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姚警尘同志

姚波

缅怀姚警尘同志-----作者:文/贾晓东 李温璋


     姚警尘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忆及他当年协助赵寿山将军改造三十八军部队，促进该军的进步，向共产党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同志，从事高层统战工作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都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但最后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含冤去世，所幸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已予平反。
      姚警尘同志，原名志仁，陕西省户县人，一九零五年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随父兄参加农业劳动，因此，了解民间疾苦。七岁时在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后入户县高等小学和西安成德中学学习，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曾组织学生自治会，与进步学生江隆基等主编《成德旬刊》，写文章反对旧礼教，宣传科学与民主，追求真理。曾写过 《无鬼论》、《废祭孔》、《婚姻自由》等文章。也曾主编进步刊物《青年之光》，文笔流利，思想进步。
      一九二六年于右任、杨虎城等西北进步人士，为策应北伐，掀起西北革命高潮，政治形势为之一新。当时，杨明轩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教育厅长。警尘参加了革命行列，任该厅总务科科员。大革命失败后，杨明轩离陕出走，警尘暂避三原县友人家中。
      一九二八年在户县西街小学任教，宣传“五四”谋科学与民主思想，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白话文，讲解标点符号使用法，对学生影响很大。他深感自己的学识不足，当年暑期，考入西安中山大学政治经济专修科学习，毕业后，进户县中学教书，后任户县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当时，警尘想从教育青年入手以改造社会，启发学生认识一切陈腐的旧礼教，但事与愿违，未能达到目的。他目睹国民党县党部的措施反动，作恶多端而义愤填膺，领导学生捣毁了国民党户县县党部，驱逐了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县党部书记长刘秉汉等，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关中地区。后经我党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地下工作者王超北前往调查，善为解脱，幸告无事。
      一九三零年杨虎城将军率部回陕，成立陕西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警尘又想从改造地方政权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毅然投考了该训练班受训，毕业后被派往石泉县任县长，后调任汉阴县长。他凭借单纯救国救民的思想，以试行自己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由于旧社会的黑暗和地方势力的倾轧，使他的抱负无法实现，遂毅然而去。
      一九三六年春，警尘到杨虎城部赵寿山旅任中校秘书，开始进入军界。警尘随赵寿山赴平、津、京、沪一带考察，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的野蛮罪行，深感国家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同时，也看到各地人民群众正在掀起抗日高潮，“深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团结无以抗日。”回到西安后，他积极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经常阅读抗日救亡书刊，并以此帮助赵寿山提高抗日救国的思想认识。在“西安事变”前，他代赵寿山草拟《抗日意见书》呈报杨虎城将军，坚决主张出兵抗日，收复我东北失地。杨将军此时正在三原县东里堡花园疗养，欲谋抗日大计，苦无忠诚志同道合之将领可以依赖，接阅《抗日意见书》后，如获至宝，誉为“及时雨”，当即召见赵寿山，共商联共逼蒋抗日大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赵寿山派警尘到上海，通过有关同志，请共产党派员到部队帮助工作，积极准备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警尘兼任五十一旅政治处长，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救国八大主张”以及国共合作抗日等。当时，政治处向基层部队派干部抓紧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提高部队的抗日意识。同时，消除某些反动思想，使这个旅全体官兵一致拥护张、杨两将军伟大的兵谏行动。在放蒋介石的问题上。也做了大量扎实的耐心说服工作。当时，他在渭北一带与红军多次接触，受到肖向荣、张文彬等领导同志的启发帮助。他在驻地三原县同赵寿山一起会见了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并合影留念(此照曾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自一九三七年初到一九三八年，经警尘联系和决定，将自己的弟弟姚峰、姚克，妹夫汪德赛和学生贾晓东、李文章等一批青年学生先后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征得赵寿山同意将其子女赵铭锦、赵之介也送入抗大学习。为了改造部队，将该部军官李育生(梁励生)、孟志坚(慕弗)等亦送入抗大学习。这些青年当中，有的后来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骨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一
      一九三七年冬，警尘随赵寿山由山西碛口返回西安转赴晋南时，途经延安，晋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并聆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对他有很大的教育，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心参加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初，在西安市雷神庙街王超北家，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德峰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才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实现了自己早已盼望的夙愿。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赵寿山率领十七师北上抗日。警尘辅佐赵将军运筹帷幄，参加了保定漕河、阜河之役，晋东雪花山、乏驴岭和保卫太原之役。一九三八年四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警尘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是三十八军的秘书长。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警尘作为党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中央情报系统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同时，根据三十八军地下党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上层统战活动。他本着“抗战、团结、进步”奖的方针，利用他与赵寿山的亲密关系，利用部队的光荣历史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进步理论，向赵将军提出了改造部队的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三大禁令：禁吸鸦片、禁赌博、禁嫖娼，并一一作了注释，先后以赵将军讲话的方式发表铅印成十余种小册子，在茅津渡干部训练班作为正式课程讲述。