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不死似刑天”
——姚雪垠的创作历程
俞汝捷
姚雪垠
1999年春，正当新千年的脚步逐渐临近之日，在20世纪生活了近90年，并且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和热爱的姚雪垠，终于抱着诸多未完成的写作宏愿，赍志以没了。但是，这位出生于辛亥革命前一年，毕生都在从事写作的老人，毕竟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坛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印。今天，当人们回顾二、三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特别是谈到运用群众口语的实绩时，便不能不提到《差半车麦秸》。而当人们寻求旧中国土匪生活的艺术再现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长夜》。至于要探讨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变迁，更必然要论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李自成》。事实上姚雪垠涉足的范围不止于小说。在他逝世四个月后，二十二卷本的《姚雪垠书系》开始陆续问世，其中除小说外，还收录了散文、诗歌、杂文、时评、通讯、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文学论文、史学论文、讲演录、访谈录、书简、译作以及史料卡片等各种样式的作品。要详尽地研究姚雪垠，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本文只想就其创作历程作一提纲挈领的评述，评述的重点仍然是小说。
(一)
在姚雪垠一生中，连续居住达20年以上的地方共有三处：河南、湖北、北京。其中对他影响最大、可以说形成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世界观、人生道路和创作成就的地方乃是河南。河南是他的父母之邦。他出生后的第一个“20年”或“20余年”，他可塑性最强、记忆力最佳、求知欲最旺盛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南度过的。正是从河南起步，姚雪垠逐渐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
1910年10月10日，姚雪垠出生在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西乡姚营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9岁那年，家中房屋被土匪焚毁，家财被洗劫一空，他随父母逃到县城，开始读私塾；一年半以后，考进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1924年小学毕业后，他曾去洛阳准备进吴佩孚的幼年兵营，因长兄反对，转而去信阳，插班进入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初二年级。冬天，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他与次兄一起被土匪绑票，旋即被一个头目认为义子，在匪群中厮混了约一百天。之后四五年中，他基本失学在家。关于早年的这段生活，作者后来作过回忆，认为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是一片愚昧、悲惨，让人苦闷，令人窒息。辛亥革命没有给闭塞落后的豫西南带来什么变化。那里，县长依然称为“大老爷”，出来依然坐轿，前面有衙役扛着“回避”、“肃静”的虎头牌。打仗早就用枪了，而杀人还是用砍头的办法；麻木的人群把看杀头当成美妙的消遣。而破败的家中则“一年到头烟灯昏黄、哭声与吵骂声不绝于耳”，⑴ 经常性的失学使他苦闷，悲观，看不到出路，除了想混到旧军队里当一名“吃粮”的兵之外，无所谓人生理想。
1929年，他来到开封，由同乡提供一张假文凭，考进了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从此结束浑浑噩噩的状态，走上了有意识的学习道路。他开始接触理论书籍，读了马克思的《哲学底贫困》、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中介绍《资本论》的章节，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熏陶。同时又对史学和古典文学发生兴趣；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新史学运动对他都有影响。此外他还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启蒙，于1929年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孤坟》。入学的第二年他因参加中共地下市委领导的政治斗争而被捕；获释后继续上了一年学，于1931年暑假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由开除，因恐再次被捕而只身逃往北平。这时，他将满21岁。
此后7年中，他有时赴北平，有时回河南，而以住河南的时候为多。去北平时，他多次住在沙滩附近，天天步行去北平图书馆读书，在极困难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自学继续充实自己。他曾幻想当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史家，却为了生计不得不经常写稿、投稿，终于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1934年他患了肺结核，在回河南养病时，有好几次住在充溢着“浓烈的民主、救亡空气” ⑵ 的杞县大同中学， 同该校地下党员、后来成为抗战烈士的赵伊坪、梁雷建立了亲密友谊。1937年他携妻再赴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他让妻子南归，自己留下准备参加北平保卫战，但保卫战并没发生，他不得不逃离已沦陷的北平，辗转回到河南。
从出生到逃离北平，可以视为他人生的一大阶段。这段生活不仅直接滋养了他的早期创作，而且对他以后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貌也产生恒久的影响。
1935到1937年，他在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杂文和散文。就小说而论，技巧还不够成熟，却有两个特点十分鲜明：其一是正视社会矛盾，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农村悲惨的现实；其二是透发出中原地带特有的强悍气息。
