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舜帝之谜》

姚波

14、鸣条在哪里？



关于舜的葬地在苍梧九嶷山，经过了三千年没有不谐之音。近年来，却有人提出舜帝葬地在山西运城鸣条岗，持此观点者仅根据《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就贸然下结论：孟子说舜卒于鸣条，而运城有个地方叫鸣条岗，所以舜的葬地就在山西运城。


我们权且把所有舜葬苍梧九嶷的观点都抛在一边，就认定孟子的说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么，舜帝究竟是否葬在山西，就必须弄清“鸣条”究竟是否在山西。


我们不妨先从“鸣条”的原义作一番考证。


鸣条原义是指风吹树枝发声。《古文苑》汉董仲舒《雨苞对》：“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也指因风作响的树枝；晋《陆士衡集六.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


后来，鸣条被引申为地名，但是其地所在，异说甚多，已难确指。事实上，今开封陈留、河南长垣、山西恒曲、以及湖南宁远，都有叫鸣条的，诸如鸣条岗、鸣条亭、鸣条陌、鸣条峰等。据清雷学淇考证后在《介庵经》中记载,地名叫鸣条的在清时至少有九处。因为此，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舜生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郭沫若则在《中国史稿》中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范文澜与郭沫若均说鸣条是在开封与封丘附近亦即古开封府陈留平邱之鸣条。


传说，舜帝南巡苍梧，因勤民而崩殂九嶷山三分石时，悲风骤起，满山遍野的树枝都呜呜泣泪，因而三分石又叫做鸣条峰，亦称舜峰。


《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帝王世纪》说：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说：“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后育，娥皇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


四条引论，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舜的葬地在苍梧九嶷山；其二，鸣条与苍梧山密不可分。


有鉴于此，刘俊男先生在《华夏上古史研究》一书中说：“诚然，有些地方有小地名叫鸣条，这是可能的，但舜葬之处则在苍梧明矣。按今本《竹书》，鸣条有苍梧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


“鸣条”还可能是个大的区域性地名。即是说，苍梧山在鸣条境内。


根据刘俊男先生之研究，“鸣条”即是“荆楚”。而古时的“荆楚”亦指楚国，其最早的疆域相当于古荆州地区。荆州为上古时候九州之一，《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事实上，舜时南疆已到交阯——五岭以南一带。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在古时十二州基础上设十三州时才增设交州，交阯才划入交州，首府即在广西苍梧县。据此知，鸣条应该是南国由荆山、衡山、直至五岭南的广大地区。就难怪《竹书》言“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了。苍梧山自古有之，决不可能是地处北国的中条山。而山西运城安邑的鸣条岗、开封陈留的鸣条亭、九嶷山里的鸣条峰等，莫过都是由鸣条原义引申出的小地名而已。


孟子所说的鸣条要则指的是大的区域性地名，位置在南国，苍梧山在其间；要则指的是九嶷山之鸣条峰；惟这样，其结论才与《竹书》中说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四十九年居于鸣条”以及诸本“正史”、“正经”乃至别史、杂史、野史、稗史相吻合。古往今来，找不出任何一部权威史书说过孟子所说之鸣条是指山西运城之鸣条岗、而苍梧山是指中条山的。


郑敦曜《舜葬苍梧考》说：“《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义疏：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今安邑有鸣条陌，陈留平丘有鸣条亭，与此记苍梧之说不合，欲与孟子之语为确，究不能定其为何处？······《路史》《竹书》皆言舜葬苍梧，太史公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归葬于零陵之九疑。《山海经》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县界。《纲鉴》注云：苍梧山亦名九疑，今道州宁远县。息凿齿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县志》云：九疑，舜之葬也。是舜葬于楚之道州九疑为甚。独《吕览》以为舜葬于纪城九疑山下，今淮安海州有苍梧山，义疏谓纪城九疑距安邑、陈留皆数千里，海州距陈留亦千余里，与鸣条亦不合，是其说误甚。夫古今地名同异，多不可考。苍梧之野，未言其野何名，今安邑、陈留、平丘之称鸣条者，已无一其处，或苍梧之野亦名鸣条。”


郑敦曜的这段话，全面地诠释了苍梧即九嶷山、苍梧九嶷山有鸣条。事实上，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所说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早把鸣条、苍梧九嶷山、纪市均在零陵说得再明白不过。因而，孟子所说舜“卒于鸣条”，之鸣条，既不是山西运城之鸣条，也不是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说的今河南开封附近的鸣条，也不是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所说的今河南封丘东的鸣条，而是苍梧九疑山之鸣条。

姚波

15、九嶷山之外的其它舜帝陵的真伪



关于舜帝老来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经过了数千年无有异词。近年，出于发展旅游经济之需，对于蕴含着巨大旅游商机的舜帝，人皆垂青。于是，山西运城的盐湖区根据有一舜帝庙的情况，提出了“打舜帝牌，唱调产戏，走致富路”的发展思路，在山西运城的鸣条岗大兴土木，也建了一个“舜帝陵”，整个陵庙分舜帝大道、舜帝公园、舜帝广场、舜帝陵庙四部分，号称占地1778亩。


发展旅游产业需要挖掘本地富有文化底蕴的资源，这无可厚非。但是，若想打老祖宗的牌，就要切记必须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历史之真实，不然就会徒劳无功。


