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磷碧血蔚国光——记辛亥英杰姚勇忱

姚波

青磷碧血蔚国光——记辛亥英杰姚勇忱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方一戈 一
　　坐公交至杭州西湖景区的“南天竺”站下车，再沿龙井路蜿蜒上行百多米，右拐，就到了坐落在风篁岭下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也称“浙江辛亥革命烈士墓葬群”）。这里，翠竹掩映、肃穆清幽。一条宽豁的青石甬道，从陵园大门口笔直地铺展进去，两旁苍松夹道，绿影婆娑。进门约五十米的甬道中央，巍然矗立着一尊赤红色的花岗岩方柱纪念碑，浑若一柄长剑，昂指苍穹；碑身，镌刻着四个遒劲的鎏金大字：“国魂不死”，那是孙中山先生的手笔。绕过环列于纪念碑的三组辛亥英雄群雕，往陵园深处走，可以望见在一面朝东的阳坡上，有一座用浅灰大理石圈砌的独立墓茔——那儿，默默安息着一位年轻的湖州籍辛亥英杰。他的名字叫姚勇忱。
　　去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与姚勇忱的四位在杭的侄系后人一起，端立烈士墓前。周围，除了偶尔山风掠过竹林的喧响，一片静谧；空气中，流淌着雨后沁人心脾的清新。姚勇忱的墓茔，形制简朴，但明显经过一番精心修葺：整个墓台略呈正方形，全部由崭平的长条青石板铺就，面积估摸有六十平米；墓体居中圈砌，径逾三米，高约两米；墓碑也是一方大青石，上边竖勒一行沉峻的魏体字：“姚勇忱烈士墓”。我们几个给烈士深深鞠躬。陵园的专职护墓人俞师傅听说我们来了，特意赶过来接待，和我们一同合影留念。俞师傅告诉我，他每年都要给姚墓细致地添培封土，植补花木，上年栽了桂花树，前不久又种了菊花。果然，那坟头上正盛开着一簇簇灿烂的黄花，在山风中微微摇曳，显得分外精神……
　　推想起来，姚勇忱当初离家别稚、决然投身反清革命，生前很可能从此就极少再回过湖州。其乡里父老，多半只是在惊悉他牺牲的噩耗之后许久，才慢慢地，约略知闻他一向奔波在外，原来是与秋瑾、陈英士（即陈其美，表字英士）、王金发等一批声名赫赫的革命党人在一起，出生入死，从事着创建共和的惊天伟业。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他的史料存世甚少；早前他的胞弟姚定忱（已故），还珍藏有烈士遗留的若干老照片，1949年以后迭经运动，这批照片几乎荡然无存。如果不是侥幸还保留下来寥寥数帧，恐怕我们今天都无以瞻仰烈士的生前容颜。真应该感谢姚家后人以及像宁波大学历史系陈梅龙教授等有识之士——正是由于他们这十多年来坚执不懈的多方搜觅、钩沉索隐，陆续积累起一些可贵的收获，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昔日姚勇忱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身影。
二
　　姚勇忱（1880—1915），又名志强，别号弋仲，籍贯湖州织里（今为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因了祖辈乃乡间大户，父亲又曾做过一段晚清小吏，家境颇殷，在织里老街置有一处相当气派的的宅屋。姚勇忱与胞弟姚定忱，就出生在这宅屋里。据说，宅屋的位置，就在当年老街横跨织溪（流经老镇区的河道）的木廊桥北堍，朝南一字排开，有“三楼三底四进深”的规模。如今，时世沧桑，随着织里新镇区的勃兴和日益繁荣、老街疏落，那处屡经拆建的姚氏故居，也早已旧迹无痕了。
　　从遗照上看，姚勇忱中等个头，身材精干，脸形偏瘦，留着两撇短胡须。他自小体质羸弱，染有肺病且久治不愈。这一病痛，时或发作，缠绕、折磨了他终生，直到牺牲之际，他犹在病中；又因为经常喘咳不止，影响了说话的流利表达，有时竟期期艾艾，状若“口吃”，以致后来姚勇忱加入南社，柳亚子有诗“口吃怜同病”，说的就是此事。15岁那年，姚勇忱父、母先后去世，他挑起了支撑家庭与抚养幼弟的重任；22岁上娶妻生子，取名长麟（也叫“长龄”）。1904年，姚勇忱离开织里，去杭州就读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自此接触革命思潮，矢志救国而义无返顾。期间，为着不使妻子担惊忧惧、遭受连累，姚勇忱主动与之离婚，并将胞弟和长麟陆续携出，跟同自己居无定所地颠沛流离。他牺牲以后，长麟被寄托收养，却在抗战流亡中意外失踪——烈士身后，竟无直嗣，这是何等地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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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勇忱当日走进杭州蚕学馆，初衷应该是去研习近代科学育蚕技术，以图日后向实业方面发展（织里一带，民间素以蚕桑、丝织为主业）。其时，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在昏庸、腐败的满清政府统治下，正处于内外交困、国势危殆的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排满”、“救亡”、“民主”、“自由”的革命声浪席卷大江南北。姚勇忱课余翻阅《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刊，每每读得“痛哭流涕，悲愤难抑”；他与同学论及身边的种种黑暗现实，更是言必“慷慨激昂，握拳切齿”，同学“咸尊敬之”——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性情朴直、豪爽的青年人，此时已然下定决心，抛却先前的初衷，转而以“拯救中华于水火”为毕生志业！渐渐地，姚勇忱串联起省城各学堂的爱国学子，经常潜往西湖南岸的白云庵或城隍山的四景园，参加革命派在那儿的秘密聚会。大家“彼此勉励，暗相接纳，阴通消息”。不久，他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江浙反清团体“光复会”。

