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忠：行知一路 情缘一生

姚波

姚文忠：行知一路 情缘一生
四川教育导报


　　开栏语
　　30年,弹指一挥间。从今天起，我们推出“改革开放30年”这个栏目，对人、对事，我们都不做鸿篇巨制，我们关注四川教育事业30年间的风雨兼程，关注四川教育人30年间经历的寂寞与华彩，以种种努力促成的演进、改良和变革，以种种思考唤起的碰撞与呼喊。也许只是一些点，一条线，一件事，一个人，但或深或浅的足迹所昭示的，正是不可磨灭的30年。
　　这位68岁的老人，顶着一头白发，在教育圈内，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方式说话。“有看法、有意见我会说出来，但我不喜欢伤人，喜欢与人商酌。”遇上他讲话，如果你入行教育不久，知晓教育不深，可能很难一下子听明白。他的经历和发酵后的沉淀，让他成为一个复杂的教育符号，这注定他吐出来的字句背后都包含了多重内容。
　　姚文忠跟教育的缘分，他说是一辈子。把1978年前的事情归纳一下，无非就是求学和下乡。求学多歧路，下乡多历练。
　　姚文忠1957年考进西南师范学院，1963年最终分配离校。不一般的“6年大学”，有近2年休学在家，皆因“说了不该说的话”，遭了批判。对休学事件未有任何的整理，1958年4月，姚文忠意外地投身到中国解放后的首次民办教育的运动中，办学教书。1963年，由于历史原因和出身问题，老师力荐姚文忠留校不成，作为最后一批被分配的学生，他到了乐山市犍为县教师进修校。
　　1963年下半年到1967年，姚文忠进入“四清工作组”，下乡，到过干校，劳动、拉船，到过边远公社教书，教小学、中学。“我在犍为领了17年工资，这17年对我很重要。17年里，我看到了最广阔的社会，最深入的社会底层，了解到农民对于学校的渴望与支持。”直面人生，姚文忠从来没有过沮丧，休学也不，分配也不。他这个人就是不愁，从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愁，不怨天尤人。
　　在犍为县，姚文忠仔细观察过农民是如何判断教育的质量的，他得出一个结论：让农民完全享受教育而不让他们参与办教育，是让农民与教育的关系与认知都脱了节，而这种关系本来是一个纽带。“现在我们把学校办好了，让农民来享受教育，体现了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担当，但是，让农民获得义务教育的权利与群众应该尽的义务之间该如何来平衡？我觉得现在学校与社会、家庭之间的疏离，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农民全心全意、没有半点杂念，在共同办学中体现出的热情与关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
　　“教育绝对地服务社会，是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中教育最后的、最好的一条道路？什么都包完的教育，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教育？”姚文忠说，“说到这儿是扯远了”。他止住了话题，把问题和自己的理解留在了这里。
　　从1978年开始，姚文忠的生活开始有了“质”的变化。这跟他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个人的努力永远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1980年，姚文忠40岁。那年的3月1日，他离开犍为县回到家乡成都，到四川教育学院任职。“我可能是教育学院第一个经过面试进来的。问了我3个问题，你学了些什么？毕业后用了些什么？教育心理学有什么用？”姚文忠对答如流，把看似简单的问题谈得很深透。“卢自德副院长马上拍板要我,但犍为县不放人。”经过了一番折腾，最终，姚文忠成为了四川教育学院教育教研室的一员，开始给局长、校长上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重拾大学时学的本行。
　　“1980年我做了很多事。”除了上课，他还协助当时省高教局的副局长余涧南和省教育厅副厅长向国灵组建省教育学会，因此认识了很多人。而最为他今后的人生画下着重号的事件，是他被教育厅指派，从这一年开始，到成都七中参加美籍华人数学家项武义数学实验教材的实验课题，以学科作为切入口，进行了长达6年的教学科研。
　　项武义这个项目，得到了七中当时的领导和数学教师的全力支持与配合，谢晋超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凭借这个课题，参与者谢晋超在教育部和英国分别发表了论文，并最终成为了“文革”后我国的首批特级教师。而姚文忠在七中展开的学科实验与教学科学结合的科研方法，更是得到了一线教师最衷心的拥护。成都七中物理“王牌”教师龚廉光当时也很年轻，在姚文忠参加项武义课题的同时，他们主动联系，共同进行物理教学科研，并最终共同书就《物理教学及心理学研究》一书。到现在，这本书还是物理教学研究者的必备书目之一。而龚廉光也因此开始步入了教师生涯的快行道。
　　“后来，我电话不断了”。再后来，姚文忠开始频繁地被省教育厅、省教科所、中小学校请去调研、教研。“武器是共同的，观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似的，共同的问题，共同的需求，那几年我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和大量实践，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姚文忠认为，个人的知识影响不如上升成为经验影响，教育科研的出路应该是成为实践的指导，在其中发展。
　　他有几个经典案例。
　　1992年，新都一中，龙义华校长上任。“龙义华邀请了成都市的专家们开会，开了3天，开得‘很紧张’。最后提出一个‘三优’教育，个性、智力、创造力。龙义华辅之以他在管理上的一整套做法，新都一中迅速崛起，一度傲视成都。”姚文忠认为龙义华是一个敢于发招的人，但这些招数的背后，有着他的深思熟虑。“他当时把国内第一流的歌唱家请到新都一中，绝不仅仅是花哨，他是要让农村的学生感受一下，什么是中国声乐艺术的巅峰。”
