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智慧

姚波

智慧：孝是会延衍滋生的（1）

　　《古文观止》第一篇是《郑伯克段于鄢》，选自《左传•隐公元年》的一则历史故事。这里讲述了孝子颍考叔是怎样启迪国君郑庄公的孝行的。

　　郑庄公的母亲叫武姜，前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郑庄公，因为是难产，受到惊吓，因此不喜欢他；二儿子共叔段是顺产，因此偏爱他。武姜希望小儿子即位，但是没有得到丈夫郑武公的同意。她又私下纵容小儿子对其兄郑庄公的背叛、叛乱的活动。最后，共叔段的地盘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于是就准备偷袭郑国的都城，而其母约定做内应，为小儿子开启都城的城门。郑庄公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就在其弟将要动手之际，先下手派兵攻打其弟所居住的京地。共叔段大败，仓皇出逃。

　　因为其母参与了这起叛乱，庄公就把母亲武姜赶出都城，放逐到城颖，而且还对她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不到黄泉，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黄泉，是地下的泉水，因为是黄色，故有此称，这里指坟墓。庄公是说，母子之间，活着就甭想再见面了。

　　郑国的一个官员颍考叔，是管理边疆的大夫，听说了这一件事情，就来晋见郑庄公。郑庄公宴请他，宴饮之中颍考叔将肉食放着不吃。庄公问其缘故。颍考叔回答说：“我有个母亲，尝到的都是小人的普通饮食，还没有品尝过国君美味的肉羹。请求您能让我带回去，留给母亲吃。”

　　郑庄公感叹地说：“您还有个母亲可以留给她品尝，偏偏我没有啊！”颍考叔问：“请问这是什么说法？”郑庄公就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并说自己后悔了。

　　颍考叔说：“国君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挖掘一个地道，且深至于泉水，在隧道中母子相见，难道有谁说您不对呢？”郑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挖掘了隧道，在隧道中母子相见，从此以后母子之间的关系改善并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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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孝是会延衍滋生的（2）

　　该文篇末写道：“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延伸）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段话很有名，被后代广泛传诵。意思是，君子说，颍考叔是一种纯粹厚笃的孝啊！他爱自己的母亲，但是又把自身的孝延伸渗透到庄公那里了。《诗经•大雅•既醉》：“孝子的孝没有穷尽，永远把孝赐给孝子的同类。”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这一则故事如果从《孝经》的角度来解读，也很有趣味：

　　一是，作为先因为丈夫是诸侯而为诸侯夫人、后儿子是诸侯而为诸侯之母的武姜，自己不做慈母，却爱憎分明地对待儿子，且帮助叛乱，这不是称职的母亲。《孝经•诸侯章》有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诸侯之母的武姜，地位高高在上，但犯了不能“制节谨度”的弊病。

　　二是，庄公作为一个儿子不及时地规劝母亲，这也是不孝，如《孝经》所说“子不可不争于父”，当然也包括应该争于母。庄公又不及时地帮助犯错误的弟弟悔改，这是不悌。《孝经•广要道章》：“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庄公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三是，共叔段作为儿子却和母亲一起做叛乱的事，阴谋篡夺其兄长的君位，这是不孝、不悌、不忠。

　　四是，颍考叔是个孝子，他与君王宴饮而想到让母亲也尝尝这一美味，这是孝敬，当然又能孝养。他还巧妙献计，让一个良心有所发现的不孝的国君重新返回到孝道上来，母子关系得以恢复，国君的榜样与威信得以重新树立。这就是纯粹厚笃的孝在感应他人，赐予他人。《孝经•广扬名章》：“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颍考叔是“忠可移于君”，“治可移于官”，确实也得以扬名于后世。

　　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孝的智慧、孝的感应力量与感染魅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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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1）

　　汉代，一个政论家曾面对趾高气扬的汉高祖刘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先前使得秦国在吞并天下之后，能实行仁义，效法先圣，你刘邦凭什么取得天下？——这人就是陆贾，他的学说收在《新语》里。

　　刘邦马上从得意忘形的高端跌下来，而有惭愧之色，并恳切地希望陆贾跟他谈谈治国的智慧。确实，刘邦虽得到了天下，但面临着如何治天下的难题。秦代虽也有孝道，但是其暴政远远超过了微不足道的孝道，这是刘邦切身感受并体会的最深刻的。于是，他采取反秦之道而行之，从与秦暴政相反的维度去统治天下。汉初既用黄老之术来恢复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又大力推行孝道来治理“天下一家”的刘姓王朝。这里简略地说说汉代“孝治”的一些情况。