姚雪垠开始登上文坛的时候，正值左翼文艺运动深入。由于前述经历，他很自然地接受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如他自己所说，“五四新文学革命给予我第一次启蒙作用，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普罗文学运动包括在内)给予我第二次启蒙作用”。⑶ 他反对把文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曾在一篇杂文中把那些不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家比为“鸟文人”。而他的小说则不但毫无隐讳地反映出农村的黑暗和农民的苦难，而且提出了变革现实的要求。鲁迅曾经说过：“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⑷ 姚雪垠显然具有这样的勇气。他当时的作品，或写逃荒的难民如何横遭军队的机枪扫射(《M站》)；或写无辜的妇女和孩子如何惨遭示众、杀头(《渡船上》)；或写穷乡僻壤的村民如何被逼着出钱出力去修碉堡，由于误传他们挖出了珍宝又迭遭土霸王、区长、驻军团副的勒索，最后村子竟被前来掠宝的八百土匪弄成废墟(《碉堡风波》)……凡此都无例外地告诉人们，这样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反抗。于是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批或隐或显的反抗者形象。譬如《野祭》中，通过写家里人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个参加“打富济贫”的人，被枪毙已经七年。又如《山上》，写一个笃信基督的教徒保罗老爹，怎么也说服不了他的孙子马可，后者不但“不信主”，而且在“共权党”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终于离开他去汉口做工，并积极投身到了罢工浪潮中。再如《援兵》、《生死路》更从正面描写农民自发的暴动，塑造了老染匠、李国栋这样英勇的反抗者形象。
与上述特征相联系的，是这些作品大都带有凄厉的色调，散发出犷悍的气息，虽然幼稚，但不孱弱，尽管粗糙，却很坚实。而这种色调和气息除了带有二三十年代中国现实的印记之外，还与地域、与作者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河南那贫瘠的土地和淳朴而强悍的民风，既潜移默化地陶冶了作者的性格，也影响到他作品的风貌。这里涉及古今不少学者都探讨过的南北文化的差异。如唐代的孔颖达曾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则猛，恒好斗争”。⑸ 姚雪垠的家乡并非沙漠，但其贫瘠荒凉和由此形成的刚猛好斗的民风则与孔颖达所述仍很相像。他从小就见惯了砍头、站笼、剖心、割势和游街示众的场景；14岁时以“肉票”和“义子”的双重身分亲历了土匪烧杀淫掠的过程；十五六岁时为了谋生又曾两次跑出去当兵。虽然人的性格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甚为复杂，但在姚雪垠的性格中，那种北方汉子的率真和刚毅是非常突出的；于是当他拿起笔来时，自然不会避开他所见惯的惨烈的、血淋淋的场面，而他的爱憎、他的倾向也在这样的铺叙中流露无遗。譬如《小罗汉》，从一个7岁小孩的视角真切地描写农民劫取地主粮仓及随后遭到血腥镇压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其中小罗汉随母亲被押赴刑场的一段，先写“哭声：一道是嘶哑的，一道是尖嫩的，嘶哑的呼着儿，尖嫩的叫着妈，有时一递一声的，有时两种声凄惨的结合在一起”；接着写母子被杀的情景——
小罗汉骇得忘掉哭。他看见妈跪在地上了，同时还有一个兵拿着雪亮的刀，跳到妈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妈正打算扭回头再看一眼小罗汉，嘴里把一个“儿”字没哭完，只一闪，喳的一声脑袋飞开去，血溅在砍落的头上和地上，跟着身子也倒下了。
“好！”喝彩声，险些儿把地震塌了。
小罗汉“妈”的一声又哭开了，摆开那个兵的手，钻向人丛里边逃。可是人们逢着他就把他推出来，有一个推得猛，小罗汉给推落到城河里。随即刽子手一把将他提出来，摔地上；脚踩着他的腰，连剁四五刀，头掉了，一只膀子也掉了，血嘟嘟的溅在刀上和地上。
“咦——咦——好！”
这是一幅恐怖的行刑图，它来自作者少时留下的记忆。它以写实的画面，不加任何评语地表达了对无辜百姓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控诉、对麻木的观刑者的谴责。它悲凉，然而强悍。
早年生活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它影响到作者后来的创作。首先是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前文曾谈到革命文学运动对作者的启蒙，其实在接受启蒙的同时，姚雪垠也发现某些革命文学作品因缺乏生活体验，只好以标语口号代替形象塑造；而他的作品恰好以厚实的生活基础显示了自己的长处。在他后来漫长的笔墨生涯中，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与闻见仍是一个宝贵的矿藏。事实上他的成功之作几乎都以河南为背景，包括《李自成》第二、三卷的情节也主要是在河南展开的。其次是强悍之美构成了他作品的重要特色。虽然在多种笔墨的尝试中，他也追求过柔婉，但对他来说更得心应手、更挥洒自如的还是强悍的风格。其三是浓郁的地域特色，包括特有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语言等等，这在早期作品中已有表现，如农村“野祭”的习俗之类，而在作者后来的作品中，则成了愈来愈自觉的追求。
(二)
抗战爆发，姚雪垠进入人生的又一阶段，他的创作也由此揭开新的一页。此后12年，是他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这时他已不再长住河南，但他的成功之作仍然无不得益于中州大地的滋养。
