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姚波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时间:2011-03-14 21:26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作者:杨怀志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 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为文要先为人，但最为专注的还是“言有序”，提出为文“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辞力求典雅、古朴、简约，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洁”。 刘大kui（从木魁）对方苞的“义法”说有所突破，在强调“义理、书卷、经济”同时，十分重视神气、音节，他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给人们指出了为文之法和学文之径。他还认为文章贵在品藻，将“品藻”作为由“神气”、“字句”等表现出来的文章风格。他特别指出“文贵奇”、“文贵大”、“文贵简”、“文贵疏”、“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等审美要求。这种对文章风格的重视与辨析，表明刘大?已突破了方苞单纯以“义法”论文而仅提倡“雅洁”文风的倾向，摆脱了以文学为经学和道学附庸的束缚，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审美艺术取向，是对桐城派文论的一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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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的文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仅继承了戴、方、刘的文论思想，更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学风气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创作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全面地总结。他坚持“义法”说的基本观点，但指出方苞“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治学为文主张。他在汉学盛行之时，独排众议，不废考据，力主汉宋兼容，克服宋学空疏，足见其包容之心，尤为难得。他继承刘大kui（从木魁）“神气”说，进而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主张，就古典散文的艺术特征来说，“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是抽象的内在东西；“格律声色”为“文之粗”，是具体的表象的东西。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义”和“法”，姚鼐的“神、气、声”亦即刘大kui（从木魁）的“神气”、“音节”、“字句”，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发展，它是指文章的风味、韵味、兴味和文章的辞藻、文采，增强文章的品位和艺术魅力。姚鼐在文论上另一大贡献是他的“阳刚”、“阴柔”风格说。他在《复鲁絜非书》中，将千姿百态的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二端，指出了文章的风格与作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强调了“阳刚”、“阴柔”的相辅相成，虽各有“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也就是说，阳刚与阴柔作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才算完美。姚鼐的文章风格论不仅在当时文坛别树一帜，而且在中国整个古典散文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今天的散文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姚鼐以及其门人方东树、梅曾亮、姚莹、管同、刘开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与清朝国运一样的衰落的局面。曾国藩接桐城传绪，出而振之，成为“桐城中兴”之主，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文论主张，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从而改变桐城古文在继承者手中已显露“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现状，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后期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戴、方、姚诸家文论尚属零篇散论，多为即兴之谈，刘大?的《论文偶记》虽有精义，也非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一部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合璧，前者为桐城文派的文章学，后者为桐城诗派的诗歌学。桐城派传人、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说：“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在文学上尤为巨大贡献”，可“与《文心雕龙》比美”，“是我国的‘文章学’专书，迄今还没有另一部可以代替它。”
姚鼐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通观桐城派文论，可以看出，不论戴、方、刘、姚，还是曾国藩及其门人都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使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提高，丰富与完善，为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作出巨大的贡献，乃至今日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次，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传世名篇佳作。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归一县”之美誉。公正地说，从整体上看，桐城派的作品虽然没有超越唐、宋古文运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若将元、明散文作为参照对比，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广泛，还是艺术感觉的新颖，亦在表现手法运用的多样性，都超越前者而跃上一个新高峰。
由于桐城派作家们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从文章的题材上看，内容广泛，礼、乐、兵、农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无不涉及，包罗万象。他们大多以教书为职业，接触民众，关心民间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对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贪官污吏和清廷的严刑峻法予以斥责和揭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对民族危机深重的严峻现实，桐城派作家没有一个人鼓吹投降媚敌，都能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写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抒发 了爱国情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如方东树的《劝戒食鸦片文》、《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言辞痛切，“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读之令人感愤不已。特别是“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的姚莹，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任上坚持抗英战争，屡战屡胜，他的有关台湾战争的散文，反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代文章，千秋风义。在新形势下，从爱国心出发，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振兴工商的经济思想，吴汝纶开办新学的教育思想，林纾大量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等，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
从散文艺术来看，郭绍虞先生说：“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桐城派作家长于古文的各种体裁，笔锋所至，无不得心应手，或放论时政，针砭陋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礼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情常；或以学识见长，或以抒情取胜，为清代散文树立了典范，雅洁清新、韵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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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练，“擅长于用层次繁复的语句来表达含意深刻、难于表达的思想，即把科学语体用入文艺散文，而又保持语言的通俗性、生动性”（吴孟复先生语），不乏真知灼见，足见学识宏富，眼高识远；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气凛然，富有战斗力。
桐城派传状之文，情见于辞，品味极高。在写人物时，十分注意评价的恰如其分，不虚美，不掩恶，“不妄加毁誉于人”。刻画人物以白描生色，穷形尽相，或以细节取胜，画龙点睛，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现人物精神风貌。
桐城派纪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怀，再现山水，色彩斑斓，境界独出，状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伤灵性，笔墨淡雅不掩风采，自有一种清新明朗的意态美，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身临其境。
桐城派记事之文，叙事扼要，言辞简约，条贯清晰，层次井然。内容繁富而无堆砌琐碎之嫌，情节单一而无单薄之感，均富有艺术感染力。
当然桐城派作家众多，各人际遇不同，学识不侔，气质有异，手法有别，文章自然会同中有异，各呈异彩。总之，诚如方宗诚所说：桐城派“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无疑，桐城派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部分，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推陈出新，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发挥作用。
二 .