山西运城两作者在所著《圣帝虞舜》一书中说：“笔者认真阅读各种史料典籍，认为司马迁《史记》所言“舜葬于江南九疑”有误。。作者在断章取义地沿引、为我所用地断句、歧义解读了《尚书》、《孔子家语》、《孟子》、《山海经》之后，说：“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市）置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汉武帝做皇帝29年时设置的，又是郡治，其时名声正盛。司马迁未见《竹书纪年》，故不致“鸣条有苍梧之山”，便认定舜卒葬的苍梧之野为西汉所置苍梧郡，因为多数著作所言舜葬苍梧之野。而舜晚年居冀州（今山西省运城市），距广西梧州五千里左右，如何能卒于苍梧，便以南巡作为理由。”作者又在“南巡之误”一文中指责司马迁说：“先秦各种史籍均无舜晚年南巡狩之举，且南巡到不了湖南。司马迁以南巡狩让舜去广西苍梧，可以说是绝大的漏洞，也许舍此再无别的理由，只好如此落笔。”


对作者这番高论，我们在《鸣条在哪里》、《如何解读“竹书纪年”》等文章中已经作了探讨；对于舜帝是否南巡，我们也从传说故事、史实记载、考古依据几个方面作了论述，在这里不多赘言。只就几个常识常理问题稍作说明，以正视听。


其一，司马迁是北人，“二十而南游江、淮，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作了大量考察研究，且父子二人均为汉时太史令，学识渊博，又拥有皇家史馆大量资料。倘若舜帝陵真在山西运城，作为出生于陝西韩城，（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只隔了一条黄河，近在咫尺）且又在西安为官的北人司马迁，岂会不知道咫尺处有舜帝陵？司马迁这样孤陋寡闻，连眼鼻子底下有个闻名遐迩的舜帝之陵都不知，这种人还写得出不朽著作《史记》吗？


还有一个柳宗元，生于舜帝帝都蒲坂，亦即山西永济人。其《柳宗元集》涉舜篇目达37篇，有《湘源二妃庙碑》、《舜庙祈晴文》，无半句说舜陵在自己家乡而说在九嶷山。


其二，《今本竹书记年·帝舜有虞氏》对舜践帝位后在位的五十年只记载了十六年，对舜让禹做摄政帝后也只记载了六年，且涉及舜帝只有三年，可知，这是一部非常不完整的编年体书。众所周知，《古本竹书纪年》原为13卷，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亡佚，南宋的时候就只剩了残本三卷。到明代嘉庆年间，有人搜集残存佚文，参照杂史、野史杜撰出《今本竹书纪年》，此为伪本，因而非常不严谨。不严谨之原因是手里史料不足，于是就只有臆断推测编造，其史学价值根本无法与《史记》同日而语。更何况从古至今，没有过一本“正史”“正经”说过山西境内的中条山就是苍梧山。


其三，说苍梧郡或交州为汉时所立不假，但是，我们切不要不知道《尚书·皋陶谟》说的“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是什么意思；切记不要不知道舜时经禹治水，指天划地以后，其疆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中的交阯是指五岭之南这一史实。


其四，说舜毕生没离开过“冀”，这是对舜毕生“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不同于其他帝王的秉性太不了解。关于舜帝老来南巡，很多史籍均有记载。且不说舜帝南巡有了却夙愿、凭吊王灵、回避与禹的矛盾、教化三苗等多重原因，即便只有不服王化的三苗人作乱这一条，也够舜帝“修教”“行德”“执干戚舞”好一阵子了。倘若舜帝对南方三苗作乱不闻不顾，自顾躲在“离宫”安享天年，试问这样的舜帝还能得到南国民众数千年如一的尊崇和爱戴吗？


其五，古语中之“陟”字决不是只有指帝王之死一义，要不然，对《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如何理解？倘使舜帝在践帝位三十二年就死了，又哪来的“五十年帝陟”？难道舜帝死了两次？且抛开《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之真伪不说，“五十年帝陟”之“陟”，是指帝王之死不假，但是，“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之“陟”，很显然就是指舜帝南巡。《尚书·尧典》中“······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是因南巡而死之义。


山西运城为了把舜帝庙说成舜帝陵，在《舜帝考略》木牌上书：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下》


“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竹书纪年》


“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竹书纪年》


对三条沿引，第一条丢掉了“东夷之人也。”设或是因为东夷古代泛指山东、河南北部、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等地，有碍既争葬地，又争出生地的缘故。而第三条中“今海州”三字纯属后人所加，绝非古本《竹书》所有。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中指出：“‘今海州’系作伪者所本，疏正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由此知，海州古属东海郡，而山西的解州古属河东郡，海州与解州风马牛不相及。


山西运城仅以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中说舜卒于鸣条，就忽视孟子并没有明指鸣条在哪里和全国有多处鸣条的实际，硬是牵强附会地把舜帝说成葬在运城叫鸣条岗的地方，这是很不严肃的。就如同舜出生于诸冯，而叫诸冯的全国有多处，仅山西就有三处。总不能说舜帝既出生于山西永济诸冯，又出生于山西洪洞诸冯，又出生于山西垣曲诸冯。殊不知诸冯全国虽多，但必须同时符合多个条件。首先它必须叫诸冯，而且必须是四千二百年前就叫诸冯；其次该诸冯必须属于东夷；其三在该诸冯附近还必须与史载中所涉及的地理、气象、风俗等等相符合。同理，要把鸣条与舜帝陵联系在一起，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更多。


