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十二怪”记事

姚波

“十二怪”记事
来源：古城夜话 　2012-11-27 10:23:37　 作者：铁波乐 　浏览次数：119

解放前资中出了个“资州八怪”，无独有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地处沱江河畔的Z县也涌现出了“勤、骑、输、话、愚、乔、跟、毒”和”撕、吃、锅、妇”十二位“怪杰”。前者与古人崇尚的“琴、棋、书、画、渔、樵、耕、读”谐音，后者与“诗、词、歌、赋”谐音。     这“十二怪杰”在Z县相当出名。并非他们有什么显赫的地位，而是因为每一怪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和近乎荒唐的行径。若是将这些人和事加以渲染夸张，辅以虚构，足可演化成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此处限于篇幅，只好简略地依次而叙。     “勤”，是木器社一位40多岁的木匠，工龄20多年，三级工，工资不高，儿女不少，老婆又没有工作，全靠他起早摸黑，勤劳苦挣维持生活。他每天的日程表是：早上5点起床，过一条河，到木材加工场挑一担锯本灰，卖给邻居，每斤1分，可以赚5厘。然后带着早饭到木器社上班；中午12点下班，就背一个竹背篼，翻一座山岭回家，在路上边走边割青草，有时趁无人之际也顺便偷点土中的老莲花白叶子或青菜叶子，走一路捞一路，回到家中已是满满的一背了。他割草来干什么呢？原来他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养鸡养鹅养兔，还养了一条大肥猪。他的住房本身就很狭窄，人口又多，又添了这么多生物，弄得鸡鹅争鸣，兔子乱窜，臭气熏天，邻居们大倒其霉。好在城内不像乡下，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加上老婆又是居民小组长，大小是个干部，他平时又爱帮忙，别人的桌椅板凳烂了，都爱请他修修补补，所以邻居们也就只好忍了。下午是6点钟下班，他的背篼变成了挑子，一头挑钢筛，一头挑萝篼，萝篼里放了一个大饭钵，里面装的煮熟了的红苕，足有4斤！菜呢？是豆瓣，装在一个玻璃瓶里，边吃边朝河边走去，走拢了，“饭”也吃完了，马上便摆开架势，哗啦哗啦筛石头，一直要筛到晚上11点过，挣到两块多钱了，才会善罢甘休，收兵回营。     此外，他还会理发、做鞋、编竹篓，还会做衣服，自己裁，自己缝，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他做的。当然，手艺不见得高明，常常是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一个裤脚大，一个裤脚小，很不合身。他给儿子理的发也很不规则，像梯田一样、但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木器社的那些家庭妇女无比倾心，到处宣扬他的美德，在家中教训丈夫时也以他为光辉榜样：“你看×木匠，多勤快，多能干，多顾家，像不像你？”那些男人们全都自惭形秽，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一致公认他是全社和全县的勤快人，尊称为“勤大爷”，成为Z县“十二怪杰”之一。     “骑”，乃是水泥厂的一个青年工人，其特殊爱好和超凡本领是骑自行车。在参加工作之前，没有钱，竟到医院卖血，用去租车。参加工作后，第一项开支便是买车。Z县是个农村城市，人多街窄，他却偏要把铃子和刹车都取了，横冲直撞，竟也从未出过车祸。造反派的“首长”利用他的专长，将其调到“司令部”任通讯员，故尔城内每天都能看到他骑着车子飞来飞去的“飒爽英姿”，被一位自称“革命泼妇”的红卫兵视为英勇的骑士，主动求爱。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罗曼蒂克不到半年便吹了，是由他的“衣锦还乡”引起的。有一次，“司令”叫他到各个居委会通知治安委员到群专部开会，他便头戴军帽，肩挎黄布包，着意打扮了一番，然后骑着自行车首先跑到胜利路居委会，故意到处打听谁是治安委员。这儿的人大都认识他。因为他的家就在这个居委会，便说：“你娃子当了官，眼睛就长到脑壳上去了，连你隔壁的刘二娘都不认识了吗”？他照样板着面孔，一直问到刘二娘家里，声色俱厉地说：“你就是这个居委会的治安委员吗？”刘二娘先还没有把人看清，连声应是。他从黄布包中掏出一张通知，像宣读圣旨那样拖腔拖惆地说：“我奉X司令的命令，通知你下午两点钟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开会，不得有误。否则，后果自负！”这时刘二娘终于把他认出来了，气得发昏，抓起一把扫帚就向他打去：“你这短命娃儿，当了个狗腿子就装疯迷窍，连你姑奶奶都认不得了。你的工作都是我做好事推荐出去的，居然在老子面前抖起威风来了！”