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之大者——京剧提线木偶戏艺术家姚仁贵传（转载）

姚波

1.  沉冤得雪恢复待遇
站在今天回头看，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意义自然也是不可估量的，但在当时，那些在“文革”阴云笼罩下苦苦挣扎的人们，在进入1976年时，根本就想不到，“文革”居然会毫无征兆地在这一年结束了。
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4月5日，“四五运动”[1]爆发。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逝世。两个月后，毛泽东也去世了。“四人帮”[2]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平反的春风很快就吹到了闽东大地。姚仁贵的事情开始有些眉目了。
1978年的一天，文教局长刘毓竹带工作组到姚仁贵的家中搞内部调查。姚仁贵的情绪还算稳定，但阿娇委屈得太久，情感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她声泪俱下，述说着这些年遭受的冤屈与艰难。工作组在临走前，给了他们100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县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还塞给阿娇十来斤全国粮票，并叮嘱说：“不要让别人知道啊！”
工作组走后不久，在福鼎县内，为姚仁贵平反的声音很快汇成了一条洪流。姚仁贵是福鼎县“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第一人。他能不能顺利平反，能不能第一个平反，直接关系到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能否在全县打开局面。时任县委、县政府两办主任的黄瑞瑶在公开场合表态说：“姚仁贵不平反，我这顶乌纱帽宁肯不要！”
在各方的推动下，姚仁贵的平反工作很快就得到了落实。不久后，为他平反的正式文件便下发了。当年，他是福鼎县被打倒的第一人。如今，他又成了福鼎县被平反的第一人。政府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还恢复了他的待遇，补发了这些年来的工资。由于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政府就为他办理了退休。
十年沉冤，一朝得雪，一家人喜极而泣。这十年间，他们遭受的屈辱多得数也数不清，经历的苦难多得数也数不清，流淌的眼泪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最终，他们还是熬过来了，终于等到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

[1] 四五运动，即“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非暴力抗议运动。
[2]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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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走向巅峰
1.  成立姚家班
1978年12月18日，在距离福鼎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一场改变共和国命运、改变所有中国人命运的重要会议胜利召开了。这就是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并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
这次会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会后不久，文艺领域即开始“解冻”。在“文革”中遭到禁毁的一大批文艺活动又可以上演了。传统木偶戏也在其列。而且，国家再也不管制民间木偶剧团了，民间木偶剧团可以正大光明地公开演出。
这次会议让姚仁贵倍加振奋。对于他来说，让唱木偶戏甚至比给他平反还要让他开心。从1966年到1978年，他已经整整十二年没有登台演出了，差点儿没把他憋死。现在，国家让唱了，那他就要唱，不仅要唱，还要马不停蹄地立刻唱起来……
姚仁贵决心成立一个新的木偶戏班。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时任翁江支书杨久洪的大力支持。姚仁贵遂牵头，以长子姚义炳、长女姚景霞（及其丈夫）等家人为主体，联合陈玉生、许正桃、肖克赛、杨祖强、陈明健、黄学仁、赖尾弟、张书见八大弟子，共同出资采办行头，并向福鼎县文教局提出了成立木偶剧团的申请。不久后，申请得到批准。和“文革”之前的仁贵班不同，这个新成立的剧团系由姚仁贵一手主办，且团内成员不是姚仁贵的弟子，就是姚仁贵的家人，故社会各界一般称之为“姚家班”。
在十年“文革”当中，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停滞，而艺术更是重灾区，破坏触目惊心，损失极其惨重。在这场内乱中，木偶戏被当作“旧文化”，木偶戏班被视为“牛鬼蛇神”，都在“横扫之列”，木偶事业所遭受到的摧残是毁灭性的。十年当中，全国仅保留了少数几家专演革命样板戏的木偶剧团，所有的县级木偶剧团一律被撤销，演艺人员要么被下放农村劳动，要么就被转至事业单位。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木偶戏已经基本绝迹。个别民间剧团为了生存，便偷偷地到乡村开展演出，可一旦被造反派逮到，人员就要遭到批斗，道具就要被没收。
现在，全国拨乱反正，传统木偶戏又可以上演了，民间剧团又可以公开演出了。可是，在十年的浩劫中，一大批技艺精湛的老艺人相继去世，大批的年轻艺人因无法演戏，为了生存，只得被迫改行改业。所以，等到浩劫过后，虽然国家的政策又变好了，可是，许多当年红极一时的木偶班子已经变成了再也无法恢复的历史符号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儿也从此失传了。仅以福鼎为例，虽然以姚仁贵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又重新组建了木偶戏班，但福鼎木偶戏确已不复当年的盛况了。
阿娇至今还记得，姚家班成立后，第一场演出就放在了翁江村里。一天的时间，剧团要演两场戏，第一场《水漫金山》，第二场《徐策跑城》，都是姚仁贵的拿手好戏。已经十多年没有登台的姚仁贵别提有多兴奋了。当他终于重又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面对台下群众的欢呼与掌声，太多复杂的情愫像绝提的洪水般涌上了他的心头，眼角不由得就湿润了。所谓恍若隔世，大抵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这时的姚仁贵，因为年龄和病痛的原因，气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可是，他真是憋得太久了，实在想好好地过把瘾，因此这天的两场演出，他是一场都没有拉下，从头唱到尾。台上的他，基情四射，眉飞色舞；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叫好连连。最后一场戏唱完，姚仁贵的脸苍白得厉害，衣服都被汗水给浸透了。阿娇十分心疼，就数落他：“你干嘛啊你？脸都白成这样了，干嘛还要唱到底？”姚仁贵虽然不停地咳嗽着，但脸上的兴奋与喜悦却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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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红的巅峰时代
十年“文革”禁锢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文革”结束后，文艺界逐步“解冻”。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事业终于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氛围。人民群众积压了十多年之久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一下子就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各种在“文革”中被禁止的文艺形式均迎来了新的春天。
从1976年开始，木偶戏演出逐步恢复。尤其是福建木偶戏，复兴速度十分之快。除了泉州提线木偶戏得以迅速复兴外，浙南提线木偶戏也迅速进入了另一个火红兴盛的时期。仅以福鼎为例，据统计，截止到1979年，该县共有白琳镇翁江村木偶剧团（即姚家班）、磻溪镇吴阳村木偶剧团、管阳镇沈青村木偶剧团、店下镇东岐村木偶剧团、叠石乡库口村木偶剧团、点头镇后井村木偶剧团、桐城炕后垅村木偶剧团、前岐镇象洋村畲族木偶剧团、沙埕镇王谷村木偶剧团和秦屿镇潋城村木偶剧团等共29个民间木偶剧团。而姚家班无疑成了这股新浪潮的弄潮儿，站在了新时代的最前沿。
