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姚波

中国上古期（前期）之文化形态



陈安仁



此节论中国上古期之文化形态，是指尧舜及尧舜以前之文化形态而说。先论及尧舜以前之文化形态。

尧舜以前的历史，是渺茫难以稽考的；所以尧舜以前的文化，也是渺茫难以稽考的。但是无论如何渺茫，总要考究一下。中国史的上古期，经过多少年代，这是值得探讨的，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春秋纬》说：“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仡。袁王《纲鉴合编》，回提纪作因提纪。）”这里所说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如指地球的开辟，年岁或可相当；如指中国历史的开辟，当然是很不正确的年代。又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一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这里所说的天皇、地皇、人皇各兄弟，经历如此长远的年岁，当然是属于神话。徐整《三五历》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里所说的九变，如指地球发生时的变化，是可以的，如指中国历史开创之君，是属于虚伪的。盘古之说，起自杂书，不足为信史，后人以为天地间的现象，必有所自来，遂以创造之全功，归之盘古，使诚如《五运历年纪》之所论，则凡天地间之风云雷电，日星雨泽，推而至于四极五岳江河田土之区，草木金石珠玉之微，无不自盘古一人之所化，可见造词之诡异。盘为大之借训，盘古可说是大古，未必有是人，即有是人，未必有此神化之创造功能。三皇之说，亦与盘古论同一游谈，旧说相传，盘古之后，即为三皇。（甲）天皇。项峻《始学篇》说：“天地立，有天皇十二头，号曰天灵。”《洞冥记》说：“古人质以头为数，犹今鸟兽以头计也。”《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乙）地皇。项峻《始学篇》说：“地皇十二头，治万八千岁。”《遁甲开山图》说：“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丙）人皇。《春秋命历序》说：“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遁甲开山图》说：“人皇起于形马。”昆仑山为亚洲大山脉之一，起自帕米尔东境之葱岭，沿西藏新疆之境，东走入内地。这种神话所述天皇氏的来源，亦恍惚为汉族西来说之一证。谷永说：“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师古说：“三谓三皇，五谓五帝。”则三皇五帝之说，起自晚周，汉师古已言之。秦博士有说：“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武帝时人有上书说：“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天一、地一、泰一。”可知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世或据春秋后语，欲易泰皇为人皇，而不知泰皇之说，出自泰一，人皇之名，又出自泰皇。双湖胡氏说：“三皇之号，昉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指其名。其次，则见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议，秦去古未远，意三皇之称，此或庶几焉。汉孔安国《书序》，乃始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盖孔子于《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皇帝之称，《吕氏·月令》虽不可为据，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尝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易大传》，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不信传而信经，其论始定，然三皇之号，不可泯也。则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无所稽，意混茫初开，先有天而后有地，既有天地而人生焉。《皇极经世书》于元经会所谓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始为开物之初，意三皇之说，由此而称，所谓三坟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后，述上古之事而有定书；大抵鸿荒辽远，不可得详，况夫子于《书》首唐虞，于《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尝道，阙之可也。”鸿荒辽远，不可得而详知，而三皇之说，亦言人人殊。三皇之后，有有巢氏。项峻《始学篇》说：“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韩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不胜禽兽蛇虺，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人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有巢氏之后，有燧人氏。《古史考》说：“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礼》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燧人氏之后，有庖牺氏。《易·下系》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礼纬·含文嘉》说：“伏者别也，牺者献也法也；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之以鸟兽文章，地应之以龟书，伏羲乃则象相易卦。”庖牺氏之后，有女娲氏，《帝王世纪》说：“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结溔而不息，猛兽食精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庖牺氏之后，有神农氏。《易·下系》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礼纬·含文嘉》说：“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其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以上有巢氏、燧人氏、太昊庖牺氏、女娲氏、炎帝神农氏，在上古前期的文化，都是占一重要的位置。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3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姚波

黄帝时代的文化（节选）



陈安仁



中国古史神农氏之后有黄帝；黄帝时代，为中国文化的开展时期。《史记》说：“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诸侯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鸡头山；南至江，登熊湘，北极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春秋内事》说：“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管子·五行篇》说：“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苍龙而辨乎东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黄帝得六相，天下治。”又说：“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通典》说：“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货，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淮南子》说：“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理日月星辰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得掩弱，众不得暴寡，人民保命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侵隈，道不拾遗，市不豫价，城郭不关，邑无盗贼，商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道路，而无忿争之心。”《纲鉴汇纂》说：“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号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是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于是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榆罔，侵陵诸侯，诸侯益叛之，轩辕修德治兵，艺五谷，抚万民，度四方，与炎帝榆罔，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胜之，又擒杀蚩尤于涿鹿（轩辕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露，军士昏迷，轩辕为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于中冀），于是诸侯咸归轩辕氏，代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黄帝既为天子，于是始立制度，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其土地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熏鬻，合符（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釜山在保定府安肃县）于釜山，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帅兵为营卫。以云纪官，有土德之瑞。……帝受河图，见日月晨之象，于是始有星官之书。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盖天（浑天仪），以象周天之形，综六术以定气运（六术谓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蓲占星气，伶伦造律，隶首作算数，大挠作甲子）……命荣猨铸十二钟，协月筩，以和五官，立天时，正人位焉。命大容作咸池之乐，命车区占星气，容成兼而总之。帝作冕，垂旒充纩，为玄衣黄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观翚翟（翚飞举貌，翟雉名）草木之华，乃染五色为文章，以表贵贱，于是衮冕衣裳之制兴。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命共鼓、化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携龙角，作大辂以行四方。由是车制备，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矣。帝作宫室之制，遂作合宫（即周明堂），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范金为货，制金刀，立五币，设九棘之利，为轻重之法，以制国用而货币行矣。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宄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于是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命匠营国邑，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以和。遂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著而数详。”由上所引述，我们就知道黄帝的时代，是中国上古文化开展的时代；在那时代最重要的创作，就是武备、天文、音乐、衣服、陶业、舟车、宫室、货币、医术、养蚕、政治组织、田亩制度等，这是在中国文化演进史上值得注重的。