　　按照姚定忱的忆述，姚勇忱在蚕学馆学习，其后便东渡日本，又去东京著名的弘文书院学习过一段——也就是在那里，他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结识了徐锡麟、秋瑾、陈英士等人，精神倍受鼓舞，斗志越加坚定。随即，姚勇忱便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名新锐会员，意气风发，回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

　　三

　　1906年九、十月间，秋瑾在上海虹口祥庆里（今四川北路），用“锐峻学社”的名义建立革命机关，一边创办《中国女报》等刊物，进行舆论宣传；一边“联络各省同志”，并“运动长江沿线会党”，策划武装暴动。姚勇忱闻召即至，积极参与其间。由于他谙熟化学知识，自告奋勇试制炸弹，常常“猫”在祥庆里那幢旧石库门房子里，通宵达旦地工作，深得秋瑾赞赏。

　　翌年春，徐锡麟为谋“皖浙同时发动”，拟赴安庆巡警学堂卧底，以伺机揭竿；行前，委托秋瑾接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大通学堂，实际上是光复会专门培训军事骨干的一处重要据点。姚勇忱随同秋瑾来到大通，兼任国文教员；很快，就成为全校学生心目中“思想最前进、反清最决绝”的教师之一。他除了协助秋瑾“总理”日常校务，还代她在师生中物色对象、发展同盟会组织。有个名叫王金发的体操（兵式体操）教员，嵊县人，小姚勇忱三岁；之前曾是其老家“乌带党”（地方会党）的首领，率众啸聚山林，对抗官府，加以胸有文墨，枪法又着实了得，人称“秀才强盗”（后加入光复会）。姚勇忱与他共事，两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当年7月，徐锡麟在皖举义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队清军突然在一个清早将大通学堂团团包围。秋瑾闻变，立刻指挥学生奋起抵抗，同时派人给姚、王等核心干部报信，要他们紧急转移。姚勇忱那天恰好外出，到钱庄取款。报信人告诉他，王金发已翻墙突围，并留了话给他，要想逃出绍兴，只有走水路！多亏遇上一个挺身相救的船老大，让姚勇忱假扮成自己喝醉了酒的儿子，在船头对姚又骂又打；姚勇忱顺势扑进船舱里，装作“发酒疯”，这才蒙过了前来追捕的清兵，成功脱险。而秋瑾，则不幸被捕，壮烈殉难于绍兴轩亭口。