姚仁贵复出并成立姚家班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闽浙边地区，各村镇好似久旱逢甘霖一般，纷纷派人来请戏。姚家班没用多久时间，就红遍了闽浙两地，风头远胜当年的仁贵班。姚仁贵德艺双馨，名震闽浙边，他的班子更是获得了政府与群众两方面的大力支持，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求必应的。
那时，剧团的演出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为了保证舞台效果，姚家班一直都是用汽灯照明的。汽灯需要烧煤油。有时，一晚上的演出下来，就要烧掉三斤左右的油。为了充分保证姚家班的用油需求，福鼎县文教局专门批了条子，无论姚家班走到闽浙边哪一个村镇，只要当地有供销社，姚家班的用油需求肯定能得到优先满足。但有的时候，偏偏就会出现这种情形：煤油不够用了，这个村子又恰好没有供销社。这时该怎么办呢？姚仁贵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永远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既然这个村子没有供销社，那就去邻近的有供销社的村子去买；有的时候，有供销社的村子偏偏离这个村子很远，那也不管，多远都要去。姚义炳记得，有一次，父亲派他去一个很远的村子买煤油。他一趟来回居然跑了60多里的山路。
姚家班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今日的偶像天团。一次，姚家班到白琳镇里演出，演出地点就设在福鼎县第三中学的操场。消息传开以后，白琳以及附近的点头、磻溪等镇的群众纷纷扶老携幼，赶来看戏。据统计，当时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居然达到了破纪录的10000余人，不仅整个操场被挤得是人山人海，而且连学校外的马路上，都停满了拖拉机，长长的车队一眼望不到个头儿。
这天演的戏是《徐策跑城》。薛刚、薛葵、薛蛟、纪鸾英、韩龙相继登台亮相后，就该老徐策上场了。姚仁贵刚一登台，操场上便响起了山呼般的喝彩声。由于现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时的音响设备又很一般，站在后面的人为了听得清、看得真，就拼命往前挤。挤着，挤着，人群就失控了。姚仁贵的第一句“娇儿去搬兵，未见转回程”尚未唱完，就听“呼啦”一声，戏台居然被挤塌了。姚仁贵当时就被压在了戏台下面。离得近的群众赶紧上前，七手八脚地将他从戏台下抬了出来。经查，姚仁贵只是受了点儿轻伤，并无大碍。但是，因为戏台下经常会有小孩子钻来钻去。所以，他十分担心，大声提醒大家，看看戏台下面也没有小孩子。在得知没有小孩子被压到的消息后，他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是放回到肚子里去了。
“三中事件”只是当时姚家班倍受欢迎的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罢了。进入80年代，姚家班迎来了巅峰时代。全班一年的演出场次居然达到了惊人的300余场。也就是说，姚家班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演出。那时的演出时如此的多，以至于姚义炳等人在听到演出的消息后，都觉得头疼。剧团最忙的时候，今年的戏还没唱完呢，明年全年的戏已经被预定光了。各村为了能邀请到姚家班，各种明的、暗的招数一起来，抢戏箱、抢木偶是常有的事情。有的时候，戏箱、木偶被抢完了，只要是剧团的东西，看见什么就拿什么。姚家班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上高山，登海岛，进城市，下农村，闽浙边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无论走到哪个村子，该村必然是全村一空，都集中到戏台下看戏。那种全村上千人挤在戏台下看戏的盛况，至今提起来仍让姚义炳等人眉飞色舞。一次，姚家班在浙南某乡演出《小五义》。演到一个感人的场景时，现场的千余名观众竟然全都跪下了，一起流眼泪。
姚仁贵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加之年龄又渐渐大了，所以便萌生了退居二线的想法。此时，他的长子姚义炳也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偶艺人了。1983年，姚仁贵就让姚义炳当了班主，自己退居二线，专心演出。
1989年，姚家班参加了宁德地区举办的建国四十周年“爱我闽东”艺术周文艺调演，成功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霸王庄》，被政府授予“闽东第一家”的荣誉称号。
姚仁贵就此攀上了其艺术人生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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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偶艺术日趋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在以姚仁贵为代表的一大批木偶艺人迎来艺术人生新的春天的同时，提线木偶艺术也日益走向成熟与完善。这种进步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木偶身上的线位大大增加。
提线木偶的所有动作都必须通过提线来完成。为了使木偶能逼真地模仿正常人体最基本的动作和形态，就需要在木偶身躯的各个主要构成部分上设置线位。只有线位设置得合理又准确，木偶艺人才能用灵巧的双手拨弄钩牌上的丝线，进而使木偶做出各种各样拟人的动作来。
木偶的布线也叫串线。明清之际，木偶的布线比较简单，头部耳朵上方左右各一根，背部上方一根，左右手、左右脚各两根，一共七根线。这七条线的功用分别是：头部左右两根线，用以支撑木偶全身的主要重量，承担着平衡身躯、调整头姿、调整身姿和控制全身转动的功能。背部的一条线，一般装在木偶的颈椎关节上，主要用于调整木偶的平衡和稳定，可做跪、坐、拜、进、退以及埋头、俯首等动作。以上三条线最为重要，故而被木偶艺人们称为木偶的基本生命线。左右手两条线，控制着木偶手上、下、左、右以及张、合的活动，可做操拿物品、捧杯、拿笔、持剑等多种动作。左右脚两条线，穿在木偶的脚踝上，可完成行走、抬足、转身、端坐、跪拜、起立等动作。
传统提线木偶戏都是七条线。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从清末民初开始，木偶身上线位的数量日渐增加。发展到改革开放后，有的木偶身上的线位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余条。比如，在木偶的胸前增加一个线位，不仅可调控木偶头部的抬举和转身，完成挺身、挺胸、仰视、喘气、呼吸等动作，而且还能辅助头顶线平衡木偶身体。在左右手手脉处设置的“脉线”则可调控手臂运作，能使木偶做到准确取物、拔剑、插剑及双手抬举、翻袖、甩袖、整冠、理髯等各种比划动作。在左右手肘部位增设的线位则可以辅助“脉线”，使翻袖、甩袖、整冠、理髯等动作更加协调、更加自然。新增的手肱线则是木偶背手动作形态线，便于木偶从腰间取物，如拔取佩剑、解开腰带、扶起玉带等。至于臀部线的增加，则能使木偶臀部屈翘突出。此外还有能使木偶眼珠灵活转动、嘴巴灵活张合的顶心线等一大批新增的线位。
姚仁贵早年跟随潘国新、阿龙、陈舜彩等老艺人学戏的时候，当时的木偶身上就是七条线。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所操控的木偶也仍旧是七条线。“文革”之前，开始增加线位。到了“文革”后，木偶身上的线位已经颇具规模。线位越多，木偶可完成的动作也就越多，拟人的形态也就越逼真，舞台效果也就越好；但同时，艺人操作木偶的难度也相应地大大增加了。
例如，姚家班的钟馗人偶身上的布线就高达33条。姚仁贵、姚义炳父子操纵丝线表演《钟馗醉酒》，人偶可以完成举杯、抱坛、舞刀、阖刀等复杂动作，甚至当人偶躺到桌子上睡觉时，其肚子还能如人睡觉一样起起伏伏，神态相当逼真。班中布线数量最多的人偶是孙悟空和小沙弥，高达36条。《水漫金山》中，小沙弥可以完成用屁股撞开大门的滑稽大作，就是因为新增加的线位发挥了功用，这在早年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是木偶的身高大大增加。
明清之际，木偶极小，其身高一般仅为20至30厘米。由于木偶矮小又轻便，故当时的艺人普遍能同时操纵多个人偶。据说，技艺最精湛的老艺人甚至可以同时提五个人偶，左右手各两个人偶，嘴里还可以叼一个。
