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究竟何时建县

姚波

海门究竟何时建县

                            作者 李元冲
    海门设县于“五代十国”末期的后周显德五年（958），这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海门县志》、《南通市（县、州）志》等都是这样记载的。但是笔者认为，海门在唐代末年（天祐四年）即公元907年就已建了相当于州、县级（甚至要高于州、县级）的建置，比原先的“五代十国”末期即后周显德五年前推了一个朝代，时间前推了51年。
    根据公认的资料，在唐末和五代时期，统治东洲、静海一带的是一个姚氏集团，但由于时间之长，记载又缺乏，加之当年的东洲早已坍没入海，因此包括前人在内的一些判断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1990年初南通东郊出土的一方《姚锷墓志》（该墓志现藏于南通博物苑），为我们判断东洲、静海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证据。墓志开头在介绍墓主及其出身时说：“公讳锷，字子明，享年二十又七，于乙巳岁仲冬月十五日遘疾奄终。曾祖讳制，东洲都镇使、检校户部尚书。祖讳珪，知西面兵马事，检校工部尚书。皇考讳裕，吴左军押衙，充静海指挥使，兼东洲、静海镇遏使，检校吏部尚书。”从这个记述中我们看到：墓主人姚锷的曾祖是姚存制（有两种说法：一是姚制、姚存为二个人；二是姚存制、姚制、姚存为同一个人，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姚存制生前是“东洲都镇使”，并且还是“检校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是唐代以后的“六部”官员之一，专门执掌国家户籍、土地、赋税、财政收支等，相当于现在的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的部长。但在户部尚书前面加了一个“检校”，经查《辞海》：“隋唐时入衔。凡带此字样者均系招除的加官，仅表示官品高下。”也就是说姚制的官品相当于户部尚书，但并不实际掌握户部大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姚制是一个“部”级干部，兼任东洲都镇使。可见当时的东洲在吴国处于多么重要的位置。
    吴国在“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大国，它的国土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的大部以及浙江、湖北的一部等，号称有“28州”“五十城”。而那时的东洲也的确是一个很大并且很富饶的地方。
    我们先从吴国和吴越国的几次交战中看一下东洲的大小：天祐五年（908）吴越大将张仁保曾攻占东洲，……“死者万余人”，吴国派兵反击，打败吴越国，并夺得战船三百艘；吴武义元年（919），吴越用战船五百艘攻东洲……“俘吴裨将（注：指将，不含士兵）七十人，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资料来源：南通博物院《古代南通简史》及《通鉴》《后梁纪》）。我们无法查到当时东洲的总人口有多少，但明朝时海门县的总人口才二万多人（例：明正德七年〈1512〉海门全县总人口为21923人），而一场战役则“死者万余人”“斩首千余级”（可能这二场战争的参战人数要在数万到数十万），可见争夺之激烈，东洲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同时说明东洲不是一个弹丸之地，而是要比我们现在想象中的“东洲”大得多！
    为什么东洲成为当时兵家必争之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经济原因，吴国是当时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其所以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淮南盛产盐，而东洲面向大海是个十分重要的产盐地区，这从《姚锷墓志》“盐铁之场监殷繁”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姚锷是盐铁场的“场监”，工作十分辛苦。由于东洲盛产盐，所以当时的吴国派相当一级的官员并派重兵把守这是很自然的。
    后来随着静海所在地的胡逗洲渐渐和北方的如皋大陆涨接，而东洲则逐渐坍没，面积越来越小，于是都镇使的“官廨”开始西迁至静海，所以便有了“东洲静海都镇”。据估计都镇使“官廨”西迁的时间大概在南唐初年（937）左右，理由有二：
