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姓氏播迁漳州

姚波

中原姓氏播迁漳州
来源：漳台族谱对接 | 发布时间： 2011-10-20 11:38 |

汉族姓氏的进化与大规模的人群迁移、民族融合和同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姓氏播衍迁徙的过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我国许多姓氏是以中原为其中心地带向四周播衍迁徙，中原地带，包括今河南全省、河北、山东、安徽、山西等部分地区。姓氏发展的这一特点，是由姓氏起源决定的。历史上，我国很多传世姓氏的基本来源都以黄河流域为其发源地，其中又以河南、山西、陕西最为突出，所谓“天下汉姓，中原寻根”。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一万多个姓氏中有4820个为汉族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汉族姓氏的38%。
其二，在历代的士族迁徙的过程中，次数最多、人口最众、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南迁。换言之，今日我国南方各地的姓氏，多是由北方士族大举南迁所为。这既有地理环境原因，还有历史等诸多原因，而直接导致大举南迁，缘于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中原。姓氏播衍的基本走向是自北往南的历史过程，并呈现从西北、东北往华中、中原，进而再向江南、西南、岭南梯度辐射状态。
一、中华姓氏迁徙原因
就姓氏迁徙的本身而言，可归结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家强制性的移民。历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所统辖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消除各地的反叛势力，维护当朝的统治，强制性地组织移民，尤其早期朝代最为突出。见于史料记载的事例很多，如战国时期在秦灭巴蜀以后，便设置蜀郡，强迁关中民众万户到蜀郡，开垦土地，发展生产。汉代，统治者又组织移民，“关东贫民徙陇西、代北、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人口”（《汉书·武帝纪》）。特别是汉初，为消除各地旧贵族和豪强势力，维护汉朝统治，汉高祖刘邦曾迁六国贵族后裔和关东豪族于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监视之下，大约有20万之众。
第二，因留戍而定居异地。历代统治者在周边都调用了大批留戍边防，这些由统治者直接调遣去的官兵，与当地的妇女结为夫妻，组成小家庭，便定居了下来。如秦代留戍长城或岭南的，汉留戍西域的，唐代留戍闽中的。又如唐初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建置漳州；明洪武年间在漳州沿海兴建的镇海卫，诏浙、闽互徙；清代福建向河南的军事移驻屯垦；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因官职迁调、仕宦而移居他地。因官职迁调或因仕宦于某个朝代，或因王朝或诸割据政权的建立而移居他地。多为一个家族的迁徙，往往又因世代为官异地，其后代家族不仅显贵，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异地望族。这不仅是历代姓氏家族形成郡望的主要原因，也是姓氏迁徙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同时，也是姓氏寻觅家族脉络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仕宦于某个朝代而迁徙是历代最普遍的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改换是相当频繁的，自然其王朝的都城也有所变动。故而因仕宦于某个朝代而迁入其都或统辖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而迁入的人士，又多出自业大族大之家。