到了民国时期，木偶的身高逐渐增加到了40厘米。身高的增加必然带来重量的增加。这时，想同时提五个人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技艺精湛如潘国新者，至多也就能同时提三个人偶，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了。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这段时期内，木偶的身高又从40厘米增加到60厘米。这时，即便是最有经验和水平的艺人也不可能同时提两个以上的人偶了。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木偶的身高达到了惊人的80厘米，相当于一只成年羊的身高。由于身高的增加以及线位的增多，此时，木偶戏的可观赏性大大增加，但对艺人的技艺水平要求也变得更高了。
再次是制作工艺日益现代化。
历史上，木偶的服饰主要靠艺人自制。到了解放前，已经有了专门生产戏服的商店。那时的木偶艺人通常会到这些商店购买或者定制。但当时的工艺水平有限，不仅服饰的逼真度和美观度远远无法和今天相比，而且成本往往还不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木偶服饰制作得越来越精美，越来越逼真，此外由于是流水线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即便艺人选择了自制，但由于市场原料丰富，成品效果和成本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木偶的其他配件，如盔帽、鞋鞘、须发等的制作技艺也有了新的发展。明代的木偶盔帽多用一块木头连同头面雕刻而成。有时，为了雕刻方便，也有用两块木头连接在一起雕刻的。为了便于通用，上节帽盔可以装上卸下，别的人偶也可以把通用的帽盔戴上。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盔帽基本不再用雕刻了，而是用纸板、皮子和丝绸制作，这样既方便又美观。发展到现在，盔帽一般都到专门的戏剧服装厂去订购，而且现在还可以粘贴花边，更加漂亮。鞋鞘的传统做法是雕刻一木偶脚型，再用黑墨涂上。现代的做法则是用绸布或皮料制作成鞋鞘，再衬上布袜。旦角儿的花鞋还要钉上色须，绣上花纹，十分美观。又如须发，明清时期的须发均刻在耳前上部鬓发和脑后帽沿之下枕骨处，刻出向后突出的发根。到了晚清与民国时期，已经很少刻鬓发及后脑发根部分，只刻一道弧形浅线。解放后，干脆在木偶头上染上黑色作为头发和鬓发。需戴胡须的如净末类角色，明清时期使用栽须的办法，在木偶头的上唇、下巴及两颌的鬓边等处钻上小孔，把须栽上去，再用竹钉钉住。到了清代后期，木偶艺人认为这种原始的方法太麻烦，在木偶头脸上钻孔，不仅破坏了脸型的美观，而且装上卸下工夫又长，木偶也不能通用，所以干脆模仿大戏班，用细铅丝扎上各种色彩的长短须料，可以随时戴上或者卸下，既方便又美观。
彩绘是一道相当重要的工序，如女人梳妆打扮一样，木偶的形象美不美，关键看彩绘。彩绘的工序十分精细。木偶雕刻成型后，还只是粗坯，古称“白坯”。彩绘需要在粗坯的基础上，糊上绵纸、盖土、修光、上粉、开相、刷蜡，一共六道工序，各道工序的用料也十分讲究。这是明清时期的民间制作方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粉彩工艺渐趋简单，只需要在头坯上涂刷几次粉底后，即可上色、开相、刷蜡，已经无需绵纸、盖土、修光等工艺了，不仅工序大大简化，而且视觉效果更好。
最后是，戏班成员数量普遍有所增加。
早年的木偶戏班通常由5到7名艺人组成，以7人居多，但也有4人戏班和9人戏班。4人戏班为前台操作1人，司鼓1人，正吹1人，副吹兼拉琴1人。4人戏班俗称木偶小班，适合到少数几户或几十户人家的偏远山区演出。5至7人的戏班，前台操作1至2人，后台5至6人。前台操作者，一本戏从头到尾要站在木偶戏台的小屏风后面，双手配合操纵木偶，还要一人兼几个角色的唱腔和念白，特别在演出武打场面时，双手要提好几个木偶，完成舞刀弄枪、翻跟斗等一系列动作。前台操作人员是过去木偶戏班的头号人物，一般木偶戏班的班主均系前台操作人员。过去，木偶戏班的班名一般都以操作者姓名定为改班的班名。后台指挥（司鼓师傅）1人，坐在木偶舞台左侧前方，既能看到前台表演动作，又能指挥后台整个乐队。指挥除了掌握鼓、单皮（鼓板）、三粒板、小梆子外，有时还要兼打小锣，兼演角色唱腔和念白。鼓板师是后台一号人物，仅次于前台操作师。木偶班中的正吹为后台的第二号人物，负责吹唢呐、笛子、拉主胡（京胡或板胡），还得兼剧中人物说、唱。后台的三号人物即打锣、打钹，兼拉二胡及剧中角色说唱。乐队其他人员演奏弹拨乐器，如三弦、月琴等。
5到7人，是早年木偶戏班的基本配置。发展到现在，戏班成员数量普遍有所增加，一般都有10人，大一点的甚至达到10多人、20人左右的规模。比如，增设了杂工，给前后台人员送茶送水，并且担负着做饭的任务。此外，有的戏班还设有“戏鼓”，即专门负责联络演出任务的人，演出开始前为戏班打前站，安排演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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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传奇落幕
1.  木偶戏由盛转衰
“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木偶戏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类型的木偶戏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线木偶戏当然也不例外。具体到闽浙边提线木偶戏和京剧提线木偶戏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它们的“黄金时代”。
可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闽浙边提线木偶戏和京剧提线木偶戏均由盛而衰，走上了下坡路。
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政治环境、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审美观念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木偶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变得面目全非：
首先是民俗节日的日渐淡化。提线木偶戏之所以能有生存空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民俗节日结合得很紧密。每到这些民俗节日，闽浙边民间都要供奉神明做“福”，并请木偶戏班来做戏，这就给木偶班提供了很多固定的演出机会，不至于因无戏可演而消亡。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发生了显著改变。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忙于生计，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去留意传统节日了。民俗节日日渐淡化，木偶班的演出机会无形中就少了很多。
其次是其他娱乐形式的巨大冲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娱乐形式也越来越多，从最早的录像、桌球到现在的影视歌舞、网络游戏，这些新兴的通俗的娱乐活动带给人们的感官刺激即直接又强烈，因而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群体。人们往往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娱乐。如是，木偶戏的生存空间又被进一步挤压。
由于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木偶戏班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木偶艺人的收入自然也就越来越低，从业人员的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很多木偶艺人因靠演戏无法赚钱养家，只得改做他行，以致很多木偶戏班自行消亡。而年轻人见这个行当不仅学起来难，而且连维持生存都困难，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据官方数据，上世纪80年代，福鼎本地就有大大小小30多个木偶戏班。但从80年代末开始，许多戏班纷纷关停。到了今天，仅剩下10多个在勉强维持运转。
姚家班的情况虽然要强一些，但也不容乐观。据姚义炳回忆说，大概是从1986年开始，剧团每年的演出总场数就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了。在极盛时期，剧团全年的演出场次高达300余场，几乎每天1场。可是，到了2010年前后，剧团全年的演出场次已不足100场。
1988年的时候，收入已经抵不上开支了，剧团开始亏损。姚义炳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在征得父亲同意后，便卸任了团长，转行做家电生意去了。姚仁贵就再次接起了管理剧团的重任。不过，姚义炳虽然忙着做生意，但闲暇之余他还是会参加剧团的演出的。
