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帮菜大师有了工作室

姚波

苏帮菜大师有了工作室 徒弟背《弟子规》叩首跪拜师傅，学做苏帮菜 张毕荣

　　11月23日，苏州的六位苏帮菜大师成立工作室并招收了徒弟,这些年轻的徒弟背着《弟子规》叩首跪拜，向六位大师行拜师礼，大师们将会把正宗的苏帮菜制作技艺传授给这些徒弟，让苏帮菜更好地传承下去。
　　82岁的姚乘麟是六位苏帮菜大师中的一员，做了60多年苏帮菜的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制作纯正苏帮菜的场景。当时，姚乘麟做了许多苏式点心，老布什品尝后大加赞赏并且把点心带回去给自己的孙子吃，这件事情后来被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苏帮菜的美名传播到了大洋彼岸。姚乘麟对记者说：“现在的苏帮菜变得比较清淡，以前味道则有些重。随着个人口味的变化，以及其它菜系的融合，苏帮菜曾有的魅力降低了许多。”据苏州市烹饪协会会长华永根介绍，外来菜系不断增多，苏帮菜系的份额在逐步下降，此次苏帮菜烹饪技能名师工作室的成立，正是想改变这一局面，工作室将通过不定期的交流培训活动，培养更多的厨师来制作正宗的苏帮菜，让更多的人感受苏州餐饮的独特魅力。
　　“苏帮菜”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苏州因其独特的地域物产条件，已经形成了独具风味的菜系特色。同样，“苏帮菜”蕴涵的文化内容，也是吴文化的源泉之一。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苏州，具有丰富的饮食资源，松鹤楼、得月楼等众多百年老字号作为“苏帮菜”的代表餐馆，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着较高的声誉。然而，在苏州餐饮市场上，随着外来餐饮品牌的争相登陆，各种菜系汇聚苏州，与曾经一统天下的苏帮菜形成了竞争局面，面对外来餐饮的挑战，历史悠久的苏帮菜如何赢得市场？为了打响苏帮菜的品牌，挖掘灿烂的吴文化，苏帮菜烹饪技能名师工作室应运而生，将苏帮菜的制作技艺进行大胆的改良创新。
　　“苏帮菜确实开始变了，变得更有特色了。”来苏州旅游的刘小姐告诉记者，在苏州酒店吃到的苏帮菜已经“焕然一新”，由于对菜肴进行了改良，改变了过去油腻、偏甜以及颜色不够鲜艳的缺点，还吸收了一些外来菜系的特色。苏帮菜在发展中不仅承袭了本土饮食特点，而且还吸收了外来菜系的精华，尤其在对健康美食的探索和追求方面，逐渐体现了现代餐饮的新概念，无论在企业发展的规模、烹饪技术，食品取材选料以及菜式的新、奇、特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突破。
　　张毕荣

姚波

新中国外交趣闻：女同志宁离婚也不出国

• 
  

2012年03月29日10:24
作者：张颖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核心提示：这一下可把将 要出国的女同志们惹恼了。1950年，预备出国的女同志就闹过一场“夫人风波”，甚至有些女同志表示，宁愿离婚也不出国，这件事闹到周恩来总理都知道了。

本文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作者：张颖，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结婚的妇女都被称为夫人、太太，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为老婆、内人、贱内……这在旧社会已成习惯了。但这种称呼带有浓厚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味道和附属性质。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同胞都是为了反对封建、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民权，甚至有些就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而来的，所以互相都称同志。如今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许多女同志认为正是为建设国家出力，发挥自己才干的时候。她们被调到外交部来，并要派到国外去，许多同志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已老大不愿意。那时候，有些领导人提出来，出国的女同志都是外交官夫人，只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做好工作就行了，不必再分配工作，而且不要避讳“夫人”的称呼。这一下可把将要出国的女同志们惹恼了。1950年，预备出国的女同志就闹过一场“夫人风波”，甚至有些女同志表示，宁愿离婚也不出国，这件事闹到周恩来总理都知道了。周总理很理解这些女干部的心情，但也想到要开培养女外交官的先河，因此作出决定，让邓颖超大姐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职。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女同志也按照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学习、好好工作。这样，大家才欢欣雀跃起来。而周恩来总理这条没有写成文字的规定，30多年来，外交部始终执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以后，都没有改变。