第四，因战乱、自然灾害迁徙外地。因王室之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而导致的各地连年的战乱，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成千上万的家族被迫离乡背井，迁徙外地，以求生存，这也是导致各姓氏家族迁徙的最主要的原因，以魏晋、唐五代、金元三个不同时期最为突出，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民族大迁徙。其迁徙的方向则主要为我国南方，其人口之众多，规模及相继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其它时代或别的原因导致迁徙所无法比拟的。中原先民的几次南迁，带去了中原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自然也将中原的姓氏播植于南方各地。进入明代，“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又因倭乱和海禁，已使人们陷入困境。到了清初又行迁界，“民田废弃二万余顷”，“沿海之庐舍田犬亩化为斥卤，老弱妇子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而使人们更苦。山区因其山多田少，谋生不易，加上连年的战乱和饥疫，也难生存。故为摆脱困境，人们只好背乡离境，再次外迁。古代迁徙多为聚族而迁，所以，到明清时期，南方也出现了许多姓氏大族。
第五，因避仇而留居异地。在封建时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避仇者因迁入异地而往往改他姓，并导致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迁徙，构成了姓氏来源的一个方面，同时也为异地某个姓氏家族的繁衍增加了新的血液。
第六，因子孙繁衍昌盛而迁。多为聚族而迁，这是历代姓氏家族迁徙异地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在全国范围的迁徙，中原汉人的南迁，是分多次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的迁徙。漳州姓氏播衍迁徙是在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民族大迁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伴随着中原士族南迁福建而进行的。这历史上发生的三次民族大迁徙方向则主要为我国南方，尤以魏晋、唐五代、金元三个不同时期最为突出。
二、漳州姓氏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
早在战国时代，楚威王兴兵灭越，曾有一支越国人在其越王子孙的率领下，避难闽地，在战国晚期建立了闽越国，这支越人主要集居在闽江下游。这是见于史书由今江浙移民入闽的第一次记载。所以，司马迁作《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在汉武帝解决闽越国统治者的反叛后，“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尽徙其民江淮间，以虚其地”（见《史记》和《福建通志》）。但仅迁部分居民，尚有一些闽越人逃入山谷中，未被迁走。所迁人数，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的记载，当有十四、五万人。相对于闽越人口的北迁，也有少量中原人口入闽，汉廷设东部候官派兵镇守。据《同安县志》称，汉武帝曾派一个左翊将军许濙领兵驻守在闽南营城（今同安县小西门）并繁衍生息。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第二次移民。汉末“董卓之乱”，引发士族大批迁徙到今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三国孙吴为定闽地，又先后五次派兵入闽，“料出兵万人”。此时又有一批江浙人纷纷移民入闽。不过当时这些移民对漳州影响不大。最早见于文献的董姓是东汉三国时的董奉，他曾任候官县小吏，好医崇道，游历四方，似应到过漳州，如今长泰县城四大名山之一即是董奉山。西晋末年，先是皇族内部为争夺政权而暴发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激起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北方各族的首领如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趁机入据中原，战火连踵，历时16年，史称“永嘉之乱”。《闽书》称：“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西晋“永嘉之乱”，引起北方中原士族空前大规模地持续南迁。从移民史实来看，永嘉年间南迁的中原贵族士民，大多都定居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一带，而后陆陆续续进入福建，“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西晋入闽的士族大都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木兰溪、晋江流域。到东晋后期和南朝期间有少数入迁岭南，但直接入漳的很少。东晋入闽的主要是孙恩、卢循义军余部，散落在闽南及其他各地。梁末“侯景之乱”以来，有许多中原避难贫民从三吴进入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隋开皇年间（581－600年），有潜翁隐居于今龙文区云洞岩，养鹤其中，常有鹤鸣，云洞岩故有鹤鸣山之名