进入90年代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姚仁贵虽然心痛，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提线木偶事业一天天地走向衰落。他常常对子女们说，提线木偶戏是老祖宗一辈一辈地传下来的，你们不要光想着赚钱，将来一定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所以阿娇和孩子们就经常劝他少唱戏，但姚仁贵根本不听。怎么能不唱呢？！唱戏是他一生的主题，不让他唱戏，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要唱下去。
到后90年代中后期，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缘故，唱戏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姚仁贵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创作上。从1996年开始，他开始编创他的封山之作——《五凤朝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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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恩师阿龙迁葬
1999年9月28日这天，姚仁贵听说许正桃正带着自己的班子在点头镇演出呢，便专程赶到点头探班。这点头镇也是块儿人杰地灵的宝地，曾经孕育出了一个名闻闽浙边的木偶大师，也就是姚仁贵的授业恩师、人称“点头龙”的阿龙老师。师徒二人相见，自然少不了要好好聊一番，聊着聊着，很自然地就聊到了阿龙。一提到阿龙，许正桃便说起了一桩陈年旧事。
当年，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次跟随姚仁贵到阿龙的故乡——点头镇柏柳村演出，在闲谈中从村人的口中得知，阿龙老师生前未生育子女，所以他死后就埋在了深山里，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此时的许正桃刚刚入了木偶戏的门，一心想在这个行当里闯出些名堂了，扼腕叹息之余，便诚心诚意地对着阿龙的在天之灵许下了一个愿望：若能学就木偶艺术，愿为前辈寻骨归墓。
白云苍狗，岁月浮沉。一转眼，竟然就已经是1999年了。这时的许正桃不仅学成了木偶艺术，而且在姚仁贵的悉心培育下，早已成名多年了。其实，他早就有寻找阿龙老师骸骨、为其改迁好墓的念头了，只是苦于囊中羞涩，所以迟迟未能践履。此时，他见老师说起阿龙，便将事情的原委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姚仁贵，并向姚仁贵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师父能暂借他一些钱，好让他得偿所愿。他还表态说，如果师父能助他圆梦的话，他愿意为阿龙老师扫墓终身。
姚仁贵听了之后，连连感叹，阿龙是他的授业恩师，为恩师改葬本是他这个弟子应该做的，却难得许正桃如此有心。因此，他一口答应，并说一切开销全都由他支付，许正桃只需专心地寻骸骨、买墓地就好了。许正桃听了，高兴得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10月2日，全部演出结束的当天，许正桃即动身前往柏柳村，寻找阿龙的骸骨。阿龙已经故去多年了，且骸骨埋于深山，所以柏柳村中鲜有人知道他的具体埋葬地点。许正桃多方打探，有幸遇到了村中的布袋木偶戏老艺人梅宗节老先生。梅宗节比阿龙年龄小一些，但因是同村，又是同行，故而知道当年阿龙埋骨的大概地点。但即便是如此，许正桃前前后后去山中找了三趟，方才找到了阿龙的骸骨。
骸骨虽然找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迁葬就得要立碑，立碑就得要写姓名和生辰，阿龙究竟姓甚名谁，又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这些竟无人知晓。姚仁贵也只知道别人都叫师父阿龙，但师父的姓名是什么，他并不清楚。梅宗节回忆说，阿龙的父亲是从管阳镇的天竹村入赘点头柏柳村的，原来姓啥，谁也不知道；不过，阿龙当时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在柏柳村中的辈分很高，村人们都叫他阿龙公；他死于1949年的正月尾、二月初左右。梅宗节还记得，阿龙去世时，他本家的两位族亲从管阳天竹来到柏柳，拿走了他的香火（即神主牌）。许正桃就问梅宗节，阿龙在天竹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亲人。梅宗节说，阿龙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阿六，一个叫红弟，一个出嫁在点头镇的夏姑桥头，一个出嫁在点头镇后坑村的庄姓人家，但都已经去世了。
许正桃无奈，决心亲自到天竹打探，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被他问到了。村里有位年逾古稀的吴阿爱老人，十分热心，他翻出家谱查找，可是找来找去，只有一个名字带龙的，叫做吴成龙。可是，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信息可供验证。谁知道这个吴成龙是不是就是阿龙呢？！许正桃就问，这位吴成龙的香火在哪里？吴阿爱回忆说，吴成龙好像是入赘到点头柏柳了，他死的时候，他的两位族亲赶到柏柳，拿回了香火，可是不知怎的，又将其丢在了半路上的石马岭。许正桃听了，大喜过望，因为这就和之前梅宗节所说的两位族亲拿走阿龙香火的情形对上了，他由此断定：吴成龙就是阿龙，阿龙就是吴成龙。
他还想详细了解下吴成龙的生年，因此，又赶到了黄泰生老先生的家伙总，向黄老询问吴成龙的情况。黄泰生回忆说，吴成龙的年龄与他的授业恩师林秀钤先生相仿，林秀钤生于1913年，吴成龙想来应该在1913年前后。光有个大概当然是不行的了，于是次日，许正桃又赶到了点头镇后坑村庄家。虽说终于找到了吴成龙姐姐的后裔，可是人家不肯把家谱给他看，许正桃只得作罢，回县里向姚仁贵复命。
姚仁贵听了他的汇报，十分满意，就又交给许正桃一个任务。当年，前岐镇王家洋村出了一位木偶大师，叫做李孙溪，和潘国新、吴成龙是同辈人。对于这位李孙溪先生的基本情况，姚仁贵是熟悉的，他生于1906年，卒于1970年。但有一条，李孙溪和吴成龙的情形一样，也是因为没有后代子孙，所以无人照料骸骨。姚仁贵就想让许正桃找到李孙溪的骸骨，与吴成龙合葬一幕。二人同好木偶戏，想来泉下也不会寂寞。
许正桃又踏上了寻找李孙溪骸骨的道路。10月底，他来到了王家洋村，听曾与李老共同生活过的亲人说，李孙溪于1970年8月24日早晨去世，享年六十二岁，骸骨被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八仔李村的堂亲李家人所领回。于是，第二天，他又来到八仔李村，找到了李家的主事人。李孙溪正是此人的三叔。许正桃便将师父的想法告知了他。主事人听了，十分感动，但他们已经妥善安葬了李孙溪，因此只能谢绝姚老先生的好意。许正桃回来告知姚仁贵。姚仁贵听说李老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十分欣慰。
然后，师徒两分头行动，许正桃买墓，姚仁贵择日。墓地就选在了位于桐山镇麻坑里村的八宝山公墓。根据姚仁贵的推算结果，11月17日辰时，正式为吴成龙安碑。姚仁贵本来是要承担全部费用（近5000元）的，但为了体现尊师重道、师传有后，所以就让他的八名学生陈玉生、许正桃、黄学仁、张丹成、肖克赛、张书建、曹祖善和杨祖强，每人象征性地出了100元。碑上书云：“公讳成龙之墓，学生姚仁贵领徒孙陈玉生、许正桃、黄学仁、张丹成、肖克赛、张书建、曹祖善、杨祖强拜，共和乙卯年吉月吉日安葬。”
又过了10日，27日巳时，正式将吴成龙安葬与墓中。下葬当日，福鼎县的许多木偶艺人都自发前来参加仪式。从点头柏柳至桐山公墓，行金车载，横纛花圈，一路鞭炮轰鸣，鼓乐响亮，灯钱开路，幡引仙魂，纸轿请金。姚仁贵因为身体不适，只得缺席了安葬仪式。但他仍旧挂念着，担心年轻人不够细心，安排不周，许正桃就将拍了一张墓地的照片给他看。姚仁贵看后，十分满意，这才安了心。

姚波

1.  为恩师阿龙迁葬
1999年9月28日这天，姚仁贵听说许正桃正带着自己的班子在点头镇演出呢，便专程赶到点头探班。这点头镇也是块儿人杰地灵的宝地，曾经孕育出了一个名闻闽浙边的木偶大师，也就是姚仁贵的授业恩师、人称“点头龙”的阿龙老师。师徒二人相见，自然少不了要好好聊一番，聊着聊着，很自然地就聊到了阿龙。一提到阿龙，许正桃便说起了一桩陈年旧事。
当年，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次跟随姚仁贵到阿龙的故乡——点头镇柏柳村演出，在闲谈中从村人的口中得知，阿龙老师生前未生育子女，所以他死后就埋在了深山里，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此时的许正桃刚刚入了木偶戏的门，一心想在这个行当里闯出些名堂了，扼腕叹息之余，便诚心诚意地对着阿龙的在天之灵许下了一个愿望：若能学就木偶艺术，愿为前辈寻骨归墓。
