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姚奠中

姚波

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姚奠中（上）
2014-12-02 14:50:55 来源： 荣宝斋 作者：郭万金

摘要： 姚奠中，1913年生，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研究生，山西大学教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等职。学术研究横跨文、史、哲多种领域，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界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出版各种著作《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姚奠中…

　　姚奠中，1913年生，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研究生，山西大学教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等职。学术研究横跨文、史、哲多种领域，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界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出版各种著作《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姚奠中讲习文集》等(含主编高校教材)23种。

　　清季民初，西潮汹汹，携坚船利炮之势，造就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学荡灭，国故凋零。1903年，章太炎先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狱友邹容被折磨致死，在“可致死者数矣”的牢狱生活中，太炎先生慨然以继绝自任：“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唯)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 惟(唯)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 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国粹天付，未敢绝统绪于己手的使命寄托成为太炎先生心灵深处的竟存信念，而学统继任的精神志意亦因艰辛苦难的磨砺而愈加坚定。出狱后的太炎先生以“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最要务，讲习国学、扶掖后进、教泽广博、寄望殷切。弟子门人，学有本源，各有专攻，深造自得，立身述学，以赓续华夏学脉。整个20世纪，名家辈出的章门弟子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文化思想景观，诸贤才情有别、学养有差、际遇有异、成绩有等，所以璀璨，倒不在附骥章门的名头响亮，实在文化学脉的承继绵延。百年间，风云际会、战火频仍、思潮屡变， 章门弟子历世纪沧桑，系千载学脉，时至今日，唯一健在的弟子便是山西的姚奠中先生。

　　姚奠中 自揣平生诗 48cm×158cm 纸本

　　一、新学堂与旧学问

　　姚奠中先生生于一九一三年夏历五月，即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个年头。伯父姚慎修是前清秀才，曾考取典史，作了几十年塾师和小学校长;父亲姚慎行，务农理家，有一定文化，在村里颇有声望。叔父姚慎德，先经商，商败，回家务农。姚氏家训甚严，重教修德，惜物勤俭，《朱子治家格言》是奠中先生幼时天天诵读的必修课。奠中先生在堂兄弟六人中，排行第四。七岁时，随伯父入村学堂读书。时值五四新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学堂而言，最鲜明特色的便是旧的《国文》读本被改为《国语》读本，文言文的比例大大缩减，白话文的篇幅大大增加。对于记性好，悟性强的奠中先生而言，“新教科书” 的《修身》《国文》等虽是三年的课程，不过两个月便学完了。

　　遂在伯父的指导下，兼读私塾课本，主要内容则是《四书》选本，私塾的传授大抵以诵读为主，疏解为辅，天赋悟性甚为出色的奠中先生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四书》的学习，更背诵了《左传句解》和部分《诗经》。写得一手漂亮的字，父亲还常在课余时间教他习字临帖。

　　毕业后，奠中先生以正取第三名的成绩考入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其时只有12岁，比当时的多数同学小十几岁，第一高小始建于清末，实行新式教育，教师们很有些旧学功底，但校长并不作为，对于英语不太感兴趣的奠中先生，则无选择地读了大量旧小说，从《水浒》《三国》以至流行的武侠，鬼怪之类，常读得废寝忘食。

　　1928年，奠中先生就读于运城菁华中学，在这一所四年制的初级中学，奠中先生遇到了两位优秀的启蒙老师。一位是崇品德、重笃行的平陆李荐公先生;一位是博学多识、工诗善文的新绛焦卓然先生。李荐公先生是清末举人，讲历史每每从《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直接取材，通过对史事和人物的具体论述，对学生进行节义、方正、爱国、爱民的教育;焦卓然先生的诗文，在河东一带很有名，常以其新作作为学生的范本。其诗学陆放翁，常用歌行写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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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奠中 山水四屏 之一

　　137cm×33cm 纸本 1936 年

　　九一八后，曾写有一本《国难教育读本》，三字为句，宣传抗日。在先生的指引下，奠中先生博览群书，举凡《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古唐诗合解》《剑南诗稿》《聊斋志异》《笠翁六种曲》以及《中国大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天演论》和鲁迅、茅盾、汪静之等的新小说、新诗，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芸兰日记》等，无不寓目。虽不成体系，然不拘新旧，涉猎四部，对于开阔眼界，拓展知识，裨益尤多。特别喜欢的，如《庄子》《史记》等，熟读能诵。可以写诸子风格的古文，亦会作长篇歌行体诗，能书、能画、能刻印。这位新学堂的新学生，很是具备了同龄人甚为少见的旧学功底。由此更引发了对于新式学堂所谓文凭的鄙夷，认为学问不当为资历、证书所限，以致想放弃毕业考试。不过十几岁的颖悟少年，却已经很有些“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意味了。

