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衍生桐城诗派

姚波

桐城派衍生桐城诗派
来源:安庆晚报 作者:何诚斌

一般来说，桐城派指桐城古文派，或桐城散文派。我在读《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著）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桐城诗派”一说，“姚氏自范以诗古文义授从子鼐；嗣是海内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诗，则独为其文所掩。自曾国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义法通于诗，特以劲气盘折；而张裕钊、吴汝纶益复张其师说，以为天下之言诗者，莫于姚氏若也。于是桐城诗派始称于世。”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先有“桐城文派”，后有“桐城诗派”。一次，姚鼐和朋友聊天，程晋芳、周永年对他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相互传述，于是有了“桐城派”称号，时在乾隆末年。虽然，桐城派作家擅长写诗的不少，但大多一如姚鼐“诗为其文所掩”，不被诗坛重视。生活于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曾国藩，喜欢桐城派散文风格，尤其尊崇姚鼐，他将姚所言“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奉为写作之圭臬，并有所阐发，他说：“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翰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对于扩大桐城派的影响，以及对桐城派的发展，可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他力挺姚鼐的诗，很大程度上引起文坛对桐城派诗作的关注。接着，张裕钊和吴汝纶积极响应与鼓吹，一时间，“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清末程秉钊）。尤其在清末，陈衍、郑孝胥领导的“同光诗派”风头正劲的时候，桐城派学者宣传自己的诗作，成为了一种自觉，以固自家的阵营。
过去文坛，喜欢讲渊源与师承关系，即任何诗派、文派均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凡都有继承、发展、转化的过程，例如“湘乡派”、“阳湖派”散文是从桐城派继承而来的；现在“同光诗派”搞得热闹，还不是桐城派的“孙子”？因为所谓的“同光体”，是从“宋诗体”演化过来的，而“宋诗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同光诗派的领袖陈衍能不买账吗？桐城派诗人林纾挑选了最满意的10首诗给陈衍看，陈衍认为只有两三首尚可，其它七八首都不行。被批评的林纾反过来对陈衍所搞的诗派加以批评，他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
陈衍是不接受“同光体”发源于姚鼐这一说法的，他虽没有批评姚鼐的诗，但认为姚鼐的散文《登泰山记》写得不好，没有写出泰山的品貌和泰山的精神，如果用《姚记》换《泰山记》，无论说是写什么山都行，“皆普通高山皆是矣”。他决定自己来写篇泰山游记，超越姚鼐，于是专意去了趟泰山，写了篇2000多字的文章。他很得意，以为比姚鼐的《登泰山记》写得好，可是却没能像前者一样被广泛传读。陈衍登泰山，突然感觉古今无数人登过此山，却没有留下一首传世之作，杜甫倒是写了首《望岳》，可那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杜甫没有上过泰山，他便一口气连续写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负地说：“独余诗广大雄深，殆无抗手者矣。”
实际上在“桐城诗派始称于世”之前，姚莹于《桐旧集序》中就明确指出，桐城派的诗是不可被漠视的，他说：“自齐蓉川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潘木先生是以有《龙眠风雅》之选，然犹未及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至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然哉？”他显然不愿“诗文分家”，于是标榜桐城派既能文，又能诗。
自从有了“桐城诗派”之说后，姚鼐的世父姚范便被人们推为桐城诗派的鼻祖。姚范（1702—1771），字南青，号姜坞，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著有《援鹑堂文集》、《援鹑堂笔记》、《诗集》七卷等。为什么不从方苞和刘大先人当中找一位出来奉为桐城诗派的鼻祖呢？显然是“姚氏家法”起了重大作用。直到清末民初，姚氏之姚永概、姚永朴仍然活跃于诗坛，并“一秉家法”，“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钱基博语）。姚范在《援鹑堂笔记》中说：“字句章法，文之浅者，然神气体势，皆因之而见”，“文法要莽苍硬札高古”，而对于诗，他评韩愈《纪梦诗》即代表了其诗观：“以健崛之笔，叙状情事，亦诗家所未有。”方东树说：“姜坞所论，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筌，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昭昧詹言》）。桐城诗派诗人极其尊崇姚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就在桐城诗派大张其旗，不多时，它与同光诗派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文学革命”的声浪压住了，在新体诗各种流派围剿下，其“诗法”只被少数喜欢古诗的人所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