人们不禁要问：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而不会在别的地方？近时学者对这一“人才聚集”现象进行研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桐城派诞生的地理因素。姚鼐曾说：“舒黄之间，天下奇山水也。”所谓“龙眠钟气，代起人豪”，即桐城派诞生由“地灵人杰”所致。桐城北枕龙眠，南濒大江，中间丘陵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山青水秀，确实很美。她不象淮北一马平川，也不像皖南崇山峻岭。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桐城钟秀，养育出一大批散文家，也许因为如此，桐城派不写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不写“山林文学”、“清客文学”，也不写“市井文学”，而擅长于简洁而传神的“小文章”。必须指出，桐城虽是山水奥区，但其东乡却濒临大江，与南京一水相通，舟楫来往，数日可达，十分便利。从明末起，桐城与南京之关系非常密切。象方苞家庭就早迁居南京或其附近之六合。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尤其是左光斗被推为东林党领袖后，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又都是复社首领，当时亦以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联系十分广泛。这就是说，桐城虽僻处群山之中，但桐城文人并不处于封闭状态。相反，他们接触较广，视野较为开阔，增长文学才干，扩大现实影响。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外来影响较小，造成了“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的淳朴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们所独有的性格---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追求的精神。他们或潜心与世无争的经学，或醉心载道立言的古文，所以桐城境内擅经学兼治古文的文人尤多。
其次，发达的教育造就大批人才。从明中叶起，桐城的教育就远胜他县。到了清代崇文重教之风尤盛。马其昶诗云：“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民谚曰：“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可见尊师重教的氛围何等浓厚。时至今日，此风不减。1985年11月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我的老师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祖保泉先生参加会议，临走我送他，他对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桐城高考升学率为什么高，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我问祖先生何以言之？祖先生说：“开会的三天早晨，我都四点起床，桐城南大街、北大街、东门大街我都逛了一趟，所有临街的窗户都亮了，母亲在厨房里为儿女做早饭，父亲为儿女整理书包，难得，难得！这是最靓丽的风景线！”正因为如此，明清两朝，桐城读书人希图通过“读书---科举”而达到“仕宦”的目的。有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明代何如宠官至宰相，清代张英父子双宰相，左光斗身为名臣，官至尚书、侍郎或督抚的就更多。方、姚、马诸家或科第联翩，或文名四海，这在乡里之间自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少数，应试不中，就不能做官，便去教书。他们在家乡教书，到外地教书，这成为文人谋生的一条路。还有那些由科举而仕官的京官，官闲俸薄，得差又不容易，于是在服官的同时，也常常抽时间去教书，不但在京城教，还请假出京谋馆，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兼职。有的干脆辞官，或作书院山长，或在学幕阅文，姚范、叶酉、姚鼐、吴汝纶等人即是。这些由科举出身的与希望子弟由科举而仕官的人，自然都不能不尊重教师。因此教师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文人也就乐于以教书为职业，一面育人，一面治文，终身乐此不疲，形成了良性循环。出现如著名学者罗哲文先生所誉桐城“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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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家学渊源与师友的提挈和鼓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一般作父母的常情，而择师教子在桐城尤为看重。选择不到良师，就亲自教授子女，被称为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尤为如此。如姚鼐从叔父姚范学习古文法，而姚莹又从叔父姚鼐学古文。著名同光体诗人范当世曾写诗云：“顺康元老（指姚文然）家，乾嘉大儒（指姚范、姚鼐）系，道咸名公（指姚莹）孙，同光诗人（指姚浚昌）子。”把姚永朴、姚永概家的五代书香门第亮出来。自幼便接受家庭的教育熏陶，当然有利于成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友的提挈和鼓励，在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方苞经常欣喜地对朋友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其时方苞已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求见者不轻面许，却独赏识、器重刘大?，这对刘大?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刘大?对姚鼐也是如此，写诗称誉姚鼐：“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君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姚鼐会试失利南归，刘大?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刘姚虽名为师生，谊同良友。姚鼐对自己的学生刘开、管同也是赞赏有加。方宗诚在曾国藩幕府中，曾推荐吴汝纶的父亲吴育泉入幕，为曾国藩家庭教师，又把吴汝纶的文章送给曾国藩看，曾氏“奇其文”，招吴汝纶入幕，而吴汝纶又邀萧穆同去。正因为这种师承关系，桐城派代有传人。