三、漳州姓氏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
唐初至五代，中原士族南迁主要有三次，一次是唐初，一次是“安史之乱”之后，一次是在唐末。中原长期动乱，再次迫使中原士族大举南迁入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其影响最大的是向福建等地的迁徙。唐总章二年（669年），因闽南“蛮獠啸乱”，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唐廷命，分别入闽平乱，陈元光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建置漳州。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开基漳州的河南光、申、蔡三州7000多将校府兵中就有中原姓氏58姓，两批共64姓，连同随军入闽开漳军眷姓氏共有87姓，形成众多的漳州姓氏开基祖。两批入闽开漳的64姓是：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欧阳、司马、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邱、冯、江、石、郭、曹、高、钟、汪、洪、章、宋、丁、罗、施、蒋。随同入闽开漳军眷姓氏有40姓，其中不重复的姓氏有23姓：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邵、金、种、耿、谢、翁、伍、瞿、薛、上官、司空、令狐、吐万。这些姓氏中现在有的已经不在漳州。“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氏交为婚”，至今大都繁衍成众多的支系，其后裔遍及福建省各地。这些开漳姓氏居住范围还包括潮汕地区。这是历史上直接从中原移民南迁福建的一次大交流，也是对闽南和台湾影响最大的一次。这些汉人到漳州后，与当地原住民逐渐融合，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终于把这一片原本瘴气弥漫、湿热蛮荒的落后地区开拓成农耕发达、商贸繁荣之地，而且把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也传播开来，使漳州地区进入了封建文明社会。
历史上中原移民南迁福建的第二次大交流在唐末五代，黄巢自河南起兵反唐，历时7年，再度促成大规模的迁徙。当时唯赣东南、闽西南以及粤东北等地未遭战乱，成为逃难者的“乐土”。光启元年（885年），淮南道光州固始人王绪、王潮、王审知兄弟“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领兵数万人转战安徽、浙江等地，在南征辗转过程随地补充兵源，随军姓氏也随之增加。“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直下漳泉，留居闽南5年，景福二年（893年）入占福州，创建闽国，连同子孙经营福建达50余年。其中就有许多士族随王审知开基闽地，开垦漳州。王审知封闽王后，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为发展生产，对随军入闽的将士采取优抚政策，只要随军入闽的，不论何时、何地都归附固始同乡。当时，“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从各姓的源流记载大都说其祖先来自河南固始。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廖、庄、苏、何、高、詹、沈、施、卢、孙、傅、马、董、薛、韩，计27姓。另一说有34姓，史称“34姓随王”。据河南固始史志资料征编委员会考证入闽的有67姓，且以固始人居多。其后裔分居福建各地，成了名门望族。如果说隋朝时的福建人口主体还是闽越族后裔，那么到唐末则为中原的汉族移民所主导了。从各姓的源流记载大都说其祖先来自河南固始。然而，河南南端的固始县，地域不大，姓氏不可能那么驳杂，应该是王氏兄弟率部南征，辗转过程，随时随地补充兵源人力，随军姓氏也随之增加。更主要的还是王审知封闽王后，为发展生产，对随军入闽的将士采取优抚政策。所以，只要随军入闽的，不论何时、何地也都归附固始同乡。
四、漳州姓氏与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迁徙。