　　1. 刘邦与“孝治”的故事

　　刘邦深悟孝治天下的道理，并自己先做了个样子。刘邦当了皇帝后，每隔五天就去朝见一次自己的父亲“太公”，行礼就如同一般人家的父子一样。太公家令，这个皇家的属官，就是主管家事的人劝说太公，不应该让君主拜见臣子。以后高祖再来时，他的父亲太公就抱着扫帚，在大门迎接，倒退着走路。刘邦见状大惊，忙下车扶起太公。太公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刘邦尊奉父亲为太上皇，还下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

　　未央宫落成，刘邦置酒庆祝之时，还捧起玉杯为自己的父亲“太上皇寿”。太上皇在栎阳宫逝世，刘邦还为此赦免了栎阳的囚徒，并把郦邑的名称改为新丰。

　　这里又有个故事：刘邦的父亲虽然被奉为太上皇，但是还“时凄不乐”。刘邦问左右此中的缘故。对方回答：因为太公平生所喜好的都是“屠贩少年，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乐”，如今这里都没有，因此不快乐。“蹴（）鞠”，就是踢球。高祖于是就兴建丰地，把太公原来结交的那些老朋友都接过来住在那里。太公这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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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2）

　　但是历史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件事，当初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的战将彭越数次返回梁地，断绝楚军的粮道。项羽很害怕，就制成一个高高的俎，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俎上，告诉汉王刘邦说：“如不急降，吾烹太公。”刘邦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俎”，是古代割肉等用的砧板。项羽威胁刘邦，如果不马上投降就把他的父亲杀了。刘邦说：我和项羽约定为兄弟，我的父亲也成了你的父亲了，若果必定要烹你的父亲，那么希望也分给我一杯肉羹。后来经过项伯的劝说，项羽才没有杀了太公；楚汉讲和，太公才归汉代。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刘邦的另一副面孔。

　　如果我们走进刘邦的内心世界，那么刘邦用分封同姓王，替代了异姓王，以为“天下一家”，“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个“天下”，还是很复杂，因此用孝道来维系这个刘氏的“天下一家”，就是一种策略与政治智慧了。刘邦之后的子孙也悟出其中的道理，很会用孝来治理天下。

　　2. 汉代的谥法与“孝”

　　为了继承其父刘邦之志，汉代的谥法从汉惠帝开始，均冠上“孝”字。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指出：“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霍光传》有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

　　比如西汉诸帝，刘盈谥号孝惠帝，刘恒谥号孝文帝，刘启谥号孝景帝，只有武帝刘彻谥号不用“孝”，刘弗陵谥号孝昭帝，刘询谥号孝宣帝，刘谥号孝元帝，刘骜谥号孝成帝，刘欣谥号孝哀帝，刘（）谥号孝平帝。

　　东汉诸帝，只有刘秀光武帝谥号不用“孝”，刘庄谥号孝明帝，刘（）谥号孝章帝，刘肇谥号孝和帝，刘隆谥号孝殇帝，刘祜（）谥号孝安帝，刘保谥号孝顺帝，刘炳谥号孝冲帝，刘缵（）谥号孝质帝，刘志谥号孝桓帝，刘宏谥号孝灵帝，刘协谥号孝献帝。

　　3. 推行“孝弟力田”

　　汉代为了巩固农业生产，施行“重农轻商”政策，还着重推行“孝弟（）力田”。由孝惠帝开始，奖励有孝弟德行和能努力耕作者。《汉书•惠帝纪》：“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颜师古注：“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也。”意思就是，推举百姓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人，免除他本人的赋税徭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政策，对民众有多大的吸引力！此可谓深得民心，既提高了生产力，又净化了社会风气，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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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3）

　　此后便是高后一朝，吕后临朝行天子事，设置了“孝弟力田”之官职。《后书•高后纪》：“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第一次安排了一个级别为二千石的官吏来主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工作。颜师古注：“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孝文帝时候，“孝弟力田”之官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诏令：“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为了及时慰问民众的不便利安顿，而以户口的比率增加三老、孝悌、力田等人员的名额，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心意去引导民众。颜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他们身上是有责任的，比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4. 汉代推行孝廉制度