　　1994年的成都12中，“一所在成都一流中学层面徘徊的学校，当时的校长王志坚和他们的班子想找一个出路。”于是，学校，加上姚文忠当时所在的四川教育学院教研所，再加上华西医大的数名博导、博士和成都大学的专家，一个“超豪华”的合作团体，在经过很多次仔细地分析与研讨后，提出了“心理素质教育与心理问题监护”这个研讨课题。“在当时，这应该算一个很堂皇的题目，但确实有用，有研究的价值，所以一下子叫响了。搞得最好的时期，他们甚至成立起了四川省心理健美工程协作组”。在后来的近10年中，成都12中拨云见日，发展有了目标。而省内中小学界一提到“学生心理健康”，成都12中会成为很多人第一个蹦出来的搜索目标。
　　应该说，姚文忠参与了学校与专家亲密接触、共同策划学校蓝图的“发端时期”，学校和专家都很纯粹。但近年来，教育浮躁之气日盛，为了争夺注意力的“包装泡沫”开始风行在校园。对此，姚文忠讲了四点体会：学校的发展，一定要动员学校自身的资源，唤起领导、教职工自动的参与意识，不能凭借单纯的炒作刺激；专家进入学校的工作步骤要适合学校的需要，不能过急也不能过缓；专家在工作中要从学校的需求出发，同时结合自己的利益——不断增加自我的精神层次和思想的丰厚；专家与学校，在成果方面各得其所。
　　2003年，结合多年实践与在教育上的理论研究，《学校诊断》一书面市。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可能产生的效应，在一些场合里，让姚文忠更加受到关注，但同时也遭遇一些质疑。对此，姚文忠波澜不惊，也不做交待。有10年，姚文忠一直被“查”。这一次采访他时，提到“人生挫折”这个话题，姚文忠说：“我们学院有人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姚无踪’，尤其在我被‘查’那10年，在四川教育学院确实不容易找到我。那10年，我都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考察学习去了，我读书、讲学、搞研究，用自己的工资，自由的时间。”
　　姚文忠懂得取舍之道，他不贪婪地想拥有坦途，但也绝不悲观地被困难压服。他审时度势，按照自己的节奏赶路。他说：“出钱请我们去“诊断”的学校很多，但是，“诊断”还处在孕育阶段，没去。我选择去的有以下四类：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学校；有特色的，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的学校；优质的学校，可以吸取不少经验；有想法的，喜欢找人对话的学校。学校的有些问题与科学没有关系，我们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说，姚文忠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教育人，但自由往往是用挫折来交换的，只是结局，会因人而异。
　　总结30年，姚文忠说：“四川教育的理论整理不够，对本省实践的创新归纳得少，在提升方面也很弱，后期加工不足。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川的教育理论家不是出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一大批。”
　　自1987年把四川省陶研会从重庆迁入成都开始，姚文忠已经当了21年“陶子”。现在，虽然他的身份很多，但他最看重的一个身份还是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
　　四川教育学院老区图书馆的五楼上，有一个四川省陶研会的牌子，一些中小学也有专门留给姚老和他的学会开展工作的地盘。“我喜欢它，这个平台是一个埋头做事的地方。虽然并不是每一个进入陶研会的人都‘捧着一颗心’来，但这里确实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宁静与清纯。”去年开始，姚文忠开始尝试让四川省陶研会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但他也是小心谨慎的。“绝不能让人打着陶研会的旗帜去做其他事，天生我对失范的商业操作就有一种厌恶。我们要有社会责任。”
　　最近，姚文忠填了一首《卜算子》，第一句是“酒散意未消”，最后一句是“陶研事未了。”他想为陶研会、用陶研会做更多的事情。“现代中国的教育，以民生主义为背景，是可以开掘出一条很开阔的道路的，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并且充分依靠这个时代。”
　　“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思想高度、理论厚度、技艺的精熟程度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显著进步。”作为四川教育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程的亲历者与参与者，面对四川教育的现状，姚文忠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也可说，但是他的风格却是温润的，“有看法、有意见我会说出来，但我不喜欢伤人，喜欢与人商酌。”所以，面对“四川多年来为何出不了教育大家”这个私下在川内教育圈议过多年的问题，他是这般回答的：“四川教育的理论整理不够，对本省实践的创新归纳得少，在提升方面也很弱，后期加工不足。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川的教育理论家不是出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一大批。”
　　（本报记者  胥茜  摄影  夏应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