　　大通血案没有吓退反清斗士。为了推进国内革命，1908年初，陈英士受孙中山先生指派，也从日本“海归”。他的驻沪总机关设在马霍路（今黄陂路）德福里。姚勇忱、王金发、还有蒋介石等人，迅速聚集到陈英士麾下（姚的胞弟和幼子，差不多即于此时被先后带到上海，安排暂宿在姚称作“小弟”的蒋介石家里）。在这以后的五、六年里，姚勇忱基本上都是在陈英士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逐渐成为陈得力的“左右手”；他活动的地点，也主要在沪、杭，以致后来有民国史研究者，干脆就将他列入“上海辛亥志士”的名单——这，或许也是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姚勇忱家乡的人们对这位本土先烈，反而有点疏陌的一个缘因吧？

　　1909年夏，陈英士在上海天宝客栈秘密召开浙江十一个府属党人代表会议，商讨如何强化革命力量之间的互动，拓展浙江斗争。姚勇忱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又由他带队，在德福里跟俄人学习并大量制造一种名叫“刹拉景”的新式无烟炸弹，以备起义使用。关于这种炸弹，姚定忱有过这么一番生动的忆述：彼时，清政府为剿捕南方革命党人，曾特派某军机大员南下，坐镇粤桂。陈英士通过内线截获情报，打算乘此人途经上海、船靠十六铺码头登岸歇脚之际，下手刺杀。他嘱咐姚勇忱、王金发赶制一枚分量超大的“刹拉景”。炸弹做好了，派别人去行刺不放心，他们三个就自己争着去履险。姚说，我去，反正我身体有病，要死就我去死！陈说，还是我去，计划是我定的，当然得我去干，死不死无所谓！王说，不要争了，这颗炸弹重，你们两个都不行的，扔不远，还是我去的好！昔日的民主革命先驱们，就是这样地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后因情况有变，该刺杀计划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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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1911年。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日益迫近，长江流域各地党人纷纷要求“共造时机，及早发动（起义）”。鉴于其时同盟会总部仍远在东京，不利贴近指导，当年7月，陈英士、宋教仁、谭人凤等便发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姚勇忱不单是中部总会二十九个首批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负有实际执行责任的“干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外震撼。陈英士决计抓紧实施“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方针，以策响应。之前，姚勇忱曾多次随陈前往皖、粤，“助战”那里的党人暴动，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在，陈英士即授权他潜入杭州，与浙省同志接头，敲定“杭发促申”的起义大计。

　　于是，姚在10月中下旬两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离杭州举事仅一个星期。他通过褚辅成、黄凤之，约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驻浙新军与警察营中的同盟（光复）会员，在西湖刘公祠、吴山挹芳园等处密议，拟定暴动方案，明确“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宁波、台州）同志参加”，并“由姚勇忱返沪分头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为沪军代表，参加了浙沪双方在上海《神州日报》社（中部同盟会机关报）的紧急磋商，落实对杭州起义的弹药、经费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打响，势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晓便“满城尽悬白旗，以示河山光复”。杭州的一举成功，令陈英士们欣喜若狂、豪气万丈！事实上，还在杭州起义的前一天，上海已然发动。姚勇忱在往返沪杭、协调浙事期间，一直是处于“肩担数任”的状态。他马不停蹄地出入进益里（起义指挥部），协助陈英士分析情报、调整部署、发送武器、策动吴淞炮台与巡防营的清军“反正”。由于准备相当充分，一朝动手，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就很快被起义军胜利占领。硝烟甫散，姚勇忱又与戴季陶、王金发等力排异议，推举陈英士入主沪军都督府；跟着，他又领衔倡立“中华民军协济总会”，号召商绅捐款助饷，为新生政权的运转筹募资金——这些史实说明，姚勇忱在沪、杭两地的辛亥光复中，是建树了自己的卓越贡献的；虽然整个过程他没有太多的抛头露面，却在幕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

