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名媛：姚倚云与范伯子的诗书人生

姚波

安徽名媛：姚倚云与范伯子的诗书人生

1888年10月的一天，江西安福县知县姚濬昌的府上，来了一位满面风尘的年轻人。这时，姚府正是宾朋满座，而这位年轻人竟在庭院的桂花树下，旁若无人地吟诵起了诗歌。此时，姚浚昌的小女儿姚倚云感到十分的惊诧，她急忙来到室外，只见这位年轻人三十多岁，仪表堂堂，吟诵的正是自己前不久写下的诗歌。而此时，那位年轻人看到面容娇好，文静大方的姚依云，就大胆热情地自我介绍起来，说：“我叫范伯子，字铜士、无错，号肯堂、伯子，是江苏南通人……”

姚依云的脸上顿时飞起一片红云。她知道，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从冀州前来与自己修缘结好的未来丈夫。范伯子当然也明白，这位秀气可人的大家闺秀，就是自己千里寻觅的心上人……

而要说起这段感人至深的姻缘，却有着很长很长的故事哩！

姚倚云：名门望族，大家闺秀

大凡上过中学的人，都会从课本上读到姚鼐的《登泰山记》，并由此了解那个绵延清代二百多年的中国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文派。而姚鼐就是姚倚云的外曾祖父，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至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后充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是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

姚家自明清以来，就是桐城的名门望族。追溯到姚旭，他是明景泰辛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有著作传世，著有《菊堂集》3卷。姚之兰，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官至杭州知府加副使衔；他的四子姚孙棐，明崇祯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主事，在东阳城陷之时，他一面请求援军，一面积极抵抗，克复了东阳。孙棐工诗文，著有《逸园诗集》6卷，《戊生诗集》数卷；育有八子三女，均有文名，晚年隐居龙眠山。姚文然，秉承家学，20岁成进士，明末隐居桐城小龙山，清初被安庆巡府李犹龙举荐，授国院庶吉士，后改礼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迁副使、刑部郎中，十五年晋升刑部尚书，主持制定了《大清律例》；姚范，是乾隆壬戌进士，翰林，清代著名文学家，著有《援鹑堂笔记》50卷，《文集》7卷。

姚倚云的爷爷姚莹，不仅是清代著名的官员，还是著名的文学家，著有《东槎纪略》、《识小录》、《杂著》、《东溪文集》、《才阴丛录》、《奏稿》、《遗稿》、《中复堂全集》等。姚莹师承姚鼐，是“姚门四弟子”，官至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林则徐评价姚莹，说：“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姚莹在台湾任兵备道时，与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军民积极备战，多次设计击退击沉英军战舰，是鸦片战争期间，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抗击外国侵略者指挥若定的主将。由于姚莹屡立战功，被赐予二品衔和云骑尉，遭到英夷的离间和投降派构陷，被以“冒功贪赏”革职入狱。后来，清廷迫于舆论压力，将姚莹释放贬到四川。姚莹又多次进入西藏，成功调解了大小呼图克图之争，并写下《康輏纪行》一书，对西藏的山川风物，宗教民俗，边疆态势做出细致的记录、梳理和分析。姚莹无疑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爱国者，他看到了封建末世的忧患，写下大量的文章以图唤起人们的觉醒，有人评价他，是“一手拿笔杆子，一手拿枪杆”的经世致用之才。

姚莹育有一子，这便是姚倚云的父亲姚濬昌。姚濬昌承袭家学，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奏荐他到湖北的竹山县和江西的安福县任县令。姚濬昌一生著有《慎终举要》、《乡俗纠谬》、《乡贤实录》、《海运纪要》、《五瑞斋诗文集》。姚濬昌育有5子2女，这5子分别为：姚永楷、姚永朴、姚永概、姚永堂、姚永樛。这2女，大女儿嫁给了桐城派殿军人物，清史馆总纂马其昶；小女儿姚倚云嫁给了同光体诗人，桐城派后期在江苏的代表人物范伯子。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姚倚云的兄弟，除姚永楷早亡以外，他们都以各自的才华，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文名流彩，让姚门辉光绵延。