第四，桐城派作家都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们不怕挫折，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清朝统治者治国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所以文字狱不断。康雍两朝桐城发生三次文字狱。人们提及最多的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实还有另外两宗：即与《南山集》案并发的《滇黔纪闻》案和孙学颜麻山先生的所谓“文题”案。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孙麻山先生的“文题”案。麻山先生一介寒儒，身份低微，世人对他的文学成就知之甚少。借此机会作一介绍：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亦字舫山，号周冕，曾筑华农精舍于桐城大关麻山，故人称曰华农子，学者又称麻山先生，生平未尝应科举，淡名薄利，潜心宋学。游历四方，以讲学会友为事。先生不溺诗文，偶有所作皆性情学养之所流露，雅洁纯清，文学成就高出其同辈。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这样评价孙先生文章：“康熙间，桐城文学大兴，望溪长于经，潜虚（名世）长于史，而其时，潜德隐行确宗朱子之学，以期至于立言者，则有孙麻山先生，其文理正气醇，韵长词雅，才不及潜虚而高洁过之，博不及望溪而超逸过之，洵由穷理而有心得也。”萧敬孚先生在《日记》中说：“麻山先生生平学术之正，卫道之切，于今日始稍显，至今文词雅正，气象雍容，粹然儒者，于乡先辈中，亦不多见也。抑余又有未解者，乡先辈才气浩瀚，仙姿绝世，所遭文字之祸，最为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愤世嫉俗，矜心燥气，时流露于行墨之间，当时见其人，后世诵其为文，亦预知其不免于难。而先生之文，词气汪洋，酣恣飒爽，似不得与南山争衡，而简倔严重，析理精深，心平气和，皆南山所不逮，顾所遭之境，亦与南山先后一辙，此又理之所不能穷，而大造之不可知也。”方宗诚在《三隐君子传》中言及先生以文字牵连死时，只说“晚年以楚、浙之狱波累，系西台八九年，犹以存心养性为功，无尤怨之意，后竟论死。”具体事由，未及详明。亦有人言麻山先生序刊吕留良书，即“楚浙之狱波累”，牵连弃市，但无实据。多年来，我翻阅清代桐城文人书籍，亦未发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吴孟复先生主编《古文辞类?》一书点校评注的撰稿，他曾向我谈起麻山先生死事，颇为详细，吴老亦说闻之于桐城前辈，未必可信，今天在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麻山先生晚年游历楚浙，以授徒为生，广交文朋诗友，声誉极佳，名著于时。当地一位劣绅病逝，其子请麻山先生为其父写墓志铭，许以丰厚的润笔费。麻山先生了解这个劣绅，其人品德恶劣，鱼肉乡里，所以断然拒绝。劣绅之子怀恨在心，寻机报复。麻山先生因此离开此地，到浙江，仍然靠授徒为生。一日，麻山先生突然被县衙以“犯上”罪名逮捕入狱。原来麻山先生离开后，劣绅之子一直耿耿于怀，百般找茬，一天他终于发现麻山先生曾以“维民仰止”为文题，让学生作文，他认为找到了麻山先生的“罪证”。说“雍”字去掉“亠”便是维，“正”字去掉“一”便是“止”，“一”即一刀之意，“丶”即雍正的头，把“雍正”变成“维止”，岂不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吗？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写讼状，送到县衙，告发了麻山先生。昏庸的县令也竟然认为“维民仰止”文题暗藏杀机，是反皇帝的“铁证”。“维民仰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辇》，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让学生以“维民仰止”为题作文，无非让学子表达对有崇高德行的人的仰慕，即郑玄谓：“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不学无术的昏官竟依照劣绅之子荒唐的拆字法判麻山先生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狱最多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残酷血腥的。其时“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梁启超语）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但桐城文人则不然，尽管方孝标开棺锉骨，名世、麻山被杀，并株连众多无辜，但他们没有吓倒，没有消沉，而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不断追求，以致出现方苞、刘大?、姚鼐、方东树、姚莹、刘开、方宗诚、戴钧衡、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清一代文坛巨匠，形成强大的桐城派！煊赫达二百余年，饮誉海内外。当我们读方、刘、姚三祖的精美文章时，当我们为“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而自豪时，我们要深思一个问题：桐城文家为什么能做到初衷不改，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呢？我想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对清廷“欲效涓埃之报，”就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也许是桐城派出现在桐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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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章千古事，品德最为高。文如其人。谈文品，还必须谈人品。因此，我想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些述评。
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谈桐城派不能不谈戴名世，因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又因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桐城红庙砚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戴霜崖以教书为业。名世幼承家教，刻苦好学，一心攻读，博览群书，学识过人，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加之他资质过人，11岁就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才子。18岁时，他用曾祖父的《响雪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题意，撰写成《响雪亭记》，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世态，成为传诵于远近的名文。迫于生计，名世20岁就开始授徒养亲。