　　1932年夏，从菁华中学毕业的姚奠中先生到太原参加山西教育学院的招生考试，试题是“评唐宋八大家的同异”，题目大，不好作。奠中先生根据平时的涉猎积累，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挥洒而就，榜上有名。后因没有高中毕业证，不得破格录取，只好到太原新民补读高中。在这段求学经历中，奠中先生不以文凭为念，专心问学，接触了郭象升、乔鹤仙、刘烈侯、常赞春、樊杰三等名师，其中以河津乔鹤仙、荣河樊杰三两先生对他影响最大。乔鹤仙先生博闻强记，史事熟稔，见识卓远，常言：“东晋多权臣，南宋多奸臣，东晋时凡言北伐，就遭到责难，南宋不言恢复，就认为是耻辱。” 奠中先生对此默记于心。樊杰三先生藏书极富，为学务精， 宏通严谨，曾指导奠中先生选读《昭明文选》和《古诗源》，还给他讲授了关于“小学”“汉学”“朴学”的渊源流变。新式中学的课程设置当然不同于传统的四部分类，奠中先生，这位新学堂的学生虽然认真应对着学校功课，更大的兴趣却在传统学问，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文言文动辄千言，五言古体的诗稿已积累一本，不时刊发见报。更重要的是，从师长处听到太炎先生的名号，早已心向往之。

　　姚奠中 山水四屏 之二

　　137cm×33cm 纸本 1936 年

　　二、从无锡国专到太炎弟子

　　1935年秋，奠中先生负笈南下，投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学校，不同于旧时书院，与一般大学文科相似，但保持专读前人原著、注重基本功培养的风格。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相当于今国际科教文组织)代表唐克尔·培根在考察无锡国专后有这样的评论：“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

　　据钱仲联先生说，当时的无锡国专，三年制大学，但不考外语。因此，国文好而外语有所欠缺的学生都倾向于此。旧学功底甚好的奠中先生显然更适合“线装书和毛笔杆”，以第十四名的成绩被无锡国专录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北方学生。入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作文竞赛，题目是经史子集各一，任选一题。奠中先生以《拟庄子秋水篇》为题作文，备受好评，名列第一，文章当即铅印向全校分发，校长唐文治先生更以“可以追蹑子云”之语激赏。被尊为“唐老夫子”的唐文治先生是无锡国专的灵魂，双目虽瞽，然行止有节，白须垂胸，慈祥庄严，治学严谨，能得老夫子如此高誉，实属不易。对于唐文治校长，奠中先生别具深情。奠中先生千里求学，南方湿热，腿上生疮，唐校长亲约相见，问候医药，关心备至。奠中先生在忆及此事时，一再写到了唐文治先生初见、临别时的“站起身，挥左手” “欠身挥手”， 其时，奠中先生不过一名青年学生，而唐文治先生是曾做过前清工商部侍郎的国专校长，如此谦和约礼，沐泽后学，一代大儒，风范可见。其时，正是新文化、新生活的天下，仁义礼仪的逊色退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锡国专标举国学，则有抗衡之意。唐文治校长以道德立教，昌言“道德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规行矩步，言传身教，入人甚深。时至今日， 百岁高龄的奠中先生遇客来访时，无论年龄地位，总要欠身挥手，蔼蔼致意，遗风流韵， 于此行止细处灼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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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奠中 城下之盟 137cm×67cm 纸本

　　奠中先生在无锡国专中，接触最多的是钱仲联先生和马茂元学长。仲联先生其时已经任教，讲授《诸子概论》和古典诗学的课程，奠中先生则醉心于先秦诸子而好汉魏古诗，情谊甚笃，钱先生曾说过，“我在无锡国专任教将近十年，学生中以在文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而著称于世的有马茂元、汤志钧、杨廷福、姚奠中、吴孟复、陈祥耀等人”。马茂元先生是桐城后劲马通伯的孙子，能诗能文，以古文嫡系自诩，趣尚不同，却相处无间。于奠中先生而言，师友间的相处虽然愉悦，但求学问道却是更胜一层的追求。