白云苍狗，岁月浮沉。一转眼，竟然就已经是1999年了。这时的许正桃不仅学成了木偶艺术，而且在姚仁贵的悉心培育下，早已成名多年了。其实，他早就有寻找阿龙老师骸骨、为其改迁好墓的念头了，只是苦于囊中羞涩，所以迟迟未能践履。此时，他见老师说起阿龙，便将事情的原委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姚仁贵，并向姚仁贵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师父能暂借他一些钱，好让他得偿所愿。他还表态说，如果师父能助他圆梦的话，他愿意为阿龙老师扫墓终身。
姚仁贵听了之后，连连感叹，阿龙是他的授业恩师，为恩师改葬本是他这个弟子应该做的，却难得许正桃如此有心。因此，他一口答应，并说一切开销全都由他支付，许正桃只需专心地寻骸骨、买墓地就好了。许正桃听了，高兴得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10月2日，全部演出结束的当天，许正桃即动身前往柏柳村，寻找阿龙的骸骨。阿龙已经故去多年了，且骸骨埋于深山，所以柏柳村中鲜有人知道他的具体埋葬地点。许正桃多方打探，有幸遇到了村中的布袋木偶戏老艺人梅宗节老先生。梅宗节比阿龙年龄小一些，但因是同村，又是同行，故而知道当年阿龙埋骨的大概地点。但即便是如此，许正桃前前后后去山中找了三趟，方才找到了阿龙的骸骨。
骸骨虽然找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迁葬就得要立碑，立碑就得要写姓名和生辰，阿龙究竟姓甚名谁，又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这些竟无人知晓。姚仁贵也只知道别人都叫师父阿龙，但师父的姓名是什么，他并不清楚。梅宗节回忆说，阿龙的父亲是从管阳镇的天竹村入赘点头柏柳村的，原来姓啥，谁也不知道；不过，阿龙当时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在柏柳村中的辈分很高，村人们都叫他阿龙公；他死于1949年的正月尾、二月初左右。梅宗节还记得，阿龙去世时，他本家的两位族亲从管阳天竹来到柏柳，拿走了他的香火（即神主牌）。许正桃就问梅宗节，阿龙在天竹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亲人。梅宗节说，阿龙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阿六，一个叫红弟，一个出嫁在点头镇的夏姑桥头，一个出嫁在点头镇后坑村的庄姓人家，但都已经去世了。
许正桃无奈，决心亲自到天竹打探，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被他问到了。村里有位年逾古稀的吴阿爱老人，十分热心，他翻出家谱查找，可是找来找去，只有一个名字带龙的，叫做吴成龙。可是，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信息可供验证。谁知道这个吴成龙是不是就是阿龙呢？！许正桃就问，这位吴成龙的香火在哪里？吴阿爱回忆说，吴成龙好像是入赘到点头柏柳了，他死的时候，他的两位族亲赶到柏柳，拿回了香火，可是不知怎的，又将其丢在了半路上的石马岭。许正桃听了，大喜过望，因为这就和之前梅宗节所说的两位族亲拿走阿龙香火的情形对上了，他由此断定：吴成龙就是阿龙，阿龙就是吴成龙。
他还想详细了解下吴成龙的生年，因此，又赶到了黄泰生老先生的家伙总，向黄老询问吴成龙的情况。黄泰生回忆说，吴成龙的年龄与他的授业恩师林秀钤先生相仿，林秀钤生于1913年，吴成龙想来应该在1913年前后。光有个大概当然是不行的了，于是次日，许正桃又赶到了点头镇后坑村庄家。虽说终于找到了吴成龙姐姐的后裔，可是人家不肯把家谱给他看，许正桃只得作罢，回县里向姚仁贵复命。
姚仁贵听了他的汇报，十分满意，就又交给许正桃一个任务。当年，前岐镇王家洋村出了一位木偶大师，叫做李孙溪，和潘国新、吴成龙是同辈人。对于这位李孙溪先生的基本情况，姚仁贵是熟悉的，他生于1906年，卒于1970年。但有一条，李孙溪和吴成龙的情形一样，也是因为没有后代子孙，所以无人照料骸骨。姚仁贵就想让许正桃找到李孙溪的骸骨，与吴成龙合葬一幕。二人同好木偶戏，想来泉下也不会寂寞。
许正桃又踏上了寻找李孙溪骸骨的道路。10月底，他来到了王家洋村，听曾与李老共同生活过的亲人说，李孙溪于1970年8月24日早晨去世，享年六十二岁，骸骨被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八仔李村的堂亲李家人所领回。于是，第二天，他又来到八仔李村，找到了李家的主事人。李孙溪正是此人的三叔。许正桃便将师父的想法告知了他。主事人听了，十分感动，但他们已经妥善安葬了李孙溪，因此只能谢绝姚老先生的好意。许正桃回来告知姚仁贵。姚仁贵听说李老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十分欣慰。
然后，师徒两分头行动，许正桃买墓，姚仁贵择日。墓地就选在了位于桐山镇麻坑里村的八宝山公墓。根据姚仁贵的推算结果，11月17日辰时，正式为吴成龙安碑。姚仁贵本来是要承担全部费用（近5000元）的，但为了体现尊师重道、师传有后，所以就让他的八名学生陈玉生、许正桃、黄学仁、张丹成、肖克赛、张书建、曹祖善和杨祖强，每人象征性地出了100元。碑上书云：“公讳成龙之墓，学生姚仁贵领徒孙陈玉生、许正桃、黄学仁、张丹成、肖克赛、张书建、曹祖善、杨祖强拜，共和乙卯年吉月吉日安葬。”
又过了10日，27日巳时，正式将吴成龙安葬与墓中。下葬当日，福鼎县的许多木偶艺人都自发前来参加仪式。从点头柏柳至桐山公墓，行金车载，横纛花圈，一路鞭炮轰鸣，鼓乐响亮，灯钱开路，幡引仙魂，纸轿请金。姚仁贵因为身体不适，只得缺席了安葬仪式。但他仍旧挂念着，担心年轻人不够细心，安排不周，许正桃就将拍了一张墓地的照片给他看。姚仁贵看后，十分满意，这才安了心。

姚波

1.  溘然辞世返蓬莱
姚仁贵病情加重后，姚家人立即就近将他送入了温州最好的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医治。
医生的诊断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肺癌转骨癌，晚期。原来，姚仁贵的肺痨早已加重成肺癌，后又由肺癌转成了骨癌。姚家人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如闻惊雷，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他们对姚仁贵保守了这个秘密，并安排他住进了医院。
住院后，姚仁贵的精神状态便一天不如一天了。亲戚朋友来看他，如果说唱戏以外的东西，他几乎没什么兴趣，蔫头耷脑的提不起精神来，只是听，很少说话。可是，一旦说到了唱戏上，他的精神就来了，不仅马上就能眉开眼笑，而且话匣子也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能讲很多。
二徒弟陈玉生来看他。姚仁贵非常高兴，拉着陈玉生，能聊一下午的戏。傍晚，陈玉生要走了。姚仁贵就说，你留下来陪我一个晚上吧。陈玉生就留下来了。师徒俩又聊了一个晚上的戏。姚仁贵一直说，我那《五凤朝阳刀》可好了，是我最好的作品，可惜啊，没把它演完……
这时，吐血对于姚仁贵来说，已经是常有的事情了。可是，只要不吐了，他就开始念叨唱戏的事儿了，有时情不自禁地还要哼上几句。主治医生这些年来见识了数不清的病人，但从未见过姚仁贵这么豁达的人。他十分惊讶，对姚仁贵说：“哎呀，我真后悔没有早遇到你，如果早就遇到你的话，咱们肯定就成好朋友了！”姚仁贵听了，哈哈大笑。
已经病入膏肓的姚仁贵还是跟平时一样，十分重视自己的仪表。每天，他都要对着镜子，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一身病服，他整理来又整理去，还经常问阿娇：“你看我怎么样？”阿娇都被他气乐了。姚仁贵就说：“也就是你，能跟着我吃得下这些苦。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不行的。”姚仁贵总是念叨着要回家，他想田都元帅了，他想木偶娃娃了，他想床头的京胡了，凡是家里那些跟戏有关的东西，他都想。阿娇就默默地听着他叨叨。
然而，姚仁贵的豁达与执着并没有换来老天爷的怜悯。眼见着年关将近，这天，医生就对姚家兄弟说：“老爷子时日无多了，你们节哀顺变，要有心理准备，后事也可以准备了！”兄弟几个听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们纷纷跪下来，请医生一定要再想想办法，救救父亲的命。可是，医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姚家兄弟商海沉浮，本事一个比一个强，可现在，他们也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这事儿当然得瞒着姚仁贵了。兄弟几个就对父亲说：“要过年了，咱们先出院，过完年再来。”姚仁贵早就想回家了，听了十分开心。2000年2月4日，除夕当日，姚家兄弟将姚仁贵接回了家中。一回到家中，姚仁贵心情大好。他迫不及待地躺到了床上，一眼就看到了床头上挂着的田都元帅人偶，便笑嘻嘻地对祖师爷说：“嘿，祖师爷，我回来了。我看到你很高兴，你看到我也很高兴吧？”众人虽然心中悲痛，但也被他逗得忍不住笑起来。