　　1983年初，外交部决定派章文晋到美利坚合众国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理应随同前往。有一天，干部司司长找我去谈话，这位司长我当然也是熟悉的。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他倒也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已决定派章部长任驻美国大使，你当然也是应该去的，但现在部里有条新规定：大使夫人不分配使馆的任何对外职务和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就当专职大使夫人。这条规定从你开始执行，希望你能起带头作用，以后所有大使夫人都要按此规定来办了。”当时，我脑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补充说：“当然，你原有的工资级别照旧，发工资、看文件不受影响。”我还是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含义，问道：“当不当领导职务，这没有什么关系。‘专职夫人’就什么工作都不干了？别的女同志呢？”他说，参赞以下的夫人照样分配工作。我又问道：“部领导出于什么原因作出这样的新规定呢？”干部司长答曰：部里不少大使夫人都是老资格、老干部，职务不低。有些馆，丈夫是大使，夫人是参赞，都是使馆党委成员。使馆成了夫妻店，不易发扬民主，甚至闹不团结，影响工作，所以要作出这种改变。这种情况我在部里当然是听说过的，也知道一些实情，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属于某些干部的思想作风不太好，也应该是教育、批评、改进，不能因偏废全。我这么想着就坦率提出我的看法，我说：“部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有点草率而简单化呢？我并不同意这样的决定。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带头我也不愿意。将来大家有意见，我不成‘罪人’了吗？”

　　当天下午，我在家里生闷气，心想，我十几岁参加革命队伍，至今已经46年，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尽心尽力，也从不闹个人名利地位。调到外交部来，虽说是半路出家，也有十几年了，我努力从头学起，在工作中也没出什么差错。第一次出国住驻加拿大大使馆，既是大使夫人，同时又是对外政务参赞、党委成员，还被全馆选为总支部书记。在加拿大使馆三年多，和党委成员及全馆同志相处都很好，从未发生过不团结的事情。但在那时候，我对于大使夫人兼外交官倒是有些想法。那时，中加关系虽然不错，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力量也相当大。加拿大官方对台湾问题，表面上态度还可以，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执行并不坚决，所以常常发生“两个中国”、“两种国旗”之类的事情。我当时作为主管侨务领事部门的政务参赞，就得去加拿大外交部与主管中国问题的司办交涉，甚至提抗议，那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有时还会弄得不愉快。但到了晚上，如果参加宴会，我就是大使夫人，必须笑迎宾客，握手寒暄。这种情况有时使我心里感到很别扭，两副脸孔像演戏一样。尽管如此，我仍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与领事部主任袁翔龙同志一起（袁翔龙那时是一秘），共同研究贯彻方针政策，相互配合。那时领事部人少事多，我和大家剪报、打印章、做签证都十分愉快。时隔整整10年，我和驻加拿大使馆的同志成为了要好的朋友。抚今追昔，颇有感慨！

　　那几天，我思绪很乱，晚间把这情况向文晋说了。他劝我忍让为好，反正是最后一任了，而且我们都到了离退休年龄，何必在意。我说绝不是为我个人，而是新规定不符合党对妇女干部的政策，从我开始，以后都照此办理，对女同志来说是很难忍受的。我要他别管我的事，我决定给外交部长写信提出我的意见，并备两份请部长转交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我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对的，至于我个人，组织决定不分配我任何工作，我可以服从。

姚波

　　有一天，邓颖超大姐让我们去西花厅，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隔一两个月都会去看望她的。文晋决定去美国，也很想听听她老人家的意见和忠告。她一见到文晋就说开了：“文晋啊，你快七十了吧？这次决定让你去美国，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和期待，担子很重，你一定要不负所托才是。”文晋点头称是：“我70岁还去当大使，建国以来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我心里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得好些。”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对邓大姐说：“其实，70岁也不算老，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已经80多岁了。”谈笑间，邓大姐突然对我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对的意见领导会考虑的；至于个人，应该顾全大局，组织决定了就服从，你能协助文晋同志做大使工作也很重要。而且大使夫人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想你能处理得好的。”数十年来，邓大姐对我们始终是循循善诱，我心里总是很感激的。心想，我是第一个专职大使夫人，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吧。