1937年秋，他从北平逃回开封，不久即与范文澜、嵇文甫、王阑西等创办抗日刊物《风雨》周刊，并任主编。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他曾去徐州采访。同年冬，他去鄂北襄樊参加钱俊瑞、曹荻秋等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旋被派往均县讲习班，讲授唯物辩证法。1939年春，文工会被蒋介石下令撤消后，他仍暂留五战区，开始写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面写一面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被逐回家；同年5月去大别山，利用桂系内部矛盾，以韦永成(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安徽民政厅长)的名义主编《中原文化》(半月刊)；1942年秋离开大别山，回邓县小住后，于1943年1月抵达重庆，不久被选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1945年春，去四川三台，任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抗战时期，姚雪垠共创作了14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中、长篇小说共6部，短篇小说及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等计80余篇。创作之余，他又怀着浓厚的兴趣，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探索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发表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文艺反映论》、《论深刻》等30余篇约40万字的论文。
与早期作品相比，此期创作明显地具有新的风貌、新的特征，在作品的基调、题材、人物塑造、语言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来。
首先是在继续追求强悍风格的同时，摆脱了前期作品的凄厉与悲观，赋予了新作以昂扬、乐观的基调。作者此时的生活范围大大拓展了。他投身于抗日洪流，接触到比学校和图书馆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体验到了各阶层人民在抗战新形势下思想感情的变化。他在《风雨》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兴奋的日子开始了》，其中便写到在收复丰台通县那一天，从青年人到老婆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人，自动地集钱买食物，备茶水，款待布防战士和伤兵的热烈场面。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解放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兴奋的日子开始了，伟大的民族良心发现了！”他还深入到抗日前方，调查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倾向，写过《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之类的调查报告。他看到了人民的觉醒，也就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因此，在这时的小说中，反映的生活不论如何艰难困苦，情调都不压抑。只须把《母爱》中的孤儿夏光明与前文所举小罗汉放在一起，即可看到鲜明的对比。夏光明于抗战中失去双亲，在遭敌机轰炸的废墟中被抗日战士救出来，从此生活在充满朝气的部队环境中。在女队员叶映辉等的关怀、照顾下，他获得了母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如新苗般茁壮成长起来。而这样的生活及由此形成的高昂基调在作者前期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就是时代的印痕。姚雪垠抗战时期的作品大都留下了这样的印痕。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时代感与题材的关系，因为，同样反映抗战时期的生活，他的作品并不处在同一艺术水准上。抗战初期，怀着救亡的激情，他曾写过一些迅速反映斗争现实的作品。如小说《白龙港》，写一名飞行队副队长，在飞机出了故障，自己手又受伤的情况下，坚持飞到敌舰上空，以机触舰，同归于尽。这是取材于真实事件而写成的非常及时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对飞行员的生活特别是内心生活缺乏体验，所以在事件的描述中未能刻画出生动的性格。又如《战地书简》是反映游击队斗争生活的书信体报告文学，揭示的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却因素材系他人所提供，作者很难加以丰满，“结果形成了‘大纲’模样”。⑹ 若干年后，姚雪垠在《论深刻》一文中对“前线主义”作了不乏见地的分析，认为热衷于描绘前线生活的作家，其主观动机是良好的。“他们的失败并非由于文艺作品不该描写民族危机，爱国热情，以及前线的作战生活，而是失败于作家们仅只有好的倾向，没有或缺少真实的、深入的、丰富的现实生活。”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谈到观察与体验的区别：“观察，主要的意味着作家以旁观者的资格来研究现实；而体验，主要的意味着作家亲自深入到现实里边，对现实起着积极的作用。”⑺
由于对倾向性与真实性、文艺与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有着清醒而基本正确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在《白龙港》这类被他后来认为“不值一提”⑻ 的作品前停步，而是很快就依照自己的认识，开始写他熟悉的题材。他不再一味追求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把目光转向凡人琐事，力图写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普通人身上的投影，反过来又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心理活动折射出时代的若干侧面。他在抗战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具有这一特点。譬如《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三年间》、《伴侣》等，或写游击队，或写讲习班，或写乡村，或写城市，题材均与抗战密切相关，却并无惊心动魄的事件贯穿其中。他所感兴趣的、着意刻画的是人物，是生活，是不同个性的人物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遭逢与表现。唯其如此，这些作品都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以《春暖花开的时候》而论，它曾受到尖锐的批评，甚至被诬为“色情文学”、“娼妓文学”，它也确实存在着结构粗糙、某些描写格调欠高、陷于俗套等缺点；然而它具有活泼的气息，如茅盾所说，“有点像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群小鸟在枝头跳跃，啁啾不歇”，因此它成为“惹人喜欢”的畅销书。⑼ 即使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的生活氛围。
