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二年，四川为啥有移民到山东莱州？

姚波

明朝洪武二年，本来人口就少的四川为啥有移民到山东莱州？ 2015-01-22四川百家姓

山东莱州虽然历史悠久，但现有资料可考的1042个村庄中，明代以前建立者只有64个，明代建立的多达805个，世传洪武二年（1369）建村的即占了579个，多称洪武二年自四川迁居；清代建立的183个村，则多由本地（多是上述移民所建村庄）析出。

  

莱州存在四川移民是事实，沙河镇佛台子村东农田中，有一株主干粗壮、枝繁叶茂，高9米，冠径14米，胸径1.6米，三个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围的古树，专家鉴定是一棵黑弹树，树龄约600年，原产地为四川省宝兴县。这与流传的洪武年间四川移民王舜禹建村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讲，基本上都是相符的。

但问题是，竟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四川移民村庄，让人不可思议！  

以莱州西部的虎头崖镇为例，该镇多数村所立村碑自称明初建村。任姓是莱州西部的大族，分布在该镇西原、东大宋、西大宋、东小宋、西小宋、东宋、新庄、前桥等村。据西原村《任氏族谱》记载：“明洪武三年，任姓由四川成都府新都县枣林庄迁居山东莱州府掖县。永乐年间，再迁此卜居安宅。左镇游优山，右据马埠寨，前临平原，北倚大海，山明水秀，故名西原。”  

该镇这些村的村碑更是惊人的一致：

尹家村：明洪武二年，尹兴、尹伦兄弟二人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尹家。

彭家村：明洪武二年，彭姓由四川成都府华阳县铁碓臼彭家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彭家。  

西大刘：明洪武二年，刘姓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大刘家。一九六二年，分为两村，该村居西，称西大刘。

道刘家：明洪武二年，刘姓由四川迁此立村，村中有一条直通小沟的官道，故取村名道刘家。  

贾家村：明洪武二年，王氏姊妹五人由四川迁此，其中一人嫁与周姓居此立村，取名王氏贾家。清末，简称贾家。

西十里堡：明洪武二年，杨姓由四川迁此立村。古时官府每十里设一堡，该村位于掖县城西十里处，故取村名西十里堡。  

小沟：明洪武二年，李、姜二姓由四川迁此立村。村中有一条较深的小沟，故取村名小沟。

雷沟：明洪武二年，阎、徐二姓由四川迁此立村。村中有一条长满雷苇草的沟，故取村名雷沟。  

朱流：明洪武二年，张、史、刘三姓由四川迁此立村．西倚游优山，每逢汛期，游优山之水便分数股流经该村向北注入渤海，故取村名诸流。清末，演变为朱流。

埠后：明洪武二年，张、王二姓由四川迁此立村。南临金埠，故名埠后。

姚家村：明洪武二年，姚姓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姚家。

西高家村：明洪武二年，高姓兄弟三人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高家，也称姚家沟高家。因重名，一九八二年，以其方位更名西高家。

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村庄的表述方式大多是些既雷同又含混不清的话。莱州其它村，也大都 “明洪武二年自四川成都府东门里铁碓臼某家”、“四川成都府大槐树底下铁碓臼某家”之类，并且流传这次移民大多是由朝廷组织的军户，是“奉旨”移民。  

即便是64个早期村庄中，又有相当多的村仅仅是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而居民仍然是明代移民的后代。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历史悠久，据《莱州市志》记载，西汉高祖四年（前203），在今莱州市境置掖、当利、阳乐、阳石、临朐、曲成6县，均隶属青州东莱郡，郡治掖县城。临朐故城在今城港路街道朱旺村。

《掖县全志》载，“临朐，城北二十五里，汉县”。颜师古云：“齐郡已有临朐，而东莱又有此县，盖各以所近为名也”。《汉志》注云，“（临朐）有海水祠”，即今海庙。明洪武二年，杨姓由四川成都府大槐树底下铁碓臼迁来居住，为吉利取村名朱旺。

