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家谱之比较

姚波

方志与家谱之比较
2014-01-16 14:47:01   来源：谱志联盟网  

     方志与家谱，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殿堂里，相互辉映，互相渗透，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

    一是连续性。方志与家谱，都是代代相传，连续不断。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撰写的，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官僚，为了加强统治，积极编修方志，后任长官往往按照前任的志书体例，继续编修，使志书呈现连续的特点。清代雍正皇帝，不仅下令各地设立志局专事修志，而且下令各省、府、州、县志60年纂修一次。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南京政府也曾作了省志30年一修，县志15年一修的规定。如湖北省先后修过7次通志，第一次是嘉靖元年薛纲纂修《湖广图经志书》，第二次是万历十九年徐学谟纂修《湖广总志》，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徐国相等修《湖广通志》，第四次是雍正五十一年迈柱修等纂《湖广通志》，第五次是嘉庆九年吴熊修纂《湖广通志》，第六次是光绪元年洪良品纂《湖广通志志存》，第七次是民国年间纂《湖北通志》，平均大约30年一修，内容均有连续性。家谱一般是由族长主持修订的，后任族长往往根据前修家谱的体例、内容，进行续修，在世系列表、家族迁徙、人口兴替等方面更显示了代代相传的特性。如反映李鸿章家族历史的《合肥李氏宗谱》先后修过五次：创修嘉庆十四年，道光九年、二十四年，同治年再修，民国十四年五修，平均约30年一修。李氏家谱不仅内容上连续，而且在体例上也一如旧例。

    二是时代性。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方志、家谱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状资料主要依靠实地采访、调查，并且还需要依靠各部门或各家族成员提供素材，然后进行整理编辑而成。

    三是资料性。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信息，因此它们都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特别是方志，既有人文资料，又有自然资料，涵盖了一个区域的方方面面。如康熙二十九年颁布《河南巡抚通饬修志牌照》，所列搜集资料范围的纲目十分广泛：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河防、乡村、集镇、公署、桥梁、仓库、社学、街巷、坊第、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艺文、灾祥、杂志等，几乎无所不包。至于谱牒的资料性，梁启超在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较……等等无数问题，除于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可见谱牒的资料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

    四是服务性。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其目的是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服务。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地方志在当时的功用，可归纳为：一、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二、明察兴亡，以立施政大纲；三、备载万物，以筹国计民生；四、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五、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六、彰善痹恶，以裨社会风教。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同样，家谱中所宣扬的“恩荣”、“忠孝”、“烈女”、“贞女”等内容，是历代统治者树立封建道德的风尚和偶像，其目的是利用家谱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比较方志与家谱，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区域的有关资料，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方志反映的是一个面，家谱反映的是一条线。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区别。就记载的内容而言，方志要广泛得多，家谱要窄得多。就记述的体例比较，地方志反映一个区域天文、地理，旁及社会、自然，并且逐步形成了以类系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多种体裁的编写方法，即所谓方志体例。家谱逐步形成的体例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内容。后来家谱记事范围受方志、史书影响，增加了科举、祠堂、墓志、仕宦、传记、行状、艺文、年表等内容，差不多成为家族的百科全书。方志与家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方志可以流通，定稿刻印对外发行，而家谱则“秘不示人”。

    方志与家谱的异同不但表现在它们各自的质体上，还表现在人们对二者的研究上。这里我们要介绍三位对当代方志与家谱研究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史学会议上呼吁，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新编方志的工作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另一位是原上海市图书馆馆长，我国图书馆学和古文献版本学的一代宗师顾廷龙。他冒着风险，组织人员到许多省市，从造纸厂和民间百姓手中购回了堆积如山的家谱书册。再一位是王鹤鸣。王鹤鸣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主要领导，他倡导了“抢救中国家谱工程”。比较方志与家谱研究，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都走过弯路。相比较家谱研究要冷落些。本来，我国有着盛世修志的传统。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1958年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由于“文革”，地方志编纂工作夭折。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正式成立，1983年经国务院同意，正式成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各省(市)、地、县都相应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地方志T作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全国编写方志约3400余部。与此同时，地方志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修志工作，方志学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关专家对家谱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山西成立了中国家谱研究会，湖北省武汉市和其他有关省市也成立了家谱研究会。山西、上海等地曾开过几次研讨会，其中有影响的是上海图书馆举办的“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就家谱的价值问题、家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家谱的重修问题、编制《中国家谱总目》、家谱的数字化问题、中外谱牒的比较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并且出版了论文集。虽然，与蓬勃发展的方志研究相比较，家谱研究有些失色，但是成就仍然不小。除上述外，还有：1．政府部门重视谱牒。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专门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8年国家档案馆、国家教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组成家谱档案对外协调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与外国团体交换家谱档案复制件问题，强调应以换回我国散失在国外的和我们所需要的档案、图书资料为主。2001年文化部办公厅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总目》。2．出版了数部谱牒书目。1992年山西出版了《中国家谱目录》，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2000年上海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规模宏大的《中国家谱总目》正在编制出版中，笔者是该总目的编委。另外，台湾1987年出版了《台湾地区族谱目录》，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于1983年编印了《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著《谱牒之研究》下册收录日本藏中国家谱1491部。3．发表质量较高的论文。据笔者检索，目前已发表近300篇谱牒论文，从一个方面反映谱牒研究的现状。4．谱牒文化解冻，各地续修谱牒，家谱文献恢复了在历史文化宝库中应有的重要地位。5．谱牒文献得到应有的保存、整理、开发与研究。上海图书馆开辟了“家谱阅览室”，上海图书馆与新加坡合作开发了“寻根网站”，谱牒为公众服务发展到新的阶段。

    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的家谱，有不少封建糟粕，如宣扬封建专制、迷信思想等，对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它的历史资料价值；发挥它的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教化功能价值；发挥寻根认同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