此事被“革命泼妇”闻知，恨得咬牙切齿，骂他是“活宝”，是“小人得志，犹如癞皮狗长毛”，从此便不理他了。     “输”，是个“逍遥派”，却嗜赌如命，又每赌必输。他在搬运站工作，先是输工资，工资输完了就把购米证上的口粮换成粮票，粮票输完了又输手表、输衣服、输家具，把家中输得精光，只留下空空如也的一间祖产瓦房。更可悲的是，他连老婆都输，经常逼着老婆陪赢家睡觉。他老婆是个农村人口，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凄凄惨惨地离婚而去。他人财两空，更加横下一条心，用房屋作赌注，每注是房顶上的两沟瓦，包括层椽和所属的墙壁、地面，输了就写张字条：“我的房子从东到西第×行第×行瓦桷两沟卖给×××，钱货两清，永不翻案，立此为据”。就这样，一间将近60平方米的瓦房不到10天就“卖”光了，“买主”有十多个人，有的占第7行、第8行；有的占第31行、第32行，闹得不可开交，惊动了公安派出所，宣布“买卖”无效。“群专部”也闻风而动，将他弄去“教育”了几天。他的本名叫苏德灿，从此得了个大名叫“输得惨”，在县里一举成名。     “话”，在十二怪杰中，只有这一个才是当官的。他的官职从未变过，官名却时常变更，一会儿是经理，一会儿又是部长。原来他是理发的，1957年成立理发室，他被推选为负责人，称为“室长”；不久，理发室更名为理发店，就叫“经理”；后来理发店又更名为理发厅，官名也就跟着升为“厅长”；最后叫做“三八理发部”他就当上“部长”了。他的官名虽然如此显赫，却毫无官架子，每天都同着“部”里的“部员”们一起上班。他在理发的时候最爱同顾客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要滔滔不绝地大谈一通，一会儿向你诉冤，说他是剃头匠，不是走资派，他最爱毛主席，最恨修正主义；一会儿又喜滋滋地告诉你，他被“解放”了，还被作为“三结合”的对象，进了“三八理发店革命领导小组”；有时，他又向你诉说儿媳妇对他不孝，坐月子连鸡汤都不叫他喝一口；有时他又向你抱怨物价涨得惊人，老鸡婆都卖上一块钱一斤了……总之，他是不少话说的，理多久的发就要说多久的话，翻来覆去，唠唠叨叨。所以人们当着他的面尊称他为“厅长”、“部长”。背地里却都叫他是“话婆子”。     “撕”，是十二怪杰中唯一的女性，60多岁，无儿无女，她的本领是专撕大字报。那时的“大字报”和“大批判专栏”铺天盖地，遍街都是，她每天都要撕七八斤，卖到废品店，每斤5分，一月能挣十来块钱。因此，她逢人就夸赞：“文化大革命好，这辈子我有靠了”。她以为那场运动永远都不会收场。     最初，她的行为被造反派视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挂黑牌斗争了几次，怎奈她倚专卖老，动不动就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闹，还要骂人。她成份又好，又未参加“保守组织”，又“最最拥护文化大革命”，拿着她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不惹她，明明看到她在“大撕出手”，都装着没有看见，绕道而行。她也很知趣，自己给自己订了一个章程：凡是才张贴出来的大字报，5天之内她不撕，别人撕了她还要干涉，过了5天，就不客气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撕大字报的专家，别人撕不掉的，只要她老手一挥，就飘然而下了。对于全城的大字报，哪儿先张贴，哪儿后张贴，她了如指掌。     “吃”，从前是个体育教师，“反右”时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混入社会“下野力”。此人身躯魁伟、食量过人，一顿能吃10个油炸粑，外搭两碗羊肉汤。他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没有保障，经常都饱一顿、饿一顿，可身体却出奇的好，天气再冷都不穿棉衣，还敢在大雪纷飞的三九严寒天，跳入江中游泳！他很懂得养身之道，不结婚，不抽烟，最爱吃婴儿的胎盘。他有个亲戚是产院的医生，同情他的遭遇，凡是别人不要的胎盘都帮他收下，使他经常都能饱餐一顿。他还爱吃狗儿崽崽，本县农村狗多，下了崽子就要挑到城里来卖，很便宜，每条只要两三角钱，别人买来喂。他就买来吃，说是既经济、又营养。     他没有家室拖累，只要挣得有钱，就要进馆子“改善伙食”。有一次他一个人喊了5个菜，吃了一半，才发觉自己的钱不够，便留意街上的过往行人，看到沙石组一个会计，连忙喊住，说道：“今日乃小弟母难之期，特具小馔，一人独饮，索然无味，万望仁兄不弃寒酸，共饮三杯”。会计说：“我不懂你那些酸溜溜的天活，是不是办我的招待嘛？”他说：“自然，自然，今天我请客。”便又喊了两个菜。二人大块肉、大碗酒，好不惬意。待到会计有了醉意，他便借口出去买包好烟，溜得远远的，害得会计走不到路，忍痛牺牲，出了十多块钱。从此，“吃客”的名声大噪，人们只要一看到他在饱享口福，便回避，怕上当。     