　　儒家讲究“为政以德”，汉代提出了德中之“孝”、“廉”来治理，于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孝廉制度。

　　“孝廉”，一是孝，指孝悌者；一是廉，指清廉之士。此两者分别为选拔人才的科目，肇始于汉代，到东汉更成为求仕者的必经之路，后来两者往往合为一科。最初起源于汉文帝时，文帝十二年的诏令里有奖励孝悌力田与廉吏的条文。

　　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规定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通称为举孝廉。从汉武帝开始以孝廉取士作为了常制。《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这成为了汉代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察举者如发现其不合标准，举荐的主要官员要承担责任。此中孝廉一科，成为了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东汉会要》：“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所谓“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甚至可以由此而直接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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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4）

　　关于这些内容，《后汉书•明帝纪》也有记载：“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气也。”后来宋苏轼《策问》还说：“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

　　5. 重视《孝经》的教化与传播

　　汉代《孝经》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列入“七经”。《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汉书•艺文志》又记载，汉代传授《孝经》的有两派六家，比如今文派，有五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但是“经文皆同”。传下来的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翼氏说》、《安昌侯说》一篇。

　　再如古文派，那是孔氏壁中古文。此中所谓立博士学官，就是以某一经作为太学教授学生的定本，并特地立一位博士来负责教学。这就像在高等学府设立专科教授。

　　《孝经》、孝道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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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5）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亦遣子入学”。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见劳悦强《〈孝经〉中似有还无的女性——兼论唐以前孝女罕见的现象》）

　　东汉荀悦曾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当时读《孝经》、做孝子的风气很盛。国家、社会、家庭都重视对孝子、孝女的褒奖，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法律处置。

　　汉代能够从公元前206年绵延到公元220年，长达426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批判地总结，而“孝治天下”也是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孝治天下”，和谐了家庭和社会，并由孝而至于忠，“移忠于孝”、“忠孝一体”，如《孝经》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由事父上升为事君，由事父的孝升华为事君的忠，于是一个家庭便与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一种伦理便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就是“孝治”的逻辑进程。

　　汉代的“孝治”也自然也引起了后来许多朝代的兴趣，并借鉴之。许多朝代皇帝的号，如谥号等也用上“孝”：比如东晋孝武帝；南朝宋的孝武帝，连年号也用了“孝建”年号；北魏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北齐孝昭帝；北周孝闵帝；南宋孝宗；元忽必烈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自铁穆耳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后，以下皇帝除了泰定帝外，谥号均有“孝”；明代有孝宗，等等。又如唐代也有“孝悌力田”科、清末还有“孝廉方正”等的制度，在后世也得到了充分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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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载古代正史的孝子传（1）

　　中国古代正史中最早专门记载孝子、孝义的大概应属于《后汉书》。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396～445年）所撰写。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此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后汉书》被历史学家称为良史，唐初把它列为正史中“四史”之一。

　　《后汉书》虽然没有用《孝子传》这一名称，但是三十九卷的《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为孝子专门作了传记。这一卷专门记载了许多以孝子、孝义而有名声的人物，如毛义、薛包、刘平、王望、王扶、赵孝、王琳、淳于恭、江革、刘般、刘恺、周磐、蔡顺、赵咨等。在卷首作者写了一段卷首语：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

　　子曰：“啜菽饮水，孝也。”

　　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至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这一卷的《孝子传》，是专门写孝的。为孝子专门作传记，这是首创。上面文中的首句孔子之语，即出自《孝经•圣治章第九》。子路之语，是说悲伤啊，贫困的人！侍奉亲人，生时穷得无以为养；死了穷得无以为丧葬。孔子又说，能食杂粮饮水，也孝。

　　作者接着议论道：钟鼓不是音乐的根本，但是音乐离不开这些器物；肉食三牲不是至孝的主旨，但是养亲不可废去。保存乐器而忘记根本，就会失去音乐；调谐乐器而和声，音乐就形成。崇尚赡养而伤害德行，是孝的累赘；修养自己而获得利禄，这是赡养的大端。故说能够大赡养，那就是周公的祭祀，能致四海的祭祀。说到以义来赡养，那就是子路的杂粮，它比东邻的肉食三牲还甘美。担心水与杂粮的微薄，而去求得利禄来赡养的，这是用受耻得到的利禄来养亲。存真诚而尽孝行，孝积累而利禄厚重的，就是能以义赡养。——此段重点说到了赡养父母的品行问题：不要因为推崇赡养亲人，就伤害自己的德行去谋求利禄；而是要修炼自己，由正当的途径获取利禄来赡养父母，提出了“义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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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载古代正史的孝子传（2）