当黄帝时代，植基中土，频频战争，据史书所载，与战者有炎帝、榆罔、蚩尤。黄帝是少典之后，与神农（炎帝）为同族，何致互相战争？故有以《史记》本文之称炎帝为称蚩尤者。清代梁玉绳引《周书·尝麦解》，蚩尤攻逐赤帝于涿鹿，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黄帝战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则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称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碻证。始缘炎帝世衰诸侯不享，轩辕征之而来宾，为炎帝征也；既因蚩尤谋逆，炎帝蒙尘，轩辕征师以诛之，为炎帝诛也。纪中两炎帝，俱蚩尤之误。《路史·后纪》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自立，僭号炎帝。”当是因此之误。有人说：“蚩尤为九黎之君，黎即苗也。”黄帝率领汉族植基中土，同异民族的苗相战争，苗族最大的首领是蚩尤，他是一个苗族的英雄，有猛将夸父创制刀、戟、大弩、惊人的武器，先与神农分占江山，成立汉苗对峙的新局势。神农死后，蚩尤率领部族叛乱，出洋水，登九淖，伐神农后裔于空桑，神农的后裔，遂避居涿鹿。当时神农的都城，在鲁的曲阜，而空桑之地亦在鲁，蚩尤率其强悍的苗族，压迫汉族，北逾黄河，其时黄帝挺身而出，广征诸侯，大破蚩尤，黄帝与蚩尤大战，先后三回，第一次在阪泉，第二次在涿鹿，第三次在中冀，最后胜利，乃在中冀；这一次战役，是以应龙为元帅，居然把穷凶极恶的蚩尤杀死，而且把他的大将夸父斩了；后人因追崇这位将军——应龙——的功业，就把他当作神龙看待，传为神话。我们知道黄帝统军与苗族的蚩尤搏战，把苗族之势力消灭，而使汉族在黄河两岸的地方安居，民族疆界，为之扩展；社会基础，因之确立。凡民族已成为安定生活组织之后，必在特定之区域中，以完成其政治之组织和制度，黄帝画野分州，是中国社会之最初组织，社会有了组织，而文化乃可逐渐发展。《大戴礼·五帝德篇》说：“黄帝抚万民，度四方，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人民畏其神百年，亡而人民用其教百年。”这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了。

黄帝完成中国社会最初之组织和政治制度之雏形，是否需要法律而统治呢？在古代的社会里，人民有公约而无苛刑，《淮南子》说：“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赏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又说：“伏羲女娲，不设法度。”《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从上引证来看，黄帝以前是没有法制的，依《商君书》所说，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在黄帝之世，则“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所谓内行刀锯，即是以刑罚约束其民，因为政治的组织完成了以后，刑罚是不能少的。

有人说：黄帝时代和黄帝以前的时代，是图腾（Totem）的社会，所以他的文化，也是图腾社会的文化。黄帝的诞生，据说是由附宝感大电，大电能生子，似乎也有图腾的意思在里面；再考传说，黄帝所诞育的苗裔，则更给我们图腾的写照。《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又《大荒北经》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南海。”所谓白马、鲧、苗龙、白犬、禺、禺京，这一串名词，很像一幅动物图。在中国的古代，氏族的名称，亦几于全部采取动或无生物的名称，据传说的纪载：黄帝之族有氏（《国语》），神农氏即神龙氏（《帝王世纪》农母有神龙首感而生神农），黄帝少典之族有熊氏（谯周《古史考》），和有熊氏敌对的为蚩尤氏（《史记》），舜之先族穷蝉氏、牛氏（《本纪》），尧之族有骀氏（《帝王纪》、《左传》说邰作骀），后稷之族有骀氏（《诗·大雅》），契之族有峨氏（《帝王纪》），我们知道黄帝时代，假定是图腾社会的时代，能否有如传说中所创造武备、天文、音乐、衣服、舟车、宫室、货币、医术、养蚕、政治组织、田亩制度等的文化呢？这是无从证明的。《史记·五帝本纪》说及黄帝：“生而神异，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像这样特具的神姿，而又能广辟疆土，奠定中国，是有为的大人物；他创造如传说中之种种文化，是有可能的。

黄帝之后，有少昊金天氏。《纲鉴汇纂》说：“少昊金天氏名挚，姓已，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穷桑地名，在兖州府鲁城址），国于青阴，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鲁邑。）《帝王世纪》说：“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元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帝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又据《河图握矩记》所载，少昊的诞生，由于女节感大星，《春秋元命苞》及《宋书·符瑞志》所记略同。《拾遗记》则将皇蛾与白帝子，构成一妖艳动人的故事，不问而知，是附会而成。《拾遗记》所说穷桑，就是西海之滨的孤桑，固然是荒唐，但少昊亦名穷桑，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考穷桑两字，与古史里很多的人物发生关系。《路史·循蜚纪》有空桑氏，空穷音义相近，空桑即穷桑。《归藏》说：“蚩尤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路史·共工氏传》谓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路史·禅通纪》又称：“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黄帝前之轩辕）是穷桑之名，来历甚远。就故事起源处推测，空桑或穷桑，初时谅是族名。盖中国蚕事，在古代很早发生，未有蚕事之先，必有美茂之桑林，遍于境域，必以桑为图腾。古代既有以桑为图腾的氏族，则少昊之名为穷桑，似与此不无关系。少昊对于文化之创作，是很少的。史称：“帝之御世也，诸福之物毕至，爰书鸾凤，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据元结《补乐歌序》说及：“九渊少昊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少昊之德，渊然深远。”然少昊为德不卒，诸侯作乐，天下之人，相惧以神，相惑以怪，家为巫史，民渎于礼，荐祸叠至，他死后，兄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王世纪》说：“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国春秋》作景），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氏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之嫡，以劣降居若水为诸侯；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以水事纪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民神不杂，万物有序。”据《淮南子》说：“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祓之于四达之衢。”（拂除其不祥之意。）斯言如确，则中国男权的伸展，是在颛顼的时代了。《纲鉴汇纂》说：“帝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今顺天府），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甘肃张掖居延县），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十一，葬濮阳（今河南滑县东北），少昊之孙帝喾立。”颛顼之后，有帝喾高辛氏。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极。年十五，佐颛顼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水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号高辛氏。即位之后，命咸黑典乐，为声歌，命曰九韶之乐。《大戴礼》说：“宰我曰，请问帝喾，孔子曰：元嚣之孙，极之子，曰高辛氏，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送迎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涘涘，其动也时，其服也土，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斧绋衣，执中而获天下。”帝喾在位七十年崩，年一百五岁，葬顿丘（在直隶大名府清丰县），子挚嗣立，荒淫无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诸侯废之，而尊尧为天子。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3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姚波