这也难怪，范伯子来到姚府时，心里惴惴不安，诚惶诚恐。他说：“顺康元老家，乾嘉大儒系。道咸名公孙，同光诗人子。蔼蔼敦诗媛，持以配当世。当时却不言，咄哉吴刺史。持我烟雾中，德我亦已诡。令今尚在途，吾独望公耳……”这首长达二百字的《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惭恐弥基，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韵》的诗歌，正是范伯子仰望姚家明清以来，大师辈出，名流名宦相望，心怀崇敬的真实写照。

姚倚云这样显赫的家世和文脉承袭，让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指点和兄弟们的影响。既便是随父亲闲居挂车河老家，姚倚云见父亲教授永楷、永概每天研习古文，她也时常取经史古文高声朗读，遇有疑惑，在父兄的点拨之下，便豁然开朗。姚倚云由此，对古典诗词的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何处钟声逐晚风，碧天云净夕阳红。渔人隔岸弄明月，白鹭街鱼出柳丛。”（《偕大姊晚眺》），这是在家乡挂车河时，姚倚云写下的诗句。姚倚云的诗歌，在晚清安徽诗坛上拥有一定的影响；桐城派后期大家，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十分欣赏她的诗词，他评价道：“顿开异境，飘丽不群。”由此可见，姚倚云禀承家学，才气是何等的卓然不凡了！

范伯子：命运坎坷，早年丧妻

清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四，范伯子降生在通州四步井的一个老宅子里。范家瓜迭绵延，诗文传家，可上溯到宋代的大文学家范仲淹。从迁居江苏通州的始祖范盛甫算起，传至明代嘉靖年间的范应龙、范凤翼，乃至当代著名画家、国学大师范曾先生，历450年，共13代，执著薪传，一脉相承。但到了范伯子的父亲范如松这一代，家境已是极度清贫，只能靠伯子的母亲纺纱卖钱度日。他弟弟范铠在《敬录（贞孝君六十述怀）稿》中写道：“寒窗纺读一灯前，襄助辛勤仗内贤。怀饼裒中呈大父，十龄儿子易纱棉。”

清贫像苍蝇一样挥之不去，却让范伯子懂得了人间冷暖，“当世盖十一岁时，立于祖父之侧，父刚退，祖父谓曰：‘顷汝父之欲吾笑也，与吾同矣！’因追道此。”范伯子十四岁参加童子试，十六岁州试第一，这时与顾锡爵、顾锡祥、陈国璋等成为好友，同时结识了顾曾焕、顾曾灿兄弟，以及清代最后一名状元，中国近代轻纺工业的奠基人张謇，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此后，他九次参加乡试，却屡考屡败，可谓命运不济。

1880年7月，张裕钊来到南通。张裕钊和薛福成、黎遮昌、吴汝纶被誉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可谓声名显赫。一天，他招见了范伯子、张謇、朱铭盘，人称“一日得三生”，成为当地美谈，这也成为范伯子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1887年正月，范伯子与顾延卿乘船前往兴化，他精心挑选出自己的数十篇诗文，执弟子礼拜谒刘熙载。刘熙载是著名的大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见两位年轻人如此诚恳，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赠送了《艺概》、《持志塾言》、《昨非集》等书籍。

同治九年的初秋，天仍很燥热，范伯子经媒人介绍，来到了通州富商吴茇庵家相亲。由于贫穷，那点聘礼并未让吴家人看上，但仪表堂堂，温文尔雅的范伯子，却让吴茇庵很是喜欢。这一年范伯子才19岁，他的末婚妻吴大桥长他4岁。吴大桥虽然出身于商贾人家，却因嫁给了范伯子，而努力改变自己，加之早年受到她哥哥吴肇嘉的影响，多才多艺，通晓书法，兼能吟诗，与范伯子同携相随，恩爱情深。大桥的名字说来有趣，通州城郭之东偏十五里处有座桥。一日，父母携她从桥上走过，就给她取名了“大桥”之名。范伯子与吴大桥生活了十一年，婚后育两男一女，长子范罕（乳名莲儿），长女范鞠（后名孝嫦），次子范况（乳名禊儿）。

