但起码也是波涛汹涌、风诡云谲的。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渐渐地，整个国家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眼看着就要偏向了。
可姚仁贵对这些事情一概不关心。他觉得，他不去招惹政治，政治也必然不会来招惹他。各种运动随便怎么搞，还能不让人唱戏吗？！只要让唱戏，他管它左啊右啊什么的。十多年来，姚仁贵一贯如此。他就这样，追随着历史时钟的脚步，进入了风起云涌的1966年。
1965年底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该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进行任何的转载。北京市因此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很不满意，表态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并经毛泽东审定，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该《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并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毛泽东至此下定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期间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成立了以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并迅速席卷全国。
5月31日，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第二天，由他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用“牛鬼蛇神”一词指称“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爷’”，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的口号。这篇社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全文刊载，掀起了大学习、大讨论的高潮。
运动范围广阔、来势凶猛，由不得姚仁贵不注意，但他还是在想，管你怎么革文化的命，怎么破四旧，还能不让人唱戏，不让人听戏？！
没想到，黄泰生的话真的应验了，还真就不让人唱戏了！
6月8日这天上午，姚仁贵正率团在他恩师阿龙的故乡——点头镇柏柳村——进行演出呢，突然就接到了福鼎县文教局的通知，要求木偶剧团立刻返回，到县党校报到，参与集体学习。事发突然，姚仁贵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也并未多想，而是立刻停止了演出，率团员迅速返回。全团人员抵达县城后，已经是下午了，都没有回家，而是立即赶到了党校。
等到了党校后，姚仁贵才知道，这次学习声势搞得很大，不仅福鼎县文艺界三大团的人员全都来了，而且县里还专门派出工作组进驻了党校。虽然尚且不知道要学什么，但想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说来也巧，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肚子突然疼得要命，怎么都止不住。众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查，原来是得了阑尾炎，得住院治疗。学习暂时是参加不上了，姚仁贵就住了院。
那时的医疗条件不太好，姚仁贵这一病就是一个月。他所料不错，这次集中学习的内容的确很重要，学的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的精神。他所没想到的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文艺战线风云突变，什么京剧、越剧、木偶剧一夜之间就被划作了封建糟粕，从艺人员更被视作宣扬封建专制、封建伦理的牛鬼蛇神，成了这次文化革命重点“关照”的对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住院的这一个月内，康昌新觉得扳倒姚仁贵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四处串联，伙同一帮阴谋家，整理了炮打姚仁贵的材料。
7月中旬，姚仁贵终于康复出院了，但迎接他的不是同志们的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出，姚仁贵不仅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多年来积极歌颂帝王将相、牛鬼蛇神，大肆宣扬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而且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徒、特务，其在梦中高喊“反攻大陆”的行径便是最明显的证据。
这张大字报的用心是极其歹毒的。如果仅仅说姚仁贵宣扬封建糟粕思想，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的话，并不足以将其彻底打倒。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多大的罪过；其次，这类艺人多了去了，姚仁贵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要命的地方就在于将姚仁贵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三反分子”的性质可就要严重多了，其直接处于革命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要坚决专政的对象。这样的罪名一单坐实……
姚仁贵刚出院，便创造了两个第一：
首先，他是整个福鼎县在“文革”期间被张贴大字报的第一人。在全国别的地方，第一个被张贴大字报的人，往往是当地政府的领导。而福鼎的第一张大字报既没有贴给县委书记，也没有贴给县长，而是贴给了姚仁贵。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姚仁贵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木偶艺人，但他在闽浙边地区名声很大，尤其是在福鼎，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都知道他的名字。在造反派看来，从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来考虑，在福鼎首先打倒姚仁贵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其次，他是福鼎县在“文革”期间的第一个“三反分子”。姚仁贵在出院的当日便被告知：他已经是“三反分子”了。大字报上赫然写着“打倒三反分子姚仁贵”九个大字。尤其是“姚仁贵”这三个字还特别用红色圆圈圈住，上面还划了一个重重的叉。这第一个靶子一出现，所有蠢蠢欲动的攻击者一下子都找到了目标。脏水一盆接一盆地向他泼来，一夜之间，姚仁贵为千夫所指，由闽浙边的大明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徒、特务。