　　在国专时，奠中先生即以《汉学师承记》为线索，阅读了高邮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段、桂、王的《说文》，郝、邵的《尔雅》等朴学要籍，后因朋友的引导， 旁听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又购得曹聚仁先生所整理的《国学概论》，研读之下，顿觉太炎先生之观点、眼界迥非一般汉学家所能达到，令人茅塞顿开。据汤国梨女士回忆：“那时，要听懂太炎的演讲，要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每逢一周一次的讲学期，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其中便有于每礼拜都坐火车来旁听的奠中先生。素来认为学问胜过文凭的奠中先生，再次对当时一般大学的教材内容产生质疑，遂有去苏州转投章门的想法。这个愿望得到了钱仲联先生的支持，写信向金松岑先生推荐，1935 年年底，在金松岑先生的推荐下，奠中先生放弃国专学籍正式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临行，马茂元先生作七律赠别，中有“闭户伏生今老矣，火余绝学待君传”之句， 以经学传承相为勉励。

　　姚奠中(左三)与无锡国专同学

　　摄于无锡公园 1935年

　　当时的讲习会正式学员有七十多名，程度不齐，太炎先生手拟条规，亲为遴选，最终录取七名研究生，奠中先生排在第四。太炎先生的余杭口音很重，不好懂，奠中先生遂在课前做足功课，阅读大量参考书，准备资料，听课后再对笔记和资料补充整理成帙，如此往复，收获甚巨。当时苏州有古书店十八家，凡章先生授课所提及和读书中所征引的相关书籍都可随时买到，奠中先生按图索骥，自《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正续《经解》，到其他古籍、古解、新解之类，差不多都已购置。研读之外，学有疑问，还可随时到章先生的书房请教。奠中先生好学深思，勤勉有加，章先生讲习《尚书》，悟而有得，遂在《制言》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一文，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则是《魏晋玄学与老庄》。除去自身喜爱诸子的原因外，更多的则是受到太炎先生“小学是基础，诸子为归宿”的影响。

　　1936年6月，太炎先生因病辞世，夫人汤国梨女士继续先生未竟之志，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奠中先生被聘为讲师，所授课程为文学史。二十四岁的奠中先生平生第一次登台讲学。其后，奠中先生结合所教文学史一课，增改讲义写成一本《中国文学史》交“制言社”印行。尽管奠中先生谦称此书“多是折衷诸说很少个人创见，不能算著作”，但述学立说、传道解惑的学者人生却从此展开，可惜的是，作为生活背景的却是神州陆沉的惨痛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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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姚奠中（下）

　　章太炎门弟子合影于苏州公园

　　右起三为姚奠中、五为郑云飞、八为柏逸荪、九为汤炳正、十为李恭右、十二为孙立本 1936年

　　三、国难与国学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侵华。8月13日，逼近上海， 形势危急。章氏国学讲习会在炮火声中被迫停办，师生星散， 流离四方。国难当头，居无定所，食不知味，寢不遑安，“飘零随处是生涯，断梗飞蓬但可嗟”。奠中先生先后流转于苏州、南京、安徽泗县、柏浦、大别山、重庆、贵阳、云南，颠沛奔波， 辛苦备尝。然转徙南北，未尝一日废学;含辛茹苦，而无怨天尤人之言，心中恒念：延斯文一脉，以续不绝如缕之国命，挽中华民族于不坠。此为无锡国专的宗旨所系，亦是太炎先生国学保存的立志用心所在，奠中先生于国难身危之际，始终铭记，不敢有违。

　　早在1931年7月，还是中学生的奠中先生就曾对日寇在吉林的挑衅行为义愤不已，曾连夜编排话剧《万宝山》到街头演出，声讨日军罪行。九一八事变后，更曾积极参加组织反日救国活动。流亡泗县时，寄居省立第六图书馆，整理《古文尚书讲疏》，《尚书》为国史之始，奠中先生于国难中整理，寄意甚深，可惜这部近五十万字的大作，在泗县沦陷时丢失。此时有五言律诗《泗县文庙和武酉山》，最可见其心曲：