所谓山西运城舜帝陵，除了《安邑县志》说“鸣条岗，在县北三十里······舜陵在焉，孟子所谓‘卒于鸣条’是也”之外，就是明代朱国祯胡乱杜撰非经非史的《涌幢小品》之胡扯！


山西运城的舜帝陵既无可靠史载，又无一块御祭碑，更无文物考古成果证实，只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舜庙以及后人伪作的墓、明万历年辛亥孟春东郡邢其任书的“有虞帝舜陵”和地方修庙的一次记载。而九嶷山舜帝陵则无论是民间传说，或是史实记载，或是考古成果，都系统而详尽，且一一吻合。因此，如果《竹书》真是一部可靠史籍，那他所指的苍梧山，就一定是指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地的苍梧山，也就是九嶷山；所指之鸣条，也一定是指九嶷山之鸣条。


舜帝“孝感天地”、“德播人间”，倍受中华民族敬仰，因此，舜庙多如牛毛。但是，舜帝陵惟有一处——这就是地处南国苍梧山的“九嶷山舜帝陵”。

姚波

三、舜德流芳



     舜帝堪称德圣、孝祖、民师、帝范。孔子编辑《尚书》时，在“上世帝王经营世纪”留传的典籍和谱牒中，感悟了“尧天舜日”。从此，孔、孟言必称尧舜。诸子百家对舜帝无不推崇有加。岁月沧桑，日月千古，舜帝精神和舜文化因了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得以代代相传，岁岁流芳。


1、孔子与孟子对舜帝的评价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叫孔子，一个叫孟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479年的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做过委吏（司会计）、乘田（管畜牧）等事，后开办私学，宣传儒家学说。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部宰升任司寇（掌管刑狱和纠察）。后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回鲁国后，曾删修过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整理过《诗经》、《尚书》等。在哲学上，建立起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自汉以后，他的学说成为了二千余年文化的正统，孔子被尊为圣人。


孟子名轲，生于公元前372——289年的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县）人，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为孔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孟子把孔子的“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主张“法先王”，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实行仁政。


孔子、孟子对舜帝推崇至极，“言必称尧舜”，仅《孟子》一书，篇幅并不长，提及舜帝却达五十多处。仅赞赏或提到舜帝禅让的，孔子的《论语》就有六篇，《孟子》有十二篇。


孔、孟在《论语》和《孟子》二书中，赞赏尧舜之处比比皆是。


《论语·泰伯》说：“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者也，而不与焉！”孔子夸赞说：多么崇高呀！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拥四海，却半点都不为自己。


孔子赞赏舜帝的大聪大慧：


“子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四书·中庸》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舜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了。舜喜欢请教别人，而且喜欢体察常人浅近的话语，他隐讳别人不好的地方，宣扬好的地方，抓住人们议论的两个极端，折中决策，施行于民众，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孔子赞赏舜帝处理问题善于集思广益，虚心听取意见，慎重决策实施的办事风格。


孔子与孟子对舜帝大德大孝的极尽褒扬。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告子章句下》）。


《论语·泰伯篇》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则记述了孔子和孟子对舜帝重视人才的评价：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


孔子与孟子对舜帝的与人为善的社会道德，忠君敬主、行仁取义、从善如流的政治道德等品质，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说：子路这个人，一听人家说他有错误，便表示高兴；禹听了人家有益的话，便向人致敬。大舜比他们两个更伟大，他愿意跟别人一道行仁，舍弃自己不对的，接受人家正确的，乐意接受别人好的东西以行善。从他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一直到做天子，没有一处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过来的。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跟别人一道行善。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意思是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圆和方的最高准则，古代圣人也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作为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作为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这君主和臣子二者都只要效法尧和舜就行了。不用舜奉事尧的忠诚来奉事自己的君主，便是不尊敬自己君主的人；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态度和方法来治理自己的百姓，那便是残害百姓的人。


孔子、孟子都认为舜的政治主张就是实行仁政，对于舜的“无为而治”更是做了充分肯定。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孔子说：能无为而治的人就只有舜帝了，他做了什么呢，只是以自己的德行端坐在王位上罢了。


在肯定舜帝是中国贤明圣君、道德典范、智慧化身的前提下，孟子要人们向舜帝学习，并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还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忧之如何，如舜而已。”


孔子、孟子的儒文化之源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建起来的原生态道德文化。换言之，孔孟思想和文化是舜帝思想、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孔、孟治学严谨，信而好古。孔子曾经整编过《尚书》，对上古时代帝王治世的史籍了如指掌，因此，孔、孟对舜帝的说法和看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他们对于舜帝的敬仰和推崇，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孔、孟确立自身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儒家学说开山鼻祖地位的思想基础，理论泉源和首要前提。

姚波

2、诸子十家对舜帝的评价



《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所谓诸子是指先秦各学派；所谓十家，则是指先秦诸子中的十个派别，即是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而诸子十家中最有影响的又数墨家、道家、法家、儒家。