该班内分干训队和教导队。前者旨在改造旧干部，后者旨在培养新干部。教导队共办了五期，培训学员约一千五百人，大都安排在连队任班、排、连长，作为部队的新生骨干力量。组织战地服务团，(实际上就是部队的政治部)具体实施，然后推广到全部队。这时，蒋介石给三十八军派来了政治部主任，名叫张泰祥，他竭力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暗中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团结进步，监视赵寿山将军，侦察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秘密活动等。警尘为了对付上述情况，他主编了《新军人》半月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民主和进步，宣传赵将军治军的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宣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抗日救亡的形势以及对战役战斗和一些工作的评述。同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转载新华社的新闻和重庆《新华日报》的时事评论等。这刊物对促进三十八军官兵政治思想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三
      一九四一年春，孙蔚如总司令奉最高当局密电：指明正在三十八军工作的蒙定军、郝克勇(范明)等三十七名军官是共产党分子，着即押解西安劳动营处理。这三十七名军官，多是三十八军的骨干，如这些人离开部队，将影响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一突如其来的严竭问题，孙总司令、赵军长深感棘手。姚警尘闻知，先向孙总司令述明利害，请孙尽量设法应付，保护部队，以利抗战。后来，经过赵军长采取坚决灵活复杂的斗争和孙总司令的疏通团转及卫立煌长官的缓解，总算转危为安。
      四
      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当时军长是赵寿山，三十八军军部和十七师奉命由高平转移到中条山，抗击日寇。军部驻在平陆县马沙涧。这时警尘责成当时任副官的党员李扶汉专门接待有关八路军与三十八军联系工作的一切事宜。警尘为了防止失密和发生差错，多次叮咛李副官遇事要亲自认真办理。对于八路军前来联系的人员，绝对不能让政工特务发现。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警尘随孙蔚如参加了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及时通过原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向党提供了蒋介石策划的《调查中共暴行》、《剿匪手本》、《清剿计划》、《清剿命令》等重要军事情报。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这些重要材料对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欺骗行径和恶劣手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展开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赞扬。
      一九四五年六月蒋介石召见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告以拟调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以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将九十六军并入三十八军，仍由张耀明任军长。警尘当时跟孙将军在重庆，获此消息后，即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向王若飞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说明三十八军以前几次酝酿起义的经过，建议速电党中央，请指示部队起义。同时，他又将此消息电告在西安的原三十八军军工委书记蒙定军。数日后，他乘机回到西安，见到蒙定军时，蒙告诉警尘说：已派人到部队传达起义去了。七月十七日刘威诚、张复振和李森(粱励生)率领十七师起义，回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
警尘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曾多次遭到蒋介石以他是“奸党”分子，严令查处。但他却是不顾个人安危，机智、沉着、勇敢、毫不动摇、信心十足地继续党的秘密工作，与敌人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五  
      一九四七年秋，警尘和赵寿山将军到达陕北杨家沟，受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了他俩，其激动之情，难以言喻。   
      警尘在党的领导下，和赵寿山长期共事，精诚合作，亲密无问，作为赵的智囊和左右手，帮助他整军经武，使杨虎城当年仅留下的三十八军胜利的完成了抗日战争的伟大任务，粉碎了蒋介石长期妄图吃掉这个部队的阴谋，同时，也保护了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一贯支持进步力量，反对顽固反动势力，最后胜利地到达解放区的大家庭中。在赵将军受命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时，他仍想着警尘在他身边帮助工作。这时，毛主席指示：请赵将军放开警尘的手脚，让他在解放区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进一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吧。
      一九四八年初收复延安后，警尘随西北局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西北局任交际处长，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尘调到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交际处长，继续从事统战工作。负责接待由港、澳、蒋管区和东北解放区来北平的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其中包括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著名爱国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警尘调任中央社会部任秘书室副主任，后又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三局局长。
      六
      光阴荏苒，警尘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他在世时年方五十岁，正是为党和国家出力报效的大好时期，但却不得正命而去世了，这作为他的学生、部下和战友的我们感到无限的悲恸。现在我们大都年逾八旬，回忆那抛头颅、洒热血、雄伟悲壮的抗战岁月，又看那继为新中国披荆斩棘、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的忠贞同志，自然就联想到警尘的革命斗争精神。由衷的崇敬与怀念。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称赞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典范”；后来党中央照顾到原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问题，特发了专项文件，作了具体规定，这说明党派往三十八军工作的同志和三十八军指战员工作成绩的突出，其中当然也包括姚警尘同志的努力贡献。警尘同志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效法和怀念!■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后，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在陕西三原同部分红军将领及友人合影。右起姚警尘（赵寿山的秘书）、常汉三（三原县长）、冯一航（三中校长）、赵寿山、马文彦、彭德怀、杨发振（渭北民团总指挥）、陆定一、任弼时、杨尚昆、彭德怀警卫员、秦邦宪。
（作者李温璋于1983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1996年逝世）(本文发表于缅怀姚警尘同志-----作者:文/贾晓东 <wbr>李温璋