光绪九年（1883），为生活所迫，范伯子辞别大病渐好的妻子吴大桥，接受张裕钊的推荐，前往湖北通志局去修志。22日乘船到上海，28日由上海乘船去湖北，此时正是四月春暖花开，他忽闻噩耗，妻子吴大桥溘然去逝。犹如惊雷在范伯子的头上突然炸响，他在悲痛之时，写下了《湖北通志局闻妻丧，于时方修（列女志），稍整齐而后行，悲苦之余，犹翻故纸，停笔写哀，遂成四绝》：

耗至惊看吾父笔，行行老泪写哀词。如何薄命无妻日，正是过门不入时。

一病新从九死还，分明绐我去乡关。平生已种无边恨，此恨绵绵况可删。

入棺闻说彩衣鲜，费尽亲心总枉然。十载宵晨有饥饱，不曾销我卖文钱。

迢迢江汉泪滂沱，秉烛修书且奈何。读罢五千嫠妇传，可知男子负心多。

字里行间，透出万分悲伤，范伯子甚至骂自己是负心男子。他回到家中，睹物思人，哀从心起，又写下了挽联：

又不是新婚、垂老、无家，如何利重离轻，万古苍茫为此别；

且休谈过去、未来、现在，但愿魂凝魄固，一朝欢喜博同归。

大桥去逝时才34岁，留下三个孩子，范罕10岁、范鞠8岁、范况4岁；范伯子搂住可怜的孩子们，伤心欲绝。孩子们想妈妈，范伯子思念爱妻；可大桥连遗照都没有，范伯子只好在《百美图》中选取一帧与亡妻神似的美女，请人画下来当作吴大桥的遗像。生死两重，此情难续，往昔的恩恩爱爱与温情相随的场景，历历在目，久久难以释怀，他写道：“君魂匿吾心，君貌悬吾睛。若为相对复愁苦，达者胡为不自宁。大桥莽烟水，从此无君形……”

吴冀州：穿针引线，再续姻缘

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的一天，姚濬昌在安福县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方冀州的书信。这封信是知府吴汝纶写来的。吴汝纶与姚濬昌是同乡，又是挚友，同出曾国藩门下，而且姚濬昌的儿子姚永朴、姚永概又成为吴汝纶的得意弟子。吴汝纶在《与姚慕庭》的信中写道：“所论姻事，前因执事及仲实屡有书见托，并言不嫌远省，但计人才，故敢为之导言。”原来，姚濬昌把小女儿姚倚云的选婿之事，托付给了吴汝纶。而且选婿的标准是“不谦远省，但计人才”，因此，吴汝纶的此番来信，是牵线来的。而介绍的未来女婿就是他的得意门生范伯子。

光绪十二年十月，张裕钊写信给吴汝纶举荐范伯子。范伯子于1885年初春，应吴汝纶之聘来到了冀州。他一路长途跋涉，在过峄山时，又想起逝去的妻子吴大桥，“忽闻呢喃语，在我头上鸣。举头见双燕，急泪当时倾。……人生结发有真意，栖茅饮水何其荣。不然远道阻征役，相思万苦皆饜情。”燕喃声声，触景生情，哀从心来，可见，他对亡妻吴大桥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厚！

来到冀州，吴汝纶感到范伯子的人品、学识，与张方裕钊介绍的相吻合，对他印象极好。吴汝纶高兴地说，“公来破其荒，龙虎生风云。莘莘媚学子，淳如苗怀新。”在另外一首诗中，吴汝纶又说道：“轼辙家全有，丘轲后可几。”竟希望他成为孔子和孟子那样的圣人，可见对他是多么器重！当了解到范伯子不幸的婚姻和家庭现状时，吴汝纶很是同情和惋惜，并由此想到了好友姚濬昌之托，就劝范伯子续弦，极力促成他与姚倚云的这段美好姻缘。可是，范伯子却拒绝了。范伯子对吴大桥一往情深，她的去逝，对范伯子是巨大的打击，因此，他表示不再娶亲，这让吴汝纶很是费了一番口舌。