姚仁贵出院返回党校后，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自由。此后的日子里，他不是在党校参加学习，就是在人民剧场接受批斗。
阿娇起初还以为丈夫只是在参加学习呢，虽然隐隐觉得学习的时间有点儿长，但也没往坏处去想。直到红卫兵来抄家时，她才意识到，出大事儿了。
红卫兵高呼着革命口号，凶神恶煞地冲进了姚仁贵的家中。一时间，家中鸡飞狗跳，乱作一团，被翻腾得如一团乱麻般。姚仁贵多年来搜集珍藏的文化典籍以及创作的剧本手稿被洗劫一空。几个孩子都不大，几曾见过这种阵势，缩在阿娇身旁，吓得瑟瑟发抖。
抄家后，就是挂牌游街了。姚仁贵被游街的那天，几乎全县城的人都来观看。他胸前挂着三反分子的牌子，被一路押解着，来到中心广场。广场上，他的古书、他的手稿、他的木偶、他的乐器早已被码成了小堆。在围观群众义愤填膺的“打倒三反分子姚仁贵”的革命呼声中，熊熊的大火燃起来了。古书着了，手稿着了，木偶着了，乐器着了……姚仁贵眼睁睁地看着他多年的心血在烈火中被烧成了一堆灰烬。他的心痛得要死，他当然想哭，可是他不敢，泪水只能悄悄地在心里流淌，虽然静默无声，但却奔腾汹涌。
游街后，除姚仁贵继续留在党校接受批斗外，剧团其余人就地解散。黄泰生回家钓团鱼去了，王子白、许方转等人也回到了浙江老家。邓正武和缪玉俊此前早已离开剧团，陈玉生和许正桃于1969年4月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处置回家，兰恩秋因为还是农业户口，所以于当年10月份，不做任何安置，直接回家。
福鼎县木偶剧团就此烟消云散。
被打成“三反分子”后，姚仁贵面对的就是无休止的学习与批斗。他所经历过的最长时间的批斗竟持续达9天之久，而他始终在台上。除了批斗，就是学习。学习的时候，根本就不让坐，只能站着。一学习好几个小时，姚仁贵就只好站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实在是站不住了，就靠着墙，硬撑着身体。短短小半年的时间，这堵墙居然被他靠出了一个两公分的深坑。
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头发不能理，胡子不能刮，这对于素来重视仪表的姚仁贵来讲，是无法忍受的。一天，他提出要去理个发。岂料，红卫兵听了，竟然白了他一眼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想理发？！”姚仁贵几曾受过这等气，顿时就泪流满面，但也只能是哭着退了回去。
最让姚仁贵放心不下的其实是阿娇和孩子们。工资已经被停掉了，阿娇他们用什么来买面啊？家里的音讯传不进来，这里的音讯又传不出去，姚仁贵只能是干着急。
他想的没错，阿娇和孩子们的情况的确很艰难，但实际的情况远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姚仁贵被游街后，阿娇就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姚仁贵成了“三反分子”，她和孩子们也就成了“三反分子”的家属，一下子为千夫所指，就觉得腰板儿从此软了，出门连头都抬不起来。精神上的打击固然厉害，但物质上面临的威胁却更为迫切。姚仁贵的工资是他们一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工资停了没多久，家里就断粮了。
那天，阿娇早起，掀开米缸，见缸底空得厉害，连一粒米都没有。她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手脚冰冷地回到卧室，这里瞅瞅，那里看看，心中满满当当都是茫然。孩子们饿得厉害，纷纷凑了过来。阿娇只能张开双臂，将他们紧紧地拥在怀中。她是人，人有人的尊严，她不想张口向人家借粮食，更不想顶着“三反分子”家属的帽子向人家借粮食，更何况，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即便她张了口，人家也未必会借给她粮食。她选择直面死亡的威胁。她想，就这样死了也行！她哭了，孩子们也跟着哭。她还叮嘱孩子们，可以哭，但不要哭出声，不要让邻居们听到。起初，大家还能用睡觉来代替吃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肚子越发空得厉害，最后饿得实在是睡不着了。一家人缩在一处，一起流眼泪。
如此一过就是整整两天。这天早上，邻居黄妹霜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奇怪了，怎么这两天都没有看到他家的人？也没见他们离开啊！在家中，干嘛两天都没见炊烟了？她也顾不上什么划清界限了，就推开了姚仁贵的家门，一眼就看见阿娇抱着几个孩子，缩在屋角流眼泪。黄妹霜就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两天都不做饭啊？”阿娇仍是不做声，只是流泪。大女儿景霞接过话头说：“阿姨，阿姨，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啊”，黄妹霜听了大惊失色，连忙责怪阿娇：“阿娇，你怎么不早说啊！”说罢，她回到家中，一会儿过后，便拿来了一小袋地瓜米。
阿娇这才生火做饭。几个孩子都饿坏了，扑上去就是一顿狼吞虎咽。阿娇心中难受得厉害，没怎么吃，望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她想，这日子无论如何的不堪，为了孩子们，也要努力地过下去。
从这天以后，阿娇就变了。当生活将个可怜的女人逼到了艰难的境地的时候，她选择了坚强。她清楚地知道，谁都可以软弱，唯独她，除了坚强，别无选择。她瘦弱的身子里由此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第二天，阿娇便在村人们各式各样的眼神中，上工了。此后的日子里，她一边努力做工，一边打听姚仁贵的消息。她想，姚仁贵一年后才能回来，她就等一年；五年后才能回来，她就等五年；十年才能回来，她就等十年；这辈子都回不来的话，他们就泉下再见。

姚波

1.  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地狱般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这年底才结束。早已被停掉了工资和待遇的姚仁贵顶着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孑然一身地回到了老家翁江村，参加劳动改造。