《陕西参事》总第1期） 日期: 2010年03月15日

姚波

姚警尘部分年谱（1929-----1949年）

一、l929年，《新西北》双月刊于4月创刊,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委员会主任编辑,系该校校刊。“创刊号”发刊词中称:“我们办这个杂志有两个目的:一、西北为中国民族发祥之地,文化开发最早,想把固有的文化,整理而阐扬之;二、西北科学幼稚,物质文明落后,想把欧美的科学知识,灌输于一般民众。譬如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再种上些美丽的佳果,将来定可得到很好的收获。该刊在创刊时,宋哲元还为其写了祝词,略称:“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其目的固在阐明学理,探新知,促进科学的发展。……西安中山大学成立未久,规模大备,今其师生特于讲习之余,发刊新西北杂志,将以阐扬西北固有文化,促进西北物质文明,用意之盛,至堪钦佩!”
    “创刊号”的要目有:《关于开发西北之管见》(杨励三)、《新西北经济建设中的农业与水利》(赵愚如)、《中国人口问题之解决》(余天休)、《中国目前的几个社会问题》(董霖)、《中国币制整理》(李康候)、《中国古代社会革命思潮之历史的考察》(王翰芳)、《青年之四大问题》(郝照初)、《列宁主义的简单批评》(宫廷璋)、《近代文学变迁概观》(姚警尘)等。