好事多谋。一天，吴汝纶把姚倚云的《蕴素轩少时诗稿》交给了范伯子，因为范伯子是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当他看到“蝇头小楷，谛视之，先生之手笔也，而评者为吴冀州”《（蕴素轩诗集）序》时，那一刻，他砰然心动了！他甚至想像，能写出如此工整清丽的诗词和章法有度的书法的女子，该是怎样一位教养极好，学养深厚之人。当得知姚倚云出身宗师大家辈出的名门时，范伯子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冀州宅中再为姚锡九姻丈置酒次韵奉留》中写道：“薑坞子孙犹壮佼，桐城父老见丰隆。”可以说，姚倚云与范伯子的婚姻，是“以诗为之介，春风帘幕，秋霜庭院，苦语唱酬，联绵稠叠。”姚倚云的哥哥姚永朴在《（蕴素轩诗稿）序》中也说：“吴挚甫尝见妹诗于戚姻家，为之惊喜。会通州范当世丧其室，乃自冀州遗先考书曰：‘肯堂诗笔海内罕与俪者，君为贤女择对，宜莫入斯人。’”

吴汝纶当月佬，穿针引线，一连写了九封信给姚濬昌。促成这段婚姻，让这位大儒，喜不自禁，他在光绪十三年四月给张裕钊的《答张濂卿》书云：“范肯堂巳为媒说姚慕庭之女，范府亦允诺矣，执事能不佩服我乎？”

1888年10月，范伯子南去江西安福续娶才女姚倚云，这一年姚倚云25岁，范伯子35岁。途中范伯子写下《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惭恐弥甚，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韵》。新婚时又写下《成婚有日，内子为诗十三韵，以道其相与为善之意与其迫欲侍舅姑之忱，余亦作三十韵答之》。“虽然惮尔才，岂不恋尔德。”道出了范伯子对才女姚倚云的爱慕和动情，丧妻后又临一场婚姻，那种突然而至的幸福感让他有些晕眩。“与子今偕潜，静言抚琴瑟。琴瑟鸣愔愔，寒水流汩汩。服芬亦为君，与子花间逸。”

姚倚云对自己的婚姻也是很满意的，面对满腹才学，温文尔雅的范伯子，她感到吴汝纶先生为她找到了知音，并且设想将来与范伯子一起安贫乐道，徜徉林泉，共享惬意人生。所以她婚后写下了《呈夫子》一诗。在《次夫子韵》一诗中写道：“倦眼乍开疑是醉，回肠搜索岂为枯。怜君乡思听疏雨，拔闷哦诗兴不输。”

正当姚倚云沉缅于婚后的幸福之中时，范伯子却突然大病一场，几乎差点死去。在无奈之中，范伯子决定回南通老家，姚倚云送他时，眼含热泪写下了《送别夫子》，“束装归路悦庭闱，独愧私恩妇识违……”心境很是凄然。光绪十六年的春天，姚倚云在《春日漫题有怀夫子，信笔书来，聊以拨闷》中写道：“曲栏杆下独徘徊，种得芳兰次第开。花鸟宜人无限意，十分春色待君来。”六月，张之洞邀请范伯子入幕，范伯子只“惟静待至翁（指吴汝纶）之所以处我。”（《家书一》）。九月，范伯子强打精神，去江西安福把姚倚云接回南通。

姚倚云：心胸宽广，做新继母

姚倚云来到南通时正是初秋，“先继祖母抵通后，照例第一次拜访亲朋，乃一大典。……”她穿着红色的连衣裙，虽然个子不高，言谈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的南通，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姚倚云的到来，刮起了一阵时尚的风潮，很多女孩都模仿她，穿起了红裙子。而范伯子更是高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经年苦事成欢语，奕奕朝晖在我东。茶花洁白人面红，南方未腊先春风。我先抱病如衰翁，跟前嬉戏还如童。”