    1、姚廷圭时尚无“静海”之说。《姚名锷墓志》在记载姚锷的祖父时“祖讳珪，知西面兵马事，检校工部尚书”。说明姚廷圭是一个统兵打仗的驻扎在东洲“西面”即狼山一带的“部”级官员，他的正式官名是“知西面兵马事”，说明当时尚无“静海”之说。姚廷珪是“静海军使”等说法是后人加上去的。
    2、公元937年始建静海镇。我们从《姚锷墓志》中叙述姚锷的业绩时看到这样的记载：“而自侍从今使季父司空，更移雄镇，开拓狼峰……”。这句话正是说的迁移都镇的事：说姚锷本来是一个“侍从”，现在跟随“季父”（“季父”即叔父，据《通州志》记载：姚廷珪在一次战争中被吴越军俘获，吴国后来任命姚廷珪之侄姚彦洪接任。所以姚锷的叔父就是姚彦洪）成了“司空”（就是搞工程建设），干什么呢？就是“更移雄镇，开拓狼峰……”，即建静海、迁“官廨”。姚锷死时是乙巳年（945），时年27岁，而他的“更移雄镇，开拓狼峰……”应大约在20岁左右开始，所以建成静海时应在937年左右；
    3、天祚石刻中姚存制的官衔比《姚锷墓志》中多出一个“静海”的原因。吴天祚三年（937）姚存制在狼山北簏留下了著名的天祚石刻，它也是南通历史的重要见证。天祚石刻内容全文如下：“天祚三年口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觐回到此”。这是姚存制率领一班人到西都金陵（今南京）向新主齐王徐知诰拍马屁后回东洲途中在狼山留下的字据。如果按照《姚锷墓志》中的辈份推算，姚存制是姚锷的曾祖，所以这时的姚存制应在80岁左右。他当时的正式官衔是“东洲都镇使”（《姚锷墓志》），但由于静海正在建设中，那时的“都镇使”“官廨”尚在东洲，所以上面还来不及任他个“东洲静海都镇使”的头衔。而心急如焚的姚存自己给自己加了个“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的头衔。所以姚存制在天祚石刻中的官衔和《姚锷墓志》中的官衔存在少许差异。
    相比“静海”而言，“东洲”之名的出现要早得多，据现存最早的海门县志《明嘉靖海门县志》记载：“海门地僻海隅，古未有建置，初名东布洲，唐虞商周时属扬州之域……唐为盐场属扬州，唐末属吴为东洲镇”。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1000多年（距今3000多年）就有“东布洲”这块陆地和名称，唐朝时由扬州管辖，而到了吴国时东洲镇则为吴国的直属镇。
    那么当时的“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东洲镇”管辖的范围有多大呢？
    据《辞海》记载，镇是“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也就是说“镇”在宋以后才是小商业都市，而在宋代以前则不是小商业集中的地方，而是“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驻兵戍守”，即在边寨等地方设置的兵防之地，有的还兼有行政职能。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官制基本上仿依唐制，地方设州、县。但在“边要形胜之地”吴国和“五代十国”的其他国家一样，设有都镇、镇；置都镇使、镇遏使、镇使、镇抚、镇将等。《辞海》中还说：“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境内设镇，置镇使、镇将，除镇捍防守外，还向人民征收器甲粮饷，掌握地方实权。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镇使、镇将，收其权归于知县”。而“东洲”正是在“边要形胜之地”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南是虎视眈眈的吴越国，所以吴国在这样的地方设东洲镇，置“都镇使”是完全符合历史记载的。
    关于东洲镇的管辖范围问题，据2003年版的《南通市志》记载：吴初“时有丰乐镇、崇明镇、大安镇、狼山镇”，这个范围应该就是“东洲都镇使”的管辖范围。丰乐镇即东洲，其改名约在937年“城池官廨"搬到静海以后。《通川志》是这样记载的，姚洪彦“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改东洲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也就是说公元937年以前，这一带以东洲为统治中心，其范围西至狼山西，南至顾俊沙，北至布洲。这一点也得到了新编《上海市志》的证实：“杨氏吴国（902-937）时期，在今崇明县沙洲置崇明镇，属（今）通州海门县”。公元937年以后（南唐时期）统治中心转到了静海，于是便有了“东洲静海都镇”。直至后周显德五年（958），后周先后攻克静海和东洲，改静海镇为静海县，东洲镇为海门县，并在静海置通州州治，领静海、海门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