墨家是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是儒家的反对派，他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约前468～376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其所著的《墨子》一书中，涉及舜的有多处。在《尚贤·上》中说：“故昔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在《尚贤·中》中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在《节葬·下》中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在《天志·中》中说：“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的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因此，墨子极力推崇舜帝“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的“仁德”。墨子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墨家“尚贤”“尚同”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尊贤用能，兼爱、非攻、节用的政治制度。因此，他赞赏尧举舜，“授之政，天下平”和“与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非乐”、“节葬”、“节用”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繁饰礼乐”的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墨家对舜死后“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的行为和社会效果大加赞赏。


以先秦老子、庄子为首的道家以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道家即是“道德家”，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家学说的内容以庄子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庄子在《德充符》中说：“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在《田子方》中说：“有虞氏生死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在《天道》中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向，舜之为臣也。”“昔者尧问于舜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之所以用心已。’······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生于公元前369～286年战国时的哲学家庄子，对于舜帝“幸能正生以正众生”以及“足以动人”大加肯定，予以歌颂，赞扬舜帝能顺应自然天道、“无为而治”。


法家眼里的舜帝是个什么概念呢？


法家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由韩非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韩非子》一书集法家之大成，其中论及舜的很多。将舜帝作为治国方略的正面形象。


《韩非子·难一》说：“历山之农者皆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籍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五蠹》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所处的时代为公元前645年以前的春秋时期，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齐国的名相；而集法学之大成者韩非（约前280～233年），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法家对虞舜以其能服人，以其德化人，天下悦之，民众从之，以及德化三苗，“无为而治”，同样是赞誉有加。


至于以孔、孟为创始人的儒家，对舜帝及舜文化的赞誉和弘扬更是完整而全面。正如孟子所言：“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纵横家则常以舜帝事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赵策》说：“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诚得其道也。”杂家与诸子应和，引用舜帝事迹很多。例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诸子十家中的墨家、道家、法家、儒家的哲学观、思想观、认识观各有不同，自成体系，有的观点相左相反。但是，对于虞舜，却都从不同侧面作了肯定，为后来司马迁《史记》中“德化”的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到了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时，舜的道德形象更是完美无缺。

姚波

3、舜文化的定义



广义文化的概念是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也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


什么是舜文化呢？所谓舜文化，就是我国上古舜帝时期所产生的人们社会生活中精神行为的规范。它是舜帝毕生身体力行所创造的文化。舜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原创性和正统性。《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帝是“德”的化身，简言之，舜文化就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它是一种原生性的道德本体文化。因此，我们说舜帝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代表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部落联盟的体制在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受农耕之益，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走出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小社会，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活之中，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个人与社会成员之间，个人与所从事的职业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都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都需要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的团结。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舜帝在自己的一生中，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它是人类由文明产生过程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舜文化是舜帝身体力行创造的。在家庭中，作为人子和人兄，尽管受到父亲、后母、弟弟三番五次的虐待和陷害，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弟弟的友爱，舜帝以德报怨的去感化，使他们不致于作奸犯科，维护了家庭的团结。在社会生活中，舜努力示范，耕于历山，则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致使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都能以他为榜样把丰盛的渔场让给别人；陶河滨以及作器于寿丘，他恪守职业道德；经商于负夏，则是以诚相待，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管理经营国家，他以“德”治理，“无为而治”。所以说，舜帝一生的社会行为，就是对舜文化的实践和创造过程。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我们说孔子是儒文化的创始人，然而，孔子的功绩在于集文化之大成。儒家文化实际上只是孔子对舜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纵使是儒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仁”，也只是孔子在总结商周文化基础之上的画龙点睛。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和山西尧舜古城遗址的发现发掘，揭开了儒学三重道德体系的奥秘。儒学三重道德——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的源头来自于舜帝的道德文化。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这就雄辩地证实，儒家三重道德的基本构架就是发轫于舜帝所创建的道德文化。


文化又具有民族性。


各民族的文化都以本民族的特有形式发展起来，形成本民族的传统。舜文化产生在炎、黄民族融合时期，所以，它代表的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这也是舜文化得以继承和不断弘扬的原因。舜帝虽然居三黄五帝之末，但是，舜帝开创了“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三块里程碑。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又特别以舜文化为博大精深，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正如王田葵与何红斌两位先生在《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中所说：“舜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不只是一种影响关系，而是发生学关系。”


维系中华民族之魂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是舜文化。舜文化是中国学脉之源；是人性论之根脉；是儒家道德价值之根脉；是儒家本体论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舜文化这个道德文化的源头，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没有舜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国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舜文化的薰陶，就不可能造就出以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一批又一批国家精英。完全可以说，舜文化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对其研究和弘扬，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份。因此，舜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决不是其它诸如“城市文化”、“社区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以至于为推介区域旅游而出现的“瑶文化”、“碑刻文化”、“女书文化”、“柳文化”所能同日而语的。舜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城市文化”等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整合文化资源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登高望远，分清龙头与龙鳞。

姚波

4、舜文化的基本内涵



舜文化是一种道德本体文化。中国一向来被称之为礼仪之邦，道德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通过道德的办法来治理和统治国家，这样的君主就会像北极星一样，群星都环绕在它周围拱护着它。


道德是用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尸子·仁意》载：尧问于舜曰：“何事？”舜曰：“事天。”问：“何任？”曰：“任地。”问：“何务？”曰：“务人。”舜在回答尧的测试的时候毫不含糊的说了自己事天、任地、务人的主张。舜以天、地、人为根本为出发点，营构起天道、地道、人道的道德规范，从而确定了包括伦理道德、职业道德、政治道德、宇宙道德为内涵的理念。