这也是历史上中原南移民迁福建的第三次大交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攻占开封，掳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导致连宋室也不得不南迁浙江杭州，随其南迁居于浙江、江苏者为多。频繁的战乱，以及南方经济的兴旺，形成了宋代以后持续不断的北人南迁、入闽的浪潮。此时，已不是“举族南下”，而是“举国南下”了。金兵南下，福建的闽方言区（福、建、泉、兴、漳等）接受的移民，主要当是来自两浙的原住民。南宋末，蒙古族的元朝政权大举南下，南宋幼主南逃，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筹划抗元事项，得到闽、浙、粤各地南宋残余势力的响应。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九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登极，后元军攻入闽地，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即奉帝自福州乘坐海船经泉州、潮州、惠州逃入珠江三角洲的井澳，随行官兵和百姓约有二三十万人。此时有很多皇室贵族及追随将士和逃难士民，隐匿福建偏远地区，定居下来，如漳浦县湖西乡赵家堡赵姓的皇家后裔。经过几次迁居转徙，拓荒创业，中原姓氏在漳州得以繁衍。这一次南迁进入福建漳州的，既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又有农、工、商等各界人士，也有不少一般百姓。
历史上这几次南迁的中原士民大都以统治者身份入闽，因而，宋元以后各族姓修族谱时，大都将祖先入闽时间，附于西晋末、唐初、唐末、宋末这些年间内，且大部分认定由古中原的河南一带迁徙而来。唐宋以来，福建已由早期的闽越社会转化为与中原一体的汉族社会了，而宋代则是由移民社会变为移民定居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需要指出的是，族谱作为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局限。一个家族从迁入、定居、到繁衍成为人口众多的群体需要间隔几代人的时间，难免挂漏，真伪混杂，夸大以至编造本族的显赫历史，这是修谱通病。顾炎武曾说：“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据林嘉书《漳州民间谱牒与民系来源调查》（《闽台移民系谱与民系文化研究》）对所经眼的千余册漳汀旧谱及所使用的漳州谱的分析考查后得出的看法是：只有陈、蔡、何、戴、丁、韩等少量清代编谱中自称唐开漳，在谱的系传中有许多见不到由唐至清血缘系谱树的垂线记录。漳州现有姓氏家族多数在明代由外地迁入漳州开基，尤其是明洪武初开基的占很大比例，漳州现有姓氏家族八成以上来源于汀州府。宋末元初迁入漳州的姓氏谱记占较大比例是赵宋皇室南逃时迁入的。清代中期以后迁入漳州的姓氏家族很少。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漳州姓氏播衍迁徙来源的复杂性和多源化的特点。研究姓氏文化现象就必须将家谱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充分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去伪存真，更客观地认识姓氏的发展历史。
五、中原汉人南迁的路线。
中原汉人南迁基本上是从豫、皖、苏、湘、赣、闽，进而粤、台、桂、川等。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一带是重要中转地。迁入福建的方向大致有：一是沿豫、皖、苏、浙，从浙江沿海温州等入福建闽东闽北；二是由河南光州固始一带经淮河流域，沿大运河，取道江浙，再入福建闽南漳州（有另说）；三是由豫、皖、鄂、湘桂走廊南下岭南，或由江西、福建西南部龙岩、漳州山区向粤东散布。进入漳州的姓氏移民路线大至是一路从江浙入闽经莆田、泉州到漳州，另一路移民路线大致是由江州进入鄱阳湖畔，而溯赣水，然后沿着汀州、上杭至漳州，也就是从江西经龙岩到漳州。
六、漳州客家人姓氏。
客家人也是古时候因避战乱，从中原辗转南下的汉人。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在语言特征、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别于当地土著和其他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人际群体客家民系。客家人大量进入粤东地区，当在宋代以后，入潮路线多由江西、福建西南部山区向粤东散布。有人总结他们的迁徙的历史过程似起源于赣州、发展于汀州（福建）、繁荣于梅州（广东）、出洋于潮州（广东），寓居于赣南、闽西南、岭南。根据族谱记载，漳州不少姓氏及客家姓氏都在被称为“客家摇篮”、“客家祖地”的宁化石壁作为延续香火的重要中转站。经宁化石壁往闽粤各地的客家姓氏有管、钟、邓、巫、罗、赖、李、陈、雷、丘、伍、杨、温、欧阳、伊、刘、唐、施、夏、黄、贝、洪、何、吴、孙、曾蓝、范、廖、谢、邬、郑、薛、张、黎、江、官、蔡、阮、高、滕、萧、魏、王、卢、傅、方、阴、危、汪、池、徐、熊、万、丁、沈、易、侯、杜、上官、谌、梁、郭、柳、邹、甘、周、马、潘、汤、曹、姚、林、戴、彭、贺、叶、龙、童、缪、刁、程、俞、余、朱、涂、饶、翁、胡、游、阙、白、袁、詹、严、龚、卜、古、房、幸等等。漳州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南靖、平和、诏安等县的山区。
七、漳州少数民族姓氏。