明代以前建村的并且后代延续至今的似乎都不多，如虎头崖镇西葛家、西王家二村都自称是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由临淄迁来。但奇怪的是，这两个毗邻的千年古村，繁衍到今天，竟然都不足百户！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廷至到洪武四年（1371）才平定四川，洪武二年四川仍然在明玉珍之子明升统治之下。再者，四川在当时是典型的人口稀少地区，明初45%的县因为人烟稀少都撤并了，为此在历史上有了著名的“湖广添四川”的大移民！四川本身人少，是典型的移民接纳区，怎么还大量向莱州移民？

洪武二年四川移民莱州之事在《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竟然没提到，倒是有莱州居民被朝廷迁往东昌府（今山东省聊城市一带）的记载，原因竟然因为莱州人口相对较多！

洪武二十五年（1392），山东东部的人口开始向东昌府迁移。是年二月，“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三年后，山东布政使司向明廷请求：

“青、兖、济南、登、莱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民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也。”

最后，“上可其奏，命户部行之。”七月，“山东布政使杨镛奏：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所有这些，说明一个问题，明朝初年尤其是洪武年间，莱州府的人口并不稀少，起码与山东西部地区相比是这样，可称得上“地狭人众”。那为什么今天的居民中大多自称四川移民后裔，而土著居民少之又少？

莱州几种自称洪武二年移民的族谱的记载，大多到现在宗族中长支仅传了20代左右，少的才15代，这与630多年的时间不相符。

如莱州城西程氏，据民国五年（1916）修《程氏族谱》载，“世传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乱于蜀”，“明洪武二年（始祖程钮）由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程家东迁山东莱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处。”

按：洪武二年即1369年，若程钮30余岁迁居，则应生于1335年前后；另据谱载，钮曾孙虓及玄孙志保俱为明万历年间人，即生活在1573——1620年，据此推算钮当生于1435年前后，若30余岁迁居，则时间在明弘治年间，与洪武年间相比，差了足足100年，怎能于洪武二年迁掖？  

按照胶东其他土著居民的家谱，630年能传25—28代。反过来，如果代数是正确的，按20代左右前推，移民迁入的时间应在明朝中期即“弘治二年”前后还差不多。原全国人大副秘书长、莱州单山村人张加洛少将就认为其先祖应是弘治二年迁来。并且的确有一些村明确称是明中期建村，如：南十里堡、魏家、西小于家、东庄头、关家桥、崖头孙家、崖头由家等，当然也是来自四川。

崖头孙家村碑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孙、邱二姓由四川迁此立村，临土崖而居，且孙姓较多，故取村名崖头孙家。一九四五年后，简称孙家。”

崖头由家村碑载：“明成化十六年（1480），由良臣自四川迁此立村，此地当时有一个大土崖子，故取村名崖头由家，一九四五年后，简称由家。”  

这些村庄从时间和宗族所传递的代数上来讲，还是比较吻合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宗族自称是洪武二年四川移民的后代，但有别的县的族谱证明是胶东大族。如：莱州林家北流村碑依据族谱记载，“明洪武二年，林姓由四川迁此立村，村西临河，河水北流，故取村名林家北流，后简称林家。一九八二年，因重名而恢复原名：林家北流。”莱州其它林姓村大都也是清一色的“四川”。

但是据清道光八年（1828）栖霞林家亭村林子彦《林氏世谱》载，“先祖 林江，字德实，福建莆田县道口村人，宋末进士，任山东登州刺史，因兵乱不能归，遂入籍栖霞县荆夼里（今东荆夼），德实兄弟三人，二祖入福山县籍，今文登、荣成林氏皆福山移居者；三祖入掖县（今莱州）籍。此林姓来山东三大支也。”

显然语焉不详、含混不清的村碑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在胶东地区，无论是山西洪洞移民、河北枣强移民，还是一大批的小云南移民，多称“洪武二年”、“明初”、“洪武初”，与掖县的四川移民时间惊人的相似！问题也是明初云南尚未纳入明朝版图。而莱州府南部崂山、城阳一带，云南移民大多在永乐年间。