写生活与写人物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写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姚雪垠早年作品的最大不足，是由于缺少提炼而未能写出活跳新鲜的人物。而这时，刻画有独特性格的“活人”成为作家有意识的追求。一方面，他从生活出发，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另一方面，他注意选择典型的生活画面和语言，来展示各各不同的性格。尽管这时期所写人物并非全部成功，即拿《春暖花开的时候》中著名的“三女性”来说，黄梅的性格逻辑就比较混乱，但就整体而言，毕竟在他笔下走出了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一批富于个性的形象，其中有些在此前的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尚不多见。如“差半车麦秸”原是一个憨厚、质朴的农民，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意识加入了游击队，却时时挂念着妻儿和土地。刚到队上时，他称人“二哥”而不称“同志”；夜晚宿营时，为省油而偷偷灭掉营房的灯，造成了混乱；一次进村侦察，又顺手拿了老百姓的一根牛绳。然而他终于渐渐习惯了集体生活，并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锻炼，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当他身负重伤时，仍拼命向敌人射击，要“留下换他们几个”。这一形象是如此生动而真实，以致一出现就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受到广泛的赞誉。又如牛全德是依照作者所熟悉的“北方的豪放性格”⑽ 塑造出来的形象。他原是一个沾有流氓习气的下层旧军人，战争把他抛出了旧生活的轨道。他也终于在新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克服自身缺点的痛苦过程，实现了由“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⑾ 这一形象同样散发出现实生活的气息。此外，一些知识分子形象，如《伴侣》中的郑天修夫妇、《戎马恋》中的金千里与张慧凤以及《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若干救亡青年等，尽管典型化程度各不相同，但也都有着生活的依凭。他们的性格是各具特征而非概念化的，是成长着变化着而非凝固不变的。
此期作品的一个更大特色表现在语言方面。也可以说，作者在写生活、写人物方面的成就与他对文学语言的探索密不可分。30年代初当他刚刚步入文坛时，正值进步文学界开始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后来又开展对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姚雪垠受此影响，非常重视口语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1933年他发表多篇关于元曲乃至土戏的文章，字里行间鲜明地表露出对于生动、自然、不装模作样、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学语言的欣赏。1935年他在河南养病期间，着意搜集中原人口语中的精彩语汇，自称有“重回宝山” ⑿ 之感。1938年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发表，标志着他已把北方农村口语成功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该作的叙述语言朴素自然；人物语言更因生活化、性格化而显得无比生动。譬如，当被问及“姓名”时，“差半车麦秸”的回答是：“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进学屋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说起每晚为什么要把灯熄掉，他的回答是：“香油贵死人吶”……这部短篇对姚雪垠个人来说，是他的成名作；而对文坛来说，不啻为大众语讨论后结出的硕果。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发表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沿着同一个方向，在性格化语言的追求方面又有新的收获。由于牛全德的经历、性格都比“差半车麦秸”复杂，所以他的语言色彩也比后者更为丰富。其中，既有表现人物粗豪脾性和未脱流气的对话，也有表现人物复杂心态的反语，如——
“呸！什么毛桃青杏野谷子，都是咱们的‘同志’嘛！”
“我牛全德东西南北走了十几省，并不是刚出窑门的生红砖。”
“老子东西南北混了几省，冷枪子儿对着热肚子磨了几十年，老子也不懂，老子也得从头学起！谁叫老子不去投皇协军？谁叫老子糊里糊涂的参加游击队？……操他娘，游击队不是光打鬼子的，是干革命工作呐！”
这是一种生发于中原大地的醇厚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它带来新的文体特征，使人物一下子鲜活起来。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等描写知识分子为主的作品，其语言不可能有这样浓厚的乡土气息，但作者同样追求朴素、生动、流畅，避免了“五四”以后某些小说语言脱离生活、过于欧化的倾向。
(三)
抗战胜利后，姚雪垠于1946年5月离开四川，在故乡逗留一段时间后，于1947年初来到上海。同年5月，刘以鬯办的怀正文化社开始出版《雪垠创作集》。1948年，他一面在高行农校教语文，一面研究明史，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和《崇祯皇帝传》。这是两部未完成的论著，记录了他对于明朝的特务政治、对于崇祯皇帝的认识与思考，为后来创作《李自成》作了史学准备。