名世青少年时代，深受其祖父辈，以及博学隐士和前朝英烈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父亲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才，汝勿效吾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中，担心日后必酿大患祸，后来名世屈死正被其父言中。名世少时即忧世嫉俗，好作不平之鸣。同里博学隐士给名世影响最大的是潘江。潘江，号木崖，尤工于诗、古文、与海内名流以诗文相交，明亡后，潜归桐城毛溪，吟诗著文，娱情山水，清廷曾两次征招，皆托故不就，隐居乡里，奖掖后学，培育人才。名世对潘江学识情操深为钦佩。27岁时师事潘江，潘江对名世尤为器重，非常赏识，倾出家中所有珍藏书籍，供名世阅读，并加以细心引导，名世如久旱逢甘露，昼夜苦读，学业大进，成为时文高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于是天下皆诵其时文”，因而名望日高。潘江誉其文深得“司马迁、韩愈之风”，名世亦视潘江为终生之师。
名世13年的开馆执教生涯对他影响很大，其馆地一在舒城，二在桐城陈家洲，活动范围，除了馆舍，只有“数家之林，牛栏之角，菜畦之囿”，极感不得志，在沉思和苦闷中郁积起对现实的不满。由于生活在下层，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产生了同情。因此，名世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中度过的，并日渐树立起以拯救社会为目标的“当世之志”，视治理天下为己任，放言高论，批评朝政，臧否人物，“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为权贵所深嫉。写了如《画网巾先生传》、《杨维岳传》等古文，对清初汉人反清表示肯定，歌颂汉人反清的民族气节，更言“以杀人得天下者，终亦为人所杀”，笔锋所向，直指清廷，语同诅咒，毫无顾忌。显然他这种气节，与乡贤方法、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其时清朝康熙统治已经巩固，名世所为已不合时宜，招杀身之祸势在必然。
名世34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其时，国内政局安定，清廷开始实行奖掖文学的政策，招揽知识分子，一方面京师人才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当局所谓“好士”，只不过是为其颂功歌德，这就诱使了一些利禄心熏的知识分子“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形成极坏的风气。而名世既不愿“曳侯门之裾”，因而只能“独徘徊燕市，无所遇”，过的仍然是冷落、孤寂的生活，时有“自伤”之叹。但是，他在京师却结识了徐贻孙、刘荠、王源、汪份等人，并与同里方苞、朱书等人重聚，由于不得志，常常豪饮大醉，嘲谑讥骂，使绅士们甚为忌讳；与宰辅大臣相逢，一揖之外无他语，令达官们极为难堪。而“布衣”之士却纷纷慕名相投，甚至连名动京师的颜李学派首领之一的李?也慕名相访，与名世相互切磋经世致用之学，与此相反，当权派则对名世恨之入骨。王源说：“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方苞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而朱书、刘荠等人更对其推崇备至，名世便成为他们的首领，名声大震。因此名世一时成为文友爱戴、当局惊惧的人物。
戴名世壮年时代，交游广泛，多是有为之举。此间他曾迁居南京十年，南京是名世母亲的老家，其弟平世又久居于此。名世长方苞15岁，两人实为表亲，名世的母亲为方苞姑母，“苞素事之如母，”因方苞身在江宁而名世偏居桐城，故迟至名世初至京师时才首次谋面。名世来南京则可以朝夕相处。方苞钦佩名世的才学，更喜爱名世的古文，时时循环讽诵，揣摩体会。自己每成一篇，都要请名世圈阅点评，名世稍不如意，即自毁其稿，如此相互切磋长达十年，说名世为方苞老师亦不为过。名世寓居南京，固然是为了手足团聚，更重要的则在于实现其“成一家之言”而写《明史》的大志。长江中下游原是南明政权主要活动地区，东南各省所保留的朱明遗迹仍历历在目，不愿就任博学鸿词的隐逸之士亦大有人在，为搜集写明史资料，南京就是他最好的寓居之地。名世的大部分纪略和明人传纪，乃至一些明人遗诗的序文，多成稿于此，可见名世为私修《明史》所作的准备和良苦用心。寓居南京期间，还与汪份共同担任苏州书房选政，通过编辑、评论时文，大力矫正当时的文坛上普遍存在的雷同抄袭、生吞活剥的弊病，细心地引导士子从古文中吸收纯真、朴实的营养。其后名世在山东、浙江为学使幕僚，漫游齐鲁、吴越，对两地士子的学风要求极其严谨，确实也以自己的艰苦实践，使士子“文风稍变”，他的改造时文的主张，最终目的是振兴古文。

姚波

作为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而又正视现实的知识分子，名世的思想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从内因来看，其前期思想固然有反清一面，但更多的是对封建社会弊端的不满，一旦清廷稍许改革其统治措施，表现出有志于治理国家的诚意时，名世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实际上，名世后期作品，已少有陕隘的民族情绪，其矛头更多指向腐败无能的吏治。名世晚年确实有过归隐的打算和安排。康熙三十九年，名世均膺浙江学使姜?侍郎之聘，姜?钦羡名世才学，助名世买山之资，他又将逐年的积蓄共计6000两银子存于友人赵良冶处，并委托赵为之购地五十亩，筑屋一区，但新居落成，并未真正隐居，便匆匆地离开砚庄。名世“隐而复出”，客观上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他返回故里的当年，康熙皇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刻《训饬士子文》一道，督促持有异见的士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声称如“冥顽无知，……王章俱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并由礼部颁发全国，且勒石于太学。名世虽身在故里，却不能不有所闻，名世经一番“改省”之后，即抱着“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迈之躯，投向“抡才大典”之门，开始了其科举道路的跋涉，此举表明他愿意与朝廷合作，为康熙服务。他于1705年应顺天乡试，得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再试，终于成为大学士李光地主考的己丑榜第一名进士，并获殿试一甲二名（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其时，名世已57岁了。但好景不长，时过两年《南山集》案发，名世逮捕入狱。
关于《南山集》案，不少学者撰文叙其始末，大同小异，我就所知，谈一点自己看法。
康熙五十年冬，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奏参名世。原奏文云：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为我皇上崇儒古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才，隆恩典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怀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翻刻贸鬻，射利养生。识者嗤为妄人，士称责为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
