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才子姚苏凤

上海姚良官

我算来也是苏州人。山明水秀的姑苏，人杰地灵，出现了好多才子。我熟悉的有两位:一位是曾任《新民晚报》副刊《红雨》主编的姚苏凤，另一位九十年代初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范敬宜是宋代学者范仲淹的后裔，不但文笔好，写诗也是出口成章，且有远祖风，敬业乐业，先人后己。
从50年代初算起，我和姚苏凤住在南昌路，隔开半条街;他和我的工作地点又都在圆明园路，相见频繁;加上他一口吴侬软语，可谓他乡遇故知，说起来他和马季良(唐纳)、范烟桥兄都是熟人，因此备见亲切。苏凤是和蔼长者，他比我年长14岁，却以平辈论交，我称他为老兄。
姚苏凤(1905-1974)，出身诗礼人家，国学根基深厚，写七律、七绝诗最为拿手，早岁曾参加南社。他还是自由色彩颇浓的国民党员。凭借生花妙笔，他写的电影剧本相当出色。30年代初期，潘公展赞赏苏凤的才气，引为亲信，还把他主持的《晨报》交给苏凤负责。苏凤爱好文艺，爱看电影，就担任这家报纸《每日电影》副刊的主编。苏凤不满现实，有正义感和进步倾向，撰稿的影评人沈宁(夏衍)、洪深、尘无、唐纳、柯灵、舒湮大都是进步作家，编者和作者相处融洽，合作得不错。苏凤自己也写影评，对才子佳人的罗曼斯、飞檐走壁的武侠片和低级趣味的题材是不满意的。与此同时，苏凤还客串电影编剧，以《盐潮》最为出色;有时他担任电影导演，在执导夏衍编剧的《青春线》一片时，起用新人陈波儿和赵丹担任主角。1934年秋，苏凤发现潘公展那里有一张中统特务开的黑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田汉、阳翰笙、钱杏村(阿英)、夏衍等都是熟人，他急公好义，甘冒风险，约见夏衍，通风报信，设法躲避，才使他们幸免于厄。可是，田汉和阳翰笙来不及通知，结果被捕。他自己做了好事，却从来不向他人炫耀。姚苏凤的进步倾向触怒了CC党棍潘公展，1934年冬，苏凤终于脱离了《晨报》。他办了《小晨报》和《辛报》，其编排和内容在小型报中别开生面，对青年人颇有吸引力。
1938年，他从上海到了香港，担任《星报》的总编辑，实际上主管的还是副刊。他十分赞赏乔冠华在《时事晚报》写的社论，便邀请乔冠华写社论，打开了销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凤先到桂林任《广西日报》主笔。1943年，陈铭德邀他去重庆，担任《新民报》主笔，又编过《西方夜谭》、《戏剧与电影》、《万方》等几个副刊。他还写过话剧剧本《子之于归》和《火中莲》。
抗战胜利后，苏凤又回到上海，任《辛报》和《世界晨报》总编辑，管的依然是副刊。《世界晨报》是份八开小报。二、三版副刊由姚负责。一、四版新闻版由冯亦代负责，戴文葆、田钟洛(袁鹰)，袁水拍(马凡陀)、李君维、吴承惠都编过，头版头条用的都是英美通讯社电讯，不用中央社的。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中央社电讯用了“转移”、“战略撤退”的字眼，《世界晨报》便来个“拆穿西洋镜”，实话实说。其后，在潘公展的高压下，不得不采用中央社的新闻。不过，请夏衍每天为报纸写短评，这就是影响颇大的、使国民党感到头痛的《蜓蚓眼》。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苏风又进入《新民晚报》，主编副刊《虹影》，不久离职。
1951年，苏凤三进《新民晚报》，主编《红雨》。《红雨》和《繁花》姐妹副刊，在五版和六版。《繁花》由唐大郎主编。
姚苏凤精心策划《红雨》的内容和编排形式。他提倡短稿，辟有《读书一得》、《书苑折枝》、《剧坛偶记》、《读画随想》等小专栏，言简意赅，言之有物，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每期也用一二篇较长的文章，长短结合，以统率全局，这样便使内容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有时还登点短诗或译文，作为调剂。
1956年秋，我兼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特派记者，组稿、采访、发新闻电，还要上夜班编要闻版。我请苏凤老兄为港报副刊《上海随笔》专栏撰文，大约每周一篇。他概然俯允。这样，我和他的接触经常化了。不料，反右扩大化，《新民晚报》有人要把苏凤划为右派，亏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说了公道话：“苏凤同志是爱国的，他在香港《文汇报》写的《上海随笔》都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如此这般，苏凤老兄才免于受难。
苏凤淡泊名利，却有些名士风度，讲究生活情趣，早晨去沧浪亭进苏州点心，下午上复兴公园品茗谈天，因此受到某些人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苏凤也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悠然自得，曾云：“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其奈我何？”
“文革”中期，他闲居在家，心情得宽余，把兴趣转移到桥牌上来了。他阅读过不少英文桥牌书，理论上讲起来头头是道，眉飞色舞;不过上阵时却常常失误，他叹道，毕竟老了，记性不好，难免有错。
这位富有正义感，才华横溢的报人，1974年病逝上海，终年70岁。
苏凤的哲嗣姚云，也是一位新闻记者。长期担任新华通讯社驻外记者。
作者/嘉尧 来源/卢湾史话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