　　秋气满寰宇，圣宫亦寂寥。

　　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

　　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

　　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

　　诗中的素王即是孔子。王充《论衡·定贤》云：“孔子不王， 素王之业在《春秋》。”苍凉寥落之中，已见奠中先生踵武前哲、守护中华学脉之远志。治史之外，奠中先生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组织，起草抗日誓词，筹集给养，传送文件，书写标语，发动群众，七言律诗《泗县感时》，慷慨淋漓，血泪并和， 家国沉痛中深具复兴之壮志：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阛。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周作人在回忆太炎先生时曾写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这一点，奠中先生倒是酷肖恩师。儒生流落若孤蓬，落拓江湖涕泪滋，但奠中先生伤心之处只在山河破碎、故国凋零、苍生疮痍，这位谦谦书生同样有横眉冷对的傲骨，有金刚怒目的义愤，避难流亡，谋生不易，然奠中先生每有怒斥教育厅长、赋诗讥刺党部权要、对抗校长淫威、面折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义拒国民党党棍院长的节行，以致九年之中七换教所，困苦颠连，终不肯降志辱身。

　　姚奠中与罗季林、汤炳正游花溪 1946年

　　流离讲学中，奠中先生贞守太炎先生之遗志，于国难中治学不坠，与国学讲习中发扬国性，鼓动爱国热肠，此期著述有《大学讲疏》、《安徽学风》、《中国文学史》(编写重印)、《庄子通义》等，还有伤时感怀，深具杜甫、陆游之风的“黍离”之作。最具太炎先生品格的爱国行为则是“菿汉国学讲习班”的创立。1939年春，姚奠中先生与同为章门弟子的柏逸荪在大柏圩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菿汉，是太炎先生颇为偏爱的笔名，“菿汉”者，大汉也，有“振大汉之天声”之意。高揭国学之名，寄名太炎之声，奠中先生用意十分明白，身当国难之际，更遇政事腐败，所以尽力处只有教育一途：讲授国学，以续华夏文化学脉。讲习班以子、史为主，重视品德教育， 要求学生：言行一致，由近及远，移风易俗为中流砥柱，以力挽狂澜为己任。奠中先生更精心手拟十项教条，身体力行，正风救世。其曰：

　　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鉴于形势，讲求用世的讲习班还聘请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秘书刘玉柱讲时事课、形势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名声渐远，深得乡民与学生欢迎。国难中的讲学，其效果可想而知， 虽限于环境，但十项教条对于当时青年的积极奋进收效甚佳， 更成为了奠中先生毕生坚守的立身原则。

　　“无术纾国难，慷慨我心悲。”书生素志，当时危国难之际，可以报国安身者，惟(唯)在学术。钱穆先生系奠中先生在云南时的忘年交，“甜食时时呼共尝”，于国难时著《国史大纲》，自云“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无论著史，或是讲学，“无所靖献”自惭之下，均是延续中华学脉的使命自任，落在实处，便是“沾溉神州裕后贤”的作育英才。

姚波

　　姚奠中 行书四条屏《塞上五首》之二

　　95cm×33cm×2 纸本

　　四、树人立学毕生事

　　自章氏国学讲习会首执教鞭，直到1996 年退休，奠中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转徙数省，最终反哺故土，在山西大学任教长达半个世纪。奠中先生曾云：“由于我是研究所谓‘国学’的。文、史、哲不分而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的作品或史， 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等， 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出于泛爱。”限于当时的条件，师资匮乏，奠中先生常是一身多任，从不言困难;额外的政治任务，社会工作，从不推辞。在奠中先生心中，培养学生是第一位，个人出成果则在其次。尤其是1955年后，先生为莫须有的朋友历史政治问题所牵连，到1957 年又被误打为右派， 一直被冷遇了20多年。1978年后获得平反，本来完全可以完成一些学术上的宏伟计划，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教学任务，很难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奠中先生本可为自己学术上的地位名望，谢绝社会邀请，闭门著书。百年树人、薪火相继始终是奠中先生最为关切的文化大业。太炎先生之师俞樾，曾以“曲园”命其所居，奠中先生后门亦有一块弯曲草地， 遂取名为“亦曲园”，并有《小园》诗自赏：

　　堂不标春在，园名亦曲园。

　　前贤安可企，学圃育花繁。

　　其意甚明，其志甚笃。在奠中先生看来，踵武前贤的方式虽多，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学圃育花”无疑是分量最重的。辛勤繁忙的园丁自然会赢得满园芳菲，从教五十载的奠中先生桃李满天下，弟子不乏卓然有成者。“几番风雨后，故国山河新。欲使千山绿，何妨万苦辛”。这当是奠中先生善教播德、半生树人的真实心境。