康熙皇帝得赵申乔疏，大为震怒，即下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时具奏。”不久九卿议：“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外，咸奉正朝。皇上御极以来，轶古越今，天下人民，感戴生全义育之恩，沦肌浃髓。方孝标丧心狂逆，倡作《滇黔纪闻》，以致戴名世摭饰其间，刊书流布，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之大义，国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据此，判为“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大逆”，名世照律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父子兄弟，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之子，给功臣为奴。
《南山集》案牵连的人多，方正玉、尤云鹗为《南山集》出资刻板，汪灏、方苞、朱书、王源作序，还有刘岩、余石民等人，刑部议处“照律斩决”，妻子及子女流放宁古塔。其时，王源、朱书、刘岩已死。株连入狱达三百多人，是清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后因大学士李光地怜才，多次出面为方苞说情，多番营救，直至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才结案。康熙开恩，将名世从宽免凌迟，处以腰斩。名世伏法，老友杨千木收敛，其堂弟辅世即从京师扶榇回里，葬于故居南山岗砚庄之南。
左都御史赵申乔为什么在《南山集》出版十年后才告发呢？难道真像他自己所说与名世“素无嫌怨”吗？清人周贞亮先生道出其中原委：
“戴氏《南山集》一案，见于后世记载者，言人人殊，此记不著撰人，所载独较诸家为详，而语亦特异，当得其实。……至赵恭毅（即赵申乔）参戴一疏，赵集不载，亦见此记。而《南山集》中有《与赵少宰书》一首，即与恭毅之书，此书为田有先生为诸生时作。据老辈相传，戴为诸生，以古文负当世重名，赵极推崇之，刻集请为作序，戴诺之。未及为而出京，赵不及待，乃自作一文，用戴名刊出，戴知其事大诟，致书请削去其文。以一诸生，恃才而干冒公卿如此，其狂可想，其以此开罪赵氏亦可知矣。其后戴会试名列榜首，既负重名，士林咸以状头属之，及殿试揭晓，乃为赵子熊诏所得，而戴抑居第二。熊诏才名，远不及戴，当时颇有谓赵以贿得之者，其事甚秘，赵恐人发其事，乃特参奏戴，藉以报私怨而箝制人口。疏中声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等语，其实嫌怨甚深，特饰此语，以掩其迹耳。”
清人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写到“闻吾乡老辈言，编修之祸，发于武进赵恭毅申乔，盖集中《与余生书》论明亡在诸藩灭后，以为悖逆，且谓平日恃才放荡，肆口游谈。盖编修于四十八年，与赵子熊诏，同榜进士，熊诏殿试一甲一名，编修第二，或道屈，答曰：‘但恨门第不如人耳！’赵闻不悦，更以事积忤，狱遂兴。”

姚波

周贞亮言名世致书赵少宰“请削去其文”，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戴名世年谱》考订，《答赵少宰书》中赵少宰为赵士麟，非赵申乔。赵士麟，号玉峰，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吏部左侍郎，为人好名誉，与戴名世友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秋试，名世落榜，有南归之意，赵士麟写诗慰名世：“风流豪士走京华，声动公卿礼遇加。白璧到庭空献泣，金台市骏失名?。君才如海终当遇，吾道常贫不用嗟。堂上慈亲知伟抱，春明到膝好看花。”是年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编订，名世亦参与核订，赵好名太甚，请十多位名人大家为其集作序，亦请名世作序，名世亦应诺，但出都还乡未及作，赵自为之序，树名“受业戴名世顿首拜识”，名世得知后，即致信“请削去其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即使是好朋友，名世也不肯随意迁就，足见他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的态度，而名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的事，会试赵熊诏为二十七名进士，才名远不及名世，所以名世愤愤不平地说：“但恨门第不如人耳！”此时赵申乔为偏远巡抚，康熙五十年赵申乔入都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指控名世“恃才放荡，肆口游谈”，当指名世抑居第二后，李光地说他：“一味颓唐无精神”，在翰林院大发牢骚，发泄心中的冤气、怨气和怒气，言赵为其子贿赂走后门舞弊之事，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理解，而翰林院乃清华荟萃，硕学鸿儒云集之地，其影响可想而知！赵申乔焉能不闻？闻之焉能不心惊肉跳？惊恐之余，为箝制人口，平息舆论，只有致名世于死地！他说与名世“素无嫌怨”，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花招！
由此看来，赵申乔参奏名世，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所谓“抗直名臣”的声誉和儿子的前程，而杀人灭口！赵申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人血染红顶子的伪君子！
名世的主要成就当然在古文。他自言：平生“无他嗜好，独好文章”，又说“好为妙远不测之文”。其实名世的长处，尤在史才史识，既有天才，又善组织。自言“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救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梁启超说：名世“能驾驭资料而?冶之，有浓挚之愤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称名世“史识史才皆绝伦”。这些皆非桐城派所能范围。
名世在《史论》中开宗明义地回答了何谓为史，他说：“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在他看来，史书不仅如实记载政治典章，而且要客观公正地评判人事之是非得失，尤其要从以往的“因革损益”中准确地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史学家之所以著史，是以史为法，树立彰善瘅恶的准绳，启发、引导和激励人们去把握未来。名世晚年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抢救史料而写出一部信史。他的《孑遗录》就是他史学实践的锋芒初露。还有四“纪略”及大量的明末人物传记，可视为他的《明史》初稿，不幸遇祸早死，著书未成。对名世来说，千古文章未尽才，遗憾；对后世来说，可惜；而这种遗憾与可惜应归罪于赵申乔！
四.