回到家中的姚仁贵天天都在鼓捣他那些唱戏的物件儿。姚家兄弟心痛不已，却也只能紧锣密鼓地偷偷准备父亲的后事。初五当天，姚仁贵还在说戏。然而，初六早上9点30分，他便停止了呼吸。姚仁贵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安详地闭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0岁。阿娇和孩子们哭成一片……
二徒弟陈玉生回忆说，他这辈子很少做梦，从没有梦到过自己的父母，可是师父去世后，他却梦到了师父。在梦中，师父的脸上挂着笑容，得意洋洋地对他说：“玉生啊，我又编了一出新戏，比《五凤朝阳刀》还要好，在点头镇演出，你一定要来啊！”三徒弟许正桃更是痛苦万分。姚仁贵于他，虽然兄长，其实既是师父，又是父亲。两人感情十分深厚。他说，初六这一天，他一下子失去了三位亲人。
因为姚仁贵是福鼎县头三届政治协商会议的老委员。所以，政府提出，要给他开一个追悼会。但姚家人婉言谢绝了政府的好意，自行安排了追悼会。姚仁贵生前的好友自发前来吊唁，人数有几百人之多。

姚波

第九章    薪火相传
1.  成立姚氏京剧剧社
姚仁贵去世的当口，正是京剧提线木偶戏乃至提线木偶戏走到历史兴亡关头的时刻。他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京剧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在哪里？显然，如果再不积极采取措施，京剧提线木偶戏的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值此京剧提线木偶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姚仁贵的长子姚义炳站了出来。自1988年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商后，他虽然在商海中几度沉浮，但终成大器，事业做得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不过，发起来的姚义炳还是保持着那份对戏剧的热爱，闲暇之余，他还是会回到剧团里，帮着父亲打理打理，时不时也提个线、弹个曲儿什么的。姚仁贵生前也曾多次对几个儿子说，希望将来他们能将提线木偶戏继续传承下去，不要断送了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好东西。
父亲去世后，姚义炳十分悲痛，父亲生前对他们几个的殷切期盼和谆谆教诲时刻萦绕于他的耳畔。身为长子的他觉得，于情于理，自己都应恪守父亲的教诲，接过父亲的衣钵，将提线木偶戏事业发扬光大，这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从2000年开始，他便从生意中抽出相当一部分的时间，专注打理戏班的事务。为了扩大京剧提线木偶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姚义炳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寻访邀请京剧名家，联谊闽浙名票。经过几年时间的铺垫，他不仅成为全国知名的京剧票友，而且还加入了中国管弦乐协会。2008年，姚义炳更是被天津中华剧院授予“全国京剧大活动家”的称号。与此同时，伴随着他的四处活动，京剧提线木偶艺术也在梨园行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大概是从2009年前后，姚义炳就萌生了成立京剧社的想法，并拟将剧社命名为“姚氏京剧剧社”。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的动因有三个：
首先，就是为了纪念乃父姚仁贵。姚仁贵生前，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作。他有个习惯，每当完成一份手稿后，都要在落款上写下“民间木偶艺人姚氏初稿”等字样。如今，他已故去多年。姚义炳认为，怀念老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创造的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其次，是为了缔造一个便于对外交流的平台。姚仁贵在“文革”后成立的木偶戏班其实是一个家庭戏班，虽然在福鼎市文教局备案过，但就本质而言，仍是一个民间私人团体，并不具备公信力。现在，姚义炳要传承父亲的艺术，扩大对外交流，自然需要一个合法的具备公信力的平台。
最后，是为了创造一个能让票友们切磋交流的平台。艺术的生命力不在于独占，而在于共享。京剧艺术的弘扬，有赖于广大票友的热情参与。为了弘扬国粹艺术和传统文化，姚义炳就想给闽浙边的京剧票友们创造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在切磋中，促进京剧艺术的弘扬。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兄弟姐妹们的全力支持。为了成立姚氏京剧剧社，姚氏兄弟做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投资。经过一年多的多方筹备，到了2011年下半年，剧社成立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2011年12月6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以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峻先生，福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梅女士，福鼎市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曹清福先生，福鼎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姚双霞女士，福鼎市政协原主席李宗林先生，福鼎市文体局局长张祖强先生，福鼎市工商局副局长李文智先生以及福鼎市文联副主席郑青青女士为代表的省、市各级领导和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裘派”花脸康万生先生，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一届梅花奖得主、“杨派”领军人物张克先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CCTV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金奖得主、“荀派”传人唐禾香女士，湖北省武汉市京剧团一级琴师丁道寿先生以及江苏省南京市京剧团一级琴师谢文华先生为代表的京剧届专业人士，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京剧票友，齐集位于福鼎市桐城镇天湖社区御景园小区11幢1层的姚氏京剧剧社社址，共襄姚氏京剧剧社成立之盛举。
福鼎市文体局局长张祖强宣读了该局于9月21日核发的批文：“为弘扬京剧国粹，丰富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确保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高演艺水平，更好地发挥社会团体在京剧传承保护中生力军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成立福鼎市姚氏京剧剧社，从事京剧表演服务。法人代表姚义炳。地址福鼎市桐城镇天湖社区御景园小区11幢1层。”
随后，姚义炳从福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梅的手中接过了名牌和印章，标志着福鼎市姚氏京剧剧社从这一刻起正式成立了。在致辞中，姚义炳感怀万千，他饱含深情地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票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光临本社，参与福鼎市姚氏京剧社的成立仪式。在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下，福鼎市姚氏京剧剧社于今天正式成立了。首先，我谨代表姚氏京剧剧社全体成员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福鼎提线木偶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宝贵财富，经过闽浙两地文化交流的筛选，历经六百年传承发展，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社会生活气息和文化传承特色。福鼎提线木偶戏的唱腔有京腔、闽调、畲歌，说白有汉语、畲语、闽南话、浙南腔，因而，对‘闽南文化学’、‘闽南方言学’与‘宋元南戏[1]学’等多个学科，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先父姚仁贵毕生致力于弘扬提线木偶艺术，德艺双馨，在闽浙边地区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很强的影响力。他擅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快板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劝诫人们远离毒品、赌博，告诫人们学习上进、孝敬父母等等，对于宣传社区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今天，我们成立姚氏京剧剧社，不仅是为了弘扬先父姚仁贵的艺术，也是为了弘扬京剧国粹艺术和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福鼎文化事业的发展。希望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我们。最后，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他的发言引发了与会领导和各界朋友们的一致共鸣。
