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解读

姚波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解读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四）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解读 吕光玉 道德的本义，从词源上追溯，分“道”与“德”两部分，“道”指理性，“德”指实践性规则，其本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践理性的行为准则。《韩非子·五蠹》中载：“上古竞于道德，中世出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说明上古时期，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道德在人、自然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担负着包括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功能。因此，道德是伴随着古国文明的起源，与神权政治并行发展的。然而，真正将“德”引入古国的管理体制并创造中国原生态统治文明社会的，却是始于舜帝时代。 据《尚书》、《史记》、《稽古录》等典籍记载，尧帝在位七十载后欲退位，要“明举有明德之人，搜扬在侧陋者”继承帝业，众皆推荐一个“有鳏在下，曰虞舜”的年轻人，由此可见，舜是具备了“明德”条件方被推荐、被举用的。舜在摄政和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自己的道德思想，建立起一套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论理道德体系，使这一时期成为后世向往和效法的理想社会，舜的道德思想也因此成为后来儒家思想形成的根源。正因如此，《尚书·舜典》中载：“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汉代郑玄注：“谓明显其至德也。” 舜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平天下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解读始自舜的“天下明德”，对于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立并推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舜创立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孝”字，也就是对父亲的顺从与孝敬。这是因为舜所处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通过讲求对父亲的孝敬和顺从，确立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家庭稳固、维系社会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后来，舜把单纯对父亲的“孝”拓展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五典，就是要做一个好父亲，就要讲求一个义字；要做一个好母亲，就要有一颗慈爱之心；要做一个好兄长，就要对兄弟亲近友好；要做一个好弟弟，就要对兄长恭敬有礼貌；要做一个好儿子，就要善事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舜摄政以后，便确立了以“孝”为核心的五典之教，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间的行为规范，他首先在当时尧帝的贵族子弟中推行，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得道理，而且要切实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他执政后，进一步加大了推行五典之教的力度。他任命契为司徒，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他启用“八元”，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推行五典之教，到四方教化万民，取得了良好效果。 舜创立推行五典之教，倡导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也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源。到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舜创立的伦理道德体系发展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后，三纲五常遂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标准。 倡导并建立以“信”为本的社会规范 诚信问题是伴随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问题。随着私有现象和阶级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逐步形成。一些人为了占有社会多余产品，就会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因此，倡导以诚信为核心的社会公德就成为必要。而一些氏族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占有更多的他人产品，也需要建立起他们的社会道德体系。舜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为建立社会诚信观念进行了不懈努力。耕历山的时候，人们争夺好的土地。他将自己的好地让给别人。渔雷泽的时候，人们为了多捕鱼，经常为争夺渔场而发生矛盾纠纷，他也采取调解的办法，协调矛盾，平息纷争。陶河滨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改进陶器烧制方法，提高陶器质量，不合格的陶器不拿去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当时那种社会时期，舜以自己的诚信行为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大家的敬重。正因为如此，舜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正是因为如此，舜为百姓所拥护，被尧帝选为帝位继承人。舜在摄政特别是继帝位后，更进一步倡导诚信，在社会上树立起诚信为荣的风尚。对此，古代文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韩非子·难一》载：“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籍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孟子·公孙丑上》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渔、陶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高度概括了舜倡导诚信的真谛。 确立并实施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孔子、孟子等儒家创始人，都十分推崇尧舜时代，认为尧舜时代是“大道”推行的时代。《礼记·大同》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无论在摄政，还是在执政期间，舜都在奉行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追求天下为公的目标。这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保证人类繁衍生息的最有效的办法。 歌《南风》诗，勤政爱民。舜深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道理，他一生都非常关心百姓疾苦，使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孔子家语·辨乐解》中记载：“昔者帝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舜歌《南风》之诗，透出舜“勤政爱民”的国家伦理思想。正如司马迁所言：“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诗形象地表现了舜仁厚爱民的思想。 《荀子·尧问》载：“尧问于舜曰：‘我欲治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舜在这里对如何治理天下，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做好每一件事而无过失，注意每一个细节而不马虎懒惰，忠诚讲究信义而不厌倦，天下就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做到办每一件事都像天地运行那样没有偏差，行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日升月落那样准确，忠诚盛行于内，推广于外，就会在四海之内树立起良好形象。这样，普天之下，还有哪里不归附呢?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正是实践了自己的勤政理念。对于舜勤政爱民的事迹与精神，古人多有赞誉。唐代诗人张谓《九嶷作》曰：“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 推行“九德”，允执厥中。舜执政后，将二十二位德才兼备的官员，选拔到各个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实行“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实现了“远近从功咸兴”。《尚书·皋陶谟》记载了舜帝时期为官的九种品德，即：宽容而又严肃，温柔而又有所建树，谨慎老实而又事业心强，能办事而又尊敬上级，顺从而又坚毅，耿直而又和气，简省而又廉洁，刚强而又博学，勇敢坚强而又通情达理。这是舜对百官方方面面的要求。 特别是在《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在决定禅让大禹后，对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思是说：民心是最可怕的，道心是最深奥玄妙的，作为领导者，就应当做到精确专一，公平诚信，坚持中正之道。必须谨慎，谨慎地对待你所处的特殊地位，恭恭敬敬地办好百姓想办的事情。如果四海之内，百姓穷困潦倒，上天赐给你的权力与俸禄，也就永远地终止了。说出了民心与道心在执政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后世帝王所倚重。 确立并践行以“和”平天下的民族融合政策 南方三苗，是由蚩尤九黎族后裔、炎帝缙云氏后裔、颛顼后裔等与南方各地土著族组成的部落联盟，是上古时期势力最为强大的部落联盟之一，长期与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对抗，成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心腹大患。舜执政后，对于三苗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像三苗这样一个强大的部族，仅仅依靠武力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必须坚持军事手段与教化手段相结合，用“和”平的办法，使三苗问题得到永久性的解决。于是，舜一方面加强了在三苗地区推行教化的力度，用中原地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去感化引导三苗；另一方面，“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这些措施收到明显成效，不久，三苗陆续不战而服。 由于舜采取以“和”平天下的策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不少远方氏族部落纷纷摈弃争夺，臣服于舜，对促进当时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舜帝作为“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处在中华文明成立并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他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治、行教化、主张入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坚持以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根本，主张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孝悌”，即起源于舜帝之德，并继承发扬舜帝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舜是道德文明的鼻祖，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五帝德之后所说的“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是对舜帝明德的最恰切的诠释。 （《超然台》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