姚仁贵本来就瘦，经过半年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现在更瘦了。他刚进门的时候，阿娇心疼得直掉眼泪。哭过之后，她就高兴了，虽然遭了这么大的罪，但人却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妻子还有丈夫，孩子们还有父亲，这个家就还是个家，这日子就还能凑合着过下去。
党校的那段日子，无疑是姚仁贵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然而，在党校时，他从未想到过寻死；回家后，却时不时地就想寻短见。因为，之前，他是受人尊敬的木偶艺人，德高望重，走到哪里腰板儿都是笔直的；可是现在，他是臭名昭著的“三反分子”，如过街老鼠一般，走到哪里都被人戳戳点点，随随便便个什么人就可以狠狠地训他一顿。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故而在刚回村的那段时间里，情绪极为波动。
下放期间，姚仁贵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一个是参加劳动改造。因为他是个艺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干不了重活儿，村里就让他看晾晒的粮食，有鸟来了就驱赶驱赶。活儿倒是很清闲，可是工分[1]委实是太低了。看一天的鸟，只有3个工分。那时，1个工分相当于6分钱。也就是说，姚仁贵二尺八的汉子，看一天的鸟下来，劳动所得只有1毛8分。这点工分就算是仅养活他一个人都够呛，更何况还有一大家子人呢。对于未来，姚仁贵一片茫然。
一次，他突然对阿娇说：“阿娇，这日子没个头儿，你和孩子们都自己打算吧！”说着，拿了件衣服就往出走。阿娇吓坏了，知道他要去寻短见，赶紧就追了出去，扑倒在地，死死地拽住姚仁贵的裤腿，哭着说：“你不要想不开啊！日子总会有变好的那一天的！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姚仁贵就哭着回屋了。
除了看鸟外，姚仁贵的另一个任务是参加村里的四类分子[2]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主要的内容还是接受批斗。
一次，姚仁贵就在他们生产队的弄堂里参加学习班。弄堂离他家近十多米远，阿娇就和几个孩子在隔壁听。那些批斗的话都十分的尖刻，像刀子一样硬生生地往人的肉心上扎。让姚仁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和他从小一起耍到大的朋友——村支书吴某居然斗他斗得最狠，批他批得最凶，话也说得最伤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顿时感到浑身冰冷，一下子就丧失了活的意念。回到家中后，他面如死灰，看了阿娇一眼说：“我的兄弟都这么说我，我还是死了算了。”说罢，泪如泉涌。阿娇好说歹说，方才稳住了他。
后来，只要一听到生产队招呼姚仁贵参加学习，全家人就像得了什么病似的，心头都要紧一紧。姚仁贵前脚出门，阿娇的泪就由不住地往下落。她一哭，孩子们也就跟着哭，愁云便笼罩了全家。但是，大家都不敢放声哭，唯恐姚仁贵听见会更不好受，因而只能抱作一团，低声地抽泣。前半夜，姚仁贵在生产队接受批斗，阿娇就和孩子们在家哭，一边哭，一边听，听到姚仁贵回来的脚步声后，就赶紧擦干眼泪，换出一副笑容来。阿娇想，在这最艰难的日子里，无论如何都要让丈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只要他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就不会有那些寻死觅活的念头了。等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着了，阿娇却分明听到，她的男人在偷偷地哭泣。她只能背过身，装作还在睡，眼泪却在陪着姚仁贵流淌。
屈辱是姚仁贵一家生活的常态。老大义炳特别懂事，为了能让家人在村子里抬起头来，他积极表现，凭借个人努力当上了民兵营长，还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等到他要正式入党的时候，包括武装部长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就差翁江村支书吴某的一个签名了。义炳就去找吴支书签名，心想他是父亲的朋友，总不会不同意的。不曾想，他是客气的，但人家是强硬的。这位吴支书不仅拒绝签名，反而恶狠狠地说：“姚仁贵的孩子想入党，除非共产党被灭掉了。”就因为他没有签名，姚仁贵最终也没能入了党。别人家的孩子如果在大街上碰到了吴支书，喊他一声“伯伯”，他就笑眯眯地答应；而姚仁贵的孩子如果喊他“伯伯”，他就把脸拉下来，吭都不吭一声。
刚下放回村的那段日子，对姚仁贵来说，是一段徘徊于生与死边缘的日子。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阿娇的悉心照料和维护，他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这才再也不想寻短见的事儿了。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因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杀的文艺工作者比比皆是，比如投湖自尽的作家老舍，服毒身亡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自缢身亡的翻译家傅雷等等。说句实在话，当时，死了也就死了，再大的名气，再大的艺术贡献，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是，他们的惨死只不过是为那个悲惨的年代做了一个小小的注释而已。只有那些忍辱负重活下来的人，才能等到拨乱反正、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姚仁贵之所以能含冤蒙垢地活下来，阿娇居功至伟。如果没有阿娇，他早就步了老舍、严凤英等人的后尘。

[1]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工分评分一般用劳动日作为社员投入劳动的计量单位，一个劳动日表明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的劳动量。一个劳动日再分为10个工分。
[2] 四类分子指1940-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

姚波

1.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在总算解决了生与死的问题后，一个新的巨大困难又摆在了姚仁贵的面前，那就是：如何把这艰难的生活维持下去？