针对这个问题，民国《莱阳县志》有专门的“氏族”一篇，指出：“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余各姓除从军或流寓外，历年尚少，则凡传二十余世，历五百余岁者，大率相同。而能确定其原里居，亦无多。族十八九漫称云南，又谓有占山买山，宋元旧家则为漏户。及诘其所以迁徙及何以占山买山？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

关于小云南，一说为“豫南”之讹，亦有说在安徽，还有的认为“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昔以云称”，如此便成了“云中之南”，这里姑且不谈孰是孰非。

民国《莱阳县志》已对高比例移民提出质疑，认为：“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抑或丧乱灭绝？”《乳山市志》的观点是土著姓氏“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元末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如果对比上面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很多“云南”家谱，所用地名为清代称谓，另外云南、山西混用，“大槐树”三个字无论云南、四川、山西移民都有使用。对于“洪洞县”、“大槐树”、“小云南”、“乌撒卫”用的非常多，而且都很相似且明显混乱：“山西小云南”，“云南昆山”（昆山实为江苏一地名），“云南海州”（应是现在江苏赣榆、连云港一带）。  

但是也并非所有宗族对原籍的记载都含混不清，有的族谱能够说出云南某县某地。例如：青岛市崂山区后汪疃村《迟氏族谱》载：“吾祖于明永乐二年从云南乌撒卫牛角胡同迁居即墨汪疃。”  

小寨子村《张氏族谱》载：“吾祖张氏闻先人祖居小云南乌撒卫十字街大槐树下，明初以武功得高位，支庶分袭。自千户讳徽，百户讳清，兄弟二人筮仕即墨。徽任鳌山卫城，清任浮山所卫，分守海隅。”这就说明云南军籍移民之事仍然是存在的。

在明初，莱州人口（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胶东）虽然与过去相比锐减，但起码与山东西部相比仍较稠密。从当时人口本来很少的四川等地迁来如此多的四川移民中，大多是“奉旨”随部队从一些卫所前来的家属，他们被编入军籍，来到后驻扎屯种。明代今莱州境内就有莱州卫，下面还有几个所。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认为胶东地区军籍移民相当多，称这种现象为“胶东半岛上的军人世界”。

尽管有大量移民迁入，但整个明代前、中期，见于记载的登、莱二府人口锐减却一直是相当明显的。弘治年间（1488——1505），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已十分严重。南京右御史何瑭描述道：“山东登、莱等处，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至于沿海地带，时人王世贞更指出：“倭诚可忧，忧不在山东也，青、登、莱，沿海也，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12登、莱二府人口之稀少已经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并且这里提到了“新集之民”，数量一定不在少数，否则其状况不会引起地方官高度注意。  

据《山东通志》记载，即便到了明代开国20多年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莱州府辖区二州五县（平度州、胶州、掖县、潍县、昌邑县、高密县、即墨县）的在籍人口总和也只有76万，登州府辖区一州七县（宁海州、蓬莱县、黄县、福山县、莱阳县、栖霞县、海阳县、文登县）的在籍人口亦只有73万。到嘉靖五年（1526）100多年间，莱州府的人口仅增加了16％，而登州府的人口反而又减少了39％13。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指出，这时期登、莱二府人口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地土著居民大批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今天东三省居民中就有相当部分原籍胶东的掖、蓬、黄（龙口）等县。

笔者认为，明代（多数村理应是洪武四年平川之后）从四川向莱州迁移军户之事是有的，佛台子村北方罕见的原产于四川的600多岁树龄的黑弹树，印证了王姓川籍移民的存在。这些军籍移民来到后，与当地居民杂居。

由于各种原因，土著居民大量渡海移民关外，被编入军籍的移民后裔当然不便外移，因此土著人口的下降，恰恰突出了军籍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

但按理说也不会像今天流传的那样，土著居民几乎绝迹，有的“先世失考”的村庄应该是后世讹传或者有意识附会的，因为现存的族谱大多是清以后所修，其所托的“四川”移民，照《乳山市志》对云南移民的解释来看是有道理的，即土著姓氏“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这种现象一般体现在同姓的原本无血缘关系的几个村联宗修谱，久而久之，以讹传讹。