《雪垠创作集》共四种，即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长夜》、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后两种是首次出版，却代表了作者前半生创作的高峰。特别是《长夜》，从酝酿到下笔与他以往某些作品的“病在急就”⒀ 颇不相同，乃是一部厚积薄发而又写得十分从容的作品。小说的题材取自他少年时期被土匪绑票的一段经历，其中的人物、语言、历史背景、地域特色均在心中孕育已久，但直到1945年任教于三台东北大学时，受到叶圣陶等友人的鼓励，才正式动笔。它以生动而惨淡的笔触，描绘二十年代军阀混战背景下土匪生活的真实画面，揭示绝境中的穷苦百姓被迫为匪的社会原因，由于艺术的圆熟和反映生活的深刻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前文曾谈到，抗战开始至新中国建立这12年是姚雪垠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而所收获的精品则首推《长夜》。这多少与抗战后期作者受到的带有宗派倾向的猛烈攻击相关。那时姚雪垠在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中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受到批判，甚至被诬为“娼妓文学”、“色情文学”，又被断言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技巧，也显得穷窘了”，⒁ 等等。而性格倔强的他偏不低头，偏要再写一部小说出来回应对方的攻击，其结果便是《长夜》的诞生。所以，当小说行将出版时，姚雪垠说过一番坦诚而不乏风趣的话：“一年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不管他们的批评态度使我多么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的畏友，感激他们对我的鞭策。”“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气周瑜》，只是因为我既然从事于小说写作，写性格是我的份内之事。”⒂
《长夜》的成就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地再现了20年代中原农村的社会生活。翻开小说，一幅旧中国极度荒凉、破败、悲惨的图景就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那些幸而没有荒芜的田地里，麦苗像秃子的头发一样，活得非常的勉强和无聊。树叶早已在霜风中落净，一眼望去，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赭色土地。
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井沿上围着荒草。碾石上长着苔藓。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主人不知道那儿去了。
就是在这样一片荒寒肃杀的原野上，走出了薛正礼、刘老义、赵狮子、瓤子九、陈老五……等一批杀人放火的蹚将。他们的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大部分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不论他们怎样下力气种地，都无法应付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欺压盘剥，也无法应付官兵和土匪的烧杀淫掠。为了活命，他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也去当兵，或当蹚将。如同书中一些人物所说：“旧的窟眼子还没有补起来，新的窟眼子又塌在身上，明年的荒春又得揭债，以后光这些债也会把咱拖死”，“反正在家里迟早是饿死，不如当蹚将死个痛快。”然而当土匪并不能改变他们不幸的命运。人们抱着各自的目的(为了养活妻儿老小，为了夺回被别人霸占的媳妇，为了报仇，等等)加入杆子，但能实现目的者极少。不仅如此，就在小说所描述的百余天日子里，陈老五、瓤子九等先后战死，刘老义受伤后被捉，整个杆子队伍都溃散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所以，《长夜》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它以对流寇式反抗道路的坚决否定宣告了农民自发斗争时代的结束。
于描写土匪活动的同时，作者凭借自身丰厚的生活积累，艺术地再现了杆子、官兵、小军阀、红枪会以及七少这类地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绘出了中原农村特有的风俗民情。对于五四以后新文学反映的生活面来说，这样的题材无疑是一次开拓。
在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方面，《长夜》较之作者以往的小说也有新的成就。它不但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平添了一批强人形象，而且多数形象都具有所谓圆形人物的特征。他们是土匪，但不是“反面人物”，更不是脸谱化的“坏人”。他们的性格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出来。他们奸淫烧杀，有时残酷得让书中的陶菊生觉得不可理解，但同时又都各有一部伤心史，各怀着一份对于生活的不高却难以实现的企求。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带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性，同时又受到封建忠义思想的熏染，这就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处世方式和行为逻辑。譬如既残忍又善良的刘老义，因为抢了一个小姑娘而快活非常。他想娶她为妻，为了使她同意，他软硬兼施地说了很多话，但后来知道她是他换帖大哥的亲表妹时，他就放弃了这一愿望，说“咱是讲朋友义气的好汉子，有一肚子难过也不敢哼一声儿”。至于《长夜》的语言艺术，不但超过作者以往的所有作品，而且在整个现代小说史上也不多见。它的叙述语言朴素而洗炼。像《牛全德与红萝卜》中那种刻意追求却不够自然的重沓章法，《春暖花开的时候》中某些略嫌拖沓的描写，在《长夜》中都不存在。它常常一二句话就把对象的特征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譬如它几次写到刘老义洪亮的笑声，都很传神——
这句话把薛正礼和陶菊生都引笑了。刘老义感到了一点儿不好意思，但他也跟着放声大笑，笑声震动得从屋梁上扑簌簌落下轻尘。
“娃儿，长见识了没有？”他问，眨眨眼睛，麻鼻子同时也耸了几耸，跟着大声笑起来，像突起的一阵风暴。
于是刘老义放声大笑，笑得那么洪亮，竟使小姑娘骑的毛驴儿大吃一惊，停住蹄子，抬起头，竖起耳朵，愣怔片刻，随后直着长脖子叫了起来。
它的人物对话也超过《差半车麦秸》，将中原农村口语、土匪黑话和各个人物的性格化语言糅和在一起，不但闻其声即见其人，而且充满了浓厚的地域色彩。
3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长夜》；37年后，《长夜》法译本在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上成为最轰动的作品，姚雪垠因此而荣获马赛市纪念勋章。
(四)