“文革”之前，他家的生活虽算不上富裕，但起码不用发愁吃喝的问题。“文革”开始后，随着姚仁贵被打倒，姚家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水准更是急转直下，一落千丈。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收入锐减。“文革”之前，姚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姚仁贵的工资和待遇。姚仁贵是商品粮户口，不仅有工资，而且还有定量的口粮，在当时那个年代，远远要比一般农业户口好得多。可是，“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工资和待遇全部都被取消了。姚家的收入由此大幅锐减。
其次是吃饭的嘴越来越多。1952年结婚后，姚仁贵、阿娇两口子平均每两、三年就要生育一个孩子。1954年，有了长子义炳。1957年，有了长女景霞。1959年，有了次女彩云。1961年，有了次子义钟[1]。1963年，有了三子义勇。1966年初，也就是“文革”开始的当年，又有了四子义方。此后的1968年和1971年，又分别有了五子义明和三女晓娟。家里吃饭的嘴达到了惊人十张。这期间，一个叫柳世龄的裁缝，看到姚仁贵家中实在困难，便主动向姚仁贵提出，想收养他的三儿子义勇。那时，正是全家最困难的时候，姚仁贵虽然心中不舍，但还是在征得阿娇的同意后，点头答应了此事。姚义勇遂过继给柳世龄为子。柳世龄为了表示感谢，专程挑了100斤的地瓜米给他们。
最后是劳动力的数量并没有增加。虽然有十口人，可是家里的成年劳动力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半人。仅以1966年为例，老大义炳才12岁，景霞9岁，彩云7岁，义钟5岁，义勇3岁，最小的义方还不满一岁，都不是劳动力。至于姚仁贵，艺人出身的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干不了种田等重活儿，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偌大一个家庭，实实在在能算一个成年劳动力的，实际上只有阿娇一个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文革”开始之初，姚家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谓穷困到了极点，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嘴多粮少，白米是吃不起了。阿娇就做主，全家改吃糠和地瓜。
糠其实就是水稻外壳碾碎后形成的粉末，十分粗糙。即便在最艰苦的年代，农村人也没有吃糠的，糠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来喂猪。但此时的阿娇已经完全顾不上考虑什么健康不健康、口感不口感的问题了，现实只允许她考虑这样的问题：怎么吃才能细水长流？怎么吃才能让这一大家子人活下去？每次队里分了口粮，阿娇就都换成糠。一袋粮食能换好几袋子糠，这样，全家人就能多吃几顿，少挨一些饿。
相较于吃糠，吃地瓜米都算是“享受”了。在那个年代，闽浙边地区流行吃地瓜米。所谓地瓜米，就是用筛匾，将地瓜推成细细的丝儿，而后经阳光曝晒风干后，储藏起来，随吃随蒸。
可即便是吃糠和地瓜米，左省右省，挨饿也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还是吃不饱。
所谓的吃饭，其实就是喝粥，而且这个“粥”还得打上双引号，实际上根本就不配叫粥，除了碗底儿稀稀拉拉地躺着几粒地瓜米外，剩下的就全都是水了。这样的“饭”当然是起不到饱腹的效果的。
翁江村边矗立着陡峭的周仓岭，岭上树木丛生，是天然的柴禾库。村民们都到岭中砍柴。这天，老大义炳赶了个大早，上岭砍柴。往常，他半天的工夫就回来了，可是这天也不知是怎么了，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居然还是不见他归来的身影。阿娇十分担心，便带着大女儿景霞去路边等待。母女两望眼欲穿，一直等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才终于看到了义炳踉踉跄跄的身影。等到儿子走近时，阿娇才发现，他的肩上除了一条扁担外，再无其他。她又气又急，就问：“义炳，你打了一天的柴火，柴火呢？”义炳无比歉疚地看了母亲一眼又一眼，良久才嗫嚅着说：“妈，柴禾我打了，而且打了好大一捆儿。可是，我肚子里实在太空，试了好几次，没有力气把它扛回来，只好丢在了山里。”说到这里，他泣不成声。阿娇和景霞听了，心疼得要命，顿时潸然泪下。三人抱头，在村头哭作了一团。
每次参加队里的劳动时，阿娇都要带着几个孩子，一来好照看他们，二来他们也能帮着干点儿事情。可是，每到中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就要备受煎熬了。原来，每次休息的时候，生产队里都会给社员们提供些点心、糖粥之类的东西，供大家果腹。当然了，不是免费的，不过，也只是扣一点点儿微薄工分而已。这点儿工分，对别的人家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姚家来说，却是个大事儿。阿娇为了省这点儿工分，从来都舍不得吃队里准备的东西。她毕竟是大人，别人吃的时候，她把头转在一边，也就忍住了。可孩子们还小，他们忍不住却还得强忍着，十分痛苦。景霞还记得，一次，妹妹彩云带着最小的弟弟义明参加劳动。休息的时候，队里准备了糖粥。义明刚两三岁，见了糖粥，眼睛直冒光，他巴巴地对姐姐说：“姐姐，姐姐，我想吃糖粥。”那时的彩云也才刚十一二岁，她用稚嫩的声音对弟弟说：“弟弟，不能吃哦，吃了的话，我们这两天就白干了哦。”义明就不再说话了，但仍旧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吃糖粥，唾沫咽了一口又一口……一旁的景霞只能悄悄把头转到一边，任眼泪流淌成河。
一次，彩云无意中发现，邻居家把吃剩的地瓜干和锅巴放在了一个兜兜里，挂在屋檐下晾晒。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见了这些吃的，馋得直流口水，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趁人家不注意，偷偷搬来一把椅子，站在椅子上想去够那个网兜。她个子矮小，踮起脚尖，努力地去够，眼瞅着就要够到了，却被人家发现了。人家大喝一声：“你偷吃我的东西！”彩玉被吓到了，从椅子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腿都磕破了。阿娇素来刚强，她宁可穷死饿死，也不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情。因此，彩云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中后，不仅没有得到母亲的怜惜，反而还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别人家的孩子是孩子，可以快乐地玩耍，他们家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帮衬着过日子了。最后，连最小的儿子义明都开始放牛了。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牛如果不听话，他也控制不住。一次，他没把牛看住，牛闯到别人家的地里，糟蹋了人家好大一片地瓜。气急败坏的东家也不顾他是个小孩子，狠狠地打他，只打得义明惨叫连连，浑身是伤。