二、 民国20年（1931）8月至11月任石泉县县长。民国20年（1931）12月，姚警尘任汉阴县县长，他呈请重修大兴堤，省建设厅派谢昶镐完成保岸工程设计，至民国24年（1935），用水灾赈款4000元，修成一座长39米、宽4米、高3米的丁坝。月河流经汉阴、安康两县市。据1985年出版的《汉阴县志》载：从明成化年间至民国36年（1465～1947），主要有6次治理过程：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汉阴知县张大纶筑西坛堤以障洪。明嘉靖14年（1535）西坛河堤荡毁，知县李时秀主持重建，时称李公堤。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知县张启蒙修堤“首起龙岗，尾护城基。”以石条砌成，深入河底3尺～4尺，高丈余，上覆以土，宽可并车。清光绪三年（1877）通判王炳煌于龙岗西麓糜子沟口修建长7丈余、高丈许的护堤，名大兴堤。至民国初年全堤尽毁。
三、 1932年6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浅伦、委员郑月波等被捕，陈雨皋通过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的秘书姚警尘疏通，将7名中共地下党员营救出狱。
四、 22年（1933），汉阴县县长姚警尘决定续修《汉阴县志》，委托胡书竹（1867.10.15～1951.3）为主办，胡欣然承诺，邀集群彦，广咨嘉谋，于37年（1948）写成初稿，珍藏至今。
五、民国23年（1934）十月，汉阴县长姚警尘采用瓦解分化手段，先遣谭补山（区长）对神团进行诱降，暗使县常备团团长梁洪燮围神团于酒店万福寨，擒获老师杜、常、王、何等4人，送县处死。神团内部争权夺利，余众被国民党部队击溃。神团与白莲教宗旨相同，主张灾难相顾，保护地方安全。采用迷信手段，吸收农民参加。新入神团叫“进堂子”，由老师主持“烧香”、“点神灯”等仪式，将神砂、砂仁、雄黄3种中药混合化水，在三角形黄表纸上画符，火化成灰，命进堂子者口服，谓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故又称“硬肚”。民国12年（1923），马池人罗汉章、刘怀玉及酒店人丁永录等从镇安来汉阴夏家山建立神团，自称老师，活动于县境北山一带。时龙王沟设盐务保运卡，因加重盐税，加剧人民困苦。神团毁其票据，戕其员役，迫使盐卡迁往三道河。神团又于半夜赶至，焚卡房、杀卡长及巡丁3人，迫使县府呈准省府撤销盐税。神团声势大振，先后于八庙、平梁、双河等地发展成员800余人，号称12团，所到之处，抗粮抗税。
六、 二十五年（1936），“西安事变“爆发后，旅省学生朱洪涛、赵延平（康行）、苏逢贤（秦树文）、杨文秀等数十人，回到户县，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户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并在西关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各界人士大会，宣传抗日。赵寿山、姚警尘（赵、姚时为杨虎城部下军官）等出席讲话。