尧舜时代的文化（节选）



陈安仁



中国上古前期的文化，至尧舜之世，可说是一个阶段。在这时代，有许多的历史事实，是属于神话传说，很难得到正确的信据。在这时代，黄帝是首出的伟大人物，他所创造的文化，为当时各帝所不及。总结这时代可注意之点，即（一）治术上之进化，（二）生产上之进化，（三）乐制上之进化，（四）历法上之进化，（五）地域区画上之进化。（高阳之世，有九州之建，如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分地而治，包有全国。）到尧舜时，中国古代文化，乃更进于开展的时期。《资治通鉴外纪》说：“帝尧，帝喾之子，年十五，长十尺，佐兄挚受封唐侯，姓伊祁，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尚白，荐玉以白缯。茅茨不翦，朴桷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铏，金银珠玉不饰，锦绣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役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不以私曲之故，害耕稼之时；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贞平絜爱民者厚其禄；民有孝慈力耕桑者，遣使表其闾；正法度，禁诈伪，存养孤寡，赈亡祸之家，自奉甚薄，赋役甚寡，巡狩行教，周流五岳，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则曰我饥之也；一人寒，则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单均刑法以仪民。”《帝王世纪》说：“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或从母姓伊祁氏，年十五而佐帝挚，授封于唐为诸侯，身长十尺，常梦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寿、许由为师。命伯夔访山川溪谷之音，作乐六章，天下大和，百姓无事。”《论语》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大戴礼》说：“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高而不骄，贵而不豫。”《庄子》说：“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人欣欣焉，人乐其性。”《淮南子》说：“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从上所引证来看，可以知道尧的时代，是上古政治安定的时代。

在尧的时代虽然政治很安定，但遭遇着一次的大水灾。《吴越春秋》说：“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民山居，随地造区。”又说：“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孟子》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史记·夏本纪》说：“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在如此的大水灾中，尧举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禹疏九河。以少数人之力量而治很大的洪水，这是不可能之事。据《史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可见实际作治水工作的，还是诸侯百姓，换句说：就是散居岳滨的各氏族（百姓）全体人员，及各氏族的世袭酋长普通酋长（诸侯）。有人说：尧时代的大水灾，或以冰河融解以后的长时间，大量的水还汇积在大陆内，未曾流出，又因大量的雨水或上游高地水源的增加，致成为一次最大的水灾。但是我们要知道地球的冰河时代，及其次数，大概可分为四期：第一次距今约五十万年，在这次冰河时代，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第二次距今约四十万年前。第三次距今约十七万年前。第四次距今约五万年前。尧帝距今不过四千二百九十二年左右，冰河的融解，断不至融解而迁延许久的年代。且冰河融解时，人类只有避居别处没有水患的地方，说不到治水的方法。尧舜时代第一重要的政治问题，便是禅让。《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妫汭水名，在山西永济县南六十里），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汝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河南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尧举舜，咨询于四岳，四岳是什么人，就是当时部落之长。古代部落其酋长多居山林（《尚书》亦有四岳之名），这个四岳，是与尧共同统治各部落的，而尧为当时各部落首领中之长，即是四岳共同推戴之长，尧之推位让贤，自然先征求他们的意思，所以说：“汝能庸命，践朕位。”等到他们不允意，然后征求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据清朝宋凤祥所考究，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次分做八伯，四个是欢兜、共工、放齐、鲧，今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说：“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四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欢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四岳是共几起人？他们所主持的是何种职务？我们无从考究。据《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韩非子》之说，是尧之传位于舜，当时未得四岳之同意的。

舜是黄帝八代孙，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牛，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记》说：“虞舜名重华，冀州人也，作什器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就时于负夏（负夏卫地），舜父顽，母嚚，弟傲，皆欲杀，不可得，即求在侧。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尧乃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与牛羊。舜举八凯，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皋陶为大理，民服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开辟；弃主农，则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和亲；龙主宾客，远人至；兴九韶之乐，凤凰来翔；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而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今道州宁远县），葬于九疑（九疑亦名苍梧山），是为零陵。”《纲鉴汇纂》说：“帝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立诽谤之木，恭己无为，弹弦之琴……舜以乐教天下，重黎举夔，舜以为乐正，命延益八弦，为二十五弦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论语》说：“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而天下治。”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论语》所谓舜无为而治，都不是实际的话，证以孟子之说，则知舜曾与各部落的酋长（诸侯）发生很大的争斗，又和苗族发生很剧烈的战争。苗为远古之一强族，黄帝所戮之蚩尤，即为彼中酋长，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黎即是苗族，颛顼起而诛之；高辛之衰，九黎再乱，尧复起而诛之，于是有丹水之役；尧既命舜摄位，苗族之在中国南方者，度必有兴师之事，古史说窜三苗于三危（山名，甘肃燉煌县南），三危在当日为西裔最远之地，若非苗之好乱，必不令徙至此地。舜代对付苗民，列为四凶之一，则其行动，必仍犹曩昔之不服中夏，及舜既命禹摄位，而苗民之在中国者，故态复萌，所以又有“有苗勿率，命禹徂征”之事。苗族古称黎，汉以后称俚，亦作里，其地居正南，故古书多称为蛮，今所谓苗，即蛮字之转音，此族当五帝时曾据今长江中流洞庭、彭蠡之间，后为汉族所破；周时江域之地入楚，此族退居湖南；自汉以后沿洞庭流域西南退。这两大民族在上古时代的互相争斗，文化必有所模仿，如苗族的刑法、兵器、甲胄、宗教等，汉族有多少的因袭。以上将上古期文化的溯源，和上古前期的文化形态，略为叙述。《列子·杨朱篇》有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皇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我们考证上古的历史，和上古的文化历程，因为证据的稀少，文字记载之缺乏，其所知，亦亿不得一也。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3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姚波