上海解放后，姚雪垠曾任私立大夏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长兼副教务长。但他的志趣仍在创作方面；考虑到自己不熟悉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遂于1951年8月辞去教职，回到故乡河南重当专业作家；1953年中南作协成立后，又由开封迁居武汉，继续从事创作。由于当时的文艺政策，他真心想写的作品都难以获得通过(那时作家需向作协领导汇报创作计划)。譬如他想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的历史为素材，写一部题为《白杨树》的长篇，已经写出20万字，终因受阻挠而搁笔。又如他早就想写反映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三部曲：《黄昏》、《长夜》、《黎明》。但《长夜》未能在解放后再版，另外两部当然连提都不必提。而能够获得支持的则是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如《携手》一类的公式化作品。
1957年，他因对“左”的文艺政策提了些意见而被划为“极右分子”。有关领导在会上宣布：姚今后不能再发表作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了平生最重要的一次跋涉——创作《李自成》。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动念，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那时他在开封读到《大梁守城记》和《守汴日志》，后来又读到《汴围湿襟录》，萌发了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兴趣。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研读明史，于撰写论文的同时，关于小说的构思也逐渐明晰。但这类历史题材的创作计划，在50年代姚雪垠所处的环境下不可能获得通过。现在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他反而想到应该完成这部长篇。他并不指望生前能看到书出版，只希望能写出来，那么，不论将来何时问世，他都仍然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8年夏季，他被下放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白天受监督劳动，夜晚坚持写作；直到1960年国庆前夕，始被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市区。由于种种机缘，《李自成》第一卷得以在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不宣传、不评论、不发新书预告的情况下，该书不胫而走，每年加印10万，仍然供不应求。1966年，他已完成第二卷的大部分初稿。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李自成》也在一本题为《毒草一百种》的读物中被列为第53种。但无论在“斗、批、改”的恐怖日子里，还是“五七”干校的恶劣条件下，他的创作梦想从未熄灭。由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他在“文革”初期的抄家狂潮中书籍、卡片等未被抄走；1975年又得以摆脱干扰，赴北京继续写作。“四人帮”粉碎后，《李自成》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本分别于1976年12月、1977年7月出版，立即成为受到不同层次读者欢迎的畅销书。1981年又出版了第三卷。1982年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4年第一卷日译本《叛旗》荣获日本文部省颁发的翻译文化奖和出版奖。从80年代起直到逝世，他又写作了不少文学论文、史学论文和旧体诗词等各类文体的作品，而主要精力则集中于创作《李自成》第四、五卷。鉴于传统小说往往虎头蛇尾的通病，他希望后二卷能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甚至比前三卷有所超越；但由于年岁不饶人，他写得很慢。意识到的美学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高难度成为摆在垂暮之年姚雪垠面前的一个矛盾。1997年他突患中风，中止了对作品的反复修改。1999年4月29日他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5个月后第四、五卷终于出版，《李自成》全书遂被列为向50周年国庆献礼的10部长篇之一。2000年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正式设立。
《李自成》是姚雪垠的代表作。它以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扼走向发展，复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历程为主线，在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根底、生活积累、理论素养和艺术经验，在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长篇小说美学特别是结构美学的探索、现实主义方法在历史小说中的运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追求、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借鉴、悲剧艺术的认识与把握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成功的探索，因此被公认为是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历史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历史题材的作品，《李自成》首先在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有明确的认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历史，跳出历史”。所谓“深入”，是指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正确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他曾用蝇头小字做了一万余张带旁注的史料卡片。所谓“跳出”，是指在“深入”的前提下，按照审美的规律和要求，完成小说的艺术使命。