秦汉之际，随着汉民族的形成，我国的姓氏也随之形成，但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又有了少数民族的加入，随着汉化，其原有的单姓或复姓有相当一部分经变字或变音，加入汉族固有的姓氏之列。南北朝时，北方为鲜卑族所统治，北魏孝文帝下令所统领的各姓部落原有的鲜卑族复姓，统统改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字单姓。据载，鲜卑族姓氏共有114个，后大都改成了汉字单姓，共计140多个。另外，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无固定姓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也有直接采用汉姓的。如唐五代时的南诏国（今云南一带）有汉姓蒙、孟、庄、段、杨、赵等。宋元明间所形成的回族，其中的一部分姓氏，由于实行了强制性的汉化政策，使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因留居中原而改汉姓。又如北宋时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定居在河南开封，到明朝时全部采用了汉姓，自此犹太人成了西方最早有姓的民族之一。清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纷纷改用汉姓，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也在清朝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下纷纷采用汉姓。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是全国通用文字，56个民族都有人使用汉姓。延边朝鲜族里有姓韩、金、崔、李的，回族里有姓马、石的，可能都是借用汉字单姓。此外，还有冒充、假冒或借用某姓的现象，称冒姓。
漳州地处东南沿海，其姓氏除自中原传入外，还有当地“蛮”（南蛮的总称）和“獠”（可作百越族的总称，细分有獠、俚、僮、侗）等少数民族。根据袁义达先生对中国“姓氏基因”的研究结果认为，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至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这证明了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中原汉人的南迁入闽对闽南土著的影响更为突出，根据考证，漳州地区古代居住着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叫闽越人，沿江沿海住着疍家人，山区则住着以狗为图腾崇拜的畲族人。他们可以说是当地的原住民。在唐代，就有蓝、雷、钟少数民族姓氏，开漳圣王陈元光就是被蓝奉高刀伤致死。唐宋以后，闽南畲族不少支派逐步汉化。在明清期间内，畲族由今潮、漳向闽东、浙南各地迁移。福建省带畲字地名共231处，其中漳州市19处，龙岩市78处，南平市59处，泉州市41处，三明市28处。畲是畲族的族称，也代表其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畲字地名的分布反映了畲民从闽西经闽北到闽东的迁徙。据李林昌、陈桂味先生实地调查和蓝、钟等姓族谱资料考证认为：漳州现在的蓝姓畲族并非唐代陈元光时蓝姓“蛮獠”的后裔。就是现在闽南蓝、雷、钟三姓畲族也都不是土著“蛮獠”的后裔。唐代粤东凤凰山区的畲民于元、明代迁徙闽东，并传衍浙南；而现居粤东的畲民，则于明末清初分别从闽西、汀州、宁化、龙岩、广东大埔县以及南京、河南迁来；现居住漳州的畲民则是明代从江西迁入。相传畲族只有盘、蓝、雷、钟四个姓，傅衣凌先生在1944年时发表的《福建畲族考》中根据史书记载，列出了20多个为畲族所使用的汉族姓氏。到2006年，漳州姓氏调查时发现，在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的畲族姓氏使用75个姓氏52557人。如蓝（31264人）、雷（303人）、钟（20191人）、蚁以及蔡、陈、何、黄、李、林、沈、王、吴、杨、张、郑、朱、庄等。今漳州盘姓为瑶族。
宋代，泉州海外交通开始繁荣，从事商贸活动的阿拉伯人渐多，有些人定居下来，与汉族通婚。至元代形成回族，其著姓有丁姓等。元代，一些蒙古人、色目人进入福建，部分人逐渐汉化，采用汉族姓氏，一部分人在元朝灭亡后融人汉姓。清代满族人进入福建，清中期以后逐渐与汉族通婚。清朝灭亡后，满族人纷纷改为汉姓。到2006年，漳州有41个少数民族54407人使用182个姓氏，其中大部分是汉姓。其中，高山族使用陈、高、黄、李、林等30姓有191人；满族使用粘、爱新觉罗、赫等45姓有177人；回族使用艾、安、白、哈、黑、马、蒲等46姓有399人；蒙古族使用帖、包、出、傅、霍等22姓有98人；苗族使用补、蔡、陈、刘、杨等52姓有124人；壮族使用闭、蒙、磨、莫、农等53姓有241人；土家族使用会、全、冉、尚、覃等58姓221人，瑶族使用官、盘等28姓有90人。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姓氏的加入，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漳州的姓氏也是各民族融合的结果，这说明闽南人血统中含有当地少数民族的成分。