夏代之文化形态



陈安仁



近人谓中国之进化，始于禹，禹以前，皆宗教所托言，此虽未可据为定论，然中国上古文化至禹而发展加速，此是事实，兹将夏代之文化概述如下，以资参证。

（一）农业中国农业之开始，是于神农时代，《新语》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生，乃求可食之物……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中国农业，虽是开始于神农，而中国农业社会的安定，则是托始于夏禹。摧毁农业社会之基础是水患，而中国上古时代的水患，是夏禹所平治，水患平治，而后农业社会才能安定。上古的水患，不是始于禹，《尧典》上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可知在尧时已有水患。案女娲氏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溔而不息，于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积炉灰以止淫水。”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江淮流通，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似洪水之患，实起尧以前，不过至尧之时，始着平治水患，初命鲧治水，没有功绩，继命鲧的儿子禹治水。《淮南子》说：“尧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疏河而导九支，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又说：“禹沐淫雨，栉疾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霜；百姓亲附，政令流行。”《庄子》说：“昔者禹堙洪水，亲自操橐耜而涤天下之川，股无跋，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的治水，非他个人的功劳，而是赖群众的协助。《史记》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一件大事，就是五帝时代的末期，有一场洪水之灾，幸大禹出来，把它治平，禹时的洪水古书上没有叙明来历，就地理上揣测起来，大概是黄河的水患：第一，是黄河流域，系我们汉族的先民繁殖的地方，当时灾情的重大和普遍，一定是受黄河泛滥的影响。第二，黄河从古以来常有水灾发生，在大禹的时代，预料亦有洪水。禹见了黄河的水患，便决定先行整理黄河的水道，从黄河上游积石山地方整理起，一路疏通，把龙门、吕梁（在现今山西省离石县地方）和砥柱（在现今山西省垣曲县南）三处阻塞水道的山石，设法凿开，把下流分成九条水道，通入渤海与黄河中。水患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农耕才有着手的地方；《禹贡》内有禹“开九州通九道”之事，所谓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既定，而农业才有用力的基础。《尚书·大禹谟》记禹语舜说：“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惟和。”善政在于养民，而养民最要者惟谷，谷之产生在于农。中国自神农以后，即以耕稼立国，惟上古之时，农术未精，地力易竭，故有畼耕制度（场畼古通，谷田不耕则废为场，休田作牧），游牧与耕稼并行。至新田力竭，复辟旧田，而休田之制易为田，即爰土易居之义。夏代之田分三等：不易者为上田，一易者为中田，再易者为下田。夏代授田制，是沿用井田之法，其详不可得考；农业初启之时，土地是归于部落所公有，而个人固各有分地，然各有分地至何种程度，则又不可详考。《通考》卷一言黄帝之时已有井田：“黄帝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其中：（一）不泄地气，（二）无费一家，（三）同风俗，（四）齐巧拙，（五）通财货，（六）存亡更守，（七）出入相同，（八）嫁娶相媒，（九）有无相贷，（十）疾病相救。”《玉海》引《李卫公问对》，亦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此言井田之起于黄帝，然黄帝以后，此井田制度，未见称述。《史记》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而《韩非子·难一篇》则说：“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所谓“侵畔”“让畔”，是没有一定的制度，故言井田之导源于黄帝，乃托古以见重，非真有其事。宋儒王应麟有说：“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井田制度，虽然是始自夏代，然亦代有变更，《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以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朱子因而注之说：“夏时一夫授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划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顾亭林对于夏殷之制怀疑起来，他说：“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划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顾亭林所谓“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然使周辟地日多，井田地亩之加多，亦有可能的。古代井田口分之制，究为几多呢？据《孟子》于《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韩诗外传》卷四说：“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为井，共田九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汉书》卷二十四上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家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古代力役生产，在于井田，在此田制中，诚有如班固在《汉书》所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有人说：古代是没有井田的制度，井田制度，是一个理想，但是古代农业开始以后，在私有田土未发生以前，必有一种土地制度，在共同劳力的耕种之下，井田制度之发生，是有可能的。顾炎武《日知录》说：“古来田赋之制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绩而已。《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总之，自夏禹以后，中国土地制度，是日渐详密的。

（二）税制唐虞之时，中央之财政与地方之财政，亦截然划分，冀州甸服，有赋无贡。禹平水土，制为贡赋：“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惟中下，厥贡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徐州：厥土赤埴坟，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织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则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筿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楛，三邦底贡厥名，包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墟，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金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至王城的外面：“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较赋税之中，不论丰歉，计五亩所入者以为贡，《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朱子《集注》所谓：“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夏代税制，大概如上述。

（三）币制《管子》说：“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通考·钱币考》说：“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可知夏代已有钱币之制。钱文古作泉，帛币之兴，有谓始于黄帝，有谓始于伏羲神农之世。《易·系辞》说：“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文》：“货财也，从贝，化声。”《广韵》引《化清经》：“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古时贸易之物，或以贝代泉，及后用以代泉者，不止一贝，因而有变化，故定名为货。《汉书·食货志》说：“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通志》说：“自太昊以来有钱，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黄帝）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所谓钱，所谓货，所谓泉，是当时交易的媒介物，而简单的商业已兴起。《管子》称“禹以历山之金铸币”，禹之时，已开始用金为交易之媒介物。叶水心于《策学备纂》说：“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皆用黄金。”《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农业既兴之后，必继之于商业之开始也。

（四）官制夏仍古制，沿用封建。夏代封建之制，爵分三等：公侯为一等，伯为一等，子男为一等（据《春秋繁露》及郑玄说）。封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每州之中，方百里之国二百，七十里之国四百，五十里之国八百，计一千二百国，合八州计之，共九千六百国，而畿内四百国，皆为子男，故夏称万国。唐虞以上，世有五官之建，即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唐虞之世，所设各官，有百揆，总理庶政；四岳，统治诸侯；司空，典治水土；后稷，典司农事；司徒，典司教化；士，典司兵刑；共工，典司百工；虞，典司山泽；秩宗，典司祭祀；典乐，典司乐教；纳言，出纳帝命；州牧分治诸侯。官制渐为完备。上古官制，以五官为最明，有人以为自周以前皆为五官；六官之制，是自周代始。然《尚书·甘誓》有“乃召六卿”之文，《史记·夏本纪》亦有“乃召六卿”之句。《通考·职官考》复说：“虞为六官，以主天地四时，夏制六卿（六卿即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按即《周礼》之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其官名次，犹承虞制。”考《礼记·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石梁王氏注：“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可知唐虞设官不及夏时之多。至夏代地方制，还为九州：如济河惟兖州（今直隶东南山东西北），海岱惟青州（今山东东部以东），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山东南境及江苏北境及安徽东北一隅），淮海惟扬州（今江苏南境、浙江西北部、安徽全部），荆及衡阳惟荆州（今湖北南境、湖南北境），荆河惟豫州（今湖北北境、河南南境），华阳黑水惟梁州（今甘肃东南、陕西南境及四川），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嘉峪关外）。这地方制，是据《禹贡》所称述，而地方官吏为何，则未有说及。

（五）兵制古代兵制之起，始自黄帝。其时以师兵分内外为营卫：立外卫二十八以包中卫，立中卫二十以包外营，立外营十二以包内营，立内营四以应外卫，攻守居行，一循是法。唐虞之世，关于军事上之设施，未闻其事。夏代兵制，其详不可得考，惟兵出于农，计田赋以出兵车。章鸿钊《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说：“《越绝书》谓禹以铜为兵，固不必禹始为之，特至禹而愈盛耳。《左传》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五材谓金、木、水、火、土，是似有兵以来，即用金矣，故金有兵之义。”兵车是一种车战的组织，而车战所用之兵器，必是以铜质做成的。又《尚书·甘誓》载夏启有扈之征，有“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之文，孔安国释六卿为六军之将，而夏代设六军以为兵制的组织，可以无疑。《尚书大传》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月令正义》说：“书传三公领三卿，此夏制也。”三公之司马公，是掌军旅之事，夏代之军权，是统于司马公的。