一、伦理道德。舜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与原始农业紧密相关。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孝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说家庭九族内部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伦理道德表现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尚书·尧典》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时对尧说：“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舜帝在极为恶劣的家庭环境之中，十分完美地表现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是积极向上的，主动的，以致于尽管父之顽、母之嚚、帝之傲，但是由于舜“孝”的感化，终不得作奸犯科。


舜帝被尧举用后，先时做司徒，他致力于推崇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内容的五典之教；做了司空的时候，立马举用“八元”，让其推传“五典之教”，即帝位后，启用契担任司徒主管“五典之教”。舜“孝”字为本，致力于创造和睦的家庭，进而由爱父母、爱兄弟到爱所有人，舜帝的行为是一种无比高尚的精神力量，就怪不得孔圣人会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了。


舜帝所创建的伦理道德，为中国后来历经数千年不变的中华家庭、家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得到孔子、孟子的大力宣传和倡导，得到后世儒家的推崇和发挥。


二、职业道德。舜的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做过农，制过陶，捕过鱼，经过商。九族之内讲亲，九族之外则讲和。舜耕历山，就把辛勤开垦和耕作的肥沃土地让给别人；陶河滨，他精益求精，使得制出的陶器美观耐用，不再粗劣；渔雷泽，他把经营得得心应手的好渔场让给别人。舜以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化人，使得大家都能让畔让坻。无论是“灰于常阳”，还是“贩于负夏”，还是“作器于寿丘”，舜都能勤劳发奋，诚实守信，乐于助人，从不欺行霸市。以致人们都愿意以舜作为邻居，因而“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三、政治道德。《白虎通义》说：“舜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舜帝治国以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⑴选贤用能，广开言路。他“举八恺”，“用八元”，重用二十二位贤能管理工程、农林、刑法、五教、音乐、礼仪等；他在提拔大量的杰才俊彦做国家的栋梁之材的同时，建立了“每三年考核、通过考核决定升降”的官吏考核制度，其实质在于从严治吏。舜最后从“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大义出发，将与自己有杀父之仇但是治水功不可没的禹“荐之于天”，作为帝位继承人。舜“辟四门”、“达四聪”、“命十二州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立诽谤之木”，体现了纳言从谏广开言路的民主作风。⑵拓疆分区，心怀天下。舜命禹治水，禹辟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使得国家疆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舜划定十二州，设置地域行政长官十二州牧，从而为古国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心怀天下，定五年巡狩之制，多次到全国各地巡视，体察民情，处理政务。⑶以民为本，宽以待民。舜帝勤政爱民，充分地体现在凡事“以民为本”。他“象以典刑”，重教化，少诛杀，把刑律刻画在器物上让人们受到警戒；对于犯法者，他厚德载物，采取象征性惩罚的方法，重在使人受教育；在对待三苗这类民族问题上，“舞干戚于三苗”，通过怀柔政策，以和平方式使三苗人归服，以求得“九族亲睦”，“和合万邦”，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四、宇宙道德。所谓宇宙道德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与整体的关系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舜帝既顺应自然而又不屈服于自然，一方面，他祭祀天地神祇，祭祀日月星辰，名山大川，一方面统一历法，统一度量衡。《尚书·尧典》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是通过观察天象使朝廷的行政举措与璇玑玉衡的变化密合对应。才高博洽，为世通儒的汉人马融说：“日月星皆以璇玑玉衡度知其盈缩进退失政所在。圣人谦让犹不自安，视璇玑玉衡以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与否，重审己之事也。”可知舜帝毕生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柳宗元说：“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宋书·符瑞态》说：“舜即帝位，蓂英生于阶，凤凰巢于庭”，是说舜帝的道德境界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亦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说法与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把舜帝当作天地道德和宇宙道德的典范完完全全相一致。


综上所述，舜文化的基本内涵包刮了伦理道德、职业道德、政治道德、宇宙道德。而其中的职业道德与政治道德又同属社会道德范畴。

姚波

5、舜帝精神的内核



     我们说舜帝精神是一种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而


舜帝精神内核是“和”。


古汉语中的“和”字的意思是：⑴和顺；谐和。如《中庸》所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⑵和平；讲和；媾和。如《孙子·行军》所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⑶温和；和缓；谦和。如：和风细雨；和颜悦色。⑷调和。如《国语·郑》所说：“和六律以聪耳。”“和”作为动词使用时，表示协调人、事，使其平衡；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则表示适度。


“和”是舜帝毕生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因此最终成为了他最突出的


思想精神特质。舜帝之“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家庭生活中“和”为本，争取了家庭和睦。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舜之父、后母、同父异母的弟弟采用焚廪、实井、劝酒的手段多次欲置舜于死地，舜却不记前隙，一如继往地对父母尽孝，对弟弟友善，争取了家庭的和睦。


二、在社会行为中“和”当先，促进了社会和谐。


《尸子辑本》卷上载：“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皆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丧虎。故有光如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


《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淮南子·修务训》载：“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在社会活动的人际交往中，虞舜“和”字当先，“和”以处众，让畔让渔场，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赖，人人择舜而居。


