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章里批评了雪垠的《春暖》这部小说,同时也是批评着自己。因为这本小说的初稿是在一九四O年我所主编的一个杂志上连载过的。我所特别引出的《春暖》中的两段文字中的前一段(黄梅初次见到林梦云的笑容)就是在初稿中有过的。足以证明在初稿中已经充分表现着这种有害的倾向。——现在我没有这杂志,所以不能作详密的检讨。——但当时我不但没有能看出朋友的缺点,反而无形中支持了这一倾向。雪垠在以后扩大和修改它的初稿时,显然是更充分发展了这一倾向。因此直到最近,我读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后,我觉得,无论对于雪垠,对于读者,我都有义务提出这样的包含自我批评在内的严格的批评。 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构思于1939年湖北老河口,那时姚雪垠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挂名秘书,胡绳在战区报纸《鄂北日报》担任编辑。闲暇时,两人总爱呆在一起,谈天说地。姚雪垠小说的“三女性”有两个是有原型的,谈天时,姚雪垠爱把构思中的情节当作故事来讲,胡绳常常帮他进行人物形象或思想心理分析,以丰富人物塑造。1940年胡绳去重庆主编《读书月报》,致函姚雪垠,要求把小说先给他发表,姚雪垠欣然同意。这部小说在《读书月报》上连载了一年,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刊物被迫停刊。 历史总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是什么人。遥想当年,当那么一大批进步文化人站在南海之滨,翘首期盼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多么渴望涤尽身上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适应那崭新的人民的世纪。他们或许对别人有所苛求,但对自己又何尝不是更苛责。他们觉得,他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艰难地开展着的进步文艺运动,其成果不能与根据地(解放区)的《李有才板话》和《王贵与李香香》相比,他们多年努力探索的理论成果不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煌煌大论相比。他们站在那越来越逼近的新世纪面前,颇有点自惭形秽,颇有点无地自容,他们否定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成果,他们否定自己的奋斗历史,也否定别人的血肉搏斗,他们惟恐自己不纯粹,也惟恐别人不真诚,所谓“清算”,所谓“整肃”,不都是为此吗?然而,这种“自发”的“清算”和“整肃”运动,也只算得上是一个序曲,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总结报告,其谦恭与压抑就是从这里来的;解放初期,胡风奔走南北,得不到合适的安排,怨气愈大,终于酿成悲剧,其根源也是从这里来的;路翎后来的作品动辄挨批,姚雪垠更被视为异类,其原因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再后来的反右,再后来的文革,都与有关方面对知识分子的着意摧残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从此就象孙猴子头上的那道金箍一样戴在了中国知识分子头上,只要如来佛念一下紧箍咒,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1948年的最后几天,胡风终于被蒋天佐劝离了上海,乘船驰向香港。“岛球”上的“一般性的原则人”仍未放弃说服胡风的努力,邵荃麟委托楼适夷找胡风恳谈,要求胡风放弃“自己一套”,胡风断然拒绝,楼适夷黯然而返。胡风拒绝了文委对他的最后一次挽救。不甘寂寞 香港与上海大战落幕了,似乎并没有胜利者,但失败者却有一个,那就是被双方抛弃的姚雪垠。 1948年的姚雪垠孤零零地留在上海,没有谁来“挽救”他,更没有谁来找他谈一谈。他被抛弃了。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姚雪垠是打不倒的,他不怕孤立。他常说,没有谁能打倒谁,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他深知,作为一个文学家,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作家的生命是自己的作品,哪怕人不在了,生命仍然在作品中延续。晚年,他把这个信念凝结成了两句话:“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 1948年的上海,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国共两党,能离得开的都离开了。姚雪垠去到高行农业学校教书,与其说是谋个饭碗,不如说找个住处。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时代大交替,他早已忘了自身的荣辱,他在想,他应该为这伟大的历史变革留下点什么。 他仍埋头创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万里哀鸿》——表现40年代中原的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发表了《杜甫与李白的友谊》,这是计划中的《杜甫传》的准备;他创作了《崇祯皇帝传》和《明代的特务政治》,虽着意影射蒋家小朝廷,却成为以后创作《李自成》的张本。但,他总觉得不够,还应该再做点什么。忽然,他有了一个大计划。 他有一个叫孙陵的朋友,正在上海办一个叫《文艺工作》的刊物,此君前文已经提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东北流亡作家,抗战前夕来到上海,以报告文学《边声》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曾在三厅就职,在郭沫若手下当过机要秘书;还去过延安,因与蓝苹(江青)的旧关系未被接纳;回到内地后投身战区文化工作,曾与姚雪垠、臧克家一道参加过随枣战役,有《突围记》传世;曾任过《自由中国》的主编,发表过毛泽东的题词;40年代与巴金交厚,在桂林创作出长篇小说《大风雪》;东北光复后,受反苏事件的刺激,转而反共,1949年赴台湾。 就是这个孙陵,姚雪垠由于投稿的关系,和他交往甚频。孙陵与他交谈中,常谈起未来的打算,大陆呆不住,便到台湾去,还吹嘘说他有办法在台湾找到房子云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姚雪垠灵机一动,就说,你能找到房子,那就帮我找一间吧,上海盘间房子都要金条,真是居大不易。孙陵一口应允,答应稍待时日便有好消息。 孙陵晚年在《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中谈及此事,他说,“雪垠非常想来台湾而不能来,真是一个悲剧”,还发表了姚雪垠当年写给他的信的影印件: “陵兄,台湾事望加紧进行,因在沪找房子实在困难极了,没有安定住处,什么也谈不上。弟已托人在杭、苏、锡等地进行。但因非假期,殊少希望。好在只有一个人,伙食费用钱还可维持,问题只是在住处,如台湾万一不行,杭州张××处是否可借住一个月? 祝文安 弟雪垠 上 下星期一下午去虹口一带,当至兄处” 孙陵哪里知道,姚雪垠托他在台湾找房子,根本不是害怕左派作家对他的打击,更不是对共产党的失望,他不是想在台湾找个避身之处,而是想去台湾考察一番,为另一部长篇小说作准备。 姚雪垠的这个非常浪漫的创作计划,只有极少数朋友知道。1948年3月,河南的一个老朋友因事来上海,与他盘桓数日。闲聊中,老朋友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进逼到黄泛区一带,家乡马上就要解放了,他这次来上海会过朋友后就转程去北平,伺机投奔解放区,他劝姚雪垠同他一起走。不料姚雪垠却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老朋友,他准备到台湾去,朋友大吃一惊。姚雪垠便分析道,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解放大军决不会与蒋家朝廷搞南北分治,看看上海的局势,国民党支撑不了多久了,解放全中国是迟早的事情,老蒋已经开始在经营台湾,台湾海峡的大战势不可免,处在这个天翻地复的大时代,一个作家要是不能用作品来表现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大题材,大题材!他要到台湾去考察一番,搜集写作资料,战后便可以写一本长篇小说。老朋友只当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深知姚雪垠夸张的个性,却不料姚雪垠真的已经托人在台湾找住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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