（六）法制刑法之始，论者以唐虞为断，或谓唐虞以上无肉刑，而仅有象刑，象刑是画其象以治罪，于本人无伤。《白虎通》说：“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膑者以衣蒙其膑，象而画之，犯宫者腓，犯大辟者布衣无领。”画象治罪刑属至轻，《书》舜命皋陶作士，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说，刑之于象，而其宥之乃至于流，视象刑为更重，无当于理；象以典刑，即法用常刑之谓。五刑之目，始于唐虞，五刑为墨、劓、剕、宫、大辟，皆属肉刑。《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即宫）、鲸。”是肉刑为苗民所创。夏时承虞制，沿用五刑，《大禹谟》说：“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至公布于人民之法律则有禹刑，《左传》晋叔向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竹书纪年》说：“帝芬（即帝槐）作圜土。”为夏有牢狱之征。《甘誓》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为夏有孥戮之征。《书序》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为夏有赎刑之征。（吕侯为天子司寇，命穆王训刑以诰四方。）《唐律疏义》引《尚书大传》说：“夏刑三千条。”《隋志》亦说：“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周礼·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以上均说及夏刑有三千条。我们再看《夏书·五子之歌》，不但有治民之刑，且有正民之法，《五子之歌》说：“明明我祖（禹），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违背此典则者，必致覆宗绝祀，其重视国家的法律可知了。

（七）宗教中国是多神教的国家，当上古时民智未开，看见日月星辰，附丽于天者如此之光明；山川河海风雨雷霆，展布于地者如此之变化；遂以为天地之间，必有许多的神明主持之。古代圣人遂利用之，以为神道设教，使人民不敢为恶；君后亦利用之，以提高地位，使人民尊敬畏服。如神农之生，其母有神龙之感；黄帝之生，其母感电光绕斗之祥而有孕；少昊之生，其母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有娠；颛顼之生，其母感瑶光贯月之瑞；舜帝之生，其母握登亦有大虹之感。在上者已借神权以资提倡，而在下的人民，更因之以媚神媚鬼，资为迷信之行。加以神仙阴阳五行之说，亦为当时宗教思想之对象。五行之教，惟夏为盛，洪范九畴，五行为其始。行为天行气之义，播五行于四时，迭相休旺，是为天行气。五行有位置，有性质，有支配。水、火、木、金、土，此位置之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此性质之说。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支配之说。至于后世，凡世间事物之以五成者，往往以五行之说而附会之，此皆导源于夏代五行的宗教思想。

（八）美术美术或艺术，是人类在原始生活中亦表现的。人类的好美和审美之感，可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与人类同其范围的（Coextensive with man）。美术是人类情感向外表现的倾向，表现的结果，增加快乐减少痛苦；同时也可以由表现的结果，增加他人的快乐减少他人的痛苦；所以美术是具有社会性的。野蛮人有野蛮人的美术，半开化人有半开化人的美术，文明人有文明人的美术；不过野蛮人的美术，不及文明人美术的进步而已。上古时代有上古时代的美术，中古时代有中古时代的美术，近代现代有近代现代的美术；不过上古时代的美术，不及近代现代美术的发展而已。兹将夏代的美术略述之如下：（甲）音乐。音乐在上古时已发明，庖牺神农之世，音乐代兴，黄帝作咸池之乐（《通典》注：咸，皆也；池，施也，言德无不施也），金天作大渊之乐，高阳作六茎之乐（《通典》注：茎，根也，谓泽及下也），高辛作五英之乐（《通典》注：英，谓华茂也），尧作大章之乐，舜作大韶之乐（《通典》注：章，明也，言尧德章明也；韶，继也，言韶能继尧之德）。乐器至唐虞之世，八音（金、石、丝、竹、匏、士、革、木）始完备。《书·尧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乐名）以明帝德。”又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至孔甲时复作破斧之歌，为东音所自始。（乙）绘画。上古之世，有所谓《河图》者，庖牺得之以画八卦，此即为古代画事之起原。史称黄帝臣史皇作画，黄帝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当时是绘事渐精之征。《尚书·益稷篇》帝舜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以五色，作服，汝明。”郑玄注：“会，读为绘，谓画也。”据此夏代绘事，当更进步。（丙）雕铸。伏羲制琴瑟，神农为耒耜，黄帝作舟车，其时必有雕刻之技。尧时有五瑞之辑，对于玉亦能雕琢成器。舜时西王母献白玉及玦。玦是玉佩，必雕刻成文理。关于冶铸：黄帝铸鼎于荆山之下。古器之最重者，莫如钟与鼎，铸鼎之术，固非小技所能。夏禹时，收天下美铜以铸九鼎，鼎为有邦之证，所谓传国之宝。且夏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其穷形尽状，非精于技者，不易为力。又《左传》言成王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璜为半璧，古人所宝，经历商周之时，其宝犹存，可知夏代玉工之精。古铜器之文，与使用最广之云雷文及罍之制，皆创于夏时，考罍字之缶（陶制之乐器），即雷之重文之省画，由此可知是雕刻文样于大陶器。（丁）建筑。生民之初，穴居野处，没有宫室栋宇。庖牺以前，有所谓有巢氏，发明构木为巢之法。至于神农，始有明堂之作；明堂为用至广，凡君主禘祭、宗祀、朝觐、耕籍、养老、尊贤、飨射、献俘、治历、望气、行政等事，皆在其中。尧之世，宫室力崇俭约，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宫垣室屋不垩色。虞舜之时有岩廊，岩廊之制如何，不得而知。孔子称夏禹卑宫室，而启有钧台。《竹书纪年》说：“帝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享诸侯于璿台。”《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其制略有可考。假定其时以六尺为步，其尺之长略等于周尺，则世室之长，不过今尺六丈有奇，广亦不过八丈有奇，而其中之深室不过二丈，宽亦不过二丈有奇。世室之制度，亦是褊狭，不算广大。

（九）教育上古之世，明堂与学校本非二地，教贤在此，举贤亦在此。唐虞之时，教育之法渐兴。舜忧人民逸居无教，乃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命伯夷典礼，夔典乐，设上庠下庠米廪之庠；可见明伦是尧舜时代所定之教育目的；礼乐是尧舜时代所定之教育方法；上下庠及米廪之庠（《明堂位篇》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是尧舜时代所设之教育制度。夏代学校之名，不曰庠而曰序；大学曰东序，小学曰西序，惟乡学曰校，均为教民养老习射之所；是当时学校之制，必粗具规模。