但生活并不都是诗，姚倚云面对的是上有公婆，下有伯子前妻遗下的三个孩子，此外，范伯子身患肺病，对逝去的前妻久难释怀。究竟怎样面对，怎样去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对姚倚云无疑是个考验。范伯子从冀州回到南通后，又来到前妻墓前去祭奠，写有《大桥墓下》一诗。面对河水，伫立墓前，斯人犹现，读之催人肝肠。但新婚的姚倚云深解其情，陪他共同写下怀念的诗篇《题大桥遗照》。“……人间结境有许哀，从来此事伤心目。纸上传心不传真，大桥魂魄今何属？义为一体不相亲，蘋蘩自愧为君续。”姚倚云这种旷世稀有的心怀，表现出对范伯子和前妻的情感，没有半点腊意，真是难能可贵！

姚倚云面前三个像阶梯一样站立的孩子，睁着疑惑和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她，他们既需要母爱，又想念逝去的母亲吴大桥，因此，心理上是拒绝这个后妈的。姚倚太年轻，那时她只有26岁，没有经历过婚姻，更没有养育过孩子，如何对待这三个孩子，与他们能够情感上相融，让他们心理上接受她，已是当务之急。还有，继母难为，管教严厉了，在邻里们眼里有虐待之嫌；而放纵了，会让他们的成长不利。她与伯子曾探讨过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答案总难找到。在范伯子心目中，一面是才娶回的娇妻，一边是自己的子女，他当然不好说。但姚倚云完全清楚自己担当的角色，因此，她决定牺牲自己的某些权力，放弃生育子女的机会，要用自己的一腔母爱，善待他们，做一个新式的继母，把这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为此，姚倚云专门写了一篇《论为继母之义》的文章发表在《妇女杂志》上，阐明做继母的责任和义务，表明了她的决心。姚倚云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三个孩子在她的精心呵护下，都长大成材，范罕任教南通学院、南通农校、江西南州国学专修院；范况游学日本学有所成，后主讲东南大学。范孝嫦在姚倚云的培养下，诗书画皆通，堪称才女，嫁给江西义宁陈三立之子陈衡恪。陈家是江西著名的诗文世家。陈宝箴（1831-1900）是陈三立之父，官至湖南巡抚，力推新政。陈三立（1853-1937）则全力帮助父亲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后隐居杭州，日本人百般利诱，他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所诱。

范孝嫦与陈衡恪结婚时都是19岁，他们诗画相随，相处和睦；陈三立与范伯子结成亲家，可以说是诗文溢彩，志趣相投。而这份姻缘的得来，与姚家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三立对这门婚姻极为满意。叶恭绰评价衡恪的诗画时，说：“故君之诗与画恒相系属。”姚倚云曾为他们合画的梅花写下《题师曾夫妇合画梅幅》诗：“且为癯仙聊苦吟，十年旧梦不堪寻。清贫梁孟成真隐，合写冰姿讬素心。”诗中道出了沤心沥血，养育她们成长的艰辛。而他的弟弟陈寅恪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只可惜，范孝嫦25岁时英年早逝。陈衡恪悲伤不已，为孝嫦的遗照题诗，姚倚云和范伯子读后泪流满面。范伯子在诗中写道：“誉女诗文至悼亡，人间无有此情伤。徒缘罔极呼天痛，更为同怀引恨长。遂以鸿毛沦我爱，不图麟角为兹狂。秋心不与秾春谢，从此东篱岁岁芳。”

陈宝箴去逝后，范伯子写下《故湖南巡抚义宁陈公墓志铭》，记载了陈宝箴的为人和成就，情真意切，甚为感人。

当西席：宾主和谐，精心施教

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范伯子经吴汝纶举荐，来到天津入李鸿章幕府，教他第小儿子李经迈。范伯子从1885年起，先后三次去冀州，在吴汝纶门下，深得桐城文派的真传。吴汝纶此时已辞去知府，到保定莲池书院当山长了。他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莲池书院是直隶培养人才的基地。吴汝纶十分关心他的弟子范伯子，范伯子在诗文中多次写到他们之间的师生情意。