三、在民族关系中，以“和”为贵，赢得了国家和平。


尧时，活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的三苗逼进中原腹地。于是“尧战于丹水以服南蛮”。然而，三苗并未被征服，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后来，舜辅佐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才获得了南方的一时安宁。舜为天子以后，残存的三苗仍不服，舜先时也按惯例遣派大军武力征服，《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这一史实。然而，三苗不畏强暴，败而不馁，如《竹书》所载：“三旬，苗民逆命”。舜明白了三苗不能用武力征服，于是制止了禹等“请伐之”的请求。


《吕氏春秋·尚德》记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


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终以化民。舜帝以“和”为贵，使百姓免遭战争之苦，实现了北方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大融合，为古国大一统做出了卓越贡献。


四、在宇宙道德中以“和”为规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把舜当成天地道德和宇宙道德的典范，其理由是舜毕生注重道德修养，以至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古人认为，天、地、人相互融通就是最大的“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做到了我们常说的“天地人和。”舜帝以自身的音乐特质创《韶》乐，歌《南风》，以诱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舜帝崇拜瑞鸟凤凰而以凤凰为图腾，以启示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出现了神人以和的可喜局面。


《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对夔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史记·夏本纪》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临，百兽率舞，百官信谐。”


《新语·无为》云：“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宋书》说：“舜即帝位，蓂英生于阶，凤凰巢于庭。”


可见舜的道德达到了“神人以和”的境界。这里的“神”指自然宇宙大法则，这里所说的“人”则包括了人的肉与灵。


舜帝“和”的思想行为以及理念，使得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灵与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都能和谐相处，正如《尚书·尧典》开篇开宗明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与、于变时雍。”

姚波

6、研究和弘扬舜文化的意义



舜文化即是道德文化。它是舜帝在生产、生活与治理国家中身体力行所创造的原生态文化，是平生智慧与实践的结晶。舜帝是中华民族初始道德的集大成者，由勤民事、苦忧人、孝父母、悌兄弟、行礼让、讲诚信、重教笃祀、举贤任能、惩恶扬善、励精图治等为内容所构建起的涵盖伦理道德、社会道德、宇宙道德的道德文化，其人文底蕴极为厚重丰富，历经数千年，一直为海内外华人华裔所推崇。


舜文化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舜文化为早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舜文化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推行，人的社会行为都能在道德行为的规范内有序地进行，部落（诸侯国）之间或是内部，没有相互的争斗与厮杀，只有社会生产的不同分工和共同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人们的心理状态从氏族部落的小社会中游离出来，进入了氏族联盟的大社会，国家的雏形也就形成了。二是舜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起着精神凝聚作用。舜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得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历经四千余年，无论中国社会政权如何更替，也无论统治者属于什么民族，都把舜帝视为一脉相传的共同始祖，并通过对舜帝的祭祀和舜帝道德文化的追思，使舜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因此，舜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主流，对多民族的我国起着精神与情感的凝聚作用，维护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研究和弘扬舜文化，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弘扬舜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华裔民族情感，实现祖国统一的需要。受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海外华人华裔对祖籍国有着深深的文化情结。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同，对共同始祖的认同，使得旅居世界各国各地的舜帝后裔纷纷成立舜裔宗亲组织。各舜裔宗亲组织由于同祖连根，同脉联宗，又整合成了“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进一步联络同胞情谊，弘扬舜帝精神，关心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其二，弘扬舜文化，对于推进“以德治国”进程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从严治政。而从严治政正是舜文化的重要内容。舜帝治政思想的闪光点一是励精图治，身体力行；二是廉洁奉公，忧国忧民；这是“以德治国”所必须要做到的。其次，要“以德治国”，就必须弘扬舜文化的从严治“吏”思想。舜帝治“吏”，一是举贤任能，任人唯贤；二是惩凶除恶，不畏权贵；“吏”是各个层次的权贵，必须要“贤”要“廉”要“善”。三是打抚结合，灵活运用。舜帝的治“吏”思想，是我们治国安天下的重要思想宝库。其次，“以德治国”必须弘扬舜文化的从宽治民思想。舜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上，即是“以民为本”。而从宽治民的具体表现，就是他的“德”与“孝”。对家庭，他“敬敷五教”；对国民，他“象以典刑”；对三苗，他“执干戚而舞之”。《孟子·离娄上》云：“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推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预，而天下化瞽叟底预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为大孝”。舜文化的“德”与“孝”，为我们今天的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美德的建设，提供了精神泉源。


“以德治国”的着力点在于先进文化的建设，舜文化就是先进文化的历史渊源，理应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弘扬舜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当今和谐社会的标准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谓的和谐社会，一是要求社会和谐；二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这正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建的道德文化——舜文化所涵盖了的内容。舜文化包含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诚信至上”、“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道德理念，这些都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不可缺的重要内容。


其四，弘扬舜文化，对于现代经济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离开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导向，就会误入人欲横流的歧途。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首先必须以人为本；其次是遵守商业道德，以诚实守信、以义取利为经营宗旨；再次必须有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即是要以社会的福祉和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消费者，去取得社会的回报。即是说，发展现代经济的一切经营行为必须始终不忘诚实无欺、重约守信、质量第一、以义取利、服务社会等企业发展和商业经营道德观念。而博富的舜文化之中就蕴含着这些道德内容。