（十）学术上古学术属于粗浅，然亦循序发展：（甲）天文。神农时，因天时以相地宜，历学始有端绪。黄帝之世，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盖天，以象周天之形，综六术以定气运。颛顼高阳氏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使治历明时（南正，官名；重，少昊之子）。尧时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之治历，以日之所在，不能以目视器窥，乃为之中星以纪之；又以日之出入，不可以一方之所见为定，乃为之立东西北四方之宅以分候之；且治历别用璇玑玉衡来测度，使日月星辰，迟速合度。可知其时天文已有进步。夏代天文无显著的发明，惟斯学愈阐精，观禹之五畴，五纪居其一。五纪之别：一曰岁，所以纪四时；二曰月，所以纪一月；三曰日，所以纪一日；四曰星辰，所以分叙气节纪日月之会；五曰历数，所以为气节之度而授时。《史记·夏本纪》：“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据此，可知夏代天文历法的进步。（乙）数学。黄帝命隶首创作算数，为中国有数学之始。自数学既明，由是而有度，以度物的长短，所谓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是也。由是而有量，以量物的多少，所谓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是也。由是而有权，以权物的轻重，所谓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也。至夏禹治水时，随山刊木，必以勾股之算法，测量山川，而定其高下。《路史》谓禹“审铨衡，平斗谷，立典则以贻子孙”。衡量之制，至夏亦确定。（丙）医术。中国医术之发明，实自古代；神农尝百草，以救生民夭伤之命，黄帝之臣岐伯首以医术著称，雷公则间接受之于岐伯。巫咸为唐尧之医，史称能以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路史》谓：“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今之石泉县也；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又有大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可知禹时已注重药物的调剂。（丁）哲学。《易经》是古代的哲理，夏之易曰《连山》，以艮为首。夏代哲理，始于《洪范》的垂训。《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御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响用五福，威用六极。凡此皆是详究宇宙发生的现象，以论究社会伦理政治思想之原理。（戊）历史。《汉书》班固有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刘知几《史通》引《归云集》说：“孔甲，黄帝主书史之臣，执青纂记，言动惟实。”《尧典》有似于起居注：《皋陶谟》、《益稷》，为朝廷琐记；《禹贡》为地志；均属于史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夏礼能言，是文献之纪事足征故也。

（十一）文学中国的文学，产生于甚么时代，很难证实。《本国文学史》有说：“许叔重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皇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观之：古文不尽由仓颉作也。晋卫恒《四体书势》云：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与许说异。韦续《字源》，言包牺氏，获景龙之瑞作龙书；少昊金天氏，以鸟纪官作鸾凤书；神农因上党生嘉禾八穗作穗书；黄帝因卿云见作云书；尧因灵龟负图作龟书；皆随所见而制者也。”古代文学作品名目，有葛天氏乐歌八阕（见《吕氏春秋》卷五《古乐篇》），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见《太平御览》引晋夏侯元《辨乐论》），尧时有击壤之歌（见《列子》），舜有卿云之歌（《太平御览》引《尚书大传》），如说上古时有文学，这些就是代表的作品。夏代文字之可考见者，有夏禹岣嵝碑（岣嵝山名，在今湖南衡阳县北五十里，衡山之主峰，相传禹得金简书于此，夏禹碑，今已久佚，但传摹本），世或疑岣嵝碑为伪，然《路史》说：“《述异记》空同山有尧碑禹碣。”《舆地志》说：“江西紫霄峰下石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余字，止鸿荒漾余乃六字可辨。”唐刘禹锡《寄吕衡州诗》说：“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龙虎形。”韩退之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则神禹纪功刻石之事，当或有之。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3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姚波

史家的附会与尧舜禅让



姚永朴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3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

姚波

古史辨第七册杨序（节选）



杨宽



夏以前的古史传说的前身是神话，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的。最明显的，便是有那许多鸟兽的神话掺入在中间。有许多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其前身不过是神话里的鸟兽罢了。

舜的弟弟象，他的前身便是神话中的一头象（据说闻一多先生也已看到了这一点）。象的封地据《孟子》说在有庳，可是其他的书多作有鼻：

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传》）

象傲终受有鼻之封。（《后汉书·袁绍传》）

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鼻。（《三国志·魏书·乐陵王茂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还说“《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汉书邹阳传》“封之于有卑”，《注》也载“师古曰：音鼻”，可知“有庳”“有卑”都是“有鼻”的假借字。象的特征是鼻，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有鼻”，天下何以会有这等巧事呢？据《后汉书注》，有鼻“在今永州营道县北”的鼻亭；据《括地志》说：“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鼻亭原来是因“舜葬九疑，象来至此”而得名的。《论衡·书虚篇》也说：“传书言：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那么，这鼻亭是因为象来而得名的，同时又因为舜的弟弟象封在那里而得名的，天下何以会有这等巧事呢？在古代，商人原有“服象”的事业，畜象本来是亚洲人特有的本领，至今印度一带还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篇》上不是明明的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吗？象为虐于东夷，而《三国志》又说“昔象之为虐至甚”，舜的弟弟象，原来和商人所服的象，又是一样的“为虐”。商人本来把“服象”当作重要的事业，所以“为”字甲骨文就像一手牵象的样子。舜是商人的祖先神（舜即帝喾帝俊），商人服象，而据《楚辞·天问》舜也在“服弟”呢。《天问》道：“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大约在神话里舜的弟弟就是一头象，所以《天问》上会说出“舜服厥弟”的话来，“服厥弟”就是“服象”呵！《天问》似乎在说：舜服役着他的弟弟那头象，终是闯祸害人，为何害到了犬豕，而舜本身却没有一点危险呢？

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先生。虽然他俩在古史上的见解有着很多的不同点。杨先生的古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他以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这种见解，实是混合傅孟真先生一派的民族史说和顾颉刚先生一派的古史神话学而构成的。他的见解，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还嫌简单，或不能完全同意，但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

杨先生的最厉害的武器，是神话演变分化说。这种说法的一部分，是顾先生早已提倡过的（演变说），其他一部分，则是到杨先生才应用到纯熟的地步的（分化说），关于顾先生已经提倡过的神话演变说，早已深入人心，无庸我们多提；我在这里想特别替杨先生的神话分化说介绍一下。

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得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

例如：一个上帝会得分化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好几个人；一个水神会得分化成鲧、共工、玄冥、冯夷等好几个人；一个火神也会得分化成丹朱、欢兜、朱明、祝融等好几个人；一件上帝“遏绝苗民”的故事会得分化成黄帝伐蚩尤和尧舜禹窜征三苗的好几件故事；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会得分化成女娲、颛顼、鲧、禹等治水害的好几件故事。这种神话传说分化的例子，实在多到不可胜举，不过从前人不曾看出来，一经杨先生的揭发，便无不令人惊佩了。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