　　姚奠中 行书四条屏《塞上五首》之二

　　95cm×33cm×2 纸本

　　山西大学中文系是奠中先生执教最久的地方， 满腔热情、半生心血，倾注于此。传统意义上的国学， 大致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集部五大块，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被重新切割为历史、哲学、中文等学科。而且在这种分割中，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大量流失。面对此种情景，奠中先生旗帜鲜明地说：“哲学系主要讲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成了附庸; 历史系讲授是世界史、中国史;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注意：先生用承传，而不用传承，因为他认为，只有先承，才能有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其坚守国学正脉、承传文化的使命精神于此可见。奠中先生始终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此为归结点。比如他研究庄子，主要是看重庄子对人生的作用，特别对精神修养的作用，使人思想开阔，毫不偏执， 而意志坚定。中国文化之道贯于经史子集之中，奠中先生不为学科所囿，每从国学的浑圆中，寻绎道脉，针对问题，有为而作，点到为止，惜墨如金，密集观点，金针度人，不炫渊博，而卓见慧识，层出不穷。树人为本，著述为次，学问为本，文凭为此。对于个人的职称、奖项从不挂碍于心，但是，当学有所成的青年人才因年龄、资历被排斥打压时，这位温和的先生奋笔疾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论资排辈》一文，语语真挚，句句殷切，有远见，有魄力，拳拳之心，尽付后学之栽培， 毕生期望，皆在中华学脉之薪火相传，民族复兴之后继有人。

姚波

　　姚奠中 草书 陶诗 152cm×83cm 纸本

　　五、德艺弘通鸿儒身

　　奠中先生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苍劲沉雄而大气磅礴， 原始要终，疏条布叶，学养完粹，德艺弘通。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 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身为鸿儒， 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近世以来，学有专长者，比比皆是， 如奠中先生如此全面，集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寿星于一身者，实属凤毛麟角。“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学以美身是传统士人的基本理念，无论是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还是雄词艳句萃尺幅，银钩铁画穷毫纤，皆以修身润德为本。奠中先生的博学高艺以完善人格、提升境界为归， 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学者追求的君子人格与人生境界。《论语》中，子贡曾用“温、良、恭、俭、让”来形容孔子的风度、品格和修养。奠中先生继承了孔子以来传统知识分子完善人格、担当道义的精神，更亲沐太炎先生以承传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熏陶，故而身上既体现出了高深的国学素养，又体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德厚品高，宽容仁厚，温和恭让， 使人如坐春风，心灵园地为之生机盎然。

　　奠中先生博于文，反于约，依于仁，游于艺，淹贯经史百家， 出入诗书画印—诗书画印被同道誉为四绝，但这一切，对他来说不是获利之器，而是修身之道。2009年，奠中先生荣膺中国书法最高专业奖—第三届兰亭终身成就奖，于此荣耀，奠中先生不过寥寥数语：“获奖得名，应该是高兴的，但‘名为实宾’，是身外之物，对个人不足轻重。由于书法又是文化载体， 因而对社会具有双重作用，所以我们既要字写得正、写得好， 为书坛树立一种正气，又要通过内容，对社会起到推动和谐进步的导向作用。”明道济世，款款流出，非君子何有此等品格? 非鸿儒何有此等境界?

　　姚奠中 世界中文热 71cm×176cm 纸本 2001年

　　稷山姚氏，以俭为训。奠中先生的生活很简朴，数年不换一件新衣。住房没有现在山西大学一般教授的宽，写字台没有一般教授的大，消费更没有一般教授的高。但他很满足，山西省要给副省级以上干部建小楼，因他曾任省政协副主席，自然也在其列，但先生婉拒了。然而，胸怀国家，抱念苍生的奠中先生在国难民瘼之时，每有解囊义举。抗美援朝，奠中先生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存，甚至包括刻有其夫妻姓名，极有纪念意义的结婚戒指。水灾地震，捐钱捐物，遇人有困，竭力救助。弟子亲友，固不必说，有稷山乡邻，生活困窘，奠中先生慨然以十数亩良田相济，又恐后人索要，立相赠字据，此举从未向人言及，五十年后，受赠者的后代才发现契约，专程来谢，奠中先生却早已忘却此事。近世不古，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奠中先生逆流而上，高揭道义之帆——先是把价值数百万的书画捐献给了山西大学，还把自己现有的财产，如房产、图书等， 都做了献给社会的安排。2010年，更率先捐出自己的一百万积蓄，发起设立了“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用以奖掖后进，弘扬国学。

　　汉大儒董仲舒有云：“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 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奠中先生，其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