　　特殊的家庭主妇

　　抵达华盛顿后，文晋立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也随即进入自己的角色家庭主妇，着手建立一个特殊的家即大使官邸。这比起我们在国内搬个家可是麻烦多了，差不多奔波了好几个月才算基本收拾好，能接待客人了。最初的一个多月，我们还进行了拜会活动。拜会政府官员们，我和文晋是分别进行的。因为大使拜会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虽说也是礼节性的，但多少要谈到一些政治问题；而我去拜会官员夫人们则主要是建立友谊。不论国家大小，只要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尽量去拜会。还参加侨胞和友好人士、友好使节的欢迎宴会等。这样的活动连续有一个多月，才算结束了。

　　因为我是专职夫人，在大使馆内，没有我的办公地方，我也无公可办。我挂在调研室参加他们的学习会什么的。有时，我上午去使馆看看报纸，也和一些相识的同志谈上几句。说心里话，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呆在官邸里。官邸里，有一位厨师、一位花工、一位公务员，还有一位洗衣工（这是为使馆工作的，不为个人服务）。将近有半年时间。为布置官邸，我们大家一起劳动，相处得十分愉快，彼此也相熟了，真像一家人。但官邸布置基本就绪后，他们各自做固定的工作，而我除了社会活动，在官邸也无所事事，不免心里别扭，难道我就真成了不干活的“夫人”吗？闲逛了几天，我都在思考，总不能让时间白过啊！我慢慢地想开了，夫人是家庭主妇，我这个“主妇”应该把“家”管起来，管得好些。比如，怎样把官邸的环境和条件改进得好些；官邸请客频繁，如何在不多花钱的情况下，提高宴请质量；如何改进接待水平。鲜花在国外不单是点缀，也是礼貌的表现。在美国，买鲜花很贵，而官邸后院有一大片花圃，又有花工，可以自己种鲜花。把官邸这个特殊的家管好了，对开展外交活动大有好处。这不就是夫人的工作吗？听说，前任大使夫人不喜欢组织夫人活动，自己可以改进一点，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组织夫人单独活动，以便广交朋友，活跃气氛。我好像思想突然开朗了：过去自己独立工作惯了，也有自己的专业，所以不愿做丈夫的附属，其实，这也不完全对；人嘛，总该想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才是，那就把当夫人也作为一种工作吧。

　　我振作起来了，首先合理安排时间，比如在华盛顿，上午一般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我安排自己学习、听新闻广播、读报、写日记。我对美国的历史和现状都不够了解，就先学习美国史，同时继续学英语，尤其是口语和词汇量。可以说，我对读书有癖好，一经读上了我就会来兴趣，而且喜欢作笔记以增强理解和记忆。我觉得在认识美国方面，两年来有点儿收获，我读完了《美国通史》、《美国经济发展史》和一些材料，读完了美国十大财团的发家史，还有美国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等，对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了解了。这样生活安排得较合理，也有目标，就不觉无所事事了。晚上，我几乎都有社交活动，不是出席宴会就是在官邸宴请，因此，整个下午都很忙碌。得为大使熨衬衣，他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领带都要预备好。我虽不化妆，但穿衣打扮也很费脑筋。我与公使商量，大使请客由我这个夫人负责安排。如果在官邸宴请，那就更忙了。要先了解客人的情况，主客和陪客要妥善搭配；定菜单、排座位、布置客厅等等要一一考虑周到。事情一忙，日子也就飞快地过去了。

　　我在官邸的伙伴们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宴请宾客极为频繁，只要我们在华盛顿，几乎每日都有宴请，这样厨师就非常重要。我们到达华盛顿时，就由使馆抽调一位苏州厨师到官邸来，他名叫姚乘麟，是苏州宾馆的一级厨师，从美国回去后就成为特级厨师了。这位姚师傅不仅手艺好，脾气也不错，这是十分难得的，宴请这样多，厨师很重要，宴请客人饭菜不好，效果就差多了。我决定不仅要和姚师傅交朋友，而且还要拜师学艺。在国内时，遇有闲暇，我也喜欢做做菜，好请客人来家吃饭，所以很真心诚意地想向姚师傅学两手，这样，我们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姚师傅不仅烹调技艺高，而且还是多面手。本来厨师都有分工，比如专攻冷菜、热菜、面点什么的。大使馆有十几位厨师，分工都比较细，特别是大型宴会都是各尽所长。而在官邸请客，一般是一两桌，最多三桌。姚师傅从冷热菜到点心，全一个人包做了，他做的菜非常精细，色、香、味俱佳。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做的点心还讲究外型美。我有时专请夫人们来做客，他做的甜咸点特别细，做出小鸡、小鸭、金鱼等小动物形状，十分好看，很惹人喜爱，夫人们吃了还要用纸盒带些回去给孩子们，这时姚师傅就特别高兴。有时，专门请男宾客，我就去厨房帮忙，帮师傅做点心，更多时候是帮助洗盘子，有时一次宴请要用100多个盘子哩。每次宴请完毕，文晋都到厨房去向他们致谢，他们对文晋也总是十分尊敬和友善。有十几位华人的夫人，和我相熟后，要来官邸向姚师傅学做点心，姚师傅非常热情，包教包会。他们都是在没有宴会的上午来，我和她们一起学。做的点心我们一起品尝或请她们带回家去同先生和孩子们一起吃。这样的交往更易加深友谊。