姚波

古史辨第七册童序



童书业



《古史辨》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其实这个观念还有应补充的在。因为所谓“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乃是一种积渐造伪的古史观。我们知道，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因为古史传说愈分化愈多，愈演变愈繁，这繁的多的，那里去安插呢？于是就“累层”起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春秋以前历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战国间，禹之上又出来了尧舜，这尧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变，并不是随意假造的。到了战国时，尧舜之上又出来了黄帝、颛顼、帝喾等人，这些人又都是尧舜等的分化演变，也并不是随意伪造的。到了战国的末年，五帝之上又出来了三皇，这三皇的传说又都是黄帝等上帝传说和哲理中的名词的演变分化，也并不是完全伪造的。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成”的现象。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

姚波

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节选）

杨宽

这上帝禅让的神话是怎样发生的呢？据我的推测，这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颛顼和尧原是周人西羌的上帝，帝喾和舜原是殷人东夷的上帝，在春秋战国之世，东西民族已经混杂，东西民族的神话也相淆乱，天上的上帝本该只有一个，可是这时因东西民族的混杂，上帝有了两个，一个是颛顼——尧，一个是帝喾——舜，怎么办呢？殷人东夷的文化，本来要比周人西羌的高，只因殷人东夷被周人西羌用武力征服了，在政治上不能抬头，因此殷人东夷的宗教也遭受了压迫，殷人东夷的神道，如夷羿之类，都被说成恶神。可是周人武力能征服殷人东夷，文化决不能征服殷人东夷，周人用的文字还是殷人的文字，一切文化也都承袭着殷人，而且时间长久了，民族间的忌恨也慢慢淡薄起来，东周以后，文化中心更向东移，于是殷人东夷的神话又渐渐抬起头来了。结果竟把周人的祖先神后稷也说成了帝喾帝俊的儿子。古史传说里说尧让位于舜，把一切好事都说在舜的身上，怕也是这个原因。《孟子·万章上》说：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其实真正的齐东野人之语，并不以为有二天子，实在是二天帝，因为天无二帝，才造出了禅让的说法。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

姚波

尧同舜的关系和五帝同属虞代说



杨宽



尧同舜既都是虞帝，那末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须得先向《国语》中去探讨。《国语·鲁语》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据《祭法》舜作喾。宽按，《论衡·祭意篇》引《礼》，亦曰“殷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有虞氏是禘黄帝，祖颛顼，郊尧，宗舜的，例以本节所述夏商周的祀典：黄帝、颛顼、鲧、禹都是夏的祖；喾、契、冥、汤都是商的祖；喾、稷、文王、武王都是周的祖；那末黄帝、颛顼、尧、舜，应该都是虞的祖了。照这样看来，尧和舜至少有血族的关系。（有人说舜受禅于尧，故虞郊尧，这话很嫌勉强，况且禹不是受禅于舜的吗，为什么夏后氏不郊舜呢？）《大戴礼记·少间篇》说：

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有商履代兴……成汤卒受天命……故乃放移夏桀……乃迁姒姓于杞。

我们看：舜是嗣尧的，禹汤是代舜禹而兴的，两者措辞不同。禹迁姚姓于陈，汤迁姒姓于杞，舜却不迁伊姓（尧姓）或狸姓（丹朱姓）于唐，或陶（尧国），或丹，或房（丹朱国），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舜就是尧后，他自己不能迁自己和本家啊！今本《尧典》说：

帝曰：“格汝舜……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十有一月，朔巡守……归，格于艺祖，用特。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史记》说：“文祖者，尧太祖也。”伪孔传说：“尧文德之祖庙。”郑玄说：“艺祖，文祖也。”伪孔传说：“艺，文也；言祖则考著。”（案此说恐非，《尚书大传》作“归假于祢祖”，祢，近也，祢祖盖指近祖，与太祖之文祖有别。）据此，舜受尧终于尧太祖之庙，及尧崩即真，又格于尧太祖之庙，这不是后世内禅的前影吗！这也是尧舜一家说遗迹的留存。（又嗣，继也，子继父位为嗣。）

（注七）《尚书·尧典》在《虞书》而没有《唐书》（《左传》引《虞书》文也在《尧典》），这也是尧舜同代，古来没有唐代的证据。《尚书大传》有《唐传》，《说文》引《古文尚书》有《唐书》，这就是二书晚出的铁证。

陈侯因敦（田齐时器）说：

昭高祖黄帝。

《左传》说：

陈，颛顼之族也。（昭公八年）

可见黄帝颛顼都是陈的祖宗。《国语》说：

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鲁语》）

《左传》又说：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我先王……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诸陈。（襄公二十五年）

箕伯直柄虞遂伯献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齐矣。（昭公三年）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昭公八年）

可见陈是虞后，陈就是虞。《国语》又说：

其在有虞，有崇伯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周语》）

有虞时的帝是尧，那末尧当然是虞帝了；可见尧舜一家，尧是虞祖的证据确是很多的。（《吕氏春秋·开春论》说：“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而用禹”，这虞若解作舜，文法便不通了，这也是尧是虞帝的证据。）又《史记·始皇本纪》载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禹凿龙门……’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上称尧舜禹，下称虞夏之主，这不也是尧舜同属虞代的铁证吗！（《庄子·内篇应帝王》有“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耍人”等语，这有虞氏也分明是指尧舜而言。还有《管子·国准篇》说“黄帝之王，有虞之王”；《揆度篇》说“黄帝之王，尧舜之王”。有虞也指尧舜。）《吕氏春秋·应同篇》载五德终始的学说道：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这里以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为金德，文王为火德，禹汤文王既都是一朝的始王，那末黄帝也就是一朝的始帝了；夏商周以前既是虞，那末黄帝当是虞的始帝了。大约当时已有一派人以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一线相承的系统，以颛顼、帝喾、尧、舜为都是黄帝的子孙（这里黄帝一系比《鲁语》多出了一个帝喾），都是虞朝的嗣帝，所以他们虽都是兴王，但都用不着改德了。（案，据此则《论语·尧曰篇·尧曰章》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它的时代当很晚了，我以为《论语》这章是在三统说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高注引《邹子》曰：

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淮南子·齐俗训》说：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其乐《咸池》、《承云》、《九韶》。

（案《咸池》是黄帝乐，《承云》当是尧乐，《九韶》是舜乐，其服尚黄。这都可以证明我上面这个假设。《韩诗外传》说：“舜兼二女，非违礼也；封黄帝之子十九人，非法义也。”这也是舜是黄帝之后的证据。）又《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的《采薇歌》道：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神农本在五帝外，是黄帝以前的一个人物，这里以神农虞夏连称，可见虞就是指五帝的。