他的酒量不大，喝上半斤就要醉，醉了就要哭，把身上的钱（硬币居多）掏出来乱撒，有时还倒在街上，醉得人事不醒，任人吐口水、画花脸、打屁股，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更其增加了他那“吃客”的知名度。     “锅”，是个补锅匠。此人才是真正的豪饮，一次能喝一斤多高梁酒，并且不需下酒菜、他在县城补锅是独行，生意还不错，收入基本上够花。只是苦于当时酒是凭票供应不好买，他便把家中的布票、油票、肉票、烟票、糖票、棉花票，有时还有粮票，全都拿到街上与别人换酒票。他补锅是在街檐边上，就索性在摊摊儿侧边压张纸条，标明各种票证换取酒票的比例。这举世无双的稀奇“广告”，使他名声大振，妇孺皆知。     他的身上随时都有一个酒瓶，哪怕在干活的时候都要摸出来呷两口。若是遇到熟人，他就会像别的人敬烟那样，仁义万分地把酒瓶送到你的口边：“来哇，扯两口哇！”     他也经常发酒疯，一醉了就骂老婆，还提虚劲：“老子要回去打死她！”要是他老婆真的到了，他又不敢嚣张了，说话的声音都小了。其实，他的老婆是十分贤惠的，经常都含着眼泪擦洗他那呕吐得污秽狼藉的身子，或为他跌得鼻青脸肿的伤口擦药，毫无怨言。     “妇”，全称叫“妇乖乖”。此人年方二九，长得唇红齿白，体态婀娜，可惜，并不是女性。     他是个应该下乡的知青，长期赖在城中，靠父母和两个哥哥生活。他长相像女人，声音像女人，姿态也像女人。不仅如此，他还能像女人那样一边走路，一边织毛衣，还会绣花，做鞋底，像女人那样拿一颗针在头上刮一下，再往鞋底上戳一下，做得又快又好。     但他的最大特长是唱歌，什么“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大姑娘窗下绣鸳鸯”，“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以及《红灯记》中小铁梅的唱段和《红色娘子军》的“向前进、向前进”，全都会唱。标准的女高音，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爱听他唱，也爱同他开玩笑，经常都有人故意打趣他：“乖乖，唱支歌来听嘛”。他如果高兴，张口便唱，要是不高兴，便会嗲声嗲气地把身子一扭：“少来逗我！看到你都恶心！”开玩笑的人说：“我还长得丑吗？”他就跳着双脚尖叫：“好不要脸呀！羞死啰！羞死啰！”还用手指在脸上直划。     总之，他就是这么一位可爱而又可怜的奇妙人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笑声。反之，女人们却很忌恨，说他不阴不阳，形象丑陋，枉自身为男人，却无一点丈夫气概。     “愚”，自然是傻瓜、蠢笨的意思。要说智力，这位“典型”并不十分低下，干活也并不蠢笨。他是个杀猪匠，手脚比师傅还快。对师傅最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师傅造反，他也跟着造反；师傅杀向社会，他也杀向社会；师傅当了造反团的团长，他就当了师傅的纠察队长，后来还当了屠宰场的“革委会委员”。师傅把他当成手中的一杆枪，喊他干啥就于啥。有一次，对立派的群众组织在开“誓师大会”，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师傅嘴一努，叫他冲击会场，他便匹马单枪，冲上“主席台”去大轰大闹。对方人多势众，将他打得半死，还五花大绑挂黑牌游街，成了《巴黎圣母院》中代人受过的伽西莫多，足足折腾了3天3夜，放出时已遍体鳞伤，人事不醒了、“战友”们将他送入医院。他在病房里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四处一看，便学着电影里英雄人物的样子说：“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战友”说：“这是医院，你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负伤了，你要好好地安心治疗”。他显得十分激动的样子，硬要从床上爬起来，连声说：“不行不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么激烈，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我哪里能够躺在这里睡大觉？不行！快拉我起来，我要继续战斗，血战到底！”他师傅说：“小×，不要乱动，要听同志们的话。对于你的革命精神，我已发了通知，号召全体战士都要向你学习。不仅大家都要向你学，连我都要向你学习，但是你受了伤，好好住几天。等伤好了再出去参加战斗。这是战友们发扬阶级友爱，给你买的糖。”他激动万分地说；“不！我不要糖，我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你们快把毛主席语录给我拿来！”甚至还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把全病房的人都引笑了，后来连他师傅都说“还看不出这个傻儿，是个演戏的材料，装得真像！”     