七、 1940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施加压力，妄图清除这支部队中的中共组织。部队刚刚开到河南，国民党就多次提出“异党嫌疑”名单，其中包括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指令送往“劳动营受训”。对此，孙蔚如均予拒绝，并派孔从洲持亲笔函告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队中没有异党，不能派军官受训。”国民党提出，姚警尘(赵寿山的办公室主任)是“异党”，要清出部队；孙调任姚为他自己的秘书，予以掩护。
八、“将军，重庆急电。”机要秘书姚警尘送上一封电文：“任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为第六战区总受降官，处理华中地区日军受降事宜。” 机要秘书姚警尘陪同第六战区长官部孙蔚如将军参与受降，受降时间1945年9月18日。
九、 据赵寿山将军撰文回忆，1946年春，他在西安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出国深造，将来回国以后兴办水利。年底获得批准后，他以等候办理护照为名，对外宣称去苏杭等地游历。1947年2月24日，赵寿山带着秘书姚警尘悄悄乘船抵达天津，当日住进温朋久岳父家。温朋久撰文回忆，直到3月2日，赵寿山才告诉他，已联系好地下党，定于3月5日乘火车南下，辗转进入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姚警尘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秘书，1948年初收复延安后，姚警尘于7月份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
十、 民国35年（1946）7月部分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和盟员，如杨明轩、党晴梵、苏资琛、杨晓初、张锋伯、王维祺、姚警尘等先后奔赴延安，直接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十一、1947年3月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转移到山西，外事工作暂停。1948年5月边区政府机关胜利返回延安后，7月17日边区政府任命姚警尘任交际处长，内设总务科、交际科，隶属秘书处。11月6日，交际处正式恢复工作，掌管外宾招待交际等事宜。
    交际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方针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政策。1938年接待中外来宾1660人，其中外国人30名，有白求恩、史沫特莱等；少数民族18人，有朝鲜人金大明、蒙旗师范学校校长经天乐等；华侨19人，有菲律宾林启锋、新加坡胡宗愚等；记者40人，有大公报记者孟可权、新华日报陈克寒等；政界人士63人，有行政院财政部视察郝瑞真、西安银行行长李紫东等；军官101人，有张学良之弟张述卿、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等；文化人91人，有中山大学教授邱琮、科学家兼作家高士其等；工程技术人员97人，有机械工程师沈鸿、化学工程师钱志道等；团体18个，有东北大学战地工作团、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等；学生及其他1000余人。
十二、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各委员会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3日第2版）
（六）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
彭真、李德全、沈钧儒、章乃器、马寅初、高岗、粟裕、李立三、刘亚雄、冯文彬、梁希、杨静仁、陈其瑗、张伯秋　共十四人。召集人高岗，秘书费孝通、吴茂荪、姚警尘。
十三、阿英即钱杏邨。生于1900年，安徽芜湖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工作者，同时又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小说的研究家。早在1926年，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是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发起人之一。1930年“左盟”成立，他被选为常委。
1949年夏，阿英来到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7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第二天，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便宣告开幕。就在开幕后的第二天—— 7月3日下午，姚警尘忽然来找阿英，说毛泽东要他代为搜集有关“七一”文件的意见。他一口应诺。

姚波

1947年秋，赵寿山回到陕北绥德义和镇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同志的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据绥德县政协王树才在绥德门户网站上介绍，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时，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也撤离，移驻绥德县刘家川一带，当时贺龙的司令部驻守刘家川，他们在这里做着战争动员、征兵征粮等支前工作。在薛家渠村，经贺龙提议，抓拍了这幅珍贵的历史遗照。

姚波

抗日老兵：姚警尘的上士“卫士”张可敏 (2014-10-14 08:39:59)

老兵姓名：张可敏,出生时间：1928年8月27日
籍       贯：河南巩县（今巩义县）
部队番号：国军38军通讯连，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第六战区长官部
入伍时间：1942年冬天
部队番号及长官：1942年入国军38军（自叙为西北军原杨虎城一部）军长“赵寿山”将军通讯连（连长：沙成轩）担任通讯兵。部队驻扎河南郑州周边一带。每天两顿饭没有什么油水还要省出部分口粮支援百姓，询问其“汤恩伯部”队情况，老人也认为军纪不严，口碑欠佳。
第四集团军司令部通讯兵（时间不详） 总司令：孙蔚如
第六战区长官部（长官：孙蔚如）职责为：担任文化教官的传令兵，孙司令的私人秘书，“姚警尘”的上士卫士（姚警尘 时任38军办公室主任秘书长 真实版的潜伏此人后为新中国高官特殊年代被开除党籍 55年离世 后恢复党籍和荣誉）
抗战经历：1944年春郑州与洛阳之间发生的“虎牢关阻击战‘ “洛阳保卫战”担任战地通讯工作。1945年老长官“孙蔚如”将军晋升6战区长官司令，随同前往湖北恩施。后顺长江进军汉口。参与了日军代表“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在汉口中山公园投降签字仪式。
老人手绘了在河南时候38军布防图和汤恩伯部布署，并阐明他们是被”敌我“包围中央军与地方军互不信任怕他们跑路也是将他们围起来的态势布署。并说38军的装备很多来自湖南辰溪兵工厂。49年后到湘潭一家兵工厂任职，文革中被抄家，批斗，游街。现已经退休。与众多原来38军的地下工作者后为高干人员有联系。如：姚文（新疆卫生厅长）等