八、明清以来反映漳州姓氏播衍迁徙情况的重要历史事件。
林汀水在《福建人口迁徙论考》（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中认为：福建人口的迁徙，可归纳七个时期，凡十次。其中以战国末越国人的入闽、西汉武帝时闽越人的被迁徙、三国吴的移民入闽和陈政、王绪、王审知的率军入闽影响最大。移民入闽规模最大的时间是在靖康之乱和宋末元初，而大规模的移出，是在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以至于整个清代。大致说，前期是以入徙为主，后期则以迁出为主，转折期是在宋末元初。盖至靖康之乱后，历经多次的移民入闽，福建已经由其地旷人稀变为地狭人稠，社会也由安定转为动乱，于是人们迫于生计，便开始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移民入闽的地区，主要是江、浙、赣，移出的地面则甚广。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条件和生存空间的不断变化，社会交往和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省内的族性流徙相当活跃，其主要动因是明代倭乱、清初迁界、武装移民、驻军入籍、垦荒定居、联姻迁徙以及自然灾害等。
一是明洪武二十年至万历年间（1387－1620年），明初，明廷为防倭寇，多次下令禁海，直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才取消。明廷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置卫所以备防御”，诏浙、闽互徙。在漳州沿海兴建的镇海卫，全盛时有官兵五千余人，平民亦以万计。镇海卫至清康熙六年（1667年）废。戍卫的官兵家眷来自省内外各地，他们在镇海卫驻守屯居，世代相袭，600多年来繁衍分支于漳州各地。许多来自兴化的镇海卫铜山所戍卫官兵在东山肇基，形成东山姓氏多来自军籍的明显特点。明崇武所驻有戍军定居的“军籍”户士兵1120名，初从泉州各县抽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与漳州镇海卫玄钟所驻军互调，故定居的系漳州籍。明万历元年版《惠安政书》载，此类军户有61户。现在能查到依据的有黄、詹、戴、张、卢、林、何、连、孙、洪、刘、谢、余、康、阮、王等17个宗族。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曾十次下诏移民。
二是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七年（1661－1678年），清廷在东南沿海五省多次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漳州沿海民众流离失所，四散各方。主要是流向台湾，也有省内外各地。雍正末年，清廷对闽人入台首次弛禁，乾隆五年（1740年）再禁，十一年（1746年）再弛，十三年（1748年）三禁，二十五年（1760年）三弛。漳州沿海民众迁台特点是从定期往返于闽台间的候鸟式的往来到单身入台定居。当时清廷的政策，移民不可以携带家眷。许多漳州青壮年，先后以偷渡和合法途径移民台湾。清廷废除“海禁”，特点是从允许带家眷渡台到设定官渡，官渡和私渡相结合。大批早期单身去台的漳州人，纷纷回乡携带妻室儿女到台湾安家落户。
三是抗战期间，大量的潮汕百姓避战乱，举家迁到漳州。
四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主要来自河南、山西等中原一带的解放军长江支队，以及由2400名上海知识青年组成的华东随军服务团分别进入福建，来到漳州工作。
五是1960年在漳州常山、丰田、双第、大南坂安置的印尼难侨2835人。1971年在南靖、华安、漳浦、平和、长泰安置的晋江山美水库移民9869人。1972年在南靖县安置的南安移民3400多人，1978年安置在常山、丰田的印支难民1081人。
六是从1963年开始至1981年止，先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50678人。1963年开始动员部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1969年至1970年有7520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及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居住。
七是从2001年至2004年，漳州市接收三批因建三峡水库而移民的有1125人110个姓，安置在龙海、漳浦、云霄、常山、诏安、平和、南靖。这些三峡移民来自重庆市奉节县的寂静、康乐、永乐、白帝等乡镇，万州区的大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