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称方苞为“一代文宗”。因此，他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曾祖象乾，官副使，避乱侨居江苏上元。其父仲舒，诗人，赘于六合吴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6岁时，方苞随父迁至上元城内土街。方苞说：“仆少所交，多吴、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的兄长方舟，比他大三岁，以八股文负盛名，方苞受其影响，自少学习经史，少年就能背诵《易》、《诗》、《书》、《礼记》、《左传》等经典，故长于治经。迫于生计，20岁就外出授徒，往来江淮河济。康熙二十八年，方苞二十二岁时获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23岁秋应乡试，即遭落榜。次年随高裔去京师，馆于高家，高家人敬他如宾朋，高裔对他礼遇有加。高裔40岁生辰，高府宾客盈门，庆贺高裔寿诞。年轻的方苞向恩师献上一份特殊的“寿礼”：《高素侯先生四十寿序》，并高声朗诵起来：“余观北宋丞相富公，节义功烈，与韩魏公相匹，而眉山苏洵上书，谓‘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所成’，余居门下数年，窃惧公循致高位，而碌碌无所成也。……”宾客惊骇万状，指责方苞年轻气盛，狂妄高傲，有失敬之嫌。有位官员指着方苞说：“‘碌碌无所成’，岂能为门生讪笑？”一时方苞成为众矢之的。高裔听了，却乐不自胜，喜上眉梢，立即将方苞的“寿序”高高地张贴在大堂墙上，乐呵呵地说：“方生这篇寿序写得好，价值千金！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方生的寿序不仅对我，对大家都有益，切莫居功自傲。”原来高裔由翰林迁任大理寺卿，贺客盈门，车马塞巷，高裔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而在一旁的方苞心生隐忧，惟恐恩师居高位，乐于送迎，混迹官场，一无所成，便借此机会写了这篇寿序。高裔深知方苞出于对自己的敬爱之心，便当众对方苞大加赞赏，宾客也因之醒悟，对方苞刮目相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苞的为人正直。

姚波

方苞在京师，文章得到李光地、韩?等人的赏识，同时得交前辈学者、著名史学家万斯同，钻研经学。在刘言洁、刘拙修等人影响下，开始读研宋儒之书，从此便倾心程、朱之学。25岁那年，他与姜宸英、王源论行身祈向，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成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此后几年，他在涿郡、宝应等地开馆授经，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落第而南归。康熙三十八年，他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3岁再至京师，先后两次参加礼部会试，均告失利。在京城结交颜李学派首领、著名思想家李?，并与李交谈，学术思想不合，颜李学派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如方苞在51岁时，命其长子道希就学于李?，而李?也把自己儿子交给方苞教育。孟子说：“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方、李易子而教，足见彼此相知之深，相交之厚。方苞标榜程、朱理学，甚至说李?、王源也因他的影响而不再反对程、朱，显然出于对颜、李的维护。因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不容异论。著书作文诋诃程朱，在当时是触犯法禁的。
康熙四十五年，方苞39岁，再至京师，应礼部试，中进士，位列第四名。就在将要参加殿试之际，方苞闻母亲生病，不顾朋友劝阻，立即启程南归，李光地闻讯后，马上派人骑马去追赶，谁知方苞出京师乘船走水路回江南，追赶者骑马追赶了三百余里而不得，李光地叹惜不已，说：“方苞真是个大孝子！”确实，凭方苞的才名，准能夺得头名状元。但从此李光地更加器重方苞。
就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与方苞结婚十六年的妻子蔡琬不幸患肺结核病，因服侍婆母和繁重的家务而操劳过度，于七月三日病逝，方苞极为悲伤，作一首《哀词》以寄托哀思，为缓减悲伤，方苞又来到京城。朝廷达官贵人听说方苞死了妻子，竞相托人说媒联姻。一时间，弄得方苞在京城方正玉家应接不暇，十分苦恼。第一个为方苞说媒的是大学士李光地。其时，方苞已成第四名进士，而李光地则是这次主考官，况且李光地平素对方苞就钟爱有加。李光地又是受熊赐履老相国之托，把自己千金嫁给方苞。如果方苞答应，高官厚禄自不消说，方苞被李召入府中，向方苞挑明说：“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往后你就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前途无量。”方苞一听，面有难色，沉思片刻，说：“承蒙李大人关心，熊老相国错爱，实在感激，只是妻子蔡氏刚病逝，尸骨未寒，不忍心马上续弦。”李光地一听，觉得有理，内心更钟爱方苞。方苞刚回方正玉家，有人进来报告，说九门提督郑总兵派使者召见方苞。方苞以礼相待，使者大声笑着说：“方苞，你喜事临门啦，我受郑总兵吩咐，特来说媒，郑总兵要把最疼爱的小女许配给你，多么荣耀！”方苞一听，乱了方寸，说：“不能，不能草率……”使者说：“你这不用操心，不要你花一文钱！郑总兵是京城头等富户。总兵大人说了，只要你答应，你家所有亲戚都搬到京师，吃的穿的住的，总兵大人全包了。”方苞说：“大人，学生不是这个意思。”使者说：“什么意思？妆奁？”他仰面一笑，说：“郑总兵是皇亲国戚，家财万贯，哪里要你什么聘礼？他羡慕你的才学，招个文状元。”方苞觉得含糊不得，直截了当地说：“请大人回禀郑总兵，方苞本一介寒儒，高攀不起！”使者一听，勃然变色，威胁说：“你敢不答应？明日我派几个家将把你捆缚了去！”方苞正色说：“请你回去问一问郑总兵大人：世上有捆缚成夫妻的吗？送客！”一甩袖子，转入后堂。过了两天朋友熊本来访。原来尚书熊一潇听说方苞拒绝了李光地的保媒，内心高兴，想把自己女儿嫁给方苞。方苞进京多次住熊一潇家，与熊本相交甚好，上次进京在熊家住了一个多月，临走还送给一百两银子和两套宋版书。但他自己不便说，便让儿子熊本出面试探。熊本一进门，便对方苞说：“鄙人有妹，家君愿使侍箕帚。”方苞犯难了，左思右想，还是直说：“本兄，我十分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方苞家法甚严。”熊本一听，马上说：“灵皋兄，婚事可在我家操办，以后举家迁往京城，让令堂在京师安度晚年。”方苞说：“小草念土，百姓怀乡。老母是不愿离开故乡热土的。亡妻在世，起五更歇半夜，精五饭酒浆，扫洒裁剪全都承担，日夜侍奉老母，从来没有一声怨言。想令妹相国千金，锦衣玉食，金枝玉叶，愿随我去江南，住竹篱茅舍么？”熊本一听张口结舌，扫兴而归。第二年春，方苞与中书徐时敏的女儿结婚。徐时敏家道清贫，为人正派，只在京城供职，家眷仍留在上元。其女长相一般，但为人朴实、勤劳、孝顺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权势、金钱和美貌都不是方苞的择偶标准，人品是方苞择偶的唯一条件。从这件事，我们不也看出方苞的人品是何其高尚。