范伯子在冀州几度出任观津书院当山长，培养出李刚己等许多英才。当时，吴汝纶门下还有一位叫贺涛的学生，历任大名教谕，冀州学正，主讲信都书院十八年，他们都是吴汝纶的得意门生。范伯子以诗出名，贺涛以文著称，一时有“南范北贺”之称。吴汝纶打电报给范伯子，说。“前接傅相书，深以得名师为幸。旋接来示，敬悉宾主款恰。”（《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要他来天津，当李鸿章的家庭教师，范伯子知道这是恩师对他的莫大信任。此时的李鸿章正值权势的鼎盛时期，虽然晚清时期，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外部势力的渗透和侵略魔抓的舞动，让时局动荡不堪。但，唯有李鸿章能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下，游刃有余。

接到电报，范伯子来到了李鸿章府上。平日里范伯子精心教授李经迈，姚倚云在家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料理家务。范伯子尽职尽责的教授，让李经迈进步很快，深得李鸿章的信任。范伯子虽是一介布衣，但在吴汝纶的激赏下，获得了西席，这个地位是很尊贵的。据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范肯堂佐李文忠》载：“文忠尊师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鱼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薄膏梁者，却之，不获，文忠遂以干翅寄奉其二亲。”李鸿章每逢初一和十五，公务再繁忙，都穿着礼服，郑重其事地来见西席范伯子，和他或讨论问题，或探讨文章之事。天津的冬天，气侯比较寒冷，那时在高官家里才刚刚兴起使用煤炉子，当时李府仅有两个，一个由李鸿章使用，另一个就给范伯子取暖。而宾主地位悬殊，李鸿章身居相位，范伯子只是一介布衣，李鸿章如此器重他，主要还是钦佩这位桐城派的末世传人的才学。

在当时，李鸿章的对立面较多，如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重臣张之洞和李鸿章的矛盾就很大。张之洞说他很有钱，范伯子却敢于当面反驳他，说，“我看不是的。”这到不是范伯子趋炎附势，而纯粹是个读书之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范伯子不势利，很少想到一己之私，根本没有向上的攀爬之心，那时他若想做官，找李鸿章应该是唾手得之事。因为李鸿章正值权力的颠峰之时，给个官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天津后，由于气候不适应，加之范伯子身体一直虚弱，不久就生病了，这让姚倚云很是着急。六月，姚倚云在范铠的护送下，来到了天津。姚倚云见到消瘦的范伯子，泪睛红润，心疼不已。范伯子见到姚倚云，则喜出望外，他在《禀父翁书》中说，“媳妇此来实于男有益处”。李鸿章得知伯子生病后，马上请来西医为他诊治，疗效很好。为此，范伯子在给岳父姚濬昌的信中说，“洋医之事，已屡禀大人，大人如许操心，岂有不遵之理？但婿自泄气病以后，又变为头晕，晕则目前深黑有万丈之遥……明明有效无害，实难猝然改图，务请大人放心，不必牵挂。”（《上外舅书》）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此时，翁同龢是主战派，而范伯子的好友张謇支持主战；李鸿章是主和派，范伯子站在李鸿章一边，在这件事情上，范伯子与张謇思想上产生了隔阂。五月，张謇参加会试落第，在回通州时，忽然想到好友范伯子在李府事教，便来到范伯子家中。当年的少年才俊，范伯子、朱铭盘和张謇三人拜谒张裕钊的时情景历历在目，但好友朱铭盘已溘然去逝。范伯子和张謇见面，追忆往事，不计前嫌，挚友间的不快在谈笑间烟消云散……