姚波

姚警尘的照片

这是姚警尘1948年在延安所摄

姚波

姚警尘夫妇的合影照片


这是姚警尘夫妇1951年在军委情报部工作去青岛疗养时拍的照片

这是姚警尘夫妇在青岛栈桥与警卫员王朝轩的留影

姚波

姚警尘建国初期与数十位军委情报部前辈们合影的老相片

    建国初期，中央军委联络部、中央军委情报部、中央军委技术部都隶属于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后来分别改为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总参三部。1950年的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情报部在原段祺瑞官府（也称老段府）成立。建国初期的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是李克农，三位副部长分别是刘志坚、邹大鹏、戴镜元。姚警尘当时任军委情报部办公厅副主任，当年这些被毛主席称为“黑夜走路的灯笼”的情报战线上的前辈们，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国防安全，保障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奉献了他们的满腔热血与聪明才智。

     据当事人介绍，这张相片的背景是在军委情报部（原段祺瑞官邸，也称老段府）办公楼前，应该是1950年初全军情报处长会议的合影。位于中间是朱德总司令，两旁是苏联专家。朱老总左边第二位是李克农部长，朱老总右边第三位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第二排右四是军委情报部刘志坚副部长。相片中还有东北军区情报处长丁甘如、华北军区情报处长马文波、华东军区情报处长徐宗田、西南军区情报处长柴成文等各大军区情报处长及席一、万海亭等军委情报部的正、副处长。

姚波

林牧在其自传中提到对姚警尘的描述
(2014-10-16 17:31:18)
转帖文章

       林牧（ 1927年10月18日－2006年10月15日）浙江义乌人，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助手。他于1927年阴历九月十八（10月18日）出生，1946年入读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参加中国民主联盟，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处长，196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
      1965年1月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分协助参与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失败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并判予八年半劳改。至毛泽东逝世与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11月获平反。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在其自传（出版时启用名《烛尽梦犹虚》而《日月昭昭》为内文林牧口述部分用名，全书20万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中提到了对姚警尘的描述：“1948年12月，我在延大新闻班工作不过一个月，延大秘书长高云屏找我谈话说：西北局城工部和延安大学想派你出去工作。延大给你的任务是为延大招生，招收国统区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西北局城工部给你的任务，可能是利用你父亲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于佑任监察院系统人员的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李梦彪在武汉担任两湖监察大使），具体任务和作法，西北局会找你谈的。我估计是，五个月前关中地委要求我做的事，又向西北局城工部提出了，西北局城工部决定派我出去，延安大学又附加了为延大招生的任务。我对高云屏说：我不是党员，做地下工作恐怕不合适。高云屏说：你写一个入党申请书，经过学校党委和西北局主管部门考查以后，按特别情况处理，马上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页纸的入党申请，第二天，交给高云屏。因为那一天是“12?9”运动纪念日，所以，我把时间记得清楚。接着，我就向新闻班主任交代了工作。两三天后，高云屏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务变了，杨明轩副主席要你给他作秘书。杨老德高望重，西北局有几位领导人是他的学生，都同意，明天你就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去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统战部长（城工部和统战部是一码事）张德生和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都是杨明轩老先生的学生。
   到了边区政府秘书处，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副秘书长常黎夫。他说：听说你笔杆子能行。不过，边区对文字的要求和外边不同。你知道姚警尘吧？姚警尘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的秘书主任，在外边号称才子，他进边区后到西北局做文字工作，不能适应，他说要当小学生。你来了先学文件，帮助杨老和我剪贴报纸，帮助姬也力（秘书主任）编辑《边区政报》。以后再学习起草文件吧。常黎夫还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我，要求我好好学习。显然，这是启发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杨明轩老人也同我谈话。他似乎知道我们这一类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的思想情况，着重对我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认识边区的问题。他说：青年人好高骛远，容易把革命队伍理想化。其实革命队伍的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不要一看到这些缺点，就感到失望。当时，我对杨老的意见全部接受了。后来才逐渐感到：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缺点，是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本身产生出来的，旧社会封建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姚波