最后，福鼎市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曹清福代表与会各级领导上台发言。他说：“各位票友，大家好！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里，我们迎来了福鼎市姚氏京剧剧社成立的大喜日子。这是我市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对剧社的成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艺术的瑰宝，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使其日臻完美，成为博大精深的全国戏曲之冠，被誉为“国剧”，深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福鼎，京剧也有着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姚仁贵先生为代表的姚氏提线木偶戏在闽浙边界群众中更是具有较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的一些优秀剧目，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其中的重大意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要发展，需要全社会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只有全社会方方面面形成了合力，才能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姚氏兄弟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服务京剧票友为己任，成立了姚氏京剧剧社，为活跃福鼎群众文化生活、推动福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也希望，剧团全体成员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更多格调高雅、富有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积极发挥京剧社这个平台的作用，传播京剧知识，弘扬国粹文化，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同时，不断壮大剧社的实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广交朋友，加强交流，为建设福鼎、宣传福鼎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姚氏京剧剧社越办越好！”会场上，掌声如潮。姚义炳双手拍得生疼，眼睛里有晶亮的东西在闪烁着。
屋外，刻有“福鼎市姚氏京剧剧社”九个大字的鎏金名牌已经挂了起来。温暖的阳光柔和地洒在上面，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这一年，刚好是姚仁贵去世十一周年。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即12～14世纪200年间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有多种异名，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间亦称为传奇，就其音乐──南曲来说，则是一种重要的汉族戏曲声腔系统。为其后的许多声腔剧种，如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为明清以来多种地方戏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姚波

1.  获评非遗和传承人
在成立姚氏京剧剧社的同时，姚义炳也在积极谋划着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让姚氏提线木偶戏入选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就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也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国国民而言，似乎还是一个刚出现不久的新词儿，但在国际上，其实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相关的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各项计划，并通过了一些相关的文件。
1972年11月，联合国在教科文组织内，建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16日，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之后，部分会员国又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订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各个方面的国际标准文件。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这个国际标准文件要求各会员国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对那些易受全球化影响的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维护、传播、保护和宣传，并向人们指出，有大量属于文化特性和少数当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急需告诫有关当局及这些遗产的拥有者，使他们知道这些遗产的重要价值，并知道怎样去保护它。
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宣布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又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代表作的评选工作从2001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一次一国只限申报一项，但鼓励多国在不占名额的前提下联合申报。
2001年，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布，共计19项，我国的昆曲入选。
2003年，第二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布，共计28项，我国的古琴艺术入选。