不仅孩子们吃不饱，大人其实也吃不饱。姚仁贵常常对阿娇说：“阿娇啊，吃了几粒米，根本就饱不了。打柴刚到山脚下，我就已经饿了。”
在阿娇的心目中，丈夫就是天，孩子们就是地，她宁肯自己饿着，也要先紧着丈夫和孩子们吃。为了节省粮食给他们吃，她很少吃饭，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就跑到厨房的水缸边，喝凉水。喝得久了，她居然还琢磨出些道道儿来。原来，喝凉水也是有诀窍的，你一口一口慢慢地喝，是不会起到饱腹的作用的；只有用木瓢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猛灌，才能迅速达到水饱的效果。景霞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母亲常常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就跑到厨房里，抓起水瓢咕咚咕咚得猛喝一气。小的时候，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长大后，她才知道，母亲那是饿了。阿娇常常处于水饱状态。说是水保，其实不过是人和自己的肚子开了一个无奈的玩笑而已。但阿娇硬是靠着难以计数的“无奈的玩笑”撑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岁月。
1964年，姚仁贵带班到管阳镇茶阳村演出时，当地村民送给许正桃一条土狗。许正桃十分喜欢，就问师父能不能把狗留在团中。姚仁贵本不想养狗，但见许正桃十分喜欢，便答应了。没想到，这条狗虽然个头不大，但却十分凶猛异常，而且最让人称奇的是它十分通人性，对主人的指示一点就通。剧团里的人逛街休息的时候，这只狗居然能替大家看道具，且从未丢过一件东西。渐渐地，姚仁贵也喜欢上这条狗了，他借用典故，为此狗取名为灵獒。姚家人都非常喜欢灵獒。对于他们而言，灵獒不仅仅是一条狗，也是他们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
“文革”开始后，姚家一度断炊。眼瞅着全家人就要饿死了，姚仁贵无奈之下，动了卖狗的心思。当时，邻村有个人的妻子刚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想买条狗杀了吃肉。双方一来二去，谈妥了价格，9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价格了。成交那天，那人拎着绳子来到姚仁贵的家中，要牵狗走。可是，灵獒就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死死地趴在姚仁贵的身边，偏偏不肯往那人的绳套里钻。
姚仁贵心难受得要命，他是真心不想卖灵獒啊，可是，不卖灵獒的话，全家就得饿死。他强忍着眼泪，从那人的手中接过绳套，用手招呼灵獒：“灵獒，你过来啊，你过来啊！”灵獒“呜呜”地悲鸣着，不愿意过去。姚仁贵接着招呼他：“灵獒，你过来啊！”灵獒像是明白了一切，他悲鸣了一声，径直走了过去，任由姚仁贵把绳子套在了他的头上。
那人立刻接过绳子，扯着灵獒就走。灵獒悲鸣着，被拽得踉踉跄跄。此时的姚仁贵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掉头回到屋里，躺在床上就哭。他这一哭，全家人都哭成一片。年纪最小的几个孩子哭着喊着：“不要带走灵獒啊！”可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灵獒被拉走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同村有人跑到家中，告诉了他们一个噩耗：灵獒被牵出五里路，走到村郊的水潭边，说什么都不肯走了。那人怎么拽，他就是不肯动弹。那人就怒了，抄起一根木棒，把灵獒给活活打死了。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哭得天昏地暗。时隔多年，直到今日，姚家人在说起灵獒惨死的旧事时，仍旧泪落涟涟。
灵獒死后，姚家人再也没有养过狗。
9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完全可以换一石谷子。但阿娇却说：“买什么好粮食啊？买那种已经坏掉的、只能喂猪的粮食吧！这样，我们全家人还能多活几天！”
那时，每到年终决算的时候，生产队就会给全队家庭分配口粮。具体的办法是：将每人的基本口粮，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换算成现金，再加上上交公粮、出卖农副产品（如茶油、黄豆等）所得的现金，这就是全队的总收入；总收入再按社员劳动所得的总工分进行分配。这时，问题就来了：有的家庭，劳动力众多，一家人的现金账分配超出了发放的物资价值，这种家庭就被称作“盈余户”；而有的家庭，比如姚仁贵他们家，人口虽多，但劳动力很少，一家人的现金账分配抵不上发放的物资价值，这种家庭就被称作“超支户”。理论上讲，“超支户”是没有权利分配享受全队生产的产品的。但是，总不能任由他们饿死吧！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交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姚仁贵他们家穷得底儿朝天，哪里有钱可交。另一个办法就是借用盈余户的盈余部分来贴补。这样做，倒是解了“超支户”的燃眉之急了，但“盈余户”当然是不乐意的。
虽然阿娇一个女人能顶两个男人，但他们家仍旧年年都是“超支户”，因而遭受了最多的白眼儿。每次去分东西的时候，姚家人如果坐到了前排，有人就说了：“哼，有些人干活儿的时候不见影子，分粮的时候倒挺积极。”姚家人脸红得要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好坐到了最后。可是，做到了最后也不行，又有人说了：“‘超支户’还这么油，干活儿不积极，分东西也不积极！”总而言之，横竖都不对。就因为这顶“超支户”的帽子，姚家人在全村都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说话声音都要比人家低八度。
吃都吃不饱，穿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姚仁贵常年都是一件衣服，破了就补，补丁摞补丁，什么时候没法打补丁了，就改小了给儿子们穿。阿娇的衣服也是一样，穿不了就改小了给女儿们穿。大女儿景霞甚至还穿过大哥义炳的裤子。但即便如此节省，几个孩子小的时候往往是衣不蔽体的，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兄弟姐妹们在家里冻得不行，就挤在一起取暖。大女儿景霞长到十几岁，才有了第一身新做的衣服。阿娇在扯布料的时候精打细算，没有考虑到女儿正在发育的现状。结果，衣服做出来后，别的地方都合适，唯独胸部这块儿紧绷绷的，两颗扣子中间总是露出一片肉。已经是大姑娘的景霞当然害羞了，可是又不能不穿，只好走到哪里都捂着胸口。

[1] 因大哥姚仁峰年少夭折，姚仁贵便将二子义钟过继给了大哥，以续香火。