（注八）有虞大约本是个时代很长的国家（韩非子说“虞夏二千余岁”，可证古来的传说虞夏历年是很长的），它的初起当与夏并时；我近来颇疑虞就是昆吾，唐就是豕韦。

（注九）黄帝颛顼帝喾等传说之起很晚，这些人本都是各民族的上帝和祖先，本来没有什么时代的先后，战国末人把他们同尧舜合了起来，排成一系，称为五帝，同属于虞代，这是更晚的事情。

《礼记·祭法》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

它为什么变换《鲁语》之文呢？因为他们想，有虞氏（指朝代）到舜已绝，那末哪里还有有虞氏来宗舜呢？所以他们在这个有虞氏的祭典中把舜除去，添了一个喾，叫有虞氏去郊他，又把尧降做宗；这样一来，理论是圆满了，但是有虞氏却白白的添了一个喾的祖宗，而尧又不幸由郊降而为宗了。（喾为虞的祖宗说当是承邹衍一派的五德说同《帝系姓》等书而来。又自从《祭法》有此文，后人便解伪《大禹谟》“受命于神宗”的神宗为尧了。）

（注十）还是黄帝等同虞离开在先，还是尧同虞离开在先，还是他们同时离开虞？现在尚是疑问。

学术界中第一个起来顺应时势的，是墨子。他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他的第一个主张是“尚贤”，他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的第二个主张是“尚同”，他说，“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置以为三公”。

这样说来，一切封建制度、贵族阶级，他们是准备全部打倒的；谁有本领谁做官，哪一个最有本领就请哪一个做天子。这等坚决的主张当然会博得民众的多数同情，所以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能不采取他的学说。《大学》里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里说的“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及《尧典》的“克明峻德”一章，《皋陶谟》的“日宣三德”一章，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学说的证据。

但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然而，战国的时势是从古未有的创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来呢？这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但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他们说：舜是从畎亩之中举起来的，伊尹是从庖厨之中拔出来的，傅说是从版筑之间解放出来的，胶鬲是从鱼盐的商场中挑选得来的，所以农夫也可以做天子，厨子、囚徒、鱼贩们也可以做大臣。他们又说：尧把天子让与舜，舜把天子传与禹，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袭的，一个天子老了就应当在他的臣民中选择一个最有本领的人，把天下交给他管。这就是所谓“禅让说”。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贤主义，然后会发生尧舜的禅让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从墨家中流传到儒家，而我们小时就在《四书》中熟读，认为至真至实的古代史了。

不过，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儒家则讲亲亲。墨家主张彻底尚贤，儒家还要保全贵族的世禄。所以从墨家的平等眼光看来，除了举贤无第二法；从儒家的等差眼光看来，传子比了举贤还重要。因此，禅让的故事，儒家虽因时势的鼓荡而不得不受，但总想改变其意义。这一个苦衷，我们若小心读《孟子》就可明白。

当禅让说极盛的时候，燕王哙听得着了迷，一心想追踪尧舜，就把国政完全交给他的相子之。有人对他说：“禹本来是传天下与益的，但因他的儿子启在政治上也有权力，他纠集党羽攻益，把天下夺回来了。照这样看，禹在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其实是令启自己夺取。现在你虽把国家交给子之，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实在还是太子用事呵！”燕王哙是真心效法尧舜的，就把官员的印一起收了，交给子之，由他任用。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做了他的臣。这样三年，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合谋，起兵攻子之；齐宣王又从外边打进去，把子之打掉，燕王哙也死了（事见《战国策·燕策》一及《史记·燕世家》）。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之下的大牺牲。当燕国乱时，有人询问孟子的意见，他答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则可乎！”（《公孙丑下》）以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而对于热心模仿尧舜的子哙、子之反持这种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无从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样的句法，说“尧不得以天下与舜，舜不得受天下于尧”，禅让的偶像岂不是就此打碎了吗？

有一次，万章问他：“尧把天下传给舜，有这件事吗？”他用了批评燕事的态度回答道：“没有，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当然把这件故事推翻了。于是万章再问道：“舜的天下是谁给他的呢？”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话：“是天给他的。”万章这人真厉害，又反问他一句道：“天把天下给他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对他说话吗？”这话要是问在西周时，那时的人当然回答说，是的，因为《大雅》里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皇矣》）等句，天和人直接谈话的事是很寻常的。但孟子的时代和他的学说已不容他这样神道设教了，所以他答说：“天是不说话的，但借了人事来表现他的意思而已。”万章再逼进一层，说：“怎么借了人事来表现呢？”问到这样，他再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来，说道：“舜相尧有二十八年之久，这是天意。尧崩，三年之丧完了，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让尧子继承天子之位，然而朝觐的诸侯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打官司的也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歌颂功德的又不歌尧子而歌舜。舜被臣民爱戴到这样，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这就是从人事上表现之天意！”（《万章上》）这些话虽然讲的是尧舜，其实是针对燕王哙的让国说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哙二十余年，哙死之后他也离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禅让了。然而这和《尧典》所谓“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诸文能相合吗？《尧典》中分明说尧直接让位于舜，而孟子偏说舜是由臣民拥戴起来的，与尧无干，这不够矛盾吗？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是儒家的尧舜，而《尧典》所记的竟是墨家的尧舜了！

岂但孟子反对禅让，荀子的态度更要激烈。他在《正论篇》里大声疾呼道：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也；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他的话说得何等决绝，径断禅让说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比了孟子一方面说唐虞不是禅，一方面又说“唐虞禅”的扭扭捏捏，藏藏躲躲的态度，高明了多少？再拿荀子的话来和《尧典》比较，则“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岂不是“老衰而擅”；“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岂不是“死而擅之”；而“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岂不是“尧舜擅让”呢？《尧典》所言竟没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对的。堪笑后世读书人都自居于儒家，而对于孟荀二大师之说似乎不曾看见，确认禅让是唐虞之事，这是粗心呢，还是不敢提出这问题呢？

孟荀二氏都不愿意听禅让之说，然而想不到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们的反对不能成功。倘使他们能找出这传说的源头，说“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我们儒家不该盲从”，岂不就连根刬去了？推求他们所以不说这话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自身又被包围于这样的空气之中，所以虽觉得这些话不对，而竟找不出辨伪的方法来。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

姚波

禅让说平议（节选）



吕思勉



至诸子书中论尧舜禹事迹近乎争夺相杀者甚多，然皆属后人设说，惟《韩非·说疑》引《记》谓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大甲，武王有管蔡，五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又《吕览》言鲧难帝舜事，或有史实为据耳。说亦见《丹朱傲》条。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惟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