姚波

康熙五十年，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这年冬天十一月，因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是书写序，牵连被逮下狱。在狱中，不顾炎热，蚊虫叮咬，潜心读书，挥汗写出《礼记析疑》。狱中犯人以为命不可救了，还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说：“你就是写文章坐牢的，还写干什么？”并夺其书，扔其笔砚，方苞苦苦哀求，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此事传到李光地耳朵，大为感动，说：“这样的人才杀不得！我要保，丢官丢命也要保！”他连上五本奏章，力陈方苞才学，恳求皇上赦免方苞死罪。康熙也是一位爱才的皇帝。说句公道话，内心也不想杀死戴、方，只是左都御史赵申乔劾奏，不得不按法律论罪。见李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求情，便就顺水推舟，召李光地问：“汪?死，谁能为古文者？”李光地马上答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因而方苞蒙皇恩赦免释放，出狱隶籍汉军。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但康熙并不放心，第二天亲自召方苞入南书房，康熙以《湖南洞苗归化碑文》为题，命方苞写一篇文章，方苞一挥而就，一字不改。康熙读后，暗自称奇：“果然名不虚传！”第二天，他又以《黄钟为万事根本论》为题命方苞再写一篇，方苞看到题目，不假思索，文思泉涌，洋洋洒洒，顷刻便成，康熙读后，心中大喜，说：“李光地不余欺！”康熙心想：“文是试过了，不知方苞辞赋怎样？”第三天，他又以《时和年丰庆祝赋》为题，命方苞再写一篇。方苞内心最明白，这是皇上考自己，写得好，皇上赦自己死罪，即可回家侍奉老母，一想到这里，那颂扬皇上大恩大德的文辞，一下子涌到喉头，流到笔端。康熙读后，龙颜大悦，说：“此即翰林中老宿兼旬就之，亦不能过也。”得到康熙如此嘉许，这可不得了！从此方苞在京城名声更大。《南山集》案，方苞倒是因祸得福，被召入南书房，成为康熙的文学侍从。用今天的话说，就成了皇上的秘书。后成为名臣，桐城派始祖。杀名世，用方苞，是康熙“恩威并重”策略的最明显的体现。
方苞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要死亡时，授英武殿修书总纂。雍正皇帝即位后，方苞的政治处境与康熙时相比有明显改善。雍正说：“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雍正说方苞“功德不细”，话里有话，只有雍正和方苞心知肚明。民间传说，雍正舅舅隆科多让方苞改了康熙的“传位十四皇子”的遗诏，著名作家二月河把这事写进长篇历史小说里，说把“十”字改成“于”字，这不对，文言文繁体字“于”作“於”、“十”无法改成“於”，“十”可以改成“第”，即“传位第四皇子”，而方苞跟随康熙十一年之久，对康熙字体最熟悉，要改，只能是方苞，但这是传说，根本不足信。但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康熙确实征询过方苞意见。因为方苞是皇子师，对皇子、皇孙颇了解。方苞说：“皇上应该把目光放在第三代身上。”弘历即后来乾隆，在诸多皇孙中最聪明，长得又俊，最得康熙宠爱，方苞此言正合乎康熙的心意。雍正所谓方苞“功德不细”就是指方苞这句话！所以雍正即位，就给方苞假一年，归里葬亲，还京召见，并赐茶芽二器，并欲用司业，方苞以老病力辞，任充英武殿总裁。雍正十一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以足疾辞，命仍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有大议，即家上之，不必随班趋直。是年秋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顺便插一句，方苞十九岁在南京骑马摔下，右踝骨伤，所以走路跛。)十三年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方苞“感激流涕，以为不世之恩，当思所以不世之报。”
乾隆嗣位，有意大用方苞，但方苞性格执拗，“自是益不谐于众矣”，“于是盈廷侧目矣”。乾隆又让方苞入南书房，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乾隆二年夏六月，擢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诏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乾隆四年，充经史馆总裁。七年，方苞75岁，以病辞，乾隆许之，赐翰林院侍讲衔。四月回里，杜门著书，不接宾客。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82岁。
纵观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求学、治学、撰述、授徒为业；后期，则宦海浮沉，非编撰之职不就，最终不脱离一个文学辞臣的位置。
方苞貌怯瘦，身长，面微有痘斑，目光视人如电，胆弱者见之，辄心悸不能语。但为人敦厚，生平言动必准礼法，事父母至孝，与兄弟相友爱，不忍离。获爱亲敬长一事一言之善，辄反躬自责，愧不能行。有以过规，则诚心以为德。方苞与朋友，责善亦严，尽言无隐。性刚直，交游中宦，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责难；与诸大臣言，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一及于私。总之，尽己所能，为国为民；尽己之才，立德立言，堪称清代文人之典范。