姚波

1.  艰难维生沉疴复起
死，不容易；但活，更难！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姚仁贵、阿娇两口子可谓是操碎了心、累断了手脚。
在“文革”刚开始的那段日子，是阿娇用她瘦弱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为了多拿些工分，队里甭管有什么脏活儿、重活儿，只要给的工分高，她就抢着干。须知，在那个年代，男女是同工不同酬的：男人的工分，一分就是一分；而女人的一个工分只相当于男人的0.65。换言之，同样是拿一个工分，男人要付出100%的劳动，而阿娇则要付出165%的劳动，是男人的1.5倍多。即便如此，也不是你想干就能干上的，因为工分多的活儿，很多人都会抢着干。为了能干这些工分多的活儿，阿娇也没少托人情、说好话。她家的情况特殊，男人干不了重活儿，孩子又多，大部分的群众是能体谅的。但也有人不体谅，不仅不体谅，还说非常难听的话：“她又不是死了男人？！”遇到这种情况，阿娇就只能装哑巴，但她的心里其实比黄连还要苦。
除了生产队里的活儿外，家中的各种大小活儿也都是她一肩挑的。姚仁贵连饭都煮不熟。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阿娇就起床了，开始了一天的忙乎，先拌猪食喂猪，再做早饭喂人，吃过了早饭，就去上工，一直干到中午时分，回到家中时，丈夫孩子早已饿得两眼冒光了，哪还顾得上休息，赶紧做饭，匆匆吃几口，稍稍休息下，又到了上工的时间，等到收工的时候，已经是日头西斜的光景了，接着做晚饭，吃过了晚饭，还得劈柴、挑水、洗衣服。以上是阿娇每天都必做的事情，除此之外，隔三差五，她还得抽空去讨小海，好给家人改善下伙食。如此生活状态，用“脚打后脑勺，一刻不得闲”来概括，是丝毫都不过分的。景霞还记得，那时，母亲在院里洗衣服，往往要洗到后半夜。她就拿着一盏煤油灯，蹲在母亲旁边，给母亲照亮。由于洗的时间过长，阿娇的腿经常发麻，毫无直觉。有一次，一条蛇爬到了她的脚上，她都没有发觉。长期超负荷的重体力活动，让阿娇的腿浮肿得十分厉害，手指头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好半天才能浮起来。
1971年，生最小的女儿晓娟那天时，阿娇仍旧挺着个大肚子在上工。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只是觉得今天肚子不太合适，浑身乏力，软得厉害，但还是咬着牙在干活儿。干着干着，同队的人发现她脸色越来越不正常，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太对劲，就说：“不对啊，我看你是要生了，赶快回家去吧！”经人家提醒，阿娇这才意识到，她恐怕真是要生了，便赶紧往家里赶。走到半路，羊水就破了。进了家门，她刚一躺下，小娟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的情形真是电光火石间，如果再稍稍耽搁那么几分钟，小娟铁定就生在路上了。
妻子如此辛苦，姚仁贵的心中就更不好受了，二尺八的汉子，干着看鸟儿的活儿，一天下来却只能赚到3个工分，连村里的半大孩子都比不上，心里能好受嘛！但明珠蒙尘，其势必不能长久。没过多久，姚仁贵就找到了用武之地。
白琳镇地处福鼎县中部、太姥山西北麓，有一黑一绿两大支柱产业。所谓“黑”，指的是当地盛产的有“珍珠黑”之美称的玄武岩。所谓“绿”，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琳工夫茶”。白琳乃福建省著名的茶区之一，产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茶经》曾有记载:“永嘉东南三百里有白茶山”，即指白琳。解放初期，政府扶植，创办了国营福鼎茶厂，茶业兴起。闽、越茶商以白琳为集散地，设号收购，远销重洋，“白琳工夫茶”也因此闻名于世。
国营福鼎茶厂厂址设在白琳区，而且就在离翁江村不远的百步溪畔。姚仁贵落魄之时，茶厂的书记姓简。这位简书记特别喜欢看木偶戏，而且素来对姚仁贵推崇有加，他听说了姚仁贵的情况后，便专程给翁江公社的书记打电话说：“他在哪儿都是劳改，干脆就到我这边来吧，可以教职工们学吹拉，还能发挥他的特长。”简书记在当地很有面子，公社书记就同意了。
这样，姚仁贵就改在国营福鼎茶厂劳动改造了。此后，他每天都要由村里步行到茶厂，具体的工作就是教职工们学吹拉，唱样板戏。到了茶厂以后，姚仁贵每天所赚的工分就比村里看鸟时多了，但也没有多到哪里去。对于这个庞大的家庭来说，这多增加的一点儿工分仍然是杯水车薪，不值一提。
一次，厂里派姚仁贵去秦屿镇的仙眉公社教乐器。不曾想，跋山涉水的他刚到仙眉，就被当地的红卫兵给认了出来。红卫兵们十分纳闷，“三反分子”姚仁贵不是在翁江劳动改造吗，怎么跑到仙眉来了，莫不是要外窜？于是，就说他是外窜分子，不仅抓了起来，而且还架着他到秦屿镇里游街示众。镇里的一位木偶老艺人撞见了姚仁贵游街。可巧，当时正好有翁江的人在秦屿镇上。这名热心的老艺人就找到翁江村民，让他捎口信给阿娇，就说姚仁贵被这边抓住了，正在批斗游街呢！村人匆匆返回。
阿娇接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她赶忙跑到白琳区政府，找到了时任区委副书记萧家连，请求萧家连解救姚仁贵。萧家连起初还不太乐意，阿娇便发了脾气，说“他是你们派出去的，你们就得管。” 萧家连无奈，就出了公函。可是，没人来送这公函。阿娇挂念丈夫，就决定自己去。她拿着公函，带上大儿子义炳，就往秦屿赶。母子两连去带回，走了四十里的山路，等到返回家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但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第二天，姚仁贵就被释放了。
显然，光靠教吹拉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还得再想办法多赚几个才是！但在那个年代，外快儿哪里有那么好赚啊！正当姚仁贵左思右想、愁得抓耳挠腮之际，有人将一个赚钱的道道儿送到了他的面前。
那时，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文化领域是重灾区。凡是跟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沾边的文艺活动基本上都不让搞。人民尤其是农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几乎成了一片荒漠。然而，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人总是需要些精神文化生活的，越是不让搞，大家就越是想看。
这天，有个村子里的几个人结伴来找姚仁贵，提出请姚仁贵给他们讲一出评书。姚仁贵听了，大惊失色，他已经顶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了，如果再偷偷讲评书，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这些人很诚恳，而且开出了每个人两毛的价格，这对于手头紧张的姚仁贵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他转念一想，评书简易又灵活，一个人一张嘴，随便找个隐蔽的地方就可以讲，只要没人告密，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想了良久，姚仁贵咬了咬牙，终于点头答应了。