　　官邸有一位花工赵兴顺同志，他本是北京天坛公园种月季的能手，到美国使馆后，不种花，成了清扫工了。其实，大使官邸后院很大，除了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一大片花圃和一间已倒塌的小花房。我想，无论是官邸和使馆开展活动，尤其是宴请，鲜花是不可缺少的，倘若每次宴请都去买鲜花，不仅要花许多钱，而且增加工作量。我与赵师傅商量，想把花圃整理出来，种上鲜花。花房可以简易扩建，因为各种花的习性不同，没有花房很难保证四季有鲜花。我们在北京的家有个花园，闲时我也爱种花，还买了不少种花的书，学了一些养花的知识。赵师傅同意我的想法。我们说干就干，好在买花籽、花苗、化肥、工具之类的花不了多少钱。我和赵师傅一起到郊区一家大花木公司选购了许多，官邸里还有两位小王同志也一起干，没过几天，花圃里都种上了花。一片深红色玫瑰种上了，我们买的是两年的苗，不久就可以开花。另外还种上球根的什样锦（唐菖蒲）、郁金香、康乃馨等等。当年秋天，我们自己种的花就够用了。

姚波

　　在美国，有各种类型和规格的建筑材料，自己盖个简易花房并非难事。种上花又有了花房，还能把有的盆花修整一番，这些使得赵师傅每天清早在花圃干活都十分高兴。赵师傅对培植菊花也很有经验，他把原有的菊花根发芽后按时令割切栽培，当年就有许多不同颜色的菊花可以陈设了。有一种金黄色的蟹爪菊，赵师傅说是中国品种，他特意栽培了好多盆，开出的花朵又大又好看，客人们来时看到这种菊花都称赞不已。我把这种盆菊送给夫人们，她们都十分喜爱。
　　后来，我们这两位师傅，在华盛顿都颇有名气。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我们在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我们的大宴会厅、小宴会厅摆满了各色鲜花，还自制了一个大花球，这都是赵师傅的劳动成果，我们大家都难以忘怀。1986年，赵师傅回国了。
　　我们这个由特殊成分组成的家的成员，两三年后陆续回国，大使官邸就是这样不断组合的家庭，但彼此是不会忘怀的。
　　1983年秋后，中美两国关系已逐渐好转，往来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在官邸不仅举行宴会，有时也举行冷餐会，客人多的时候达到七八十人，客厅、饭厅都显得小了。大使、公使等人都考虑可以把后院改建一下，作为露天冷餐会的场地。这时游泳池已修好，假日里使馆的同志晚饭后常来游泳。后院平台修了矮墙，装上了立灯，院里树木花卉都很美，平台上放着简便桌椅，有些相熟的外国友人在饭前饭后，可以到院子里闲谈漫步。以后，我们又把大客厅通向院子的门打开了，扩建了一间简易的暖房，使原来的客厅显得大多了。这是我们在美国任职期间最为鼎盛的时候。一年内，国内来美访问考察的代表团很多，以部长、省长为首的就有150多起，比较重要的团都在官邸举行招待会或宴会，可见那时候的繁忙。中国有句古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应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在美国短短两年多，把大使官邸加以整理并逐年改善，使后任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这使我们感到欣慰。
　　每任大使在一个国家，一般不过三年或多一点儿。如果都不把自己作为匆匆过客，而是多为后任栽几棵树，那么，我们国家的大使馆或大使官邸都将会越来越完善、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