在“一打三反”的时候，另一派群众组织掌权，他被作为“5．16份子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以为要被逮捕，吓得要命，在一天深夜突然放声大哭：“毛主席吔，你老人家喊我造反，这下造来笼起啰！”“军管会”的人感到他神智不清，便准备“解放”他，开了个大会，叫他在会上表个态，今后怎么办。他说：“我坚决跟××划清界线，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保证从今以后决不放下屠刀！”这最后一句话把“军管会”着实吓了一跳，将他看成居心险恶的死硬分子，直到“学习班”全部解散了才放他回去，事后连他自己都说：“我当真是个哈儿，一句傻话就多关了4个多月。”     “乔”，人称”乔老爷”，40多岁，自谓解放前读过私塾，是“老古套”人物。他的特点是爱坐茶馆，爱谈诗论文，还最爱写诗，其诗异常深奥，除他一人之外，谁都看不懂，仅举一首：     七绝  重龙山喜会老同学     毛重千里二十多，我单无作你却双。     放后难找好友还，苏东坡字叹雨泪。     你不懂吗？他就先将你讥笑一番，把“草包”、“笨蛋”、“瘟猪子”一类丑名安在你的头上，然后才逐一解释：“我那同学姓毛，在重龙山见到了我，他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工作，这就是‘毛重千里，的意思；‘二十多’，是指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第二句“我单无作’的意思是：我还是个单身汉，没有工作；‘你却双’，你却结了婚，配成双了。第三句的‘放后”，是指解放后；‘还’，是我用的倒装句，巧妙地放在最后一个字上，加在一起就是：解放以后我哪里还能找到你这样的好朋友呢？第四句的意思是：我们二人的命运太不公平了，连重龙山上刻的苏东坡的字都发出了叹息，天上下的雨也像是掉的眼泪一样，懂了吗？”他还说，这首涛是他最简单的一首了，还有很多更深奥、写得更好的。有个十多岁的少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要求拜他为师，他便将其收为“书童”，还取了个学名叫“文安”，走哪里都带在身边，要是遇到一个熟人，他就喊：“文安，过来见过姚爷”、或“见过姜爷”。那“文安”就会侧着身子弯腰打躬：“参见姚爷，给姚爷请安！”待到“姚爷”或“姜爷”说了“免礼”二字，才敢直起腰来退到一旁。有时遇到识趣的“爷们儿”，还会发几个赏钱。     对于“乔老爷”的学问，也有人表示过怀疑，因为很多字从他口中念出来都似乎与众不同，如“梳弹社”，他念成“榴弹社”；“冷饮部”，他念成“冷饭部”；“约翰逊”，他念成“约输逐”；“汴水流、泗水流”，他念成“卡水流、洒水流”……你要说他念错了吗？他就会说：“我是读的私学、古人就是读的这个音，你们不懂”，有个居委会的小头目，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请他当秘书，他欣然就任。上任的第一天晚上便是政治学习，他念“两报一刊社论”把“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念成“对毛主席忠心耳火耳火”马上便惹起轩然大波。幸好他逃得快，在乡下躲了几个月，否则，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帽子早就落在他的头上了。在他”逃亡”期间，造反团到处张贴“通缉令”，历数他的“滔天罪行”，使这原本就与众不同的乔老爷在Z县就更加出众了。     “跟”，是个船工，虽然参加造反派，但“造劲”不大，没有蹲过班房，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又总想出人头地，便把目标对准“造反总部”的“司令”，只要一见到那位“司令”，他老远就跑过去，又是敬烟又是点头，左一个“司令”，右一个“司令”，喊得特别亲热。那“司令”最初并不认识他，以后招呼的次数多了，便有了一点印象。后来，每逢“总部”开会他总是按时入场，争取坐到前排，坐的姿式很像一个军人、腰杆挺得笔直，端端正正、每当“司令”讲话，他更是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司令”一讲完，就使劲鼓掌，还主动领头高呼口号，这就使“司令”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大有好感，时间一长，他就攀上了，得到了能与“司令”一起逛街的殊荣。逛街时，他比“司令”略慢半步，眼睛东张西望，见到熟人就要点头示意，神气极了，那意思好像是说：“你看，我是跟谁在一起走？”有的人虽然鄙夷不屑地将他嗤为“跟班”，但也一致公认他是司令的“贴心豆瓣”。“司令”见他如此忠心，便破格将他调到总部，封他当了个“警卫排长”。从此，他与“司令”就更加形影不离了。     