以潼关南原大战为例，据作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但从小说艺术着眼，描写这样一场大战可以使李自成及其部属一出场就处于武装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经受全军覆没的严峻考验，有利于塑造人物在逆境中不灰心、不动摇的性格和精神，也符合第一卷所要表现的主题；于是他采用一些野史笔记如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所记载的、已被自己否定的传说，通过诸多虚构的情节和细节，铺叙出一场有声有色的突围战，构成了第一卷中最重要的单元。同样的例证也遍布于其他各卷。作者认为，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只要内容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存在、可能发生的，是合乎情理、经得起推敲的，就应充分调动生活积累，大胆发挥想象力，从而实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完美统一。
《李自成》曾被日本友人称为“大河小说”，姚雪垠本人则习惯称之为“大部头长篇小说”。1975年前后，他把自己创作中追求和思索的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统称之为“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而其中最富于“长篇”特征的是关于结构美学的探讨。由于《李自成》的规模在小说史上难以找到借鉴，作者的探讨带有筚路蓝缕的性质。其一是采用主线与副线多头并进的方式，即以李自成义军与明王朝的战争为主线，兼顾明清之间、大顺军与其他义军特别是大西军之间的关系等多条副线，力求全面反映明末的社会危机和各种矛盾。譬如第一卷不先从义军着笔，而是以《北京在戒严中》开场，写清兵入塞、直逼北京城下时，崇祯皇帝以及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这就不但展示出历史的大背景，而且有一种首尾照应的严密性，将清朝这个最后的胜利者不着痕迹地暗示了出来。其二是采用单元结构，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将或多或少的若干章组成大小不等的单元，每个单元既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同一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和矛盾冲突得以在不同的场合充分展开。其三是在单元与单元乃至章与章的安排上，采用轻重搭配的方式，“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鵾弦，光风霁月”，⒃ 形成了起伏多变的节奏感。
在创作方法上，作者一贯服膺现实主义，现在则进一步将有关原则运用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他重视典型环境的描绘，无论写义军老营，写大相国寺风光，写北京灯市，写宫廷生活，写关外风俗，都能将人带入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中。他重视细节描写，力求通过典型的细节写到人物性格的深处，所谓“细节推敲入鬼神”。⒄ 他重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善于在时势的巨变、严酷的考验中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以新出的第四、五卷为例，不但李自成以及义军方面的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性格都有新的呈现，而且明朝、满清方面的各色人物也都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生动地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气质与个性、情操和品格。如围城时刻的崇祯，仍有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快破灭，刚愎的个性使他必然地选择自缢的道路，从而走完了自己独特的悲剧历程。又如处于改朝换代中心地带的太监、宫女们，当亡国的噩梦迅即变为现实时，内心必然会起剧烈的波动，这波动又因各人个性、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心态也都在作者笔下得到活灵活现的表现。再如于《太子案始末》单元中出场的钱凤览等若干人物，因为面临着生与死、卑劣与崇高的双重考验，其表现就更具有牵动人心的魅力。
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李自成》的一大特色，也是它广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语言、艺术手法、生活画面、文化心理等方面。《李自成》的语言保持并大大拓展了作者以往小说的风格。其叙述语言素朴，自然，清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学中“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的向往。对话则因人物众多而呈现出多样的色调，但又无不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譬如在义军将士口中，我们能听到生动的中原农村口语，还不时会听到类似《长夜》中杆子的黑话；而在知识分子口中，则常常出现浅近的文言用语。同时由于各人气质、性格、身份及所处情境的差异，语言往往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自成与张献忠同为义军领袖而口吻完全不同；洪承畴与孙传庭同为封疆大吏，谈吐也迥然有别。艺术手法上，下文将谈及作者对文学遗产的继承，而那正是造成中国风格的一大要素。至于《李自成》所反映的上自皇室贵胄、下至三教九流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以及人们在明末那个动荡年月的所思所想，也都只能出现在中国。譬如红娘子的婚礼，就充盈着一派河南民间的喜庆空气。又如李信起义前后的思想活动及这种复杂心态在几首七律中的反映，宋献策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对《推背图》的研究与诠释，张成仁在开封的围城岁月中还一心想着科考，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心理。