　　这里举出一个案例，看看《后汉书》此《传》记录的孝子情况，以及当时的重孝的社会风气。

　　汉安帝（107～125年在位）时候，汝南有一个叫薛包的，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而有名声。其父娶了后妻以后，开始憎恨薛包，逼他分家而居。薛包日夜号泣，不愿离开，以至于被其父殴打。不得已，薛包就在宅外搭建一个小屋住下，每天早上仍过来洒扫；其父又发怒，驱逐他。于是他就在远一点的乡里之门处搭建一个小屋住下，但从不忘记早晚去父亲那里问安。这样过了一年多，父母自己都感到羞愧了，就让他回来居住。后来父母死后，薛包守丧六年，超过了规定的丧礼，因为按规定三年就行了。

　　不久弟弟要求分财产并分居，薛包没能劝止，就平分财产。分人的时候，薛包要那些年老的奴婢，说：“与我一起的时间长了，而你使唤不了。”分田地房产时，他又要那些荒废的，说：“我年轻时经营过的，情意有所留恋。”分器物的时候，他又要那些旧而损坏的，说：“我一向所使用的，已经用惯了。”后来他的弟弟数次家产破败，薛包常常给予救济供给。

　　汉安帝建光年间，公车官署特地征用薛包，官拜侍中。但薛包生性恬淡虚怀，声称自己有疾病，不去做官，而只求一死。于是朝廷下诏，优准他保留官职而告归养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汉代重孝的具体情况。一，后世的人、特别是今人，往往习惯从功利的视角去观察，怀疑当时的孝子是在作伪、作秀，或是些沽名钓誉之徒。薛包，或许能让后人看到一个实在的、纯真的孝子的形象。二，他的孝行，在父母的生前表现出来，在父母的死后也表现出来，在分家的时候再次表现出来，甚至在朝廷让他做官的时候尤其凸现出来了。三，汉代统治者对孝子非常重视，加以提拔，委任官职，甚至根据孝子的要求与具体情况，保留官职而又遂其心愿。这种做法，对社会和谐风气的营造可以想见。汉王朝如果真全是封建落后得一塌糊涂，漆黑一团，歹徒横行，没有好的社会氛围，王朝能够绵延四百多年吗？这一点也是值得后人好好体会的。

　　这个孝子的孝行，对后人也很有影响。比如北齐的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还特地引用了这一段，置于《颜氏家训•后娶第四》中，用以教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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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1）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编纂的，主要是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其书经历宋元明清至今，已流传千年之久，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以及著作累世不绝。民间也曾有谚语：“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这里，我们就《世说新语》与孝的记述，作一扫描，或可以透视该时代崇尚孝之风尚的一斑。

　　1. “生孝”与“死孝”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王戎（234～305年），“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尚书。和峤，在晋武帝时候任中书令。他们同时遭遇丧母，都以尽孝而被称誉。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哭泣备礼。文中所说的“鸡骨支床”、“哀毁骨立”都形容因过分悲哀，而消瘦得仅剩下骨架来支撑身体、卧于床上了。“鸡骨”就是瘦瘠的样子，即瘦骨嶙峋。

　　晋武帝司马炎对尚书左仆射刘仲雄说：“你常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否？听说和峤哀伤过了礼节，使人为他担忧。”刘仲雄说：“和峤虽然礼仪周全，但神气没有损伤；王戎虽礼仪不周全，但悲哀毁身而骨瘦如柴。臣以为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和峤，而应忧王戎。”此在《晋书•王戎传》也有载。

　　首先这里提出两个有意思的命题：“生孝”、“死孝”。“生孝”，谓孝子丁忧哀而不灭性，也就是说遵守丧礼而不伤毁身体。“死孝”，居父母之丧，哀毁几至于死，也就是说对父母竭尽哀悼之情，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其次，这里还提出“大丧”中三个方面的关系与比较：礼仪的周备问题、哀伤的程度问题、孝子身体状况问题。于此，君臣之间有不同的见解，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再次，君臣讨论这类问题，也说明高层对于孝、孝子的关注，当然社会也在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都说明在魏晋时代，传统的孝又遭遇到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 孝子王祥

　　《世说新语•德行篇》：“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