　　1912年，也即民国开元之年的首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32岁的姚勇忱，以中国同盟会浙江分会代表的身份，当选临时参议员（后为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国民党浙江籍议员）。数月后，他出任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兼理同盟会上海支部）正部长，并直接参与中国国民党的组党事务；在其手下担任同盟会驻沪机关总务长、政事长、评议长等职务的，皆是像褚民谊、吴稚晖等一班非同小可的“元老级”人物。这足证姚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已明显上升。同年12月，他与陈英士等陪同孙中山先生，坐火车由上海而嘉兴、海宁、杭州，“巡行江浙，存问民众”——姚家后人如今所珍藏的那几帧烈士遗照，其中有四张，便是当时姚勇忱与孙中山先生等在巡视途中的合影。

　　转年，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了称帝复辟，悍然制造“宋教仁事件”，向革命党人亮出屠刀。姚勇忱在国会议员中率先挺起，通电讨袁，“文辞激烈，大义凛然”！袁氏因之“衔恨刺骨”，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饬令北京陆军部对姚勇忱、以及陈英士、王金发等“乱党”，再度予以通缉，并指诬姚为“暗杀犯”。姚勇忱毫无畏惧。他先暂避日本，旋即潜回上海，隐蔽在法租界嵩山路“逸庐”（王金发寓所），继续秘密联络同志，组织反袁斗争（姚定忱此时也迁寄逸庐，常常在姚勇忱们开会时，守在路口为之望风）。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全国范围的民愤。1915年夏，王金发见革命有了转机，欲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借口，重返杭州活动，暗里收罗旧部，图谋再起。姚勇忱当然支持。他不顾自己肺炎咯血，毅然抱病与之同行。此时的浙江都督朱瑞，乃姚、王当初在杭城光复之役中的同盟会战友，跟王金发还是嵊县老乡，却早已阴附逆贼、变身为袁党鹰犬。闻悉姚、王抵杭，朱立马密报北京；同时，假惺惺地给他俩送去请贴，热邀到都督府宴叙。姚勇忱怀疑其中有诈，劝王“小心提防，不去为妙”。禀性同样刚直的王金发则说，没事的，朱瑞老同志了，老乡加战友，能不念旧情？殊料，那真是一个“鸿门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复电，姚、王当场被捕，拘押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其时已17岁的姚定忱，带了11岁的长麟，赶去探监。姚勇忱对胞弟慨叹：我自知死期不远。但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在死不瞑目！他在狱中“终日谩骂袁世凯与朱瑞之流”。6月2日，王金发被枪杀；姚做了陪绑，从刑场押回——朱瑞还幻想着能够软化姚，派人轮番诱降，说只要投降了，讲出革命党的所有一切，就释放你，再给你个职位。姚勇忱铁骨铮铮：“季高（王金发的表字）既死，我活着没有意思，我要和他一起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朱瑞绝望了。7月1日黄昏，姚勇忱也被杀害于陆军监狱；就义时，英年35岁。

姚波

　五

　　姚、王两位烈士牺牲后，孙中山先生深深痛惜：“天地不仁，歼我良士”！二人的遗体，一度被分别运回各自家乡安葬。笔者在搜求本文史料的日子里，曾数赴织里，试图通过多种途径，觅访昔日姚勇忱的旧葬处。无奈年月久远、人事暌隔，而今已无从寻找。