与此同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这一年的9月29日至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届会议在巴黎举行。10月17日，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一项关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重要的国际公约，也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公约》的宗旨如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公约》规定，在满30个国家申请加入《公约》后，《公约》才能生效。2006年1月20日，罗马尼亚成为第30个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4款之规定，《公约》于3个月后生效。6月29日，与会的45个缔约国经投票选举产生了由18个国家组成的首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公布了第三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共计43项，我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入选。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历经多年的酝酿，我国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工作。国务院在国发【2005】第42号文件《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此外，还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提出四项措施，包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国发【2006】第18号文件《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通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正式批准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共有518项。姚仁贵钟爱一生的京剧与木偶戏都被批准列入了这份目录，两者皆位于第四大项传统戏剧类，京剧序号172，编号Ⅳ—28，木偶戏序号236，编号Ⅳ—92。木偶戏共有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辽西木偶戏、邵阳布袋戏、高州木偶戏、潮州铁枝木偶戏[1]、临高人偶戏、川北大木偶戏、石阡木偶戏、合阳提线木偶戏、泰顺药发木偶戏12个子类。其中，3项在福建（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1项在辽宁（辽西木偶戏），1项在湖南（邵阳布袋戏），2项在广东（高州木偶戏、潮州铁枝木偶戏），1项在海南（临高人偶戏），1项在四川（川北大木偶戏），1项在贵州（石阡木偶戏），1项在陕西（合阳提线木偶戏），1项在浙江（泰顺药发木偶戏）。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后，遂在全国各省、市、县内，掀起了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但很可惜，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生事物”尚未引起姚义炳足够的重视。因此，当2008年前后，福鼎市评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京剧提线木偶戏很遗憾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之交臂。等到姚义炳终于意识到获评非遗的意义时，福鼎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已于2008年8月公布，只能等待下批评选了。
第二年5月，福鼎提线木偶戏被正式列入第三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年9月30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联酋审议举行。这次会议破天荒打破一国一次只能入选一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共宣布了76项的名单。中国共有中国端午节、中国书法、篆刻、中国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妈祖信俗以及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22项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居世界首位。
继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后，2010年11月16日，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五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计51项。我国共有5个项目入选，其中之一，就是京剧，位列第28项。
不久后，福鼎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选工作展开。这次，姚义炳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进行了极为精心的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7月，喜讯传来：姚氏提线木偶戏被正式列入第二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鼎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公告。福鼎市文化体育局为姚义炳颁发了证书和牌匾。2013年6月13日上午，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会暨非遗项目授牌仪式在福鼎市文体新局举行。此次颁发项目牌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4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以及15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20项，涉及传统戏剧、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竞技与体育、民间美术、民俗等8大类。姚氏提线木偶戏与白琳新民提线木偶戏、贯岭新华提线木偶戏均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三者合成的一个大项——福鼎提线木偶戏是4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之一。这次培训会还就进一步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传承与保护工作作了部署，尤其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认定、管理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讲解，明确了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和义务，鼓励和支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8月29日，福鼎市人民政府在鼎政综【2013】第227号文件《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中，通告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龙安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号）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闽文社〔2010〕18号）的相关规定，经研究，现将第一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33人，予以公布。”
根据《通知》，姚义炳被确认为第一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姚氏提线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
至此，姚仁贵一手开创的京剧提线木偶戏不仅顺利地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他的儿子姚义炳也成了代表性传承人。这门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从此将得到政府的保障与扶植，不用再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了。
姚仁贵泉下有知，想来甚是欣慰吧！

[1] 潮州铁枝木偶俗称纸影戏，是广东省潮州地区的汉族传统戏剧，属于杖头木偶的一种，体形较小，其主要特点是这种木偶靠三根铁枝操纵表演，主竿置于偶人背部中间，侧竿分置于左右两臂，由艺人在幕后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