姚仁贵不仅唱戏，而且还搞创作，因此脑子里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说评书对他而言，不在话下。头一次讲评书，因为好久没登台的缘故，他还是有点儿紧张的，但一讲起来，所有的紧张和不安就全都不翼而飞了，他是越讲越来劲，越讲越动情，讲得是天花乱坠、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台下的观众也听的是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说者尽兴，听者解馋，可谓皆大欢喜。一场评书讲下来，姚仁贵竟有了近2元的收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了这第一次后，没过多久，姚仁贵开始讲评书的消息便传遍了四乡八镇。在那个政治空气和文化空气都高度紧张的年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空虚，一听说姚仁贵开始讲评书了，乡民们积压已久的精神文化生活苦闷一下子就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各村都偷偷派人来请姚仁贵讲评书。
姚仁贵开始忙乎起来了。白天要参加劳动改造，无暇分身，只能晚上出去讲。晚上出去的时候还不能光明正大地走大路，只能趁着夜色犯险走山路。村子近，还好办些；有的时候，村子远，那可就辛苦了。但不管是多远的活儿，只要有钱赚，姚仁贵都是接的。他晚上一出门，阿娇和孩子们的心就都悬到了嗓子眼儿，生怕他在外被逮了现行。全家人都不睡觉，提心吊胆地竖起耳朵，等着姚仁贵回来的脚步声。什么时候听到了姚仁贵回来的脚步声，悬着的心才能回到肚子里去。
姚仁贵讲评书这事儿慢慢地就成了四乡八镇公开的秘密了。不止普通的村民们爱听，乡村干部们其实也爱听。他们是真想踏踏实实地坐在姚仁贵的面前，一面亲眼看着他举手投足的动作，一面亲耳听着他声情并茂的讲述，一面用心地品味着他讲的故事，好好地过把瘾、解个馋。可是，他们不能啊！一来，他们是干部，党不让干的事情，他们怎么能公开参与呢？二来，姚仁贵毕竟是“三反分子”，他们如果当面听他说评书，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影响可就太恶劣了；三来，也得照顾到姚仁贵的感受啊，他是偷偷摸摸出来讲评书的，底下坐一干部，他也放不开啊！想听又不能当面听，怎么办？好办，偷着听呗。这些干部通常都会派人去请姚仁贵到村子里讲评书。姚仁贵说书的时候，普通群众坐在场子里听，他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听。听到的精彩的时候，群众们鼓掌叫好。他们也想拍掌叫好，但却只能憋着，别提有多难受了。一次，有个支书躲在屋外的墙边听。时值夏夜，蚊虫极多，他在外面，既无处躲藏，又不敢拍打，只能强忍着，结果被蚊虫叮了一身的包。听完评书，等姚仁贵走了以后，他对同村人说：“听姚仁贵讲评书，耳朵是舒服了，身体是真不舒服啊！”
自打说评书以后，家里的收入情况明显好转。但姚仁贵的身体也因过度辛劳而亮起了红灯。
姚仁贵的身体原本就不大好。我们知道，早在“文革”之前，因为在变声期用嗓过度，他不小心把肺给唱坏了，后来虽然也请名医看过病，但始终没能治好，就留下了咳嗽的毛病。家中的经济条件一直也不太好，所以姚仁贵对自己的病也一直没予以重视。“文革”开始后，他在一夜之间被打倒，名誉臭了，待遇也停了，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现在，长期的心情抑郁、长期的超负荷劳动以及长期的吃不饱终于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的咳嗽越来越经常，越来越严重了，起初只是咳痰，后来竟然发展到了咳血的地步。小呕就是呕血丝，几乎天天都有；大呕就是呕血，一吐一大口，每年都要有两三次，最严重的时候，居然能接大半碗的血水。
阿娇急坏了，赶紧去找村中的老中医肖楚孙。经诊断，肖楚孙认定，姚仁贵是长期辛劳，勾起了旧疾，现已发展成了肺痨。好药倒是有，但一来说不准一定会管用，二来他们也根本用不起，于是，他就给姚仁贵开了一个偏方：吐血的时候，吞吃白糖
每次发作的时候，气血上涌，喉头一阵阵发甜，姚仁贵就赶紧抓起白糖，成把成把地往嘴里塞。白白的砂糖刚一进嘴，就被鲜血染成了红糖。姚仁贵就连血带糖，“咕噜咕噜”地往肚子里咽。鲜血就白糖究竟是什么滋味，这世间恐怕也只有他亲身体会过。
地瓜米会加重肺痨，因此，肖楚孙特意叮嘱阿娇，以后姚仁贵就不能再吃地瓜米了，最好吃白米，既能补充营养，加强体质，又不会加重病情。白米从姚家的餐桌上消失，已经不知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为了让丈夫能尽快康复，阿娇咬了咬牙，狠了狠心，破天荒地去换了一次白米。
全家人只有姚仁贵能吃白米，其余的人都不许吃。煮饭的时候，有一个大盆和一个小碗。大盆里乘着地瓜米，是给阿娇和孩子们吃的。小碗里乘着白米，是给姚仁贵吃的。为了防止地瓜米的味道渗到白米里，细心的阿娇在蒸饭的时候，还特意用一个盘子扣在小碗上。孩子们已经好久没吃过大米饭了，蒸饭的时候，就都守在灶台旁，眼巴巴地盯着饭锅，不肯离去。白米煮熟了，迅速地膨胀起来，有时就会从从盘与碗的缝隙中挤出那么几粒来。景霞还记得，有一次，她馋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趁着母亲不注意的空当，悄悄地用勺子从盘边儿上刮着挤出来的米粒吃。她知道这米饭是给父亲治病用的，所以也不多吃，只刮了三四粒，放在嘴里使劲地咀嚼、用心地咀嚼。吃过以后，她顿时觉得，大米饭就是这世间最美味的东西，没有之一。

姚波

1.  艺术是他唯一的光
姚仁贵对木偶戏的爱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木偶戏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文艺活动，倒不如说是一种“病毒”更为贴切。这“病毒”来势汹汹，已经植入了他的骨髓，融入了他的血脉，渗透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不要说什么欲罢不能之类的话了，他根本就不想罢。虽然，眼前的世界不许他唱木偶戏，但在精神的世界里，他对木偶戏的热爱从未曾有过片刻的停歇。