此时，因甲午战争战败，国力日衰，很多人把矛头直指李鸿章，范伯子和姚倚云离开了李府，回到了南通。光绪二十三年，范伯子去上海拜见李鸿章，他在诗中写道：“天津回首阵云屯，重向江头谒相门。天意尚能留硕果，人间何处起贞元。耆年往复乘衰运，老泪滂沱有笑言。一事公告时论定，八州生类赖公存。”（《至沪谒李相》）应该说，范伯子在诗中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办教育：开创女学，是为己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声在南通响起。随着实业的发展，滚滚财源快速增强了张謇的实力。而这一时期，应通州知州汪树堂来电邀请，范伯子回到通州担任东渐书院山长。姚倚云跟随范伯子相濡以沫生活了十余年，她们都十分热爱教育事业，他在《潜之见余倒韵诗，复顺和见示，而盛以文学之事相推，以百忙中再依韵奉答，并呈梦湘》一诗中写道：“故技终莫捐，教授若醇饮”。他们把教育看成是“醇饮”，由此可见他们对教育的执著。

光绪二十八年，范伯子与张謇商谈筹建通州学堂，由于地方官僚的拦阻，张謇与罗振玉、汤寿潜等人商量后，自立通州师范。1903年10月，范伯子赴江宁三江师范学校任总教习，他身兼三职，既是通州小学堂校长，又是总教习，还兼任江楚译书局总纂，姚倚云执教于小学。因操劳过度，范伯子终于一病不起，12月10日，他病逝于上海。好友张謇、刘桂馨、白作霖等帮助姚倚云料理丧事。陈三立在《挽肯堂先生》中说：“先生曰：归死、客死等耳，奚为故乡、为道路乎？”姚倚云更是悲痛欲绝，她写下《悼亡二十首》诗，在引言中说“萧瑟金风，百感难消。今日凄凉，玉露千端……”在诗中她伤感地写道：“情协金兰太可怜，迴思去影泪如泉。唱随十五年间事，今日何期化作烟。”十五年的婚姻相伴，十五年的恩爱情深，形同衣履，历历在目。但是，姚倚云作为一代知识女性，是坚强和坚韧的，她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要展示自己的精彩人生。

1906年，姚倚云应大实业家张謇的聘请，担任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这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姚倚云既是管理者，又是授课教员，先后十五年。她打破封建教条，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人类自学，女不可无学；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在姚倚云的主持下，制订了《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开设了“图画、英文、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化、体操、唱歌、家政、裁缝手工、教育史”等课程。姚倚云常说， “师范为教育之母”，她建立起“涵盖基础、职业技术、特殊、高等教育的较完备的体系”，聘请日籍教员森田政子和湖南女教育家易瑜，昆虫学家尤金镛任教，以提高教育质量。姚倚云强调，教学的目的，重在提升专业素养，突出师范内涵，提高职业意识和技能。这在清末民初时期，能够这样的办学理念，实在难能可贵。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豪迈英姿舒与黄，振兴女业勇提倡。须知教育相关处，分付君家仔细量。”创办女校，振兴女业，姚倚云可谓是不遗余力。

姚倚云热衷教育，敢为人先，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其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先祖姚鼐就是大教育家，先后主讲江南梅花书院、敬敷、紫阳、钟书等书院；祖父姚莹任职福建、台湾、江苏时就大办教育。兄姚永朴曾为广东起凤书院院长、山东、安徽高等学堂，京师学政学堂、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教习，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弟永概曾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安徽师范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教授，北京正志中学教务长；姊夫马其昶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清史馆总纂。家庭的影响，桐城文化潜移默化的薰染，让姚倚云心胸抒展，目光深邃；而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大胆泼辣，具有前瞻性的办学风格，影响了当时国内的教育界。1919年，安徽女子师职业学校聘请姚依云出任校长，她把她的教学理念又带回安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她回通州担任过红十会会长。

姚倚云一生倾心教育，情美，德美，诗文溢彩，是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比肩的女教育家。她的诗才不在范伯子之下，著有《蕴素轩诗集》十一集、《蕴素轩词》一卷、《沧海归来集》上下卷、《沧海归来集.消愁吟》上下卷。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月，女教育家、诗人姚倚云在南通溘然去逝，享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