在新的世纪，呼唤道德回归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心声。随着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文化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争先开发的无形资源和无价资本。我们研究和弘扬舜文化，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舜文化的产业价值不可估量。

姚波

7、唐宋状元李郃、乐雷发与舜文化



李郃，字子玄（公元808～873年），号西贞。九嶷下灌人。出身于世代书宦门第，是李道辨十四代孙。李郃自幼聪明好学，精通经史，擅长诗文。唐太和二年（828）为振兴朝纲，文宗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入朝。年方二十的李郃被推荐至长安赴考。廷试中，他作的《观民风赋》和《求友诗》条对鲜明，词旨温雅，褒贬得当，群小慑服，考官争相荐进。文宗亲自面试，擢李郃进士第一。同科考生刘蕡才华横溢，只因在答卷中直诋宦官，切中时弊，考官虽然赞服，但是因为怕得罪宦官势力，不敢录取。李郃愤愤不平，说：“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于是不顾个人得失上疏文宗，请求收回授予自己的功名，将状元改授刘蕡。文宗性懦有忌而不采纳。后与他同科取士的二十二人均授京官，惟李郃因让第事得罪宦官被排斥出京，出任河南道河南府参军。后因立功而获赐绯鱼袋，加龙虎将军衔，到广西贺州任职。当时，由于贺州五县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困。李郃到贺州后励精图治，对有德之人予以荐举重用；对欺压百姓，危害社会之徒坚决制裁；官吏中为政清廉者予以体恤；百姓中难为生计者给予救济。他常常深入民间，劝课粮桑，敦促重视礼教。在任七年，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李郃因此而深受同僚和百姓敬重和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开成二年，李郃因“边疆效劳，得荐升京秩”，初时做四方馆，后来转升吏部侍郎，授正议大夫。


乐雷发（1210～1270年），字声远，号雪矶，九嶷明月山人（今下灌乐家山）。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刻苦发奋，精通经史，长于诗赋。因政见与权贵相悖而屡试不第，只得耕读自适，在九嶷山下象岩收徒讲学。二十岁后漫游湘桂浙赣等地，交游甚广。乐雷发人品极高，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腐儒误国，作有《乌乌歌》、《车功赋》、《雪矶丛稿》表白忧国忧民的志向。


乐雷发人品才识名重士林。宋淳佑十二年（1252年）得以以乡贡进士举荐入朝，被任命为太学录。宋宝佑七年（1253）乐雷发的门生姚勉中进士第一，也象李郃一样上疏让第给他的老师。姚勉对理宗夸他的恩师才学胜过管仲、诸葛亮，宜以大事委任。宋理宗特召乐雷发亲试，问及选举八事，乐雷发对答如流。言学术以性命为本，才智以气节为先，选举以公正为要，教养以师表为重，以及总淑天下之士以道，求实用，黜虚文，录才华，培正气等。其策对近一万字，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理宗听后赞不绝口，当即赐予特科第一。


无论是唐代状元李郃，还是宋代状元乐雷发，他们都生在九嶷山，长在九嶷山，被九嶷山的清风流泉熏陶。学成以后，不为功名利禄所困，而是心系国祚，为民而忧，一身正气。李郃的让第于刘蕡，乐雷发的门徒姚勉的让第于师，其思想与行为是何等的相似；李郃在贺州时对百姓中难为生计者的救济之举，与乐雷发在《逃户》一诗中所表达的“租貼名犹在，何人纳税钱······”那种同情劳苦大众的心声是何等的相似。李郃与乐雷发所处的时代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相隔四百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品德惊人的相似呢？仔细想想，他们自小就生活在舜帝藏精之所的九嶷山下，自小接触的就是关于“孝祖”、“德圣”的动人故事，自小接受的就是舜文化的沐浴和洗礼，正是这种文化渊源相同的地域教育，培养出了他们十分相似的思维方法和办事风格。


在舜帝所建立的古国时代，舜帝德治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仁爱、尊贤、尚德几个方面。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800多枚竹简，计13000多字，竹简的制作时代为公元前310年～300年，即在屈原、孟子仍然活着的年代，其价值非同一般。


郭店竹简的《唐虞之道》篇有这样一段记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人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孝而化乎道。不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之未有也。”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曾经认为李郃与乐雷发的思想行为是儒文化的孕育，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郭店竹简的《唐虞之道》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舜帝文化才是儒文化三重道德的源头，圣人孔子与亚圣孟子莫过是儒文化之集大成者而已。由孔、孟言必称尧舜可以知道，舜帝身体力行所创建的道德文化，正是“大成”之精华。李郃与乐雷发的门生的让第行为，正是舜帝“禅让”行为的泛化；李郃与乐雷发忧国忧民的秉性，正是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仁爱”“尚德”品德的滋润。


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舜帝长眠在九嶷山，就把“仁爱、“尊贤”、“尚德”的思想道德精髓注入到了灵山秀水之中。从唐朝开科取士到清代，在一个弹丸小县竟然就孕育出了两个状元和八十二名进士，足见舜文化在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底气是何等浑厚。

姚波

8、九嶷山民风与舜文化



舜帝老来南巡来到苍梧九嶷山，在九嶷山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勤民而死，葬于九嶷山，从此，九嶷山就成了“舜帝藏精之所”，成了道德文化之源。