姚波

方宗诚说：桐城派三祖“方苞以学胜，海峰以才胜，姚鼐以识胜”。谈方苞不能不谈经学。方苞自许“学行继程朱之后”，自二十四、五“始读宋儒书，且深嗜而力探之”，著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周官辨》等书。方苞以治经为经世之具，故与汉学家之单纯考史者不同。他读《孟子》，称孟子之“养民”、“教民”；他的《周官余论》更欲变革“元明以来”之制。故全祖望称方苞“拳拳于斯世斯民之心”未能尽为时人所认识。方苞著述太丰，用意又甚深甚细，自非浅尝耳食者所能窥见，因而反被诋为方苞的空疏，尤为失当失实！《三礼》为最难读之古书，考据家视为绝学，元明两朝无人敢问津，清之通治“三礼”者当以方苞为最早，遂开乾、嘉之先河。其核订讹误衍脱，在王（念孙）、段（玉裁）之前。至于敢疑经，正是宋儒之长，方苞正兼取了汉宋之长。方苞治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其仕清亦欲有补于时。所以他讲究品格，关心国计民生，留心礼、乐、兵、农。方苞没有实际参与国家大政，但对“某事当行，某事害于民当去”，“时时有所敷陈”，“苦口不一而足”，有时上疏直陈于皇帝，如《集》中之《请备荒兼修地治扎子》、《请定经制扎子》、《请矫正积习兴起人才扎子》、《请禁烧酒种烟第三扎子》等等；有时撰为文章，或书告宰相、大臣，如《集》中《塞外屯田议》、《黄淮议》、《与蒋相国论征泽望书》、《与鄂张两相国论制西边书》等等，皆事关兵农，有学有识，“揆之事理，合于人心”。方苞认为“先王之制，士传民语”、“俾得层累而上”，所以，常以民间疾苦、工程利害及官场弊病，一再向在官之朋友、子弟、门生言之，“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其人品、其学问，其苦心为民，历历可见。
方苞又言“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的文论思想，前文已略作评述，现就其散文创作略作评述。方苞坚持“不妄加毁誉于人”的原则，写人十分注意分寸，评价恰如其分，难能可贵。桐城派是继承明归有光的，归有光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把小说描写方法用入散文，方苞对归氏的继承即在此。他在散文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现，采用一些白描手法，如《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有人物肖像，有心理解剖，有环境渲染，有动作，有语言，左光斗的形象光彩照人，性格铁骨铮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肃然起敬。应该说方苞这种把小说的技法引进散文是对唐宋八家的传统的一个突破，也为后来桐城派诸家树立了榜样。同时，方苞为散文语言的纯洁作不懈的努力。方苞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依方苞看来，“义法”不仅仅是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也关乎文章语言。我们认为当以方苞说的为准。方苞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于明七子之伪体”。胡适讲的桐城派“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指的就是方苞。从文章内容来看，方苞的散文有写“讲究经世济民之猷”的，有谈学术风尚的，有写师友、父子、兄弟之纯真情谊的，有从某一侧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把经世致用与古文结合起来，把论学论政融入抒情、叙事之中，扩大了散文题材，充实了它的内容，较之明“七子”之作，有较大进步。王源评誉方苞文为“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张自超谓方苞“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全祖望谓“古今宿儒有经术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以术。……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而其用之足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由此观之，方苞用自己的躬身实践做到了“学行在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五 .
刘大kui（从木魁）为桐城派三祖之一。他是方苞的门生，又是姚鼐的老师，承上启下，为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刘大kui（从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东乡陈家洲人。刘大?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辈均以教书为业，刘大kui（从木魁）七岁读书，勤奋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14岁从吴直受业，20岁拜见吴门吴阁学士玉，作诗示之，备受?奖。刘大kui（从木魁）生活在康雍乾盛世。青少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他在诸多诗作中写到：“与君俱少年，意气干斗牛”；“壮心吞涛江，起衰窃自负”；“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命运之神并没有青睐好学勤奋文辞工丽的刘大kui（从木魁），十次小考，才中了个秀才。但他进取心很强，不甘心“傍人门户度春秋”的授徒生活，雍正三年（1725），29岁的刘大kui（从木魁）首次离开故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但落第了。雍正七年他再次应顺天乡试，只登了副榜。他不甘心，苦读三年，雍正十年，第三次应顺天乡试，仍只中副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