在翁江村看鸟儿的那段日子，是姚仁贵一生中最迷茫的岁月。他想不明白，好端端的木偶戏怎么忽然就不让唱了？他想不明白，自己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徒、特务？他更想不明白，这世界怎么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错的说成是对的？所以，他迷茫，他困惑，他抑郁，他悲伤。平坦的大地上铺满了稻谷，谷海边缘的土地上，一个中年汉子席地而坐，他举头四顾，心下却一片苍茫，将落的夕阳把他瘦弱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但即便是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姚仁贵都会随身带着一把二胡。每当郁结缠绵、愁思难解之际，他就抄起二胡，拉一段小曲儿。只是，曲子再无往日欢乐的调调，乐声如泣如诉，写满了欲语还休的无奈与绵绵不绝的哀愁。满腔的心事虽然无人可懂，但好歹还有把二胡听他倾述。
后来，风声渐渐就没那么紧了，文化钳制有所松动。姚仁贵的戏瘾就由不住地“发作”了。
木偶戏的线活儿是需要天天都练习的，三日不动，则手生荆棘。姚仁贵已经很久没有摸过木偶了，因此手上的线活儿就有些生疏了。他想方设法，搞来了一个木偶，从复习之前掌握的动作开始练习，等到这些动作都再捡起来的时候，便开始琢磨起新的动作来。他把木偶挂在床头，有时躺得好好的，突然想到一个动作，也不管当时是几点，立刻就起身，从床头摘下木偶就摆弄。
姚仁贵的床头上除了挂着木偶外，还长年挂着一把京胡，放着一堆书。他什么时候想拉个曲儿了，伸手摸过京胡，就开始拉。我们知道，他爱看书，尤其喜欢看古书。可是，他之前所有的藏书已经被付之一炬了。实在是想看书了，又舍不得花钱买，他就到处搜集。书就放置在枕头边儿了。姚仁贵每天晚上就寝前和早起后，都要躺在床上看一阵子书，雷打不动。
最让姚仁贵感到心痛的是，他多年来编创的剧本全都被烧掉了。剧本是一个剧团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了剧本，再好的线活儿和唱腔也没有体现的载体。姚仁贵决心把剧本也捡起来。他开始回忆早年创作的剧本，想起一点儿，就用纸笔记录一点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好在姚仁贵对绝大部分剧本还是烂熟于心的。经过一段儿时间的努力，姚仁贵用笔一笔一划地将绝大部分的剧本都誊写了下来。但很可惜，也有少部分的剧本就此失传了。
此外，姚仁贵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想戏，坐着要想，站着要想，醒着要想，甚至连睡着了也要想。有的时候，在睡梦中突然有了灵感，高兴得立刻就醒了，也不管当时是白天黑夜，马上就用纸笔记录下来。就因为想戏，姚仁贵还闹了不少笑话。一次，他和儿子义炳外出办事儿。回来的时候，两人坐大巴车。姚仁贵脱了鞋，翘起二郎腿，嘴里念念有词，眼睛时闭时睁。义炳一见老爸的神情，就知道他又在想戏了，也不敢打扰。姚仁贵就这么想了一路。到站后，父子两人一前一后地下了车，就往家里走。走着走着，姚仁贵突然喊道：“坏了，鞋子还在车上呢！”义炳低头一看，可不，老爸光着一只脚。原来，姚仁贵想戏想得太入迷了，下车的时候居然忘了穿鞋就下车了。也真是难为他了，走了一截子路，才发现脚上没鞋。义炳还想去追车，但车早已经驶远了。姚仁贵就这么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地回到了家中。义炳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阿娇，阿娇都被气乐了。
姚仁贵想戏的时候，有两个不是毛病的“毛病”，一个是经常把时间给忘掉了，一个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打扰。这两个“毛病”撞在一起，就给阿娇和孩子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吃饭的时候到了，还是不见姚仁贵下来，阿娇就让孩子们去叫。孩子们跑上楼，姚仁贵还在想戏。孩子们就说：“爸，吃饭了！”姚仁贵就答：“嗯！”孩子们就下去了。可过了好一阵子功夫，还是不见他下来。阿娇又让孩子们去叫。孩子们又跑上楼，刚说了个“爸”字，姚仁贵的鞋拔子已经飞过来了，吓得孩子们赶紧逃。想戏的时候如此，休息的时候也是如此。由于经常在夜间搞创作，姚仁贵白天通常起得很晚，有时一觉能睡到大中午。无论谁去教，第一次还应个声儿，第二次再来，他手边有啥，飞过来的就是什么东西。时间久了，阿娇和孩子们就总结了一条法则：除非绝对必须，否则不去叫他；即便非叫不可，也只叫一遍。
烟这个东西，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慢性毒品，但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却是最好的朋友。姚仁贵的烟瘾极重。“文革”之前，他还能抽得起烟。“文革”开始后，他连卷烟都抽不起了，只好不抽。每次烟瘾发作的时候，他就坐卧不宁，干什么都没精神。景霞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为了给父亲解馋，她就去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每次只要看到有人在街上抽烟，景霞就装作没事儿样儿，慢慢地溜达地人家的身边，守候着。她一个小女娃，人家自然也不会关注她。等到人家抽完了烟，扔了烟头走开后，她看看四下无人，就磨磨蹭蹭地蹭到烟头边，再四处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她，趁着别人不注意的功夫，迅速弯腰把烟头捡起来，攥在手心里。去以后，她再把烟头里仅存的一点儿未燃尽的烟丝儿抠下来，用纸包起来。此日积月累，一段时间后，居然也能攒下一包烟丝儿，够姚仁贵好好地解个馋了。得了肺痨以后，肖楚孙明确告诉他，不能再抽烟了。但姚仁贵实在控制不住，还是要抽，但为了将危害降到最低，就改抽水烟了。
进入70年代后，政治空气进一步缓和。姚仁贵觉得，木偶戏解禁只是迟早的事情，因此从72年开始，便开始偷偷地收徒教学了。肖克赛、杨祖强、陈明健、黄学仁、赖尾弟、张书见等弟子以及景霞[1]夫妇等人都是从这个时候跟随姚仁贵学戏的。大儿子义炳从1962年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戏了。“文革”中，辍学的他更是将京剧唱念做打的基本功练得十分扎实了。1973年的时候，他已基本掌握了线活儿。姚仁贵不敢演戏，但有人敢演，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弟子兼小舅子邓正武。邓正武自办了木偶剧团，偷偷地在闽浙边乡村演出。姚仁贵为了让义炳积累经验，就让他跟着邓正武的剧团外出演戏。
十年“文革”是姚仁贵一生中最低谷的岁月。在那段冗长的黑暗中，艺术是他唯一的光。正是对戏剧的痴爱，帮着他走过了这段最艰难的岁月。
时针的脚步滴滴答答，终于迈入了1976年。
这一年，姚仁贵已经46岁了。

[1] 景霞回忆说，那时她跟着父亲学敲锣的时候，肚里还怀着孩子。但父亲对她的要求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一次，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她的鼓点没有合上拍子，只是稍稍晚了几秒，姚仁贵拿着二胡就敲她的头。虽然不痛，可是台下的观众都看到了，景霞羞得一天都没敢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