舜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脉，其精华在于“德治”和“孝悌”。从古至今，人们到九嶷山朝圣，自觉自愿地接受舜文化的熏陶，并通过教育和礼制，将舜文化传承。


由于舜葬九嶷山的缘故，自小生活在九嶷山灵山秀水之中的人，对于舜帝“孝感天地”、“德播人间”的事迹耳熟能详。受舜文化强烈而长期的熏陶和洗礼，在九嶷山这块土地上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这集中表现在礼让、尊教、至孝几个方面。


在礼让方面，九嶷山最富说服力的是“李郃让第”跟乐雷发的弟子姚勉荐师。生于808年的李郃，20岁时赴长安应试，被唐文宗选为状元。才华出众的昌平人刘蕡，由于耿介嫉恶，直抵弄权的宦官而不得取仕。李郃为之不平，作《让第刘蕡书》说：“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臣才志懦劣，不能质今古是非，陛下闻未闻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对，敢空臆进言，至皇王之成败，陛下所防，闲时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以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与蕡比！······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受，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愧，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顾不美哉！”事隔427年后的宋理宗时，乐雷发的弟子姚勉中进士第一，一如李郃般上疏。说自己的老师乐雷发人品极高，才过管仲与诸葛亮，宜以大事委任，要将自己的状元让给老师。使得宋理宗亲自面试乐雷发后钦点乐雷发为特科第一。


打自隋唐开科取士，学子孜孜求学，就为登科取士，甘拿状元之冠让人者，惟有李郃与姚勉。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高风亮节？追根索源，想想舜帝，一切便昭然若揭。当年的舜帝是礼让之集大成者。舜帝一生，有五次很有代表性的逊让:未被帝尧举用之前就有历山让畔、雷泽让渔之举脍炙人口；被帝尧起用以后，经受了全面考察，当帝尧要舜登临帝位的时候，虞舜却“让于德，弗嗣”（《尚书·尧典》）。即是说舜谦让有德之人，自己不肯接受帝位；帝尧驾崩后，作为摄政帝的舜为其守孝（忠）三年，而后“舜辟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孟子·万章上》），意在把帝位让给尧子丹朱。由于朝觐者、讼狱者、讴歌者都向着舜而不向尧之子丹朱，舜才答应众臣之请回到帝都平阳“践天子位焉”；舜八十三岁的时候荐禹于天，后禅位于禹。


李郃与乐雷发均出生在九嶷山下，姚勉是舜帝直系后裔，他们对于舜帝的逊让行为崇拜得五体投地。舜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化为了李郃与姚勉“上疏让第”名重士林的“礼让”行动。


尊教是九嶷山民风的又一特色。隋唐时才始行开科取士，唐代九嶷山就出了状元李郃，重教之风可见一斑。九嶷山自古离京都路远地辟，唐以往办学极少，但是却能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尊教成风，因而到唐代一朝，整个湖南考中进士25名，九嶷山就占据7名，即李郃、周崇昌、周虞宾、周瑀、周惟简、周鲁儒、周彦朴。唐代除李郃之外的6名进士均为周姓，体现了当时“家自为学”的情况。从宋开始创办县学，设于宁远文庙，以后历代相沿，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整个科举时代，湖南得中状元者13名，九嶷山独占2名。另有进士82人。


九嶷山人尊教重教之风在人人关心家乡文教事业方面有很多表现。如：清时官居二品的九嶷山人黄习溶倡修宁远文庙，捐银万两。由于黄习溶的带动，九嶷山绅民共襄盛举，措银六万余两，费时十年，把宁远文庙修缮得气势恢宏；1942年，九嶷山人欧冠创办宁远县立中学（今宁远一中）；1981年，九嶷山人乐天宇80岁高龄时回故土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山学院》；2002年，九嶷山之子、宁远一中校友乐根成出资20万设立奖励基金奖励九嶷山学子。从1982至2005年，仅宁远一中就考入清华大学22人，考入北京大学10人。


九嶷山尊教民风源自舜帝推行“五典之教”和“命夔典乐，教胄子”的兴学理念。


九嶷山民风值得津津乐道的还有“至孝”。可列举三例为证。清代九嶷山石家洞有个名叫石光化的，七岁时候父丧，石光化事奉母亲至孝有名。志载：“母嗜鱼。隆冬躬鱼于池，恐母之虑己寒也，则伪曰购诸市者。日供具无缺。”又有个叫匡田秀的，“家贫无妻，母张氏目盲，田秀尝为人佣，蚤起具食食母，然后往，夜必归侍寝处。外得美味，必怀以进。比母年八十四，田秀亦老，无能佣矣，日负母行乞，见者怜之。”九嶷山新开村人欧阳名友，出生三天其父被抓壮丁，3岁时母弃下他而改嫁，名友与奶奶相依为命，在乡邻们接济中长大成人。舜文化的熏陶，“至孝笃亲”的观念深深扎在只读过三年书的他的心坎里，从1960年起，开始义务照顾和赡养五保老人，至2004年，44年如一日，一共赡养了9位非亲非故无亲无靠的五保老人，生养死葬，胜似亲人。


纵观舜帝一生，谦虚礼让、尊教重教、至孝至忠。由于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就把思想与精神的精髓长留在了九嶷山，成为了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成为了整个湖湘文化的精髓。九嶷山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就形成了富有舜文化特色的九嶷山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