他虽然名为“排长”，归他统管的却只有5个人，连一个班的编制都不够，但他自己的装备却是十分吓人的，他有两支枪，一支步枪，还有一支“司令”赏赐的手枪，腰上扎根军用皮带，一边插匕首，一边挂个手榴弹，真是武装到了牙齿！有一次“司令”到文攻武卫的“要塞”视察，一位“战士”要求请3天假，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司令”不同意，那“战士”不服，把抢丢了就走，这可把“警卫排长”激怒得火冒三丈，大骂：“他妈的！连司令的话都不听了！”“叭叭”就是两枪，幸好他的枪法不准，没有打中，那“战士”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跑回来告饶。此事连“司令”都认为太鲁莽了，怕惹起更大的祸事，只好忍痛撤了他的“排长”职务。但他照样忠贞不二，随便“司令”走到哪里，他都跟得紧紧的，实为Z县很有特色的一个人物。     “毒”，原是乡区中学的一个语文教师，“文革’前夕调到县上一所中学当班主任。那个班的调皮学生最多，不少老师都感到头疼，他却一鸣惊人，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使全班震慑。上课时，他逐一点名，对那些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同学特别留意（事先从上届老师处了解到的），并在各人的名字上大做文章。如有位同学名叫赵熙才，他就说：“平均成绩不到60分，果然是稀有之才！佩服、佩服！”把那位“稀有之才”羞得满面通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另一个同学叫刘志扬，爱打架，他说：“志扬者，斗志昂扬之谓也，久闻老兄武艺超群，有万夫不当之勇，果然名实相符，幸会，幸会！”又一个同学叫蓝元清，他就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回答：“硝皮衫子的”。又问：“识字吗？”答：“会唱围鼓”。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定比他唱得更好！”对于另外二位迟到的同学，一进门他就厉声高问“姓甚名谁？”第一个说：“银吉安”。他说：“你不远万里而来，尚能大吉大安，可喜可贺！”另一个迟到的叫张灿，是最为调皮的一个，他就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老夫有失远迎了！”就这样，他用如刃的利舌和近乎刻薄的语言，使全班同学面面相觑，噤右寒蝉，各自暗忖：这是哪里来的怪物，如此厉害！从此，他便背上一个“毒虫”的恶名，但学风却大有好转。     “文革”一开始，他这“毒虫’首先便被揪了出来，打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在全校教师中，他的“罪行”最重，大字报最多，有一张最有意思：     大毒虫×××，1935年混入我贫下中农家庭。1952年混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伪装积极，混入我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业后，又混入我人民教师队伍。长期以来，利用教学之机，向我革命学生大肆放毒、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党，恶毒攻击……     就是这张不伦不类的大字报、使他声誉鹊起，成了Z县一“怪”。     以上所记的“怪杰”，全是‘文革”中的往事。“时势造英雄”，10年后的岁月证明，“怪杰”们的“怪异”，大都是荒唐的时代造成的。在这12个人中，只有“撕”人早已作古，“文革”还未结束她就寿终内寝了；“勤大爷”和“话婆子”皆已退休，安度晚年；“骑士”也讨到了老婆，生了对双胞胎；“吃客”和“毒虫”都已落实了政策，重执教鞭，深受学生的敬爱；“妇乖乖”被外地一家工厂招收，但厂方不知怜香惜玉，分配他当了个锅炉工，他还居然能够胜任，讨了个老婆比他还漂亮，并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乔老爷”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会计，奉行独身主义，挣的钱个人享用，颇有积蓄；“愚人”果然“绝不放下屠刀”，至今仍在杀猪；“跟班”同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司令”早已分道扬镳，依旧回到船上，当了个轮机手；变化不大的是补锅匠，依然那么爱喝酒，但再也不用愁没有酒票了；“输得惨”也是旧性不变，照样赌钱，形同乞丐，只有他一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但能怪谁呢？这可怜的“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