“遍借金针绣凤凰”，⒅ 表白了作者向中外文学学习、借鉴的心愿。姚雪垠早年曾想做一个文学史家。这一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李自成》的文体设计和叙事策略中，他放弃了在他看来已经陈旧的章回体，却尽力继承传统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切优长，并从古典诗文乃至词曲吸收营养。他不满足于单写战争进程，而喜欢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力图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便是由《红楼梦》获得的启示。他不但时常将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化为小说的意境，而且因受屈原影响而“梦乘彩笔九霄飞”，⒆为小说在现实主义基调上平添了浪漫的风韵。他也重视借鉴外国文学，不仅倾心于托尔斯泰，即对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也给予好评。他从西洋文学领略到写场面的艺术，创造性地运用到了自己的小说中。譬如，他将传统演义小说对于战争的线性思维讽刺为“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⒇ 自己则另辟蹊径，多层次、全景式地刻画了以士兵为主体的群体作战的场面。
《李自成》反映的是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一场大悲剧。作品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对悲剧美的认识与把握。首先，他突破了惟正面人物方能成为悲剧形象的公式，小说中不但最终走向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抗清而壮烈捐躯的卢象升等是悲剧典型，而且崇祯、杨嗣昌等反面阵营的人物也同样是悲剧典型。正是众多悲剧人物上演的大大小小悲剧故事构成了时代的大悲剧。其次，他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悲剧的必然性，如李自成，不论他个人品质如何超群，也不论他如何努力奋斗，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致命的局限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败亡之途。其三，黑格尔曾经区分古典悲剧与近代悲剧，认为前者的矛盾冲突是在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的；而后者则深入到人的内心，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性格中激烈斗争，外部的矛盾冲突同时在性格内部充分展开了。从这个意义说，《李自成》中的人物大都属于近代悲剧形象。如慧梅的自杀就是由于陷入了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中。当袁时中叛逃后，她必须在“君父”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封建纲常自身喜剧性的分裂，使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女子掉进了不可自拔的悲剧泥潭。同时，慧梅的悲剧又反映了大顺的悲剧，它深刻地说明了，虽然妇女解放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但这要求却不能通过农民革命来实现。
姚雪垠曾为自己列过几条座右铭，其中最简洁也最为人熟知的是：“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意思是，一个作家，不仅生前好似在创作的路上奔跑；而且死后依然通过作品在读者群中奔跑。谁想在这漫长的赛事中获胜，谁就必须用心血奉献出文学的精品来。姚雪垠一生风雨坎坷，但从未忘记这一座右铭，如同他在七律《平生》中所述：“雄心不死似刑天”。现在，他的“生前马拉松”已经落幕。他能否在“死后马拉松”中一直跑下去呢？当本文行将完稿的时候，笔者从报上发布的第12届中国图书奖获奖名单上看到了《李自成》(全书)的书名。无疑，对于后一场赛跑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⑴⑶⑻⑿ 《学习追求五十年》， 《姚雪垠书系》第16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5、26、27页。
⑵ 姚雪垠：《〈大同中学感旧〉跋》，《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6页。
⑷《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上海重排第1版，第526页。
⑸ 《十三经注疏》下卷，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1626页。
⑹ 《茅盾评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40页。
⑺《论写作的学习过程》，《姚雪垠书系》第1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⑼ 茅盾：《〈春暖花开的时候〉简评》，《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52页。
⑽⑾ 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10、216页。
⒀ 姚雪垠：《致读者》，《春暖花开的时候》，重庆现代出版社，1944年初版，插页。
⒁《市侩主义底路线》，转引自《〈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15页。
⒂ 姚雪垠：《〈长夜〉后记》，《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52页。
⒃ 茅盾：《关于〈商洛壮歌〉》，《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487页。
⒄⒆ 《题〈李自成〉第一卷原稿》，《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5页。
⒅ 《有感》，《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8页。
⒇ 《无题》，《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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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1 10: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