姚警尘在17师介绍和掩护抗大学生参加抗日

        (2014-10-17 10:20:57)

注：该贴文字部分转抄自“来自日记中的沉重的历史脚步声”博客图片原文，原文标题“从文革的外调材料 看折腾的年代是如何折腾的”。为保证无谬误，原文文字部分采用照片方式贴出。图片转自“赵和民日记”的博客。
赵和民在文革时期所写的外调材料,多处提及姚警尘在17师介绍和掩护抗大学生参加抗日（见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赵和民日记）
赵和民，解放前系地下党西情处副处长。1949年5月20日从西城门引解放军进城者。
    以下是赵和民在1965年5月10日为贾晓东所写的证明材料，文中括号内为省略字。
赵和民日记原文图片1

原文图片2

原文图片3


1.17师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为姚警尘，师长为赵寿山，姚（警尘）是赵（寿山）之机要秘书。抗大毕业学生，来前方都先找姚(警尘)，姚（警尘）就介绍给我任用为政训处的宣传员。抗大学员先后来此工作者十余人。也有江浙抗大 学生奉党派赴沦陷区工作而离开十七师的。也有两个学生一直参加17师的政治部工作和伪国民党县长（三元候良弼）党委发生冲突被候等控告到蒋鼎文那里才被迫离开的。
确有金丽生、李怀秀、贾晓东、朱侠、蒋梅生、刘秉珍（女）等系由抗大毕业的学生，经姚（警尘）介绍到十七师工作，离开的时间不一，我记不得贾晓东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们在前方这一段历史，有保定垮下来到石家庄，又由石家庄转到山西战场，在雪花山、乏驴岭、娘子关一带浴血抗战，乏驴岭之役，赵寿山因脚疾不能动，就将特务连交给政治部和军法处李介人前去督战，抗大的学生随着上前线和敌人拼命，吓得政治部秘书万振英（复兴社军统分子）跪地求饶，不愿到前线去，终于开小差偷跑到南京控告姚（警尘）及赵和民等都是共产党人。抗大学生在前方抗日，发动群众，抓特务，支援17师，赵寿山对这些学生很好，学生没有受任何排挤，受排挤是1938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派张泰祥任主任，张（泰祥）把抗大及其他学生一律赶走，抗大学生1个也没留在17师工作了。贾（晓东）、李（怀秀）、金（丽生）都是通过姚警尘介绍到17师政训处，在政训处工作多长时间，我记不清楚，贾（晓东）若知道雪花山、娘子关、乏驴岭之役，以及保卫太原、退到碛口就证实其干到1938年年底。抗大毕业生在政训处没有一个参加反动组织党派。贾晓东若见过张泰祥（武汉失守后接任政治部主任）的话，他就是被张（泰祥）迫害无法站脚，张（泰祥）对抗大学生一律不准任用，这一段历史，有三原县长候良弼及县党部控告17师政训处勾结抗大学生在后方捣乱的的控言，可以为证（候良弼之控诉书存西北局档案中）。
注：都是历史上曾有过结论的问题，到了一九六六年，一造反全翻出来仔细折腾，材料中提到的人名，想必当时多数都已入另册，百病缠身中。那个年代写材料也如履薄冰。文化大革命，可不仅仅是文的）立此存照。
（ 贾晓东系姚警尘的学生，陕西户县人，1914年出生，中共党员。抗大毕业后，经姚警尘介绍掩护进入十七师从事地下工作，赵和民的证明实事求是的说明了当时抗大学生在十七师的处境。解放后贾晓东曾任一机部副司长、陕西省机械局局长、陕西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政协陕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