　　1916年6月，那个仅止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呜呼哀哉了。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代表民国政府正式追认姚勇忱、王金发为烈士并予厚葬。据说，当时在杭州昭庆寺（今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召开的追悼会，声势甚为浩大，“生前友好，不论在杭与不在杭，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前往现场吊唁的，除了大批“公开佩带标记”的革命党人，还有上万民众。随后，姚、王两位的灵柩，各由家乡移运杭州，被隆重合葬（分穴）于西湖岸边的茅家埠卧龙桥侧——那是一座专门修建的独立陵园（遗址在今解放军疗养院内），民间呼为“双烈墓”。尽管眼下已很难找到相关的历史影象，但从茅家埠还依稀可辨的建筑残留来推断，那陵园应该规模不小。资料记载：姚、王的墓碑，是蔡元培所题；墓前牌楼的对联“生死付常，河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也系蔡的亲笔。褚辅成为“双烈”撰写了墓志铭。柳亚子则赋诗痛悼；他“哭勇忱”，有这样的诗句：“耳余刎颈恨难平，回首钱塘尺涕盈。绝代佳人姚弋仲，可怜生死殉田横！”

　　据姚定忱回忆，当年葬事既毕，民国政府还给烈士遗孤颁发了八千元抚恤金。他与长麟自此在杭州定居下来；王金发的母亲仗义、热心，帮衬他拉扯长麟，“令读书”，直至医专毕业。1937年末，抗战烽火逼近杭城，姚定忱全家撤往浙南而长麟（33岁）执意一人去渝，作别后竟杳无音讯。抗战胜利了，姚定忱几度设法同长麟联系，始终踪迹渺然。某次，有人透信给失业在杭的姚定忱，说蒋介石到奉化（溪口）了，你去看看他，或许可以谋个事做。姚去了，蒋介石没接见他，差人递出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行政院：此为姚勇忱之弟，请给予他相当之职务，落款“蒋中正”。姚定忱久等，没能见到蒋，气得大骂蒋介石摆架子，忘记了从前在上海当“孩儿王”（指帮助姚勇忱照看俩孩子）那阵子。他没有去做蒋介石给的官，撕了那张纸条，回到杭州照旧劬劳度日；并且，在家里立下一桩“规矩”：每年农历“清明”，必去大伯墓前焚香祭奠，风雨无阻，子孙传续。

　　姚家的这桩“规矩”，数十年来，除了“文革”年月，在杭的后人们一直恪行不渝。其间，姚勇忱的墓茔又曾经历过两番搬迁——1952年，因茅家埠一带建设需要，姚、王两墓被西移至杭州小龙井山麓的公墓内（王墓于1990年代迁回今嵊州市）。2006年，龙井区域市政改造，姚墓再次面临搬迁。所幸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以及西湖风景名胜管委会等部门皆通力援手，姚家不避周折，精心选址，终于赶在当年农历“冬至”前，将烈士遗骸妥善移葬位于南天竺的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新修的姚墓，庄严、大气。陵园管理方，特地在墓侧树起一方花岗岩指示牌。那上边一行行工稳的碑文，言简意赅地向世人诉述着烈士不朽的生平……

　　六

　　岁月如流，转瞬已是辛亥百年。姚勇忱——这位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壮阔史卷中，理当载有其不可磨灭功绩的辛亥英杰，也已然离世九十六周年。

　　笔者到杭州叩访烈士的几位侄系后人，有的须发皤然，亦垂垂老矣。言语间，他们话及梦寐萦怀的共同心愿——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湖州市区（或织里镇区）择址，为姚勇忱建立一尊塑像，让烈士得以此种方式回归故里；也使家乡的人们、尤其年轻一代，能够就近宣传、缅怀、祭念先烈，以告慰英魂，激励后世。为着实现自己的这一恳实的愿望，姚家后人们正在积极与有关方面沟通，争取支持。我由衷地企愿他们的努力成功！

　　题注：

　　当年，柳亚子在列数宋教仁、陈其美、姚勇忱等十多位献身于辛亥革命的南社社员时，曾感叹道：这些烈士的牺牲，“青磷碧血，抑或蔚为国光焉”。本文即取此意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